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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文化各自的优长和缺陷
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肌体的基因，文化要是变了，这个社会肌体就变形了。今天我们在身体被转基因之前，已经完成了文化上的转基因，所以我们看上去是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是西方思维的人。西方思维的特点，你往好里说叫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往坏里说其实也可以叫做自私自利、贪婪堕落、被欲望牵引，它实际上是一回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希望要西方的民主科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会放纵了欲望，会变得自私自利。所以对西方文化不简单说是怎么批判，其实也有一个学习的问题：学习它科学、民主、自由的一面，但是又要避免它自私自利、欲望放纵、弱肉强食的一面，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难题。那么怎么去实现这种既要学习又要批判的双重态度呢？在自然科学领域，就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但是要防止西方科学的泛滥，比如说“社会科学”，这个就是西方科学概念的泛滥，因为大家知道科学一定是要细分化、可复制、可检验，但是社会是天天都在变动，无数要素都在变动，而且社会还是相互高度联系的，因此社会无法用西方细分化的思维去认识，“社会科学”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向西方学习所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不但是对社会的认识不能靠西方那种细分化的所谓科学，实际上对人体的认识也不能靠西方那种细分化的所谓科学，而是要靠中国的《黄帝内经》，对社会的认识恐怕还是得靠儒、释、道的思想和它的当代版毛泽东思想。
西方的民主有非常可贵的一面，因为大家都有积极性呀，我们都要发言呀。“和谐”，什么叫和谐？就是一个“口”，旁边一个“禾”，人人有饭吃；“谐”，什么叫谐？就是人人都要说话，都要“曰”嘛，“比曰”呀。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它得有个前提：不能把人人有饭吃、人人可以说话变成人人要争权夺利。民主经常化作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变成弱肉强食的代名词，所以美国人游行为什么不找华盛顿，而去华尔街呀，华盛顿才是民主的地方呀，华尔街又不跟你讲民主？因为决策权在华尔街，那些华盛顿的政客全是他们的代言人。这样你就会发现西方的民主一旦被滥用，实际上危害极大。西方民主在什么事情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和一致？就是在小国寡民的情况下，七八个人，十来个人，顶多上百人的部落社会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如果内部事务比较简单，对外事务也比较简单，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实现民主，大家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比较容易有一致的意见；如果我们现在是大国众民，别说是中国13亿人口，哪怕是瑞典500万人口，就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社会，足够大的社会事务会非常复杂，真民主起来很不容易呵！比如说挪威那个布雷维克为什么要把首相府炸了？就是觉得“我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我也要说话呀！你们不听，那我就用炸药说话，行吧？”所以民主对于小国寡民、简单事物比较容易行得通，能够达到和谐一致，但是复杂事物、长远的事物、成长型的事物就不容易行得通：比如说一个企业要成长要发展，大家都来发言？很可能就不行。鸡一嘴鸭一嘴，东一嘴西一嘴，你说上这个项目，他说上那个项目，最后就得说那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你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行得通，他觉得就有这个风险那个风险，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像张瑞敏、倪瑞丰这样的灵魂式的人物。所以那种雷厉风行、刚毅果断的品性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种品性他会犯无数错误，但是犯的错误越多，他比别人认识得就越高，未来就会成长为灵魂式的人物。
民主的特点就是你也说，我也说，反正大家说的都不算嘛，所以你就不会深入思考，所以民主容易肤浅。民主有一个基本性质就是只要是大家说了的就一定是对的，其实大家说了也不一定对。当中国要成长要发展，要跟帝国主义对抗，要崛起的时候，这是高度复杂的事物，这个高度复杂的事物如果真民主了很可能是完不成的，得要有集中，得要有毛主席这样的灵魂式的人物。所以向西方学习，毛主席也学得很好，但是这个民主是“在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什么叫“在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比如说我们决定北上抗日，方向定了，决定跟蒋介石联合，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事定了，具体要怎么做，一级一级的都要民主，方向性的问题有时候还要集中一把；具体事务必须要大家都来参与，这样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既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又能发扬中国精气神的一个很好的典范。