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科学意识形态与中国近代的文化危机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之一章，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科学是五四时贤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可是科学是西方文化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它在那个文化学术体系中所承担的是某一部分功能。在宗教、人文伦理、经济学、政治学、艺术等之外，还有一种文化叫科学。它的功能只是限定在某个领域之中，既无法取代宗教、人文伦理等学科，也无法取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之类的具体学科，更不能取代人类社会特殊情景中的仪式和庆典。比如，在迎接他国元首到访时，东道主会鸣放二十一响礼炮作为欢迎仪式的一部分。这二十一响礼炮的火药污染环境，巨大的噪音给人造成巨大的生理刺激，一点也不科学。可是西方社会并没有因为它不符合科学就放弃之、革除之，至今奉行如仪。

可是，五四时贤所建构的科学崇拜，对于科学的适用范围及其文化价值无限夸大，用这把尺子来度量五千年文明，到处都量出问题来。他们给科学制造了一个对应词，叫做迷信。可是迷信是一种信仰态度，它跟宗教较为一致，跟科学即使不是完全无关，也是相隔比较遥远的。

鲁迅批评国人冥顽不化，拒绝接受“洋气”的西方文化时，这样写道：“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1]这里将科学与扶乩并列，显然是将科学问题拉扯到精神文化领域。

胡适在批评子固先生的文化主张时，直接将科学与“中国文化”对举，那就更是将科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无边无际。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2]

在日后影响巨大的五四时贤中，蔡元培的长处是哲学和伦理学，胡适的长处是哲学和史学，陈独秀的长处是传统小学，李大钊的专业是政治学，刘半农的长处是语言学，钱玄同像陈独秀那样长于文字音韵学，鲁迅、周作人的长处是文学。他们没有一位研究过西方科学，可是他们意识到西方科学对于促进中国的变革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于是共同建构了一个科学崇拜的意识形态，无限拔高科学的地位，无限扩展科学的适用范围，并将科学立为思想启蒙、文化改造的一个标准、一个目的。对于中国文化中和中国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用科学的火眼金睛审视一遍，将一切不合标准的事物、观念、行为都命名为迷信。而一旦被五四时贤命名为迷信，那就是思想启蒙的对象、文化改造的对象，首先要遭到蔑视，遭到妖魔化，最后难免受到批判和围剿，直至彻底消灭。

