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01日
责任编辑：苏北
新中国刚成立时，工业基础相当薄弱。
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的束缚、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军阀混战，国家不独立、不统一等原因，旧中国工业发展极其缓慢。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点钢铁、煤矿、纺织、机械制造业外， 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空白。解放前国内使用的许多工业品都是外国制造，许多商品都带“洋”字：“洋车”、“洋面”、“洋布”、“洋火”、“洋烟”、“洋油”、“洋糖”、“洋钉”、“洋鞋”、“洋袜”等等，就是一个明证。
侵华战争之后，由于日寇的掠夺、破坏，加上民国政府的腐败以及国内战争的影响等，中国工业生产又大幅度下降。到1949年，工业总产值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减少了一半，重工业减少70% 。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 。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只有3243万吨，原油只有12万吨，发电设备容量和发电量分别是185万千瓦和43亿千瓦时。
而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逃走时带走了几乎全部金融资产、金银储备，使大陆经济出现真正的“一穷二白”的状况。
新中国建国初，工业基础比当时最小的工业国家比利时还小，人均工业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十五分之一。
经过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的时代，这一时期优越于德国、日本和苏联工业化的可比阶段，后三者的工业化是后发国家中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
德国自1880年至1914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3％（人均是28％）。 苏联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4％（人均是44％）。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是34％）。这种经济发展，绝对不是像许多西方报界人士通常向读者错误报道的那样，以“爬行的速度”进行的。
参考阅读：《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史上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
谈到大跃进，有些人总是讲它的失误和挫折，而无视它在中国工业建设史上的重耍地位和伟大成就。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如果没有大跃进中的那些工业成就，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将会推迟许多年。
大跃进给中国工业创造出的生产能力是空前的、巨大的——三年中，工业总产值以及主要产品的产量：钢铁、原媒、机床、发电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长。
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纺绽占25.9%等。（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416页。）
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跃进三年中开工的。
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入共1206.09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81个，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如果没有大跃进中的工业成就，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汽车、造船、机床制造、交通、国防工业、甚至“两弹一星”的成就都将是个问号！
与所谓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荒诞说法相反，“文革”十年正处于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在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在基础工业方面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
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少数在调整时期下了马，而文革时期的工业建设却谨慎、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任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整个“三五”、“四五”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总投入达3116.42亿元，（统计到1977年）新增固定资产2157.40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1691个。到1979年工业企业总数达到35.5万个，是1965年的2.25倍。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
1967年到1976年，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煤炭工业、化工企业、电力工业迅速发展，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这大大高于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
从1965年到70年代中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
到70年代末期“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工业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1972年以后，毛主席、周恩来批准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通过这些引进新建了一大批石油化工企业，大大增强了我国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其中13套大化肥项目就占全国化肥总生产能力的1／5。在这些大化肥项目的带动下，70年代各地也大办化肥工业，1978年全国小氮肥厂就达1534个。这直接为80年代的农业增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70年代末遍布全国各地的汽车制造厂近200家。1980年全国的汽车产量达22.2万辆，由建国初汽车工业的空白点，挤身于世界汽车制造行列的第14位。与其同时，机床年产量达13.4万台，拖拉机产量达9.8万台，手扶拖拉机21.8万台等，这些都主要是在文革期间发展起来的。
直至今日，中国的国防力量和航天力量都有赖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大跨步发展工业所奠定下的坚实基础——十几年的时间就突破了历史上的“八个第一”，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核武和航天大国。
以电子工业为例：自1956年以来，23年间电子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3%。并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和研究装备。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电视、电脑、电话等产品和自动控制技术等，其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和形成工业生产能力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现的。例如到70年代末，我国研制的机算机型号就达到了200多种，专业生产厂有十多家，生产计算机2300余台。电视机年产达249.2万台。70年代末，电视、电话等产品就开始在部分家庭里使用。
1974年生产的船舶吨位数和艘数就比1965年增长了近10倍；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举世闻名的成昆铁路，全程仅打凿隧道就有427个，架桥梁991座，其工程艰难程度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少有……
到70年代末，中国工业己经发展成一个包括冶金、钢铁、原材料、燃料动力、汽车、机械制造、化工、轻纺、有机工业、电子、航天、核工业、国防工业等大型工业基地、之间相互关联而又配套的完整体系。其关键性的步骤都是在“文革”时期完成的。
如果说，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调整和工业学大庆运动，到6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的门类己初步建全。那么到了70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体系不仅进一步建全，而且完全是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设备、生产领力和产量都进入世界比较靠前的行列。
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标准：工业化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占显著优势；能自行设计和制造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各种消费品；有相应的化学、动力、运输和轻工业等。
可以说这一目标到了70年代末就基本实现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也同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判断完全相符。
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也曾讲：“经过31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己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贯彻完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第356、357页。）他的讲话说明，至少在1980年前，中国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经过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
莫里斯·梅斯纳称：“尽管曾经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败和挫折，毛主席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主席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从1952年（那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已经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到1976年期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长到2300万吨；煤从6600万吨增长到4.48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由实际上等于零增加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由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
“中国的国民收入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25年间增加了4倍，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
工业化还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城市的工人阶级已经从1952年的300万人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1800万人以上。此外，在农村中建立小规模工业的政策，结果导致大约3亿农村劳动力中的2800万农民变成公社工厂或大队工厂的工人，虽然那些工厂大多数是在初级技术水平上组织生产的。”
“一个庞大的技术知识界出现了。中国科技人员的数目从1949年少得可怜的5万人（1952年有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后来到1979年增加到500万人以上，这些人当中的99％是在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