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些西化派，他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只讲人人要说话而忘记了这人人要说话可能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自由本来也是个好东西：真的是个好东西，“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么珍贵的东西难道还有问题吗？但是自由也有两种自由，一种是形式自由，一种是实质自由，形式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你管，你管得着吗？天王老子都管不着，还用你来管？”这个时候你体现的心态就叫追求形式自由，就是“走你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是这样一种“走你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形式自由最后就会变成“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那就麻烦了。所以就会有我的自由侵犯你的自由，我的自由践踏你的自由，我的自由压迫你的自由，形式自由它就容易犯这个错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是认识了规律后的自由，认识掌握了社会人生规律后的自由。有人在黄河上空架起铁锁，在铁锁上穿行自如，这是什么自由？是认识掌握了规律以后的自由呵，不然你试一试看，那一定掉下来呀！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就是在学习掌握规律，然后要获得那个掌握规律以后的自由；而小孩子懵懂无知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那就可能被撞的头破血流。我观察我女儿成长的过程就是：你放她自己走吧，她一会“咣”撞到桌子上了，一会“咣”又撞到椅子上了，那个时侯她真自由呀，但是外在的约束让她不自由，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哦，那个桌子可不能撞呀，那玩意儿撞了是很疼的，后来慢慢就有了实质自由。人的成长是不是这样的？逐渐放弃形式自由获得实质自由，外在的客观世界它对你形成一个约束，你不能摆脱外在的约束去寻求自由。
西方文明当中既讲自由有多好，也讲“他人就是你的地狱”，有他人存在你就不自由。要我看，就不光是有他人存在你就不自由，有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你也同样不自由，有地心引力你自由吗？想飞，试一试看，不自由。所以按照西方的这个逻辑下去，就会连地心引力它都想摆脱，那才叫真自由，只不过那种自由是小孩子想象当中的自由。但是形式自由也需要尊重，比如说你现在想走自己的路，父母说这条路不好，那你觉得这是我喜欢走的路，我都已经长大了，你别管那么多，我想干的事情你不让我干，而你想让我干的事情我没兴趣，你剥夺了我的形式自由我很难受。你可以给我讲道理，但是我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还得让我去犯错误，这个自由你总得给我吧？那就得给。但是这种给自由的方式就需要水平，它要允许你犯错误，很多家长不允许你犯错误，不允许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走，他不知道正是你的犯错误才会使你成长，他不允许你独立成长，一定要你按照他给你规定的轨迹去成长，其实我们很多家长不知道那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所以形式自由也很可贵呀！
我们人与人固然是处于相互联系当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必须给予尊重。如果说我们党以前搞社会主义有一些问题、弊端和缺陷的话，那就是给你独立成长的空间太小，正确的东西就想直接给你灌进去，这个可不行，灌输实际上是不行的，必须得因势利导才行。今天的同学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多想法要是放在毛泽东时代，比如说一些自私自利的想法、一些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的想法，有可能会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呀。其实那些想法不过是刚刚冒头，通过启发，通过辩论，慢慢他完全有可能会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但是不允许思考，不允许辩论，直接就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会觉得很压抑。我们前面的三十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毛主席他也是承认的，他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不是请客吃饭，不可能润物细无声，那肯定留下了很多心灵的创伤。于是就有一批人出来晒创伤了，说我这里有创伤，那里也有创伤，还就是真的。《炎黄春秋》专门就干晒创伤的事情。问题是说，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假如说不是一种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行动，温温雅雅的，润物细无声的，和平的团结起来，倒是没有创伤了，可是那时间可就太漫长了，那帝国主义对你可不是温文尔雅、润物细无声的，那铁蹄践踏可是疾风暴雨式的，与其让日本人给我们留创伤，而且那还根本就不是创伤，而是直接的死亡，那还不如我们自己人给自己留下一点小创伤了，它的大逻辑是这样的。其实当年留有思想创伤的人他也没有太大意见，他也知道中国需要团结，团结需要集中，集中就可能会有创伤，而只要方向、路线是正确的，个人的委屈算得了什么？当初大家是这么想问题的：“比我委屈的多了，那牺牲的两千万呢？留点创伤算什么？”当初大家的确是这么想问题的。后来有人说“弟兄们，我们大家都来晒创伤吧”，于是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地来晒创伤了，因为某些人是反革命，所以就引导我党我军的老干部、高级将领来控诉革命，控诉毛泽东。
