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凌斯：公正地对待历史（全文）

公正地对待历史

燕 凌 斯

目         录

代前言— 对国史中的问题要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张全景 　　　　 辉煌的工业化历程

一、实现工业化向来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明确的奋斗目标

二、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三、艰巨而豪迈的历程  伟大而辉煌的成就

四、关于对中国工业化成就的评价 兼对右派精英观点的批驳

五、一条真正的科学发展之路

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的

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个沉重历史课题

二、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为广大农民奠定了集体发展、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

三，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造就千年伟业

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根本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五、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提供了条件

六、高度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大力推广科技新成果

七、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显著变化

八、解决吃饭问题无有穷期

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伟大实践

—、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其科学创新意义不容否定

二、经过一系列整顿、调整,公社初建时的错误得到纠正,1962年至1965年

大好形势的出现说明公社体制基本上是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相适应的

   三、“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基本建设迅速发展,生产条件发生根本改变,人民公社的贡献不可磨灭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公社得到巩固和发展，广大农村发生的新变化,再一次证明了公社制度的生命力

五、人民公社为什么被撤销

什么是真正的腾飞— 谈毛泽东时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一、远大的战略眼光，英明的科学决策

二、究竟是“被耽误了二十年”，还是突飞猛进二十年

三、宝贵的财富、无穷的力量源泉

教育，改革还是倒退

一、党的教育事业是由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建的

二、建国后毛泽东对教育改革的宝贵探索

三、教育改革三十年，要说成功不容易

四、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知 识 分 子 之 路

一、千百年来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二、毛泽东指出了一条光明道路

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四、在“知识分子的春天”里

五、敢问路在何方

毛泽东怎样依靠人民群众治国

一、“人治”乎，“法治”乎，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靠谁治

二、毛泽东的管理、法制思想和实践

   三、 治国先治吏、重点整治官僚特权

四、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试验

五、什么是真正的治、真正的乱

关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反思

一、中国有无发生两极分化

二、“让少数人先富”，是克服“平均主义”吗

三、只有让少数人富起来，才可以“加快发展、提高效率”吗

四、难道没有大富翁带头，社会主义就不能成功，广大老百姓就不会富裕

五、少数人富起来之后在干什么

实施科学发展观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导

一、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的

二、计划经济是真正科学、进步的发展观

三、计划经济的成就巨大，功不可磨

四、驳对于计划经济的奇谈怪论

毛泽东时代，一场真正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一、一场颠翻千百年历史的思想大解放

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三、 驳所谓“空想社会”、“乌托邦”等奇谈怪论
附 录

一个国有企业是怎样艰苦创业的 （许虔东）

我的农村插队生活 （苏提春晓）

回忆生产队里的劳动和生活  （穷乡亲）

本人亲历的几件小事  （选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六斤白糖的故事  （纤 夫）

一个香港人眼中的七十年代的中国  （松涛－香港留美物理学教授）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 （苏拉密）

后 记

代前言 — 对国史中的问题要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张  全  景 　　　　

研究国史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探索中进行的，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是一穷二白的基础，既有工作好坏的得失，又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现在有些人肆意歪曲新中国的历史，不仅否定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9年的历史，而且也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成就。他们攻击的矛头对着共产党、对着毛泽东、对着共和国。有人公开讲，“马列主义不灵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了”，甚至说“共产党没办什么好事”；有人公然写文章反对科学社会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打着维护新中国、维护改革开放的旗号否定我们整个国家。这些问题是关系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研究国史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又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关系着兴邦治国，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不仅历史的经验如此，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也是很生动、很现实的活教材。苏东剧变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2003年我到俄罗斯访问，同久加诺夫和其他一些俄共中央领导人座谈时，我提出一个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渐变到突变、从量变到质变，那么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失败有什么轨迹可寻？久加诺夫和在座的俄共领导同志不假思索地回答：苏联的演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共20大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不久又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他们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我们应当深思。

我虽然长期是一般干部，在地方工作，对全局缺乏应有的了解，但新中国的历史毕竟是经历过的。新中国的前29年，全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建设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新中国运动很多，既有政治运动，又有经济运动，可以说各方面工作基本上是在运动中进行的，在运动中取得了胜利，也在运动中发生了一些错误。对每一重大运动、重大事件，我们都应当进行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结论，接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如何评价毛主席，评价新中国29年的历史，评价每一政治运动，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对发生的错误进行全面分析，科学总结，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否定一切，甚至歪曲捏造事实，只能造成思想混乱，甚至带来严重恶果。例如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等等，都应实事求是地分析。有人说在“二十三条”之后的“四清”运动中，把大批农村干部打成了走资派。就我所在的地区来看，“二十三条”之后的“四清”要比第一期“四清”稳当、扎实，处理的人也少得多。对学大寨运动，有人说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农田水利建设破坏了生态环境。某些地方出现一些问题是事实，也很难免，但毛主席提倡的是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的革命精神，至于“大寨记工法”、“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是某些地区自己搞的。毛主席提出的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并且提出了包括水、肥、土在内的农业“八字”宪法，粮、棉、油在内的“十二字”综合发展要求，这是很科学、很辩证的。当时突出粮食这个重点是完全应该的。

再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久前我看到一个材料说，留在某地的几个知青生活困难，以此否定上山下乡。他们有困难应当帮助解决，但也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看到积极的方面。当年的知青支援农村，一来受到锻炼，其二对减少城镇就业压力也有重要意义。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就是当年的知青，在上山下乡中受到了锻炼。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对出现的问题要正视。

去年，我在长沙召开的第六届国史年会上讲，对新中国的经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要客观分析，好好研究。十年间国民经济是增长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有很大进步，国防力量有很大加强。期间，我们还经历了抗美援越、收复西沙群岛、珍宝岛反击战，直至三中全会后的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等战事，以及对第三世界的支援等，这要花很多钱，而且当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进步，能有这样的力量吗？所以说，许多问题都要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价。

我还看到一个材料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的一个生产队，农民劳动一天的所得买不了一根冰棍。这样的例子也并不是假的，但是要把背景弄清楚。这样的生产队，全国有多少？全国当时有几百万个生产队吧，困难到这个程度的占什么比例？好的又占多少？所以，不能把田家英反映的这个情况当成全国的普遍情况。田家英是奉毛主席之命去调查的。当年为了纠正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错误，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2年当成调查研究年。除他自己调查研究外，还组织了三个组，叫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当三个小组的组长，每组再选6个人，必须是精兵强将，再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最坏的生产队，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田家英到浙江，胡乔木到湖南，陈伯达到广东。上面的例子只讲了最坏的一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样看问题怎么行呢？怎能得出正确结论呢？当年，毛主席为了搞好调查研究，还专门重印了他过去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一篇文章，即《调查工作》（以后正式出版时定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分发给各个调查组。调查结束后，对于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总之，把这段历史很好地研究一下，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研究国史，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光荣。我认为，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就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同一个事物，立场不同，看法不同，结论自然不会一样。

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陈云同志讲过的一句话，对我们研究国史、党史至关重要，这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哪个人说的、哪本书说的，都不是金科玉律，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陈云同志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历史上很多史家都能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我们要继承这一传统。

第三，要坚持唯物辩证法。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要把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入了门就要抓住本质。研究问题要注意循序渐进、突出重点，从专题研究入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第四，要注重调查研究。占有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有些历史文件、会议材料、各地的报告、地方志要多看看，要找些老同志座谈，有些活材料要抢，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

辉煌的工业化历程

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毛泽东时代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同世界霸权主义国家抗衡的工业国，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从而为当代中国的振兴赢得了机迂。随着历史的延展，越来越显示出毛泽东时代的意义深远。

新中国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是怎样实现的？这是今天的人们不能不了解的。

一、实现工业化向来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明确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从其建立起就是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向来是共产党的明确的奋斗目标，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但是，对于旧中国那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实现工业化只能是天方夜谭。正如毛泽东所说：“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毛泽东选集》竖排版第三卷第1080页）。因此，真正地发展工业必须以革命为前提。“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同上书第1082页。）“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同上书第1081页。）

中国共产党以28年的时间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统一，从而为实现工业化扫清了道路。1949年3月在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报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同上书第四卷第1438页。）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经济上的凋敝、贫困，生产力的落后，是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的：农业生产主要靠的是人力（肩挑手抬）和少量的畜力。江河水患频发, 旱、涝、蝗灾害每年不断, 农业产量极低，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在旧中国，农民吃糠咽菜和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的现象相当普遍。

工业基础更加薄弱。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的束缚、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军阀混战，国家不独立、不统一等原因，旧中国工业发展极其缓慢。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点钢铁、煤矿、纺织、机械制造业外, 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空白。解放前国内使用的许多工业品都是外国制造。那时有许多商品都带“洋”字：“洋车”、“洋面”、“洋布”、“洋火”、“洋烟”、“洋油”、“洋糖”、“洋钉”、“洋鞋”、“洋袜”等等,就是一个明证。尤其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由于日寇的掠夺、破坏，加上民国政府的腐败以及国内战争的影响等，中国工业生产又大幅度下降。到1949年，工业总产值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减少了一半，重工业减少70% 。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 。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只有3243万吨，原油只有12万吨，发电设备容量和发电量分别是185万千瓦和43亿千瓦时。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逃走时带走了几乎全部金融资产、金银储备，使大陆经济出现真正的“一穷二白”的状况。建国初，工业基础比当时最小的工业国家比利时还小，人均工业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十五分之一。

面对当时的经济困难和混乱局面，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大力开展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兴利除弊，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形势好转。全国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治安混乱等严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全国铁路、航运、邮政开通。社会秩序安定。旧中国遍布各地的乞丐、盗匪、娼妓、黑社会、无业流民等很快绝迹，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城乡消除了失业现象。

在恢复经济、整治秩序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及时地把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提到中心日程，着手部署和规划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蓝图。这主要体现在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1953年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其主体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冶金、燃料、动力、机器制造、化学工业等。计划五年内国家投资总额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其中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工业部门，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的工业部门。一方面要合理地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求大大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能力，并逐步改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发展，相应地发展农业、交通运输业、轻工业、邮电业和商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

毛泽东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3页。）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的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精神鼓舞，迅速掀起了一个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的高潮，各行各业都勇跃地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新中国工业化的航船就这样启程了！

                  二、 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不是平坦顺利的。在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一开始党内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

以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理论为代表，主张工业化和机械化直接在当时的个体农业和私有工商业的基础上进行，即“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实际上就是先实行一段资本主义、走一段剥削路程，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待将来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实现之后，再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说离开当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孤立地进行工业化和机械化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坚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方针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主张工业化要与农业集体化、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必须同时进行的方针。反对搁置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孤立地进行工业化和机械化建设。

毛泽东在批判先工业化、机械化再合作化的观点时， 深刻阐明了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可能建立在个体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个方面，减弱另一个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1、182页。）按照毛泽东的论述，只有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走集体化大农业道路，才能消除两极分化，即“在农村消灭富农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才能在新的统一的公有制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将分散落后的小农生产集中起来，增强其抗御自然灾害和农业风险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实行机械化生产和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工业化进行有力的支援。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粮和原料才能得到充分地提供；而工业所生产的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现代运输工具、化肥、燃油和电力等产品才能得到更多的使用、与农产品相交换，更好地满足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发展需要，并进而为工业化积累大量资金等。这些矛盾如果在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都是不能解决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1—、187页。）

世界工业史说明：工业化并不是单纯生产力、工业和技术发展的过程，它从来是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前提的。工业化只能与其具有统一所有制关系的规模农业相适应。企图在分散的个体农业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一种幻想。即使历史上欧美国家的工业化也是首先在对个体农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夺这一基础上实现的。要知道，个体农业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经济形态，两极分化、土地兼并是它的自发趋势。大批农民和小生产者破产、从中分离出大量自由劳动力，这正是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因此说，如果共产党对农业不搞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在当时己经抬头的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也必然对农业进行改造，发生土地买卖和兼并现象，最终导致农村经济被少数先富起来的富裕大户控制、并与贫民发生尖锐对立的局面。在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的中国，决不能重蹈资本主义那种以剥夺农民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的老路，而必须开辟新的历史：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发展规模农业和“农村工业”，从而在一种新的工农关系中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

毛泽东关于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坚持了生产力发展必须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观点，及时地制止了当时城乡己经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现象，正确地解决了当时存在的工业化与个体农业和私人工商业之间、工农之间以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这条路线，很快就由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积极参加合作社、迅速出现合作化高潮、广大工商业主和资本家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动局面所证明是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的。一场深刻广泛的社会大变革不仅没有造成社会动乱、生产停滞，而且以1956年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和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的事实作出了最积极、正确的总结！

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其实质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共同富裕的方针，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以及工业内部的关系，实现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有人重提：“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中国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人民生活早就富裕了。”这完全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中国仍处于分散的个体农业的汪洋大海中，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何以谈得上经济发展、生活富裕？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的水利化建设，也不会有六、七十年代的改土造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运动，那就不要说农业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连每年必至的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也制止不住，哪有农业上的发展？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也许有少数人早就富起来，必然很快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那样城乡经济必将被大大小小的私人业主和资本家控制，在那种情况下国家如何调动大量资源支持工业化建设？如何解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粮食、原料、劳动力及其产品销售等诸多问题？国家的一些大型石油、钢铁、能源、机械制造业以及现代工业基地怎能迅速建立起来？联想到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很多农村连己经建起的水利设施、农业机械等都废弃了，一些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并且导至城市工业生产普遍不景气。这又怎能相信在当时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能够实现工业化、机械化！

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在当时得到全党的确认，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坚持“唯生产力论”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并不甘心自已的失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总是伺机寻求翻案。在围绕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所谓“条件不成熟”、“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的论调以及解散合作社的动议曾多次提出来。在六十年代初，邓小平等人就公开主张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发展“自由市场”，重新回到家庭农业，并说要“退够”。当时遭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引自马社香：《前奏 —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毛泽东的谈话清楚说明：包产到户决不单是农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动摇我国的工业基础，使国外资本得逞，最终使广大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得不到保证。

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完全被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伟人逝世之后，邓小平利用改革全面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八十年代初，他首先在全国农村推行了包产到户，使集体经济名存实亡。由于农村恢复了一家一户的经营，加上农产品价格体制放开、全面市场化，这直接给原来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工业带来巨大冲击，由此造成了八、九十年代之间工业生产不景气、大面积亏损。在这种局面下，精英们趁机提出了“工业改革”的口号，在九十年代开展了以国有企业“改制”为中心内容的改革。

本来，在改革之前国有企业一直是蒸蒸日上的，从未出现过经营不好或不景气的问题；其效益不好都是在实行农业包产到户之后以及推行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企业“产权不请”、“政企不分”、“大锅饭”等指责纯系一种借口。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只有私有化的产权才是清晰的，而公有制永远都是“产权不清”，那就必须改掉 ！

通过国有企业改制，大批国有资产以惊人的低价转移给个人或少数人，同时大力发展私有工商企业，这在资改派眼里算是“产权清晰”了！但实质上是把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私有；把企业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变成单纯为利润和赚钱而生产。右派当初以实现工业化为由曾反对在所有制关系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如今他们却首先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开刀，彻底暴露了其“唯生产力论”的虚伪性。致使全国的国有企业数比重减少到了30%以下，而地方的国有企业平均不足20%，有的甚至为0 ；而私有企业己达60%以上。据统计，在2006年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包括国有与集体）所占比重只有44.3%，而非公有制资产（包括私营、外资、个体）己达55.4%。这充分说明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已经不存在， 当初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事实上被完全否定。

他们还通过“砸碎铁饭碗”、“减员增效”等改革把大批工人阶级下岗，使其失业；通过分配制度改革，企业管理层年薪高达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而普通职工月工资只有数百元。企业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竟达到数千倍！

资改派还大力实施“与世界接轨”、“全球一体化”、“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使中国经济紧密地与国际市场和资本联在一起。外资大量涌进中国，如今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力已达到60%以上，形成“美国感盲中国咳嗽”、“外资赚钱中国污染”、中国为世界经济危机买单的现象。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中国工业主要产业的39个分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有两个行业超过七成，四个行业超过五成，九个行业越过四成。国际垄断集团还以安排中国官员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邀请参加国际会议和做访问学者、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出力，或对中国的改革理论、政策和法律施加影响。近期商务部条法司官员郭京毅腐败案就是一个例子。郭收受外商贿赂，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为外商留“后门”，偏帮其对中国企业进行并购。据说该案牵涉官员和法律人士多人，成为一个“窝案”。类似这种为外国服务、不惜出卖或损害中国利益的汉奸、买办角色，在如今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不少了吧！

在“企业改制”中，新中国几十年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建立起来的工业基地和大企业有许多被国外大公司所购买、重组，变成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的企业。更有甚者，有些外方并未带来任何技术，直接把中方自主技术生产的产品贴上他们的商标，从而高价卖到国外市场去。主流媒体经常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产量十几倍、几十倍地快速增长所炫耀，然而却不说其中究竟有多少成份是属于国外资本的？这些数量巨大的工业产品，虽然产于中国的国土上，但其中有许多己经不是“中国的” ！以汽车工业为例，2007年的产量己达800万辆，是1978年的50多倍，总产量己跃居世界第三位。然而人们看到，生产这些汽车的集团如今都变成了中外合资，其核心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己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中国自主开发的品牌汽车在目前国内外市场上谁还看得到？而且这些类型繁多的洋品牌却又都是在中国原来的那些汽车基地和制造厂里所生产的，完全是兼并的中国的资源，利用的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改革以来新建的大型汽车企业实在没有多少！如今中国的汽车工业不过是某些外国大公司的“加工厂”。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复存在！

在这种体系中，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土地和自然资源也就大量地被国外资本所共享了。目前，所谓“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已经行销全球。但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中国企业实际上处于利润最薄的一环。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假设中国在产品制造的这部分赚到一块钱的话，那么对于外商，做这种产品设计与研发以及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那部分就能赚到九块钱。中国只占利润分成的10%。以玩具业为例，一个芭比娃娃在中国的出厂价是一块美金，而在美国的沃尔玛零售价格是9.99元美金。在中国企业的一块美金中，如果除去原料、工资及其他生产成本，那么此外还能赚多少钱！而外商却以9.99元的价格卖给国外消费者，席卷了所有的利润。事实上，中国企业在6+1产业链中，所占有的附加值是最低的，而其他有价值的环节基本上全部掌控在欧美各国的手中。中国以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劳动力受剥削等为代价而生产的血汗产品，每创造一万美元的价值，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了九万美元的价值！中国越制造，美国越赚钱！正如美国通用汽车总裁所说：“我们与中国企业各取所需，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月20日)

忆往思今，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出：当初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先工业化、机械化再合作化”的主张与后来邓小平所谓“社会主义不合格”、“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的论调完全一样。如果说当初刘少奇只是提出来，并未得到实施的机会，那么后来邓小平就把它完全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改革开放中资本家被授予“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贵冠，这也正是当初刘少奇“红色资本家” 的初衷。万变不离其宗的“剥削有功、剥削有理”！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其路线、道路一脉相承、顽固而鲜明。其实质就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全面市场化，让少数资本家暴富、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重受剥削，抛弃独立自主方针，走与国际资本一体化的道路。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自主创新方针指导下，发挥集体攻关的优势，把许多大型项目、尖端产品相继研制成功。如：两弹一星、卫星回收、万吨巨轮、运载火箭、核潜艇、大型飞机、电子计算等等，捷报一个接一个，大扬国威。使中国在这些领域中迅速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改革以后在邓小平“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思维方式主导下，原来的许多重型尖端项目被砍掉或阁置，转而去生产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产品。使本来的一个重工业大国变成了世界著名的以生产服装、鞋帽、儿童玩具等为优势的轻工业国家，而国内需要的汽车、飞机、电子产品等大量要靠进口。这就等于自废武功，放弃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依付于外国慢慢爬行。这样虽然满足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要求，然而二十多年下来，看看中国在尖端工业上自主研发的项目和产品实在找不出多少！中国至今仍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航母。在对外贸易中，所说“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不能不严重影响中国的实力发展。像发生在1993年的中国远洋货轮无端被美国军舰和直升机跟踪、被美国人登船搜查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五枚炸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使中国人受尽奇耻大辱，并非是偶然的。这如果在毛泽东时代是可能的吗？美国人敢吗！什么是强国道路，什么是弱国道路，从中岂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

面对逐渐拉大的差距，目前国家不得不重启研制大飞机的项目。然而据有关专家论证，中国的大飞机真正上天尚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这就是说，即使那时具有了制造大飞机的能力，但却比美国的波音飞机晚50多年，比欧洲的空中客车晚40多年！当年中国研制“运十”大型客机，于1970年8月立项，1978年完成设计，1980年就试飞成功，当时仅比空中客车晚两年。如果不被改革下马，那么20多年后的今天，岂不早就成了与波音、空客齐名的骄娇者！可以说连中国的航母也制造出来了，航天事业也早就实现了登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走了如此大的弯路，试问这究竟使中华民族的振兴发展耽误了多少年！

工业化道路，是关于工业发展的目的、所有制性质、管理体制以及工业与农业、工业内部关系等问题的概括。其核心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少数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针对刘邓路线的主张，毛主席早就尖锐地指出：“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是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3页。）由于目的、立场不同，所选择的体制、工业结构等必然不同。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必然是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注重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发展；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和需要，必然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想赚钱、谋利、拉大差距，而不顾其余。— 回顾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历程，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多么深刻、多么鲜明地摆在那里啊！

          三、艰巨而豪迈的历程  伟大而辉煌的成就

真正的中国工业，是指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完整统一意义上的工业。这一伟大壮举完全是在毛泽东时代实现的。为此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次艰巨豪迈、功绩卓著的新长征。

1、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胜利实现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部署下，中国工业化建设初师大捷：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目标和任务提前一年胜利完成。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以156个大项目为中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694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和部分投产的分别是428个和109个。固定资产新增492亿元，是1952年的1.9倍。其中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如：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 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练铁炉开工生产；马鞍山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新建施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建成并开始生产“解放牌”汽车；中国第一座拖拉机制造厂（洛阳）始建；第一座飞机制造厂建立并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机床制造厂（沈阳）建成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北京）建成并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 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开工生产；西北第一座大发电厂— 西安第二发电厂建成；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 玉门油矿建成。还有武汉长江大桥、衡阳湘江大桥建成并通车，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等，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创建和完成的。这些建设不仅填补了一些现代工业的空白，而且对一些老工业进行了技术改造，使中国工业的基础和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有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如发电机、冶金和采矿设备、最新式金属切削机床、汽车、喷气式飞机等都是原来不能制造的，这时都能生产了。同时，由于大部分项目和投资投放于内地，（例如仅武汉就建立了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大企业）因此对改变旧中国工业过份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起了很大作用。

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0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钢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3.2倍；水泥686万吨，比1952年增长140%，等。各项指标大都提前和超额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计划经济的科学、正确，而且充分地显示了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优其是发展工业方面的卓越能力和高超的效率。

在当时工农业生产一片热火朝天、全面胜利的局面下，毛主席决定进一步加快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为此发出了“生产大跃进”的号召。1958年1月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簿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 “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指钢产量）”。（《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要掀起一个生产建设高潮”。）

2、大跃进运动功不可磨

在新中国历史上，大跃进算得上是震惊世界的事件之一，并由此引起了颇多的争议。在本文看来，大跃进中虽然存在盲目乐观、急于求成、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等等错误，但从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看，其重要地位和伟大成就是不容否定的。

人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主导性口号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可想而知，这种要求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岂不是更加迫切？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经济压力决非目前所能相比。现在的人们时兴“大干快上”、“反对保守”以及“超常规”、“高速度发展”，“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革”等口号，难道就不许老一辈建设者们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反对保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搞“生产大跃进”吗！

其实当时的“大干快上、加快发展”远比现在单纯、实际得多，它完全就是从国家强大、经济发展着想。至少是没有任何干部、党员从中考虑自己“发财先富”或追求“政绩工程”，以及谋取特权和私利的因素在里边。

大跃进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大跃进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功绩卓著。 — 在治理大江大河、兴修水利上实施并完成了许多大工程，气势豪迈。这些工程设施甚至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对此，本文不予谈论。

对于工业建设来说，大跃进实现了“超常规”、“跨越性发展”。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重大科技成就都是在大跃进中实施和取得的。例如在钢铁工业中，不仅兴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钢厂武汉钢铁厂，而且还有邯郸钢铁厂、济南钢铁厂、杭州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南京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成都钢铁厂、柳州钢铁厂等一大批大型钢铁企业都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立的。同时，在这期间还有最大的炼钢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次进行氧气顶吹练钢技术试验成功等。

在1958、59年实施和完成的其他重大建设项目还有：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清华大学），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部国产轿车“东风”（后为“红旗”）牌轿车诞生，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论“跃进号”下水，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洛阳）建成投产，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建成，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我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国家重点铸锻件的生产中心之一）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建成、投产，另外，还有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黔桂铁路建成通车，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接轨通车，重庆的白沙沱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等。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如首都人民大会堂、博物馆、火车站、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建筑”。至于各地方开工、建立的工业、交通等各业项目以及“标志性”建筑就更多了。

这种大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60年。例如上海吴泾化工厂就是在1960年投建的。该厂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型氮肥厂，于1963年建成、投产，它对建立我国新兴的化肥工业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仅在两、三年时间内，国家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投建、完成，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取得，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958－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是886.26亿元）大跃进在当时之所以反响于世界，并不奇怪。

当然，由于当时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工业铺的摊子过大，投资超过了国力，因而造成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度下降，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但是大跃进给中国工业创造出的生产能力却是空前的、巨大的。三年中，工业总产值以及主要产品的产量：钢铁、原媒、机床、发电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跃进三年中开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纺绽占25.9%等。（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416页。）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入共1206.09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81个，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些大建设虽然导至了当时的经济困难，但它却在后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结出了硕果。如果没有大跃进中的这些工业成就，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将会推迟许多年。包括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汽车、造船、机床制造、交通、国防工业、甚至“两弹一星”的成就都将是个问号！让那些攻击大跃进是什么“失败了”、“搞糟了”、“得不赏失”的论调永远遭到唾弃吧！

3、工业学大庆运动成就巨大

由于大跃进中的工作失误、当时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修正主义撕毁协议、施加压力等原因，使中国在1959—1961年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

为了克服困难，同时调整自大跃进以来被打破的某些经济平衡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党中央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初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党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制定了许多新的政策和措施。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生产指标，对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管理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使其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的基础上，从而指导中国工业向更加积极、扎实、健康的轨道转变。

正当中国工业处于调整、压缩局面中，石油战线却发愤图强、迅速崛起，创造出了突破性的成就。

为了解决我国工业发展的能源这一基础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石油工业十分重视，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把石油勘察、石油开采列为一项重要任务。1959年我国石油地质工在东北松辽盆地发现地下油田，当时命名为“大庆”。经党中央的批准，1960年石油部调集来自全国石油战线4万名职工开进茫茫大草原，投入开发油田的大会战。在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施工设备十分落户、投资很少的情况下，硬是靠毛泽东提出的“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苦战三年，创建了一个年产600万吨的大油田和一个大练油厂。建设速度比苏联杜依玛兹大油田快一倍。大庆油田是在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苏修撤退专家、停止支援、卡我们的脖子的情况下，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建的。大庆的事迹对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放了一颗卫星，使整个工业战线受到振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庆的经验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64年发出了“学解放军、学大庆”的号召。自此，全国工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创大庆式企业，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培养“三老四严”良好作风的热潮。（注：“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也标志着中国工业又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

继大庆油田的开发，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中国石油产量达1131万吨，比1957年增加了6.75倍，从此中国石油实现了全部自给，靠“洋油”的时代就结束了！随着中国现代石油工业基地的建成，与此相联系的石油化工、化纤等一批新兴工业也迅速建立起来。

1965年我国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由自己设计的第一座维尼纶厂建成投产，这标志着中国的纺织工业开始向新兴的合成纤维工业发展。

工业学大庆运动，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强大动力，给工业生产带来新的活力。中国工业不仅完全从压缩、下降局面中走出来，而且又大步、迅速地前进，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高峰。1962—196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9%，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1402亿元，比1957年增长98.1%。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主要产品产量：钢达到1223万吨，比1957年增长1.3倍；煤达到2.32亿吨，比1957年增长77%；发电量达到676亿度，比1957年增长2.5倍；合成氨达到148.4万吨，比1957年增长8.7倍等。其他产品，水泥、汽车、棉纱、食糖等产量都有很大增长。（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页。）

这时，中国工业的门类己初步建全。工业产品的品种，五年中增加了三万多种，而且质量普遍提高，成本显著降低。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好的时期。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达到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全国职工人数达到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

1963年在国民经济己开始全面好转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拿出11亿元，为全国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

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有人曾主张把国防和科技上的核试验项目下马，但毛主席和党中央则顶住了压力，坚持了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广大科技工的艰苦努力下，到1964年10月就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二颗。从此中国迈进了世界核大国的地位。

当右派们大肆宣传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失败”时，难道不为中国在此后仅三、四年时间就奇迹般地涌现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而感到困惑吗！

4、文革时期 —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

在新中国三十年建设史上，跨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占了十多年。有人说：当时中国完全陷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之中，而经济发展“停滞”，“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涎不经。

“文革”十年正处于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在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时毛主席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指示下，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革委会对工业生产抓得是很紧的，都是将其作为反对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项硬任务坚决完成的。虽然在个别年份由于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干扰，出现过生产和产量下降的情况，但从十多年总体上看工业发展仍是迅速的，决不是“停滞”和“缓慢”。设想十多年间工厂都是停止生产搞运动、整日开批判斗争会那是十分离奇的！

这只要回顾一下那时国家在工业建设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暑，想想那时全国实施和建成的一系列大项目、大工程、骨干企业，办的许许多多大事和取得的成就，事实就很清楚了。（文革于1976年10月结束，但文革时期确定的经济方针、政策和部署却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因此，本文在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的指标、数字引用到1978年、1979年，应无不当。）

首先，以石油、煤炭、电力为主的能源、动力工业为例。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之快是首当其冲的。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等一系列新的大型企业。由于石油、煤炭工业的迅速发展，一大批新的化工，化肥企业也在当时建立起来。如兖州煤矿新建了鲁南大化肥厂等。在电力工业中，仅全国新建的大型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中国首座核电站 — 秦山核电站开始建造。各地兴建的的中小型发电站就更多，每年都有大批投建，到1975年仅小型水电站全国就有5万多，1978年达9万多座。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这大大高于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人们知道，到2007年，全国石油产量才1.87亿吨，29年时间才比1978年增长了79%倍，远远低于从1949—1978年增幅的866.08倍！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时期石油、媒炭、电力等许多大型工业基地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的整个能源供应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许多工业门类也不会发展起来。同时，文革时期建材工业也有迅速发展，如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1978年全国小水泥厂达到3400个，还有许多在建中，每年以几百家的速度投产。

适应当时国防建设和备战的需要，六、七十年代党中央采取了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十堰第二汽车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莱芜钢铁厂、山东拖拉机厂、推土机厂等也都是那时创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七十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工业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想而知，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新兴工业，如电子工业，到1979年全国已建立了2000多个电子企业，职工队伍达到100多万人。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自1956年以来，23年间电子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3%。并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和研究装备。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人们知道，目前中国己作为一个电子产品的生产大国出现在世界，电视、电脑、电话等产品和自动控制技术己广泛运用于生产、办公、普通家庭。但是应该知道，这些现代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和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却都是在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实现的。例如到七十年代末，我国研制的机算机型号就达到了200多种，专业生产厂有十多家，生产计算机2300余台。电视机年产达249.2万台。早在1974年四川长虹电子企业就上了彩电生产线，开始生产彩电。到七十年代末，电视、电话等产品就开始在部分家庭里使用。而到了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电子工业曾一度出现了不景气。因此说，如果不搞改革，这些现代科技产品和装备定会更快地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当主流媒体大肆宣传目前电视、电恼、电话的发展成就时，殊不知它并不能记在改革开放的功绩薄上。

为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在1972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燃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现代企业。并且它们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我国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其中13套大化肥项目就占全国化肥总生产能力的1／5。1976年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三十吨乙烯工程（1973年动工）在北京石化总厂建成、投产。在这些大化肥项目的带动下，七十年代各地也大办化肥工业，1978年全国小氮肥厂就达1534个。这直接为八十年代的农业增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汽车工业，自从五十年代建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之后，又对当时基础较好的全国四个汽车制配厂进行技术改造，在六十年代初形成了南京、上海、北京、济南四个汽车制造厂。文革时期，在建立湖北二汽、四川汽车制造厂（后为重庆）、陕西汽车制造厂等项目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汽车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七十年代末遍布全国各地的汽车制造厂近200家。1980年全国的汽车产量达22.2万辆，由建国初汽车工业的空白点，挤身于世界汽车制造行列的第14位。与其同时，机床年产量达13.4万台，拖拉机产量达9.8万台，手扶拖拉机21.8万台等，这些都主要是在文革期间发展起来的。

最令人睹目的是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自１９６４年我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后，到七十年代后期,共成功进行了16次核爆炸试验，还有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第一次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发射的地球卫星成功等，可以说成果一颗接一颗，捷报一个接一个，勇往直前，直上云天。十几年的时间就突破了历史上的“八个第一”，成功发射了8颗人造卫星等。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核武和航天大国。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核工业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便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两个发展阶段质的跨越。.

