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伏羲创“八卦”，经神农重八卦而得六十四个卦象而成“连山易”，又经夏禹用坤封取代坎卦置于卦首而为“归藏易”，后经文王演“易”给爻及卦象用文字以说辞曰“辞”， 并将乾卦置于卦首而为《周易》。文王演“易” 用“象、辞、变、占” 为《周易》的“四柱”， 用以明天道、预测未来，行人事。孔子著“十翼” 给卦象以义理而称卦德，《周易》发展而为《易经》。汉武帝设经学博士，释《易》、注《易》而成《易学》，《易学》发展出现了“宋明理学”。中国人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观。
卦象是器物的形象也就是不同事物物的抽象。因而在传统思维中分形而下的器物的“地道”“ 天道” 及自然之道和形而上的“人道”。“自然之道”是天地万物所具备的属性。而“人道”是“周易”从卦象推演占筮之词，孔子著《易经》，以卦德义理推演的理论学说。由此而分为老子“祟尚自然”的唯物辨证思维体系和孔子唯权唯上的义理思维的唯心体系，这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奇葩。孔子的义理思维是为专制服务的思想体系，是专制铳治的护身符，为历代统治者顶力喧染而误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而老子崇尚自然古朴的辩证法在历代文化专制排斥打击下，却以顽強的生命力而保存下来。与马克思的自然辨证法不谋而合。“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成为全球的政治大纲之日，人类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至髙境界。
中国人传统的哲学思维主要有下列几种方式：
1、形而下器物的直觉思维 2.、形而上的义理思维 3、顿悟、觉悟思维 4、整体本源思维 5、辨证思维 6、“度”的平衡思维
一语兴邦，一举以失天下，得失成败乃一念之差。这不仅是个人的千古恨，也会造成国家民族的莫大灾难。理念的产生，起始于思维方式。
形而下器物的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就是对实物进行认知与感知事物的思想方法，就是一切从实践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找出事物的本真。对不明事物的认知，比喻、对比也是进行感知的快捷方法。这如同诗歌创作方面的比兴手法。当图画、言辞、文章不能达意或尽意时，对比的方法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周易》的六十四个卦象与《河书·洛图》的大衍之数为具体事物的抽象。这也是直觉象数思维，由此产生了形而下之器的天道地道的观念。
中华传统思维的活水源头是伏羲创“八卦”。传说伏羲仰观天文，腑瞰大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这就是直觉。感天地万物浑成而一，阳阴二气相摩相荡化生万物。用阴阳二爻，按天地万物三要素排列组合而成八个卦象，包容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卦象是具体事物的形象也就是抽象, 这就思维。神农氏重八卦为六十四个卦象，因他地区南岳之地，开门见山，从而将坎卦的重卦位为首卦而重“连山易”。 夏禹治水，将中华大地分为九州，农作物出现连年大丰收，有感于大地为丰收之本，而将坤卦取代坎卦而为“归藏易”。 周文王被商纣囚于羑里而演“易”， 见商纣逆天行事而主张顺“天道”， 而将乾卦作为首卦而著“周易”， 这些都是直觉思维。
老子的《道德经》，对事物提出“玄之又玄”的命题，魏晋时演化成空洞清谈的“玄学”， 又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牗，见天道，提出不行而知的命题。误认为老子是闭门造车脫离实践的人。一部《道德经》恰恰是直觉思维的经典。
老子针对当时盛行的“理义”之说，而提“道”， 用道的槪念来解读宇宙万象，提出“道法自然”人类社会发展总纲。道者，行动的轨迹，事物发展的规律，思维的逻辑；自然者，自然之物及其自然之态；化者，依法，归皈；顺应自然，顺其自然。把自然即客观世界作为思维的主体，这就是直觉思维而产生的唯物论。
唯书、唯上的义理思维
《易经》的“系辞”、“文言”、“卦德”是用文字说明卦象，它是形而上学之“人道”，它们是历经千年来的经验的体会，加之圣人如周文王、孔子的简炼提炼而成。卦象的义理是从卦象的卦德、系辞、文言的推导，并给卦象定义。通常所说，言辞说象，得象忘言；以象表意，得意忘象；以理明意；以义定理，理含理由、理念、理论、理想，均是圣贤之道。用圣贤之言行认知事物的最终境界和行为标准。戴着有色眼睛看生生而易玄之又玄客观事物和种类万千的世界，并以其格式化万事万物，这就是义理思维，也就是从古至今的“唯书、唯上”，“惟命是从”，“ 唯利是图”的思维方式的源头。
从实践经验、科学实验总结而得的原理，定律如机械学原理，生物进化论，它们是从具体的事物出发，而得的原理、定律和结论。而且这些原理的应用有明确的定界。人类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理念的产生有它严格的历史环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凡事皆有变，处之“适度”即真理。执着必有过，有过就是过错出现过失。而因列宁有句名言：真理越出了半步，就成了谬论。执着于社会科学上的理论、理念，把他们作为僵死不变的教条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思维认识与作法，是违背“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教条主义。
