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篇文章对中国立场性文化作了宏观政治性分析,接着中国的立场文化有必要展开认识,即它的普遍层面。
也就是分析中国人看问题的立场、方法,也就是中国人追求什么?看问题的标准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
这样思想性的层层推进,有普遍的实践认识意义,如此涉及面很广,有必要去寻找中国立场文化的核心来源,这个核心也必然只能是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立场。
认识老子、孔子的立场文化,我们首先从中国文化的一个最被中外人士注目的特征入手,这个特征就是中国文化的糊涂性。
中国文化有糊涂性一面,糊涂性别称是灵活性,灵活性又必然导致虚伪性,为什么有这一系列特点?因为中国文化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本质就是没有绝对精神原则,以物质功利为核心,而物质功利是变化不已的,是需要浑水摸鱼。
还因为物质功利是相反相成的矛盾事物,因此追求功利必须去认识事物中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必须适应矛盾发展去声东击西,于是常常要求自己反向思维。
比如想得到一样东西,偏偏不能赤裸裸的追求,还要表现出不喜欢它;嫌弃一样东西,不能表现出嫌弃的绝情,相反要表现出最最喜欢的感情,因为事物发展规律是相反相成,甚至人算不如天算,于是让人真假难辨,于是提醒人见风使舵、顺水推舟。
因此,糊涂性、灵活性、虚伪性的精神特征,完全是一种物质条件性的精神反射,是中国人立场在物质利益矛盾性发展的牵引下而身不由己的精神反应。
比如追求名利。名利的追求,如同对待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人的本性喜欢名利,但又防贼一样怕被人视为名利之徒,最终又与名利失之交臂,于是在想要名利和退让名利之间模糊和避嫌起来。
中国文化的糊涂性表现在各种利害关系上面,总的特征是功利主义的趋利避害。试举例:
迷恋做官的威风无比,要表现出不贪恋官员的赫赫权力,当官是想为百姓更好的服务;
讨厌你的做法,但是悉听尊便,因为依据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人家来收拾你;甚至详装清高的说,跟你过不去就怕弄脏我的手, 实际上是养虎成患;
弱肉强食、成者为王,又怕枪打出头鸟;
明明赚钱欲望膨胀,却来个此地无银三百两,自我标榜是为社会作贡献的精神强;
政治历来被少数人垄断,等级压迫,鱼肉百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被说成是“天下为公”(拥有天下是作出了自我牺牲,把自己奉献给了天下),把自己打扮成是体恤子民、对百姓恩重如山的父母官,和百姓的关系是血浓于水;
明明是血淋淋的官民对立,却要表现歌舞升平,官民关系是血脉相连的打成一片;等等。
中国糊涂文化谁表达的最深刻?
现代中国人很少不知道郑板桥难得糊涂的故事,但郑板桥仅仅是中国糊涂哲学的一个小小衍生品,中国糊涂哲学的祖师爷是老子。
是老子把中国文化揭穿了,只有看透了,才能写出中国文化真实意义的教科书。
看到了真实,就是看到了本质;看到了真实,才有资格谈中国文化的大智慧。
老子是中国文化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一个人,中国不少老子的崇拜者,指责我“污蔑”老子,其实这是不明真相,既不理解我思想求真的目的,也不懂得思想的善恶和客观真实之两种价值判断属性,更是对老子思想十知一解。
这些批评者无知在哪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老子思想吹的天花乱坠,玄之又玄,好像凡人是不能解读的,可想而知,他们自己对老子是管中窥豹,胡思乱想,根本理不出头绪,由于他们心中对老子思想没有一个认识坐标,当听到对老子“不利”言论时,马上就乱作一团,如同蚊子嗡嗡乱叫。
我多次说过,老子的思想其实很简单,《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字,但是思想重复的地方很多。《道德经》的核心就是指出矛盾,分析矛盾,分析的核心观点就是“反者道之动”。
因此对于现代人,《道德经》的名称如若改为《矛盾经》,会更加便于理解,毛泽东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句话是解读《道德经》文章名的白话文,老子的“道德”两个字相当于宇宙精神,“经”字则等同规律,即“反者道之动”的规律,就是宇宙精神的根本规律。
“反者道之动”是指事物的矛盾属性,是谓矛盾属性乃对立统一。
因此,毛泽东的《矛盾论》可以比作《道德经》最简单的通俗本,思想和老子一脉相承,毛泽东的《实践论》不过是《矛盾论》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灵活的运用。
老子思想为什么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因为它是事物的一种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如同万物离不开太阳,万物也离不开共同规律,而老子思想揭示了这种普遍规律,这种规律是永恒的,因此毛泽东的革命也离不开这个规律的根本性作用,阶级斗争思想后面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就是采用了和老子一样的矛盾的世界观认识。
横向来看,《道德经》(矛盾规律)运用到战争理论,就诞生了孙子兵法;运用到朝廷政治斗争,就产生了黄老之术;运用到养生,就推动了中医和中国烹饪文化。
老子思想主要意义,是一种纯粹客观的认识方法,因此它从中国传统的血缘人际道德关系中超脱出来,它不是善恶价值判断文化的定位,它站在更高的物质立场(宇宙万物)去认识物质运动规律。
这种认识,就如同古罗马一位历史学家说道:在历史的长河中,回顾人类以往的战争,就如同站在高山之巅,尽管山下的战争神圣悲壮,声势浩大,但是在登高望远者看来,这些战争渺小的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就像两个小孩在打架。
老子就是这样登高望远的人。登高望远,事物彼此就不清楚了,相像了、模糊了、没有区别了。
老子思想不是善恶利害的判断,因此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君臣父子关系,在《道德经》中不见踪影。
老子思想是无君无父,老子说“言有宗,事有君”,但是这个“宗”和“君”都是指“道”的精神。
老子把人都看成是普通的物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物当中包括人,因此老子后来的信徒把生命的一切都看作物质性的昙花一现的浮云。
《道德经》中“圣人”的名称被反复提起,但是它和孔子“圣人”的属性完全不同。老子的“圣人”是指对“道”的心领神会;老子的“道”和孔子仁爱的“道”又是根本不同,是“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六亲不认的“道”。
儒家思想的“圣人”,是“大公无私”、“先天下之忧而忧”、“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道德楷模。
而老子思想的“圣人”,是工于心计、审时度势的智慧大师。
老子思想的“圣人”,不是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唱高调的道德境界,而是不需要自我牺牲或者只要表面的自我牺牲,就能达到和谐最后能够轻松的成就自我的超级智慧。
这种超级智慧简单的说,就是柔弱胜刚强。
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又感叹当时社会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老子认为“圣人”(大丈夫)是:“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老子认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 。”
老子认为“圣人”和“百姓”没有绝对区别:“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因此,只要懂得“道”,每个人都能成为有大智慧的“圣人”。比较儒家:只要彻底的善,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老子说:“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
这样就能够成为“圣人”,比儒家需要彻底的自我牺牲要容易的多,因此中国人更加能够亲近老子。
尽管老子六亲不认,但是老子教给中国人思想大智慧,不很动听却很中用,每个人都感到有希望成为老子思想标准的“圣人”,而且做这样的“圣人”名利双收。
老子的“圣人”价值观是十足功利主义,因此进一步的发挥,必然就不太入耳了,比如老子说: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样的思想,距离儒家“圣人”境界便十万八千里了,因此老子的“圣人”哲学,由于功利主义目的十足,最终变成一种人生物质主义的权术,必然和儒家避嫌极端功利的仁爱价值观针锋相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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