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工人阶级的资本权利
我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永远被愚弄，更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永远被奴役。无论多少谎言填充着他们的思想，无论湮灭真理达到多久，黎明前的黑暗终究不能持久遮蔽真理的阳光。当他们苦苦挣扎在漫漫长夜迷茫无助时，在遥远的天际边一定会有一束圣洁的灵光照射他们冰封的心灵，去揭穿，去启迪，去指引，并把他们带离彷徨，带离压迫，带离绝望，走向光明。
一个谎言，一个根深蒂固欺骗我们人类近300年的谎言 —— 无产者，它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麻痹着我们的神经，桎梏着我们的思想，束缚着我们的手脚。它在资本家狡黠的窃笑中达成了全人类共识，并为掠夺者的占有提供诡辩的理论依据。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几何时，这一横贯环宇响彻云霄的口号妇孺皆知震撼世界。这一把工人视为无产者的言辞表述却是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性质确认的最大政治误判。它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更加理直气壮，工人阶级的贫困成为“合理”的现实。
无产者，一个多么匪夷所思的称谓啊!这一早已定格于我们思想中的固化概念长期误导着我们的行为，影响并改变了我们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对它提出质疑。然而在今天，在工人阶级再也不能受蒙骗的今天，是到揭穿它的时候了。
真理可以暂时蒙尘，但绝不可能永远消隐。
一 一个例子
在一个资本雇佣制社会里存在甲乙两人，其中甲人拥有一头毛驴，价值1000元;乙人拥有一个磨盘，价值1000元，一天甲乙两人商量决定按股份制开一间磨坊，甲人出毛驴，乙人出磨盘，合作股份经营。也即各出资1000元，总股本2000元(毛驴、磨盘)，股份各占50%。开张一个月后，撇开税收所挣的毛利是1000元。另外毛驴一个月的草料开销是200元，磨盘一个月的磨损损耗成本也是200元，净利润是600元。那么这600元的利润在甲乙两人之间如何分配呢?很明显，由于他们的股份各占50%，因此利润分配也应是各占50%，即各分得300元红利。
一个月后，甲人因某种原因决定把毛驴撤走，于是就对乙人说：“我毛驴有别的用途，我想用我把毛驴置换出来，我代替毛驴拉磨继续我们的合作，可以吗?”而这时乙人却说：“不，不，不，你是人，不是驴，你我之间不能是股份制关系，而只能是雇佣制关系，你若同意，我每月给你开200元工资，否则我另找别人，像你这样要找工作的人多的是”。于是饥饿难耐的甲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屈从于乙人的条件，接受了乙人开出的每月200元工资的雇佣条件，开始了为每月200元生存费的拉磨劳作。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当磨盘与之结合的对象是毛驴时，两者之间尚能维持为股份制关系。不仅毛驴可以享受每月为维持生存的200元草料钱，而且它的主人还能享受分得的300元红利。
当磨盘与之结合的对象是人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完全变了，变成了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雇佣制关系，人仅仅能获得维持生计的“草料”钱(工资)200元，原来毛驴主人所享有的300元红利却进了乙人的荷包。
同样，当我们将甲人置换成奴隶主，毛驴置换成奴隶也能得出相同的结果。
一个奴隶主把自己的一个等同于畜生的奴隶作为生产资料与他人合股，合股后不仅奴隶能得到200元的“草料”口粮，而且奴隶的主人——奴隶主也还可以分得300元的股本红利。而当奴隶解放成为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人”后，再与他人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就变成了雇佣制关系，这时这个“自由人”反却仅能获得以工资名义支付的200元“草料”钱。资本的红利300元却变成了雇主的利润。可见，获取政治自由的奴隶在经济上没有得到任何经济红利，甚至有些雇主比奴隶主还坏。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说过：“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在今天，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大都通过立法制定了劳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这一强制标准的目的就是一方面为了防止个别贪婪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整体统治利益无节制的压榨剥削工人使之达到无法生存起而反抗的情形发生，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防造反工资;另一方面为确保工人个人能够得到最低的基本生活保障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再生产得以维持。这充分说明了工人工资的性质。
资产阶级政府此时怎么不考虑遵循市场规律由市场调节工人工资，却发起了“善心”?因为他们清醒的知道，允许市场调节，你就无法避免工人用革命再“调节”。革命下的“调节”就是对制度的“调节”，就是对政权的“调节”。
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却不明就里的还在那里“科学”的论证：最低工资标准定的太高超过什么劳动力均衡价格就会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1]但这些冷血的学者们忘了，资产阶级政府考虑的不是什么劳动力均衡价格，而是劳动力的生存价格，即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资本主义制度。当这一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工人所能活下去的极限费用时，等待资产阶级的就不是他们所奢望得到的比养一只狗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是工人阶级给资本主义制度来一次资源的重新配置。
看看，什么都没变，只是把毛驴置换成人，像变魔术一样一切都变了，股份制变成了雇佣制。给人的“饲料”竟成了所谓的工资，红利全部给了磨盘的主人。很显然，驴的主人拥有参与利润瓜分的权利，而人的主人——自己却没有这种权利。这就是股份制与雇佣制的本质差别。
人，不如畜生。一个制度改变了一切。它揭示了资本暴富的魔术秘密以及我们工人阶级辛劳却赤贫的根本原因。世上没有必然的奴隶，更没有天生的奴隶主。人世间一切之不公皆为制度安排下的结果。制度能把人变成天使，更能把人变成魔鬼，并决定人世间的一切善恶和美丑。
财富的形成是由土地、资本、知识以及劳动要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社会在利益分配的制度设计上却唯独把劳动要素剔除在外。资本家凭借机械机器为(股权)依据可以牟取相应的利润，工人凭什么不可以凭借人肉“机器”(股权)主张自己的权利?财富的产生是由物化资本与活化资本有机结合下的产物，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而事实是，活化资本被摒弃在财富利益分配之外，财富被物化资本所独享。两种资本的这种在财富创造上作出同等贡献但却享受两种不同待遇的现实难道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平吗?