又如中国的造船工业，自1958年建造万吨级“大跃进”号和六十年代建造“东风”号、“安源”号等远洋货船之后，到七十年代初迅速发展到建造二万五千吨的货船（1971年上海江南造船厂“长风”号下水），还有七千五百吨的客货两用船。1974年之后，自造的万吨级船舶一艘又一艘下水，速度越来越快。1974年生产的船舶吨位数和艘数就比1965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有能够冲破三米厚冰层的破冰船、三千吨的海洋地质综合调查船、七千六百吨的双体石油钻井船、深海上的油台船、万吨级的挖泥船以及巨型深坞船等。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由此中国迅速迈进世界造船大国的行列。

文革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先后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还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尤其显著的是，当时的铁路、公路干线建设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中施工的，施工过程极其困难、艰苦。像成昆铁路，全程仅打凿隧道就有427个，架桥梁991座，其工程艰难程度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跨入到世界先进的行列。

其他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施工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了新台阶，成为建国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基础工业方面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少数在“调整”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其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建设却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任何效益不好的企业。在包括文革在内的整个“三五”、“四五”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总投入达3116.42亿元，（统计到1977年）新增固定资产2157.40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1691个。到1979年工业企业总数达到35.5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4万个,集体企业27.1万个）,是1965年的2.25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例如全国钢铁企业就有984个，有色金属企业945个。1978年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增长70％以上。

主要产品的产量：1978年钢产量达3178万吨，超过了英、法、意、德，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产量达10405万吨，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原煤6.18亿吨，居世界第三位；全国发电设备容量达5712.21万千瓦，年发电量达2566.5亿千瓦时，分别是1965年的3.43倍、3.78倍，居世界第七位；棉纱达238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化肥达869万吨，居世界第五位，等等。水泥达6524万吨。

中国工业的门类，如果说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调整和工业学大庆运动，到六十年代中期己初步建全，那么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体系不仅进一步建全，而且在基础、实力上大大增强。对比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是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设备、生产领力和产量都进入世界比较靠前的行列。在技术上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中国工业己经发展成一个包括冶金、钢铁、原材料、燃料动力、汽车、机械制造、化工、轻纺、有机工业、电子、航天、核工业、国防工业等大型工业基地、之间相互关联而又配套的完整体系。中国从建国初连手扶拖拉机、缝纫机等都不能制造的落后农业国，发展到这时己经成为能够生产制造各种机床、拖拉机、汽车、火车、巨轮、坦克、飞机、战舰、各种精密议器、核发电站、电子计算机、电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以及发射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等的工业大国。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合作的情况下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这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关键性的步骤都是在“文革”时期完成的。

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标准：工业化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占显著优势；能自行设计和制造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各种消费品；有相应的化学、动力、运输和轻工业等。那么可以说这一目标到了七十年代末就基本实现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也同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判断完全相符。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可能对文革具有不同的认识，但对那个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客观事实却不能不承认吧！仅十多年时间，就干出了那样多的大事，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难道就因为当时与文革联系在一起而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也讲：“经过三十一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己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357页。）这说明，至少在1980年前，中国工业从不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工业发展上的巨大成就，中国靠什么战胜美、苏两个霸权主义？怎么能够打破他们的封锁、制裁、禁运以及军事侵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的总统尼克松能前来北京与毛主席会见吗！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4231.0亿元，是1965年的3倍，年均增长10.2% 。这时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是74%，农业的比重是26% 。这与1952年工、农业产值是30%与64%的比重相比，完全是根本的改变。这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工业化时代。

四、关于对中国工业化成就的评价 兼对右派精英观点的批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出现了日趋加快的趋势。西方工业大国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又向“信息时代”发展。对于一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来说，直接面对着与西方国家相隔两个生产力时代的差距。而通向现代化的途径只能从工业化开始。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在仅有三十年的时间，就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具有其完整体系的工业国，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人们知道，历史上英、法、德、意等老牌工业国家在实现其工业化进程中用了近百年时间，后起的工业强国美国用了半个世纪，日本和苏联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相比来说，中国当时的工业化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速度上都超过了它们。不仅大大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而且在很多方面进入了现代的先进行列。

人们知道，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工业化的主要指标，就是看其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世界后起的工业大国美、苏、日三国为例：在1900年时己跃居世界第一位工业国家的美国，其工、农业产值比重是67%：33%；二十世纪初己成为帝国主义的日本，工、农业产值比重是70%：30%；在1938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苏联，是77%：23%；而中国1978年工、农业产值比重是74%：26%，这不低于各工业国家进入工业化时的标准。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技术水平看，更是历史上的各工业国家所远不能相比。例如1900年美国钢铁年产仅一千万多吨，媒炭仅二亿六千吨，石油27亿加仑等，这还不及中国七十年代末产量的1／3 。当时美国汽车年产量仅4000辆，这只是中国七十年代末产量的一个零头。更不必说中国己是掌握核技术、能够制造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工业产品的国家。即使与现代的各工业国家相比，中国许多产品的产量和技术水平也列前几位。按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说法："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在国防力量和航天工业上，则跃居世界第三位。主要物质生产部门采用了大机器生产，电力、媒炭、燃油成为主要的动力源；农业上达到了半机械化程度等。从主要的经济指标上看，这时的中国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一个工业化国家。

胡锦涛总书记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恣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2006年在纪念中共建党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

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其意义十分深远。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的榜样。从此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成为能够与美、苏霸权主义抗衡的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邓小平曾经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其实，“两弹一星”的成就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它正是中国整个工业和科技发展成就以及综合经济实力的体现。如果当时中国没有这些成就，那么在七十年代要实现与美国、日本等许多西方国家建交以及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不可能的。国际关系其实就是以实力说活，如果中国当时不是首先把自己的重工业、国防工业、两弹一星搞起来，也许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但决不会形成那样大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对霸权主义的威慑力。那就不可能打破霸权主义的封锁、制裁，争取到较大的国际空间，那么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也就谈不上；九十年代实现香港的顺利回归、甚至今天成功申办奥运会都将是个疑问。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振兴的历史机迂从根本上是毛泽东时代赢得的！

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多、资源少、起步晚、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影响等，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标准完全一致。虽然从主要指标、总体上说实现了工业化，但在某些方面差距也是显然的。如人均经济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力多层次、发展不平衡等，这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属落后。从工业化的长期目标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说，工业化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概念，对任何工业化国家来说都是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决不可能靠一代人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中国的右派精英们总是拿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前的中国，指责当时是什么“普遍贫困”、“没有改善生活”、“闭关自守”、缺这少那等等。他们把中国与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形成的生产力差距，要求共产党在30年里完全解决。其不良居心，岂不是昭然若揭吗！

下面，就他们抵毁、否认中国工业化的几种观点作进一步批驳。

1、关于工业化与贫穷

资产阶级右派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抓住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所谓的“普遍贫穷”。他们一直怨妇似地苦诉那时如何“吃不饱饭”、“挨饿”等，真是煞有介事！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贫穷？比如一个家庭，全家省吃俭用，集一切财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办了车马、生产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贫穷吗？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建设积累了那样多的物质基础和家产，创造了那样多的尖端工业和科技成就，那叫贫穷吗？就只说毛泽东时代创建的核武库、两弹一星技术系统就值多少财富？还有当时建造的一系例大型工业基地、水利工程，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等，将相当于多少财富？据有人推算，中国在1949—1979年30年间的基本建设总投入（资金和劳动力价值）就达3636万亿元 ，这么大的价值都作为固定资产存在着。这相当于2007年GDP（24.66万亿元）的147倍。这难道不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吗？如果老一代建设者当时就把这些生产积累吃光分净，无疑能改善生活，但还有国家的强大和后来发展的基础吗！

右派们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穷”、“吃不饱饭”，或许只是指生活方面的，但那也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才有过的现象，而决不能概括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号召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等，从而根本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人民生活也逐渐好转起来。突出的变化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一直是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仅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3212万吨，14年间增长了71%，年均增长率达3.5% 。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评价尽管是低调的，但这里仍然使人们看到：粮食产量在十几年间一直保持稳定、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在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这说明从此中国的粮食安全、吃饭问题历史地得到解决。虽然并不富裕，但绝大部分人达到了温饱。邓小平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请问右派精英们：当时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已达684斤，并且“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那么何来什么“普遍贫穷”、“吃不饱饭”之说！

由此说明，中国在七十年代末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从整体上说也告别了生活贫困，基本到达了温饱。如里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其实离共同富裕就不远了。在工业化实现之后再反哺农业、扩大消费品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这本是工业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有些条件好的农村社队就己经开始向富裕水平发展了。例如江苏省华西大队，在1978年粮食亩产就达到2720斤。工业和副业产值达100多万元，占到全大队总产值的78% 。每个工业劳动力每年创造产值5100多元。《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在全国各地，类似的先进社队也有不少。

世界工业史说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初期，都是一个投入大量资源、主要提高其生产能力的阶段，而在这期间其消费水平和生活资料方面不可能有较快的增长。其间劳动人民的贫困和饥饿是普遍性的。指责毛泽东时代没有改善生活的右派精英们，不妨看看各西方大国在当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其国民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吧！

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为标志，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其工业化的进程。在这期间和之后，欧洲各国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和灾难、有多少人饥饿和死亡，这在历史上是不乏记载的。例如恩格斯在188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所记述的大量事实就是当时西欧工业国家人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劳动者失业、贫困、饥饿、住房拥挤而龌龊、疾病流传、很多人沦为乞丐、人口死亡率上升等，正是当时西方工业国家的普遍现象。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之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原来手工工场时期和小农经济条件下差得多。列宁在概括十九世纪后期的德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时也说：“他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要挤在地窖和阁楼里。”（《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430页。）在十九世纪末叶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进入周期性经济危机阶段，劳动者阶级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例如，在1930－1932年的一次经济危机中，仅世界头号工业国家的美国，就有800多万人被饿死（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另外还有7500万人以上（约占当时全美人口的60%）处于严重饥饿和缺衣穿状态，很多人靠吃野草和拣腐烂的水果蔬菜维持生命。关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国的生活状况，列宁曾概括说：是“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页。）

亚洲的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工业革命，二十世纪初成为工业国家。1914年日本国民的人均收入仅36美元，在当时的世界列强中是最穷的。（［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80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掠取了大量不义之财，但是日本人民的生活却一直是贫困和痛苦的，并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据有关材料提供，工厂工人每天劳动15个小时以上，绝大多数每天工资不到一升大米，就这点收入却要供养全家人的生活。农村佃农和部分自耕农经常吃不饱饭，很多家庭负债累累，被迫送子女进厂矿作工或到国外去谋生。著名的日本电影《望乡》所讲述的一些人的悲惨经历就是那个年代日本民众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西方工业国家有什么高消费、高福利、人民生活改善的活，那也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被称作“后工业社会”的事情；而在此之前近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实在找不出任何国家有消除贫困和饥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纪录。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也是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要生存、要人权，此起彼伏地发生罢工、革命，国际间不断发生战争的历史。中国的右派精英们，对西方国家在实现其工业化过程中人民长期经受的痛苦和灾难似乎无知，而对中国在只有30年时间内存在的艰苦、贫穷却大加指责，抱怨什么“没有改善生活”。这究竟是以什么心态看问题，岂不是十分令人置疑吗！

现代国际关系状况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困难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造成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从来也不愿看到被压迫的以及不听它指挥棒走的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就六、七十年代的国际环境来说，远不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整个世界由热战到冷战，各国都不能不把应付战争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对于新中国来说，从建国之初到七十年代后期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制裁、颠覆和军事侵犯之中。如果不想在强敌面前屈服或被压倒，当时形势容许你安心改善生活、把大量资源投入消费吗！连广大百姓都懂得的道理：只有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独立的前提下才可能大幅度改善生活，提高消费水平。在当时，为了搞建设、抢时机，所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先生产后生活”等口号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意志。只有少数右派精英、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才耐不住与广大工农群众“共同贫穷”，他们早就希望摆脱集体、自己“首先富起来”。什么国家的生死存亡，对他们来说都是毫无顾及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在当时“备战备荒”忧患意识笼罩下，国家不能不尽可能地扩大积累，使每年的生产积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国库里的黄金储备达1280万盎司，全国粮库充满。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外债。那么多的积累和财富在当时决没有任何挥霍、浪费，它最终还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新的领导人上台不久，1977年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还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和成套轻工设备，1978年一次就引进22个大型化工和钢铁项目，使用外汇超过1950—1977年引进使用外汇的总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并逐步放开了生活品供应，大量增加对农业的补偿和支援等。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清楚地看出，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创业者们“革命加拼命”生产而又“勒紧裤腰带”生活所留下的积累，而决非来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饱食公共资产后，却翻过来指责毛泽东时代“发展缓慢”、“没有改善生活”。世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行径 ！

2、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不能实现工业化吗

有人提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人口约占70%，这样多的农村人口，就决定了不是一个工业国家，而仍是一个农业国。

这种观点显然是依据的某些西方工业国家的标准，但它并不能适用于中国。我们说，工业化的标准从根本上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的，而并不能简单地以农村人口的多少来评判。

在有些西方工业国家里，农民人数己减到了最少，仅有百分之一、二十。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工业化之前曾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由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被兼并、集中，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破产，被迫离乡、成为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庞大的失业大军的成员。因此说，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城市人口高度集中这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模式造成的，而并非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现象。

与此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民不但没有失去土地和相关生产资料，而且还以集体经济中的劳动者而存在。正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城市人口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在工厂里就业一样，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农村人口也并不意味他们都从事农业劳动。毛主席在1958年建立农村人民公社时就讲得很清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尤其是要发展“农村工业”。正始他所说要“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当然还有农村商业和服务业等。在这种模式下不可能发生农民大量进城、城市人满为患、而农村人口很少的问题。

而实际上，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工业，即社队工业，就开始出现加快发展的势头。像农机修理厂、农产品加工厂、砖瓦厂、铁器厂、木工厂、陶瓷厂、石灰厂、采石场、编织厂、缝纫厂、酿造厂以及建筑队、运输队、外包工队等等，这样的企业都是农村必不可缺少而又普遍存在的，哪个公社、哪个生产大队没有？当然，此外还有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从业者基本上都是农民。仅据1976年的统计，全国社队企业就达111.5万个，总收入272.2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23.3% 。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43.5亿元，比上年增长43.7% 。（马杰山主编《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第5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在以上统计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队企业以每年百分之三、四十以上的速度增长，可想而知，到七十年代末它会达到多么大的规模！

相对于南方地区的社队企业优势来说，当时北方农村的外包工队发展比较兴盛。由于七十年代国家工矿企业、路桥等建设施工项目很多，劳动用工量很大，几乎所有项目的基础建设、打石运料、土木建筑、装卸运输等全靠农民工完成。因而各公社、大队都建有自己的包工队或代工队、运输队、建筑队等，组织劳动力到外地去包工干活。这部分常年在外支工的劳动力一般都占生产队青壮劳动力的半数之上。其中有些是麦收季节回队，忙完“三夏”农活之后又接着出去。这种劳动方式，既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又增加了农民集体和个人的收入，称得上是农工结合的好形式。另外，当时城镇的国营、集体企业，甚至机关事业单位都有数量不等的临时工，多的达到其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他们也属于农村人口。人们知道，现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己经成为就业的一种途径，很多村几乎达到倾巢而出，家里只剩下老幼病残。这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农民，但却从事的是工业或其他产业的劳动。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情况说，虽然规模远不能与现在相比，但其实己经开始这样做了。所不同的是，当时是由集体组织的，而现在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

这就是说，分析产业的人口结构，决不能形式主义地只看农村、城市人口是多少，而实际从事农业、工业和其地产业的人口是多少，这才具有实质性意义。从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情况看，农村人口虽然一般说占70%左右，但这只表明他们的居住地和户籍管理在农村，而决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实质上的农业人口。其中在社队企业、商业和服务业中从业，外出支工和从事其他非农劳动的劳动者及其家属究竟占多少？这是必须看到的事实。虽然目前本人尚找不到这种统计数据，但保守估计也应在当时农村人口的30%以上。如果不算这部分人口，那么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质上的农业人口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0% 。

50%的农业人口，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完全能够成为一个工业国家。

右派精英们总是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例评判中国的事情。然而，西方工业社会在农业人口比重上究竟有无什么统一的标准吗？这实在找不到。而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模式也是互不相同的。如果说，英国在其工业化之前就及早地“消灭了农民”，那么法国直到工业化完成之后仍还保留着大量农民。据史科记载，法国直到十九世纪末，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61% 。（参阅林举岱等编《世界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7页。）这并没有影响到当时法国己作为欧洲一个以生产消费品、奢侈品为优势的工业国家而存在。再以后起的工业国家日本为例，直到二十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还有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业人口。在这种基础上日本却成为一个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至于当代世界，亚、非、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虽然农村人口较多但仍能实现工业化的例子就无需再举了吧！

在这些事实面前，所谓农业人口多就不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观点，应该废止了吧！

3、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课”可“补”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合格”论，还有什么“补课论”。究竟补的什么课呢？照有些人的说法是生产力水平落后、工业不发展，需要补课。— 如果没有生产力、大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就“不合格”。

然而任何社会的生产力或者工业化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即使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之间的发达与落后差别也如天壤之间，但也从不见有什么合格与不合格之说。补课论者像鸵鸟把眼睛扎到沙丘里，真的以为只要这样，新中国三十年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波澜状阔的历程和事实就可以不存在了吗！

新中国建设史清楚说明：社会主义如何迅速发展生产力，如何实现工业化，这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自始至终不断探素、并且从理论到实践已经历史地解决了的问题，也是老一代建设者们没有一天不在干的事情。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国屹立于世界，己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就连邓小平在改革之后也多次讲过：“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这里至少说明新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上没有什么欠帐，更无什么课可补！

现实越来越说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科学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尽管它是初级的、尚不完善，但却决不存在“不合格”的问题。相反，人们倒清楚地看出，所谓“补课论”，究竟补的些什么？补的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制度，官僚特权、等级制度以及贪污腐败、黑社会、包二奶养小妾等社会丑恶现象！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己有数十倍地增长，然而社会主义究竟变得更加合格、更加充分了吗？还是相反变得越来越远、越补越少！

有人说：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此说，人们不免要问：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难道毛泽东和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没有根本回答和解决吗？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创建了完整而雄厚的工业体系，根本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使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没有剥削等等，这一切难道不是对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真正回答吗？如果不是这些伟大功绩，中国百年来的生活贫穷怎能在八十年代初的一年之间就发生大改变？人们还看到：改革开放之后，私有制迅速发展，各个领域全面市场化，社会贫富差别越来越大，普通百姓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腐败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蔓延，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成为泡影，等等。对此人们不免要问：难道这就是邓小平对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解答吗！

追溯历史，不难看出，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向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明确的奋斗目标，也是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早己历史地解决了的问题。所谓“不合格论”、“补课论”，纯系无稽之谈！

五、一条真正的科学发展之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它为人类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概括其基本点，主要作以下阐述。

1、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走劳动创造世界之路

主流经济学家向来以西方工业国家为标榜。然而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模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物为本”，即靠大量资金投入和资源消耗来实现其开发和发展。为此，它首先通过对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暴力剥夺和对海外殖民地的野蛮掠夺而完成了原始积累，获取了大量资源和财富；然后又通过对广大工人阶级的剥削、使其贫困化，才完成了其工业化的进程。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其实就是一部血腥的掠夺史，它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模式对于一切发展中国家来说完全是一种痛苦的回忆。

历史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注定的命运，除了开创自己新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选择！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毛泽东在批判那种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只见钱不见人的庸俗经济发展观的同时，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深厚的力量源泉就在人民群众之中。“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尤其是经过“组织起来”、走上集体道路的劳动群众，更是一支无可替代的雄厚力量。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依靠和发动群众搞建设,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

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资金、缺乏物质条件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在毛泽东那里，真正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作到了以最积极的观点看待人。他说：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3页。）“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已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7页。）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直接干起来；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性有句话：“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侯有了钱再搞。因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打人民战争、开展八方支援、大协作、大会战、艰苦创业的经验。从而产生出一种热情焕发、排山倒海、改天换地的力量。

像大庆、胜利油田那样的开发建设，当时国家哪有多少资金投入？哪有什么先进的设备？开上去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万劳动大军。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土屋里、吃的是粗面团，硬是在荒原上靠人力和简单的设备打出了一眼眼油井，使荒凉的大地涌流出财富。回想当初许多新煤矿、新矿山、新钢厂等工程的建设，其基础工程，如打石运料、建坑道、建厂房等，有哪项不是靠的农村劳动力？当时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地排车、毛驴车，岂不全是公社的农民们在为新厂矿的建设运石、运料吗！据有人测算，毛泽东时代仅全国水利工程建设完成的土石方就达3610亿立方米，这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的土石方。这样大的工程量，主要是靠集体化中的农民们完成的！各地有许多轻工业厂、机械厂，当初就是由城镇、街道的生产组的一些老工人、复员军人、街道妇女们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哪有多少资金和设备？生产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十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拥有上千职工的工厂！……就是这样，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工业化。靠千万劳动大军（工人、农民、土专家、劳动知识分子）的双手，把一个个新项目、新工程建设起来。一座座新工厂耸起，一个个大型工业基地建立。……在贫瘠的山川大地上绘出了新图，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谱写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新篇章。

2、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计划经济与客观规律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正是计划经济提供了人们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自觉主动地驾驭、管理经济的可能,从而做到按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减少浪费、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平衡、协调和快速发展。

在工业发展中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以及工业内部的关系，这是关系到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毛主席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0页。）

中国工业化建设一开始就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重工业为重点的战略方针。在1953年由中宣部制订、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度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明确说：“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以重工业为重点，这是在当时国情和国际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中国的贫困落后，其主要体现是重工业基础更加薄弱。新中国建立后又直接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可能再循踪西方国家那种先发展轻工业、贸易再发展重工业的老路走。显然，如果战争打起来，最直接的还是打的钢铁仗，是重工业的较量。同时，只有把包括能源、原材料、化工、机械制造业等在内的重工业首先发展起来，才能支持、带动各种轻工业的发展，并给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提供条件。毛主席在当时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0页。）这里清楚地说明，如果不首先把重工业、制造业发展起来，中国只能是一个弱国，不可能强大！

通过政府调集资源、引导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后发国家经常采取的成功经验，是一条捷径。例如后起的日本、苏联都是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因而大大缩短了工业化的历程。尤其是日本，不仅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一开始就是军火工业。如果说日本的这种选择完全是为了侵略扩张的需要，那么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防卫目的来说，就更应该如此。 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动员一切资源支持重工业建设，这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是一种正确的方针。

由于当时的工业建设主要靠的是农业的积累；大量的进口机器、设备也主要靠农产品出口进行补偿。因而一度造成了农业上的吃紧，积累过高、挤压农民消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重工业必须与轻工业、农业“同时并举”的观点。毛主席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首先讲的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还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8、269页。） 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 “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0页。）尤其是对农业，更加强调。毛主席在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委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很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0、361页。）

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经济计划的安排要由过去的“重轻农”次序改为“农轻重”。此后，就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业化道路模式。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科学的、正确的。

人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建设出现了“避重就轻”的倾向，即改变了原来以重工业为重的方针，转向重点发展轻工业和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在这种模式下，重工业在二十多年中除了被不断地“改制”，实际上再没有什么突破。在所谓“造船不如买船”的急功近利思维方式指导下，有许多重工业项目被压缩。像“运十”大飞机项目下马、远程轰炸机和第一代攻击性和战略核潜艇091／092的后续计划被砍掉、许多地方机械厂停产转行等例子多有发生。甚至有些国防军工企业也一度出现了什么赚钱就干什么的现象。因此，造成八、九十年代我国的钢铁、汽车、飞机、机械制造等工业一度发展缓慢、能源和原材短缺的现象。使本来的一个重工业大国变成了世界著名的以生产服装、鞋帽、儿童玩具为优势的国家，而国内需要的汽车、飞机等产品大量要靠进口。中国石油产量在1978年就达到10405万吨，完全实现了自给；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底才不足14000万吨，而到了2007年才达到18700万吨，即29年时间才比前增加了79% ，中国重新成为石油进口国。据说目前中国已有130种以上的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多属轻型的，而像飞机、航母、汽车、机床、战舰、电子软件等重型产品却列不上。在对外贸易中，所说“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国家的实力地位。

工业发展中的关系，并不只是农、轻、重的关系。它还包括工业布局、速度与质量、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事实说明，无论在任何体制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会不断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然也不能避免。按照国家、人民的需要和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处理经济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这正是计划经济的重要任务。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确地阐述了处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关系的原则, 就是在研究探索客观经济规律基础上，努力实现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一思想在后来实践中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一直是指导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宝贵文献。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散、政府与生产单位（企业）、计划与市场、供与求等矛盾关系中不断调整中前进的。其中有几次大的调整和整顿对工业平衡协调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工业发展的目标、结构、比例、投资、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是与原来固定不变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争论、调查研究、调整改进中不断前进的。计划经济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富于变化的模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流经济学家指责计划经济是一个“僵化”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模式,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

3、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积极争取外援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媒体一个流行的说法：毛泽东时代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那么，就让我们以事实证明这一说法的荒诞不经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过程中向来是把争取外部援助作为重要条件的。毛泽东多次批评那种“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认为：无论革命和建设，没有国际的援助是不能成功的。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5页。）“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才，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论十大关系》）

争取外来的援助，这是人人都想的事情，然而究竟有无外来援助，这却是不依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可谓很多，飞机、大炮、军火、洋面粉等等，但却统统是给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而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它给吗？不但不给，它还要围剿、封锁。那时援助中国革命的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是，如果没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民主阵营的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直接面临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制裁和军事上的侵略、威胁。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军事介入台湾海峡、驻军于日本、韩国等，其矛头很大成分是对着中国的。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美国军事飞机一直没有间断对我国领海、领空的侵犯。围绕中国，美国构筑了大半个军事包围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中，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国际地拉，不与中国建交，也不发展贸易关系。事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封锁、制裁、颠覆中国的战略，没有一天不想搞垮新中国。在当时情况下谈美国的援助，岂不是痴人说梦吗？而中国的民族败类们却反倒说共产党实行“闭关锁国、拒绝外援” ！试问：在那时即使中国想对外开放，但美国对中国开放吗？中国想接受援助，但它给予援助吗？后来邓小平也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联想到毛主席在建国前夕，曾对中国一些乞求美国援助的自由主义分子说过的话：“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5页。）

针对某些自由主义者“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的要求，毛主席说：“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在关于美国的援助问题上,毛泽东看得多么透彻，多么富有远见！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而且对于今天的崇洋媚外、卑躬屈膝者也是一个有力地回答！不是吗，多年来在所谓“争取国外援助”的口号下使中国老百姓吃亏、上当的事情还少吗？

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制裁，毛泽东回答：“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五卷第1495页。）这是多么刚强而豪壮的话语！这才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的自信啊！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新中国寻求国际援助的对象只有苏联。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在新中国刚建立，于1949年底毛泽东就亲自率团赴苏访问。在苏联经过两个月的努力， 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在国际上给予中国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项目。对于兴建这些项目，苏方不仅提供贷款，而且从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建筑安装到人员培训、试车投产，都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期间苏联还派出3000多名专家来华工作，接受中国派出的留苏学生达7000多人，实习生5000人等。这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胜利实现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使我国学习、吸收了苏联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自己的专业技术人员。如此巨大的援助，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再也难以找到了！

尽管苏联的援助和合作是真正国际主义、友好的，但中国仍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其间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曾要求中国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而要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分工解决问题。对这种意见毛泽东给予了坚决的拒绝。毛泽东一直强调，经济建设的方针一定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六十年代初，由于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中苏矛盾逐渐公开化。苏联逐渐走向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为了达到“教训”、制裁中国的目的，他们不惜采取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逼债讨债等方式，使中国经济建设遭到了严重挫折。

当时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失去了一切国际援助，而且同时面对美、苏两个霸权主义的封锁、制裁。在经济上进入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其形势正如当时毛主席诗词中所形容：“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傲暖气吹。”（《冬云》）

但是困难和艰险并不能压倒中国人民。面对当时的局面，在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愤发图强的精神，克服困难、创造新的成就。正是在这时，我国出现了大庆、大寨两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为当时中国工业、农业发展闯出了一条创业新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各条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大庆、大寨经验的群众运动，从而推动中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走进六十年代中期的好时期。1964年、65年中国第一颗、第二颗原子弹相继爆炸成功，标志着国际霸权主义对我国封锁、制裁的彻底失败！

