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共产党诞生已经九十周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议，提出了文化大发展的宏伟构想。文化内涵复杂，层次繁多，表现万千。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重大的突破，我们的文化面貌才能够焕然一新。新世纪以来，国际意识形态之争不但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销声匿迹，“文明冲突”、“颜色革命”和“脸谱运动”层出不穷。在这场精神领域的“鸦片战争”中，中国文化明显处于守势，甚至有被动挨打之感。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至今对自身的历史还没有找到一整套合理的论述，无论天命观、唯物史观、革命史观、西方史观都显得格格不入。尤其要紧的是，如何梳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如何解读中国共产党诞生壮大、革新变化、成败得失，已经成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直接关乎到当前政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为此，我们需要彻底解放思想，破除“外来”的大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基础、存在根源、行为动因、组织方式、优势缺陷。长期以来，文化界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了中共与墨家在精神气质上的惊人相似性，而“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也与“解放全人类”的宏志本无二致。常言道：盛世无阙事。继往圣，兴绝学，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行为意识。为此，深入发掘墨家学说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正当其时；而以下十大方面，则是重点的探讨领域。　　

一、墨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塑造中国人品质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切文化的载体都是人，而人格的塑造就是文化的基本任务之一。什么样的人才是中国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上古时期，中国人的标准是服饰，是“礼仪之邦”的“衣冠之族”；封建时期，中国人的标准是伦理道德，是“仁义孝悌”教化下的天朝臣民；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中国人成了一盘散沙似的“东亚病夫”；建国之后，毛泽东将中国人的特质精炼概括为“勤劳勇敢”四字，并被社会大众沿用至今。我们发现，“勤劳勇敢”正是墨者的本质，而“好逸恶劳”才是儒者的天性。先说“勤劳”，《墨子》明确提出了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今人与此（禽兽）异者，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与恩格斯的观点惊人一致；墨家的君子标准是“夙兴夜寐”“强力生产”，而儒家的君子则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孔子甚至辱骂过向自己请教稼穑之术的弟子，并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再说“勇敢”，墨家的君子要赴汤蹈刃，舍己救人，义不顾身，史书上多次记载了墨家子弟见义勇为的事迹；而儒家的君子却信守“不敢为先，不敢为后”的中庸之道。显然，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标准，中国人的精神特征更贴近墨家而与儒家相去甚远。　　

当我们将目光放远，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来观察，就会发现诸多在儒家史学观下被忽视、扭曲、粉饰和掩饰的真相。任何民族的历史都从神话开始，西方早期神话导致了宗教的产生，而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无神论，尤其是否定一神论，这是因为中国神话中的诸神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伟大的祖先，无论补天者女娲氏、播种者神农氏、造车者轩辕氏、治水者夏后氏，他们都是伟大的开创者或发明家，胼手胝足，荜路蓝缕，不以劳作为苦，只以建设为荣。他们之所以能够受到万世敬仰，并不是因为真地具有了什么呼风唤雨的超自然能力，也不完全如儒家所宣扬的具备了某种“德行”，而是他们兴利除弊，泽及苍生，造福大众，将公共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之上。这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牺牲奉献精神，就是墨家思想的源头，并直接促成了墨家的最高宗旨“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的形成。因此，墨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传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不仅仅如古代史学家所言从“清庙之守”演化而来的周朝官学之一。　　

墨家作为一种学派，诞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从诞生之初，墨家就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努力提高生产力、竭力维护国际和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墨家创世人墨翟生前被尊称为与孔子并列的“北方贤圣人”，也是五千年来公认的个人品行最高尚的中国人之一。在先秦诸子中，墨家对世界的探索态度最为积极，取得的成果也最大。墨家不但关注社会科学，而且关注自然科学，在机械、力学、光学、逻辑学、军事工程学等领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原理和概念，并精心设计了实验来进行证明，其成就远远领先同期的世界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科学的最高峰，彻底否定了古代中国“只有技术而无科学”的论断，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无限可能性。两千年来，在墨家的影响下，这种对客观自然的探索精神始终在民间扎根发芽。我们今天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不是来自于庙堂诸公、状元进士、文人雅士，而几乎全部来自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劳动人民和工匠之手。而这一群体，正是墨家的天然信徒和热情追随者。　　

