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是春秋大义与圣人之道——柳宗元《驳复仇议》

礼记：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
　　
　　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柳宗元《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难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从《驳复仇议》看柳宗元的“以人为本”思想　　

——兼论韩愈《复仇状》　　

马晓斌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武汉 430074）

摘  要：柳宗元《驳复仇议》是一篇高扬以人为本思想的光辉篇章。它以对弱者的深切同情，批驳初唐陈子昂“既诛且旌”的论点，并且，阐述了“调”即和谐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层次清楚、内容丰富，对今天，依然有启发。比较研究韩愈《复仇状》，认为，受到柳宗元影响。　　

关键词：柳宗元  以人为本  思想　　

永贞元年（805年），已崭露头角的柳宗元，正是喜辩驳、善议论^[1]，“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而“名声大振”^[2]于长安的时期。尽管还有点“以辞为工”，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3]，但“生人之意”^[4]已在他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一天，柳宗元奋笔写下著名篇章《驳复仇议》^[5]，矛头所向，是武则天时期的陈子昂^[6]。史载，陈子昂任右拾遗（693年）时，有陕西人徐元庆，先报杀父之仇，后又投案自首。为此案例，陈子昂呈《复仇议状》，不仅认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7]，并且，还要“编之于令，永为国典”。在这里，陈子昂的观点是，为了兼顾“礼” 、“法”，对徐元庆要既“诛（处死）”且“旌（表彰）”，然后，天下才能“直道而行”。事隔一百多年，柳宗元以“守正为心 、疾恶不惧”^[8]的大无畏精神，对陈子昂的错误逻辑，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一　　

仔细研究“理精而文工”^[9]的《驳复仇议》，可以发现，柳宗元不仅破字当头，对陈子昂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否定与反对，读来“劲畅”^[10]；而且，立在其中，联想到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确有“卓识”^[11]。概括一下，全文大致有四个层面：一、“旌”与“诛”不能并用。他先说，“礼”与“刑（法）”，尽管性质相同、目标一致，都在于“防乱”^[12]，但它们的应用，却判然分离，即，“礼”是“本情以正褒贬”，它必须调查“诚（好）”或“伪（坏）”的事实；而“法”，是“穷理以定赏罚”，它注重研究“曲（错）”或“直（对）”的结论。一个是“始（本）”，一个是“端（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柳宗元继续说，徐元庆做了可“旌”的“诚（好）”事，陈子昂却硬要将他放到“曲（错）”的位置，说“彼杀之，我乃杀之”，这叫做“滥”，造成“黩刑（枉法）”；相反，如果徐元庆的确“曲（错）”了，该“执而诛之”，却偏要说他做了“诚（好）”事，那么，这是“僭”，“坏礼（礼不健全）甚矣”。基于这种分析，柳宗元认为，陈子昂所谓“既诛且旌”应该“编之于令、永为国典”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无法“趋义”、“违害”）。　　

二、既然徐元庆是“守礼而行义”者，那么，他就一定不会与“王法”为敌（守法人）。《新唐书·孝友·张琇传》载：“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从此案例，我们大致可获两点信息：（一）徐爽无罪；（二）徐元庆有冤。事实上，柳宗元就是根据这两个判断，认为，赵师韫杀害徐爽，是“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使徐元庆蒙冤；加之，“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使徐元庆无处申冤。于是，他才同赵师韫不共戴天，“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应该说，柳宗元对此行动，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徐元庆的“不忘仇”，是“孝”；徐元庆的“不爱（怕）死”，是“义”。这样一个“守礼而行义”的人，“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他又怎么可能做出“悖骜而凌上”，即，“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的错误举动来？　　

三、在一来一往的“两下相杀”中，徐元庆是值得同情的弱者。柳宗元说，在徐元庆与赵师韫的尖锐对立中，他是“弱”者；另外，在徐元庆与州牧、刑官的据理力争中，他又是“寡”者。就是这样一个弱者、寡者，做出了令“执事者”（指州牧、刑官等）“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要忙着认错、道歉）”的“得礼”（徐爽没有“抵罪触法，陷于大戮”）之事，本该旌表，却置死地，使柳宗元对徐元庆的悲惨遭遇，深感不平与无道；他坚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大声疾呼：“而又何诛焉！”使我们仿佛听到了他那发自心灵深处的怒吼。真的，我们还非常有必要研究柳宗元满怀同情的措词：“吁号不闻”、“介然自克”、“即死无憾”、“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暴寡胁弱”、 “服孝死义”等，正所谓“深痛至愤所不能已者”。^[13]　　

四、解决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最理想的境界是“调”。^[14]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认为，作为儿子，都有亲生父亲，如果大家因为爱自己的父亲而去恨凶手、杀仇人，那么，势必带来难以掌控的混乱状况。对此论调，柳宗元驳斥道，陈子昂一方面侈谈“礼”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却又不懂“礼”的中心内容，即，“礼”的性质与目标，在于“防乱”；而“防”的最有效办法，莫过于“调”字。于是，他引用《周礼·地官·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15]指出，国家的治理，需设“调人”官职，他们的责任所在，是化解怨恨；而他们的理念，则是劝阻仇杀，不管应不应当。在这里，我们分明见出柳宗元引述的用心，即，如果积极主动地去“调”了，那么，“杀人”的概率必然会大大降低，而陈子昂所说“亲亲相仇，其乱谁救”的局面，也根本不会再发生（“不除害”^[16]）。　　

