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继续“《周易》与西方哲学三范式”一文的话题,通过探讨二者之间的异同以凸显中西两种文化体系的差异。鉴于德国哲学家阿佩尔的“第一哲学”三范式说很有代表性,故在此用作参照。
阿佩尔通过对皮尔士符号三元的不同组合,将哲学划分为“第一哲学”三种范式和七种细化范式(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即:
1)本体论第一范式——以客观化的“存在”为主题的传统形而上学;
2)认识论第二范式 ——将“存在”与“意识”结合起来形成关于对象意识的主客体关系的近代哲学;
3)符号学第三范式——形成以符号为中介的世界解释的语言哲学。
基于符号三元及其可能的组合关系,上述三大范式又分别衍生出七种细化哲学范式(用I代表“存在”,II代表“符号”,III代表“意识”)。分述如下:
本体论第一范式
研究自在的存在或不依赖他物而只关系其自身的东西。注意这里的本体是我们前面说的泛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本体,不限于有形的存在,这里的本体论则是将广义的“存在”或 “一元”看作哲学的首要主题,方才有三种细化范式:
1、专门考察有形的存在(存在I),即物质本体论如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和披着认识论伪装的近代经验论,与《易》天道的阴性范畴(- -)大致相当;
2、专门考察符号本身(符号II),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但其纯粹形态当为《易》之太极☯或中介范畴;
3、专门考察意识本身(解释者III),即精神本体论如柏拉图理念论以及基督教经院哲学,与《易》天道的阳性范畴(—)大致相当。
认识论第二范式
将狭义的存在和意识结合起来,形成关于对象意识的主客体二元表象关系,这里自在的存在成为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现象。但认识论只考虑到符号的所指方面即指称和解释者,而没有考虑到符号的能指方面即语言符号本身。此范式也即如下细化范式:
4、考察狭义的存在与意识之间的认识论关系(I + III),如笛卡尔二元论和康德批判哲学,某种意义上也应包括近代经验论,与《易》之地道中的刚性范畴大致相当;至于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乃至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则与《易》之地道中的柔性范畴大致相当。
说到这里,稍容解释一下。认识论是西方的说法,西方近代视精神为认知主体,故而与其客体形成认识-被认识的二元关系。其实在此层面,天与地又可以表示对立(刚)和同一(柔)两种不同关系,或理性(刚)与感性(柔)两种不同认识。前者指中国的儒家以及西方的逻辑主义和理性主义,后者指中国的道家以及西方的心理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为此,《易》之地道近乎卡西尔所谓“扩大的认识论”。
符号学第三范式
将存在看作以符号为中介的解释世界过程中的可能对象,因而将符号关系看作哲学的主题。也有三种细化范式:
5、考察符号与意识之间的语用学关系(II + III),把意义看作词所代表的观念,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哲学,大致相当于《易》之☰/☲二元一维关系范畴;
6、考察存在与符号之间的语义学关系(I + II),认为语言的意义首先在于其指称的事物,并致力于从技术上消解无独立指称的摹状词等“不完全的符号”,如罗素的专名理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各流派的主张,大致相当于《易》之☷/☵二元一维关系范畴,其实是语言学伪装下的第一范式细化范式1的变种;
7、将存在、符号和意识结合起来考察(I + II + III),即阿佩尔本人主张的先验符号学。大致相当于《易》之☷/☯/☰三元一维关系范畴。一元对应一维关系;二元对应二维关系;三元对应三维关系。
笔者认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符号论三种范式之间的差别,主要还是停留在方法论层面:西方语言哲学强调符号三元关系也有其弊端,有无视关系背后的实体之嫌。如成中英批评说,西方哲学强调方法却因方法而局限了本体,“固然突显了本体的某一方面,但却障碍或掩盖了本体的全面其他方面,造成本体的失落,也就造成方法的危机了。”(《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
本体与方法类似中国传统说的体用范畴,二者理应相辅相成。诚如王夫之所言:“夫《易》,天人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者也。易之则无体,离之则无用。”(《周易外传·系辞传上》)符号三元只有在各自“自性”也即“体”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彼此的关系即“用”,否则语言就成了“一个无‘词项’的系统、无‘主体’的系统和无‘事物’的系统。”(利科《哲学的主要趋向》)
也就是说,作为基数出现的一元、二元和三元关系取代不了作为序数出现的“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例如解释项就不仅仅是主体与对象间的关系,它还曾经实体化为柏拉图的纯理念;符号项也不仅仅是三元关系,它首先是第三性即“中介”本身的存在,然后才是与存在项间的二元语义关系和与解释项间的二元语用关系,最后还有三项间的三元关系。
从这样的角度看,本体论与语言符号论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是相互矛盾:只不过前者偏重于孤立地考察语言某一子项也即皮尔士的“第一性”、“第二性”或“第三性”所对应的东西本身,有实体主义之嫌;后者则偏重于考察三者间的关系,有逻辑主义及关系主义之嫌。就是说,西方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转向在将二元关系和三元关系纳入本体论论域的同时,有意无意地丢掉了本体,导致相对与绝对的尖锐矛盾。“‘绝对’只有是不可言说的,才是充分地绝对的。一旦我说了话,那同一个就得和另一个相配合,实体就得被打碎,以便能重新组合。” (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是故,语言转向没有解决、否定或摆脱本体论的问题,只是搁置不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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