虽然墨家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在战国之后分崩离析，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它作为一种隐形的力量，依然推动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为此，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就曾这样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并尊称之为“中国的脊梁”。我们发现鲁迅列举的四类人中，至少有三类是墨者而非儒者。由此，鲁迅要求读者不要相信正史，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这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创建一种全新的墨家历史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高高飘扬，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轴。而这两个范畴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几乎一片空白，反而在墨家思想中都能找到直接的印证，如墨子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定义是“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这与儒家承认改朝换代既成事实的“天命论”和帝王传承“父死子继”的血统论完全不同，展现了其超越时代的草根民主精神。也正是因为墨家具备了儒家所不具备的价值观、方法论和精神特征，因此，墨家在现代中国又一次复兴，并扮演了中国现代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主导角色。　　

二、墨家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精神来源之一，毛泽东思想是墨家复兴的集大成者　　

按照传统的观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从党的政治理论、发展纲要、组织建设来讲，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离不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潮流。但是，对一个团体来说，政治理论、政治纲领、组织建设都属于可变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唤起千千万万群众投入到革命中，必然另有触动人心的“扳机”。在这里有几点需要深入思考：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其主要支持者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产业工人，而是绝大多数没有受到现代教育的底层农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显然要远远超外来的高深理论，却自觉地成为了中共最坚决的捍卫者。显然，如果不是中共唤起了群众心中深处的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是不可能光靠描绘共产主义远景、采取分田分地的措施来推动革命，因为“均贫富，等贵贱”和“均田免粮”的口号，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二、以共产国际的指令为圭臬的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结果在实践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直至最终被清除，说明了中国革命自有其内在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必然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国革命的本质，与其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明在工业时代一次洗心革面的“自我革命”或“自我救赎”。三、革命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面貌上具有三个特点：彻底推翻旧世界的决心、严密而活跃的集体行动、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而这恰恰是墨家一直倡导和遵循的生活方式。四、中共建国之后，不断面临严峻复杂的局面，正反两面教训很多，政治纲领进行了多次重大修改和调整。但是，中共始终能够与时俱进，其基本特征始终没有改变，呈现出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迥然不同的特点和顽强的生命力，而这种特征却很少在其它共产主义团体中得以展现，也很少能够被复制（即使能够被复制也仅限于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几个周边小国之中），这就更加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本土属性。　　

那么，这种内在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墨家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伟大复兴，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新的生机。　　

传统墨家衰亡的原因很多，概括而言，政治上：秦统一中国后，大一统格局已经成为了一种基本专制模式，任何帝王绝不能容忍墨家这种超越血缘、超越阶层、超越王权的半军事化、紧密团结、特立独行的政治团体的存在；经济上，重农抑商的结果，整个中国成为了私有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宗法统治下自给自足的基层单位，已经无法催生新的社会力量；文化上，知识分子醉心于仕途，成为王权的附庸，缺少独立的批判精神，又不屑与从事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墨家在知识阶层中被排斥为异端，彻底失去了影响力。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政治上，封建体制摇摇欲坠；经济上，小农经济土崩瓦解；文化上，儒家思想成为了腐朽的代名词。这一切，都为墨家的复兴创造了契机。在那样一个时代，婚姻、家庭、伦理等个人问题和种族存亡、文明兴衰、自强御侮的公共问题交织在了一起，局部的调整和改良已经无济于事，只有对中华文明进行一次剔骨洗髓的革命才能获得新生。于是，复兴后的墨家高举起“利天下”的大旗，自觉投身入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与中国共产党这一全新的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标的政治组织相融合，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特征。　　

由此，我们认为，在百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复兴的墨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墨家思想以实际的效用为准，讲求“义利一体”，反对空洞的说教、虚伪的修饰和形式的礼仪；毛泽东思想将其提炼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重要工作方法。墨家代表社会底层的利益，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理念；毛泽东思想在政治领域的最大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它一方面强调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领导地位，同时明确了各个阶级共同发展的政治协商原则。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视经济生产的一派，强调人的劳动属性，鄙视不劳而获，并最早勾画了公有经济的雏形；而毛泽东思想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摧毁了宗法制度和土豪乡绅控制下的农村经济，建立了以公有制尤其是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从而为中国工业化和改革开放打开了通道。墨家一开始就是以反儒的面目出现，其主张甚至刻意与儒家处处相反；而毛泽东思想在文化上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成果，其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反封建，尤其是其主体儒家思想。　　

