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1. 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1]是处于封建行会时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进步的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欧洲继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2]，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3]；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4]，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5]继而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6]为此，世界工人阶级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成立了第一国际（1864～1876年）、第二国际（1889～1914年）和共产国际（1919～1943年）。
值得研究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劳动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自行解散，而在同一背景下的资本家的跨国联盟组织共济会却日益紧密地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大托拉斯和大财团结合得更加紧密，其目标更加长远，其手段对共产主义和南方国家，更加冷酷无情。他们在20世纪末推倒了社会主义苏联，现在，美国又重返亚洲，目标将是中国。不管西方国家有多少矛盾，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共济会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1102. 2008年欧洲大陆统一在科索沃最后收口的同时又通过“地中海联盟”计划开始乘胜向非洲北岸推进，2010年美国不顾自身的经济危机便高调提出“重返亚洲”政策并在“天安舰事件”后持续数月的针对“朝鲜威胁”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2011年中东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及对北约对利比亚开展军事打击，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欧盟与美国双方的行动在时间上如此契合，环环相扣，它向人们展示出一幅逻辑连贯的战略示意图，即在美国帮助欧洲摧毁那里的雅尔塔体系并基本实现统一后，接下的目标将是欧洲——作为回报——支持在远东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这是一个在新的即欧洲统一初步完成，宗主国-殖民地关系已成为历史条件下的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苏联解体后，这个体系的后半部分即“凡尔赛体系”在欧洲已经完成，接下来则是前半部分即“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完成，届时，中国将是美欧共同的打压目标，正如当年苏联是欧美共同打击的目标一样。其间的日本——鉴于它与美国之间的因核打击产生血海深仇——则是中国之后西方并不信任的压榨对象。至于欧美之间的矛盾，尽管他们在共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方面已达成原则一致，在这些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在未来的矛盾将主要表现在世界主导权的争夺方面。
1103. 与对手相比，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协调机制——为此，英国主动放弃了几百年来受惠于欧洲大陆分裂而实行的均势外交传统并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而同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根本性的分裂；它们还有跨国组织，不仅有北约及其他政治经济共同体，还有有庞大财力支持的跨国组织共济会[7]在幕后协调，而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跨国协调组织“共产国际”[8]及后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1956）和与北约相对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1991）早已成为往事。
1104. 就在法国向利比亚开战同时，它又派出“独角兽”特种部队介入科特迪瓦内争，培植亲法政权。略瞥一眼地图就可知道，欧洲人已在为利比亚之后进行着更大的布局。可以预料，在北非搞定后，法国将乘胜向几内亚湾南进，接着就是欧盟发布欧洲人的“门罗宣言”，以恢复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这个进程不会比欧洲的统一进度更慢。
显然美国注意到欧洲向非洲进军的后果。2007年2月，也就是欧盟批准地中海计划，准备进军北非的前一年，美国抢先批准组建非洲司令部的计划，逐渐接手全部非洲军事事务[9]。这说明，美国并不准备与欧洲分享非洲。至此，笔者想起19世纪末英法在非洲发生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 )。这是第一次大战前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时法国为了应对英国的非洲战略，制定了一个贯穿非洲东西的宏大目标，这又与英国的打通南北的殖民计划相矛盾了。1898年7月，两个国家的殖民军队终于在苏丹法绍达村爆发了“法绍达危机”，两军对峙，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双方达成不利于法国的妥协，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尽管如此，法国的这次让步却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样的苏丹已于2011年2月分离为南北苏丹，但昨天在这里的英法冲突，是否会是今天美国和欧盟冲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欧盟是否对已经变“老”的美国还会有耐心，这确实需要今天的美国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国人不愿动这个脑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来欧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样支持美国，而美国又是怎样支持欧洲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时期除外，此间美国是拼着命且实打实地帮助欧洲统一，而欧洲对美国的支持只表现在美国发起进攻的时刻，尤其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上发起进攻的时刻。一旦把美国送上战场，欧洲人接着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欧洲是这样；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中，欧洲也是这样；21世纪伊始，美国冲上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后，欧洲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参与但不卖力，在美国最困难时抽板。笔者相信今后在美国冲向中国时，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制面前，欧洲利用和消耗美国，壮大自己的策略并不会因美国以往的真诚而改变。
可以说，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美国人确实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国本意是强化欧洲，但苏联的解体却打破了欧洲间的力量平衡。结果美国将再次为失去相互制衡的欧洲所伤害。
1105. 欧美矛盾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是深刻的。对此论述最深刻的是列宁。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欧洲就有人提出“欧洲共和国联邦”——这比丘吉尔提的“欧洲合众国”早30多年——口号，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
当然，资本家之间和大国之间缔结暂时的协定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的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0]
由此，列宁得出提出著名论断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1]
“绝对规律”基于绝对矛盾。列宁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列宁揭示的这个规律中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社会主义也可获得独立发展的认识。
1106. 文章逻辑是“生死”。
1107. 想想毛泽东，我们会埋怨有些人胆小；想想小布什，我们庆幸还有这些胆小的人。
1108. 大国外交，最忌傻楞。楞傻之间，宁傻勿楞。
1109. 罗斯福总统告诫说：“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12]今天的美国战略层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没有耐心支撑的雄心，往往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前美国政治家处处显示出富家弟子战略学研究中那只有“地缘”而无“政治”的致命短处。他们来到黄海的行为很有点190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黄海时那随性的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已表示“我不愿发生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13]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事后评论说：“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却使战争无法避免。”[14]现在美国人也来到黄海，与当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国内经济一片低迷，在国际上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黄海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打仗，但却挥起了拳头，这样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印象。
1110.祭祀对象的思想境界是一个民族认识水平及其将要达到的高度的标尺。日本政要经年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但在那里堆放的都是一些因没有战略哲学而毁灭了日本明治成就并将日本带向大灾难的政治人物的遗骨。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期参拜这些人物的结果会使日本国民的战略文化水平及建立其上的国家的战略能力在亢奋的情绪中逐年递减。
1111. 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亚，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分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存在，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金融。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15]。
[1] 共济会，Freemasonry 世界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共济会的传播是由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引起的。共济会的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2]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页。
[6] 列宁说“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１亿或15000万人口。”《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0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第73、74页。
[7] 目前在这方面的资料最集中、最全面的披露，可参见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
[8]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19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非常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9]《美国非洲司令部主导地区安全合作 牵头联合军演》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1/26/content_12877941.htm。
[10] 列宁：“论欧洲联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709页。
[11] 列宁：“论欧洲联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页。
[12]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13] 张蓉初译：“库罗巴特金日记”，《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1页。
[14]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56页。