既然如此，那么，“调”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我想，在柳宗元那里，“调”绝非随便的字眼^[17]；他以自己的体验与感受，从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进行过严肃而又深入的思考，即，他把可以“防乱”的“调”字，放到整个“王法”的系统中去，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一）官要守法。柳宗元说，官吏，在行政的过程中，要无条件地“奉法”：“凡为治者，杀（人），无赦”。而不能知法犯法，即，蓄“私怨”、鼓“吏气”、“虐于非辜”。这就不但不能被群众容纳与接受，反而，会引起仇恨。（二）上下不可蒙冒（蒙蔽、掩盖）。柳宗元认为，当下级官吏为自己的利益而引发仇恨时，上级要“闻”、要“问”，而不是“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18]。所谓“闻”，即，认真地倾听百姓的“冤抑沉痛”；所谓“问”，即，与百姓仔细地攀谈，不让他们“号无告”。柳宗元继续批判，除此之外，“执事者”还应对自己不但没有监督，反而蒙蔽、掩盖、纵容、包庇犯法的下级，感到羞耻与惭愧，因为，徐元庆的最终“复仇”，与他们有着间接的因果关系。（三）要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柳宗元引《周礼·地官·调人》，有这样一句话：“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所谓“令”，有“使用”意。使用什么？使用方法或手段。之前，柳宗元说：“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指，如果“王法”完备，那就必定离不开调查：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需研究：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可以这样说，调查研究，就是“调”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情（事实）”、“理（道理）”得以清楚，为化解与消除矛盾，奠定客观基础。　　

根据以上分析，柳宗元“以人为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了。细分一下，我想，至少有这么两点，依然有现实意义与启发作用：（一）珍爱生命。在《驳复仇议》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柳宗元对犯法官吏的无比憎恨，也注意到了他对百姓生命的无限爱惜。他驳陈子昂，是用谴责的笔触去写的，比如“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矛头直指陈子昂的助纣为虐，认为，他“反以为戮”，开了“滥”杀之戒，真正是“不议曲直”、“暴寡胁弱”，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与良知。柳宗元对死难者的同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19]中，说，“敝政”使“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在《捕蛇者说》^[20]中，控诉赋敛之毒，导致“死者相藉也”；再如《非〈国语〉·戮仆》^[21]篇，柳宗元批评晋中军司马魏绛不杀公子而斩其仆，是“害无罪”、“非能刑”、“不亦甚乎”！（二）联系群众。在《驳复仇议》中，柳宗元说，作为一个“守礼而行义”者，徐元庆绝不会与“王法”为敌。他之杀赵师韫，直接原因是赵“虐于非辜”；间接原因，在于“执事者”的不闻不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柳宗元认为，人民是有反抗的力量的；^[22]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立面的扩大，柳宗元又提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即，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论述道，一部完备的“王法”，对执政者要提出较高的要求：见民生不能不闻不问，而应“刺谳（定案）其诚伪，考正其曲直”；甚至，还应反思，为自己没能联系好群众、使人民受惠而“有惭色”。^[23]　　

二　　

无独有偶。六年后的元和六年（811年），韩愈也写了一篇《复仇状》^[24]。为方便研究，兹据《全唐文》549卷，抄录如下：“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缺文也。盖以为不许复雠，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雠，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雠；雠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雠也。此百姓之相雠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词，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雠，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雠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雠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细较两文，可以这样说，总起来看，韩愈的《复仇状》受到了柳宗元《驳复仇议》的影响，但他没有说出比柳宗元更高明的话。^[25]现概括几点，以醒豁：（一）韩愈引经据典，十有八九，在柳宗元述作的范围内。如，《公羊传·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檀弓上》：“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柳宗元用“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表述、韩愈用“见于《礼记》”表述）；《周礼·地官·调人》：“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等，无甚新意。（二）韩愈虽独引《周礼·秋官·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刑官），杀之无罪”，却又说“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是“未可以为断于今也”^[26]。前后矛盾，难超柳宗元认识。柳宗元不但大声疾呼“而又何诛焉”，而且，猛烈批判了“士不能听”，^[27]即，不闻不问的严峻现实。（三）韩愈认识到执法人是关键，但不能指出官吏的知法犯法。他说，“《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官吏）也”；于是，这个官在“上施于下”的过程中，能否“一断于法”，是关键因素。韩愈继续说，法律之所以没有“子复父仇”的条款（“深没其文于《律》”），在于它的两难：如果准许复仇，有可能导致杀戮难“禁”；如果不许复仇，不但伤了“孝子之心”，还违背了经典，所以，“有司”的执法，应该是“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强求一律）。”他只字未提“私怨”、“吏气”、“虐于非辜”，即，“有司”的知法犯法，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韩愈只谈到“《经》”可“制（约）”有司，未及法律监督）。　　