七十年代初，为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此后到七十年代末，又多次开展了这样的引进。尤其应当看到的，当时引进的国外设备和生产线，不仅没有出现任何因为不适用而被闲置和废弃的现象，而且都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原来增长1.66倍，所生产的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大量进口所需要的外汇。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根据陈云、李先念建议，经毛主席批准，又适时地购进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七十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72.64亿美元，是1970年的3.21倍。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355.1亿元，是1970年的5.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比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也是不差的。

中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迅速崛起的事实，使美国和西方的战略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关系政策。自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之后，西方国家政要相继访华，我国先后同墨西哥、加拿大、奥地利、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阿根廷等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英国、荷兰、日本、希腊、联邦德国、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期间，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中国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举办，参加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50多个，等等。而这种对外开放新局面的打开，完全是在文革时期。正是经过十多年的斗争和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和加强，世界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地位从此确立起来。

人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员们兴起了一股出国考察、学习热。一批批地去日本、赴美国、到西欧去“洗脑”。他们究竟看到了些什么呢？那就是西方国家的所谓先进管理方式、丰富的物资条件以及崭新的生活方式、高消费等等。这些无疑使官员们大开眼界、羡慕不已，仿佛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回来后纷纷发表感慨。有的说：走出国门才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有的说：在中国数千人的企业，在国外只需几十人就可操作。有的说：二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了，等等。由此掀起了一场新的引进热。由于这种引进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偏见，根本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认识，致使引进的一些设备、生产线基本上都是国外己经过时和淘汰的,有的与我国的设施不能配套；而技术也大多是七十年代之前的技术，对我国不能适用。因而出现许多上千万元购买的机械设备变成一堆废铁、上亿元的生产线被闲置的现象。其间官员们花了多少出国考察费不必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多么严重！

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外开放的胸怀、瞻望世界潮流的眼光远非那种急功近利、“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所能相比；尤其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开放和引进是决不准进来苍蝇、病毒和坑圾的！所谓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的论调纯系无稽之谈！有人制造这种谎言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搞崇洋媚外、出卖国家利益、与国际资本主义实行“一体化”的手段而己！

4、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少数人赚钱为目的的，因此，浪费资源、破坏自然环境、挥霍劳动者的血汗成果是它的重要特征之一。为此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 “越是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劳动人民为主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目的，因此合理地利用资源、爱护环境、珍惜人民的劳动成果是一种必然的要求。同时，计划管理的手段也为实现这种客观要求提供了可能。

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毛主席就多次指出：“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9页。）“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奋斗、同甘共苦。”（同上书第317页。）“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却，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同上书第272页。）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建没总路线”的内容，就是既讲“多、快”，又讲“好、省”。前者是数量和速度，后者是质量和节约，它们之中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的。在办任何事情上，毛主席向来都强调：要“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情。”（同上书第399页。）事实证明，中国工业化正是以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的。

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了施工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694个，总共才投资484.9亿元人民币，这只相当于现在三峡工程总投资（2000亿元人民币）的四分之一。如此投资少、效益高的建设，令人难以想象。其中建立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才用了6.5亿元人民币，远不如现在一个生产线花的钱多！

当年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国家投资仅7.1亿元，三年时间就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大油田，除收回投资外，还给国家积累3.5亿元。在施工中并没有什么先进的设备，靠的就是集体的智慧，干部群众的拚搏、实干。加上此后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三个大油田的国家投资也只有40多亿元人民币，这与现在某省会市建市政府大楼的投资相当。而当初那40多亿元的投入却使整个国家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实现了石油完全自给！

据有关资料，中国当年爆炸第一枚原子弹直接耗资28亿元人民币；建设整个核工业体系与配套开支（如铀开采等）总共也不过80亿元。那28亿元人民币奠定了一个世界核大国的实力地位！这与目前建一个国家大剧院花的钱大体上差不多（26.88亿人民币）！

新中国经过三十年时间，就基本上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珍贵的是，那是一个没有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没有乱开滥采，没有投资失误、豆腐渣工程，没有内债外债，低成本、高效率的建设过程。是真正科学的发展道路！

那种发展成就，也是与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厉行节约、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那时党政机关办公条件简陋，人员精简，还要定期到基层参加劳动。干部开会、办事坐公车的很少。整个省直机关也就几十辆办公车，一个县委县政府就一辆吉普车。更没有吃吃喝喝、疏通关系、行贿送礼、跑官买官等方面的花费。经常加班加点工作而无任何奖金和补贴，行政管理成本少得不可想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百分之九以上的高速增长。然而是否有人计算过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浪费和损失呢？如果算算近三十年来中国在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私开滥采，投资失误、银行不良资产、建造的豆腐渣工程等各种损失及其给广大百姓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种高速增长将会去掉多少水份！据清华大学老教授发表的文章，中国近30年来资源消耗率是过去30年的11倍。据中科院测算，中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据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各国环境质量可持续指数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名列倒数12。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如此大的透支，难道去让我们的后代去承受吗！

目前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数千种动植物种类灭绝和濒临灭绝。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有害物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根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而全国的工矿企业，各种工伤事故、伤亡人数又有多少，如果统计起来将会更加惊人吧！

再以行政成本为例：以2006年的统计，中国公款吃喝高达2500多亿元，公款出国考察也是2500多亿元，公车费用达3000多亿元，仅三项加起来就达8000多亿元。这个数字约相当于汶川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人民币），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投资的13倍，相当于2006年全国社保基金的总额（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基金等）。并且长期治理不喻、逐年提高！据媒体报道，某省直机关现有公车达9000多辆，可想而知，全国各级行政部门加起来公车将会多少，而且多为进口、豪华型车，其消耗能源和浪费钱财将有多大！据有人测算，全国党政机关的能源消费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7%左右，接近全国8亿农村人口生活用电的总量！再看各地的办公设施、官衙，更是越来越气派、豪华。据报道某地方的一个政府机关，人员编制10人，就盖了2557平方米的办公楼，人均合255.7平方米，即平均每两人占一层！……。这样庞大的行政腐败成本，又会使多少发展成就打了折扣！公仆们如此挥霍、浪费财富，需要劳动人民付出多少血汗！老百姓能够承担得起吗？当年毛主席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同甘共苦的优良风气现在还有一点踪影吗！

对比两个不同的时期、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什么是虚假、庸俗的发展观，岂不是最截然分明的吗！

5、坚持以政治统帅经济,批判以金钱、物质利益为中心的庸俗发展观念

庸俗的发展观念向来是就经济论经济、把实现眼前的物质利益和享乐视为中心。这种发展观只见钱、不见人，把人视为金钱的奴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则是其精神灵魂。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毛泽东坚持集体主义的发展观念，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主要的目标，把批判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作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事实证明，个人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实现个人利益，并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个人利益，它只能是集体利益和意志的腐蚀剂。因此，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把不断解决政治和思想问题贯穿于全过程，充分发挥政治对经济、对业务的巨大指导作用。

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质就是坚持广大群众的集体利益和共同富裕,反对少数人谋私,就是破私立公、批判资本主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人的因素第一”、“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在经济和业务工作中，注重批判“单纯经济观点”、“业务挂帅”、“精英专家路线”、“物质利益刺激”等阵腐落后的发展观念，鄙视并抛弃那种急功近利、实用主义、以物为本的思维方式。实践证明，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只要把政治和思想问题解决好了，有了一条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路线，任何经济问题和物质困难都是不难解决的。

毛泽东时代始终把全民的学习和教育放在首位，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办成“大学校”，学习科学文化、学习政治理论，树立先进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目标。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个人与集体、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困难与前途等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为国家和人民需要无私奉献的劳动态度。开展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学习铁人王进习等先进模范人物的运动，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坚持政治挂帅，大搞技术革命和群众运动中，六十年代初总结出了 “鞍钢宪法”的管理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一管理方式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认为它是社会上义企业管理的好方式，号召普遍推广。“鞍钢宪法”对于建立企业的民主制度，打破领导管理上的“一长制”，即管理决策只为少数领导干部和专家所专有、工人阶级只是干活而不参与管理的旧制度具有革命性意义。是迄今最先进的管理制度。当时很多企业还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初步形成扩大企业民主，工人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风气。

毛泽东在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中清楚地看到,执政党的变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由于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影响以及党的领导层的更新换代等，必然使执政党发生“和平演变”的趋势,并因此而改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性质。无产阶级执政党如果变成修正主义,产生官僚体制和特权集团,那么公有财产和计划经济被少数官僚权贵利用起来将十分直接和方便，“搞资本主义很容易”。那就必然变成他们的既得利益，变成剥削广大工人农民阶级的工具,使旧社会那种富人与穷人、权贵阶层与平民相对立的现象重演。如果领导集团不是大公无私的,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正确地驾驭和调控经济，更不敢和不能放手发动群众,从而失去了各项事业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源泉。

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内部,尤其是掌握领导大权的干部。要防止他们通过改变党的马列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办法来改变工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为此,他创造了通过发动群众整党整风的办法,来不断揭发和批判党内的腐败和黑暗面。差不多是三、五年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积极开展思想、路钱上的批判和斗争。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还实行每年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劳动的制度、与群众实行“三同”、打成一片的制度，废除一切党政机关的特权待遇，实行干部与工人相当的工资制度等。当时的干部真正能坐在机关的时间很少，基本上是经常自带铺盖卷在下面蹲点、搞运动。的确把干部整治得很苦，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脱离群众、搞特权的非份之想。以至于有些人宁可在工厂当工人，也不热衷于去机关工作。尤其是毛泽东当时还给予群众“四大”的权力，以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作用；实行从工农群众中提拔干部的制度；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斗争、实行相互监督的制度等。这一切措施都有效地制止了和平演变趋势的蔓延和领导阶层向旧官僚体制的蜕变。那时问题虽然也不少,但各级领导机关基本上是廉洁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搞腐败和特权的很少。

看起来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主要精力都是在政治和思想上，有人说那是政治运动的时代，有人说那是阶级斗争的时代、继续革命的时代。但是，政治斗争和革命最终都不过是一种手段，实质上它正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保障工人农民利益和地位、制止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措施。可想而知,在一个官僚特权集团或“走资派”把持的集体里,即使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对于工人农民来说还有其真正的意义吗？还能长期保持得住吗？邓小平取消政治运动和继续革命，利用和平改变的方式，就把大量劳动人民的公共资产转移给少数人和国外资本，这岂不是最清楚的说明吗！

无疑，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劳动人民实现自身利益和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计划经济是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手段,能够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地健康发展。然而,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其领导管理者的动机也必须是“公共”的而不是自私的,否则是不可能的。——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并非过高的要求。——这就是说,领导决策核心及其所把持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党的建设等上层建筑领域是否继续保持其先进性和群众性、不搞以权谋私以及发生向旧官僚体制演变,这才是根本的、实质性问题所在。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成为毛泽东晚年所探索、力图解决的课题,形成毛泽东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

这里清楚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决不是仅仅由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构成的,而是加之领导机构的革命化（反对以权谋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多种要素共同架构起来的,是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相统一的模式。如果离开后者,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不会孤立地发挥优势和长期保持得住的,因而更有其决定意义。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真正做到以公心执政,才能在决策和管理中真正从民众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出发,使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从而造福于人民。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保留某些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成份,也会得到正确地调控,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一旦领导集团出了象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式的修正主义人物,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便成了任人瓜分、抢夺的蛋糕。要知道,任何经济制度和机制本身都没有自动保护的能力。那样，即使经济再发展、物质财富再丰厚，但广大工人农民却享用不到，又有什么意义！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真正科学、进步的发展观念。在现代社会，它不但没有过时，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伟大和光辉。中国只有遵循毛泽东的道路，才能通向光明的未来；而听信任何修正主义的漂亮谎言，只能走向穷途末路！

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的

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一场翻天复地的变化。当主流媒体大量报道改革开放以后农业迅速发展、生活改善的成就时，是否知道造成整个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根本改变的，却是上一代人那场改天造地的状举和艰苦豪迈的创业运动？当人们充分享受改革开放以后的丰盛果实时，是否想到当初果树栽培时的艰辛？长期以来流行于媒体的一种所谓毛泽东时代“农业长期发展缓慢”，“普遍贫穷”、“没有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等谎言，只能使人们所不齿。为了澄清事实，还历史以公正，让我们过来的人们谈谈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究竟是如何领导人民大打农业翻身仗、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的吧！

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个沉重历史课题

吃饭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需要，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正如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类一切食物来源，但是这还取决于人们的生产能力及其社会的性质。事实是：在历史上人类经常处于食物短缺的状态，始终不能摆脱饥饿的威胁。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抗争的历史。

在长期的历史上，人们的吃饭问题深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洪、涝、干旱、虫害以及疫病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人们在它面前无能为力，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又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执政谋私，只知道横征暴敛，不注重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劳动人民向来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数千年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饥饿史、苦难史，人被大批饿死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远的不说，就以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为例：那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村土地大部分归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给地主、豪绅干活的长工、短工、佣人等）、下中农则无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的收获物大部分被地主、豪绅占有，广大贫雇农、下中农经常处于缺粮或断粮状态。全国经常有数千万人靠逃荒要饭为生，过着流浪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从那时过来的人们谁没见到过那饥民沿街乞讨、路边饿殍倒地的惨状？谁不记得那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情景？在上海滩的某个严寒的早上，环卫工人一次就清理出300多具饿死和冻死的尸体。在广大农村，每当水、旱、蝗、疫等灾害发生时，就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仅以几次大的灾害为例：

1928—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的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主要是干旱，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继而蝗、风、雪、雹、水、疫灾害又先后发生。灾害所及全国近20个省份，造成难民5000万左右，死亡人数1000万以上。其中仅陕西省受灾死亡人数就达300多万，流离失所人口600多万，两项合计占全省人口70%；甘肃死亡人数为230万。

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粮食绝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军阀暴敛，地方大户、富商囤积居奇，大多民众断粮，导致灾民3700万人。很多老百姓离家四处逃生，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对这场大饥荒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有所报道，称：饥民“以树皮、草粮、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达极点”。这次灾难总死亡人数无人统计，据当时有关地方报纸报道，仅四川万源县就“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现饥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惨状。

从1931年至19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灾就造成灾民2855万，死人14万。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人达300多万。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其中江西省受灾40余县，据记载“草根树皮挖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至少有260万人丧命。安徽省旱情也很严重，出现“禾苗尽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数无人统计。

解放前，黄河平均三年两次决口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死难人口不计其数。1933年一年决口就有62处，受灾人口364万人。1938年蒋介石消极抗日，亲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区被淹，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有390万人口背井离乡，有89万民众淹死和饿死。

1942年、1943年中原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流袭击中原。以河南省为中心，所及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甘肃等省。当时政府实行实物税，不断增加军粮征收，致使征收高达农民收入的30%—50%。军政高官和地主乘机囤积居奇，大幅度提高粮价，造成中原地区110个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仅河南省就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病、扒火车挤踩摔轧死者无数，使河南省1000多万人口减少近半。（以上材料参阅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鲁西一带老一辈群众至今仍记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灾荒”的事情。当时聊城地区以堂邑为中心的四个县连续三年大旱，加以蝗虫肆虐，庄稼基本绝收。青壮年、能行动的大量离家往黄河南逃难，而老人、儿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饿死，形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大量尸骨无人收拾，共饿死人数约10万左右。在逃难过程中，难民饥饿难忍，发生大量弃儿卖女的事情。一些年轻姑娘和媳妇只几升高梁、谷子就被卖给了别人，有的甚至只几个窝窝头就被卖出去。其惨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个灾难频繁、人民群众苦不聊生的年代！

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不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而且连当时在华工作过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记述。

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时中国大饥荒的真实记载。例如：在1929年的中国北方那次大饥荒中，斯诺看到的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材，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在内蒙古的萨拉奇，斯诺看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我目击数以千记的儿童死于饥荒”。由斯诺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其中就编发了许多当时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其书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

贫困和饥饿不仅是社会的高度贫弱和落后的表现，而且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初，很多贫苦群众就是为了求生存、寻找吃饭生路而参加革命的。同样，共产党正是由于贫苦大众的支持才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胜利后，能否让全体中国人都有饭吃？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对了：吃饭问题向来是中国的一个大难题，历史上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它。新中国建立之后，共产党能否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共产党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毛泽东领导下，建国后即投入到一场向贫困宣战的不折不挠的人民战争中。

二、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为广大

农民奠定了集体发展、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

吃饭问题，实质上是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旧中国长期不得解决的社会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和生产分配关系。农村土地大部分归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下中农则无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为此，共产党在进行民主革命过程中，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做为基本任务，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使部分贫农取得了土地。革命胜利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从建国前后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即在全国基本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新老解放区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通过土地改革，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完全被废除，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被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了广大农民，使农村人人都有土地，真正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那真是一个让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的日子！多少祖祖辈辈靠逃荒要饭为生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土地；亿万给地主扛活打工的贫雇农被解放成自由独立的个体农民；遍布城乡的无业游民、乞丐、盗匪、娼妓等很快消失，人人都分得了土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历史上多少革命志士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目标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实现！

那时人民政府建立的农村信用社还贷款给农民置办了大量新农具，大多数农户都购买和饲养了耕牛、马、驴，添置了新车辆，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真是家家户户生产忙，村村一片新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很快。到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3278亿斤，比1949年的2162亿斤增加了48.8%;棉花产量2607万担,比1949年的889万担增加了193.4%,都达到或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同时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三年时间，千百年来农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挨饿受冻的现象就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土地改革彻底地结束了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是一个历史的巨大进步，在当时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土改后的农业仍然是一种分散的小农经济方式。这种经济形式并不是稳定、持久的。它不仅不能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重蹈过去富的富、穷的穷的不平等现象。事实上在农民获取土地之后，少数富裕农民就开始出现。历史告诉人们：一个人民共同富裕、国家统一强盛的社会是决不会在一个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不要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开始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的目标。从1953年开始，在试点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号召、示范和国家援助等方法，使农民自愿地、逐步由互助组走向农业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于1955年冬形成高潮，1956年基本完成，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96%。这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经验。

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私有制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结束了上千年以来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历史，引导广大农民走向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农民团结协作的力量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克服了当时即将出现的两极分化的倾向，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加强了工农联盟，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前景。

农业合作化在其实现不久，就初步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它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农村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到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3910亿斤，棉花产量达3280万担，分别比1952年增长20%、26%。主要农副产品产量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数据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第18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957年全国人口达64238万，比1949年增加1亿多人，年增长率达23‰。这充分说明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当时，国家虽然对粮食和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但农民的口粮都能得到保证，农民对农产品仍具有很大支配权。吃饭虽然是以粗粮为主，但大多数人都能达到温饱。有些多余的农副产品还可以自由地到农贸市场、集市上出售、交换。当时城乡市场繁荣、物价低廉，市场上粮食价格每斤只1角左右，鸡蛋3分钱一个，肉五、六角钱一斤。同时文化生活也较丰富，农村戏剧、曲艺、电影、杂技等都发展起来，空前活跃。那时政风廉洁朴实、社会安定。初步呈现出安居乐业的景象。被人们怀念的“50年代的好时期”就是那个时期的总体评价。

在新中国建立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正确、社会改造措施的成功。这种变革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牢固基础，更是推动中国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做出的开山壮举！

三，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造就千年伟业

建国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其次是干旱，北方广大地区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当时农业完全处于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状况。因此，治理江河水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建国初，中央政府召开最多的会议是水利工作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全国性会议，研究解决治水的问题。

1950年的六、七月间，淮河流域又发生水患，中、上游支流先后漫决。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还有豫东部分县均受淹。广大地区里的村庄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而死，或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有的因船小浪大、翻船而死，死亡人数共计489人。豫皖两省受灾面积4000余万亩，受灾人口共1300余万。当时毛泽东看到灾情报告后，脸上浮现出沉重的表情，难过地落了眼泪。面对洪水灾害，毛泽东一方面指令大力组织人力、物力防救，同时下决心把根治水患提到国家的重要日程。围绕治淮工作，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治淮会议8月底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对淮河水情、治淮方针、方案、应办工程等作了反复研讨。之后又集中各地的意见，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组织专家进行反复论证，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当时主要工程是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当年11月成立治淮委员会。接着，苏、豫、皖数十万民工先后开赴各治淮工地。治淮工程就这样开始了。刚刚经过土改、翻身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像当年支援淮海战役一样，如今又勇跃地奔赴治淮工地。淮河两岸红旗招展，夯声不断，场面热火朝天。民工们使用最简陋的工具：铣、锹、条筐、独轮车、夯，完全靠肩挑手推，奋战在各个工地上。

以治淮工程为标志，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场向大自然宣战、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治理江河水患，是几千年人类历史上的头号难题。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像大禹治水、李冰夫子修筑都江堰那样的个别英雄事迹，但却从来未有人对整个水患根治过。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之时，毛泽东就首先选上了这一重大难题，迫不及待地把治水重任背在肩上。尤其是在当时，朝鲜战争、台湾海峡战事正在紧张，国内物质条件十分缺乏，可以说形势是外患内忧。但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毛泽东和共产党竟然又敢于向大自然宣战！这是一种什么气魄，一种什么自信！如果不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的政党，如果没有真正关心人民疾苦、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信念，这是可能的吗？如果当时就想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或有“没有钱什么事也不能干”的庸俗观念，能发动那种战天斗地的状举吗？

新中国的治水大业是一场持久不懈、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回顾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治水工程

这个时期，以治理淮河为中心任务，主要解决当时江河水患最突出的问题。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

由于淮河支流特别多，分布地区广，工程量大，涉及豫、皖、苏、鲁数省，又加上当时物质、施工条件落后，因此治淮任务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不可想象。但是在各级党和政府正确领导和组织部署下，各方面同心协力、大力支援，广大群众意志奋发、奋勇参战。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使整个工程进展顺利。

1951年的春、冬，苏北运河整修工程和苏北灌溉总渠先后完工。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7月淮河上游的石漫潍水库完工，该水库是淮河上游完成的第一个水库。可蓄洪水4700万立方米，灌溉农田9万亩。11月高良涧进水闸和淮安支东分水闸先后开工。1952年淮河支流颖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和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开工兴建。冬来暑往，治淮工程一个接一个。1953年新沂河嶂山切岭、苏北导沂整沭、淮安杨庙穿运、三河闸、刘老涧节制闸等陆续开工或完成。工程完工后实现了跨淮河和沂沭河两流域调水，达到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和淮沂互济的综合治理目标，增强了调度排洪的能力。安徽省以修筑淮北大堤为主，实施了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堤防工程建设。在正阳关以下淮北大堤上修建涵闸 防洪排涝工程；疏浚了西淝河、濉河等重要支流；完成了西淝河、茨河、北淝河等支流的水系调整和截源改道工程。1954年佛子岭大型水库完工，该水库可蓄洪水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70多万亩，并可减轻淮河的洪水威胁等。1954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但由于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作用，洪水东注黄海，南入长江，顺畅下泄，没有发生水患。1956年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建成。大坝全长558米，坝高84米，大大增强了水库的蓄水能力。 

此外，全国各地的治水工作也都全面展开。1950年河北省渤海区灌溉工程的四大重点之一的蓟运河灌溉工程开工；长江最大支流之一的汉水治理工程开始；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开工。（该工程建成后可蓄洪水22亿立方米，将大大减少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沿岸的水灾。）1951年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开工，该工程包括开挖独流减河、南运河改道等主要部分。工程于1953年完工，由此完全解除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洪水威胁。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从此根治黄河的工程提到日程。1953年河南省境内的引黄济卫（卫河）工程全部修建完工，共修筑渠道4945公里，可灌溉农田72万亩。

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个最大的防洪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于1952年始建，1953年完成。该工程包括修筑黄天湖大堤、修建进洪闸（太平口）和节制闸（黄山头），加固堤防，整理分洪区渠道等工程，分洪区总面积921平方公里，围堤周长208公里，建成后分洪区蓄水量可达54亿立方米。

1954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 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该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成后蓄洪水22亿多立方米，大大减少了当地的水患威胁。

1954年夏，长江、淮河中下游由于雨量特别集中，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长江岸边的大城市武汉告急。但由于几年来治水工程的成效，以及当地党政、民众奋力抗洪，终于使洪水没有酿成灭害，确保了武汉的安全。事后毛泽东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1955年7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3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大大减少了水患，而且实现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达800万公顷，比原计划480万公顷超额约40% 。这标志着治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2、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建设运动。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

从农业上来说，大跃进是以贯彻党中央1957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发端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用十二年时间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四、五、八”的目标，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当时在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一个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

由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同时大大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协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有许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设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实施的。

在大跃进中，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就是在1958年修建的，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曾到工地上参加过义务劳动。还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库，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等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这些大型水库大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几十年来，对当地的环境、生态保持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治水的规模大、力度强，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一个显著特证。由过去的筑堤、导流发展到对大江大河的拦河、截流、改道等，气壮山河。这在历史上是不敢想象的。其中包括对海河、黄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如：1958年实施和竣工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把华北五条内河入海河道切断，使淡水不再流入大海，海水不再上溯内河；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于1957年开始，1958年截流成功，是根治和综合开发黄河的主体工程。截流后，可造成647亿立方米的库容，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从此再无发生过水患。同时具有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功能，可灌溉农田4000万亩；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水的主体工程，1958年胜利截流、第一期工程完成；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完成截流，大坝截流后形成蓄水49亿立方米的水库，可灌溉农田1500万亩；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截流。该工程是一个发电、灌溉、调节黄河水量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可控制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黄河凌汛，并形成宁夏地区一个面积1000万亩的灌溉网。

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气势豪迈。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内就兴建了那么多的大型工程，可谓功绩卓著。如果不是在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状举是不可能有的。

3、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的全面胜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贯彻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还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1975年一年的投资就有45.3亿元。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据万里在1980年10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的讲活）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

这时期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

震惊中外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 该渠于1960年动工，1969年全部竣工。在当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林县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开凿出一条河道。在施工过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共开凿悬崖绝壁50余处，斩断山崖264座，凿通隧洞211个，跨越沟涧274条，架设了152座渡槽，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创造出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全渠由总干渠及3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条，总长约1500公里。建成后使林县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络，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的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仅1969年的小麦产量就比1968年增加三成。其他如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面积达1100多万亩。

1963年毛主席作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由此揭开了治理海河的新的一幕。（1963年8月，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和洪水。海河南系一次降雨总量577亿立方米，产生径流量302亿立方米，相当于1939年淹天津洪水的两倍多、 1956年洪水的1.9倍。由于洪水过大，来势猛，全省遭受严重灾害。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天津7个专区101个县(市)受灾，进水县城32个，被水围县城33个，受灾村庄22740个，其中水淹13142个。邯郸、邢台、保定三市被水淹，市内水深2-3米。全省受灾面积4756万亩，成灾面积3739万亩，有200多万亩农田被水冲沙压。倒塌房屋1265万间。邯、邢、石、保四市88%的工业被淹停产，天津市岌岌可危，还有些矿井被淹。京广、石德、石太铁路多处被冲毁。冲毁桥梁32座。有五座中型水库垮坝，有330座小水库失事。灌溉工程62%被冲毁，平原排水工程约90%被冲毁，梯田、塘坝一半以上损坏。全省经济损失59.3亿元、减产粮食24.6亿公斤，灾情之重是历史罕见的。当时毛主席在全面了解情况后，指出：“河北省根本问题还是水利问题”。并于1963年11月17日，为河北省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到1973年海河治理工程基本完成。这期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包括黑龙港河、子牙新河、滏阳新河、大清河、滏东排河、南排河、北排河等在内的大小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修建了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大型和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小型水库一千余座；建蓄滞洪区20多处；修建引提水工程18000余处，打机井120余万眼，发展灌溉面积约1亿亩；建成了京密引水、引滦入津、引黄济津、引滦入唐、引青济秦、引黄济冀等多个跨地区或跨流域的调水工程。通过对海河的治理，不仅解除了冀中南广大地区、包括天津市，京广、津浦铁路及黑龙港地区的洪水威胁，而且初步建立了防洪、除涝、灌溉、供水、治污等体系，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淮河流域的治理，到1972年，共开挖了11条大型骨干河道，总长达1000多公里；兴建了佛子岭、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库和官沟、 响水坝等一大批中型水库以及几百座小型水库；沿淮开辟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和瓦埠湖等大小18个行洪区。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筹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兴建了大型灌区及大量的机电排灌站，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1972年全流域有20多个县、市和1万多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超过《纲要》指标。例如：横跨皖豫两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等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该工程始建于1958年，七十年代初竣功。建成了包括龙门口水库等五大水库在内的新灌溉区，使安徽西北部10个县的耕地得到灌溉，可灌溉农田900万亩，被称为可与都江堰齐名的伟大状举。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人民，在从建国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虽然发生过多次大洪水，但却再没有酿成重大水患。

对黄河的治理，1974年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同时完成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扩大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黄河完全被人所征服，变水害为水利。

整个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建设，至1972年，共完成土石方180亿立方米，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使长江中下游的灌溉总面积达到1.5亿多亩，其中建成的旱涝保收农田1.1亿亩，沿江平原可以排泄5年到10年一遇的渍涝，丘陵灌溉区可以抗御持续50天到70天或更长时间的干旱。同时，经过治理疏浚，改造了长江航道条件，使航运货运量比解放初期增长约8倍。例如，著名的丹江口水利工程，于1958年动工，1973年竣工。该工程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它由拦河大坝、水力发电厂、升船机及湖北、河南两座灌溉引水渠等四个部分组成。拦河大坝长近５里，坝高162米，最大蓄水量２０９亿立方米。建成后使汉江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御２０年一遇洪水。历史上汉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频繁，堤防三年两溃，所谓"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状况从此结束。— 发电厂装机总容量9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40万千瓦时。升船机可提升裁重150吨的驳船。同时还修建了鄂、豫两条引丹灌渠，年均引水９亿立方米，常年灌溉耕地３６０多万亩，使鄂西北、豫西南成为商品粮基地。其他又如长江流域里的碧口、柘溪、凤滩、石泉等大型水库工程，也都是这期间修建的。长江干流上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于1970年开始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装机总容量270万千瓦，到七十年代末也接近尾声。

至此，对长江水患的治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80年夏秋之际，长江发生了25年来最大的洪水，但由于新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广大军民的协力抗洪，千里干堤无一处溃口，确保了两岸人民的安全。

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1970年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 — 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工程竣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该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区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并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哈素海灌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建成，可灌溉农田29万亩。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关闸截流，该工程于1975年开工，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和葛洲坝工程。水库蓄水量可达29亿立方米。1977年巴彦淖尔盟河套灌区总排水干渠扬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5亿立方米，可担负灌区400多万亩农田的排水任务。1978年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多万亩，排涝农田400多万亩。（以上材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97－221页。）