[15] 此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德]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1112. 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产不可避免地产生“俄狄浦斯”（Oidipous）[1]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这是因为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陆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2]；英国人更应当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就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变得日益减少。
1113. 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的。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面前，他们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3]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整个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的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4]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1114. 由徐沛东作曲，化方作词，李龙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旋律优美，接近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延安艺术风格，但歌词却有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言不及义的不足：贯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学风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扭转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才是“延安”的本义。如与贺敬之的《回延安》比较，徐沛东的《我要去延安》听起更象一首旅游宣传作品，其心境有些知青功成名就后回乡“忆苦思甜”的味道。歌词照录如下：
黄河边，延水岸，黄土筑高原。窑洞前，石磨碾，仿佛回到昨天。风清清天蓝蓝我要去延安。先登宝塔山，再看南泥湾。我要去延安，先听安塞鼓，再看山丹丹，我要去延安。梦里边，枕儿畔，千呼与万唤。泪咸咸，地平线，万水与那千山。夜无眠，星月远，我要去延安。先去杨家岭，再看青枣园。我要去延安，先喝羊杂汤，再吃黄米饭。我要去延安，先去忆苦思甜，再看山花烂漫。我要去延安看时间荏苒，看万山红遍，我要我要去延安。
但不管如何，《我想去延安》总体上还是一首不错的歌曲。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我想去延安”（而不是去纽约），中国就有希望。
1115. 新闻两则：
2011年6月27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宣布，正式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出国际逮捕令。据介绍，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令一经发出，终身有效，永不撤销。这项法令，是侵略者对反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更大的分侵犯，是对人类公平、正义价值的亵渎。
第二天（6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5]的演讲，郑重承诺：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实现的途径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我们要健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人民的责任感和民主精神，将带动社会的进步。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越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就越大。
1116. 2011年6月26日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专门委员会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意不参加旨在结束利比亚危机的和平谈判。根据会议公报，专门委员会评估了利比亚当前局势，呼吁利比亚领导人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立即停止所有敌对行动。之后，各方就全面停火、全国和解、过渡期安排以及民主改革等展开全国谈判。非盟希望谈判结束之后，在联合国和非盟的支持下，利比亚可能成立过渡政府。[6]
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针对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逮捕令。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尔随即对这一决定表示“热烈欢迎”。从当天的电视画面看，他一脸无奈[7]。他明白这一纸“逮捕令”是在明敲卡扎菲，实则是在警告他领导的利比亚反对派，让他不要幻想与卡扎菲谈判以实现国家统一；让他明白主导利比亚结局的不是非盟，而是欧盟或北约。至此，利比亚冲突卡扎菲的谈判都成为不可能。在获知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决定之后一直代表非盟参与调停的南非总统祖马国际刑事法院作出向卡扎菲发出通缉令的决定“感到极度失望”[8]。
1117.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学说的读书笔记一则
1.要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9]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10]
2.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古今国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11]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会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是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
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是拿破仑的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而不是所谓的“独裁”。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12]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是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首先是法国的全欧洲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13]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14]
3.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的基础新中国。
在此，对我们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这项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由团结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质的“禁运”[15]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6]，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17]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18]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4.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19]。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5.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用社会主义所有制团结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1]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娶母，出生后就被其父弃在山崖，但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国王收养。长大后，想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却无意中杀死亲父并娶其母为妻。此处比喻美国的命运是生于欧洲但注定要毁灭欧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运。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2] 1938年10月19日，张伯伦派英国首席顾问利思-罗斯以私人的身份与德国驻英商务参赞吕特尔和德国经济部官员施文迪在伦敦进行非官方秘谈，他再次提醒德方官员慕尼黑协定之后建立的欧洲安全集体合作的排外性质，说：“作为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有责任使促进欧洲国家合作的任何适当机会都不致错过。同样，假若欧洲四大国不是相互合作，而是互相拆台的话，那么欧洲经济就将处于严重的危险中，特别是在面临美利坚合众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时候。” “德国驻英大使狄克逊的备忘录”（1938年10月19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364页。
[3] “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4] 1940年11月，美国天主教梅利诺大学的秘书长德劳特与主教沃尔什访问日本，同近卫首相的密友、日本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秘密举行改善美日关系的“民间会谈”。1941年2月14日，野村大使会见罗斯福总统，商定从3月8日开始日美谈判。3月中旬，德劳特和沃尔什在与日本高层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特别助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岩畔和井川忠雄拟出包括解决中日冲突在内的《原则协定初步方案》。双方分别报告美日政府首脑。4月2日，岩畔大佐作为野村大使的助理介入日美谈判，双方磋商后，由岩畔执笔拟出《日美谅解方案》“两神甫与岩畔和井川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罗斯福总统邀请赫尔国务卿，听取两神甫的意见”。（参阅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639页；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尽管这个方案只是草案，但罗斯福事前已听取了德劳特与沃尔什关于他们与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谅解方案》的汇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案》内容已获美方的相当认同。方案开宗明义：“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谈判并签订一项旨在恢复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协定，现愿承担共同责任。” 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开始会谈。其间，赫尔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日美谅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页。）关于这个方案的具体细节，可参阅《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5] 温家宝《未来中国的走向——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2011年06月28日《人民日报》
[6] 《卡扎菲同意不参加旨在结束利比亚危机的谈判》
[7] 《利比亚反对派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热烈欢迎》http://news.cntv.cn/world/20110628/103353.shtml。
[8] 《南非总统祖玛称对卡扎菲通缉令感到极度失望》
[9]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0] 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11] 贾宜：《过秦论》
[12]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 页。
[13] 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页
[14]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 页。