所以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吸取它的长处，又要避免它的短处，对于中国文化也同样如此。这次我们真希望来一个中西合璧，但是西方文化只能起一个基础性作用，在科学技术上起作用；但是在人文、思想、心理、身体等方面还是要中国思想起主导作用，这大体是未来新文化的发展发向。也就是说对西方文化不是一脚踹，肯定它的积极方面，但是防止它泛滥。科学技术看上去是科学和技术，其实它背后是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就是文化的东西。杨振宁说中国的《易经》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我认为他说错了，《易经》实际上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是有利于技术的发展，因为《易经》的思维是综合性思维。严格说起来，《易经》有双重性，综合起来叫做“其大无外”，可以一层一层不断地综合；但是《易经》也可以走分解的路，不断地分解下去，就叫做“其小无内”，不断地分解下去就符合科学。所以你就可以说《易经》既可以走科学的路，也可以走技术的路，但是《易经》在实际的运用当中走的主要是综合的路，而不是分解的路，分解的这个路我们走的就不深，西方走得深。但是退一步说，不能总说自己优越吧，我就承认《易经》利于技术的发展，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这总可以吧。《易经》不利于每个人自由的充分表达，但是有利于防止我们每个人都自私自利、走极端，因为你要知道：每个人意见的充分表达，每个人欲望的充分膨胀，其实是会使社会变成地狱的。人民并不是天然正确的，人民既可以变成“人对人是狼”的人民，也可以变成“人与人相亲相爱”的人民，就看怎么引导了。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也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就是学会争权夺利，对于每一点利益的得失都会很敏感，很斤斤计较，这是一个发展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对自身的利益变得越来越不敏感，而对人民的利益变得越来越敏感。每一个人面前都有两个不同的正反馈，而两个正反馈都是可行的，大家都在起点之处。所以我认为大学网现在在提“新青年新文化新主流”，这个新文化就是既要吸收西方现代科学的成就，吸收科学思维在分解意义上的合理性，也要防止西方科学思维泛滥成灾，把一切事物都以科学的方式去认识，去解决。这个就是新文化，以东方文化为主导，西方文化为基础的一种文化。我们现在干的事情，其实也是转基因，是再造基因。
这就涉及到当年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其实口号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当时的“中学”并没有为体。什么叫中学为体？其含义很深呵！这得需要慈禧太后是圣人，可是她是圣人吗？圣人绝不会把用于建海军的钱挪用去建颐和园，当她这么去做的时候，她就是个小人，小人就是西方的自私自利的人呵。所以她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那肯定就是要失败了。后来毛主席建立新中国，那是真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毛主席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叫中学，同时又要搞原子弹、氢弹、弹道导弹，那个叫西学为用，所以毛主席是真正实现了，但是还不够完美，在细节上还有很多相互冲突的地方。特别大的冲突就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上，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革命年代牺牲了，所以毛主席是把毛远新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的）上的学校就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当年是比清华北大还要好的学校，是由全国最一流的技术专家组成的，毛远新在哈军工里面是高材生，成绩单上全是九十分以上，毛远新给毛主席看自己的成绩单时也是洋洋得意：你看，我的成绩不错吧！可是毛主席一看不高兴了。哪里有孩子考了高分而当父亲的不高兴的？可是毛主席就不高兴。他说你成绩是好呵，可是你会阶级斗争吗，这可是门大课？毛远新说不会。那你会科学实验吗？指的都是验证性实验，他说不会。那生产斗争呢？还是不会。那毛主席就会觉得你光是成绩好有什么用，这些重要的事情都不会岂不是废物？要到三大斗争当中去成长提高。看上去毛主席是在批评毛远新，实际上是在批评整个西方型的教育体制，这个就是他所讲的“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原因，毛主席甚至还说干嘛不让作弊呀，作弊有什么不好，抄一抄总比不会好吧？他这个想法大家听着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毛主席的想法无非是学校这个场所不见得能够培养人才，是社会这所大学才能培养人才，所以学校里好不好、坏不坏也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自学成才，重要的是跟社会实践、跟生产实践、跟阶级斗争互动，那是真有学问，所以毛主席老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的，什么“湖南一师”，那一师毕业的人多了，哪个成才啦？成才都不是靠什么一师，也不是靠什么清华北大，而是靠你在社会广阔的天地当中去斗争、去思考、去成长，那才能成才。后来你当了主席了、当了总理了，学校就把你请回去，那是用你在做广告，你还以为是真的呀？我们今天的现状就是太看重学校教育了，所以毛主席就是恨铁不成钢，干脆就说“作弊也行”。他自己当初就是作弊过来的，可能几何就不及格，那老师就帮助他作弊，然后就毕业啦。他自己堂堂正正就承认。一个有自信的人不怕在某些方面有缺陷，你是没自信，所以才会出现人家说你这不好，那你就赶紧改；又说你那儿不好，又赶紧改，改来改去把自己给改没了，把自信给改没了。但是这话不能跟小学生讲呵，小学生还是得老老实实地学习考试，大学生了，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还依赖老师的评价，那就是你永远长不大。
