19世纪以来中国在三北方向丢失了大量领土，除了列强的趁火打劫外，和之前两百多年的人口迁徙和分布格局也有一些关系。
清朝后期至民国，随着清廷的衰落和寿终正寝，中华帝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认同危机，回、蒙、藏诸部皆有此起彼伏的离心倾向。彼时中央权威衰弱，再加上列强策动，各部都有分裂出去的领土。但也有部落几经摇摆，终于不曾分离出去。这些部（盟、旗）多和汉族有较深的利益纠葛，汉族人口较多渗透，部分接受农耕生活生产方式。这说明巩固领土的最有效方式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化。在分离与未分离的蒙回诸部（盟、旗）间画一条线，多少可以看出19世纪后期以前汉民族人口活动领域扩展的界限。
16世纪中后叶以降，中国人口大增，商品经济活跃、特别是长途贸易兴起，金属货币得到广泛使用，人身依附关系变松，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土地兼并严重，当时的中国人口有着开拓海外，深入西南，开发北疆的现实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需求。自古以来，汉族人口不断地从中心区域向四周扩散，与之相伴的是中原王朝对羁縻地区控制的不断收紧，治理形式不断严密。比如，西南地区，从东汉末年开始开发西南，至明朝，随着对该地区开发程度的不断加深，开始流官与土司并行的制度。控制力度大大加强。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原王朝人群的活动空间扩展和生活生产方式的传播，会有越来越多的松散羁縻地区逐渐被纳入行省制地方管理制度下。
明朝中后叶，西方新兴殖民国家均不同程度的接触和试探过明朝政府，但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于是之后就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地区。日本的骚扰也在明朝被肃清。俄罗斯的势力还没有伸到西伯利亚。于是在17世纪至19世纪初两百年里，不计较日益没落的游牧势力的话，中国处在一个势力缺位的空间环境（主要是大陆）中。但是17世纪中叶以后，汉族人口向边缘地区和南洋的迁徙停滞下来。首先是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另外，满清立国后，采取结盟蒙古各部和西藏上层人物的策略。禁止汉人向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这些地方迁徙。汉人与这些地区相对隔离。而原本活跃在近海领域的私人海上力量也被清政府消灭，再加上海外贸易的萎缩，明朝时开辟的南洋诸贸易据点也被西方殖民者取代。这样的局面到清朝后期慢慢被改变。越来越多无以生存的流民和商贩冒险向蒙古诸部和东北进发，找寻新的出路。清朝政府后来也终于放弃了之前几百年来严苛的政策，部分是因为新疆和东北的领土危机，部分也是出于要给无数走投无路的人一条生路。在之后的领土瓜分危机中，在丢失了大片无人居住的领土后，新疆，内蒙，东北历经危机而终于没有丢掉。但外蒙丢了。
今天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在现代民族学说的框架下，重新对汉族这一主体民族的地位做了微妙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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