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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波:铁肩担道义 愤然铸文批

流波 · 2011-12-0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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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波对网上一篇极度诋毁中华文明的帖子的揭批
 

(昆仑按:近三十年来,由于主体历史界、文化界的无为,使“西方中心论”在中国更加变本加厉,

也给仇嫉中华文明文化之历史悠久、妄图阻止中华复兴的内外文化汉奸们太多可乘之机。故特荐此文

以警社会。)

   有篇在网上流传一篇对中华文明极度贬曲疑古、极度民族虚无主义的贴子,题目叫《戳穿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的荒谬骗局》,成转贴时题目也有叫《 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吗?》等,现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文章说:“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对国内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常明显,写此文的人对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在国内向国民宣传“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感到十分的不满,极端愤恨,为什么要这样呢?从字里行间分析,感觉这个人可能是个中国大陆以外的人,或是什么台独或其它什么“独”或狭隘民族主义者之类,至少不是个热爱中华的人或压根儿没有或不愿有的人,对中华民族的美好前景充满敌意,所以这种哪怕是举世公认了的对中华文明的基本认识,“四大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史”也感觉十分不自在,我想,肯定是有根源的。

感觉此文者为了其个人意图泛泛的看过一些中外历史,于是以一种国际口吻说: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好象自己很懂历史,装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学霸姿态来,以便蒙骗广大网民。 

行文者开始为其谬论行道:“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 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咋一听,你觉得有理,一口气说出那么多文明了,时间、名称铁板钉钉,不由得你看你不信,想驳也不知怎样下手了。此人讲完这段话可能自鸣得意。其实,你再回过头来琢磨此人说的此段,无非是他将中华文明的时间“截断”到只有了三千多年了,是从商朝开始的,然后就一古老儿将其它文明是几千年、几千年一一道来,然后说你看,中国文明不要说进入“前四”,“前十”都进不了了,呵呵!好得意!

其实,世界上这几个最早的文明都是农耕文明,就以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建的农耕文明和东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相对排前,我还将这两个文明的时间向前推进500年,这里采用6000千年左右的观点,以便让这位对我央央中华文明有如此“刻骨仇恨”的写手再难有什么空子可钻。西方的历史学者有些还是有历史良知的,毕竟他们在提出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时,我央央中华的许多考古遗址还埋在地下,尤其是我长江流域动辄上万年的农耕文明,但研究苏美尔人文明的结果,西方人还是指出了这个文明的创造具有突然性,创造的人也是黄种人,是从遥远的东方来,当然罗,西方学者也不愿意就直接说苏美尔人是中华人种,是从中华而来。但历史的渊源难以割断,苏美尔人无论其人种、语言文字、星象占卜、土木(石)建筑、烧制陶器中加入稻壳、农耕浇灌系统无一不与中华糯民相似,巴比伦的古十二岁名即中国古代的黄道周天之十二宫。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论述:“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在希腊语、《旧约全书》里,苏美尔就是“Shinar” ,可译为“苏那尔”或者“西那尔”,也就是“粳糯”、“China”、“支那”,或“示拿“、“希腊”等,苏美尔人就是地道的长江流域的水稻农耕粳糯人。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巴比伦文明。至于埃及的文明史的确定则更具戏剧性,是根据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推说,又于考古找到了一块石碑,上有几个关于古埃及王国的象形字,于是推出了其最早文明的年代,不过也就6000千年嘛!早期埃及文明的人种也是不言而喻,中华黄种,他们将尼罗河边的耕地叫“诺姆”,与我们今天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叫法“糯”完全一致。而中华文农耕文明的最早年代上达2万年以上,如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中国湖南道县玉蟾岩,其年代在公元前2.05-1.65 万年之间(年代数据见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第 512页),出土了目前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陶器、编织物等。这一文明向四周扩展开来,周边考古发现的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十分稠密,如广东英德牛栏洞、江西万年仙人洞、浙江上山等地上万年稻作遗存的发现把长江流域农耕文明推向世界文明源头的有利位置。这一稻作文明向东向南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南亚并印巴度次大陆,形成后来世界主要的稻做农耕区;这一稻作文明向中原向北发展发展因地制宜形成以旱作为主宜稻则稻的农耕模式;再向西到了西亚东北非的两河流域、尼罗河畔并深入到欧洲腹地,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苏美尔)及其大大小小的中东文明并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都是中华古先民动作的结果。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说,“......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俄罗斯历史学者瓦西里耶夫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本土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郝镇华等译)第366页。)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富兰克林曾宣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悠久、经验最丰富、也是最聪明的民族”。