现将《驳复仇议》与《复仇状》所涉人、事、观点等，一并以图示之：　　

三　　

从《驳复仇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柳宗元是一位既能关注人民生存状况、又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杰出思想家。在他的面前，我们并不觉得须仰视才见，而感十分亲近与温和，我想，究其原因，就是他那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思想。在长安，他不仅义愤填膺，为冤死者徐元庆鸣不平、写驳论；还亲自“问故老卒吏”，搜集到许多段秀实太尉爱民如子的生动材料（“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28]）。尽管贬谪永州，却依然忧国忧民、“能知生人艰饥羸寒”^[29]：他闻捕蛇者之泣诉^[30] 、^|问“贿赂行而征赋乱”之名实^[31]。柳州刺史任上，他一点“不鄙夷其民”，三年“为政”^[32]，使“民各自矜奋”。^[33]总之，他善体验、懂关爱，有同情心、有洞察力，所以，深思熟虑、远见卓识，找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规律，使自己昂然屹立于中华英才之列。　　

注释：　　

[1]时有《辨侵伐论》、《驳复仇议》、《晋文公问守原议》、《六逆论》等。　　

[2][32]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3]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4]柳宗元《贞符》，草稿于永贞元年，定稿于永州时期。“生人之意”，当指人类（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生存需求。　　

[5]《驳复仇议》，见《柳河东集》第四卷，后收入《古文观止》。明·茅坤云：“柳文之佳者”。写于哪一年，有几种说法：永贞元年（805年），《新唐书》195卷有“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曰”字样、清·何焯也有“此柳子少年之作”的说法（参见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344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永州时期，章士钊《柳文指要》，137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元和六年（811年），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柳宗元图传》242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元和十四年（819年），阿忠荣、张廷银选注《柳宗元》，305页，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不详，吴文治、谢汉强主编《柳宗元大辞典》，19页，黄山书社2004年版。此取永贞元年。　　

[6]陈子昂（661—702），字伯玉，初唐诗人。　　

[7]《旧唐书·文苑中·陈子昂传》。　　

[8]参见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9]明·唐顺之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245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清·方苞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402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1]清·过珙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394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2]“礼”、“刑”与“防”字并举，出处应在《礼记·坊记》：“君子礼以坊（防）德，刑以坊淫”。另外，有的书上说，柳宗元之“防乱”，是“防止人民造反”。笔者认为，结合上下文，是强调官吏不可乱杀人。　　

[13]清·姚范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40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4]《周礼·地官·调人》杜预注：“谐，犹调也，”说，“调”，即和谐或协调。柳宗元用“大中”、“中”、“中道”、“中庸”、“中正”、“时中”等表达这一概念，包含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合宜、合适等意思。章士钊先生有深入研究，参见《柳文指要》1011—1018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15]反杀，重复地杀，指，已杀某人，再杀其子弟，以防报仇。　　

[16]除害，除去祸根，指，怕仇人子弟加害自己，就连同他们，也一并除掉。　　

[17]明·唐顺之曰：“此等文字极谨严，无一字懒散”。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245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8]即屈原所谓“浩荡”，参见钱钟书《管锥编》（二）590-59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9]写于元和五年（810年）前后。　　

[20]写于元和九年（814年）。　　

[21]写于元和四年（809年）。　　

[22]柳宗元《宥蝮蛇文》有“彼樵竖持芟，农夫执耒，不幸而遇，将除其害。余力一挥，应手糜碎。……呜呼悲乎，汝必死乎”句；《送薛存义序》有“凡吏……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则（民）必甚怒而黜罚之矣。……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句。　　

[23]柳宗元多次说到为官要“惭愧”，如《种柳戏题》“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　　

[24]元和六年（811年）九月，富平县（属陕西省）人梁悦父亲为秦果（《旧唐书·宪宗本纪》、《资治通鉴》作“秦杲” ）所杀，报仇，杀秦，自投县请罪。唐宪宗李纯九月五日下诏：“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时任尚书省职方员外郎的韩愈因有《复仇状》。以后，李纯再“敕”：“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从减死。宜决杖一百，配流循州（今广东惠州）”。宋·黄震云：“合与昌黎《复仇议》参看”；清·林云铭云：“当把韩昌黎《复仇状》参看，方见其妙”；清·何焯云：“必待韩议而后定也。” 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162页；330页；344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25]清·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云：“宗元之议，……更为明白。” 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43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26]章士钊认为，韩愈“游词寡断”，《柳文指要》107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27]宋·王安石也批判“士不能听”，如《复仇解》：“《周官》之说曰：‘凡复雠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复仇者，以天下之乱，而士之不能听也，有士矣，不使听其杀人之罪以施行，以使为人之子弟者仇之，然则何取于士而禄之也？”　　

[28]参见《段太尉逸事状》。　　

[29]参见《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　　

[30]参见《捕蛇者说》。　　

[31]参见《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在《全义县复北门记》中，柳宗元有“卢遵……问……询……，贤者之作，思利乎人……，由道废邪，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句。　　

[33]韩愈《柳州罗池庙碑》。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