[15]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15]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等有用的物资。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参阅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页。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条。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团结中农，保护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材料，除依法收归国家所有的外，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该法对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问题的处理，以及土改的执行机关、执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 争阅土地改革法体规定。该法自1950年实施，1987年底失效。
[17]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8] 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9] 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118. 邓小平当年“搁置争议”的主张不是现在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主权问题也可“搁置”，邓小平明确地说，“搁置争议，主权在我”。如果将邓小平同期提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1]结合在一起研究读，我们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搁置争议”的思想。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反霸、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生产力。当时，邓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搁置争议”和“三大任务”，这就是“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统一。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是一个积极的和充满辩证智慧的战略思想。
1119. 不懂历史，是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情报研究和决策部门的致命通病。
1120. 只有无知，才能胆大；只有不懂历史，才敢轻言“盛世”。
1121. 没有辩证法，思维要么偏激，要么僵化；而没有唯物论，思维就容易偏向取巧式的投机。如近年出现“非传统安全”概念，就有人由此推出“人类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核心的结论；近年也出现了“软实力的”概念，也有人由此导出“巧实力”概念。这些概念的要害就是不愿直面不容回避的挑战，如此推论下去就会得出用医院取代军科院，用拥有巨大“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赛金花”[2]去征服“八国联军”的荒唐结论。
1122. 以前我们用钱赎买资本家阶级的归顺，现在我们用钱赎买瞬间即逝的和平。
1123. 看历史知道昨天外来鸦片已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看电视节目主持和娱乐比赛，怀疑今天外来转基因主粮可能使中国失尽血性男儿。
1124. 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不知不觉地雌化，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正因此，1941年，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历史时刻，梅兰芳拒绝日本人的“邀请”，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
1125. “包容”须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增长”须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方向。毛泽东批评无原则的“包容”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3]。八面讨好作法，其结局可能就是《红楼梦》所展示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4]。
1126. 无原则的“包容”，在国内伤害的是人民和党的利益，在国际上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1127. 读报有感
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社评《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5]，全文从钓鱼岛的“合法性”开篇，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出动战机拦截接近钓鱼岛空域的中国军机，日方承认，当时中国军机并未进入所谓“日本领空”。既如此，日本战机拦截中国军机的“合法性”何在？
中日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该岛虽目前处于日方的实际控制下，但这绝非钓鱼岛的“唯一现实”。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中国明确宣布它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及台湾都不接受日本对它的所谓“控制”，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的“现实”。
钓鱼岛的真实情形是，日本没有力量阻止中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以及阻止中方采取的具体行动。日本没有力量排除该岛主权的“争议性”。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力量现在就“收回”钓鱼岛，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
2011年7月4日，杨洁篪在与日外相会谈中“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可五天之后，《环球时报》却发表这篇“社评”说什么“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说什么“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的‘现实’”[1]，要将钓鱼岛列入“模范摩擦海域”，但愿是是词不达意，其正面意思没有表达清楚。
[1] 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参阅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页。
[2] 赛金花（1870年或1864年-1936年）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曾作为公使夫人出使欧洲四国，也作为妓女而知名上海，她在西洋时就认识的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这次旧情复燃，亲密异常；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赛金花借劝说联军统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
[3]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4] 《红楼梦·第五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5] 《社评：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载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7/1810883.html
1128. 新闻两则及其评论
2011年7月15日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中南海亲切会见了一批来自大洋彼岸的特别客人，他们是应邀来华访问的美国芝加哥市佩顿中学师生。胡锦涛说：“青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希望所在。我相信，在两国人民包括两国青年的精心培育下，中美友好这棵大树一定能够根深叶茂、硕果累累。”[1]
美国东部时间7月16日，奥巴马与达赖举行了45分钟的闭门会谈，其间奥巴马重申“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另外他在会晤中还表达了所谓对于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7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奥巴马会见达赖事发表谈话。他指出，此举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美关系。[2]
目前中美相对的形势是“彼竭我盈”，彼骄横而我谦和。自古失道者寡助，兵骄者败。
1129. 如今善者抗议声如怨妇，喋喋不休；恶者欺人声如泼妇，东狮气急：骂中国的进步“阻挡历史”，是“a fool's errand”[3]；诅咒他国家领导人“时日不多”[4]。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悲愤交加，忍无可忍；后者给人的印象是因大限将至而迫不急待。
1130．中国是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制度成本在启动之初就降到最低点。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权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速度落后中国二三十年。1998年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通过与印度比较，正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他说：“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5]
1131．常言“富不过三代”，其实穷也不过三代。穷则思变。穷富只不过是磨砺人类精神的轮回。
1132．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1133．瓦解或动摇对少数干部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是西方成功颠覆、削弱或打击象苏联、南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战事未开，重要部门的干部变节是西方国家在这些国家得手的重要内因[6]。而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核心领导不仅是美国“海归”而且有的还曾任利比亚政府高级别官员[7]。这提醒我们必须重建干部审查制度。
1134．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临别时，应周恩来的请求，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语重心长的忠告，他说：
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8]
这是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也是最语重心长的指示。斯大林这个指示与1949年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同志从渣子洞死里逃生带出来并交给重庆市委的《狱中八条》[9]中的最后一条“惩办叛徒特务”不谋而合。这“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经历失败和挫折后的刻骨铭心的体会总结。他们在最残酷环境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与同样从极残酷的斗争环境走过来的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指示，竟能如此一致地不谋而合，这决不是偶然的，因而在当前国际上“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了蓬间雀”[10]的特殊环境下，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巧合”。
1135．与李龙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比较，王二妮唱的陕北民歌真正把人们带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了“咱们的队伍势力壮”的力量。
看着今天的王二妮，便想到昨天的汤唯和赵薇。
汤唯曾主演《格瓦拉》（2004年），而后又被人诱入《色戒》（2007年），扮演汉奸情妇。《色戒》导演用汤唯这张面孔要给中国人传递的暗示是：人不就那点事，无所谓国家民族，跟谁干都一样。赵薇曾在《还珠格格》（1997～1998年）中以活泼可爱的“小燕子”形象迷倒千百万亚洲少男少女，而后又被诱至纽约身披日本军旗为《时装》杂志（2001年第9期）拍照并因此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好在赵薇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全国人民道歉。[11]
现在让人担心的是，中国的“班加西”派们很可能还会与西方里应外合，如法炮制“借力打力”的策略，再诱王二妮步汤唯、赵微的后尘并以此丑化和歪曲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史。
[1] 《胡锦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佩顿中学访华师生》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5169640.html。
[2] 《奥巴马会见达赖重申反对藏独 称“关注西藏人权”》
[3] 英文原文是：they are trying to stop history, which is a fool's errand. They cannot do it. But they're going to hold it off as long as possible.来源:Close Hillary Clinton: Chinese System Is Doomed, Leaders on a 'Fool's Errand', By Jeffrey Goldberg, May 10 2011, 6:00 AM ET.