迄今遍布全国的大中小水库，除了建于大跃进时期的外，绝大部务是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1949年前，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库23座）七十年代竣工的大型水库工程，如：1970年建成的广东省枫树坝水库，1973年9月下闸蓄水，水库集水面积5150平方公里，占东江流域面积的15%，库容量为19.5亿立方米。枫树坝水电站目前是广东省第二大水力发电站。1972年竣工的福建省晋江山美水库，可蓄水3.9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60多万亩。江西省柘林水库，1975年建成，水库总容量79.2亿立方米，坝顶高73.5米，长590.7米，坝底宽400米，坝顶宽6米。是我国土坝水库中库容量最大的水库。1976年湖北省黄龙滩水利枢纽工程竣工，水库库容12.28亿立方米，水电站年发电量7.59亿千瓦时。长江流域里的碧口、柘溪、凤滩、石泉等大型水库。还有湖南省的欧阳海水库、双牌水库，等等。据统计，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八万多座，其中大型水库400多座，中型水库2000多座，总库容4000多亿立方米。水库数量跃居世界之首。。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十多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这样的人类奇迹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创造出来！

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根本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治山治水、改土造田、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大打农业翻身仗的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它历时十多年之久，在全面改变农业生产落后条件、实现农业升级改造、初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在新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在互助合作化之后，大寨人直接面临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造田的一条道。

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大寨人开始了在荒山野岭上打石筑坝、填土造田的壮举。修筑的梯田一次次被洪水冲垮，但是大寨人毫不灰心、屈服，又一次次地重新修起来。不分冬寒夏暑，全村男女劳力齐上阵，硬是靠人力把荒山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大寨田”。先治坡、又治窝，经过了几年的奋斗，终于使大寨发生了变化。1962年粮食亩产由1952年237斤增加到774斤。就是受灾的1963年，仍达到704斤，不仅不要国家的救济，而且全大队还卖给国家24万斤粮食。大寨在解决本大队吃粮问题的同时，从1952年至1963年11年间共向国家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平均每年每户交售7000斤。为国家做出了莫大的奉献！正如1963年年11月《人民日报》在刊登的长篇通讯中所说：“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 — 大寨大队受灾严重但红旗不倒。”

到六十年代末，大寨共整修良田800多亩，植树造林1000多亩，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修盘山水渠28华里。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能灌能排，旱涝保收，灌溉面积达400多亩。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六十个劳动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其中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大寨的事绩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把大寨的经验推向全国。

“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广大干部群众齐上阵，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为主、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的群众战争。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荒凉脊薄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绝大部分不能水浇，正常雨量下高处旱、洼地涝，好年景产量不过三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削高填洼，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建扬水站、修灌溉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目前这样到处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 。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治盐碱任务。全国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万公里，修配套机井220万眼，数量增长了935.89% 。使农业基础设施大大改变。

:“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这样一对照,就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水库是在1949-1978年建立起来的,而水利部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

该文还写道“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到2007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三十年的时间,灌溉面积从7.3亿亩到8.67亿亩、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不过,1949年———1978年同为三十年,灌溉面积则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有人诅咒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劳动报酬低，有人诅咒那时“一大二公”、“养懒人”、“不自由”等，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五、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实现机械化、

电气化、化肥化提供了条件

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工业的充分发展和支持，要真正实现农业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始终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工业与农业一体化基础上的。在工业建设初期主要以农业的积累为资金来源，工业所需要的大量粮食、原料以及劳动力等主要来自农业；而在工业发展中，又积极支持农业，大量生产农业所需要的化肥、电力、燃油、拖拉机及其他农用机械、运输工具等。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以及科学技术改造等提供了重要条件。

为了解决当时农业生产所亟需的拖拉机及其他大型农业机械，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开始筹建拖拉机制造工业，第一座拖拉机制造厂（洛阳）于1959年建成投产，并生产了一批本国制造的拖拉机。到了六七十年代，拖拉机工业进一步普遍发展，几乎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拖拉机制造厂和其他大型农业机械厂，一些省市甚至有多家这样的制造厂。例如，七十年代山东省仅在济宁地区就先后建立了山东拖拉机厂、山东推土机厂两个大型工厂。到1978年，全国农业机械厂有1400家，农机修造厂有2800家，拖拉机数量达到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这时全国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机，有相当多的大队有手扶拖拉机。其他，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也逐渐投入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在过去那种人拉犁子、用锨翻地的现象这时就基本消失了。

施用化肥，是当代农业提高产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国家对发展化肥工业十分重视。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开始建立化肥工业。1960年江苏丹阳合成氨厂建成，当时年产合成氨二千吨。1963年上海吴泾化工厂建成投产。该厂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型氮肥厂，于1960年投建。它标志着中国新型的工业部门— 化肥工业建立起来。六七十年代，由于大庆、胜利、大港、任丘等许多新油田的建立，我国石油达到了自给，加上这时大批新煤矿的建立，这大大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发展，从而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供了充分条件。

为了加快我国化肥工业及其他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工业发展，七十年代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笨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在七十年代先后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油田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大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使中国化肥、化纤、人造棉等产量在七十年代末期有了迅速增长。到七十年代末，全国中小型化肥厂不下2000个，几乎各地市县都有其化肥厂，大小化肥厂星罗棋布。化肥产量1978年比1977年以66%的速度增长，到1979年达1065.4万吨，化肥施用量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化纤产量1979年达32.6万吨，比1965年增长550.7%；棉布产量1979年达121.5亿米，比1965年增长93.5%。这些都直接为八十年代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充分条件。

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一些大型发电站如：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唐山陟河发电厂、山东莱芜发电厂等都是这时期建立的。同时各地都兴建了许多中小型发电站。到1977年仅全国农村就新建了中小型电站56000多座。1979年农村80%以上的公社、60%的生产大队通了电。与1965年相比，农业用电增长了470%，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数字来源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页）

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和支农工业、电业的发展，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发生了重大改变：到198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474.6亿瓦特，比1965年的109.9亿瓦特增长1341.7%；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83.7万台，比1965年的7.2599万台增长1152.9%；（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187.4万台）大中型机引农具136.9万部，比1965年的25.8万部增长530.6%；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63万台540亿瓦特，比1965年的55.8万台66.7亿瓦特分别增长1009%、809.6%；联合收割机23028台，比1965年的6704台增长343.5%；农用载重汽车97105辆，比1965年的11063辆增长877.5%；机耕面积4099.0万公顷，比1965年的1557.9万公顷增长263.1%；机电灌溉面积2531.5万公顷，比1965年的809.3万公顷增长312.8%；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56.4%；是1965年的比重24.5%的2.3倍；化肥施用量1269.4万吨，比1965年的194.2万吨增长653.7%；农村用电量320.8亿千瓦小时比1965年的37.1亿千瓦小时增长864.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就充分说明，农业的主要生产环节开始大量采用机械和机动力，初步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千百年来农业完全靠天吃饭、靠人们肩挑手掘方式和畜力耕作的历史基本结束，中国农业开始踏进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新阶段。

六、高度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大力推广科技新成果

中国早在1957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按照当时的情况，农业科技工作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重点任务之一。进入六十年代，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

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李振声研究杂交水稻和杂交小麦，从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七十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产量提高了25%以上，水稻亩产达1200多斤，小麦亩产达700多斤。是当时农业科技上的重大成就。另外，我国科学工还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号”、“花育二号”以及“单丰一号”、“牡丹一号”等新品种，亩产都达千斤以上。

与此同时，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 使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不断得到提高和改良。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培育并推广的小麦“山农辐63”、“烟农15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号”等良种约增长20%-30%；玉米倍育并推广的“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长20%-40% 。1976年山东省棉花研究所用辐射育种新技术培育出“鲁棉一号”良棉，在全省大面积推广，使棉花获得大丰收。其他各省同样都培育出了许多优良品种。

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作物种子改良和育种工作。1966年全国曾召开第三次作物育种工作会议。在会上交流了经验，同时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当时各地人民公社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推广良种的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了良好成绩。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早在1971年良种种植面积就达到其总面积的80%；杂交高粱播种面积在全国达到20%；杂交玉米约占三分之一；小麦抗锈、抗倒伏、高产品种更是普遍推广。

在七十年代，各地广泛开展了科学种田试验，取得了许多成果。如湖南省、福建省等地区的农科所和社队进行的麦稻三熟种植试验，平均亩产达到二千多斤。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农民科学家陈永康，经过多年试验，在1979年成功种植稻麦两熟高产田，平均亩产达到2320斤。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1968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尤其是消灭了数千年来危害中国农业安全的蝗灾，取得了重大成果。从七十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对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正是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广成为中国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取得上述几方面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农业在七十年代就进入大发展局面。1976年农业总产值达1378亿元，比1965年的833亿元增长66% ，年均增长率达到6% 。尤其是粮食产量，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都是持续增长，再无出现减产、滑坡，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仅从1965年至1978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时期的农业发展的肯定虽然是低调的，但这里仍然使人们看到：粮食产量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从未有过，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

七、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显著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生产条件进行全面改造的关键时期，国家在基础建设和长远效益上投放多、发展步子大，可想而知在改善人民生活上投入不会很大。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起步发展时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共产党不关心人民生活，或者说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和提高。有些人在讲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时，总是说“长期没有变化”、“普遍贫穷”，统统是“挨饿”、“吃不饱饭”的年代。历史似乎成了可以被人任意扭曲、涂抹的面团。

而事实恰恰相反，那段时期人民生活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

1、从总体上实现了温饱

的确，新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普遍贫穷”、人们“吃不饱饭”、“挨饿”的年代，那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情；而决不能概括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因而在三年国民经济调整之后形势就很快好转，城乡居民吃不饱饭、挨饿的状况逐渐消失。到196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9452万吨，比1960年增加了5000多万吨，接近了195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产品如棉花、油菜、甘蔗、考烟等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棉花总产量达4195万担，比1957年增长了22%；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供应增长30%以上。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57亿元，比1957年增长28%。（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第235-23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当时市场供应显著改善，城乡生活大大好转，被称为六十年代中期的好时期。难道有谁记得在那时生活仍处于“饥荒挨饿”状态吗？

此后不久，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知道，“文革”初期，全国对“大串连”的红卫兵实行乘车、吃饭、住宿等不要钱。红卫兵无论到了哪里，只凭一纸介绍信当地的接待站就安排吃饭、住宿。这说明当时的吃饭问题已不是困难的事情。

那么在“文革”十多年间，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下降了还是继续提高了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拿“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生活状况究竟是好起来了还是更差了？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正直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比1965年的3890.5亿斤增长71%，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到684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甚至比改革至今的2003年(人均670斤)还高，粮食达到了高度自给。1979年全国猪牛羊肉产量10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266.59% 。这说明食品安全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解决，绝大多数人实现了温饱，中国从总体上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

根据国标上普遍接受的标准，（由日本经济学家小岛丽逸首先提出）一个国家人均拥有粮食低于250公斤，为饥饿状态；超过300公斤为“吃饱主食的状态”，即温饱状态；而超过350公斤为“肉类酒类消费状态”。据此标准，我国1949年人均拥有粮食209公斤，即处于饥饿状态；1956年人均307公斤，开始进入温饱；“三年困难时期”又进入饥饿；1973年人均拥有粮食300公斤以上，又进入温饱状态；而到1979年，人均达到342公斤，不仅进入稳定温饱，而且开始向“肉类酒类消费”即提高生活质量阶段前进。这就完全可以说中国的吃饭问题已经解决。

另据国际组织关于世界各国人均食品消费量统计所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国人均实际消费的粮食、猪肉数量分别是185公斤、10公斤，而当时居于亚洲富国行列的日本这两项消费数量分别是126公斤、13公斤，韩国分别是206公斤、7公斤，菲律宾分别是122公斤、7公斤等。从这种比较中明显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在基本食品消费量上已与日、韩两国相差不大，（差别在生活质量上）在亚洲处于前列；而明显高出当时的印度（人均粮食消费153公斤）等国。

2、农民收入不断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主流媒体大肆宣传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普遍贫穷”。 称：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仅有133.6元。有人还经常例举当时的农村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工值仅一、两角钱，有的生产队社员收入甚至是负数。如果照此说法，在今天看来连喝自来水的钱都不够，更莫说吃饭穿衣，那么当时的人们岂不早就饿死、冻死了，而又焉能个个活到现在？并且人口旺盛、人人健康成长，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这岂不是充分证明了主流宣传报道的虚假和荒诞不经吗！

这也足见右派精英们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是何等愚昧无知。

人们知道，人民公社时期的经济是以计划为主导的产品经济，社队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及其对产品的需要而安排生产，干部社员所想的主要是多生产产品、提高产量，不断满足集体发展和社员生活的需要。头脑中是全然没有什么“产值”、“利润”、“GDP”这类概念的，也没有“赚钱发财”的意识。生产资料的配置、产品的分配大多是实物形式，计价很低、甚至不计价。因此以价值、货币形式体现的经济、生活发展数字是远不能反映出其真实情况的。

例如，生产队内部对社员的分配,粮食只有几分钱一斤,而且还要去潮去杂折算。鲜地瓜、花生、萝卜等去泥计算。六七十年代北方种地瓜较多,按照粮食部门规定,地瓜干每三斤折一斤标准粮，而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鲜地瓜又每四斤折一斤地瓜干。这就是说每十多斤鲜地瓜才折算一斤标准粮。因此社员家分的地瓜一直保存到第二年春末才吃完。另外,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土豆、南瓜、大白菜及其他蔬菜瓜果,分配时经常连称也不过，就是按堆估或按筐量,例如一筐茄子,少说也有20斤,作价也就一两角钱。还有秸秆、柴草、壳皮之类一般就不进入统计之中了。谁如果真把生产队的分配统计清楚那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农村的各种作物的秸秆、柴草、树枝之类成为一种难以处置的废物,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但在当时它却是农民的一项重要生活资源,全年的牲畜饲料、烧材、取暖全靠它。每年冬季或春季,即使普通的麦秸、豆秸、树枝,如果运到集市上,每百公斤就能卖到五、六元。别看这五、六元,它能解决一个普通家庭大半年的油盐酱醋和孩子上学费用的全部开销。那是真正的节约经济、环保经济！

还应当指出：国家统计部门关于改革之前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数字，只是反映的社员从集体经济中的分配，而对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中的收入是反映不出来的。而这部分在社员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是很小，一般要占在30%-40%之间。在公社时期，社员们除了参加集体劳动之外，其他的经济活动还不少。除了经营自留地、村头荒外，还有家庭饲养、家庭副业、宅院种植，农闲时搞点短途贩运、编筐织席、捕鱼捞虾等，这些活动中的收入都是在统计之外的。

农村自从六十年代初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以来，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家庭饲养等到1965年之后经营已十分稳定。自留地、小片开荒因地区不同每人面积在二、三分以上不等，产品完全归家庭所有。这对社员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补充。"文革"期间，虽然在政治思想上批判"三自一包"、"资本主义"， 但在政策上仍然贯彻公社《条例》的规定，并未取消社员的家庭经济和副业，城乡的集市贸易、农贸市场等形式的自由市场始终存在。包括全国的各大城市全都有其划定的以经销农产品为主的自由市场区。1978年全国仅农村集市就达36000个。尤其是到了七十年代，社员的自留地经营普遍很好，家庭副业和家庭饲养、自由贸易也逐渐发展。其产品除部分自用外，有些就拿到城乡自由市场去出售，这大大补充和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些人讲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只讲从集体分配的部分，而不讲自留地、家庭副业等方面的收入，似乎是把当时的增长数字贬得越低越好，这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欺骗！

的确，在六七十年代有些落后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工值每天就只二、三角钱，先进的社队也就一元多钱。然而不要看这几角钱的价值，它所包含的实物收入却是很多的。正是靠这种收入水平，社员能够维持全家正常的生活和开支，人人得到健康地发展。而且全国人口还增加了几亿，人均寿命增加了十多岁。这在现在的人们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我国著名的农民作曲家史掌元老人，在一次参加央视台的采访节目中曾提到：他所在的家乡，过去的生产队每天工分值就只有三角钱；然而在当时情况下他却供养着全家十口人（其中包括七个子女、一位老人）的生活！还使孩子个个上了学、成了家、有的参加了工作。象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如果拿在今天，就是每月四五千元的家庭收入，谁能够维持住一个十口之家的正常生活吗？包括供孩子个个上学、家人有病正常医治？可见，无论有人把当时的生活条件描述得多么贫穷，然而却无可否认正是它养育了一代人口并使人人得到健康发展这一铁的事实。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毛泽东时代的分配制度的成功！

当然，在某些从城市下乡的“知青”的体验中，农村生活始终是苦，这说明城市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在当时农村，大多农民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玉米粥，就的是瓜菜罗卜，而只有在过节、待客时才能吃上白馍和鱼、肉，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已经是解放前富农的生活水平了。在旧社会，即使一般的地主家庭，也不会常年吃上白馍和肉菜！

3、就业人数大量增加

关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仅从职工的工资高低是不能完全说明的，还必须考虑就业和物价情况，以及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救济等多种因素。

在 “文革”期间，虽然职工十年没有增加工资，但那时国家采取广泛就业的方针，职工人数却大大增加。由于当时全国工业、交通等事业发展很快，新建企业很多，因而增加的新职工特别多。据统计，从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新增3915万人。到1978年，仅“三线”地区，职工人数就由1965年的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是原来的3.47倍。全国职工人数则达到近1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和集体分别是7693万、2274万），比1966年增长70% 。“文革”前入校的大、中专生（“老五届”）一百多万人，在1968年后全部分配工作，还有全部退伍军人、部分城市青年等都安排了工作。例如上海市1965－1976年职工（全民、集体）人数就由272.13万人增至399.27万人，增长47% 。1977-1979年全国安置就业人口达750万人。这种就业速度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就业人数大量增加，因而全国工资总额大幅度增长。1966—1978年全国工资总额就由296亿元增加到568.9亿元，增长92% 。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家庭收入增加了。“文革”刚结束，1977年10月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成为建国以来增加工资总额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这难道不是源自六七十年代所积累的财富吗？

人们知道，在改革之前城镇大多数干部、职工每月工资就四五十元。在当时物价和供应制度下，这四五十元的收入水平，却能够养得起全家大小四五口人的生活，并且无有看病、孩子上学等之忧。如果拿在今天，即使每月两千元的收入恐怕也保障不了一个四五口之家的温饱，更且莫说供家人看病、孩子上学、买房等问题了！

4、食品供应逐渐丰富

那时期，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主要生活必须品，如面粉、肉、油、糖等都实行按人凭票供应的办法，这其实是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实行公平分配、避免任何人多吃多占和搞特殊的有效措施。凭票供应，并不等于限制人们的消费。因为，如有不足，还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当时国家实行的就是两种供应渠道。自由市场上的商品比国家供应的物品虽然价格高一些，例如，小麦、大米每斤在二、三角之间，肉每斤在1元左右，鸡蛋每斤五、六角等，但都是正常的市场价格，而且数量充足，可任意挑选。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由于全国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逐渐增加，城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逐渐丰富，市民已明显感到生活有宽余。大多数家庭都有些积蓄的粮票和粮本购粮计划，户存上千斤的也不乏其例。

有人每讲到六七十年代的生活，脑子里还总存留着买东西排队的印象。其实，买东西排队并非是什么不文明的现象，即使在目前国外发达国家，购物排队也是常有的事情。在计划供应时期，在国营商店购物之所以排队，那是因为凭票证供应的物品价格很低，含有国家的补贴。不然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自由市场去，那里不仅无需票证和排队，而且还可以任意挑选，同目前购物方式并无什么不同。然而，目前对于广大低收入的居民来说，如果再想享受那种国家补贴的低价物品，即使宁愿再去排队，但哪里还找得到吗？在目前全面市场化的社会中，物质尽管十分丰富了，但在各商场、超市中仍然常见群众购物排队的问题，为此还时有发生抢购、挤打甚至致人伤亡事故。这种现象即使在过去物质短缺的计划供应时期也从未有发生过吧！

在七十年代，虽然粮、煤、油、肉等主要生活品凭票供应，但是蔬菜类却是完全放开的。其供应渠道有国营蔬菜公司和自由市场两种。而且价格也很低，普通蔬菜如白菜、萝卜、茄子、黄瓜等每斤只有两分钱。各地政府为保障城镇居民的蔬菜供应，在城镇周边都划有专门的“菜农生产队”，每年下达蔬菜生产计划，并给予生产扶持。每到秋冬之际，蔬菜公司都调拨大量越冬菜分配给各单位，如白菜、萝卜、大葱等，职工每户都分得上百斤，以供冬季储存之用。另外很多机关、学校、工厂还利用闲散土地自己种菜，以解决本单位职工吃菜问题等。从那时过来的人们谁有过什么吃菜贵、吃菜难的记忆吗？

5、服装和家庭用品的变化

在七十年代，由于全国的棉纺、化纤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加之国家又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化纤、轻纺工业设备，因而使棉布生产和各类人造棉、涤纶之类的产品、针织品、服装等产量增长很快，开始大量投入市场，并且有些种类不再凭票供应。到七十年代后期，居民棉布的计划供应量人均增至20多尺，家庭中大人、儿童均起来，应该说数量基本够用。这就使城乡人民的穿衣问题基本解决。其他用品的供应也逐渐增加。197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6%。据当时的调查，农村每百户社员家庭拥有的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钟表的数量分别达到36辆、23台、26台和55只，比上年增加分别是16.1%、15.0%、44.4%、5.8%。其中既有凭票供应的，又有市场平价的。城乡居民实际拥有的数量都比1966年前成倍增多。

6、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广泛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有病看不起、孩子没钱上学的现象反而增加了，有些家庭因此而负债累累，出现“一人得病，全家返贫，几代人还债”的现象。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农民靠卖血维持开支的事情。在议论这个问题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六七十年代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宝贵经验。

早在六十年代，学校教育就普及了初中，并且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各类学校的学杂费、书费低得无法想象。中小学的费用全部加起来每学期不过2元。大、中学生在校生活费每月只需8—10元，学校无有任何收费现象。学生在校还享受公费医疗。其中家庭有困难的，还发助学金、减免学杂费等。很少有孩子不能上学的。

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的看病问题，党中央提出把卫生医疗的重点放在农村，大力推进合作医疗制度。196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药品全面大降价，一次降价幅度就达37%。那时社员看病花钱很少，一般小病就是花几角钱。到1978年，全国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院，有82%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初步形成了从县、公社到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制度。为了加强农村医疗，大批城市医生下放到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都面向农村。各地共培养“赤脚医生”160多万，这大大加强了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有许多寄生虫、传染病被消灭。1977年全国人均寿命已达66岁，比1949年提高了31岁。

那时期党和政府虽然不让“少数人富起来”，但对于困难群体和灾区的扶助、救济措施却是非常强有力的。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都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例如像发生唐山大地震那样的特大灾难，几十万受灾人口没有出现一人挨饿、受冻和流离失所的现象。

人们在讲改革前中国经济和生活的较好时期时，公认是五十年代中期和1965年前后。其实，无论就生产条件改善、生产力发展还是农产品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各方面来看，七十年代都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是农业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从肩挑人抬、人拉犁子、用铣剜地的状况到拖拉机田间跑、电动机、柴油机普遍使用；从土地坑洼不平、旱涝灾害频发、靠天吃饭到畦田成片、普遍用水灌溉、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从饥荒、挨饿到大多数人达到温饱，初步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没有不安全之忧的社会，这完全是上了一个历史大台阶。

邓小平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请问右派精英们：当时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已达684斤，并且“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这何来什么“普遍贫穷”、“吃不饱饭”之说！如果把当时人均粮食684斤叫做“普遍贫穷”、“吃不饱饭”，那么改革24年之后的2003年人均粮食才670多斤，这难道比原来还有多少提高吗？

事实清楚说明，建国初期的三十年，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走过的一段最艰巨豪迈的路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时期。那时人民生活虽然没有达到小康，更无人富裕，但那一代人却为实现这一目标铺平了现成的道路，他们的历史奉献无以能与之相比！

八、解决吃饭问题无有穷期

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相对于旧中国来说，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消灭了剥削制度和两极分化，建立起了公平的分配制度，使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消除了靠天吃饭的现象，在人口增加了四亿多的情况下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和饥饿，这就充分说明了吃饭问题得到了历史地解决。依此标准来看，七十年代末是中国农业翻身的一个历史性丰碑！

然而，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极少数挨饿的人。即使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国内都还有占总人口10%以上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意味着是一劳永逸的。由于时代不同了，情况不断变化，人们的生活要求不断提高，新的问题和矛盾总是不断产生，因而吃饭问题必须不断努力、不断解决，它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永恒课题。

毋庸置疑，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中国农业和人民生活曾出现一个显著发展的新局面：粮食和农产品产量一度大幅度增长，广大城乡居民不仅吃饱了饭，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农村开始了以白面细粮为主食的历史，城市则取消了长期实行的粮食凭证供应的政策。这是一个可喜的景象。

其实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二是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步放开粮价。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之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粮食价格从1979年夏季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征购指标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其他棉、油、畜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也相应提高。同时降低农机、化肥、农用塑料等支农工业产品的价格。上述两项政策在当时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使改革很快在农村看到显著效果。

然而必须看到，八十年代初的成果是建立在七十年代的建设和发展成就基础之上的，最根本的在于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发挥的作用。农业基本常识说明：农业生产的主要条件是“土、水、肥”的问题，即：土地改良、水利建设、化肥施用；另外还要靠种子改良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应用，靠农业机械和电的使用等，这几个方面的成就正是在六、七十年代实现的。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即使在管理方式和产品价格上改革，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产量也不会大幅度提高。事实上，中国农业产量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七十年中期之后就已经出现了加快增长的趋势，八十年代初不过正是这种趋势的继续而已。正如中国革命一样，如果只讲建国时的伟大胜利，而不讲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次斗争的成就，那样能够说明问题吗？又如农业丰收了，难道就只看收获、分配时的成果，而不看开垦、耕耘、栽培时付出的劳动和汗水吗？有投入才有产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难道能够割断事物发展中的必然联系而孤立地看改革后的成果吗？

同时，事情也是一分为二的。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性质。无论是分田到户还是完全放开农产品价格，从长效机制讲负面作用都是很大的。由于人民公社被撤消、土地被小块分割，统一的农田基本建设无法再搞。在十多年时间里各级政府在农业建设、投入上实际再没有做什么事情。八十年代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由七十年代占财政的10%降到1%左右。1985年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总额是20.2亿元,这只相当于1975年45.3亿元的45％。非但如此，农村大量水利设施无人维护，损坏严重，有些沟渠被平，堤坝被扒，机井被填，树木、山林被砍，有些大型农业机械被处理，大量环境资源被破坏，由此导致八、九十年代来许多地方洪水、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1982、1991年淮河又发生水灾。全国多次发生水库垮坝事故。有些地方被消灭了十多年的疫病、虫害如血吸虫、瘟疫、蝗灾等重新出现。由于乱开发、乱圈地，使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有数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人均耕地面积比七十年代减少约四分之一。从粮食产量来看，到了1984年就达到了增长高峰，此后便进入长期的徘徊不前状态。直到1998年才出现新的高峰。但从1999年至2003年又出现连续减产的情况，即由1998年的5123亿公斤降到2003年的4307亿公斤，其下降幅度超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

由于农产品价格完全放开，缺乏计划调控，导致八十年代后期全国性通货膨胀，这给城市职工、工业生产造成很大压力，出现了工业不景气，工农、城乡关系恶化的问题，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1989年动乱的出现与此不无一定关系。由此，改革精英们不得不把眼光主要转向城市和国营企业，开展了以“砸破工人铁饭碗”、“国有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全面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此，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实际上被抛到一边。

到九十年代中期，城市大开发、产权改革、资产重组、招商引资的浪潮逐渐向农村延伸，农民直接成为大开发的侵害对象。由于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圈地、吃拿卡要等各种不正之风蔓延，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在这之中农民成为主要受害者。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九十年代有多年绯徊不前，增长缓慢。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间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不及“文革”时期的八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比1979年还低。

早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些省、地区又重新启用了粮本，对居民实行凭证供粮的办法。例如过去向来是产粮大省的广东，按常住人口计算，平均口粮自给率只能维持在70%左右。

同时，由于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农村发生严重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和资源向少数人高度集中，大多数人生活状况多年停滞不前；又由于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实行“产业化”，收费高昂，有半数左右农民看不起病，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这导致很多城乡居民重新返贫。按照国家规定的贫困人口的标准，人均年收入是865元，这个标准如此之低，实际上连维持人的生存条件也远远不够。在目前的物价和开支水平下,即使人均年收入3000元再也难以达到温饱。而据联合国关于划分贫困人口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还有两亿以上。这说明吃饭问题在新的形势下仍是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在新世纪新形势下，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执政为民”的观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到重要日程，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农业，特别注重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农民权益，重点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等，现在已逐渐收到明显成效。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正在向新水平、新的历史阶段发展。

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伟大实践

人民公社是新中国曾经长期实行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它在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自从上世纪80年代被撤销，至今已有20多年，但在农村，仍然有不少农民还是称乡镇叫“公社”，称村叫“大队”，村民叫“社员”；对于那时的社会分配之公平，党政机构精简、干部作风廉洁，社会治安状况之良好等，更是群众赞声不绝的口碑，足见公社影响之深远。如何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人民公社，这不能不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自公社化以来，中国农村变化历尽沧桑，在不同时期和阶段上，公社的发展状况有所不同。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时期说明。

—、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其科学创新意义不容否定

人民公社是根据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建立的。在当时“大跃进”浪潮推动下，只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形成“公社化运动”。这主要是当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国经济形势很妤。1957年农业获得大丰收。主要农副产品产量都创历史最高纪录,粮食产量达3900多亿斤,棉花产量达3280万担,分别比1952年增长20％、26％。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在这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要“迅速掀起一个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1957年10月中央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四十条”）,对今后十二年的农业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在讨论和贯彻农业发展纲要中,1957年冬、1958年春各地出现了一个以兴修水利为主的生产建设热潮。当时农村形势鼓舞人心。

但是,当时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农业合作化之后,全国建立了数十万个大小不同的合作社和高级社,它们在规模、管理和分配上差别很大、很不统一。在大规模进行水利建设中,一些大型水利施工必须打破村、社、乡之间的界限,对土地、工程施工、劳动力、投入和受益等问题进行统一规划和部署,搞好协调和协作。这样,有些一村一社的小规模合作社就不适应，必须进行合并。另一方面，当时有些跨乡、跨村交叉建立的合作社与行政划分很不一致，不易进行管理，在县、乡、村和合作社之间经常出现矛盾。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所说：“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这种情况说明：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之后，中国农村社会应建立什么样的结构模式？应采取何种方式对集体经济进行领导和管理？如何大规模、迅速开展农业基本建设？中国农民应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中劳动和生活？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必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既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又不能正确处理已经出现的各种矛盾、以实现党和政府对农村的有效领导，更谈不到各项事业协调、全面发展。

当时国外的现成模式就是苏联的集体农庄。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多次批评那种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强调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要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究竟路子是什么？对此问题当时上下曾进行过一番讨论。毛泽东向来都很注重从群众实践中总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多次热情地赞扬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上也是如此。实际上，早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办人民公社之前，有些农村就已经在原来高级合作社基础上办起了各种形式的“公社”，例如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等。1958年夏毛泽东曾到河南、河北和山东一些地方视察，对“人民公社”的经验给予肯定。例如：当他到达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看着大门上的牌子，他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在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合作社，当听到省委领导同志汇报说“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就这样逐渐产生出来。