在今天，复兴的墨家思想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墨家倡导无差别的“兼爱”，我们今天创造出了“人民”这一概念，提出了“全国人民大团结”、“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口号，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公德；墨家倡导“非攻”，我们今天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墨家倡导“尚贤”，我们今天选拔各级干部以德才兼备、公平选拔为准则；墨家倡导“尚同”，党章中有“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纪律；墨家倡导“非命”，我们强调“人定胜天”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墨家相对次要和零碎的一些枝节主张，如墨家倡导的“节用”，我们过去有“铺张浪费是最大的犯罪”的口号，今天有“合理适度消费”的宣传；墨家倡导的“节葬”，我们今天也将火化而不是土葬当做遗体处理的基本政策。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涌现出的无数英雄模范事迹，就会发现无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艰苦卓绝的长征精神、自力更生的大庆精神，还是勇攀科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为治沙而鞠躬尽瘁的焦裕禄精神，都完全符合甚至放大了墨家极力推崇的“摩顶放踵”“席不暇暖”的奉献精神，这显然绝非偶然。　　

三、澄清墨家思想与“马列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为中共长期执政奠定理论基础　　

墨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但是纵观人类历史，与墨家有着相似的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团体却绝非一家。十九世纪，正是在一个与中国墨家有着类似性质的国际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第一共产国际，并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之后，列宁主义首先在俄罗斯取得了成功，带动众多落后国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沉重打击了横行世界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为人类解放和进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由于自身理论的局限性和模式的僵化，列宁主义在冷战之后逐渐转入了低潮。但是，一种理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这种探索活动本身的失败。就像牛顿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高速运动状态的物理现象，但人类探索宇宙的愿望永远不会过时；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没有预言也无法解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但是人类追求解放的理想却永远不会过时。　　

让我们将视线转回到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就会发现在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在中共每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马列主义几乎都不能为之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也很少能够提供可行的方法。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共自行决定开始独立自主进行武装斗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在长征途中自行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排除外来干扰实施渡江战役，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冷战时期，中共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世界”的概念，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共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这些重大决策，都是中共独立做出的，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甚至多次挽救了中共的命运。相反，将马列主义的经验盲目照搬中国，却经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盲目的城市暴动，建国后仿照苏联集体化运动开展的“大跃进”和“公社风”等。　　

因此，我们认为，复兴的墨家思想暨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是一种并行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共同愿望、共同情感、共同追求而产生的共鸣，而不是简单的继承或者所谓的深化。换句话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而只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催化剂和营养液的作用。两者同源于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却花开两朵，各占一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中共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说法和产物，并非真实的历史写照。　　

所以，当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纳入国际共产主义的潮流中来看时，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而只有当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中国文化自身的大系统来看待的时候，一切就豁然开朗了。中共推翻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是两千多年前“汤武革命”的翻版；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循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汲取了汉唐强盛繁荣的经验之道；而解放军这支在人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军队，也符合古籍中“不敢与妇孺争道”的“王者之师”的形象。　　

同样，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非西方意义上的一党独大，也绝非封建王朝承认既成事实的“得天下者坐天下”，而首先是一种经过反复验证的学说上的领导地位，其次才是政治上的领导地位。简而言之，今天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外儒内墨”的治国之道，它是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外儒内法”的政治传统的延续和更新，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痛苦的自我革新之后结出的硕果，自然具有长远的生命力，而绝非一个贴着“真理”标签的舶来品。唯有如此理解，我们才能够为中国当前政治稳定和今后的改革勾勒出一个基本的框架，划出一条可行的路线。

四、从墨家“道”与“义”的关系，重新审视中共历史上“左”“右”倾思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中的这两句话，以极其简练的方式点出了中华文明的本质。对此，先秦诸子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阴阳论”。而古代墨家对此的认识更为深刻而全面。综合而言，墨家认为，“天”是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都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并通过实践来进行检验，可谓是“道”；“地”是坦坦荡荡、平整四方的，无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都需要一种公平公正的态度去处理和平衡，可谓“义”。　　

墨家要“利天下”，那么就要同时完成“道”与“义”的实现。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有创造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能力，又要能够将财富公正公平分配到社会各阶层中并适当照顾弱势群体。　　

我们认为，“道”（客观规律）与“义”（人民利益）的均衡关系，如同哲学中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一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命题，也是古往今来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次路线之争。　　

何谓“左倾”？何谓“右倾”？跳出原来的马列主义窠臼，让我们从“道”与“义”两者的关系来进行判定，就会得出一种全新而明朗的解释。在每一个历史的重大关头，需要同时兼顾“道”与“义”的均衡，一旦出现严重偏差就会造成路线失误。其中两种倾向最为典型：其一，是在并未深入实际的情况下，依靠经不起推敲的信息、照搬外来的经验、甚至依靠领导个人的臆想和武断，打着“义”的旗号，用简单、粗暴、蛮横的方式推进工作，违反了“道”的规律，无视“道”的存在，甚至背“道”而驰，最终也使“义”无法实现甚至受到了更为惨重的损失，这种“借义损道”或“假义害道”，正是各种“左”的思想来源；其二，夸大客观困难，不能充分为“道”的实现创造条件，在困难面前不敢坚持斗争和自主发展，甚至背弃了“利天下”的原则，采取损害“义”的方式来寻求妥协，从而丧失了主动性和主导权，这种“借道损义”“假道害义”，正是各种“右”思想的源头。　　