用僵死不变的理论、理念来对待“玄之又玄”、“生生易易”事物；把种类千万，变化万端，差异有别的活生生的世界，用一种观点、一种理论、一种办法或几条原则、几项标准去规范它、强制它、格式化处理它，这是不科学的。今天提出这个“化”，明天就要那个“化”，化成一股股社会风暴，致使这个世界就成为没有生气的世界，发展成为畸形怪胎，这是官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根源，其根源在于义理思维。儒家两千年来一直用“三纲五常”、圣贤之言、帝王之语来格式化中国人，使中国人思想僵化，这是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中国人的义理思维，不是从活生生的事物中去找办法、找答案，去解决问题；而是从圣贤之语、祖宗之规、帝王之言找依据、按上司的指示办事，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并把它作为政策法律强制人们遵守和执行，这是义理思维发展的极端表现。自汉武帝后，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堕入了考证经文的怪圈内。书必读“四书五经”、论必据孔孟之道、文必行“八股”之调，理学成为了仕途的敲门砖。
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的学风、文风和工作作风世代相传，形成的政治迷信使封建专制长达两千余年。民主革命以来，这些东西并未得到应有的甄别。因而从圣贤、先哲的理念到当政者为政的理论，运用政府的职能而风糜全国，能主导一个历史年代，形成了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唯书、唯上”的义理思维是“专制”制度相生相依的孪生体。是数千年不灭的幽灵。
对于“生生而易”的事物、玄之又玄的变化机制，王阳明提出“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致吾心的良知”，即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去私欲，存天理，求事物的本性，破除了义理派的教条，用其去定格事物的方法。知行合一，是认识的突破。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每一事物必须大兴科学研究之风与调查研究之风。实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制度。采用“务实求真”、“实事求是”的作风，研究现实问题，切实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求进步求发展，这就是从实际出发。不搞畫餅充饑的理想主义，设定什么目标和设计什么发展蓝图，以盅惑人的欲念。这种出自于义理思维的作法不是理想主义者，就是阴谋家所为。
从抽象的教条到抽象的理念到政策，用书本和个人的意念去规范客观发展的事物。用制法手段定祖宗之法，去规范后人的行动，这是专制主义者惯用的手法。圣贤之道不可违，祖宗之法不可逾，构成了中国社会长期贫困落后的根源。
“顿悟”与“觉悟”思维
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圣人 不知而行，不见而名，不为而成（《道德经》四十七章）”。老子还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与“绝学弃智”这些是大违常理之主张。其实，老子所指的“学”是欺世盗名的圣贤之学，像《红楼梦》中提到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学问”“文章”。“智”是指诈骗、行骗害人与统治之术，与制作奇货，弄巧之“智”。这些东西学多了，就失出了人的本真，乱其心窍，而堕入世俗的重重迷雾，也无法求解事物、事理的玄机。因之，诸葛亮以“宁静以致远”作为人生的座右铭。老子说：“守静笃，致虚极。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而不殆”（《道德经》第十六章）。老子在这里提出：静、虚、观、知、容、公、道是认识客观事物的“知常”、“明道”，是感知事物时的必备条件。宁静、虚心、包容、公正无私、舍弃个人的成见是“明道”、“知常”的前提。以此观察才能感知，感知后才能觉悟，然后才能“认知，知其常”，此之曰顿悟。老子的顿悟是在观察事物前提下，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对具体事物认知的理性升华。顿悟不是凭空的想象，也不是从圣人所定的义理上出推理。坐忘修道，是为顿悟制造的条件。
佛教提倡觉悟，他的坐忘，以及面壁思过，乃用以提高觉悟。它有一个前提、一个标准，那就是以佛学为前提，佛法为标准，以达到修为佛法的境界为目的。佛教禅宗，他的修为是人心从客观事物的迷茫中解脱，也是一种“顿悟”。道家“论虚”，虚是手段；佛家“论空”，空是目的。“玄之又玄”是道文化的精髓；“四大皆空”、“佛法无边”是和尚修为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老子的对“知常”的顿悟是从“夫物芸芸”出发，由物到感知事物是“知常”的认识过程。而佛家的觉悟乃是从佛经的理念出发，逐步到达“佛法无边”的空虚境界。是由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的感知过程。我们常听到的改造世界观与提高觉悟之类的词句，这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去解读某种理论，达到要求达到的某种境界。这种觉悟与佛教的觉悟同出一辙。往往是主观唯心主义作法，常使人堕入迷途和迷信。