[4] 《希拉里：卡扎菲政权时日不多》
[5] 阿玛蒂亚·森著，任頣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页版，第259页。另外，新中国的主要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就在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也有全面客观的介绍。
[6] 《8名利比亚军方高官据称变节 卡扎菲兵力所剩无几》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5/1725951.html。
《利比亚石油部长海外辞职 反对派大本营遭爆炸》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70.html。
《外媒称利比亚劳工部长在瑞士宣布倒戈》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41521.html。
[7] 现年60岁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财长塔霍尼自1985起就是华盛顿大学讲师。杰布里勒现年58岁，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1985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详细阐述 了美国对卡扎菲革命的反应。他的论文在1988年出版成书，书中写道，“美国的里根政府并不关心利比亚是否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反倒利用利比亚及其领导 人卡扎菲来攻击美国的主要敌人——苏联”。2011年3月23日，利比亚反对派在班加西宣布成立“过渡政府”，杰布里勒被任命为“过渡政府总理”。4月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杰布里勒现年58岁，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1985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详细阐述 了美国对卡扎菲革命的反应。在美国外交圈，杰布里勒被认为非常聪明、有国际眼光，是利比亚核心圈中最重要的战略家。2007年，杰布里勒还差点当上卡扎菲政权的“总理”一职。当时，热衷改革的卡扎菲之子赛义夫想让杰布里勒来振兴经济，但杰布里勒并不想担此职务。2007年起，他担任卡扎菲政权的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他虽然努力改革经济，但由于遭卡扎菲政权强硬派抵制，他2010年初从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在2008年 到2010年，他与美国官员会晤时，寻求美国投资利比亚，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美国200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杰布里勒厌恶极端主义，战略上向欧洲靠拢。
崔向升：《利比亚反对派核心领导是美国“海归”》2011年4月16日《国防时报》
[8] “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19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31页。
[9]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他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进行总结。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从狱中死里逃生的罗广斌为了执行难友们嘱托，晚上就趴在床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2月25日，他向重庆市委递交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共七个部分，其中第八部分就是“狱中意见”，共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红岩烈士“狱中八条意见”的现实意义》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72943/5142894.html。
[10] 毛泽东《念奴娇 鸟儿问答》（1965年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11] 《赵薇着“日本军旗装”引来巨大风波》http://www.chinaren.com/20050630/n226146415.shtml。
《赵薇接受〈娱乐现场〉电视采访再次道歉》http://ent.sina.com.cn/s/m/2001-12-19/67472.html。
1136．当一个国家在做重大项目的技术选择时，不能轻易依托于一个只有纸面论证而无实际检验的技术。比如，有人提出过以浮岛技术取代航母。无疑，浮岛技术很有开发潜力，但是它目前的论证也只是纸面上的，更没有经过实战检验。而航母已经历了“二战”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大规模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发展航母的考虑是成熟的。成熟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无从选择条件下的选择。如果能同时启动相关替代技术研发的话，这样的选择就是正确的选择。
1137．饱时多理，饿时少语。
1138．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大大弱化了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能力。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美国外层空间绝对优势的确立，发展深海战略优势将成为世界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1139．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我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趋于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5）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1140．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本很有影响的著作《21世纪：世界是平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世界确实是平的。但矫正世界畸型变化的力量并不象弗里德曼所认为的是国际资本流动，而是“天之道”即世界人民反对国际资本的力量，具体说就是目前阿富汗、利比亚、朝鲜、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对国际资本的誓死且有效的抵抗运动。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抵抗，就不会有美国从中亚撤军以及随之而来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1141．雅，美牙也；佳，美也。雅士，美牙之人。
1142．资，按次流通的货币。
1143．在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日益受挫的颓势下，宁要“全球化”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似乎也成了目下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派的致命通病。
1144．1905年俄国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留传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1]中国航母出世后，我们有些人的评论似乎是在重复“用圣像对付子弹”的荒诞，他们忘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 这句名言；他们更不愿思考1972年毛泽东提醒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同年毛泽东又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3]、次年毛泽东又推出邓小平复出这几件事之间的思想联系。毛泽东明白，那时中国左派的致命问题是，他们手中有的只是“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
1145．电视中我们有些领导在人民群众面前像个慈天悯人的救世主，可在西方人面前却情不自禁地——感情这东西是装不出来的——象找到了救世主。世界毕竟是劳动者创造的，尊重，而不仅仅是居高临下式的“同情”劳动者的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才是“道德的血液”。
1146．2011年9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致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专题会议的贺信中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这比原来常说的那句“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或“坚定不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听起来让人鼓舞。前一句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后一句听起来让人有一种“找不着北”的迷茫。
1147．大会报告结束时的掌声，有时是出于报告内容的精彩，有时则出于报告内容的苍白。前者是由于听众还想继续，后者则由于听众终于熬到了结束。
[1] “由于我们在1904年整个一年和1905年战场上遭到节节惨败，所以德拉戈米夫将军就编了一则挖苦的笑话，后来在俄国各地传开了。他说：我们总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们却用炮弹和炸弹来揍我们；我们用圣像来对付他们，他们用子弹对付我们。”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38页。
[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3]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4] 《习近平：中国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5583325.html。