消灭迷信之后，科学就可以昌明了。所以，树立对于科学的信任和信仰，常常成为鲁迅等五四精英人物的目的。

鲁迅参与《新青年》的活动，是从给该刊《随感录》专栏写文章开始的。后来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时，鲁迅在序言中写道：“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3]可见用科学反对扶乩在鲁迅看来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较早的一则随感录中，鲁迅又将有关神灵等宗教领域的问题，跟科学问题纠缠在一起。他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魏连殳不屑于接招，结果是一场虚惊。 再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文革”时期，寒石山村愚民群体已经没有搏斗或者挣扎的余地，他们的文化权利丧失殆尽，他们的风俗习惯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他们只能在精英群体强大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面前乖乖就范，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地“被”命名、“被”教化、“被”改造。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破坏冲动，尤其是剥夺底层人文化权利、改造愚民群体的启蒙冲动，正是在“文革”时期取得了强制性的胜利。 底层群体失去了文化依托，长期不知所措。精英群体教化说，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学，要用科学精神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国家。科学精神是什么？底层群体不知道，精英群体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隐隐约约知道，在否定底层群体的文化状态、批判底层群体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剥夺底层群体的文化权利的所谓启蒙运动历程中，科学只是一个意识形态说辞，一个口实。 文化权利丧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权利的丧失。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野之一，在于他们制定再造中国方案时，所仰仗的资源大有区别。中国近代史上，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都是当时真正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其中的台柱则是一身而兼二任，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等，既是权倾朝野的政治强人，又是众望所归的知识领袖。他们企图通过精英控制的社会变革，进行产业的调整、利益的调整，以及社会组织模式的改进，引导中国平稳地、缓慢地走上独立、富强的大道。他们知道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他们只在精英群体之中进行社会动员，而没有想过干涉底层群体的文化权利。 五四时贤在发动并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前，大多数只是当时历史舞台上的边缘人物。他们对于中国几十年来变法不成，理解为中国文化的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导致的结果，而不认为是政治权贵拒绝利益调整导致的结果。这个判断错误是五四时贤进行启蒙运动的起点。他们一面对知识精英所承载的孔孟儒学进行激烈的攻击，一面对底层群体所代表的更加古老、更加原始的民间文化展开讨伐。当五四时贤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流力量的时候，意味着那个代表孔孟儒学的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新文化运动至此成功了一半。此后的工作重点，就在于对承载中国原始的民间文化的底层群体进行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 毛泽东作为继承了五四传统的新一代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一直眼光向下，从广大底层群体中发掘社会变革的动力。他至少从三个层面对底层群体进行改造和利用。第一，继承鲁迅、胡适的遗志，对底层群体所承载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包括传统社会中一切风俗习惯，进行毁灭性的清洗，并进而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第二，继承陈独秀、李大钊的遗志，顺应国际上普罗文化的风气，喊着劳工神圣的口号，对底层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利用他们的力量从社会控制集团手中夺取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第三，用准军事化的方式将底层群体主要是农民群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过度征收农产品进行财富积累，以谋求工业的腾飞、核武器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为了国家强大这一崇高目标，农民不但失去了支配自己产品的权利，甚至失去了留下口粮吃饱肚子的权利，沦为会说话的劳动工具。 底层群体文化权利的丧失跟政治权利的丧失紧密相关。他们在文化上遭遇激烈的批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是他们日后悲惨命运的最切近的源头，后来他们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双重危机，都是从这个源头顺理成章发展出来的。 底层群体之所以在五四时期遭遇激烈的文化批评，是因为五四时贤引发了一场激烈反传统的狂潮。五四时贤之所以发起这样一场激烈的反传统狂潮，是因为清末以来社会控制集团缺乏变革中国的诚意和驱逐殖民力量的宏愿，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国民屈辱而又恐惧，由此积累下了巨大的怨愤之情和挣扎的欲求。由此不难看出，所有历史时期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的关系模式都是大致相同的：由于精英群体的自私、谬妄、无能、疯狂，一次次将国家和众生推入危机之中，最后由底层群体付出毁灭性的代价。中国近代史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完整的连续性。20世纪初对义和团运动的剿灭和妖魔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是这种历史现象的极端表现。 [1] 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见《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2]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见《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42页。 [3] 鲁迅：《热风·题记》，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 [4]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三》，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 [5] 鲁迅：《花边文学·迎神与咬人》，见《鲁迅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页。 [6] 鲁迅：《彷徨·祝福》，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页。 [7] 鲁迅：《彷徨·孤独者》，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8] 鲁迅：《野草·复仇》注释一，同上书，第173页。 [9] 鲁迅：《彷徨·孤独者》，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0] 同上书，第87页。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之一章，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4]

“扶乩”和“鬼话”，都是关乎神灵的问题，它们跟科学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人类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的文化解决不同的问题，它们以层叠的方式并存不悖。每天在实验室进行分子实验的科学家，星期天可以毫无顾忌地来到基督教教堂，听牧师讲上帝创世的故事，以及上帝让一篮子饼吃饱几千人的故事，还有上帝让红海裂开一条道路，放其选民以色列人通过，然后又突然合拢来，将追捕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尽数淹没的故事。美国总统在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无论是律师出身还是资本家出身或者干脆就是科学家出身的总统，都是手抚圣经宣誓，虽然圣经里的鬼神他很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可是这并不影响他以鬼神的名义向他的选民保证忠于职守。西方土生土长的科学并不试图打倒西方的鬼神，而是至今依然和平相处，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之后，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要打倒中国的鬼神？鲁迅批评侍候鬼神的人“最恨科学”，不就因为这些科学的“半桶水”一定要用科学来向鬼神宣战吗？

用科学反对迷信的观点，鲁迅的文章中随处可见。那么，究竟谁才是迷信的主要载体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需要讨论，因为“迷信”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永远是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命名。强势文化的拥有者一般是强者，弱势文化的拥有者一般是弱者。所以，迷信实际上永远是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即卑贱群体的精神文化的一种歧视性命名。

中国古代的社会控制集团在选定孔子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将所有不了解或者不接受孔子学说的人群都命名为化外之民。化外之民的含义就是愚昧的、野蛮的、迷于邪教的、信于妖术的。这种命名突显了主流文化的优越地位，给官方精英群体中的文人找到了弘扬圣学、教化蛮民的使命。秦汉以后，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都不时地遭遇打击和破坏，唯有儒家文化一枝独秀，永居正统地位。儒家文化的信奉者独具命名迷信的权威。中国底层群体所信奉的文化最为卑贱，除了他们的祖先崇拜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其他信仰（比如地方神崇拜）不但无法得到支持和尊重，还常常被主流文化及精英群体目为邪教妖术。