很明显，机械机器运转需要“吃饭”(耗电)，人肉机器运转也同样需要吃饭(工资);避免机械机器运转发生磨损需要润滑油的保护，杜绝人肉机器运转出现身体伤害也需要环保设备的存在;机械机器出现故障需要进行维修、保养，人肉机器得了疾病也同样需要医治、疗养[2];机械机器需要有厂房遮风挡雨，人肉机器也同样需要房屋栖身;机械机器的永世长存需要通过将耗损折旧列入成本来维系，人肉机器的永世长存同样需要通过耗费收入哺育子女传宗接代来延续。它们两者在资本性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就如同耗电是物化资本正常运转过程中的正常消耗一样，所谓工资也是活化资本在正常运转过程中的正常消耗，即运转耗损。在这里，工资的意义就是人肉“机器”工作时“电量”的正常消耗，“机器”运转的时间越长，“电量”消耗的越多。即是人肉“机器”运转的正常耗损，不是对劳动力的什么购买。因此所谓工资不是对工人劳动力的赎买而是(人肉)机器运转所必需的正常工耗，它不能成为剥夺工人全部当得权利的理由。就像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物化资本)的主人一样，工人也同样是劳动资料[3](活化资本)的主人。只不过前者主客体两者分离，后者主客体两者重叠而已。故，物化资本与活化资本在资本权利上具有一致性、平等性。无论是逻辑还是法理，工人凭借自身为资产争取拥有资本权利都是天道的必然。
由于频繁的跳楼事件发生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为此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富士康声称，打算引进30万个机械机器人以取代一线相应岗位的操作工人。现在我们假定，这30万个机械机器人不是富士康购买的，而是机器人生产厂家以作价入股的方式投入富士康，那么很显然，该厂家就有权在撇除这些机械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耗电、维修、折旧等费用之外拥有富士康的利润分割权及其它相应权利。而若是人肉机器人(工人)则就变成了另一番情形，资本家却仅仅以所谓工资的形式支付了耗电(吃饭)、维修(看病)、折旧(繁衍后代)等费用后(事实上，资方在大多数情形下并未全部支付)，就剥夺了工人对利润的分割权以及其它相应的权利。同为机器人，仅仅由机械变成人肉，工人的权利就转瞬丧失，这就是制度带来的结果。
即使是一条被主人作价入股给企业看门的狗，狗除了可以得到企业给予的狗粮、狗舍以及必要的兽医服务外，狗主人还可以得到相应的权利及股本红利。而今天的工人处境竟不如一条有主人的狗。工人除了得到以工资名义支付的“狗粮”外，其它什么也得不到。其境遇就如同一条没有主人的流浪狗被资本家召至门下看门，资本家除了给予这条狗维持生命的“工资”——狗粮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实质上，这条流浪狗被资本家白白使用并变成了资本家的私产。有用，则用;无用，则弃(解雇)。当狗有主人的时候，狗成为资本的权利就不会被剥夺，当狗没有主人的时候，狗成为资本的权利就会被任意剥夺。
为什么一条有主人的狗，狗不仅能得到狗食，而且狗主人还可凭借狗为资本获得红利，而当这条狗成为自由狗——流浪狗时，它被某人招至门下却仅能得到被称之为“工资”的狗食?难道这条自由狗不想额外得到狗主人所获得的那部分红利吗?不，它想要，但它得不到，因为生命的被讹诈使它不得不屈服。倘若狗有主人，这种讹诈对狗主人是无效的。
今天工人阶级的处境就是如此。
所有权如果换不来所有者的欲望满足与利益增值就没有任何意义。同样，物品在事实上被他人满足与增值，就是事实上的所有权占有，而无论它的法理状态如何。
很显然，狗的主人是不可能把狗无偿送于他人图利使用，而自己在此过程中却毫利未得。因为拥有所有权的财富被他人无偿图利使用直至财富的耗损殆尽，这在事实上就是财富所有权的转移，也相当于事实上的赠予。狗的主人——所有者宁肯转卖、烹吃，也不会无原因的无偿让他人占有。
可见事实上，工人就是像流浪狗一样为了生存，无奈的自己把自己“赠予”给了资本家，使得工人事实上成为了资本家的所有物，即工人作为一肉体实物成为了资本家事实上而非法律上财产的一部分。虽然工人存在某些有别于传统奴隶的“自由”，那仅是在不妨碍资产阶级利益增值下的“自由”，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就是资产阶级的奴隶。
我们还以上述驴与磨盘结合的故事为例。
倘若磨盘主人不想与驴主人搞合作制而强行实行雇佣制，并对驴主人说：“我雇佣你的驴，并已把驴当作劳动力商品给予了驴工钱(草料)，我未叫驴白干，它做工，我付工钱(草料)，两项相抵，风险我自担，与你(驴主人)何干?你再没有权利分享企业的红利。”