1148．罗马共和随西赛罗[1]的雄辩而亡。
1149．法国大革命后期流行一句箴言：“当家里有难的时候，就把它转送给你的邻居。”[2]这句话——与许多大部头著作相比——洁简明了地道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的秘密。
1150．读书随想两则。
一、“五星相聚”
夏为中国之始。《太平御览》卷七《孝经钩命诀》说：“禹时五星累如贯，炳炳若连璧”，这种现象被天文学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星相聚”。通过计算确定其发生年代为公元前1953年。古本《竹书纪年》载，“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朔，日有食之”，这次日食被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876年的日食。仲康为禹的第四代，据《竹书纪年》所记禹任首领45年，启在位16年，太康在位4年的情形推断，则禹受禅始年为公元前1948年。[3]
相反相成，公元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之始。国旗为五星红旗。
二、读《易经》第十六（豫）、十七（随）两卦
豫：震上坤下，雷地豫。利建侯行师。
《象》曰：雷出地奋。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随：兑上震下，泽雷随。元、亨、利、贞，无咎。
兑为泽，震为雷，《象》曰：“泽中有雷”。震，亦为春，为东方。《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
《周易·卦序》：“豫必有随也，故受之以随。”随卦上泽下东，合为“泽东”。
[1]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于古罗马Arpinum的奴隶主骑士家庭，以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从事过律师工作，后进入政界。开始时期倾向平民派，以后成为贵族派。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政治联盟成立后被三头之一的政敌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公元前82年—前30年）派人杀害。
[2] 转引自[英]埃里克·杜尔施米德（Erik Durschmied）著，吕洪艳译：《天气改变历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3] 葛胜全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注意①。
1151．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亚洲人民的尊重，是从朝鲜战争的胜利开始的；同样，我们要在南中国海赢得那里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从中国在钓鱼岛赢得尊严开始。
1152．2011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就128年前即1882年美国国会制定的歧视性的《排华法案》通过道歉案。有报导说：“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是华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结果，极具标志意义。”[1]
可就在此10天前即9月2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已正式知国会对台军售计划，包括为台“改装”其现有F-16A/B型战斗机、售台军用飞机零配件并提供有关训练项目，军售总价值约为58.52亿美元。[2]中国外交部一日之内对此提出三次抗议。报导说，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对台军售54次之多，共计725亿余美元。[3]10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美对台军售表示：“希望美国不要一错再错。”[4]
“一错再错”在美国外交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一百多年后美国为它今天的对台军售行为再向中国“道歉”，但愿我们不要再说那又是“华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结果”。因为真正崛起的大国不会“一日之内对此提出三次抗议”。 “抗议”本身就不是大国的语言。
国家威信，威而信。外交上“抗议”表示得太多就没有威信了。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的时候，尼克松转述周总理的话说：抗议的声音，如果太远是听不见的。[5]当时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了。
1153．姓，随女，女生女育，随母而姓。中国远古有男子从母姓之俗。
1155．申，闪电之穿日；天力之拜曰“神”。圣，取土者也。
1156．夷，持大弓之人。古中国东有九夷，推少昊为首，尚鸟，以鸟名官，当以弯弓射雕为营生。
1157．2011年10月24日，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过渡委”将调查卡扎菲死亡时的真实情形。[6]这无异于让嫌疑人自查其犯罪行为，监守自盗，其结果则无任何公正可言。
1158. 首(小篆 )，近似酋(小篆 )状。道，（小篆 ），酋之地。秦时少数民族集中的区域的称谓。“凡县主蛮夷曰道”[7]。
1159．吻，勿用口，口边也。从口勿声。勿，免也。
1160．永远的战士和瞬间的《英雄》——读利比亚新闻有感
据香港《文汇报》10月23日报道，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称他和卡扎菲逃走时被枪杀，但有手机照片显示，他先被生擒，囚在一个房间里。照片中，他靠墙坐着喝水、吸烟，衣服沾血，但伤势似乎不重。数分钟后他的尸体就放在担架上。
卡扎菲儿子穆塔西姆临刑甚为壮烈：他喝一口水，吸一支烟，表情冷静。
看到这张近似油画的临刑照，使人联想起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讲的是战国时一个叫无名的剌客寻杀并终归于秦王“天下”霸业的心路历程。穆塔西姆是为反抗民族压迫而死，后者《英雄》则以剌客无名心最终匍匐于秦王而终，都是一死，其心境和气势却判若云泥。前者为反抗“秦王”而就义，后者在秦王面前因放弃剌杀目标而被万箭射死。《英难》的经典台词是：“赵国和秦国的仇恨，放在天下，便不再是仇恨。”
《英雄》放映时间是2002年12月14日，正值美国出兵阿富汗（2001年10月7日）和入侵伊拉克（2003年3月20日）战争期间。正因此，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西方得到一连串奖励和相当高的票房记录[1]。
[1] 《美参议院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向全美华裔致歉》
[2] 《美国防部宣布对台军售计划，总价值高达58亿美元》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1/09/22/007836685.shtml。
[3] 《中美建交后美对台军售54次总金额725亿美元》http://war.news.163.com/11/1004/08/7FGRE9FM00011MTO.html。
[4] 《外交部：望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要一错再错》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070212.html。
[5] “但是如果美国退出亚洲，撤出日本，届时无论美国的抗议声有多大，套用总理的说法，我们都是在放空炮。那么，我们抗议的效果将微不足道，因为相隔一万五千英里的距离比竟无法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页。
[6] 《利比亚过渡委当局称将调查卡扎菲死亡真相》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112175.html。
[7]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转引自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8] 《英雄》票房记录（内地：2.5亿人民币 全球：1.77亿美金）。获奖情况：美国影评学会最佳外语片奖；多伦多影评学会最佳外语片奖。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阿尔弗雷德•鲍尔奖。第75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最佳服装造型设计；最佳美术指导；最佳动作设计奖；最佳视觉效果奖；最佳音响效果。
1161．高祖之后，史家誉之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毛泽东，1956年。）[1]
1162．齐曾是秦面临的最强的对手，公元前288年齐秦曾一度相互称帝，齐湣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国也是秦国行贿黄金最多的郡国。齐国是在完全不抵抗的状态下投降的。
1163．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人超过他。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毛泽东，1964）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坑杀的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毛泽东，1964年）[2]
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1929年）[3]
1164．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毛泽东，1959年）[4]
1165．内政以共同富裕，外交以和谐世界，当为未来中国可以行稳致远的政策选择。
1166．选拔干部，尤其是选拔政治干部，有别于推选名士，更不同于推举牧师。曹操力主“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导向，建安八年（208年），他痛斥那种用名士的标准遴选政治干部的认识：
有人议论认为：在军官中有人虽然有战功和战斗能力，但是按其道德来讲还不能任郡国长官的，这就是所说的“只可以使他们走正常的路，而不可以使他们通权达变”。管仲说：“使贤能的人凭著他们的才能得到俸禄，统治者就能受到尊敬，战士凭战功获得奖赏，士兵作战就不怕死，国家施行这两条，天下就能治理的好。”没有听说无才能的人和不作战的战士，都一样得到爵禄和奖赏，而可以兴国的。所以贤明的君主，不任用没有功劳的臣子，不奖赏不作战的士兵。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上面的这些议论，实在像从竹管里看老虎啊。[5]