所有经典、理论、主义、哲学上的名流、圣贤、名家乃至教主教义的哲学思维，只能作为感知与认识客观事物时可供选择和施用的工具和思维方式，执着于个别词句和理念，就堕入了佛说的“魔道”。
整体本源思维
《八卦》中的每一个卦，都是由天、地、人合一的整体。《周易》本身由第一的“乾卦” 到第64卦的“未济” 枸成一个循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易》的核心是“生生而易”。“生”就是从本源而生，从本源变化而来。中国人原本注重自己的民族历史，重视自己家族的根基。立宗庙、修族谱、立族规，清明扫墓祭祖，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一部族谱，就是一个国家历史的一个小支流，是维系国家民族统一的纽带。一部族谱谱写了一个家族自强自立的精神和民族的理念。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以“忠孝为本”，“忠”是维持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孝”是尊重自己的本源。“忠孝为本”是整体本源思维在中国历史上的反映。整体本源思维构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
整体本源不仅表现在“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决策上。中国人在军事、医学、文化思想艺术、伦理、经商及等各个领域。凡有成功者，均得益于这种思维方式。特别是在军事与医学上的运用例证繁多。到现在整体思维已发展成为现代的“系统论”。
整体是相对于个体而存在，是由许多相生、相克、相依、相对的个体和群落组成的联合体。整体是各个个体或群落之间相依相竞发展过程中，达到某种平衡时的平衡体。如地球这个大系统（或叫整体），含有天、地、人三个系统，各个系统又有无数的小系统和众多的事物，只有实现生态平衡，三大系统才能存在。一个人是一个整体，只有保持心态平衡，才能事业有成和健康长寿。国计民生，只有能长久的保持收支平衡，这个国家、这个人才能自立自强。平衡就是中和，就是以和为贵，在不同的事物中求同存异。“和”以求得系统中各元素的各自中正刚健，完善自我机制的过程。平衡点是由各自的内在机制所决定的。不能以圣贤之道、祖宗之法、帝王的权势、个人的需求与好恶来制定原则、标准，决定取舍。平衡点随具体情况而定，是变动的。凡事不走极端，不作转化，取二者之中的观点也是不适合的。事物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在斗争求转化，而不求平衡稳定也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为达到某种目的，实现某一理想，和人为主观设计的指标、蓝图提出什么硬指标，讲什么硬道理的作法是极其荒谬的。不讲过程，不遵本源，割断历史，不惜一切手段，就随心所欲，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些，对中国人来说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整体是众多事物发展过程中相互制约的平衡体，本源就是事物发展的起始点及其前期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实际出发，就得从考究事物历史的本源出发。
那种割断历史，不究本源；割断过程，不联系整体；不惜一切手段，执着于灵光一闪之念，只要达到个人目的就随心所欲的作法，用于律己则害自己，用于治国则坑害了国家民族。
辩证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个定律，一是对立的统一，二是量变到质变，三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的哲学继承了黑格尔的辨证法，它用之于无产阶级革命，而称之为唯物主义的辨证观。而在黑格尔之前约三千年，中国的《周易》就是一本最早的 “辨证论” 经典。“生生而易”是《周易》的第一大要义，“易”就是“变易”，变化的规律。用一阴一阳（在卦中用阴阳二爻表示）的互动互换的方式。也就是周敦颐说的：“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动静是事物变化的状态，互为其根是存在的形式。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解读为：道为无极，“一”为太极，“二”为阴阳，“三”代表世间万物。变化的原因是阴阳两个对立面的相摩相荡。北宋理学大师张载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阴阳为二，两即对立，一即统一。他在《正蒙》中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用息，无有两则无一。”张载是第一个提出对立与统一的人。两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如生死、公私、民主与专制，两必须统一于具体的人，或国家之时，才会构成具体的事物。“一”就是存在于具体的“事”、“物”的平衡状态。“两”是由体内两个互动互换的因素，用以说明物体的状态的。“一”是实、是体。“两”是虚，虚为用。“两”与“一”二者缺一不可。无死亡现象，就没有生命概念。