公社初期所采取的许多具体做法也是从各地方群众中产生的。例如办公共食堂,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有的农业社就自发地办起了公共食堂。1958年7月间，一份关于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公共食堂的经验材料送给毛泽东，反映那里的公共食堂很受欢迎，并且总结出“四大好处”：解放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节约粮食、燃料、减少社员个人支出；有利于发展养猪等。对此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42页。）在这前后，刘少奇（当时处于一线领导工作）在各地视察讲话中，讲了大量关于提前“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实行供给制”等意见，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许多来自基层的经验和口号，《人民日报刊》都给予宣传报导。但是到了各地就不加具体分析，一律用行政命令方式加以推广，以至出现一哄而起的现象，造成劳民伤财。这种不良风气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改革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是经常看到的。对于当时环境下的错误，今天的人们似乎再无颜给予指责。关键还要看，发现问题之后是否及时进行了纠正。

在当时客观形势下，党内上下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并无其他不同的意见。在1958年12月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根据群众的创造所作出的。”而后来的批评者竟把公社的建立完全归结为“毛泽东的主观意志”，认为公社“办早了”、“办错了”等。这种说法完全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1958年“公社化运动”，确实反映出当时党内存有急于求成、提前建立社会主义、甚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公社初建时确实有“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消灭差别、强迫命令等导向。还有实行供给制、社员一律吃食堂、大集体劳动等。这些都是脱离当时客观实际的，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空想成分。但是，在批判这些错误时，决不能否定办公社的积极、正确的成份，不能否定这一探索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和宝贵价值。

人民公社化的实现给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找到了一种统一的结构模式和组织管理形式，它既是群众的创造,又是我们党探索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而取得的宝贵成果。其科学创新意义在于：

第一，人民公社的实质意义是确立了农村集体经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这种结构模式是对原来农业合作社的一个重大调整和重组。三级经济关系与中国农村社会的乡、村结构完全一致，它具有综合性、社区性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新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最好形式。而且“三级所有”的关系又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三者能够在比重上进行调整，或逐步升级。它具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较大空间。这也是其他任何结构模式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第二，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协调发展和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加强统一领导。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目标必须在统一的组织领导下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构想中首先重视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1958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对于人的发展问题，毛泽东当时多次讲：农民应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要上大学，能文能武，农民要过上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等。这种工、农、商、学、兵结合的组织有利于逐步消除各方面、各领域相互脱离、利益分割、互不协调以及片面发展的问题，能够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以及生产与消费等之间的关系，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使各个方面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充分发挥集体力量，从而使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福利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集中力量为人民群众办一些大事。当公社刚成立，就迅速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建立了农业科技推广站、农机站等，从此开始了农村工业、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人民公社时期是我国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发展最快的时期。各公社都建立起了中学，还有文化馆、图书馆。各生产大队都有小学，农村基本普及了初中。各类学校的学费很低，包括农村学生考上大学，没有任何人出现不能上的问题。各公社都建立起了卫生院、防疫站，生产大队设立了卫生室，在几年的时间内就把农村千百年来蔓延的一些传染病、疫病如血吸虫、虐疾、霍乱、瘟疫、疥疮等全部消灭。当时国家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多次实行医品降价。到七十年代，国家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建立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使农民看病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等等。这种经验和探索至今仍具有其远见和进步意义。

第三、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管理组织,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与当时农村的工作实际是相适应的。它机构精简、人员少,公社机关吃财政工资的一般只有一、二十人。而且干部参加劳动,基本实现了统一、精简、高效和勤政廉洁的要求。

人民公社建立后,经过了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风雨考验,其基本制度一直没有改变。它既适应了过去艰苦创业时期,又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初期,在20多年时间内,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正是它支持了社会主义农村20多年的创业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牢固基础,数亿人民群众生活在其中。这种体制是农民群众和共产党共同创造的,它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恰当结合,堪称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宝贵而伟大的实验。

         二、经过一系列整顿、调整,公社初建时的错误得到纠正,

1962年至1965年大好形势的出现说明公社体制基本上

是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相适应的

1958年党中央对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根本制度、总体构想虽然是明确的,但是对于公社建立后应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制度以及如何处理一些有关的经济关系，对此并不是清楚的,没有成熟的考虑。因此说带有一定的仓促性、盲目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指从1956年成立高级合作社以来）。这样必然使公社在初建时出现了大量混乱、瞎指挥以及大轰隆的现象。在后来改革年代中有人曾提出对新生事物要“先建立起来再规范”的口号，这种说法也应该适用于当初建立人民公社时的情况吧！

对于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就察觉。从1958年末的中央郑州工作会议和武昌八届六中全会之后，就着重于纠正错误的工作,作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部暑。这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深入思考了一些问题,从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改进,尤其是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意见,对如何加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管理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大量新的探索。这里仅举出以下几点：

1、明确强调人民公社目前只能是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在郑州等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多次讲话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界限、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思想。他特别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只能是集体所有制。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毛泽东1958年12月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需要上百年。

2、第一次提出“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在郑州等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他说：“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7页。）他还多次讲：社会主义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页。）

3、严肃批评和纠正“五风”的错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在中央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放卫星”、造假、虚报浮夸之类的错误。在1959年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在1960年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多次批评“五风”的错误,指出：“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352页。）在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主要表现在对集体和个人的财物搞“一平二调”、穷富拉平。对此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对旧账一定要算”,“平调的财物要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27一228页。）

4、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1959年5月,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下文件“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其标准仍然按照原来高级合作社章程所规定的，一般占生产队耕地的5-7%，并保持长期不变。还明确规定：社员房前屋后的树木归个人所有；鼓励社员喂养家畜家禽、种竹木水果。人民公社在大力发展集体副业、社队企业的同时,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等。毛泽东说：既要“大集体”,又要“小自由”。后来,中央多次下文重审这些政策。1962年8月,中央有关文件又明确规定：在完成国家对粮、棉、油的统购任务之后,开放粮、棉、油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自由交易、调剂余缺,积极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商品流通等。

5、制定和颁布农村人民公社管理条例。1961年,党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明确规定了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政策。如“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还规定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划小：公社以乡为单位,生产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生产小队一般二、三十户为宜。《六十条》赋予了生产小队“八项权力”,大大加强了其自主权。这样就纠正了过去规模大、管理过于集中的问题。《六十条》还规定废除供给制、撤消公共食堂等。《六十条》下达后,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十分拥护。它标志着公社发展进入制度化新阶段。

6、明确规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讨论和贯彻公社《条例》过程中,各地干部和社员进一步提出：公社在所有制上明确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然而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这个问题并不清楚,而它又是关系到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他多次要求各地让干部群众对这个问题开展讨论,进行试点,强调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要加强调研、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总结各地的经验。毛泽东亲自审阅、研究了各地在这方面的许多报告材料,根据各地的意见和试点报告,他多次发表意见：“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好的。”1962年2月中央专门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审阅这个文件时,毛泽东还批示“至少三十年为宜”。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公社管理体制上的一个重大改变，它把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权和分配权下放到最低层,大大扩大了生产小队的自主权。从此集体经济虽然名义上是人民公社,但实际上己经调整到了生产队。变成了村级的合作经济。正如毛泽东多次讲的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合作社。这样,就使之建立在比较符合现实条件的基础上。

7、建立并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公社《条例》下达后,各地普遍加强了劳动管理，建立了各种生产责任制形式。例如：按定额记工、包工到作业组、小段包工、季节性包工、责任到田、三包到组、四定小包工，还有专业包工，以及评工记分等，一直是六、七十年代各地生产队普遍实行的劳动管理形式。这些生产责任制形式的出现,大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人每谈到生产队的生产劳动就一概视为“大轰隆”、“干多干少一个样”，似乎是无人管理的状态，这只能说明他对农村的无知。－—六十年代初，在安徽、河南、河北、广西等省的部分农村还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有：“包产到户”、“定产到人”、“生产、征购大包干”等等。对于这些来自群众中的经验、做法,当时毛泽东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其批转到各省讨论、供参考。

8、坚决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对于公社的“平均主义”问题,最早提出批评的是毛泽东。从1959年中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以后他就越来越多地批评平均主义。1961年3月他在给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出调查公社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40页。）通过明确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之后,基本上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出现以及农村商品市场的启动,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有所解决。

经过全党三年的调查研究和整顿、调整工作,公社化初期存在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逐步明确和稳定下来,基本上建立在与当时农村实际相适应的基础上。到1962年国内对人民公社的讨论和认识即告一阶段。1962年至1965年我国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出现了大好局面。农副产品产量又出现大幅度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在商品流通方面,物价稳定、市场活跃。农民生活大有好转。造成这种大好形势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改进，政策上进行了调整。抛弃错误的成份,公社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逐渐显示出来,这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终于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习惯。

           三、“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基本建设迅速发展,

生产条件发生根本改变,人民公社的贡献不可磨灭

在人民公社25年的历史中,“文革”占去了10年。如何认识“文革”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人民公社的成就,这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期间中国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业产量和人民生活长期没有提高。但在本文认为,这种看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文革”是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其对生产经济的影响是显然的。然而对于这种影响应该从两方面去看：除了在某些年份中受一定的冲击之外,另一方面, 广大干部群众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那种高涨的革命精神武装下,充满激情地从事工作和生产,所产生的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行动也是必须看到的。他们把农闲变农忙、经常加班加点而又不计报酬地劳动,所取得的生产建设成就更是巨大的。

 “文革”期间农村工作中尽管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批判资本主义，但是对于社、队来说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仍然是在搞生产。设想十年期间生产队每天都在搞运动、开批判斗争会,那是离奇的。要知道农民群众是最讲求实际的，不管你上面喊什么空口号、唱什么高调，我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何况当时党中央还多次发出关于“坚持业余闹革命”、“搞运动不能影响生产”的指示。因为这里不同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也不同于工厂，没有人给发工资，因此，想要停止生产更加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农业受“文革”的干扰较之其他方面要小得多。相反，那时广大干部群众坚持生产、抵制干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更是值得肯定的。

事实是，文革十多年间正处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时期，其基本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在这期间，人民公社发挥了统一规划、部署,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的优势,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兴修水利、整平土地、造“大寨田”等为主要内容的大打农业翻身仗的人民战争。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荒凉脊薄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绝大部分不能水浇，正常雨量下高处旱、洼地涝，好年景产量不过三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削高填洼，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建扬水站、修灌溉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目前这样到处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到七十年代末，不仅完成了全国江河、湖泊的治理,基本上消除了水患；而且兴建了像“红旗渠”、“汉北河”这样的世界闻名的大型人造河工程。全国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万公里。全国修建了8万多座大中型水库,还有许许多多灌溉渠和排灌站。修配套机井220万眼，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治盐碱任务。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 。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的稳产高产田。至今还可以说：“文革”期间所搞的农田基本建设比建国以来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多。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步子也很快。在十多年中,全国拖拉机增长了6倍,手扶拖拉机增长了65倍,农用电增长4.7倍,农业排灌动力机械增长5.7倍等。农业机械总动力达一亿八千万马力，社队公共财产八百多亿元。在广大农村，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粉碎机等动力机械已很普遍,初步达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程度。化肥产量1979年达1065.4万吨，化肥施用量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

由于生产条件发生的根本变化，中国农业在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逐渐进入健康、稳定发展的时期。以粮食产量为例，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都是持续增长，无一年出现滑坡。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给予明确肯定的。其中1965年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 。其他棉、油等农作物产量都获大幅度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这比改革24年之后的2003年的人均670斤都多。这说明，到这时中国的吃饭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城乡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达到了温饱。邓小平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而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不能不说主要是在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到七十年代农村社队工业和副业也开始显著发展。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152万个，从业人员2826万人，总收入约300多亿元，占社队总收入的27%左右。例如江苏省华西大队，从七十年代初，在搞好种植业、养植业基础上就逐步建起了运输业以及农机修配、五金加工、塑料制品等队办企业，走向了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路子。还有7.5％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到1978年工业和副业产值就分别占到全大队总产值的78％（64％和14％）。一年创造价值100万多元。每个工业劳动力每年创造产值5100多元。粮食产量达到亩产2720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第二版《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其实，这样的先进社队当时在苏南以及全国还有很多。人们知道，今天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己经发到高度城市化水平，被称为集体富裕的榜样，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前它的发展路子就己经奠定了。

纵观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农业发展,不仅没有什么“发展缓慢”的现象,更无什么“遭到破坏”之说；相反,是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升级改造的任务,是农业向水利化、机械化迈进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的阶段。任何国家在实现这一过程中无不是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中国靠的是集体农民的劳动和汗水。在当时条件下,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而由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是不能想象的。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在对比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时说：“中国与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奠定工作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真实的。正是在这段历史上,人民公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公社得到巩固和发展，广大农村发生的新变化,再一次证明了公社制度的生命力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继续把农业发展列入首要的位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讨论农业问题,重新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次年9月党的四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年9月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3年1月中央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等。在这期间中央对农业和公社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主要可概括三个方面：

第一,重新明确了人民公社的有关规定和政策,进一步保护农民的积极性。

在上述有关中央文件中指出：“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重审“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质；公社各级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等。

第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机、化肥等农资销售价格,让利于民。

文件规定：粮食收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时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价格提高25%，油料作物提高38.7% ；其他糖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都作相应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塑等农用工业品降价在10％到15％,把降价的好处基本上给予农民。

第三,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肯定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管理形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农村出现了不少生产责任制形式。1980年9月党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充分肯定了“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特别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经验。对于“是否包产到户”的问题,《通知》未作统一规定,而是说：“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而“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就不要搞包产到户。”

以上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激励作用,把广大社员要求致富的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并很快产生了显著的物质成果。八十年代初,全国农副产品产量又大幅度增长,1982年同1978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16％,棉花增长66％,猪牛羊肉等都增长50％以上,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显著变化,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同时它也使人民公社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

以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为契机,八十年代初,贯彻党中央“开放搞活”的方针,农村在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发展商品生产、发展社队企业、开展多种经营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开端,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系列的改革当时都是在人民公社的具体领导组织下实施的,进展十分顺利。实践说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没有矛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公社制度进一步显示了其生命力和优越性。

然而恰在这时，一种旨在解散人民公社的动议却迅速浮出了水面。

五、人民公社为什么被撤销

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3年的“公社体制”改革中被撤销的。然而，对于这一存在了25年之久的农村体制，为什么被撤销？这在当时是无任何权威文件论证和阐明的；而在行动上却进行得果断而迅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全国完成。它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悬案。

是因为体制上有问题，或者没有优越性吗？

不是。众所周知，公社体制早在1962年前后就进行了调整，之后一直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上，其基本经营单位在生产小队。实际上是以生产小队为实体的合作经济。社员分配实行“人四、劳六”或“人五、劳五”的结构；而公社一级机构主要是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早己变成基层政权组织。社队企业向来是由专门管理的。当时的调整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全实事求是进行的，称得上是一次真正的改革。这种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并无什么不适应。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八十年代初，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人民公社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进一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有人每讲到人民公社，总是指1958年、59年建立初期那种平均主义、大锅饭、生产大轰隆的形式，而不讲它在整个六、七十年代调整、改进之后的状况，那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撤销人民公社，是因为公社的组织机构不适应、效率不高、行政腐败吗？

不是。它机构精简、人员少、干群关系密切。公社机关吃财政的一般不足20人，只相当目前乡镇的十分之一。而且公社干部一律参加劳动,没有吃吃喝喝、跑关系等腐败风气，基本上是一种统一、精简、高效和勤政廉洁的组织机构。而正是在社改乡之后，乡镇机构迅速膨胀，亲属、关系的人员大量进入，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干群关系恶化。

是因为农民群众对公社体制不喜欢、不接受吗？

不是。几十年来公社制度己经成为广大农民熟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惯。当时没有任何农村干部和社员发出要求改变公社组织形式的声音。至少到1982年，在国家领导人讲话和党报党刊上对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时任国家总理的赵紫阳在当年4月《关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的谈话中就说：“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60页。）又如，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在一篇《依靠集体经济建设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过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了当时人民公社经济和社队工、副业的迅速发展，盛赞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等等。

然而，时隔几个月，到1983年1月，中央就下达了关于撤销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面还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要“稳定不变”，而后面就决定撤销，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这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公社体制有什么问题，它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不适应。

1983年1月,中央下达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的问题。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但在实际上，在各级党政的紧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变。到1984年“社改乡”的任务即在全国基本完成。这一发展了25年之久、并由国家宪法和全党无数决议所规定的体制，只凭一纸“通知”就被全部废除了。

按照中央当时的一种说法,无论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实行“政社分设”,都属于管理形式的变化,都不改变集体经济的根本制度。长期间（甚至一二十年之后）群众仍然把“乡”称作公社，把“村”称作大队，“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称作“社员”。他们不愿去接受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

长期间主流宣传中一直讲：自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才带来农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这种说法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

事实是,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调整后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业就一直是持续发展的，从未出现过波折。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是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粮食年产量增幅之大为历史上绝无仅有。而此后到八十年代初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不过正是七十年代迅速发展的继续。而这种稳定、快速的发展完全是在被称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的。它与实行“分田到户”的改革并不是必然的关系。相反，正是由于“分田到户”拆散了集体资产、水利设施和大型生产工具，造成生产力低层次，因此使生产发展的后劲很快消失。事实上这种增长到1984年就达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状态。而这个时间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被撤销之时。而从1984年至2003近20年时间里,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只是公社时期的八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这比1979年还低。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多元。而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销之后。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出现, 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十数倍地增加,干部腐败风气盛行等。大量社会问题都是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的。谁能说出自从人民公社被撤销后农村究竟出现了哪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新景象？究竟有什么必须解散人民公社的正当理由吗？

相反人们看到,当初有少数对“分田到户”持怀疑态度,顶着不办而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社队,如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北京市的韩河村、窦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公社、半壁店，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 十堰市李家岗村，大连市的后石村,广东省的崖口大队、容桂镇,浙江省的藤头村、望海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宝山村，江西省进顺村，山东省西霞口村，西藏那边地区嘎措乡人民公社等,全国大约有2000多个这样的集体，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进入共同富裕的先进行列。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他们那里没有贫穷,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大量社会矛盾，集体福利和保障健全。无一不是当地的最发达、和谐的社区。实践最有力地证明了所谓“集体道路不能使农民富裕”的谎言。

人民公社不是被广大农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有人利用行政手段强令取销的，是典型的长官意志、以言代法的体现。是真正的大折腾、大忽悠！— 这样说也许是把问题看简单了。回想到早在合作化运动中就发生过有人将己经建立起来的合作社砍掉的事情；在1958年以后，一种所谓“人民公社办早了”、“公社化运动搞糟了”、“要退够”的论调也一直在时明时暗地存在着。人民公社最终被撤销，这大概只能理解为是一种蓄谋已久的行动了！

农村人民公社不仅在历史上为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生产条件、建立一个公平、互助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共同富裕中更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前途。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农业的规模经营和联合经营的趋势日惭渐增强；加之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机械化和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以及环境生态保护、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这些客观要求都使目前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小生产经营方式不适应。农村集体经济所具有的广泛社会性、综合性、社区性，以及统筹规划、规模经营、团结互助和抵制风险的能力和优势将永远是其他任何经济形式所不可相比的。它是实施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适合的组织形式。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是继巴黎公社之后又一次“公社”制度的实验和探索。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而中国农村公社则支撑了社会主义25年的创业和发展。巴黎公社的名称己永载人类进步事业的光辉史册，而中国农村公社却被有些人称为“一大二公”的“左”的错误。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是进步、是落后，历史呼唤我们给予公正的评价！

什么是真正的腾飞— 谈毛泽东时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大肆宣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技术革命新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日新月异”；而对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却缄口不言,要么就是“停滞不前”、“被耽误了二十年”、“进一步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等等。崇洋媚外的表演无以复加。最粗暴地践踏和涂抹了党和国家的历史。

因此,揭露骗子们的谎言,恢复历史的真象,维护党和国家的尊严,是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应有的责任。

今天,当全世界的中国人看到“神舟号”载人宇宙飞船胜利返回、中国己稳居世界第三航天大国和核武大国时；当看到农业上小麦、水稻亩产都达到一两千斤以上,中国己经解决了吃饭问题时；当看到中国制造的远航巨轮己驶向各大洋、电子产品己经推销到全世界时,无不感到无限的荣耀和自豪！然而人们是否想过,这其中科学技术的核心部分的攻关、研发，其关键性步骤的实施，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十分艰巨而卓越的创业过程。老一代创建者和奠基者们的丰功伟绩难道能够忘记吗？

一、远大的战略眼光，英明的科学决策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先进文化和科学的代表，它向来把迅速发展中国科技事业作为实现民族振兴的重大任务,并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就决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提倡自然科学”。经毛泽东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发展科技事业人才是关键。在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就通过各种渠道与科技人才保持密切联系，保护科技人才的安全，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创建预先作准备。当时国共两党不仅在战场上较量，而且也对科技人才进行了激烈争夺。国民党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企图将科技人才挟持到台湾，但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作风赢得了广大科技人才的真诚拥护，他们绝大部分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荣开拓者。

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即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科学院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同年10月，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辉起点。1950年8月即召开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代表会议,周总理出现会议并作报告。会议上并产生了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两大新型科技组织和机构。（1958年11月合并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此后各基础科学和许多专业研究机构和学会都相继建立。

正是由于党和毛泽东的关怀重视，新中国科技事业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热切盼望报效祖国的科技人才。一些长期滞留海外的科技人才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争相归航。到1956年从海外归来的学者、留学生就有3000多人（其中从美国归来的2000多人）。— 当年的创业者们如今都已耄耋之年。但是每当他们回忆起毛泽东当年的关心和决策，看到他们所积极参与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总是激情难抑，感慨万端。

建国初,为解决中国的石油短缺问题，毛泽东将地质学家李四光请进中南海，问李四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我们是走天然石油还是人造石油的道路？李四光回答：中国的石油资源是丰富的，不需要走人造石油的道路。在毛泽东的重视下，作出了对全国进行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李四光带领一批地质工踏遍祖国大地，先后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得到大量有价值的石油资源数据，从而改写了中国是“贫油国家”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石油大会战，创建了新中国石油工业。

面对当时科技和工业发展的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就确定把研究发展高新技术和建立新兴产业作为重要目标。例如，中国的核技术和核工业、航天工业早在1950年、1951年就先后启步了。1950年5月，由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钱三强任所长，王滏昌、彭桓武为副所长。此后，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注下，从1950年到1954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国外购置了一批仪器、资料，还自己制造了一些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

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战争威胁,为了打破美苏核垄断，开拓独立自主的前进道路，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发展核武器提到日程。毛泽东曾灰谐地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驻地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首先听取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学家李四光介绍核物理和铀矿地质学的讲课。在“上课”前毛泽东微笑着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听完科学家讲解后，中央领导成员对发展原子能事业和核武器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总结道：“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从而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果断决策，中国的核科技和核工业不失时机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国家成立了专门机构，集中精兵强将打响了“两弹一星”研制的特殊战斗。这是为民族命运和尊严而进行的一场决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和紧接着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用几十年时间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订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转移工作重点的一个重要契机，号召向科学进军的第一声春雷。

同年，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在同恩来主持下，制定了我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这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重大事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集中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意见，经过集思广益，反复论证，确定了中国57项重大科技任务，明确了中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基本方针、战略步骤、实施重点。根据世界科技的最新态势，确定将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计算机、喷气技术等列为“紧急措施”，为20世纪后50年中国科技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引导中国科技事业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是迄今为止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同期最成功的科技规划。这个规划的制定显示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发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在全党和广大科技工的努力下，“十二年规划”的主要任务提前完成。1963年党中央又批准制订了“十年规划。”当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科学技术这一仗，不打这一仗，生产无法提高。

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是率先进入新兴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的国家。例如：电子计算机、生物科学、空间科学、原子能科学、激光和红外线技术以及海洋生物科学等，在我国起步都是比较早的。不仅填补了许多科学空白，而且很快取得了重大成果。

例如：1956年，中国第一架歼五喷气式飞机制造成功。从而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1958年，我国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北京电视台成立并开始播放；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制造成功（清华大学）；第一座重水型核实验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建成。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从1956年开始，到1959年9月，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就试制成功。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又成功爆炸了第二颗，以豪迈的步子登上世界核大国的地位。1965年9月中国科学工用人工合成了世界上第一次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胰岛素。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从此开始了向宇宙空间的进军。10月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解放军国防科委。

在毛泽东的关注下，我国于1959年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计划和设计。在后来的经济困难中，核潜艇还要不要搞、怎样搞，对此曾有过争论。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作出国防尖端科技“要有、要快、要起”的指示。之后核潜艇计划便一路绿灯，重新上马。

1964年毛泽东在这一个文件中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长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页。）这是多么豪迈、自信的进军号召，它极大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二、究竟是“被耽误了二十年”，还是突飞猛进二十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曾提出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有些人在批判“文革”错误时却妄图全盘否定那期间国家经济和科技事业发展的成就,那也是不能得逞的。

那个时期尽管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了政治运动,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忽视了经济和生产；实际上在经济和科研领域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群众主要精力和时间还是在工作和生产上。设想十年期间他们每天都开批判斗争会、搞运动那是十分离奇的。相反,当时党和国家制定的经济、科研目标和计划、各部门的生产科研任务都是作为“革命”和“反修”的硬任务必须完成的。正是那时毛泽东发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党中央下达了一系列关于制止“停产闹革命”及一切破坏生产秩序的通知,强调必须坚持“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运动搞好搞不好的标准之一要看是否把生产搞上去了”等。人们在当时形势下所形成的一种政治激情和革命精神很大部分也是在投入生产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各个生产和试验岗位上加班加点工作、星期天和节假日不休息、只讲奉献而不讲任何报酬的事请是经常的和大量存在的。每年的国庆节、五一节、新年以及重大政治庆祝,各行各业都是以“超额完成”生产或科研任务为“献礼”。因此说,尽管在“文革”动乱的某段非常时期曾出现过影响生产和科研的现象,但其损失足以能够被广大干部群众和科枝工的大量超时间、超强度的劳动和工作相抵消。从总体上看那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并不缓慢。

在政治运动中确实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过批判或伤害,其教训是深刻的。但是还应看到,他们毕竟只是少数人，同９０％以上的未受批判和伤害的知识分子相比其作用并不能说是决定性的。根据党中央当时开展“文革”的《通知》,明确规定是以“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以及党政领导机关、上层建筑领域为重点,而经济、科技、国防部门涉及就较少。尤其是对于那些关系国家经济、科技、国防建设的重要领域，毛泽东和党中央向来是紧抓不放的，对一些科技工还采取特别保护措施。例如我国一些中外有名的专家骨干：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张沛霖、彭桓武、袁隆平、李振声等等，可以说这样的优秀人才众多，他们在“文革”中受批判、受冲击了吗？不仅没有，而且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尊重、支持。难道他们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正是这些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六、七十年代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埋头苦干、不慕名利、无私奉献，创造了各个领域里的奇迹，推动了国家经济、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纵观中国的核爆炸技术、卫星发射和宇航技术等研发的历程,其关键性的步骤、主要的科技难题可以说都是在六、七十年代解决的。正是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等一批精兵强将接受毛泽东的重任，奔赴大沙漠开始了自己的试验。自１９６４年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核工业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在跨越“文革”的六七十年代期间,我国共成功进行了16次核爆炸试验，还有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第一次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发射的地球卫星成功等，可以说成果一颗接一颗，捷报一个接一个，勇往直前，直上云天。仅国防科技和宇航技术方面就突破了历史上的“八个第一”，成功发射了8颗人造卫星等。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核武和航天大国。如此宏伟的成就都是在那十多年的时间取得的,其快速发展为全世界绝无仅有！仅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历程看，美国用了七年多，英国用了四年多，法国用了八年半，苏联用了五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所谓“发展缓慢”从何说起？

就连邓小平也称赞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然而“两弹一星”的成就是孤立出现的吗？如果没有整个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综合性迅猛发展，“两弹一星”上的成就能够取得吗？

其实，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科技发展成就远不只体现在航天、核试验方面，而是多领域的：

正是在那个年代里，根据李四光等地质科学家的发现，从开发大庆油田到胜利、大港、任丘、辽河、中原油田等，十几年时间，新建了大批新的石油基地，使中国石油工业大翻身，实现了基本自给，跃入世界“第八大产油大国”的行列。从而改写了“中国是贫油国家”的结论，

农业科技的发展，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提供了科技基础。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李振声从六十年代就分别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杂交小麦，七十年代其成果就运用于我国农业生产，使粮食产量提高了25％-30%，水稻亩产达到1300多斤（季），小麦亩产达到700多斤。为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做出了杰出贡献。有关科研机构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技术培育了几十种农作物新品种，不断使农作物良种换代更新，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抗病虫害起了很大作用。有些成果推广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很多国家。

正是在那个年代，中国在电子计算机研制，在半导体、自动控制、激光技术的研究，光电技术的研究，在人工合成胰岛素、核糖核酸方面的研究，在数学、生物科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在远洋科学调查、天文化观察和考古发现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到七十年代未,中国就由建国时的一个科技落后国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坚能力的科技大国。其中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正是在那个年代，我国完成了工业化技术改造的历史任务，基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机械制造、纺织、电子、化工、生物工程、航天业等各个领域里都创建了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同时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通讯建设，在交通车辆、舰船制造等相关科技方面都获得迅速发展，有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这一系列建设成就中有哪项不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实现的？不是充分发挥广大科学工和专家的作用实现的？例如在工业科技方面，独立研制成功了世界上最大的17.5万千瓦低水头发电机组，3000万吨露天采矿成套设备、200吨级电渣重熔炉、五十万伏输变电设备、30万吨合成氨和24万吨尿素成套设备等，大大提高了本行业的先进技术水平。

中国电子科学技术，到1979年已发展到100多个研究设计机构，有30多所电子专业的院校，建立了2000多个电子企业，职工队伍达到100万多人。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并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和研究装备。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

人们知道，新一代电子计算机的核心技术是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13年时间(1964—1977年)。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13年，但到七十年代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就缩短到5年。这就是说，差距决不是“被拉大了”，而是大大缩小了。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研制出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等。（参阅左克《辉煌的毛泽东时代— 中国电子计算机事业的回顾》，《人民网》2006年9月8日）当时中国硅半导体研发和硅元件的制造，也几乎达到了与美国、苏联同步的水平。

1973年我国制造出第一台台式电脑，技术上与世界先进水平差三年左右。1974年，清华大学等单位联合设计、研制成功采用集成电路的DJS-130小型计算机，运算速度达每秒100万次。

人们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亿次以上的“银河”巨型计算机是于1983年研制成功的，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先进行列。当时世界上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具备这种能力。其实这一重大科技计划早在五、六年前的七十年代就实施了，它的成功完全可以说得之于毛泽东时代的技术基础和能力。