二、为何要将“培养中国人奴性意识”的儒家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结合？
谈到这里，有人可能就会困惑：儒家文化思想不是培养了中国人的奴性意识吗？怎么还能跟毛泽东思想结合呢？这是五四以来很多人的感受和看法，说孔夫子的思想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是等级制，因此是专制和不平等，因此是会培养顺从和奴性，这个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这是不是孔夫子思想内在的问题，那倒另当别论。后来的历代帝王确实是把孔夫子的思想变成了一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么一种等级观念和服从思想。但是孔夫子的思想是“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做领导要像一个领导。”什么叫“像一个领导”？为人民服务才叫领导，为自己服务叫什么？叫暴君，叫独夫，独夫是“人人得而诛之”，这话历代的统治帝王就很害怕：哪天我为自己了，你们就会把我给杀了？这个太可怕，不敢接受。这个话基本是孟子的说法，孟子发扬得很好，当然孔子也有类似的东西。所以后来大概是朱元璋想尊孔的时候，一看孟子还说过这话呀，那你还是别进孔庙了，原来孔孟是连在一起的，孟子叫“亚圣”，孔子这一脉里面有孟子，其实也有荀子，都是讲“服从是有条件的”，这个有条件的服从就叫做“从道不从君”，服从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不服从的是为自己服务的领导。“道”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中国讲的是两种君：一种是有道之君，另一种是无道昏君，如果是后者，那基本上就可以推翻他，这是一个造反有理的动员令。谁说中国文化只讲服从？它是一个有条件的服从。一旦你是一个无道昏君，对不起，杀你没商量！但是问题在于：在“有道”和“无道”之间有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这其间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是绝对有道，也不是绝对无道，他开始无道的时候怎么办？那就要“谏诤辅弼”。谏就是第一层：你要造长城造阿房宫，我劝你别造了；那他不听怎么办？我就找一块石头碰死，就是死给你看。我劝你不要造，可是你还是非造不可，你为什么不听呢？那可能是你觉得我有自身利益的盘算，可能是阿房宫里面没有我的位置，所以我劝你不要造，也就是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来劝君王这个别做，那个别做。所以那个劝阻君王的人就得表明你的确是出于公心而不是私利。可是你怎么才能表明你是公心呢？那只能死给君王看。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专制文化太厉害了，怎么还要死给你看才行呢？君是掌握方向的，最好是能把他劝过来，最好是他能改邪归正，一旦出现两个君，出现两个对立的政治力量互相较量的时候，就会血流成河，政治斗争是这么严肃的事情；不但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如果我能够用一人之死、一家之死挽回政治局面，那就干了！其实当年谭嗣同为什么要死在菜市口，就是这个道理。他完全可以不死，可以逃跑的，可是他就是要用一死来证明我这个维新是真心为你好的，不是玩假的。就是希望用我一人之死来避免社会的动荡，来避免社会的血光之灾。假如说还不听呢？那还有第三个等级——辅。什么叫“辅”？就是联合所有的大臣起来罢工，就不干了，你自己玩吧，或者干脆就是架空，也就是你皇帝说的话不算了，由我们大臣来做主，这个叫做“辅”。如果“辅”你还是不听，那就到了“弼”，这个也就是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路易十六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先是大老板们联合起来造反，不给你纳税，路易十六不听：“我死了以后哪怕是洪水滔天呀！”于是他就被杀了，这个就叫做“弼”。
谁说中国文化只有温文尔雅的一面呀，你看这个多厉害呀？而且中国文化的利害还不仅仅在于当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它有办法去解决它，也就是造反有理的思路；而且中国文化还是个“有理造反”。大家一定要弄清楚，“造反有理”和“有理造反”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文化讲的基本是有理造反，没理你就别造反了。没理也就是理还在君手里呢，所谓“从道不从君”，如果道还在君手里呢，那“从道从理”你就该服从。而“造反有理”是先反了再说，反了肯定是有理的，这个叫造反有理，即rebel is justified ,也就是说你反叛总是有理的。反叛总是有理吗？其实也不一定。延安时期反叛一把，红军时期反叛一把，有理吗？反叛并不总是有理的。有理反叛那是中国思想；反叛有理其实是西方思想。我讲毛泽东思想当中既有东方思想也有西方思想，如果毛主席说“有理造反”，那就是彻头彻尾的东方思想了。