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匿名人在为《美国认账转基因危害》进行辩护的同时，扬言要对中国的中医实行“废医验药”。鉴于此，本博特发表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中医药的科学认识，以方便网友鉴别真伪，认清一些人“贬中挺美”的用心。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始终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的中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早在１９１３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中医西医的评价是很客观的，既指出了中医和西医各自的长处，也指出了各自的不足。这与挺转基因人的一概否定中医，肯定西医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显然，没有中医药，不知有多少红军将士将生命难保。中医药在中国革命初期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功不可没，绝不是不敢见天日的人所能抹煞的。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１９４９年９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延安时期，针对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毛泽东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弟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１９５５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６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１００名至２００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７６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１９５５年底到１９５６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６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３００多人。１９５５年９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１９５８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７０人至８０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１９６０年冬或１９６１年春，我们就有大约２０００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１９６０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３７个，学员２３００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３６０００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毛泽东肯定中国中医既有作为开国领袖的高瞻远瞩，也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国中医在毛泽东眼里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西医应该学习的。毛泽东既看重中医，也不排斥西医。显然，毛泽东在对待中西医的问题上，是辩证的，科学的。个别狂妄不可一世的人在否定中国中医的同时，妄图将毛泽东关于中医药的科学论述一概否定，这是错误的，也是永远别想得逞的。
否定中国中医不是今天个别狂妄者的发明。早在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国民党政府在１９２９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１９３６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这与今天某些人提出的论调是一致的。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
中医是科学的。但中医不是没有其局限性。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新中国成立初，也有些人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１９５１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还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应该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曾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为此，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对否定中医的做法及时加以纠正。毛泽东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年２月２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不仅关心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３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1975年７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Ｖ”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中医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5年４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３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举起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这时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