进入八、九十年代，中国就逐渐成为一个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目前年产电脑占全球半数以上。在国内，各种类型、系列的计算机广泛地运用于生产、办公领域，电脑走进了千家万户。然而人们应当知道，作为电子计算机核心技术的攻关和研发却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完成的。到1979年，我国研制的机算机型号就达200多种，专业生产厂有十多家，生产计算机2300余台，主要应用于国防建设和一些尖端项目、仪表、精密仪器等方面。当时与八九十年代的主要差别，不过是由于条件限至尚未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科技成果不能大量投入广泛应用而己。

在周恩来首倡、陈毅和叶剑英元帅支持下，经毛泽东批准，1970年我国立项开始了研制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的计划。1978年完成飞机设计，1980年即首飞成功。

生物工程技术，到1980年全国已有2000多名研究人员分布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以基因工程为重点，在干扰素、胰岛素等方面的研究生产被公认为居世界领先地位。在抗菌素和氨基酸生产方面形成工业体系。到1980年已发展到产品100多种，其中抗菌素六、七十种，产量达到数千吨；氨基酸产量达五万吨。用氨基酸生产的企业有200多家。从七十年代以来造成的酶制剂工厂已有40多家，生产酶制剂20多种，在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科学研究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在医疗卫生科技方面，许多恶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如：鼠疫、霍乱、天花、性病、血吸虫病、疟疾、布氏杆菌病等。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骨折、断肢再植、治疗大面积烧伤等，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针刺麻醉为我国独创的一项成果，当时被许多国家学习运用。在肿瘤、动脉硬化、老年气管炎等方面的研究，在六十年代就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其中，被医药界称为首创中药现代化的典范— 复方蒿甲醚的试验成功，就是在六七十年代取得的 。复方蒿甲醚完全是中国研发的一种全新的化学结构药品，是全球首选的疟疾治疗的最佳用药，也是至今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的专利药品。该项目是1967年在毛主席关心下，由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有关科技部门合作研发的，当时被称为“523”项目。在统一部署下，数十个单位组成攻关协作组，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经过190多次实验，终于从上万种中草药提取物中筛选出青蒿的提取物— 青蒿素，经过反复临床试验，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一重大发现于1973年完成，被有人称为中国医药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性成就。

地震预报和防治：自从六十年代邢台大地震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对地震的科学研究和防治。大力加强各级的地震观测和预报机构，尤其是群众性群防群测工作。采取专业工与广大群众、科技手段与土法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地震预测和预报中的作用。在七十年代多次成功地预报了7级以上的大地震，极大地减少了地震灾害的损失。如：1975 年辽宁省海城－营口7.3级大地震，1976年四川省松潘－平武7.2级大地震，天津青龙县的地震等。被当时国际上公认为最成功地预报地震的国家。曾经给中国造成重大灾害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本来也有地震专业工和群防群测组织事先作出了预报，但由于当时在邓小平“整顿”中上台的地震部门的复旧派领导人不相信群众、不采纳正确意见，终于带来惨重后果。而在改革开放后，由于贯彻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受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指导思想影响，各级群防群测组织不存在了，在30多年中，地震研究和预测预报工作不但没有前进，而且倒退，再无什么预报，以至出现了在2008年四川汶川7.8级以上大地震中的重大灾难。

那个时代的工作条件之艰苦，是现在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而且是在一个没有高薪、高福利，没有奖金、补贴等物质刺激手段，主要靠发挥自觉积极性取得的。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科技工和广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自强不息、忠诚于国家和人民、敢为人先的骨气和意志。他们才真正是值得中国和世界人民所尊重、佩服的！谁能够说，那时由于共产党搞了政治运动,从而知识分子和科技工就精神不振、失去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就没有了人才，科学技术和各项事业都停滞不前？

大量事实说明,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走过的路程。中国无论在科技发展还是在经济发展上速度都超过西方国家,同它们的差距逐步缩小，其间从未有拉大过。然而在某些右派精英言论中,西方的发展是“突出猛进”、“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成了“发展缓慢”、“停滞不前”,试问这是何种思维逻辑？其意图又何在？

洋奴们所谓中国“被耽误了二十年”、“拉大了同西方国家的差距”的屁话和拙劣表演，该收场了吧！

三、宝贵的财富、无穷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时代不仅给我国留下了扎实的经济建设基础和辉煌的科技发展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雄厚的科技队伍，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管理经验和进步的科技思想。

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关键。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巨大成就是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队伍及其机构。到1979年，国家级的科研机构有110多个，全国科研院所有3000多所,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拥有的自然科学科技人员（不包括教学人员）达到370.4万人,比1952年（31万人）增加了十多倍。其中高、中级科技人员为100万人。他们分布在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研究、卫生技术等各个领域。这样庞大的门类齐全配套的科研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是唯一的，在全球范围来看，也只有美、苏所拥有。如果没有这样强大的科研队伍，中国在半个世纪中在科技发展（民用和军工）和经济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科枝事业发展与教育事业发展是紧密联系的。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了层次、门类、专业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1979年全国各类在校学生达二亿多人，对比1949年增长为8.1倍。其中高等学校在校生增长8.7倍、中等学校增长47.5倍、小学生6.0倍。由解放前90%的文盲状态，达到成人识字率81%。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2%，如此高的比例即使后来改革中也再无达到过。1998年的新的最高点才只有17.3%。到1980年，全国高等学校发展到675所，比1965年增加241所。在校学生（本科和专科）总计114.37万人，比1965年增加47万人。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有63.29万人，比1965万增加29.96万人。全国教师800万人。1978年全国普通中学有16.2万所，在校学生6500多万人，是解放前的43.7倍。1975年初中生毕业升学率达到60.4%，为历史最高点，以后再无达到过这一比例。有了教育文化的发展，才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配套的科学技术体系，成为拥有一定科学技术攻坚能力的国家。这一巨大成就，为提高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保证。

在毛泽东时代那样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科技事业为什么能够取得那样健康和迅速地发展？关键在于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最能促进科技发展的体制和方针政策。对此，一些老科技工们回顾起来，至今更有深刻的感受。仅从以下几点略加说明：

1、灵敏、高效的计划管理机制，无成本的技术合作（以下三题选编自《毛泽东时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奥秘》有关内容，《毛泽东旗帜网》2007年7月27日）

按照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当时一些重点项目和工程都由国家直接安排，(当然还有地方政府管理的项目)各科研机构和生产单位就只集中精力搞研究、搞生产，组织技术攻关。完全不需要分散精力自已去找市场、跑资金，更不存在去找路子、跑关系的问题。

例如，1966年3月，中央决定战略武器核潜艇研制重新开工。为推动核潜艇的研制，在舰艇研究院专设了核潜艇研究所，负责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同时，全国统一组织，各有关部门都无条件的全力协作，参加研制的有第一、二、三、四、五、七机部以及冶金部、石油部、建材部、科学院、海洋局等许多单位，先后动员人力超过10万人次。此外，还从大连、上海、武昌三大造船厂抽调近3000名职工，到辽宁葫芦岛建设核潜艇制造厂，经过两年努力，核潜艇造船厂建成。

据一位南京大学的老师举例说，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当时的项目立项，国家按照技术力量的优势所在，直接安排到南京大学，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在项目立项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电子部系统许多有“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形成“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更不存在挪作他用或被任何人贪占的问题。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无需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使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在今天，各单位、人与人之间完全被经济利益所阻隔，科技活动完全被市场规则和急功近利观念所支配，这就根本丧失了无私合作、技术创新的强大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模式，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

对比目前科研机构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领导人与技术人员主要关注的无不都是经费问题和人事问题。尽管改革以来的物质条件和资金都有十多倍地增加，但各部门却反而感觉钱总不够用，不得不以大量精力跑资金、拉赞助，以及找关系进升等职务、职称等，哪有多少真功夫用在研究和攻关上？就是搞点科研，也是东搬西抄，甚至弄虚作假，而在真正难题上很少有多少突破。

2、彻底破除“技术私有观念”

这种高效的管理机制和无成本的技术合作，完全是以毛泽东所培育的那种大公无私、对国家和集体高度负责的价值观念所支持的。在这种价值观念下，技术的价值只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技术私有观念”被彻底破除。正如一位老工程师所回顾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出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更无分文的索取。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做不到的。

在市场机制下，技术创新无不是与个人或集团的“利益”相联系，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在彻底破除“技术私有”观念的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这样就能够使新技术最迅速地发挥最广大的社会作用，这才是技术、生产力的真正大解放！

老工程师还举出一个小例子：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它要求制作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当时只能用机械方式实现。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完成，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更无需进行耗费时间的谈判以及花费任何交易费用。

3、贯彻群众路线，实行真正的技术民主。

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了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打破了少数专家权威控制文化和学术研究领域、压抑青年学者“小人物”的现象。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早在1956年，党中央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了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可以与老资格的科学家同场辩论，有时候争论技术问题到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这种充分的学术民主，不仅加快了技术的进步，而且也促进了技术梯队的培养和成长。

在六十年代，企业普遍贯彻“鞍钢宪法”的管理原则，严厉批判各种“管卡压”和学阀专制作风。“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就是建立领导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管理体制，让工人群众参加管理、专家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等。充分体现了人与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平等关系。这样就使人们之间的许多等级隔阂、技术交流和进步中的障碍被拆除，有利于调动团队的积极性，做到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地攻克技术难关。同时在各个环节上也能在最大程度上做到相互协作和无私支援，使得整个项目进程统一和平衡。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基本上没有失误和失败。这是因为，所有的问题和隐患都在技术民主中得到了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在一次接受记者专访时曾说：“两弹一星”研制时期的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气氛浓厚。在研究中大家都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和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因此都积极提出自己的想法。那时有了成绩、荣誉和奖励也是集体的。而今天的最大弊病是民主氛围大少，往往是领导、专家说了话之后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生怕别人知道。因为一有成绩、荣誉和奖励都是个人的。这样必然影响到集体参与的积极性。（《南方周末》2007年12月6日报道）

人们看到，在所谓“管理体制改革”中，许多科研项目被层层承包，划分成不同的个人责任，“专家负责制”取代了技术民主，那种群体性的参与、相互合作、集思广益局面再也见不到了。这就必然出现干的干、看的看，相互间不争论、也不合作的局面。大大影响了技术进步和创新。国家的资金没少投入，但真正有创新意义的科技成果却了了无几，而学术腐败和成果造假更成为一种风气！

4、以自主创新为主、引进为辅，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中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既是被国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逼出来的，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能力和决心的体现。建国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长期对我国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使我国失去向西方国家开放、学习和引进的条件。后来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中国搞核技术也多次阻挠，借口苏联的“核保护伞”能够保护中国的安全。不仅不提供核心技术资料，而且还撤走专家、撕毁协议。但是毛泽东不愿受制于人，不怕打压，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发核技术和其他高科技。

在中国搞核试验和其他高科技研发过程中，党内曾出现过一些争议。1961年有的领导人曾以当前经济困难，核试验花钱很多而且一时没有实际用处为由，主张将导弹核武器项目下马。但是毛泽东和多数领导成员不同意这种意见，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目前即使困难些，但也要占领高科技阵地，只有这样才能争得自己的国家地位，抢占发展机会。当时陈毅元帅在一次会上也性情豪爽地说：“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有了这个东西，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那一代人们常用“勒紧腰带”也要搞上去的说法，最朴实地体现了老一代创业者自强不息、大公无私、舍当前顾长远、着眼于国家民族大局的精神风格。实践越来越看出这种精神的宝贵和高尚。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物质短缺的时代，但在科技事业上的投入比重却并不低。仅从国家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六十年代平均是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七十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在七十年代以前是1.6%，进入七十年代后与美国接近）。2.32%这个指标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到1979年，我国累计向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0亿元，约占国家全部建设投资的6.3%。可见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然而人们看到，恰恰在后来经济条件好起来之后，一种短识的、狭隘的急功近利主张却提出来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造船不如买船”、“研发不如引进”以及崇洋媚外思维方式影响下，我国出现一个大量进口汽车、飞机、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彩电、冰箱等国外产品和生产线的现象。科技发展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模式，转变为只注重引进、急功近利，幻想单纯依靠金钱和市场就能引进和换取国外先进技术。因而很多科研和生产单位调整了原来的自主创新项目计划，有些就停止了研究开发。出现了像“运十”大飞机下马、第一代攻击性和战略核潜艇091/092的后续建造计划和改型计划被砍掉之类的现象。理由自然仍然是“这些东西目前用不上，研制、建造花钱太多”等。这就等于自废武功，重新跟着外国的脚后根走了。

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我国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迅速下降到0．7%以下。不足七十年代的三分之一。(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据统计，2003年全国县市级对科技经费的投入平均只占同级财政的1.1%，有些县市甚至为零。由于对科技研究事业的不够重视，因此也造成科技队伍严重流失，很多科技人员下海经商，有些流到国外。这就大大削弱了本国的自主研发和攻关能力，再也见不到六、七十年代那种愤发进取的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志气。

由于盲目引进和对本国的需要缺乏研究，引进的一些设备、生产线基本上都是国外己经过时或淘汰的,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而技术也大多是七十年代之前的技术。一度出现许多上千万元购买的机械设备变成一堆废铁，上亿元的生产线被闲置的现象，给国家造成极大浪费。

在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政策引导下，科技领域里“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越来越盛行。在科技人员中出现“一心一意搞创收、凑凑合合搞科研”的现象。在一些领域里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例如在农业科技方面，在1985年前，农业总产值增长中有35%是靠科技进步实现的，而在这之后，逐渐下滑到28%以下。（《曝望》周刊1994年第50期》。）一些农作物病虫害、家畜家禽传染病原来已经基本控制，但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又重新肆虐、蔓延；杂交水稻育种枝术早在七十年代就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提高产量25%一30%，但在八、九十年代长期间再无新突破。

到九十年代，愈加出现学术造假现象。在职称评聘、文凭授予、科技成果发表和评奖等方面，各种弄虚作假、欺骗、金钱交易行为多有发生。大量假职称、假文凭、假成果、“博士”、“大师”、“专家”等充斥于社会。近些年，不少学界人士不断发出“科学打假”、“抵制学术腐败”的呼吁。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指出：“由于科研活动远离经济与社会实际，以及立项和评估中的问题，出现大量科技泡沫，导致我国在国际科技总体实力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他还说：目前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有90%无实际价值。基本上是为获奖和晋升职称因而急功近利、抄抄转转、低层次重复，数量大增而质量下降。有的还抄袭他人或妄立新说。正如中科院院士陆大道说：“回顾中国科技界，我们除了一大堆垃圾论文，不会留下多少像样的大工程。”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又有拉大的趋势。如此严重局面在新中国历史上何曾出现过？这对科技发展来说究竟耽误了多少年？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科研经费投入和人员配备方面从绝对数量上说比改革前数十培增加，专家、科技人员的待迂以及研究、试验条件更是根本改善，远是过去所无法相比的；各种出国考察、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极为频繁，花费甚巨。但其中科研经费和项目资金被挪作他用和出境涉嫌“洗钱”的事情也多有披露。专项经费真正用在科研上的却少得令人不能置信。据某省审计部门对2003年十所高校立项的265个课题项目经费的审计，其中的招待费、管理费、劳务费、购买办公用品、车辆费、电话费等开支就占了60%以上，有的竟高达94.4% ！而用在科研上的却不足40% 。科研经费大量的被填进了“灰色收入”这个无底洞，为学术腐败买了单！。

然而，20多年来在科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和技术发明上的重大创新，究竟比六、七十年代更多了吗？人们看究竟有多少成就能够同当年诸如“两弹一星”、大规模集成电路、生物科学、李四光的中国石油地质理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论证等科研成就相比？在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环境条件下，攻关研发能力反而不如过去被有人称为“科学的冬天”时期。这种状况的出现岂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近年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站发起，评选了关于建国以来对国家建设影响最大的数十项科技成果，其中有四项被评选为当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它们是：杂交水稻、王选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青蒿素）。人们看到，这四项发明全部产生于毛泽东时代，而改革之后的却一项也没有！

回顾建国几十年来的许多重大科技成果、发明，都是在过去那种物质条件艰苦、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并自嘲为“臭老九”的年代取得的；像数学家陈景闰等那样的成就，如果是在今天这种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环境中，他还能研究出来吗！

当初有些人曾连篇累牍地批判“以政治为中心”、“政治挂帅”的口号，说它冲击了科技发展，冲击了业务；然而，如今在“以经济为中心”、“以技术为中心”、“业务挂帅”的新时期，各科研部门、科技干部和专业人员有多少不是在以主要精力用于抓钱、搞关系以及谋职升迁方面呢？真正集中精力搞研究、搞试验、深入实际调研、潜心技术创新的风气还有吗？对于科技事业发展来说，这种冲击和干扰难道比过去的“突出政治”还小吗！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时代的理伦结晶。它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毛泽东思想中,有一系列的观点和方法,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和观点；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路线和宗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积极开展国际间交流合作的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和拜金主义的原则；坚持人的因素第一、充分发挥人的积极能动性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力争上游、敢为人先以及“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等等。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是使中国科技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永远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灵魂、方向和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此外，还有任何其他思想和理论可以替代吗？

（本文采用了网络上几位网友的部分材料，特此表示感谢)

教育，改革还是倒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发展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其大体经过了建国前、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三个时期。回顾历史、观察现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于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方针、方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党的教育事业是由毛泽东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建的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事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探索中创建起来的。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教育事业是与历史上的一切教育根本不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的建立是对一切旧教育的一场革命。封建社会的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从根本上说都是为培养少数统治阶级的精神贵族和精英人才服务的，而把广大贫苦劳动人民排斥在受教育之外。在这种制度下，享受教育的权力只是上等人和有钱人；而劳动人民只有受奴役、受歧视的份儿。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而属于地主的文化又都是由农民创造的。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亲自感受过旧学校的腐败和弊端。早在1921年，毛泽东与一些进步青年发表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就尖锐地指出：“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之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授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残践人性。人的育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能回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独立的人格。……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迷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这里，对旧社会学校教育的认识是何等深刻和真实！——“金钱主义”、“文凭主义”、“商业交易行为”、“残践人性”,这只有从那种学校生活中过来的人们才可亲自体会到。

作为一名青年时代毕业于师范学校，又从事过教师工作，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的毛泽东，不仅深刻地体会到旧教育的弊端，而且更清楚地知道教育在改造社会、解放民众方面的重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治国”的思想无疑也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在毛泽东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之后，他是完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施这一远大抱负的。废除旧教育、创造新教育，使广大工农大众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力，这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一个伟大目标。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管在多么艰苦、严峻的斗争环境下，都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革命发展到哪里，学校就办到哪里。教育成为他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26年、1927年，毛泽东就先后在广州、武汉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先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一千多人参加学习，毛泽东亲自讲课，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并成立了中华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在毛泽东领导下，一个以广大工农群众、红军、青少年为主体的教育高潮迅速蓬勃地发展起来。那时不仅建立了“中国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大学”以及许多干部学校，而且还有“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苏区师范学校”、“步兵学校”、“医务学校”以及“列宁小学”和各种业余学校、农民夜校和识字班、随军训练班等。当时“苏区”成了一个革命大学校。

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宣布：“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翻印，1957年出版，第285—301页。）这标志着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教育的雏形在中国开始形成。

苏区的教育虽然由于当时革命的失败而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在后来的延安时期又得到继续和发展。从1935年底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在延安、陕北生活战斗了10多年，这期间也是党的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在延安及其周围这个不大的地方不仅建立了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而且还建立了“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讯艺术文学院”、“女子大学”、“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延安学习和工作。当时的延安被称为中国“革命圣地”，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而且也是与这里的进步思想教育及其辉煌成就分不开的。

1944年到延安考察采访的西方记者斯坦因，在其《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开头写到：“延安看来乡气、安静、朴素，与其说象中国共产主义的军政中心，毋宁说更象中世纪学院的校园。”每天当朝阳映红宝塔的时候，“在响亮的军号声中，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医院的干部、战士、学生、工作人员走出窑洞，在场地上出操，在延河边洗刷，然后进入一天的紧张学习、工作和训练。在河谷里、山坡上，羊、牛、马在吃草，农民在田地里工作，不时响起信天游的歌声。延河边穿着兰白衣服的医护工作人员、灰兰衣服的学生、战士，有的在洗衣服，有些在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救国的前途……”。斯坦因把当时延安比喻成“中世纪学院的校园”，当然是不确切的，但是他在这里所记述的景象，确实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校，处处洋溢着浓厚而高涨的学习、教育气氛。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也称：“这个大学大约是世界上唯一的”。当然，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新式的大学。

从江西到延安，在当时紧张而艰苦的斗争环境里，毛泽东亲自抓教育。在江西时他亲自担任过苏维埃大学校长，还提出了“十大教授法”。在延安时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经常到各学校讲课做报告。他还亲自为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学校题词、制定校训，为“文化课本”写序等。1941年毛泽东就被党内的同志称为“布尔什么维克教育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陈云等也都亲自参与各学校的教育工作，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他们都经常到各校给师生作报告、讲课，在中国教育发展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同样，在其他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共产党也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各类工农兵学校、夜校和儿童学校普遍建立起来，在乡村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新高潮。

毛泽东一贯主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过程，就是发动和教育群众的过程，所有党员、干部、战士、工农民众、青少年都应该不断学习和始终接受教育。教育与党的事业发展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说：全党工作是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84—185页。）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讲：农业合作社要办学校，工厂要办学校，机关、商业等各行各业都应办学校，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全国都是大学校。要实行全民教育。各级党委都要抓教育。他还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要不断改革旧教育和旧学制等。现在人们所讲的“建立学习型社会”，其实早就包含在毛泽东的教育观念中了。然而真正的“学习型社会”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中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只有在“一大二公”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创建的教育雏形，是与任何传统教育所不同的一种极其博大、进步的教育。这种教育思想对于打破那种由少数精英办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狭隘教育模式，使教育从殿堂里走出来，面向群众、面向社会实践，培养大批的劳动者，具有真正的革命意义。

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的大众化教育事业，受当时条件限制是很不正规、很不完善和成熟的，但它却体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教育观念的最本质的内容和总体方向，对推动中国民众的翻身解放，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它以其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指导意义。

二、建国后毛泽东对教育改革的宝贵探索

1949年以后，随着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党的教育事业更加迅速发展。

1950年毛泽东发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的伟大号召。（毛泽东1950年5月1日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城乡教育以广大工人、农民的扫除文盲为重点。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下，建国初，全国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小学、农民夜校和速成训练班等，每县都建立了中学。当时虽然学校条件很差，校舍大多简陋，教师水平不高，但却基本上实现了适龄儿童和全体青少年的普及教育，使大批祖祖辈辈从无进过学校门的贫下中农都上了学。这时学校完全是大众化的，非正规的，大家不分出身贵贱、男女、程度高低，都在一起学习。学校里不仅学识字、学文化，而且学唱歌、学跳舞、搞体育活动、参加劳动、排练文艺节目、搞宣传活动等，气氛热烈，精神高涨，大大活跃了整个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当时的学校成为农村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是广大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起了重大作用。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不仅使大批青壮年农民扫除了文盲，学会了算账、记账、写信、看书读报，而且掌握了一些普通科学知识，农业知识等，其中部分学生升入中学及其他一些高级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教育体系的建立大体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从解放前的大批公立和私立学校、学院接受过来的；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各类学校发展而来。随着全国解放，这些学校中有一些转移到城市，逐渐发展成各类军事院校、干校以及国民教育的院校；三是建国后根据教育和各项事业发展需要，各级政府新建了大批学校等。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一个结构完整、专业齐全的国民教育体系。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面貌。正如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映，又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反作用。

为了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经过长期探索，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制定了一条新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时，对各类学校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和部署。教育部门还分别制定了大、中、小学工作条例。各级学校贯彻毛泽东、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指导思想，在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中，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为社会主义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

各种教育方式逐渐增多。五十年代后期，有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办学方式。对这种新的办学方式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非常支持，多次指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勤工俭学，用较少的经费解决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受教育的问题，有利于教学与实际相结合，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1964年党中央召开专门会议，决议在办好各类全日制学校同时，要积极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同时推行、互相补充，以拓宽办学途径，加快对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决议积极发展高等业余、函授教育。毛泽东说：“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学校教育应采取什么样的办学模式，这是面临的新问题。当时各类学校大多仿效苏联的教育模式和方法。这种教育方式是以实现“正规化”、“专家治校”、追求“智育第一”为其重要特征的。受其影响，学校一度出现课程多、学生压力重，教师大量进行课堂灌输的倾向。很多学校恢复了“八股式”考试制度，把培养选拔“尖子生”作为重点。这种正规化的办学方式，使教师与学生都遵循一种固定划一的标准和范式，在“严格管理”的口号下使革命年代那种生气勃勃、师生一体、实事求是、学以至用的办学传统逐渐淡化，不同程度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埋头读书而不闻时事的风气。旧社会学校的某些特点开始显露。

对于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他不断发表批评意见，对教育改革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和指示。这里不烦摘录如下：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长，这样不行”。

“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那是不行的。”“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育方法、考试方法这方面要改。”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只要三分、四分就行了。

“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羊、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他多次举例说：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都不是读书很多的人。凡是当状元的大都没有多少真才实学。

教师在课堂上“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你们教学就是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要拿出时间“多让学生思考、研究，大胆、主动地去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的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拘束。”

教师“讲课讲不好，要允许学生打磕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听得无味，不如打磕睡可以休息脑筋。”

针对那种害人的考试做法，毛泽东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商量，可以抄别人的，甚至冒名顶替。你原来不会，看看别人的，抄一遍，会了，这不也好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要“减少门数，减少分量。为的是全面发展。”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知识分子、教师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去，密切联系实际，加强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在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要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招生时就要说清楚艰苦奋斗，不要（把学校）讲得太好。师生同甘共苦，共同办学，发挥创造精神”，“不要欺骗学生。招生，不要瞎吹，不讲困难，只讲好的。”

对于教育界照抄苏联的做法，毛泽东批评说：“你们管教育，教育部是苏联教育部，还是中国教育部？”等等。

以上大量意见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关注和重视。表达了他在教育改革问题上的一系列独道见解和崭新观念，是十分精辟和富有启迪性的。其中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思想，也是对旧教育方式的大胆挑战。这些论述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站在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立场上看问题以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自己的教育方式的科学态度，同一切旧教育方式和照抄照搬外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它对于指导我们搞好教育改革永远具有宝贵价值。

毛泽东对当时我国教育状况的批评，在我看来，只是针对某些极端的情况和不良趋势而发的；而就当时整个教育发展来说，成就还是巨大的。问题虽然出现，但当时尚未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从那时学校过来的人们都体会到，那时学校的校风还是正的，大的方向路子是对的，师生关系是健康融洽的，培养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给一代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忆。

但是毛泽东对当时的教育发展趋势看得十分严重。尤其是到六十年代中期，问题已被上升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毛泽东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总体上是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复了旧。正是这种估计，成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6年8月《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为了搞文化大革命，各类学校一度“停课闹革命”,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批判“师道尊严”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时中央通知：1966年大学、中专学校推迟半年招生。但由于后来情况变化，却停止招生了三年。运动初期各类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校学生们从“破四旧”、“大串连”、“步行长征”、拉山头、打派仗到实行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等等。这在千百年教育史上留下了最振憾的一幕。

对现有教育制度的批判、破除，无疑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方式。这种新的教育方式，根本的在于彻底断绝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升官发财、谋求名利地位、培养“人上人”的一种途径，而要实现其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的目标。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有用之才、国之栋梁，只能从实践中、群众中产生，而不是直接从学校中培养的。当时上海机床厂办学的经验很受毛泽东重视。他在1968年7月批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枝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拨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批示被称为著名的“七二一指示”。从中清楚体现了毛泽东对新的办学方式的一种设想。按照“七二一指示”的精神，党中央决议全国大学从1970年开始试行从中学毕业后参加了三年以上实践和工作的工农兵中推荐招生。学生学几年之后即回到当地进行分配。这就是被人们所称的“工农兵大学生”。

经过斗、批、改之后，学校教育发生了新的变化。考试制度基本上被取消。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教材和课程有了重大改革、内容大大减少,学制不同程度地缩短。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实行开门办学，每年都要安排师生以一定时间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学习，参加社会实践,劳动、参观、受教育、野营训练等。

 “文革”期间，全国的在校学生除高等学校有所减少（由67.4万减到56.5万）外，广大中小学上学人数都大幅度增加。据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1976年对比1965年,中等学校（包括普通中学和中专）在校学生由1431.8万人增至5905.5万人,是原来的4.12倍；小学生由11620.9万人增至15005.5万人,是原来的1.29倍,其绝对数还超过了改革后的1979年和1980年。文革期间全国不仅普及了初中，而且大大扩展了高中。1975年初中毕业升学率达到60.4%，为历史最高点，以后再无达到过这一比例。到改革前的1978年全国各类在校学生达到二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2%，如此高的就学比例即使后来改革中也再无达到过。—1998年的新的最高点才只有17.3%。由于学生人数的数倍增长，因而新建的学校和校舍也大量增加，看目前全国各地的中等学校，有半数以上是文革时期新建的。

回忆当时的教育，普通百姓突出的感受是学费极低,供子女上学的负担很小。当时小学生每年的学费只有二元，中学生四元；大中专学生在校的生活费每月只有八、九元，大部分学生还享受国家的助学金。大、中专学生在校有病医治（包括住院）也是由学校承担。因此那时从小学到大学没有上不起学的。在那物质短缺的时代，党和国家以一种十分公平的方式解决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子女全部上学的问题，初步建立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体系，使绝大多数青少年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这事即使在今天物质丰富的社会里都是一个难题，在当时条件下不能不说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教育改革三十年，要说成功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是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口号下实现的。然而这种“改革”与党的历史上的改革根本不同，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新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教育事业一律被视为“左”、“耽误了一代人”；而被当时批判和改革的东西，却成为一种新观念，又重新恢复和发扬起来。

然而，30年过去了，教育状况究竟怎样呢？“教育改革”带来了哪些实质性变化？人们知道，早在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就说过：“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然而在那之后的十多年来，这种“失误”究竟是扭转了、还是继续扩大了呢？对此人民群众应该有个清楚的认识了吧？

1、从大众教育到贵族、精英教育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这向来是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批判这种旧教育制度中，我党长期间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正确方针。然而在改革中这一方针被视为“过时”，几乎所有学校都在以追求升学率和培养尖子、精英、名人为目标。“学而优则仕”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学校领导、教师、家长以至整个社会无不都是公开鼓励学生将来要“当大官、挣大钱”、成名发财。“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你就去当农民、登三轮车”，这几乎是所有成年人教育孩子的一个普遍方法。在这里，劳动者被公认为一种人生的悲剧。30年改革，一批大富翁、新官僚、知识精英登上了社会显著地位，而工人、农民重新被置于社会最底层。在人们眼里，劳动者不仅不再光荣，反而成了一种无能和羞耻，而“当大官、挣大钱”成了人们公开争取的口号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更加自觉地充当着培养少数精神贵族的作用。看各地一些上档次的学校岂不都是公开以“贵族学校”、“精英学校”、“绅士学校”之类所标榜的吗？在目前教育殿堂里所设置的精英偶像中，有一个是优秀的工人、农民形象吗？