这种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的文化关系，本是两者之间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表现。人类各个社会无不如此。古希腊人将跟他们信仰不一致的族群，统统命名为野蛮人。古罗马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之后，所有其他精神文化都被看作邪教。在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各种民间宗教、原始宗教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利，对基督教进行了或积极或消极的抵制，基督教对所有这些抵制者一律格杀勿论。在欧洲基督教历史上，有无数焚烧女巫的宗教迫害故事，这都是基督教消灭其他信仰的历史插曲。当基督教及其背后的殖民者来到美洲、亚洲的时候，不只是这里的宗教被他们看作邪教，这些地区的所有文化都被他们看作妖术。他们作为征服者，以“文明”的名义和“上帝”的名义，把“蛮民”、“野人”、“偶像崇拜者”等等帽子戴给了他们所侵略过的每一片土地上的居民。

中国近代文化颇有中西合璧之妙。五四时贤原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受惠者，他们本来习惯于以诗书礼乐睥睨草民文化。殖民者介入中国之后，中国从国家到朝廷到民间都遭遇到巨大的失败，西方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强者和征服者。传统中国精英群体的边缘分子堪称得风气之先，率先接受了殖民者带进来的西方文化。这时候的强弱划分有了新的含义，由于西方征服者成了绝对的强者，原先中国境内的各个群体无论皇上还是草民统统成了弱者。连冠冕堂皇威严了两千多年的孔子学说也顿时成了千夫所指的谬说。

五四时贤原是传统中国精英群体的边缘分子，他们自信把握了历史的潮流，掌握了“先进的”、“文明的”思想，立志要“再造中国文明”，并做下一个文明时代精英群体的核心人物。于是，他们不但具有足够的优势给那些愚昧的、顽固的草民群体及其文化命名，还敢于给那个千年不易的正统文化孔子学说予以否定性的命名——吃人文化、封建迷信。

于是五四时贤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在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殖民者的文化观念和人文学术思想，所以他们代表了征服者的文化，并以此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对文化上最为保守的底层群体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感情上，他们当然必须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以他们内心对于西方殖民势力恨之入骨，唯愿中国早日振兴，摆脱列强的掠夺与凌辱。

五四时贤就是这么一种复合人格。

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人文学术体系（包括道家、佛家学说），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底层群体所坚守的形形色色的宗教体系，包括原始宗教、佛教变体、道教变体等等，其中以原始宗教为主。

原始宗教与底层群体和精英群体的关系特别复杂。在等级社会形成以前，每个部落及其联盟组织都是靠共同的原始宗教承担社会认同的功能。等级社会刚刚出现的时候，掌握社会控制权力的上层群体就开始创造以政治学说为中心的人文学术，人文学术成为上流社会实现群体认同的知识体系的同时，还成为上流社会用来教化、驯服底层群体的武器。但是，底层群体永远没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生活”之中，他们对于政治没有现实的经验和理解，所以他们的思想观念永远沉溺在古老的宗教体验之中。经过等级社会长达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底层群体的精神世界，至今依然是由起源于遥远的原始社会的原始宗教所支撑的，只是那原始宗教的命名及其仪式经历了复杂的变异。

商代的汤王和宋代的苏东坡都曾经带领底层群体祭天祈雨，说明古代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宗教需求保持着尊重和顺应态度，或许还具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中国古代的人文学术体系原是从原始宗教中脱胎而来，还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所以古代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精神世界和宗教行为常常从文化上保持理解，在政治上则根据不同的时势而选择利用或镇压。

但是，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一种起源于古希腊奴隶社会的人文文化。古希腊文化对于远古时代的原始文化经过了较为彻底的扬弃，此后对于新旧约全书中的原始宗教成分，进行了精英化、文人化的改造，然后又用这经过精英化改造的基督教，对欧洲大地上的原始宗教遗存，进行了长达两千年的剿灭和清洗。发展到18、19世纪，西方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离原始社会的各种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已经十分遥远，唯有精英意识形态独家膨胀。

当五四时贤接受了西方人文学术体系的训练，并选择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指导中国社会改造的权威意识形态，他们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宗教文化实在无法理解，更无法容忍。