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７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无数铁的事实证明，中国的中医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博大精深的。狂妄以为自己可以遮天蔽日的人妄图否定中医进而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国的意图今天不会得逞，今后也永远别想得逞。(本文史实均引自中华网，人民网，浩学历史网)
附：
西方又开始加快抢夺中华文明文化的步伐
【昆仑流波按：由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盲目崇拜西方，主流文明文化界对中华文明文化研究的极度迂腐和对西方的马首是瞻，导致中华文明文化的研究与考古发现基本脱节，不能将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众多考古发现进行有机结合和综合研究，眼睁睁看到一些国家的居心叵测的文化学者时不时明的暗的抢夺中华文明文化成果，而我们主流的或民间的不少学者却总是自己无端的挥舞着所谓的“文明文化研究要‘证据确凿’、‘慎之又慎’”的“大棒”横扫哪怕是有“丁点”“文明文化研究有所突破”的人们，并以此沾沾自喜，甚至要痛除之“学术异端”而后快。考古证明“中华文明有超百万年的文明文化根系、近十万年的文明起步、近万年的国家文明史而斜睨世界”（《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33页），但中国大陆主流文明文化史研究却还在画地为牢、“荡漾”在“自以为得计”、手握“真理”的思绪当中，有甚者还要“自灭”中华文明，如方舟子之流的反中医等。如今，西方又开始了加大争夺中华文明文化的步伐，而中医必将首当其冲。如同稀土贱卖三十多年今天还要继续贱卖一样，中华文明文化在今天格局下同样的被抢夺的命运还要走多久， 我心焚忧！故特转文章如下，以惕国之良者。】
西方争夺“针灸之父”的称号
直言了，2009-03-23/2010-10-03补充再发/2010-10-12 10:27]
http://zhiyanle.blog.hexun.com/57555907_d.html
过去约3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遍布反中医和取缔中医的舆论轰炸，其中“中医是伪科学”的舆论轰炸尤其猛烈；直到2007到2008年，那种舆论轰炸才开始降温；今年夏天，广州南方、央视和光明等一些媒体以抨击养生为借口理由，又开始冒出反中医和“中医是伪科学”的声浪。
可是，在西方，从美国开始，历经近40年的大规模临床试验等科研证明了中医针灸的疗效，不但民用，且美国国防部下令全军部署针灸（特别是部署耳针穴位疗法），并成为美国国防医学的一部分。中医针灸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
在那个背景下，2006年前后开始，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方学者从各个角度论证说，针灸特别是耳针疗法的发明者是本国古代科学家，即本国远古学者是“针灸之父”。由于美国自己的建国历史只有200多年，所以，尽管是它开始的西方世界的中医针灸科研普及和中医针灸全球化，它却没有历史资格参与谁是“针灸之父”的争执，只好观战。
2007年09月，美国卫生部刊物转发了意大利学者L•戈里和F•费兰佐利的论文《欧洲传统医疗中的针灸》，从历史角度争执说，古代“针灸之父”是古埃及古罗马的学者，而现代针灸的“耳针之父”是法国学者；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中国都是优秀的模仿者、以至于全球流传说中国是“针灸之父”了。
论文说，针灸出现可追溯到石器时代。那时，石头工具用于战争，且用于减轻病痛和治病，这在意大利古代遗址及尸体发现中得到证明，譬如，战士尸体上的一些刺痕并非战斗伤痕，而是减轻伤痛的针灸痕迹。英国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1550年的文物记录了古埃及居民用热针扎耳治病和减轻疼痛的活动。
论文说，在远古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古埃及和古希腊，早就有了女性戴耳环的风俗习惯；那当然是为了美丽装饰，但那装饰的来源却是为了眼睛保健。同时，在地中海远古社会，通过热针刺激耳部等手段为男性房事增色和减少阳痿早泄等，也早已派上用场；在波斯帝国和古罗马时代，还增加了外耳热针治疗或减轻坐骨神经疼痛的治病保健手段。
文艺复兴及以后，欧洲的临床史料描述了治疗腿部疼痛的耳针疗法；而治疗男女性病的耳针疗法记录显著的文献、在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收藏最为完好。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带回了中国的中医针灸知识。18世纪，欧洲出现了“灵气”哲学、使古希腊的二元四素说得到完全恢复，而该古希腊理论跟中国中医的阴阳五行说是并驾齐驱、甚至比中国中医的同期同类学说出现得更早更完整。19世纪，欧洲的耳针疗法记录更详细完整。在意大利和法国，关于用耳针治病的案例统计也出现了，譬如，1850年法国医生的病例记录说，接受耳针疗法的13个坐骨神经疼痛病例中，只有一个无效。
论文说，到了20世纪的1956到1957年，法国医生保罗•诺基尔（P•Nogier）分析总结了前人的耳针疗法，提出了一个学说：耳针穴点布局是一个倒置的胎儿。他把那学说绘制成简单图象，还做了解释说明。他和他的徒弟说，目前，还无法用西医的解剖学和病理学的现有知识来解释耳针等针灸疗法，但有一点已经很明确了，即耳针疗法是一种脉冲共振效应，因而，该疗法作业应该是可以用仪器检验和用机器操作的。1957年到1958年，法国医生诺基尔的学说传到日本和中国。在中国，南京军医部门组织了大规模的科研普及，从此，配置仪器机器的耳针疗法通过军医和后来的“赤脚医生”而传遍中国。
一些美国医生把法国医生诺基尔提出耳穴为倒置胎儿的穴位图称为“a somatotopic mapping of the body”。那些医生用临床试验验证比较了法国医生诺基尔的耳针图和中国中医耳针图，认为两者的治愈功效都很明显、是并驾齐驱的；然而，如何用现有的西医解剖学和病理学来解释说明两者是如何发挥效力的，依然是个未解的大问题。21世纪，法国医生诺基尔提出的现代耳针疗法传遍全球许多国家。由于那些出色成就，法国医生保罗•诺基尔被称为“现代耳针之父”。
以上是拉丁高卢或南欧学者的阐述。而日耳曼•撒克逊的学者，譬如德国、瑞典、挪威和英国等北欧西北欧的学者们挑战说，中国的耳针疗法才是“正宗”的，而且，中国山东大学教授张颖清的耳穴图和耳针理论方法比法国医生诺基尔的要高明得多。