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一直在向媒体灌输：“当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在这个社会里，只有知识精英才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决定人类的命运；而工人、农民、劳动者已经变成一种“落后的生产力”，不再是价值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甚至是社会的一种沉重负担。“弱者”只有在竞争中“被狼吃掉”，社会才能加快发展！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只有贵族和精英，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阶层是社会的基础，是国家的主人，是最强大的生产力。尽管科学技术再发展，任何高明的“设计师”和领导者也不能直接替代物质生产过程，图纸和决策方案永远不能自然形成物质产品。如果没有农民种地，全体人民都得饿死；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工人，城乡一切建设和活动就得停止，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现代社会是高度知识化的社会，但仍需大量地依靠工人和农民。如果人人都去当官、当上等人，那么谁去当劳动者？既然学校教育都公然以培养精英、权贵为目标，那么谁去培养广大劳动者？

当初恢复高考和“学而优则仕”的制度，的确是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命运；但在它的背后却使更多的人失去机会，这自然是广大没钱、没权的工人农民的子弟。由于教育逐渐向贵族、富裕阶层倾斜，农村的很多学生只上到初中就退学了，连高中也不再上，更切莫说去考大学。据统计，改革30年来农村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下降了约一半。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各高校的农村大学生一般都占70%以上，而目前平均只有30%多。而在一些名牌大学里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20% 。国家教育部每年下达的招生指标都明显地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倾斜。以2008年为例，北京市有１２．６万名考生，北大、清华下达给的招生指标共１０２０人，即平均１２４名中有１人；而山东省有７７．７万名考生，北大清华的招生指标却只有１９０人，平均４０９０名考生中才有１人。两者之间竟相差３３倍！其他又如河南省等省份的招生指标还要更低。如此悬殊己不是一般的“教育不公平”所能说明，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歧视了。从目前全国的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看，城市与农村对比，高中生前者是后者的3.5倍，大专生是55.5倍，本科生是281.5倍，研究生是323倍。其差别之大令人振惊！当然在城市的大学生中真正出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同样是少数。— 30年来教育资源滚番增长，大学、名牌学校、重点学校高楼耸立，但这与普通百姓无缘，广大工人农民子弟越来越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或只能在普通、条件差的学校就读！例如某省的市一中就明确规定只招党政领导机关的子女，名之曰：“因资源有限，新校区主要解决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就读难的问题。”（2009年5月21日《华商报》。）

人们知道，宣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厌恶劳动、鄙视劳动者，这正是数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教育意识，难道说今天有人又重新发现了它的现代意义了吗？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曾经是老百姓对旧学校所培养的学生的一种讽刺，然而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决不是危言耸听。即使一些农村出去的大学生，原本是纯洁、朴实的好孩子，但在大学里受教育几年，毕业后就变成花天酒地、好逸恶劳的洋哥，前后判若两人。原来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传统美德荡然无存。他们不仅再瞧不上农村和农民，而且有些人连父母、兄弟姐妹的情义也忘记了。当初为了供养一人上大学，父母省吃俭用，倾尽家庭所有，有的去卖血，有的去借债；兄弟姐妹为此也有的退学，有的外出打工，甚至有的被迫为娼、卖身供学。但毕业后，有些大学生不仅无图报之思，而且有嫌弃之意，大学生遗弃父母、虐待父母、兄弟反目的事例在媒体上多有报道。在新中国历史上，各类学校都教育学生和知识青年以建设农村基层为荣，大批优秀学生毕业后回乡或下乡工作；与此显明对照的是，新时代的学生无不以离开农村为志向，毕业后不仅不愿意再回农村或艰苦地区工作，而且连本国也看不上，而是千方百计出国，以混入洋社会为荣幸。据教育部国际司透露，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39万，至2007年，其中回国31.97万，其余逾百万人员留在国外。有些人一去不返，与父母、家乡音信全无。有人说：现在的学校都是在培养劳动人民的背叛者。教育究竟在为哪些人服务，这岂不是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吗？

2、从全面发展到应试教育

知识界热烈欢呼和高度评价“文革”结束后高考招生制度的恢复，有人称其为是教育界“春天的到来”。孰不知这种制度正是千百年来科举制度的再版，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改革者们所一直批判、否定的东西。它丝毫算不上什么创新和改革。在经过最初几年的“新鲜”之后，很快就暴露了其旧教育复辟的本色。

“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这是六十年代人们对学校考试制度的一种讥笑，也是当时毛泽东所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为此“文革”中曾一度废除了考试制度。但在考试制度恢复之后，考试手段的运用不仅更加全面，而且其严酷性更是变本加厉。在新的制度下，考试成为选拔和录用人才的唯一途径。考试成绩不仅是各类学校招生、录取的唯一标准，而且也是分配、求职、改变人的地位和命运的决定因素。学生从入校门起，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漫漫求学路，整个都是在考试中拼搏的过程，人的青春大部分在考试竞争中度过。正如有人所说：人成了“考试的机器”。无论是教或是学，除了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率，其他都变得毫无意义。

考试制度使教师和学生只能迎合某种刻板、划一的答案，揣摩出题人的意图，而把人的最宝贵的创造性灵性和丰富个性给予扼杀。这正是科学和文化上的一条“专制主义”绳索。为了应服考试，学生不得不以大量时间死记硬背教条，各种“复习资料”、“考试辅导”之类装满了学生的书包和课桌，这就使学生无法接触社会。在很多学校里，不仅社会实践课没有了，而且连音乐、体育、美术等课也变得可有可无，学生大量时间被圈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灌输，关起门来读、背、写作业，然后接受考试。这成了学生们全部的学习、生活内容。

在学生的背后，又是家长、老师们的竞争。许多家长对孩子定下了严格的规矩：如果考不到100分或前几名，就不允许看电视、娱乐或出门与同学来往，甚至挨打或不让吃饭；有些学校规定学生们的考试成绩与教师的奖金挂勾；而老师对学生则规定如果成绩达不到分数线，就要被处罚，有的学生还因此遭到人格羞辱。这些来自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压力远远超过了考试本身。多年来，各地学生因不堪重压而患心理疾病、自杀、出走以及走向犯罪的现象逐渐增多，多少纯真的生命为这种教育制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媒体报道，河南省西峡县一高为把本校落后的考试成绩排名突上去，校方动员学生“冲刺”，向学生施加压力，将作息时间修改成早5点起床，不睡午觉，夜里11点半放学，一天学习18个小时，休息时间只剩5个小时左右。由此，导至学生不堪身体、心理压力，在短短三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学生暴毙课堂、停止呼吸晕倒送医院急救后失忆、突发癫疯以及跳楼致双腿骨折、脊柱粉碎等多起悲剧。这种现象在其他各地也并非罕见。它被记者称为“杀人的教育”！

另一方面，人们看到，同这种考试制度相伴随的是考试作弊现象的大量产生。考试越是被神秘化，就越是诱发人们去亵渎它。在五、六十年代，尽管当时条件差，考试方法简约：考卷一律是油印，考生两人一桌，考场大多一位老师监考，但是作弊的现象却很少发生。而在目前，考试制度越来越正规，监考方法越来越严密，防作弊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考场实行单人单桌，考卷有密封线，监考人员如大兵压境，但仍不能克服大量存在的作弊问题。每年高考，冒名替考、泄题、出卖考卷或答案、涂改个人资料等舞弊事件各地都有发生。考生夹带字条、答案，从衣服里、皮肤上到裙子底下等无不尽有。尤其是近些年，现代通讯工具也用于作弊之中，场内场外相互连通。近几年在各大学新生入校复查中，都会查出一些假大学生，有的竟查出数十人。相信因各种原因一些未被查出的还不少。— 参与考试作弊的不仅有学生、家长，而且有老师、考务人员，还有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造成这种局面的，难道不正是考试制度本身吗？

或曰：难道说学习科学知识不是重要的吗？知育不是第一位的吗？

世上大概没有任何人会比劳动群众更加知道缺少科学知识的危害，更体会到掌握科学知识的迫切性了。然而在一个以金钱、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科学、知识不过像是一个婢女，只有被玷污的份儿。知识精英们早已把学习看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知识不过只是实现其上爬的一种手段，完全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如有更便当的捷径，知识同样可以被抛弃。目前连小学生们都知道：“学习好不如有个好爸爸”；在大学里，则普遍流行“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看吧，在目前学校里，有多少学生还以爱因斯坦、居里夫人以及袁隆平、陈景润等这样的科学家和学术泰斗为崇拜偶像呢？更多的人所想往的已经是比尔·盖茨之类的大富豪了！在大学里，崇拜权贵、追求财富更是多数学子们的价值观念，只有傻子才相信什么“知识就是力量”，而在那里认真下功夫苦读苦钻！

智育、考试制度越是被极端化就越是走向其对立面，— 智育、学习成绩被亵渎，被假冒。教育的现实说明，只要有权、有钱，学习不好照样能够上大学和取得好职业；而寒门学生即使学习再好，也无缘出国留学或找到好职业，甚至考取了大学也有可能被人顶替。近期披露的湖南省邵东县农家女子罗彩霞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而顶替者所凭靠的就是有一位时任乡镇书记的爸爸。从伪造学习档案、户籍材料、身份证件等诸多关卡一路通行。清楚说明这种事情对于官员和有钱阶层来说办起来是多么轻而易举！人们曾指责过去评议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中的走后门现象，而现在大学招生录取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现象，比之严重多少倍！

在目前大学教育中，以各种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方法取得学习成绩和成果的现象越来越多。在教师中，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花钱发表文章和出版论著，以行贿方式获取职称等事件不断发生。近期关于浙江大学某副教授因论文造假而被开处的新闻在媒体上广为报道，其实这种恶劣风气在各大学哪里没有？受教师中的影响，学生中毕业论文和研究成果中的抄袭、代笔现象更是大量存在，学习成绩中造假的方式多种多样；各种“假文凭”、“假学历”，包括“假博士”大量充斥于社会，使人们对其真假难辨。据某地市的调查，在本地的四个高考状元中竟有三个是假！究竟是谁在使知识、科学，遭到这样前所未有的亵渎和践踏呢？这难道不正是目前的教育制度本身吗？

当初主流精英们公开宣传只有考试成绩好的才是人才、优秀者，否则就一定是愚蠢、无才。他们空喊“解放思想”，而实际上脑筋却牢固禁闭在书本知识中。实践说明，人们接受知识、技能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高素质的人才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仅有书本知识是十分片面的。过去毛泽东曾大量例举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并不是读书学问很多的；而中状元的人大多都是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撇开那些远的例子不说，就现代来看，美国总统卡特也只是木匠出身；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谁是大学毕业，陈云还只是上到小学。但他们却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栋梁之才！

“文革”时期全国大学一度停止招生，当时高中毕业生有的下乡，有的参军，后来他们参加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创业者，同样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奉献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绝大多数人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却在实践中学习了不少最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无论是从事生产第一线工作的，还是从事教学、科研、新闻、文学、国家机关工作的,大多都是本单位、本部门的业务骨干,谁能看出他们比后来大学毕业的在整体素质、水平上差吗？全国劳动模范、青岛港工人许振超只有初中程度，是“文革”时期“老三届”毕业的，但在技术上却创造出了世界同行业的一流效率。他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什么文凭，但并不等于我没有知识、不学习科学。在实践中，工作中同样可以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这清楚表达了当代工人阶级的知识观、教育观。

长期以来，有人把“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视为“被耽误的一代”，是“科学和知识的空白”。然而正是这一代人成为我国八、九十年代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在各项事业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其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各领域的专家，成功的企业家、艺术家、英模人物等。正是这一代人创造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各项事业发展的成就。事实完全揭穿了所谓“被耽误了一代”之类的谎言和偏见。

相反，恰是在今天“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年代，大学毕业生中出现找不到工作、大量被闲置的现象，更切莫说大、中专毕业生以及高中生的就业问题了。而这种现象是新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未有的，因此被人们称为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在普通中学里，学生退学、辍学的现象十分普遍。据媒体报道，河北省某初中辍学率竟近80％ 。又如重庆市2009年高三毕业生中的高考报名人数与当初高一入学人数相比减少2万人左右，其中有一万多毕业生因多种原因放弃了报名参加高考。据湖北省教育厅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该省2009年约有2.6万学生放弃高考。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新的"读书无用论"以及大量青少年学业荒废的现象，是否可以称得上“被耽误的一代”呢！

3、从义务教育到“教育产业化”

中国的改革是以引进商品制度、市场机制为其重要内容的，商品关系同样渗透于政治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在这里，利益驱动同样成为推动一切活动的最有效的机制，其中包括一切公益事业。看，真正的无偿为群众服务、“免费的晚餐”还有吗？

在“全面市场化”的潮流中教育并不落后。“教育产业化”政策在九十年代就被广泛、公开地实行起来。这样，办学就成为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和赚钱手段。教育资源的优劣，包括办学条件和教师水平，成为收费多少的筹码。在大学里，一名学生每年各类费用一度高达一万八千元。县市以上的重点中学、一类学校各类费用、生活费都算上，每年高达万元以上，普通乡镇中学也需数千元。你没有钱想上学是不可能的。改革已把许多“名校改民校”。有些公立学校以实行“承包”、“改制”、“校长责任制”等名义变成了个人或部分人的利益实体；同时各地还新建了不少以赚钱为目的私人学校。正如群众所讥讽的：“此校是我办，此学是我开，孩子没钱别进来”。

各类学校收费名目繁多、数额巨大、花样百出，使人难以想象。据有关方面调查，常见的收费项目除了学杂费、教材费之外，还有桌椅维修折旧费、水电费、住宿费、卧具费、辅导费、讲义费、资料费、电话费、保险费、补考费、重修费、选修课报名费、旁听费、班费、体检费、防疫费、看电影费、多媒体网络使用费、自行车保管费、校服费、报刊杂志书籍摊派费、学费滞纳金、毕业证费，还有借读费、择校费、建校赞助费、捐资费等。有的地方小学择校费高达二万元，初中五万元，北京市著名学校的择校费一度涨到每生七万元。大学里还有毕业论文指导费、就业指导费、毕业审定费、档案管理费、派遣费、信息费、专业改行费、易地费、改派费、就业协议费、违约费等。2003年某个省在对教育乱收费的检查中发现，学校收费项目竟多达33项。有些学校还把学生交“赞助”、“捐资”等费用的多少同学生的入学和考试成绩挂钩。学生成绩不达标还要交罚款或“管理费”，叫做“分数不够，拿钱来凑”。

很多学校为了多收费、多赚钱而千方百计扩招学生。大多数重点中、小学每个班的学生达到八、九十人。可想而知，这么多孩子挤在一起学习，怎能保证教学质量？怎能保证学生健康发展？

据报道，中国教育乱收费、十年间高达2000亿元。目前中国有十大暴利行业，教育就名列第二。老百姓称“学费猛于虎”。有很多贫穷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大批儿童辍学，有些不到年龄就外出打工。更有甚者，有的学生或家长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有的被迫为娼，有的走向偷盗等各类犯罪道路。

有人发出质疑：目前学校究竟是“办教育，还是吃教育？”其实对这个问题改革精英们己经说得很清楚：“教育要实行产业化”，“通过提高教育收费拉动经济增长”，“学校要自收自吃”，“人民教育人民办”。尽管李铁映副委员长也发出呼吁：“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是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然而，在“教育产业化”的模式里，你不让他赚钱可能吗？这正是教育界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改革所希望造成的结果。不赚钱、不吃老百姓，他们怎样暴富？在目前的体制下谁能把它制止得住？

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剥夺平民百姓受教育权力的过程。高价学费把大批平民百姓的孩子挡在学校门坎之外或只能在“劣等”学校里学习，这样就使富贵家庭的孩子更充分地享有教育资源。因此,大众教育就变成了少数富人和特权贵族的教育。

与大量贫困家庭孩子上不起学而形成显明对照的是教育界少数人的挥霍浪费和暴富。过去向来被看成“清水衙门”的教育管理部门如今也成了吃喝成风、受贿受礼盛行的一块肥地。据国家审计部门公告，某贫困县的教育局一年半的吃喝费用就高达600多万元。号称“北京最好的小学”，“亚洲一流小学”的中关村三小，仅收赞助费就达一亿多元，全部列入账外资金，以供校领导成员贪污挥霍、为本校教职工发福利。为此，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会计等一干人涉案被捕。据媒体透露：目前在一些名牌大学和“贵族”中学里，有些教师年收入已达十几万元。对此简直使人有些不能相信。然而，算算看吧：在一些名牌学校里，不仅教师日常讲课有课时补助，当班主任有补助，而且考试命题、监考、阅卷，改作业、指导论文、补课等都有钱。尤其是课外补课、讲课钱更多。有人一个双休日的补习班就能拿到二千元。如果被邀请校外讲课，一次就能拿到数千元。本来是份内的正常工作，现在却形成不加钱就无有人干的现象。此外，还有十分肥厚的年终福利、奖金以及教师节、春节、国庆节、中秋节的发钱发物、假期公费旅游等等。这样的高收入你不信能行吗？当然这还不包括大学教授的年薪和一些教师在科研项目和成果上的报酬。这要相当于多少工人农民的收入呢？目前人民群众的经济水平能够承担得起“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此高昂的价码吗？

当然，这样的高收入决不是教育界大多数人所能达到的，在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之间、在同校各种人员之间差别很大。尤其是广大贫困地区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很差，教师多年不长工资、不按时发工资，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还被长期拖欠的现象也多有存在。而恰是他们承担着改变乡村教育落后局面的艰巨任务，他们的生活条件与上面所述贵族学校完全是两重天地、两个等级。教育界的这种两极分化、分配不公问题正在把教育推向分裂的边缘！

4、校风不正，师德沦丧，教育腐败蔓延

教育的商品化、产业化如果仅仅被视为一种经济方式上的改变那是十分浅陋的。它的广泛实行必然导致教育性质的改变、师生关系的腐蚀以及整个教育的腐败。

学校向来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它不分贵贱、贫富、一律平等施教。这里闻不到铜臭和庸腐之气，被人视为圣洁的地方。它既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花园，又是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阵地，是全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支柱。

在学校里，教师不仅以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人，而且为全社会的精神道德建设树立良好的表率。教师育人，不仅是靠言语、说教，而且更靠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行为和风范影响感染学生，正如人们常说“身教胜于言教”。教师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言表如一，对学生的真挚关爱，从来都是教育、影响学生的最有效的方式。

然而，20多年的“改革”，人民心目中的这样的学校和老师还能再找到多少呢？

由于公益资源被少数人变成了赚钱、牟利手段，学生上学不仅要付高昂的学费，而且在校内管理中处处面对“钱”所设置的门坎。在“有偿服务”、“市场化管理”的口号下，教学变成了“因钱施教”，一切以拿钱多少而决定受教育的优劣。

在一些中、小学里，学生交钱多的可上“实验班”、“重点班”、“小班”，而钱少的只能上“普通班”或“大班”。前者有电脑、投影仪等良好的教学设施，由业务上优秀的老师上课，甚至吃饭也另起炉灶；而后者则享受不到这种特遇。

有些学校和教师，为了创收，把本属于课程内的一些教学内容拿到课外辅导或补习，学生交费的可以参加，不交费的就无法参加。

学校寻找“创收”、挣钱的门路，自然会在学生身上打主意，把学生当成推销商品的方便对象。经常向学生摊派、推销诸如书刊、本子、文具、食品、服装之类商品；教师还通过动员学生报名各种假期强化班，以及给学生办各种保险等手段，以谋取一定的抽成。据媒体报道，有的职业学校为了挣钱，竟想出“卖学生”的技俩，欺骗学生去作童工！更有甚者，在有的乡村还出现黑心教师强迫女学生去卖淫的事情！

在很多学校里，在学生择校、转学、毕业推荐等方面存在行贿、送礼风气。一些家长为使孩子受到良好对待，例如在分班、排座、考试甚至安排班干部方面得到老师的特别关照，往往也要给校领导和相关老师一些“好处”。尤其是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向老师送礼的现象更是常见。

在大学里，学生们因家庭贫富差距而形成的等级划分更为明显。一些富家子弟可以通过多交钱而享有在学习、生活、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他们在个人消费上出手阔绰，手机、电脑、数码相机等样样都有，穿用都是名牌，而且还可光顾豪华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在交友、人际关系上更处于优势。这一切都使贫困家庭的学生自惭形秽。贫困生们不仅享受不到优越的学习条件，而且连维持最低生活都很困难。有的学生每月生活费只有100多元，有的靠业余时间干勤杂工挣钱来维持自己的学习。据《新京报》曾报道过的一个事例：在某大学食堂里，记者见到一个女生偷偷地走到两名学生刚吃过饭后剩下的餐盒旁边，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看见没人注意，就迅速地拾起筷子夹了两口剩饭，然后提着书包匆匆离去……”。这里所反映的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几乎到了吃别人残羹剩饭的地步，看后莫不令人辛酸、沉痛！

对于贫困学生们来说，生活上的艰苦和窘迫也许是可以忍耐的，但是，鲜明的贫富差距在心理、精神上造成的压抑和羞耻却是更难以承受的。

在目前大学生群体中，人与人关系冷漠、妒忌和充满戒心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心理特征。据有关调查说明，在大学校园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字是“郁闷”。绝大多数人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或交往。有16.0%—25.4%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有的表现神经衰弱、焦虑不安、强迫症状，有的表现孤独、沉闷。很多学生有厌学情绪，对前途缺乏信心。据统计，全国在校青少年中有不同程度的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就达3000多万。据上海市教委的公布，该市2008年在校大学生中共发生自杀事件23起（其比例占各类安全事故之首），其中大多数是由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所致。看吧，过去青年学生常有的那种热情奔放、朝气蓬勃、胸怀天下的精神状态在今天还有吗？

近些年来，在校的大、中学生因不堪心理压抑而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每年自杀的人数超过26万人，自杀未遂的有200万之多，其中青少年自杀的比率占首位。同时，在校学生中杀人、偷窃、诈骗、强奸等犯罪以及非法同居现象也逐渐增多。此外，大学生中诚信道德缺失，贷款不还、受援助而不感恩等行为更是普遍存在。

究竟是谁使花季少年大量受到摧残？使尚未成材的绿树遭到腐蚀？难道这不正是旧教育的病态复发吗？过去毛泽东一再指出旧教育摧残人才，今天岂不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吗？

我们党向来认为：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学校的灵魂，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的生命线。然而这在目前多数学校里实际上已被抛弃。尤其是对教师的思想和道德教育更是很少有人认真去抓。因而教师中的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对一些重大政治思想是非认识混乱，这必然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产生决定性影响。

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和管理者主要心思用在寻找挣钱门路上。乱办班、滥发文凭、卖毕业证、卖出版书号以及出书挣钱、招生挣钱等现象越来越多。其实质都是为了一个“钱”字。有的大学还出现以发录取通知书的机会向学生索要钱的丑恶行为，一个录取通知书多的索要十万元，少的有二、三万元，这更加说明了大学内部的腐败达到了何种程度。

在教师素质中，师德的下降更是令人堪忧的大问题。例如，在很多学校里，教师惩罚学生的现象十分严重，处罚手段花样百出、越来越残忍。不仅有各种罚款、停学、扣分、打人行为，而且还有令学生下跪、罚站、扇耳光、在手或脸上刻字等残暴和羞辱行为。尤其是教师强奸、猥亵女生的事情大量发生。据媒体报道，某校一个教师强奸、猥亵学生达20多名。还有的全班女生无一幸免。在强奸学生的人中竟还有校长和被命名为“优秀教师”的。甘肃省一法院审理的某乡村小学校长猥亵、强奸女生竟达70多名。有很多学校对教师强奸学生的事情极力隐瞒和包庇，不让揭露和查办，这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有些群众愤怒地说：“这是什么灵魂工程师，简直是禽兽不如！”

人们对当年“文革”时期学生打老师、批斗老师的行为曾给予遣责，然而当你面对目前有些教师这样残无人性地虐待和摧残学生的行为时，又将如何理解当年的红卫兵行为！

教师职业向来是神圣、高尚的，教师以对学生的无私奉献而令世人敬仰；然而现在教师行为却变成一种赤裸裸的索取，而学生却在为不断满足教师的私欲而被迫作出牺牲和奉献，难道这就是一种“观念更新”吗？在这种情况下，当老师们在台上大讲“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带头发扬良好道德风尚”时，台下学生们将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在他们心目中除了留下谎言和虚伪，此外还能再有什么呢？

教育，正是自己在对自身进行亵渎吧！那种令人留恋的纯洁而真挚的师生关系还能看到吗？老师，你还能再让学生们感恩和尊敬起来吗？

当然，上述问题并不是学校教师的全部，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真正的好教师仍是大量存在的。然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学校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块不能割舍的肥地，校园里已完全被金钱、物欲、唯利是图观念所污染，在这种局面下，正气又岂能压倒邪气，良好的师德和校风又怎能被广泛地发扬起来？

谈20多年的教育发展，有些人总是以名牌和重点学校的楼堂气派、设施豪华、学生济济等为例。然而却无视目前大批普通中小学、专科学校门庭冷落、招不起生来、办学萎缩，很多基层教师连工资也发不出的现象。教育的发展，根本的体现于学校内在素质的提高，内部关系的优化以及为社会前进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才，而决不只是体现在盖大楼、配电脑等设施、设备上的豪华和优越。正确的教育方针、优良的校风和先进的教育方式这些“软”的因素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现在教育的问题，难道主要是在经费和“硬件”建设方面吗？显然不是。更多的是“灵魂”、方向上出了的问题。

对目前的教育状况，不仅广大群众怨声载道，就是教育界本身也多有非议。可以说，它已处于进退维谷之中。面对这种局面，改革精英们还有什么新招吗？

其实，原因很清楚，这就是：用以支持这种“改革”的理念完全是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垃圾中捡来的，是一种历史的陈渣。诸如“贵族教育”、“商品化教育”、“智育第一”、“应试教育”、“师道尊严”之类，这些早已是被历史所淘汰的腐朽东西，老百姓已经为之吃尽了苦头，尽管有些人再把它捡起来重新包装、推销，但其毒害作用岂能改变呢？

那些自命为把握了“世界最新潮流”、“具有最新观念”的“改革”精英们，事实证明，他们不过是一群崇洋媚外、仰西方资产阶级鼻息、最善于用谎言欺骗人民、千方百计挖空老百姓的骗子。人民教育事业被他们搞成这个样子，这是一次多么严重的教训！人民还将允许他们再继续试验下去吗？

四、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

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中国教育如何拨乱反正、走出迷路？沉痛的教训再次告诉人们：必须坚持毛泽东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强大魅力、其时代的进步性何在？这就是突出“人”的地位，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在毛泽东思想中，人民群众不仅被赋予历史创造者的地位，而且被视为教育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坚决反对那种把教育变成为少数人谋利和当官上爬手段的剥削阶级观念。这种教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有的。在人民群众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那些处于社会最低层、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劳苦大众的作用，并把改变他们的命运、实现他们翻身解放作为革命的首先任务和教育的主要目标。这样使他的人民观与一般人民观不同，上升到一种更高层次，是最现实的、革命的人民观。

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就鲜明地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毛泽东向来坚持人的决定作用，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本身的健康和全面发展是最重要的，反对把学习和考试变成对学生的精神压力、一种异已的力量。对那种课程多、死读书、以八股考试摧残青少年的教育方式毛泽东给予强烈批评，积极主张采取启发性教学，对学生放开手脚，使之独立思考、主动学习。毛泽东特别重视人格力量和良好校风在教育中的作用，强调“身教胜于言教”、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一贯主张建立官兵一致、师生一致、人人平等、互教互学的相互关系，建立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等，以进步的人际关系环境感染人、教育人。这一切都体现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种鲜明的人性化和以人为本的特征。这使它在现代生活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是任何教育观念所无可代替的。

在进入新世纪、新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调整和创新。科学发展观，是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观念，它的实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即“以人为中心”，这同那种急功近利、实用主义、单纯追求经济目标的片面发展观形成鲜明对照。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继承和发展，它与毛泽东思想具有根本一致性。

“以人为本”就是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和社会主人地位，把实现人的全面需要和发展作为根本。以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为主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且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的最本质要求就是实现人民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如果离开了这一根本点，改革发展就失去了方向。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它也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指明了唯一方向。教育在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居于十分重要地位。如无正确的教育观，就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教育界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做为教育的对象和主体，改变一切向钱看、为少数人谋私的状况；才能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和实现素质教育的方针，克服“智育第一”和应试教育的弊端；才能提高学校本身的素质，克服教育腐败和不正之风。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面对当前实际，在教育发展上有以下几个重大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好的：

1、教育要面向大众，坚持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的目标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为谁服务，这始终是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的体现。社会主义教育任何时候都应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培养有社会主义信念、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方向。在新时期，既然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劳动者在现代社会更有了新的涵义。

要批判“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等剥削阶级教育观念，取消各类“贵族学校”、“精英学校”、“重点学校”之类的特殊教育，取消学校内部对学生教育的等级差别，诸如“实验班”与“普通班”、“尖子班”与“差班”、“小班”与“大班”之类。要实行真正的全民义务教育，保证全部适龄儿童上学，普及高中教育，保障公民的子女不分家庭贫富、贵贱，同样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2、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制止“教育产业化”和牟利行为

人民群众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也是教育的主人。要把学校的办学权重新交给政府，坚持教育的社会公益性。不允许把公立学校以“承包”、“改制”、“出卖”等名义转让给私人经营管理，反对由少数人办学或把教育资源既得利益化。

教育经费要坚持由政府财政拨付的方针。有条件的可接受社会各方面的资助和捐助。但要坚决纠正向学生乱收费、高收费行为。学生上学期间，除了书费、生活费之外，应取消其他一切收费项目，基本上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各类学校都应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方针。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决不只是克服物质条件不足所采取的方针，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永远坚持的优良传统和校风，是培养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一个必要途径和方法。尤其是在现代生活中，更有其特殊意义。胡锦涛关于要牢记“两个务必”的论述，其中之一就是艰苦奋斗。对此，各类学校应带头贯彻实行起来。只有在广大青少年中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防止他们富贵思淫欲，克服骄娇之气，使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为此，要克服那种不切实际的盲目追求高标准、“上档次”的建校方针。各类学校都不应搞豪华设施和高消费服务，不在校舍建设上相互攀比。要重点加强农村和困难地区的学校建设，尽快改善它们的办学条件。

各类学校都应清楚地认识到“管理也是教育”，而且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教育的道理，采取科学、进步的管理方式。要废止所谓“市场化管理”、“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的口号，不允许学校和在职教师、职工以各种名堂搞“创收”或向学生推销商品，不允许向住校学生收取公寓费和住宿费。学生食堂要以成本计算价格，不允许有赢利成份。中、小学要严格按照学生住居地划分招生范围，不允许垮区招生和择校上学。要克服在学生上学方面的特权化和“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3、实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要批判“智育第一”和单凭考试成绩衡量学生优劣的错误方针。要逐步改革大学招生录取制度，克服单以考分划线录取的作法，要使那些综合素质较高、在学习和实际表现多方面都好的学生优先得到录取，鼓励学生德、智、体、能全面发展。