行文者又故做姿态卖关子:“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然后做答说:“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澧县彭头山文化,道县玉蟾岩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 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凡是对中华文明不利的理论概念他必然拿来套用,有用的当然是千方百计的挪开或误解。在这里,此人耍弄的还是将中华文明的历史铁定为缩短为3500年,讲五千年呢就是混淆“文化”与“文明”的界线,不仅如此,还反咬中国历史学者介绍其它文明时用另一个标准。

其实,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方忽视的就是对自己伟大文明的认同研究,以西方人的标准为标准,视如此多的新的考古于不见,西云亦云,无论是编写中华历史还是世界史,多是唯西方是瞻,各种宣传教育也基本是这样的调门,日久天长,造就了今天整个对西方的盲崇心态,使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真象湮灭在谬误之中。但即使如此,此先生还嫌不够,还觉得今天的政府默许一些历史书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的说话存在,解释只有一个,存心的有意识的对自己母文明的不满。就是一些铁杆的“西方中心”论者,他们也只是根据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地文明的相似性来推测认定中华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或古埃及或中东等罢了,还没发现如此气急败坏要诋毁中华文明的,其内心是因为中华文明太悠久太伟大了使得他实在感到无可奈何,如日韩一些右翼文人的变态心里,或国内极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还是别的其它原因,还要由此人的背景做出解释,我想,这个问题随着此人的逐步表演会真相大白。此人拾起西方人关于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什么“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这种区分本身十分荒谬,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先有了基本的文明,然后才来有相应的文化的出现和发展。西方中心论者生硬的人为的规定石器时代的文明是“文化”,青铜器时代的文明才是“文明”,不过就是在古地中海沿岸发现了时间比较早一点的天然铜的应用,原因是这一带有天然铜裸露于外,心计以此来定义文明,则其它地方的文明就是再早其实也不是文明而是文化了,这样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达到的文明划分的结果。这样的话,任何一种比较早的文明都可以以自己长于早于其它的文明来定义,比喻埃及、印弟安文明可以选择金字塔,印度较早的文明有印章,中华文明就多了:水稻、陶器、丝织物、玉器、漆器、天文历法、象形字、长城、青铜器、铁器、医药......因此,撇开这种文明文化定义的动机本身将造成谬误不谈,就是以其为标准,随着今天考古的进展,高超的冶炼技术、最精美的青铜器也是在中华而非别的什么地方。 其实,综观人类文明的发祥,文明的产生就是从农耕文明开始的,人类由于是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向四周扩散,长江流域以水稻农耕为主其实也兼旱作,向四周发展采取宜稻则稻不宜换种的原则;因此,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大多也是水稻农耕文明或水稻与其它农作物杂交的农耕文明,不宜换种麦黍类;印度、中东、北非及地中海沿岸等都是这种推广模式。

接着,此人开始进入对中华文明的实质贬损过程,首先还是断言中华文明是从商朝开始,并且说“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然后再列举其他文明的时间早于中华文明,时不时插入恶毒的话语,无知嚣张到了极点。 是的,一些西方中心论者的历史书往往对中华文明采取最大“截断法”,因为中华文明实在是太长太长太久远了,上下五千年嘛,你截断了几千年还是有几千年,他们可能还想从秦始皇统一进入封建帝国开始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哩!

在这里,我们先从西方人判断文明的几个主要标准谈起:有文字、有青铜器(或宽松一点说是进入铜石并用阶段)、有宗教祭祀场所、有大型建筑物等等。其实,对于中华文明来说 ,只要标准统一,就以西方人的认为对中华文明可能不利的条件也对中华文明的实际构不成什么真正的威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本身是世界其它文明的母体文明。在这里 ,我大胆的宣布,几乎所有上了近3000千以上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人种的直接创造或延伸,无论是两河流域还是尼罗河流域还是印度美洲澳洲并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先拿文字来说,西方中心论者或糊涂人云亦云者们顺口而来:两河流域巴比伦的锲形文字、埃及的圣书字有了近5000千年的历史了,而你中国的甲骨文充其量也只有3000多年,怎样,这一项就比不下去了吧,没辙了吧!