即无生无死，不死即生。二者同时存在于一个生物体中，生死相摩相荡就形成了生命过程。世上没有长生的一个生命体，死亡了这个生物就不存在了，“生死”的两个对立的因素，任何一方消失，生命也不存在。生命是生物体存在的形式，生命即生死代谢过程。按主观意志用强力去消灭“两者”之一，是不符合对立与统一原则的。如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民主与专制、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着相摩相荡必须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发展如何，是由其内部因素所决定。外部因素即人的作用（如农作耕耘），只能根据内部因素变化的规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适时适量的创造条件，促进其自我发展。以名教之理念，圣人之言语，祖宗之法规，社会之时尚，帝王之言辞及上司的指示去判断是非，决定取舍，强引他山之石和强力去消灭“两者”之一，用刮“共产风”去消灭私有制和以发展为名推行私有化都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欲速而不达，事与愿违，实得其反，把事情搞糟。因为它是不符合对立与统一的客观规律。
从《八卦》到《周易》，用阴阳来揭示事物的双重性。用阴阳互变建立起中华民族文化及思维方式。老子以具体事物的双重性建立了他的“道”，写下了《道德经》。北宋人张载是第一个提出“对立的统一”学说的人。黒格论述“对立的统一” 而名“辩证论”，马克思把事物的对立统一性定为普遍规律，建立起他的哲学观。《对立与统一》的客观规律是宇宙法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髓。
“度”的平衡思维
统一体中两个相生相克的对立因素，在相互转化过程中，两者处于不断的动态平衡状态之中，才能使统一体正常的发展。“两”所处的平衡状态叫“适度”。“度”与“变”贯穿所有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度”与“变”是事物对立与统一体的存在形式。“对立的统一”是事物的表现形式。“变”是动力，而“度”就是其变化过程的阶段度量。一个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是“度”在变化过程中的行动轨迹。如一年的寒暑易变，24节就是度。
“度”存在一切事物的变化过程之中。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则是求得对每一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度”的感知与认识，从而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然后，才可审时度势，适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事物健康地发展。
“度”是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平衡状态，这一状态是由与其相关的诸多因素决定的。对“度”的感知与认识，要从与其相关的客观因素入手。“度”不因人们对其认识到与否而改变。它是由自然调节而进行的，这就是“道法自然”的根源。
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用之于四海、适合古今未来的“度”即真理。各种正确的主义、理论、定律、原理、原则、标准，仅仅是某一事物在其发展具体过程中、某一发展状态下，才有适合“度”存在，这就是相对真理。离开了具体的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状态，套用“主义”“理论”“原则”用其格式化处理“生生而易”、玄之又玄的事物，只会把事搞得一团糟，加速事物的消亡。
孔子提出“节度”“允中”的主张，以求“中和”； 朱子编著“中庸”， 弘扬他的儒家哲学观。孔子提出“以礼为纪”、“克己复礼”的礼教，实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他是用一种“礼”来制“度”，构造中国社会，强化封建专制。老子把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的本源及玄之又玄的变化机制，称之为“道”，从而提出了“道法自然”的主张。而“玄之又玄”的变化机制，就是在变化过程中“度”的行动轨迹，老子称之为“常”。悟道就是认知事物在发生变化时的“度”， 老子叫做“知常”。佛教的觉悟与顿悟，就是对这个“度”的感知与认知。王阳明的“心学”，去人欲，求至善，致良知。至善与良知，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度”。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实事是所求之是，是客观事物之度。不含主观意识，去除“唯上、唯书”的指示原则，叫做“唯实”，求是采用交换、对比、反复的方法。“是” 一求其度，二求其规律，即度的变化过程。知其规律，不求其“度”，如农作，会误失农时或拨苗助长。
人类的生活、生产及一切社会行为，都在于求得对事物“度”的认知。然后审时度势，“适度”而为之。唯此，人才能少犯错误，获得成功。
录自拙作<本源论.民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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