曹操多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法令。他在建安二十二年（217）颁布的《举贤勿拘品行令》，说得明确：
现在天下怎么会没有具备极高道德的人生长在百姓中间呢?比如果断勇敢不顾一切，遇到敌人拼死作战的；习性文俗，才能极高，而气质优异，可以,作将领守备的小吏；背负受污辱的名声，有过被人嘲笑的行为或虽不仁不孝，但有治理国家和用兵打仗的本领的。大家都要推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材，不要遗漏。[6]
曹操的用人导向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东汉未期名士们主张的“臧否人伦”的干部选拔标准。
1167.曹魏明帝时，名士空议之风渐起，景初三年（239年）明帝死，曹芳继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邓扬、毕轨、丁谧等，终日浮华交会，好言庄老，清谈玄理，深虑“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7]，于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变易朝典，政令数改”，其政策“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这些人最终遭司马懿清肃，这为随后中国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
1168．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惟土地，他先节制土地。（毛泽东，1921年）[8]
1169 2011年11月3日，“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成功，这说明我们对外空的认识日益接近“自由王国”[9]；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却因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而离散，这说明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正在从“自由王国”向“必然王国”倒退。
1170．改革开放之初的问题是全国划一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因此当时改革口号是“发展是硬道理”，其的攻坚目标是发展生产力；今天的问题是孤军独进的生产力正在毁坏了生产关系内在统一，单纯的利润指标使曾用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公民出现阶级分化，这种分化又正在毁坏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本身。这时改革就应当以调整生产关系（而不仅仅是分配关系）、推进共同富裕为攻坚目标。
1171．在劳动者不掌握生产资料，不控制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主要环节，其国民的“共同富裕”本质上就是靠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南贫北富的鸿沟维持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及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西方这种建立在世界南贫北富民族对立基础上的局部“社会主义”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
1172．马克思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并没有为人类贡献出新的方式扬弃自身，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更是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近百年来，它只是在维持它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断经历着同一种危机，面临着同一种矛盾，用同一种高代价的方式解决矛盾。其间，只有技术更新和危机的重复，而没有存在方式的更新，其结果是它对世界的创新速度远赶不上其破坏的规模。转用黑格尔批评东方历史的话，就是它“随意动荡而没有什么发展”，因而是“非历史的历史”[10]。黑格尔说东方：
这部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与毁灭。那个新生的东西，凭藉勇敢、力量、宽大，取得了先前的专制威仪所占的地位，随后却又走上了衰退的老圈子。这里所说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11]
黑格尔笔下的东方历史衰退特征难道不正是今天的资本主义“衰退”的写照吗？
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诸如“垂死”“腐朽”等概念，应先手从黑格尔“扬弃”概念入手。发展，本质上是包含“扬弃”的历史运动。若从“扬弃”的视角观察，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2]论断是深刻的和正确的，自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已失去了自我扬弃（改造）的能力，因此，在世界治理上，它除了使用拳头，便一无所长。
1173．内政言义，外交言情。
[1]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2] 转引自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3]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4] 1959年6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谈话，转引自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5] 原文：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以适道，未可与权」者也。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遵，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能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晋]陈寿著：《三国志》卷一《魏武志•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6] 原文：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2)，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风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晋]陈寿著：《三国志》卷一《魏武志•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7]《汉晋春秋》曰：凌、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凌使人告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晋]陈寿著：《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00页。
[8]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9] 在认识上，“自由王国”指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认识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并自觉依照这一认识来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社会状态。与此对应的“必然王国”是指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认识而不能自觉地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社会状态；
[10] 黑格尔说东方国家只有“随意动荡而没有什么发展”；“持久、稳定——可以称为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时间的形式和这种空间的稳定却断然相反”。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11]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1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0页。
1174．亲人去世引起的痛苦，不在痛哭的当时，而在哭不出声的事后。
1175．小康接近实现了，民间保镖增加了[1]；人们富裕了，百姓的防盗门加固了[2]。GDP飙升了，社会分化了。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了，社会动荡接近了。
1176．“和谐社会”的口号，当从“共同富裕”来落实。“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一切人为本，而是以大多数人为本。而后者正是“共同富裕”思想的本质。
马克思说曾批评路易·波拿巴[3]的政策是“要想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人什么。”[4]毛泽东批评这样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难矣哉。”[5]
1177．1938年3月，丘吉尔在议会下院讲演中说：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是哪个国家想要称霸欧洲。问题并非是西班牙，还是法国君主政体，还是法兰西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与统治者或国家无关；而完全在于谁的力量最强大，谁是潜在的霸道暴君。因此，我们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亲法或者反德。如果形势逆转了，我们也会同样被说成是亲德或反法。我们遵循的是公共政策的法则，而非根据形势的偶然变化或在其他情绪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支配下采取的权宜之计。[6]
丘吉尔的这段话是理解英国对欧洲外交、继尔欧美对世界外交政策变化的钥匙。