请看鲁迅《迎神与咬人》中对于底层文化的描述：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戴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长官禁屠，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魏连殳不屑于接招，结果是一场虚惊。 再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文革”时期，寒石山村愚民群体已经没有搏斗或者挣扎的余地，他们的文化权利丧失殆尽，他们的风俗习惯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他们只能在精英群体强大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面前乖乖就范，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地“被”命名、“被”教化、“被”改造。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破坏冲动，尤其是剥夺底层人文化权利、改造愚民群体的启蒙冲动，正是在“文革”时期取得了强制性的胜利。 底层群体失去了文化依托，长期不知所措。精英群体教化说，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学，要用科学精神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国家。科学精神是什么？底层群体不知道，精英群体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隐隐约约知道，在否定底层群体的文化状态、批判底层群体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剥夺底层群体的文化权利的所谓启蒙运动历程中，科学只是一个意识形态说辞，一个口实。 文化权利丧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权利的丧失。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野之一，在于他们制定再造中国方案时，所仰仗的资源大有区别。中国近代史上，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都是当时真正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其中的台柱则是一身而兼二任，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等，既是权倾朝野的政治强人，又是众望所归的知识领袖。他们企图通过精英控制的社会变革，进行产业的调整、利益的调整，以及社会组织模式的改进，引导中国平稳地、缓慢地走上独立、富强的大道。他们知道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他们只在精英群体之中进行社会动员，而没有想过干涉底层群体的文化权利。 五四时贤在发动并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前，大多数只是当时历史舞台上的边缘人物。他们对于中国几十年来变法不成，理解为中国文化的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导致的结果，而不认为是政治权贵拒绝利益调整导致的结果。这个判断错误是五四时贤进行启蒙运动的起点。他们一面对知识精英所承载的孔孟儒学进行激烈的攻击，一面对底层群体所代表的更加古老、更加原始的民间文化展开讨伐。当五四时贤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流力量的时候，意味着那个代表孔孟儒学的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新文化运动至此成功了一半。此后的工作重点，就在于对承载中国原始的民间文化的底层群体进行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 毛泽东作为继承了五四传统的新一代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一直眼光向下，从广大底层群体中发掘社会变革的动力。他至少从三个层面对底层群体进行改造和利用。第一，继承鲁迅、胡适的遗志，对底层群体所承载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包括传统社会中一切风俗习惯，进行毁灭性的清洗，并进而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第二，继承陈独秀、李大钊的遗志，顺应国际上普罗文化的风气，喊着劳工神圣的口号，对底层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利用他们的力量从社会控制集团手中夺取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第三，用准军事化的方式将底层群体主要是农民群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过度征收农产品进行财富积累，以谋求工业的腾飞、核武器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为了国家强大这一崇高目标，农民不但失去了支配自己产品的权利，甚至失去了留下口粮吃饱肚子的权利，沦为会说话的劳动工具。 底层群体文化权利的丧失跟政治权利的丧失紧密相关。他们在文化上遭遇激烈的批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是他们日后悲惨命运的最切近的源头，后来他们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双重危机，都是从这个源头顺理成章发展出来的。 底层群体之所以在五四时期遭遇激烈的文化批评，是因为五四时贤引发了一场激烈反传统的狂潮。五四时贤之所以发起这样一场激烈的反传统狂潮，是因为清末以来社会控制集团缺乏变革中国的诚意和驱逐殖民力量的宏愿，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国民屈辱而又恐惧，由此积累下了巨大的怨愤之情和挣扎的欲求。由此不难看出，所有历史时期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的关系模式都是大致相同的：由于精英群体的自私、谬妄、无能、疯狂，一次次将国家和众生推入危机之中，最后由底层群体付出毁灭性的代价。中国近代史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完整的连续性。20世纪初对义和团运动的剿灭和妖魔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是这种历史现象的极端表现。 [1] 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见《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2]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见《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42页。 [3] 鲁迅：《热风·题记》，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 [4]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三》，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 [5] 鲁迅：《花边文学·迎神与咬人》，见《鲁迅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页。 [6] 鲁迅：《彷徨·祝福》，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页。 [7] 鲁迅：《彷徨·孤独者》，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8] 鲁迅：《野草·复仇》注释一，同上书，第173页。 [9] 鲁迅：《彷徨·孤独者》，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0] 同上书，第87页。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之一章，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5]

任何宗教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宗教仪式即是此种严肃性的体现。严肃的事情都有某种或某些相关禁忌（禁忌从来是宗教的一部分）。文中那位戴帽的看客，正好冒犯了宗教禁忌。至于那位老人劝阻迎神，那更是对他人宗教及其仪式的公然挑衅。这种冒犯和挑衅，引起强烈的现场反应乃是必然的。