在中共历史上，“左倾”“右倾”都带来了严重后果，但是相对而言，“左倾”的危害尤为严重，因为“左倾”往往在打着“义”的旗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蛊惑性，无视客观规律，无视实践结果，否定理性思维，甚至罔顾党纪国法掀起盲目的群众运动，是造成“文革”之类巨大浩劫的罪魁祸首。对此，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了“‘左’‘右’都要防，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著名论断，又提出了“不争论”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各种以打着“义”之名而害“道”的冲动。　　

与之相比，“右倾”问题相对而言较为容易彰显和改正，因为它主要在“义”这一方面出现的偏差，会很快在社会层面得以彰显，如当前腐败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即使普通群众也可以通过感同身受来下一个定论，不需要像“道”一样必须通过艰苦的探索和充分的实践来证实。更重要的是，在墨家学说已经占据了思想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的今天，一旦路线上出现了“义”的偏差，与“道”的偏差相比也较为容易纠正，可以使用的政治、经济、司法、政策手段很多。因此，处理好中国当下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经济成果的共享，并非一件难以上青天的问题，关键在于一方面要排除某些既得利益阶层打着各种伪装的“道”的旗号（如“国际惯例”“自由经济”等）进行阻挠，一方面要把握好尺度，不能矫枉过正，要尊重各个阶层的正当权益，以免造成社会动荡，伤害长远的经济竞争力。今天，面对着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的现实，长期以来勒紧腰带压缩消费，通过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但是，那种在“藏富于民”“信用消费”“赤字财政”等动人口号下无节制的高福利制度，显然也不是中国的国情所能够承担的，更与墨家的勤俭价值观背道而驰。　　

五、墨家复兴的政治路线是新民主主义，墨家复兴的政权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　　

与诸子百家不同，墨家从创立开始就有了自己鲜明的阶级属性。在古代，它是劳（农民、工匠、下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今天，墨家依然代表了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包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事生产、创造、发明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文化人员）、个体生产者等。这一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为主要的谋生方式，正是墨家的主体支持者，也是国家权力的主导者，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同时，墨家主张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和间接创造者（投资方、食利者、相关权益人等）共同发展，保护间接创造者的合理收益，这就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符合“道”与“义”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原理，创造财富就必须要有投资、场地、能源、技术、生产等一系列元素的参与，以及相关的咨询、法律、财务等服务。无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的权益，都会对生产造成损害，都不符合“道”的要求；同时，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薪资、税收、福利、保险等），又必须首先保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的权益，尤其不能将市场风险转移到直接创造者的头上，这就是“义”。　　

新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特征的《共同纲领》，深刻阐明了“道”与“义”的关系，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政治文件，它深刻阐明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涵，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也标志着复兴后的墨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建国后取得的重大成绩，都是遵循了这一原则；而一系列重大失误和挫折，都与背离了这一原则有关。比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由于错误理解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涵，片面强调和突出了直接生产者的权利并将其绝对化，无视和否定了间接生产者应享有的权益，甚至强行消灭了与间接生产相关的各个阶层，导致“左倾”思想泛滥，引发了长期的政治动荡，导致内斗频繁、人权受侵、生产不足、民生凋敝、效率低下，最终也无法给直接生产者带来好处，反而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忽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混淆了直接生产者和间接生产者的差别，有意无意淡化人民民主专政，导致了财富过度集中和贫富分化，“义”的要求无法得到实现，引发了社会底层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不满。　　

显然，坚持《共同纲领》，均衡“道”与“义”的关系，就能够是最大程度发展生产力，最大程度维护人民利益，最大程度保持社会和谐，最大程度创新中华文明。为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指导思想，就显示了思想领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今天，让我们冲破传统墨家的历史局限，剔除糟粕，发展升华，同时借鉴中西方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墨家的十大原则，就形成了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策：　　

兼爱——人民相亲，阶级共通；非攻——国际和平，非义不战；　　

尚贤——公平选拔，德才兼备；求同——放言束行，民主集中；　　

集约——经济高效，精益求精；节俭——合理消费，反对奢靡；　　

非命——勇于创新，自强不息；实证——戒除虚饰，求真务实；　　

礼天——尊重自然，保育环境；非神——存而不论，敬而远之。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