1178．20世纪40年代末，据俄罗斯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制定用于对付苏联的代号为“Dropshot”即所谓的“滴水穿石”心理战计划。其中就提出“广泛进行心理战，是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7]。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媒体广泛援引艾伦•杜勒斯[8]为对抗“共产主义”国家向美国情报机关所作的指示：
战争必将结束，一切好歹会得到安排解决，那时我们将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金钱，所有的物质援助去愚弄和欺骗。
人类的大脑，人的意识具有改变能力。我们可以在那里作乱，我们还将悄无声息地将他们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偷换成赝品，还要让他们相信这些赝品的真实性。怎么做？我们一定能在俄罗斯国内找到自己的同谋，找到自己的同盟者。最不驯服的民族的死亡，这一民族自我意识终极消亡的悲剧将一件接一件地大规模上演。比如，我们将从文学及艺术中渐渐地根除他们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放弃创作，打消他们从事艺术的兴趣及发自民众内心深处的对研究创作的兴致。文学、戏剧、电影艺术，所有这一切都将被描绘为最为低劣的人类情感。我们将全力支持并抬举那些我们所谓的艺术家，这些人将会挺身而出向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强权、暴力、背叛，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灌输所有的不道德行为。我们将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制造混乱。
我们将悄无声息地，但积极稳妥地促使官员、受贿者毫无原则地肆意妄为；官僚主义和因循守旧将被宣传为美德；忠诚和正直将受到讥讽和嘲笑而变成过去的残余，没有人再需要它们。愚蠢无知与蛮横无理、谎言与欺骗、醉酒与吸毒，彼此之间的本能恐惧、厚颜无耻、变节背叛、民族主义和民族敌对、首先是民族敌对和对俄罗斯民族的痛恨——所有这些我们都将巧妙地、悄无声息地培养推行，所有这些必将绽放出绚丽的色彩……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很少一部分人会产生怀疑甚或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会将这种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使之受到嘲弄。我们将清除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根源，将精神德行之根本庸俗化，并消灭它。我们将会如此动摇一代又一代人，根除他们对列宁主义的狂热崇拜。我们将从童年、青年时期着手对付他们，而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分化他们，腐蚀他们、败坏他们。我们一定要将他们培养成厚颜无耻之徒，俗不可耐之人，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会样做的。[9]
美国人对英国当年文化殖民手段心领神会。我们看看西方人资助且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摊侠客，只讲义气而无主义。相反，象霍元甲、李小龙这些有理想和主义并为中国人打出威武和正义的拳手，则没有活得太久。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
西方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10]
1179．打倒被压迫者的反抗英雄是西方人推行殖民文化的关键。俄国学者注意到西方人就是用这种宣传手段击垮苏联的。B．A．利西奇金和Л．A．谢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以苏联为例揭露说：
败坏并从精神上铲除斯大林、朱可夫、列宁、彼得大帝、苏沃罗夫和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就是要铲除俄罗斯精神世界的支柱，压制抵抗能力。[11]
在这场战争中把俄罗斯民族引以为荣、视为民族骄傲的所有英雄和杰出人物统统通过信息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诛杀。80年代，在第五纵队文人笔下，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几乎全被安上精心罗织的罪名，受到诽谤和侮辱。对更加久远的俄国历史的评价也如法炮制，其中包括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伊凡雷帝。被颂扬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样的低能儿。按照80年代末当时的高论，整个俄罗斯历史简直是微不足道。俄罗斯民族素性低劣的思想就这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灌输到了思想中。[12]
西方人也可以接受东方的“英雄”，但底线只能是像俄国的那个低能的彼得三世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在印度则是甘地那样“非暴力、不合作”的“圣雄”。英国人不怕“不合作”，只要你“非暴力”就行。毛泽东不同意甘地道路，他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13]这话是对中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
1180．文章的任务重在解决问题，而不重在解释问题。解释问题可有千万种方案，而能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能是少数几种。不解决问题的解释——列宁说“它无疑的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14]——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正如人饱时会对“饥饿”问题有千万种解释，而当自己真正面对饥饿时，可形成解决方案的解释可能只有几种乃至一种。写出最接近解决方案的解释文章，就是我们需要的好文章。
1181．恩格斯在批评资产阶级史学时曾尖锐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於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5]恩格斯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恩格斯这句话对于后人理解包括汤因比历史学在内的英国的学术，是有益的。
1182．“发展”的本质是有针对性的扬弃和批判，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没有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民族文化大繁荣”，其归宿可能类似大宋。
1183．黄海历来是中国国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理论上说，中国海权应覆盖整个中国的海上利益，但目前中国的海权与其制海权并不匹配，中国制海权被限制在美国拉起的意在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它包含北起阿留申群岛，中接日本列岛、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终结于扼马六甲东南端口的新加坡的链型岛屿连结的海区。在这个岛屿链条以西，中国在南海、东海和黄海面临着巨大的海上安全压力。在这三者中，东海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它西濒沪宁杭经济区，东有大隅和琉球诸水道与太平洋相通，北与黄海相连、南与南海呼应，扼太平洋西部边缘海南北航路要冲，是东北亚与东南亚海上联系的纽带，也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因而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海域。台湾位于东海前锋，是“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具有极特殊的战略地位。台海统一将使中国能够有效地贯通从黄海到南海的海权资源，依托大陆，在太平洋西岸形成强大的制海能力。由于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离的现实，中国海权以台湾为分界被拦腰分割为南北两段，不能形成有效的海上合力。这使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成了中国打破其全部海上安全压力的关键环节。
1184．尼克松在日记中说：“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经历了多少事。”[16]
1185．Bill Gates[17],财富（账单）之门。
1186．Confucius[18]，孔夫子，con＋fu＋cius,按中文拼音接近“孔夫子”，“子”，在文法上相当于英文“sir”。
1187．Chinamerica[19],意译为“中美国”，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
[1] 《記者揭秘私人保鏢行業 女保鏢需求量大5000保底月薪》http://www.chinamil.com.cn/big5/sh/2011-10/28/content_4704942.htm。
[2] 已实施8年的《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于2008年4月1日起执行新国标。新国标将防盗门的防盗安全级划分为“甲”、“乙”、“丙”、“丁”4级，不同防盗等级的防盗门防盗安全性能有所不同，其中，防盗门防破坏时间不得少于6分钟。
[3]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即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二世的堂兄，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和约瑟芬皇后与前夫之女奥坦丝·德·博阿尔内王后的次子。
[4]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1页。