这里面的道理确实比较复杂，因为今天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基本上是说“造反无礼”，也就是你们所接受的理念基本上是“稳定压倒一切，造反无礼”，甭管我有没有压迫剥削你，反正你就不准反，这个也不是东方思想，东方思想也不简单是稳定压倒一切。我觉得大家非常奇怪的是一方面是接受了“造反无礼，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反剥削、反压迫、造反有理，这样你自己是相互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在中国文化当中就不存在，因为它有一个“从道不从君”，它是个有条件造反，不是无条件造反。西方人为什么推崇毛泽东？因为他说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做“造反有理”，另一句话就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实际上是西方人取了毛泽东思想的西方部分去赞扬。这样说固然是听得高兴，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应该纠正到“有理造反”这个上面来更好，这样文革时一些比较混乱的状况、一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节制；但是不节制的部分、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那就是西方思想。我感觉为什么这场文化大革命会失败？不简单是有人叛变，造反派自身也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造反派如果不反思的话，他们永远走不出去。
三、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中华文明有“内在合理性”，为什么会在近代失败？其实这个问题的要害就在于中华文明到底是什么？我想这大概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低的，就是皇帝以及那些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他本身是比较自利的，甚至是非常自利的，但是他们用儒家文化做装饰品，用以教化别人，让别人当顺民，然后他们自己去花天酒地，这是最差的一种中华文明，而中华也恰恰是灭在这种文明手里。也就是说，统治者可能会滥用儒家文化的名义，就是要求老百姓相信儒家文化，而他自己处于野蛮状态；他自己是一头狼，却让老百姓成为羊，这样在他去吃起羊来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第二个层次，就是作为领导者拥有很高境界，这就比如毛泽东，但是革命队伍中很多人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就需要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所以就要二十四级工资制，就是因为毛主席是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其他人其实是多多少少有些不够自觉的成分，这种儒家文明其实已经足够让世界震撼。
如果说未来出现了3﹒0版的儒家文明，就是出现了很多个毛泽东，都不需要勋章来表彰的，这些“毛泽东”相互以互联网的方式来联结，那这个带来的结果就肯定不仅是震惊了，那肯定是把世界给改了。但是每一个人还是可以建自己的体系，还可以建制度，制度内部的人觉悟是不够高的，比如说王宏彬在南街村就可以是一个小毛泽东，他不需要表彰，但是他可以去表彰别人，在南街村内部形成一个体制；然后那边又有个北街村，那边又有个重庆，这样不断冒出不但不需要表彰，甚至连生死都可以不顾的人，他们互相连通，那就形成一个“网络化的毛泽东社会”。
四、恢复“夷夏之辩”，追求世界大同理想
所以说中国文化真的是很开阔，它其实只有“夷夏之辩”，没有中外之分。什么叫西方文化，撇开西方文化当中的基督教不谈，因为那个稍微复杂一点，所谓西方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的强调欲望的、强调自私自利的、也是强调民主、平等、自由的西方文化，这一支西方文化其实是讲权利不讲道德的，所以这个西方文化其实就是属于“夷”的文化；那么什么叫“夏”，夏就是讲道德的。“夷”其实就是人的动物性，而“夏”其实就是人的道德性；夷夏之辩是最重要的，因此在西方只要是个有道德的人，他也是“夏”；在中国，你要是缺了德，那也照样是个夷。所以中国思想它一开始就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普天之下皆王土”，所以中国文化实际上不是民族主义的文化，它上来就是一个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文化。所以不是简单地说是西方文化把我们的思想给格式化了，而是西方思想把我们的动物性给夸张了。我们诸位今后只要是能够用理想、道德来主导我们的动物性，因为动物性是消灭不了的呵，当然死了以后动物性就没了，活着就有动物性，我们的呼吸、喝水都是动物性的，但是我的动物性是为思想性、为精神性服务的，那我就是“夏”，你的那个精神、思想是为动物性扩张的，那你就是“夷”，就是这个区别。
所以我认为不但是中国人需要恢复“夷夏之辩”，西方人何尝不需要恢复夷夏之辩呢？当西方人沉浸在权力文化、欲望文化当中，他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一样难受，一样痛苦，一样分裂，一样战争。美国人两极分化要不要中国人去拯救呀？当然要。这个就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也是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当然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的人民也同样如此，普天之下没有哪里的苦难我们不该关心；普天之下没有哪里的不义我们不该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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