这是我想起了魔术,眼睁睁的就让你不得不信!但魔术无论怎样逼真,但它毕竟是假的,而中华文明则真金不怕火炼,越“埋汰”将越显示其万年不古的生生不息。距今约70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女神像肩头有文字符号“X”,被西方学者称作“世界第一字”。距今9000年前的中国洞庭湖平原上的彭头山文化中出现了“日”、“月”、“X”、“ #”、“∞”、“▽”“△”等多种字符,其中“X”字符是在女巫佩带的石牌饰物上发现的,这个“X”形符号后来演变为“左右旋”——“卍”(万)符号,在中国和世界的原始宗教、艺术中转展流传。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刻画文字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贾湖发现时是26个字符,其中有五个字与今天的字都差不多了,时间上则比古埃及、两河流域的中华带去的象形字早了近几千年去了。古巴比伦楔形文字(距今5500年)、古埃及象形文字还没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等古文化遗址的陶文相比来得成熟,当然,它们之间非常相似,也类似于遗存下来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彝文、东巴文等。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形象文字并世界各地的象形字本来就是中华先祖带去的,其实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相近相似一说。

中华互人(西方称腓尼基人)与埃及文明创造者其实都同属古伏羲部族,古史记载的“赫胥居南”,就是赫胥家族管理从长江流域到印度半岛到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公元前15世纪,闪族的互人在中华象形文字在埃及、两河流域的变种圣书字、锲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共22个,只有辅音,没有元音,后来成为所有字母文字的开山鼻祖。因此说,真正的字母文字记载的历史充其量也就4000千年左右,与中华象形文字近乎万年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里“西方中心论”和诋毁中华文明的人们惯用的手段就是,拿中华已经非常成熟的晚期文明与其它文明的早期甚至于还是文明的萌芽阶段在时间上进行类比,殊不知中华殷商甲骨文已初具“六艺”之功:象形、指示、会意、假借、转注、形声等,这是任何呆板的、死质的、几乎丢弃了历史信息的字母文字所能比拟的吗?但这些人竟说中国的文字就是从殷商甲骨文开始,然后就将其与古埃及、古两河流域象形字对比时间,然后说中国的文字在后。请问,为什么不与中华八千年的、七千年的、六千年的来比,是不是还可以与后来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中华文字对比,不是更在时间上有优势了嘛!这是西方中心论者们惯用的“时间挪异对比法”。你是不是又辩解说中华这些文字是刻画符号,而古埃及的、两河流域的是成熟了的文字?我说,你如果是搞古文字研究的,你就拿来那些文字与我们贾湖出土的龟甲文、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等古文化遗址的陶文比较比较,到底哪种文字更成熟、更抽象?怎么比,我们在时间、成熟上都远远超前于西亚、两河流域,何也,毕竟是后来的糯民传承过去,有一定的“失真性”和再造性。我在《谈谈象形文与字母文字》一文中说过,近代历史后,由于整个历史格局的变化,美洲、非洲、澳洲或被占领或被殖民使用了殖民者的语言——拉丁字母语言,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等。南亚、东南亚一带原有本国文字语言或使用汉语的国家也纷盲引进了西方拉丁语系的殖民语言——英语。拉丁字母语言之所以今天分布如此之广之众,并不是它有多少优越之处,相反,是近代这场血与火的罪恶殖民史的历史见证。

古人在采石加工玉器、制陶当中,发现了材料金属,而所有这些诸于玉器、制陶都是中华先民最早最强项,在这个意义是说,铜金等重金属的发现、加工和冶炼,也必然是中华古先民的先例。早期到达亚欧非相交的地中海沿岸的长江流域糯民带去了先进的打造技术,加上这一带有天然露天铜矿,于是以打造玉器的娴熟技巧来打造铜、金等质地较软的金属材料得心应手。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文明里边,青铜的加工主要是以锻造为主,而在中国华本土,铸造占绝对地位,中国的青铜合金里边的锡的含量要比其它文明高出甚多,冶炼、青铜技术占世界绝对优势地位。就如对比文字一样,国内外贬损中华文明者的惯用手段还是“时间挪异对比法”这一招,将其它文明的最早铜器的使用或冶炼和中华文明非常成熟高峰时期——殷商的青铜文明在时间上进行对比,然后恶狠狠的下结论。这些包藏祸心者其意思其实很明确:你中国的文明就是从殷商开始,充其量三千多年,再要说什么夏、什么“三皇五帝”,那简直就是无中生有,是无耻之极了。

但历史真象总有还原之日,再多尘埃也有风吹干净处;人类的母体文明经万年沧桑必然留下无尽的宝藏,如今,遍布中华和全世界的相同文明因子无一不向人类宣示着上古中华文明的无处不在。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到达西亚两河流域并欧洲的时间也与之相近,又有天然纯铜的裸露,才使这一带文明的创造中有了较早使用铜的文明骄傲,这也是西方世界所提出的文明标准中,唯一一个还勉强能向中华文明叫板的因子。黄帝与蚩尤作战时代,史记蚩尤铜头铁面,这实际就是告诉我们6000年左右时的长江流域就有了铜铁的冶炼并用于军事作战了。