[5]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6] 温斯顿••S•丘吉尔编选，李阳译：《永不屈服——丘吉尔一生最佳讲演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7] [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著，徐日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8] 艾伦 •杜勒斯，美国前国务卿约•福•杜勒斯的弟弟，从20世纪40年代参加与组织对苏情报工作，1953～1961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9] 《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非公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转引自[俄]亚·舍维亚金著，李锦霞、孙武、宋祖敏译：《苏联灭亡之谜》，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俄罗斯学者亚•舍维亚金在其著作中引用杜勒斯这个讲演并对其加以评论道：“最近几年一些研究质疑这篇文章是否为杜勒斯所作。不过，这一已为经典的文章，即便不是字字属实，而仅就其实质而言，许多地方与现实状况是相符的。” 笔者对亚•舍维亚金的这个评论深以为然。
[10]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页。
[11] [俄]B．A．利西奇金、JI．A．谢列平著，徐日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12] [俄]B．A．利西奇金、JI．A．谢列平著，徐日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14]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页。
[15] 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573页。
[16]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90页。
[17] 威廉·亨利·盖茨(William Henry Gates III)，昵称比尔·盖茨(Bill Gates) ，全球个人计算机软件的领先供应商－微软公司的创始人、前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200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盖茨的资产净值：400 亿美元，重回全球首富；2010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以530亿美元位列第二，卡洛斯·斯利姆位列榜首。
[18] name of Kung Fu-tse,Websters,Second College Eddition p.298.
[19] 2007年3月4日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表《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文章，提出“中美国”(Chinamerica) 概念。此概念一经提出便迅速为中国知识界广为议论的并由此被推为“中美共同体”的构想。
1187． 三至五世纪，世界气候转冷[1]，此间世界北方游牧民族被迫向南迁移，这造成中国东汉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其间的五胡十六国[2]的混乱和欧洲古罗马的灭亡。黑格尔说：“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3]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三至五世纪世界气候转冷，那世界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1188．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齐明帝） [4]
1189．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毛泽东） [5]
1190．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毛泽东）[6]
1192．毛泽东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9]如果说“外族进攻”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人心的话，那么，“修河”则强化了中国内地的联系。河流是先于陆地和天空的航线，它因此也就成了中国统一的最基础和最古老的纽带。
1193．梁启超的文章激情万丈，但空论较多，于事无补。毛泽东年轻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0]，1936年毛泽东回忆说有一个的绰号叫“袁大胡子”[11]的国文老师劝青年他少学梁启超，多学韩愈，这对毛泽东帮助很大[12]。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说“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毛泽东进而发论说“写文章尤其政论文章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13]至于韩愈，毛泽东说“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14]，这也间接地表达了韩愈文风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文风如人，梁启超那能生事而不能成事的高亢作风，促成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15]，但当他将光绪推向变法的高峰时，却发现他留在光绪及其变法事业前面的只有纵身跳崖这一条出路。
1194．爬坡最难下坡处。自古用兵多不败于“上坡”时的进攻，而败于没有做好进攻后“下坡”的善后设计。
1195．学古文写作当从韩愈起步；学今文写作当以“老三篇” 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范本；学经济当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底色。
1196．“发展”概念的核心是扬弃，是量变后的质变，是飞跃，是革命，是对立面斗争，是“否定之否定”。因而它不可能在“包容”的条件进行。“增长”是不包含质变和扬弃的量变概念，在包容的条件下可以增长，其结果是系统中的量变臻至极点后开始转向自己的反面，最终导致旧系统崩溃和新系统的产生。
1197．1367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似的讨元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16]的口号。
1198．党，拜堂兄弟。
1199．与列宁一生都没有将普列汉诺夫与布尔什维克分割开来的做法一样，毛泽东一生中都没有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分割开来，在党内他始终告诫“朱毛不能分”。这样的做法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一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7]在未来中国，我们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坚持毛邓不能分，保证中国事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党的理论的科学性。无疑，将毛泽东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分割开来的恶果，首先是党的思想从而组织的裂变，而在中国，共产党的裂变往往就是国家分裂的先声。
1200．只有无私的，其理论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工内心哪怕有一点自私的念头，其理论一定就会远离实事求是，远离科学。
[1] 参见葛胜全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五胡十六国”是指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曾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政权的五个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
[3]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4] 《南齐书》卷56《倖臣刘係宗传》。“学士”指沈约、王融等士族名士，这些人固守所谓“礼法门风”，将礼学推至极其繁琐的地步，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勉学篇》。
[5]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转引自《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6]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7] 申韩：战国 时法家 申不害 和韩非的并称。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亦以称申韩之学。
[8]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9]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10] 1910年毛泽东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后来说他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转自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1] “袁大胡子”， 即袁仲谦。前清举人，1914年为湖南一师国文教师。
[12]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他青年在湖南一师时“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13] 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14]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15]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变法历时103天终归失败。改革派遭到清洗，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16]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一，吴元年十月
[1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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