鲁迅虽然对于底层群体怀有深切的同情，但是他过多地将底层群体悲惨境遇的原因归结为底层群体自身的愚昧，而不是归结为制度的安排，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控制集团开脱责任，为社会控制集团进一步奴役底层群体制造理由。

对于祥林嫂的描写，关于她捐门槛的情节，可能是最凝重的一笔。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

……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莱，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6]

在精英群体看来，信仰原始宗教，比起信仰基督教、儒教或者佛教的人，只能以愚昧称之，所以鲁迅用了这么哀怜的感情，来描写祥林嫂的宗教行为，意在强调她甘愿承受宗教压迫的“迷信”。在精英群体看来，精英社会所信仰的主流宗教才是属灵的，也是智慧的，底层群体的宗教肯定是黑暗的、迷信的、野蛮的、荒谬的。当我们放弃对于各种不同群体的宗教偏见，我们不得不承认，祥林嫂对阎罗大王的信念，跟基督徒对于上帝的信念、佛教徒对于佛陀的信念，并无区别。虽然他们在精英群体的人文学术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但是他们作为不同群体各自的宗教，应该享有同样尊贵的地位。像那位戴帽看客和那位劝阻迎神活动的老人那样，轻慢甚至公然挑衅，显然是错误的。为什么弱势群体不会对强势群体的宗教进行挑衅，而只有强势群体即精英群体总是在歧视、挑衅、压制弱势群体即底层群体的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可见，文化歧视的背后，乃是权力的歧视，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的歧视。

在小说《孤独者》中，鲁迅笔下的主人公魏连殳是一个接受了西学的洗礼，因而被山村的父老乡亲看作异类的人物。他的社会地位超乎山村之上，与此相应，他对于山村居民的文化、宗教、仪式等等也极度蔑视，几乎视之为仇敌。葬礼是每一种文化中最能体现其核心价值的一种宗教仪式，每一种文化中的成员都会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参与其中，并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孤独者》一开篇就是写主人公在他祖母的葬礼上，与他所憎恶的底层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的一场搏斗。那份精彩和深刻即使是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是颇为少见的。

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计连殳的到来，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寿材寿衣早已做成，都无须筹画；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

他们既经议妥，便约定在连殳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他们知道连殳是“吃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觉得太“异样”，倒很有些可虑似的。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口口相传道，“奇怪！他说‘都可以’哩！我们看去罢！”都可以就是照旧，本来是无足观了，但他们也还要看，黄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7]

为了省却不必要的麻烦，魏连殳选择了特殊的方式跟他所仇恨的文化进行搏斗，那就是犹如行尸走肉般地完成这个仪式所要求的各项程序。但是他的内心，完全不参与，完全自外于这种文化和这个人群。他避开了跟这些愚昧的村夫村妇交锋，用一种大蔑视的心态，完全不跟他们产生关联。联系鲁迅的散文诗《复仇》来理解魏连殳的选择，他的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一种复仇方式。鲁迅曾告诉朋友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8]

魏连殳正是出于对于庸众、愚民及其文化的憎恶，有意不按照他们的预料对这些仪式进行抵制，乃以轻慢的态度全盘接受之，以此戏弄他所仇恨的愚民和愚民文化。

以下的表现根本不像是参加亲人的葬礼，倒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

　　    我也是去看的一个，先送了一份香烛；待到走到他家，已见连殳在给死者穿衣服了。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寒石山老例，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钉好了棺盖。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9]

鲁迅用一种荒谬感来描写浙东寒石山村底层群体最为庄严的文化仪式，显示了他跟这种文化、这个人群的天然的鸿沟。在鲁迅的笔下，寒石山村那么具有人文内涵的葬礼文化，成了被曝光、被剥皮、被裸体羞辱的对象。就此而言，那个自觉扮演局外人甚至敌人形象的魏连殳，实乃鲁迅的化身。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诞生了一大批像鲁迅和魏连殳这样的“吃洋教”的“新党”[10]，他们以刚刚从西方学来的人文知识为依托，对本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底层群体用自己被迫缴纳的贡赋，养大了自己文化的掘墓人。几十年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的政治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底层群体的任何文化都无法躲过精英群体的法眼，他们的思想被命名为旧思想，他们的文化被命名为旧文化，他们的风俗被命名为旧风俗，他们的习惯被命名为旧习惯，统统都在扫荡革除之列。