过去我们认为这些古史记录是不可靠甚至认为是古人对更古老历史的杜撰,比喻史载说黄帝与蚩尤战,蚩尤作雾,黄帝军迷失方向;这时有天神降,将龟头对西北,尾朝东南,四足定四方,方向明确,黄帝军大胜。过去一直将此作为神话,但后来这样的神龟定四方图在殷商的龟甲上发现,又在美洲的印弟安人部落发现,历史扇了我们的耳光。在中华大地,陆续发现了公元前五千纪的人工冶铜的遗物,在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房址堆中出土了两件方形金属陶制合范,表明近6000年时期的中华红山文化的创造者们已掌握了铸铜技术。在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一个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黄铜管,年代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黄铜含量达到了28%,同时出土的一截黄铜管其含锌量达到了32%。我们知道黄铜是很难冶炼的金属,在世界其他文明里边,很少见,在巴勒斯坦发现的黄铜制品已经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了,西方到了罗马时期,黄铜才常普遍使用起来。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里边发现的青铜刀,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含锡量7%,是用双合范铸造出来的,中华文明大约在距今5500年前后已经迈进了青铜时代,4500年左右的四川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考虑到长江流域如湖南、四川的青铜器文明的精湛,数量之大,联想到湖南云南等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的有色重金属之乡,最早发明铜铁武器的战神蚩尤就是这长江流域先民的头领,想来许多不解之迷也会洞开了。让那些说中华对铜的认识、青铜器的制作晚于西方晚于其它文明的崇洋媚外、厚洋薄中者的浅薄论调见鬼去吧。

说到祭祀场所,湖南怀化洪江高庙遗址,发现距今约7500多年前的大型祭祀场所,面积将达1000平方米。除了年代久远、规模庞大外,该祭祀场所的结构也颇为新颖,主祭场呈梯形的对称结构,一边有两个巨型柱洞,主祭场前面还有人工挖出的呈方形或圆形的人祭坑和牲祭坑。在两个人祭坑里分别发现了一具人体骨架,两具遗骸头部均有被利器猛烈击打的迹象 ,这是活人做祭品的有力证据。并在牲祭坑中发现了猪、牛、鹿、龟等动物骨骼及骨渣,祭坑还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再回过头来谈大型建筑的问题,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距今1.8-1万年,发现了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是世界高台式建筑的源头。比喻再说这个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位于朝阳市喀左与凌源、建平三市县交界处,是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为古国遗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积石冢金字塔式巨型建筑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综观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是遍地开花,从上万几千年的水稻栽培、陶器制作、高台式土木建筑到近万年左右的象形字、天文历法太极八卦到近8000年左右的祭祀场所到6、7千年左右铜的使用并后期青铜的世界领先地位到5、6千年的石砌围墙遗址为古国遗址,雄辩地向全世界宣布,无论西方以什么样的标准,中华文明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历史的真本、史实就是这样。

距今7400年前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整座城市有护城河、城墙、水门、旱门、十字街道、卵石大道、桥头等,有排水系统、防洪堤、祭祀建筑等,出土了约6400年前烧成的砖瓦,发现了约5300年前的用烧好的砖瓦铺成10-15厘米厚的长约30米的道路遗址,又发现了约5000年前用烧好的砖瓦作为地基的神殿、王宫遗址,又是后来世界环绕回廊、柱廊式建筑的源头。再审视4500年左右的古印度马享佐达摩和哈拉巴城市文明,也系砖瓦建筑,有较好的排水系统,有通向印度河乃至阿拉伯海的港埠等等。印度、西方史学界一直惊诧马享佐达摩和哈拉巴这一高度发达的古印度文明的突然出现,是谁创造的?现在对比中华城头山城市文明,这个文明之迷应当轻易地找到了答案。

其实,如果说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或还加上美洲文明随着一些考古的发现,要争一个谁先谁后还有一定可争性的话,则这些子文明要来与中华母文明争先后只能说是人类对自己文明认识的浅薄、误解和错位;随着考古、科学、史料的综合性研究和人们对带政治色彩的狭隘文明观的放弃,这些错误的认识也必然有一个逐步更正的过程。就象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史源、母体文明一样,这种认识其实正是如今天还在错误流行的说中华文明是西亚、或两河流域、或就中东文明传承过来这样的完全颠倒了的文明观中释放出来,随着对文明认识的清晰、对错误文明观的揭露,中华人类文明史源、母体性也越发真实起来。