而驴主人说：“我的驴和你的磨盘同是地位平等的生产资料，我与你是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你我的结合只能在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你拥有磨盘的主权，我拥有驴的主权，你想白白使用我的资产图利，而我却不能从中获利，这是不可以的。我宁肯宰杀它也不能让你白白雇佣。”
很显然，这里磨盘的主人对驴的生命讹诈是行不通的，驴的主权在驴主人手里。驴主人宁肯宰杀了驴也不可能让磨盘主人无偿使用。只有双方股份合作他们才能结合到一起。只有当磨盘主人使用一头在山野中俘获的野驴时，才能做到只给它工钱(草料)不给它红利，实现野驴与磨盘的结合。野驴仅得到了磨盘主人为维系其能够为自己打工需要的生存的草料，并为其无红利打工。而今天的工人就是这种结合。区别仅在于野驴没有自由权而工人拥有选择资本家的所谓自由权而已。也就是说，今天的工人与奴隶在经济状态上没有本质的差异，仅区别在养活的支付方式差异上，奴隶直接获得食物(食物奴隶)，工人直接获得用于购买食物的货币(工资奴隶)，两者等效，以及给予工人可以在现代奴隶市场——劳动力市场上自由选择现代奴隶主——资本家的所谓自由权而已。为此，现代奴隶已不再像古代奴隶那样仅固定在某一个奴隶主的枷锁上而是由资本主义雇佣制所确定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奴隶。工人们只有选择资本奴隶主的权利，却没有选择制度的权利。
在一片长满茂盛水草的旷野中，当一部分水草被人所占有，而另一部分水草归属于野地时，野驴就会在野地里自由的吃草饮水，而当整个水草区域都被人类所控制后，野驴也就不得不主动的给人劳动以换得些许水草来维系生存。对于野驴来说，它只有自由选择给哪个人劳动以获得水草的权利，但没有改变整个水草区域全都由人控制(这一制度安排)的权利。这样事实上，整个野驴群也就成了人类的附属物而丧失了自主权。今天的工人阶级也正是这样，一个“自由”的现代奴隶阶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威客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向我们感慨的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磅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带到新荷兰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已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4] 是的，皮尔先生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在新荷兰还有可供开发的丰富的无主土地以及没有英国的制度。这就如同，当野驴们发现还存在不被人类所控制的水草地时，它们就会义无反顾的奔向自由。
归纳一下，工人的二重性：1、劳动资料作为企业中资本的一部分——活化资本与物化资本一样当给付其在生产过程中耗损及其它的必要费用;2、劳动资料的主权拥有者——工人当享有与资本家一样的资本权利。工人二重性的出现是由于工人具有身份重叠这一特殊状态决定的，它有别于资本家主体身份与其生产资料相分离。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奴役剥削的产生。
[1]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四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61页。
[2] 在企业中我们经常看到，设备维修人员会定期对还在正常运转的设备进行三级保养，即把尚正常运转的完好设备进行拆解上油、清洗除污、检测维修。而这对于工人来讲就相当于定期全面体检和疗养。事实上无论什么样性质的企业，我们都很难看到工人们能享受到机器设备的这一待遇，反而加班到成为了常态，换句话说，资本家对待工人都不如对待他们自己的机器设备。对机器设备，资本家会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一丝不苟的认真。
[3] 劳动资料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的身体。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1卷，第834——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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