譬如，德国医学学者玛丽娅•参德和彼得•施纳德撰文说，各地临床经验都证明耳针疗法有助于眼睛保健，然而，按照张颖清的耳穴图和耳针疗法做，并非眼疼医眼，而是考虑整个具体个人的“微观系统”、采取不同穴点的组合，这就比通常做法高一招。
学者奥兰•基维特在英国的《临床针灸》杂志发文说，比较了其它国家和中国的耳针疗法，可明显看到中国张颖清理论方法的效果更佳。这可能跟理论角度不同有关，譬如，张颖清的理论方法基础是基于整个人体系统的，是从系统位置观察一个点或一个局部的问题。这就给我们西方医学思维提出了挑战。--- 不言而喻，那意思很明白：在细分切割的西方医学思想条件下、怎么会产生出思路完全不同的针灸呢？
在奥斯陆举行的2003年国际针灸研讨会上，德国学者克顿比较了各种耳穴图及其临床疗效，说：各种耳穴图都很出色，但中国张颖清教授的耳穴图更出色：尽管它们都阐明倒置胎儿对应全身部位，但张氏耳穴图的胎儿各穴点是彼此联成一个完整的信息流通网络、而不是各点彼此孤立的“一点一病”的。张氏耳穴图和疗法给我们西方搞针灸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只学针灸的“技术”，更要搞明白针灸背后的“阴阳五行”的科学理论，而那种理论方法的发源地是中国。
俄国学者瓦狄姆•波日维奇在希腊著名学府亚里士多德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交流发文说：我不知道中国张颖清教授是如何发明创造了他的耳针穴图，但是，当我用数学方法对他的理论做对比分析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张颖清的耳针穴图是人体全身系统的缩影，而那个缩影为我们使用混沌学分形方法来观察分析人体信息网络及其功能、提供了一个形象化的数学系统方法的可能。--- 可以说，该俄国学者把西方的混沌学理论方法引进了中医经络系统，即人体经络系统是一个混沌分形系统。
为了“针灸之父”的历史称号，那些欧洲学者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没有历史资格参与“针灸之父”的争论，就在针灸应用方面大做文章。仔细观察美军部署的耳针穴位疗法，简直就跟中国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提出的理论方法完全是一条路子。也难怪，1996年，美国政府批准中医针灸之际，在美国召开了国际针灸交流会，主题是研讨中国张颖清教授的耳针穴位疗法，当时，克林顿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和医学界给张颖清教授发了贺信，期望他的理论方法能给美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带来福音。张颖清的耳针穴位疗法在美国享有专利。如此种种条件，可以说，美国“进口”张颖清耳针穴位疗法是“近水楼台”了。那以后，美国政界学界把1996年批准中医针灸作为美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附图：耳针疗法穴图（来源：美国卫生部，国际针灸学会）。
左图：法国医生诺基尔提出耳穴布局为倒置胎儿的图解。中二图：德国学者按照中国山东大学教授张颖清的理论方法绘制的耳穴图。右图：美国卫生部大众教育使用的耳穴图模型。
然而，也就是在那个中医针灸里程碑的1996年，在中国，迫害张颖清教授和扼杀他的科研的活动开始了。据前计委高官和新华社等知情人透露，被媒体封为“道德卫士”的院士邹承鲁唆使毫无中医知识的兽医周慕瀛发文批判张颖清的耳针疗法是“伪科学”。然后，自封“反伪斗士”的何祚庥院士利用他过去在宣传部门科技处工作关系的条件，把张颖清耳针疗法作为“伪科学”拿到社会搞“爆光”和文革式大批判。
他们的批判理由十分荒唐：张颖清的耳针疗法不符合几何学逻辑，所以张颖清搞的是“伪科学”。他们那做法，就好比用长度审判体重，说“你的体重不是10公里，所以你是在搞伪科学”。--- 那帮“反伪斗士”们总好拿逻辑吓人，可是，他们自己却是对逻辑一窍不通，整个就是前苏联李森科式的用权伤人害人和扼杀科学学术，美其名曰“反伪科学”和“科普”。
搞爆光大批判同时，何祚庥和邹承鲁还伪造了所谓“专家意见”（那些所谓专家，没一个具备中医专业知识，甚至连起码医学知识都没有）到某高层那里搞诬告陷害，竭尽全力把张颖清置于“伪科学”帽子下的政治死地。从此，张颖清失去了一切科研教学机会。面对长达近十年的爆光大批判的舆论轰炸，张颖清连个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他的公民发言权被严厉封杀。长期以往，他终于患疾而含冤去世。
前宣传部门科技处人员为主的所谓“反伪斗士”们迫害张颖清和扼杀耳针疗法科研的冤案真相暴露后，何祚庥和邹承鲁为推卸责任而编造了许多谎言，其中一个做法是盗用诺贝尔基金会的名义、说负责诺奖医学奖机构对中医药没兴趣。然而，本人查询核实，负责诺奖医学奖机构的头头回信明确说明，他和他的机构对中医药有浓厚的兴趣，并已经跟中国的对口单位建立了合作交流业务关系。
至今，张颖清冤案真相大白已经数年了，他的理论方法在全球许多国家开花结果，还成为美国军医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可在中国，有谁来为他主持个公道、把扣在他头上的“伪科学”政治帽子摘掉、为他做个平反和恢复名誉呢？中国自称中医故乡，却发生了多起多次的迫害陷害中医科研人员以至于把人整死的恶劣事件，又有谁来对那些事件做个起码的公正公道的调查处理呢？
不管怎样吧，西方在大力发展中医针灸和中药开发科研、在努力掌握中医科学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们还开始争夺“针灸之父”的历史称号了。看来，不久未来，中国不但将失去中医科技学术的领先地位，而且，也将失去中医针灸和中药的发明者的历史地位。那样一来，就如同英国失去英文而要派留学生去印度学英文一样，中国也要派留学生到西方国家求见“针灸之父”和学习中医，同时，中国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医科技和中医药的进口国了。
附件：主要参考：
Ear Acupuncture in European Traditional Medicine，
Luigi Gori and Fabio Firenzuoli，
Center of Natural Medicine, S. Giuseppe Hospital, Empoli, Italy ，
Oxford Journals Medicine Evidence-based Compl. and Alt. Medicine，
Volume 4, Supplement 1 Pp. 13-16，eCAM 2007 4(Supplement 1):13-16; doi:10.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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