做为人类母体文明,要具备基本的三大条件:一是文明发祥最早,二是文明的继承性,三是向周边的扩散性 。西方文明所提出的关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最早文明也好,还是说尼罗河古代文明的创造者,这些农耕文明时间上充其量也就是个6、7千年,问题是这些文明都是突发性出现,没有前前后后的连续性,创造文明的人也是中华黄种,这些其实都暗示了说明了还是中华人种过去了创造了这些文明。那么中华文明分析起来又怎样呢?首先是上万几千年到上万年的农耕文明在长江流域一带左右上下的排开,至于从万年到六千年的文明以长江流域为轴心向南向东向北向西层层迭迭,采取宜稻则稻不宜则旱作的模式推广,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水稻农耕文明和旱作农耕模式。水稻区域主要是东亚、东南亚、印度半岛的部分、早期的地中海沿岸部分,旱作主要是长江以北、印度部分、沿地中海沿岸大部分,所说的古印度、古埃及、古两河流域文明其实都是中华早期农耕文明世界范围推进的文明产物,包括澳洲、美洲文明及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莫不如此,所以才有其农耕浇灌、人种语言、象形文字、原始宗教、天文历法、图腾崇拜、风俗传说等等的相同或相似性,因为本就是中华长江流域糯民的全球性开拓的结果嘛。从人种来说也是,直到近代前夕几乎遍于东南亚、美洲、太平洋岛屿、印度洋岛屿都还是中华黄种为为主,今天一些地方为白种所占,原住居民成为土著都是近代西方殖民的结果。

希腊古称大夏,“夏”——“希腊”二字的顺读。黄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颛顼,颛顼之子伯鲧,伯鲧之子大禹,大禹之子夏启,而启是夏朝的创建者。据《山海经》研究专家宫玉海考究,公元前2146~2137年,尧舜派鲧治洪水并前往西亚征服伏羲神糯炎帝的海外势力共工部,败于共工被殛于羽山,于是禹再度被任命治水,并继续征伐埃及相柳(法老的古音),筑金字塔(众帝之台),名声大噪,权倾一方,希腊成为其家庭的封地,希腊南方海中的克里特岛的“克里特”即为“夏启开”的古代读音。按照古制,禹死后启回到东方接位,并终止了从沿袭下来的“禅让”制度和部落联盟酋长(贵族)议会制度。但在希腊罗马,则将尧舜时代建立起来的部落联盟酋长(贵族)议会制发扬光大。后来又在一处古山洞中发现了那尊著名的左右手操蛇的女神像,正是《山海经》记录的“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夏代大禹文命,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正是大禹之宫,这也是夏启为什么要尊希腊为大夏的原由。

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民族虚无主义有其历史的渊源。《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在整理古籍时, “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剪裁了他认为不合适的许多上古档案史料,活生生斩断中华古史,剩一鱼尾。到司马迁时,继承孔子历史观,不懂《山海经》等先秦史籍所载古民族图腾的内涵,怀疑《禹本纪》、《山海经》等先秦史书的真实性,“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将“三皇五帝”史当成了“怪力乱神”的神话。而近代西方的崛起,产生了西方中心论,国内疑古派的产生,到后来国内外西方中心论、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合唱,活生生地要将人类文明的源体、母体进行最大限度的压缩、扭曲、变形、分断、撕裂,而这一过程,有的是学术无知的跟风,有的是要达到种种目的。此文的其实也只是这一大合唱中的一节比较突出的音符罢了。而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的无为同样助长了这些因素的孳生和蔓延,中国历史界最大的悲哀在于,本有古史记录的历史后人就是要怀疑要将其当时神话或传说。我并不反对对历史进行必要的断代,但首先要使整个历史的框架是基本符合历史的而不是变形的,中华文明史本就有万年以上却硬生生要压缩成五千年且还要对二千年进行所谓的断代,从而使所研究的东西错位对不上段,又给本就反对要捣乱要混淆是非的海内外以口实和把柄。

也好,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正因为近百年来,近几十年来对西方的过分崇洋媚外,对自己民族的虚无主义,对中华文明的过分贬曲,物不平则鸣,才激发不少民间学者卧薪尝胆、铁肩担道义,大胆铸文章,澄清史事,还原中华,向人类的历史真本靠拢,改写人类文明。

最后,用巍巍昆仑网(www.weiweikl.com)的网志铭做为本文的结尾:人猿在中华大地相揖别,人类文明在中华大地发端,又从这块镶嵌着地球最高点的亚细亚传播四方,中华文明是地球其它文明之源。她执人类文明之牛耳从古至近代从未间断延续至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昆仑之巅耸入云霄。但这一人类的真本却被历史的尘土封存着,还人类历史本来面目是人类应有之责,上古时代就开创了全球文明的中华民族更是责无旁贷!

                                                                 2006.5.16 (2011年12月6日增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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