按照这种政治限制，他们失去了祭祀祖先的权利，他们失去了扭秧歌、跳傩舞等等驱鬼祈福的权利，他们失去了按照祖制举行婚礼、葬礼的权利，他们失去了敬拜土地庙和寺庙的权利。总之，他们所有的精神寄托、文化滋养都全部失去了，因为那一切被命名为封建迷信，不符合新时代的科学要求。当年鲁迅和魏连殳反对这些封建迷信、消灭愚民文化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的后代精英群体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年，寒石山村的愚民群体起而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准备跟魏连殳展开一场搏斗，可是魏连殳不屑于接招，结果是一场虚惊。

再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文革”时期，寒石山村愚民群体已经没有搏斗或者挣扎的余地，他们的文化权利丧失殆尽，他们的风俗习惯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他们只能在精英群体强大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面前乖乖就范，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地“被”命名、“被”教化、“被”改造。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破坏冲动，尤其是剥夺底层人文化权利、改造愚民群体的启蒙冲动，正是在“文革”时期取得了强制性的胜利。

底层群体失去了文化依托，长期不知所措。精英群体教化说，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学，要用科学精神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国家。科学精神是什么？底层群体不知道，精英群体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隐隐约约知道，在否定底层群体的文化状态、批判底层群体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剥夺底层群体的文化权利的所谓启蒙运动历程中，科学只是一个意识形态说辞，一个口实。

文化权利丧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权利的丧失。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野之一，在于他们制定再造中国方案时，所仰仗的资源大有区别。中国近代史上，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都是当时真正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其中的台柱则是一身而兼二任，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等，既是权倾朝野的政治强人，又是众望所归的知识领袖。他们企图通过精英控制的社会变革，进行产业的调整、利益的调整，以及社会组织模式的改进，引导中国平稳地、缓慢地走上独立、富强的大道。他们知道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他们只在精英群体之中进行社会动员，而没有想过干涉底层群体的文化权利。

五四时贤在发动并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前，大多数只是当时历史舞台上的边缘人物。他们对于中国几十年来变法不成，理解为中国文化的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导致的结果，而不认为是政治权贵拒绝利益调整导致的结果。这个判断错误是五四时贤进行启蒙运动的起点。他们一面对知识精英所承载的孔孟儒学进行激烈的攻击，一面对底层群体所代表的更加古老、更加原始的民间文化展开讨伐。当五四时贤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流力量的时候，意味着那个代表孔孟儒学的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新文化运动至此成功了一半。此后的工作重点，就在于对承载中国原始的民间文化的底层群体进行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

毛泽东作为继承了五四传统的新一代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一直眼光向下，从广大底层群体中发掘社会变革的动力。他至少从三个层面对底层群体进行改造和利用。第一，继承鲁迅、胡适的遗志，对底层群体所承载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包括传统社会中一切风俗习惯，进行毁灭性的清洗，并进而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第二，继承陈独秀、李大钊的遗志，顺应国际上普罗文化的风气，喊着劳工神圣的口号，对底层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利用他们的力量从社会控制集团手中夺取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第三，用准军事化的方式将底层群体主要是农民群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过度征收农产品进行财富积累，以谋求工业的腾飞、核武器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为了国家强大这一崇高目标，农民不但失去了支配自己产品的权利，甚至失去了留下口粮吃饱肚子的权利，沦为会说话的劳动工具。

底层群体文化权利的丧失跟政治权利的丧失紧密相关。他们在文化上遭遇激烈的批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是他们日后悲惨命运的最切近的源头，后来他们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双重危机，都是从这个源头顺理成章发展出来的。

底层群体之所以在五四时期遭遇激烈的文化批评，是因为五四时贤引发了一场激烈反传统的狂潮。五四时贤之所以发起这样一场激烈的反传统狂潮，是因为清末以来社会控制集团缺乏变革中国的诚意和驱逐殖民力量的宏愿，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国民屈辱而又恐惧，由此积累下了巨大的怨愤之情和挣扎的欲求。由此不难看出，所有历史时期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的关系模式都是大致相同的：由于精英群体的自私、谬妄、无能、疯狂，一次次将国家和众生推入危机之中，最后由底层群体付出毁灭性的代价。中国近代史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完整的连续性。20世纪初对义和团运动的剿灭和妖魔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是这种历史现象的极端表现。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之一章，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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