各类、各级学校都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建立科学的教材体系，实事求是地设置课程。要减少中、小学生的负担；大学应增加社会实践的课程。各类学校都应加强道德和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四项基本原则”的理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要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和美育教育等，切实使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其具有广泛爱好和兴趣，开发青少年的多方面智能。各类学校都要实行开门办学，注重联系实际，组织学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克服关起门来搞教学以及“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尤其是对大、中学生，要着重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懂得国情，具有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作奉献的志向。

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树立良好的校风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应首先加强教师的思想道德教育，否则只能是空话。

要充分认识人格力量在教育中的重大作用。教师的身体力行、学校的管理方式等对学生是最实际、深刻的教育。学校与社会不同，应充分体现出人的高境界、管理的高层次，着力打造进步的人际关系环境，要克服那种讲起来一套、做起来另一套以及唯利是图的恶劣风气。

人民教师务必要由热爱本职工作、具有合格的教学业务能力而又有奉献精神、师德良好的人担任。为人师者，必须淡泊名利、严格自律，对于一些有严重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不能担任教师。目前师范院校和大学以上毕业的学生很多，选拔其中优秀学生充实教师队伍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年轻教师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人民大众学习，使“教育者首先受教育”的许多论述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各级学校领导都应定期组织教师深入社会、深入群众生活，以增加实践知识，使教学紧密贴近群众、贴近本国实际。克服那种“言必称国外”的新教条主义倾向。

教师要文明执教，用科学方法教育学生。要真心关爱学生、平等对待学生，同学生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克服“师道尊严”旧观念。坚决制止任何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不允许利用学生谋私利，不允许受礼、收红包等。

教师工资、福利、奖金都应全部由政府财政拨款保证。同时要从大局出发，统筹协调，缩小全国教师队伍工资福利的差距。要提高农村和困难地区教师的工资水平，把目前城市与农村、重点与普通学校教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公平对待坚决给予取消。要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到艰苦地区任教，为改变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教育的落后面貌作出应有贡献。

胡锦涛说：中国“不照搬别国政治体制的模式”。同样，中国也不能照搬别国的教育的模式。那种所谓“同世界接轨”和“溶入世界体系”的主张不过是一种骗局，中国人民决不可再次上当。中国完全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和理念——这就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此，我们要高度地珍视，努力实践和探索，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作出贡献。

知 识 分 子 之 路

一、千百年来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知识分子是指比普通人具有较多的知识或较高的技能，并从事某种脑力劳动职业的人。他们以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被视为社会的人才和精英，高居于普通人之上，被人们所尊崇。

其实，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就是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动物，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出现专门的知识分子这种特殊群体。因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水平很低，人人必须参加诸如采集、狩猎之类的体力劳动，才能维持其食物来源，没有任何人可以靠只动脑不动手而获取食物、被他人所养活。那时有知识、有才干的英雄、能人也是有的，但是他们都不能脱离生产劳动而存在，因而没有形成专门的知识分子群体。只是到了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发展以及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出现，才逐渐出现了一批脱离物质生产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即靠剩余产品而生活着的人，这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产生也就意味着普通群众从此成为完全的体力劳动者，成为少数脑力劳动者生活用品的供养者。

可见，自从知识分子从普通劳动群众中脱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两大阵营的等级差别也就开始了。当然，这种等级差别并非是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合理的。它曾经体现着社会的一种进步，对推动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有过巨大意义。

这种进步当然是同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在几千年的历史舞台上出露头脚、充当着主要角色的总有各类知识分子。其主要方面有：

——知识分子对人类的经验、知识和文化成果的收集整理、总结概括、加工创造和传播等起着主要作用。他们谱写着人类的文字历史，不断丰富和创造着人类的精神财富。几千年来记载人类历史、文化和智慧的各类典籍、文献、著述，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这无不都是各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

——知识分子在人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中起着主力军作用，极大地推动着人类科技事业和经济生产的进步发展。例如，像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恩斯坦等这样的伟大科学家，他们对人类的认识、实践及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各个时期社会管理的主要职责。他们中一些人对社会的改革、治理起了出谋划策的作用。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周公旦、管仲、商鞅、萧何、王安石、海瑞等，其主张和政见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知识分子是社会革命的先行者和推动者。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是最敏感、最有觉悟、最富有批判精神的群体，每当社会矛盾激化、停滞不前时，这总是首先反映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他们往往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成为揭露和批判时弊、宣传革命、倡导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他们对制造革命舆论、发动群众，领导组织斗争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第109页。）还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页。）例如，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都充分发挥了革命先行者和主力军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必须看到，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只是对一部分优秀知识分子来说的。但实际上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的政治群体。从其社会作用和阶级归属来看更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在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也就是说各个阶级和利益集团都有其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单属于同一个阶级的情况是从来未有过的。例如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就既有代表基层劳动群众（“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派别，又有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以及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等。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既有为封建贵族阶级服务、顽固维护其统治的知识分子，又有同情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为他们呼喊、争取平等正义，主张“均贫富”、“等贵贱”的一些知识分子。在近代则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各种派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还有帝国主义、汉奸、买办之类的知识分子。总之，由于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个人出身、经历、社会关系的不同，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同的政治和阶级的依附性，即是说他们成为各阶级的一部分。当然其社会作用也就根本不同。正如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1页。）“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哪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第109页。）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还应该看到，知识分子只是说明他是具有某种知识或技能并有其特殊职业和地位的人，这里决不等于对其全面素质的评价。当人们把过多的光环和荣誉给予知识分子时，这其中不免包含有很多虚假和误导的成分。诸如：

——知识分子在道德上更贤良、高尚吗？

不。自视清高、不断追求名利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特点。随着知识、能力、地位的提高而变得更加贪心、自私，欲望更难满足，这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变化的一种普遍的规律。在旧教育制度下，因学历升高，知识增多而德行下降，更加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这是很多读书人常有的现象。不听群众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吗？有些人学问高了、地位变了，不仅再无朴实敦厚、舍已助人、见义勇为的优良品格，而且更加损人利已、不择手段、虚假造作。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人无行”等说法。民间故事中的一些见利忘义、忘恩负义、背主求荣的陈世美、莫稽之类人物多出于知识分子。诚然，社会上杀人越货、男盗女娼之类的行为在各个阶层都会有，但与众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却能够在满口仁义道德的掩盖下冠冕堂皇地去干这类事情。知识、科学、技术本是造福于人类的，但也可以成为某些知识骗子的杀人利器。现代社会的“科技杀人”、“知识犯罪”使历史上的一切杀人越货行为相形见绌，对人类的危害也更大。事实清楚说明，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关键还应把知识分子的灵魂净化好，世界观的改造是第一位的。

——知识分子更聪明，更具有智慧、能力吗？

知识与智慧、能力并不是相同的概念。毛泽东曾论述过：人们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有些知识分子仅有书本知识，但不与实际相结合，他们的知识是片面的。对于这种知识分子来说，由于脱离实际、疏远大众生活，必然失去丰富的群众智慧来源和鲜活的生命力，导致想问题、办事情上的教条、僵化和迂腐。中国自古就有把知识分子称为“腐儒”、“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正如毛泽东说：“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曾用“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肤中空”的词句讥讽那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他多次例举：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都不是读书多的人；古代当状元的大都是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而有时没有多少学问的“大老粗”倒能干出一番事业。因此说，“老粗出人物”、“老粗中也有人才”，“卑贱者更聪明，高贵者更愚蠢”等。同那些对知识分子盲目吹捧的言词比起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可能更使人清醒些。

人的能力最根本的体现在善于解决问题和创造，即实践和科学创新的能力。其实具有这种能力和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向来是少数。尤其是在知识越来越商品化、金钱化的社会里，知识完全变成了一种谋利需要，学历只是一种求职的工具；很多知识分子向往的是离底层民众及其实践和生活越远越好，他们的满意工作不过是在前人基础上抄抄转转，甚至剽窃他人的成果，招摇撞骗。这就使很多知识职业人更象是一种“知识贩子”、“文化掮客”。谁能相信他们比普通劳动者更加具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吗？

——知识分子更具有责任心吗？

否。知识分子是社会上名利、虚荣意识极强的一个群体。别看他们嘴头上能把“天下”、“人民”、“国家”之类的大道理谈得慷慨激昂，但在危难关头却最容易动摇、逃脱。同工农群众比起来，他们是最吃不得苦、经不住挫折的。是最不愿为公共利益自我牺牲和承担责任，而又最善于评头论足、坐而论道的一群人。历史上，每当国家命运临危，人民生活涂炭，斗争形势严酷之际，一些人往往会随风转舵、临阵逃脱，出现背信弃义、投降变节、趋利保身的行为，诸如秦桧、汪精卫之类的汉奸佞臣，都大多出自知识分子。

在历史上国民党政府曾培养了大批留学欧美的洋博士，在政府各系统、各部门从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高官和精英可谓人才济济。然而当国民政府临危之机，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挺身承命、出献良策，为挽救时局起到一些作用的呢？非但如此，而且很多人还投机钻营，大捞国难财，更加促使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垮台。对此，当时在华工作的美国新闻人士白修德曾写道：“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与他们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是缘木求鱼。”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政府也正是毁在这群脱离人民群众、饱受西方文化熏陶、腐败无能的知识精英之手。

知识分子的弱点和劣根性不胜枚举。然而在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把持话语权的历史上，他们却享有各种美称：“君子”、“圣贤”、“老爷”、“大人”、“先生”；而作为衣食父母的劳动人民在他们笔下却是“草民”、“愚氓”、“刁民”、“小民”。他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劳动人民的产品，然而给予劳动人民的却是各种蔑视和贬损。

知识分子由其职业和心理特点所决定，大多数具有不同程度的拼命上爬、攀附权贵、为统治阶级服务并从中求得一份残羹剩汤的强烈意识；但在任何时期又总有少数有正义感、有公心、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同情社会下层民众的命运，并同他们站在一起而斗争。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往往首先在两派知识分子之间表现出来。反映在理论观念上，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世间究竟是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历史究竟是统治者、精英创造的还是广大普通群众创造的？究竟是“文人尊贵”还是＂劳工神圣″？谁是社会的真正主人？围绕这一根本问题的争论，千年贯一，莫衷一是。两种对立的观念，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把人们分成两大阵营。

二、毛泽东指出了一条光明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它也是一些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一直起着发动、组织、领导的重大作用。

上世纪30年代，在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和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革命，一方面为根据地增加了人才，壮大了革命队伍，推动了革命事业发展；但同时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明显暴露出来。

这些新的成分与原来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不同，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是由于不满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为单纯寻找个人出路而投奔革命的，但他们并不能适应革命队伍中的艰苦生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其生活方式和习惯与工农兵格格不入，因而有些人产生悲观、动摇情绪。

有些人自恃有知识、才高饱学而瞧不起工农干部，在生活、工作上表现特殊化。他们不懂得搞好革命团结的重要性，更不懂得知识分子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

有些知识分子严重脱离实际，讲话写文“言必称希腊”，对西方的书本照抄照搬，只善于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而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尤其对工农大众的生活实际则一窍不通，不闻不问。

有些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极盛，在作品中顽强地表现自我，对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偏爱和同情，而对工农群众则缺乏了解、缺乏感情，甚至公开地鄙弃。有些人组织上虽然参加革命或入党、但在思想上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王国。

这些情况说明：如何正确处理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大力加强他们自身的建设，这是当时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必须迫切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必须制定出来。

围绕这一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39年至1942年间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如《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这些文献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其基本内容是：

1、共产党必须高度认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在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一部分，他们对传播革命思想，号召民众，起着先锋队和桥梁作用。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待知识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党和军队中部分人存在的不懂得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心理，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8—620页。）《决定》要求，对于愿意抗日、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当分配适当的工作。不仅可以吸收他们加入革命军队，而且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等。在中共历史上这样明确规定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这还是第一次。

2、对于知识分子应作阶级分析，正确看待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也是阶级政策。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里，从来就没有一个属于同一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论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们中间除了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外，大部分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不同，在革命斗争中往往表现出两面性特点：“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1—642页。）这样深刻、精辟地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政治属性及其在革命中的表现的分析，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啊！

3、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如何克服知识分子的弱点，解决其同工农群众之间的矛盾呢？这就是必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知识分子虽然是革命的重要方面，但它还不是主力军，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能是工农大众。同时，知识分子的动摇性、空虚性等特点只有依靠工农大众才能克服。光靠知识分子，“秀才造反”，历史上从来未有成功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中反复论述；“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560页。）在这里，毛泽东把是否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作为判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

4、根本的是解决立场、世界观问题

知识分子是否真正地深入实际，真正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决不在于口头上或形式上，而根本的在于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毛泽东多次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还说：“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7页。）毛泽东曾以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为例：在未有与工农群众结合之前，曾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后来参加革命并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觉得世上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知识分子干净。这就叫做感情上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大量论述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列为重要的学习内容之一。通过整风运动，这一重要思想被全党接收、在全党完全确立，使党内外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引下，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投奔到解放区来，大批知识青年走向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深入群众、深入社会实际，自觉地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改造自己，因而从中产生了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力量，成为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在文化、科学战线，大批文艺和科学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深入社会生活，大搞社会调查，加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创作了大批优秀成果，不仅产生了大批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且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文学、戏剧、音乐作品，而且产生了大批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革命问题的社会科学著作，从中产生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人才倍出、科学和文化事业兴旺发展、成果辉煌的时期。

1949年2月，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茅盾、翦伯赞、吴晗等人的信中，满腔热情地说：“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历史充分证明，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这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条最积极、最进步的路线，是培养造就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唯一光明大道。它对千百年来在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作了一个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果说在那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度过了其友好、合作的时期，那么在革命胜利后却遇到了真正的考验。

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在夺取政权后，并未抛弃各方面的同盟军而独揽国家大权，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更是尊重有加、奉为座上客。在筹划建国时，毛泽东亲笔书就给民主人士和知识界名人的信函，诚邀他们共商建国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中，凡是当时国内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和骨干，其中包括一些在国民党濒临垮台之际见大势已去而转向共产党的人，无不在新的国家机构中被安排了要职。上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府各部门的部长、局长、国家工作人员，全国政协、人大的领导成员、委员；下至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政协、人大的机构组成等，其中知识分子和民族人士都占有相当多的席位。在当时的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报纸新闻界等，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过去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知识分子，凡是留在大陆没有罪行的，基本上都给安排了工作。新中国初期各项事业发展很快，城乡凡是“文化人”都用上了，在岗的知识分子队伍达到五百多万。

那是真正的团结胜利局面。可谓是“工农群众打天下，请来知识精英进政权”。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立国为公，不谋私利的精神，体现了广大工农阶级的博大胸怀。

例如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产生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中，非中共人士就有13人，占总数47人的25.5％；在国务院各部、委中，非中共正职为13人，占总数35个正职的37.2％。这些非中共人士主要就是民主党派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占的职数远远超过这个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中共党员仅占27％。

大量非中共知识代表在新的国家机构中被委以要职决非只是一种陪衬，他们都是充分受到信任和尊重的。例如时任国家粮食部部长的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就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和表扬。以至他本人也由衷地表示：“我是有职有权的”。（摘自《博览群书》2007年第12期，章立凡）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党中央于1956年1月隆重召开大型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技术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广大知识分子要从中积极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后,中央又相继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主要精神仍是要求全党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从政治、工作、生活等方面关心知识分子,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按照中央的要求,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在工资、住房、医疗、办公、学习、生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大幅度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迂。

以上情况说明,在建国之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不谓不重视、不谓不关心,然而，这种尊重、信任是否完全赢得了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报效呢？

对新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可谓是外有强敌、内有困忧，形势百废待兴。按说各界人士理应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发挥其所长,潜心创业、勤奋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然而，有些知识分子却并非如此。当时知识分子队伍80％以上是解放前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他们中一些人仍习惯于旧社会那种“上等人”的生活方式和地位，而对解放后工农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却不能适应。他们之中多数人对工业、农业、群众生活实际原本就是一窍不通，而对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改革更是看不顺眼，说三道四、牢骚满腹。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城乡建立公有制之后，有些人思想上更加感到失望。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是有些格格不入。”（1957年5月《事情正在起变化》。）还说：知识分子口头上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在思想上是不服的”。（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的谈话。）情况发展越来越说明，当时一部分知识精英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真心诚意的，共产党与其同盟军政治大联合的格局并不稳固，一场新的矛盾斗争正在酝酿中。

从建国初“胡风事件”到1957年一部分民主党派借整风之际发难，清楚说明一些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不满愈增。在整风中，一些人以提意见的方式开始向共产党挑战。

例如，有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一党专政”、“外行领导内行”，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有人提出民主党派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要建立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政治设计院”，成立以否定“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为目的的“平反委员会”；有些人提出：共产党的领导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要开“党禁”、“报禁”等。这种倾向即使在后来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也是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何况在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下。它引起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反对是必然的。

其结果众所周知，他们的挑战刚出笼就遭到强烈地反击。全国有50多万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这场斗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结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扩大化”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这场斗争在当时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出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必然有一场利益分争。其实质问题是：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利益结构和政治形式，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等，是一场根本性的政治斗争。正如邓小平后来在1980年所讲：“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的确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经过“反右斗争”，国内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一度出现了政治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局面。

然而，如果说在“反右斗争”之前共产党的矛盾关系主要表现于同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矛盾，那么在此之后，国内就再无任何政治势力足以同共产党形成矛盾。而问题却逐渐向共产党内部转移，具有更深刻、更复杂的性质。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同知识分子问题联系着。

在“反右斗争”以后，异见基本消除，而在运动中大批表现积极的知识分子先后被吸收到党内，有些进入各级领导阶层。从此形成知识分子与党内权利阶层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格局。

六十年代初，贯彻党的调整方针，经济、生活逐渐出现好转的局面。这时在上层建筑领域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对这一新的问题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说得清楚。在这些领域的各部门处于领导、控制地位的是党内知识分子，他们的一个主导方向是实现“正规化”和“专业化”。

其实当时的“正规化”和“专业化”并没有什么新内容，主要就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恢复历史上的一些传统做法。实行“一长制”和 “教授治校”、“专家治院”，明确管理制度等。一些部门出现了“业务挂帅”、“技术第一″。重大问题由少数学术权威和领导者说了算，对群众则采取“管、卡、压”。这种做法虽然也带来了各项事业的一定发展，但是过去那种干群一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和生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却逐渐丢失。一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脱离工农群众、追求特权和养尊处优的倾向。知识阶层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矛盾开始滋生，权力和知识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突出起来。

对于上层建筑领域这种“复旧”和“走回头路”的倾向，毛泽东看得极其敏锐。他在1963年至1965年间对一些领域的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意见。例如：

1965年6月，从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汇报工作中毛泽东得知：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时，毛泽东发怒了。他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对此，毛泽东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城市医院应该只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剩余的都到农村去。”

学校教育：“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教育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

文艺界：“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有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4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批评文化教育领域：“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把当时存在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基本的估计是在一些领域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纂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加紧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已经上台。鉴于这种严重教训，促使毛泽东决定要在国内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如196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所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人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样，在“文革”一开始，一些“学术权威”，“文化名人”和“党内走资派”就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过火的打击、不应有的伤害。

但是必须看到，在“文革”运动中被批判和伤害的毕竟只是少数人，而广大群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却是积极参加者，甚至各阶层都被充分发动起来，他们不能不受到当时理论和思想的深刻教育和锻炼。在“反修防修”的浓重的政治气氛下，党的关于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实践中加强世界观改造的方针得到大力贯彻。毛泽东提倡的一些改革措施得到推行，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作了一系列新探索。例如：

学校教育：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精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各类学校的学制普遍缩短，教学内容有了较大改革，社会实践课程大大增加,严格的考试制度被取消。在十年期间，城市普及高中，农村普及初中，中、小学在校学生大幅度增长。大学的考试录取制度被废止，实行从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知识青年中招生的办法，毕业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知识分子一手控制教育领导权的局面一度被打破，各类学校普遍实行工人阶级（城市）或贫下中农（农村）参与管理。

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国家大力支持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医疗骨干力量和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面向农村，切实为农民的健康、治病服务。在各公社都建了医院，各大队建了卫生所，全国农村培养了160万赤脚医生，使农民看病难问题初步解决。

文艺领域：打破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舞台的现象，重新树立了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和高大形象，进行了以革命现代戏为中心的戏剧改革的探索。在各种艺术创作、历史研究中确立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

废除了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和一切特权，实行与企业工人差别不大的工资制度。建立了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定期到基层参加劳动的制度，一律与工农群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在实践中识别和选拔人才。积极探索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的途径，其中有大批工农兵出身的干部被吸收进各级领导机构，直到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副总理等。

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就探索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新途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工作。1955年，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毛泽东又指出：“城市青年，或者学生，要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响应党的号召，踊跃上山下乡。”在党的号召下，五、六十年代曾经出现了像徐建春、侯隽、董加耕、邢燕子那样大批知识青年回乡的模范，成为一代青年的学习榜样。正是广大知识青年的这种行动，为农村、边疆的建设发展和文化知识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革”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接受农民群众的再教育，在实践中进行锻炼，为农村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改革、探索，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实施情况并非都是成功的，有些带有一定程度“左”的成份。然而其方向十分明确，就是要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知识精英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等级差别，废止一切领域里的专家路线和特权，确保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的主人公地位，使上层建筑领域切实被无产阶级所占领，真正为人民服务，防止发生“和平演变”。历史经验证明，毛泽东这一探索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不无根本意义。

改革以来，一种对党的建国以来的历史持盲目否定的观点十分流行。在这种观点看来，从“反右斗争”到“文革”运动贯穿了一条对知识分子“迫害”的路线，因此使中国经济、科技等各项事业发展被“耽误了20年”，“拉大了同西方国家的差距”。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事实是，无论是“反右”或是“文革”，遭到迫害和打击的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人。在反右运动中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这同当时整个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队伍相比，（全国约有700万人）不足8%；据有人提供的数字，文革中受批判、停职和立案审查的约有120万人，就算这其中都是知识分子，但与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人数相比，也不足5% 。这8%或5%与其他广大未被触及的人数相比，究竟谁能代表知识分子？这是连白痴也能懂得的问题。即使说他们全部被整错了，那么也得不出“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的结论！否则，岂不是无视90%以上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吗？如果按照右派的逻辑，那么在“国企改革”中有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被砸碎饭碗，这个数占到整个国企工人阶级人数60% 以上，岂不是更有理由认为是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吗？

诚然，在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中不乏业务骨干，甚至专家、名人，造成了对人才的伤害，但是他们与９０％以上未受迫害和打击的知识分子相比其作用不能说是决定性。如果说由于百分之几的人“挨过整” ，整个国家２０多年的事业就停滞、不发展，这完全是一种扯淡。那岂不是公然否定９０％以上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吗？

事实上，在当时政治运动中尽管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经济生产和科技工作是不重视的，并且它同样是作为“反帝、反修”的硬任务必须完成的；广大干部群众高涨的革命激情也同样是在劳动奉献中表现出来的。例如在“文革”中，中央就特别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一系列方针，尤其是对于那些关系国家经济、科技、国防建设的重要领域，毛泽东和党中央向来是紧抓不放的。为此，还对一些科技工采取特别保护的措施。早在1957年，中央就发出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斗争的指示》，特别规定：“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了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在“文革”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遭批判、冲击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以社会科学、文教、意识形态部门的为多，而经济、科技、国防部门就很少。例如我国一些中外有名的专家骨干：华罗庚、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袁隆平等等，可以说这样的优秀人才众多，他们在“文革”中受批判、受冲击了吗？不仅没有，而且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尊重、支持。难道他们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正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当时发扬“革命加拚命”、“只争朝夕”的精神，不慕名利、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创造了各个领域里的奇迹，推动了国家经济、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纵观新中国半个多世纪在科技发展、工农业建设上的伟大成就，其关键性步骤、基础性工程都是在那个年代完成的。正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并成为能够发射运载火箭、地球卫星、回收卫星的大国，使中国在核科技、国防工业、航天事业等领域迅速跨进世界先进行列；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李振声等研究杂交水稻、小麦等取得成动，使农作物产量亩产提高25％以上，为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做出了杰出贡献；正是在那个年代，中国在电子计算机研制、激光技术的研究、光电技术的研究，在人工合成胰岛素、核糖核酸方面的研究，在数学、生物科学、遗传学领域的研究，在远洋科学调查、天文化观察和考古发现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改造的任务，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水泥、机械制造、电子、纺织、生物工程、化工工业等各个领域里都创建了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同时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通讯建设等方面都发展迅速，为国家经济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一系列建设成就，有哪项不是在知识分子参与下实现的？没有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是可能的吗？那种所谓被“耽误了20年”、“进一步拉大了同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的论调，难道仅仅是用对历史的无知能够解释的吗？

这一系列建设成就，完全是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加强世界观改造的年代里取得的。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奖金、没有物资刺激、没有任何高薪制，被有人称为“知识分子的严冬”的年代取得的。而正是在那个年代，我国的一切科技和建设成就都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没有国外合作和援助的条件下，完全由本国科学工、建设者研究、创造的，最充分地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忠诚于国家和人民、敢为人先的骨气和精神。他们才真正是值得中国和世界人民所尊重、佩服的知识分子。

谁能够说，那时由于有少数知识精英、文人一度受过批判和伤害，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就精神不振、失去了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中国就没有了人才，各项事业都停滞不前？

四、在“知识分子的春天”里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场改革在人事制度上首先是以抬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开始的。八十年代初，在一场以“知识化”、“专业化”为核心内容的领导班子更新中，“学历”被看成决定一切的标准。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知识分子基本上全部被提拔任用（“文革”中的造反骨干除外），大量进入各级党政、企事业部门的领导班子。而以“大老粗”为称号的工农干部则被淘汰出局。从此中国的权力阶层基本上被知识分子所占据，他们牢牢地控制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权。

那真是知识分子时来运转的时期！早在建国以后有些人就梦寐以求而又屡遭批判的“教授治校”、“专家领导”、“技术挂帅”、“精英治国”之类的主张完全变成了现实。接下来，关于技术职称评聘的制度、奖金制度、岗位（课时）补贴制度、专业和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学位制度、年薪制度、出国考察交流制度等相继恢复实行，一切好处纷至沓来，无不都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而工人阶级却与任何改革的成果无缘。

在解放思想、观念更新中，党的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进行世界观改造的方针政策遭到全部否定；过去被批判的路线和观点被全部翻案。新的观念是：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新时代，只有知识和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工人农民是落后生产力的体现，随着信息、知识社会的到来，他们将逐渐被淘汰。

于是历史又回到它争论的原点：社会发展是脑力劳动决定和推动的；工人农民不过是历史的陪衬、是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

面对知识分子的崛起，工人农民不能不心存敬畏：再不能不把知识分子当成主人。向来具有宽厚胸怀而又勤劳善良的老百姓以积极的眼光理解、接受这种变化，他们满腔热情地支持改革，期盼着知识精英们领导他们走向现代化新生活。

然而20多年过去了，知识精英们究竟是如何对待广大工人农民的？他们究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他们的表现越来越使人们得见端倪。

国有企业向来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工人阶级的唯一铁饭碗。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口号下，从承包、出租到资产重组、转型改制、出售、股份制改造等，各种名堂用尽，国有资源一拨一拨地流失，大多数国有企业被搞垮。工人阶级不仅与任何改革的成果无缘，而且原有的地位、福利待遇以及工作机会被一步一步地剥夺，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人们看到，为这种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设计的正是一群知识精英。什么“产权清晰理论”、“竞争淘汰理论”、“减员增效理论”、“与世界接轨”、 “财富向精英倾斜”，以及“私有化”、“市场化”等等。各种洋教条、新观念莫不是从西方资本家那里抄来。

适应改革的需要，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应运而生。诸如：励以宁、张维迎、茅于轼、吴敬琏、刘吉、萧灼基、樊纲等等，一个个出露头脚、名噪一时。其文章、谈话充斥于各种媒体，牢牢地控制了改革的话语权。面对广大老百姓的疾苦和深刻的社会矛盾，他们究竟提出了什么高见和主张？仅以媒体上引起过巨大反响的名言为例，就可见其一般：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 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中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劳动合同法》。”“许多企业之所以关门，并不是因为什么金融风暴来了，而是由于一个《劳动合同法》使他们的直接成本大大提高，……《劳动合同法》搞的是终身制，……。”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等等。

以上观点和主张如此鲜明、直言不讳，从中清楚地看出精英们究竟是“代表”谁、为谁谋取利益。招招式式莫不是坑害贫困老百姓的！如此出谋划策，老百姓焉有不遭殃、受难的道理！在这“知识分子的春天”，工农群众却真正感觉了严寒。这再次证明，毛泽东当初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论断是多么千真万确！

主流经济学家不仅是改革派官员们的高参和座上客，而且很多人还受聘于各大利益集团，直接在国内外的一些大公司、经济组织兼职或参股，成为私营资本的代言人，并从中领取巨额报酬。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损害不仅熟视无睹，而且还大颜不惭地教育工人阶级：你们是旧体制的产物，要为改革做出必要的牺牲！

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懂得中国农村，他们的眼光只向着一部分富裕阶层。他们提出的一个个改革方案无不是以“城市为中心”，这样就把大量矛盾推给农村。片面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到九十年代后期就酿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初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那么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加上物价上涨，医疗费、上学费等各项负担和开支加重，使很多农民又重新返贫。

与广大工人农民形成鲜明的对照，一部分知识精英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成员。他们不仅享有政府规定的高工资、高福利待遇，而且各种挣钱的门路和“创收”的点子更加多多。许多行政、事业部门，一边端着公家的金饭碗，一边搞着自己的“产业化经营”，一切好处占尽，大肆利用公共资源赚私钱。

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机关事业部门的工与企业的职工，他们本来都是地位平等的劳动者，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然而，通过改革，两者完全变成了不同的等级和阶层，不仅在薪金、补贴、福利待迂、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别，而且即使退休，也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机关事业部门的人员与企业退休人员，同样情况的在退休金和社会保障等各项待迂上相差数倍之多！

教育领域向来是知识分子控制的主阵地。人民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丰富教育资源如今成为少数人赚钱的工具。在各类学校里收费名堂之多、数额之高已使大量家庭无法供孩子上学。对此老百姓发出“学费猛于虎”的呼声。与此同时教育界的领导者们、名校教师，他们的个人收入却扶摇直上，各种名目的补贴、奖金、福利不可计数，每年总收入达到八、九万之多。相当于普通农民收入的数十倍！

同样，医院的高昂医疗费、药费，看病收红包等问题使半数以上的普通百姓再也看不起病。在司法领域，律师费、诉讼费等收费之高使大量平民百姓打不起官司。

最走红的还算是演艺圈的歌星、名演们，很多人靠一、两首歌红遍天下，一场演出收入就高达十几万以上。有些名人、精英为了赚钱，竟不惜充当起一些黑心厂家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广告宣传形象，使广大群众深受其害。

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是以洁身自好、处身清廉而为人们所赞誉。然而，在新的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却日渐变成一个腐败的群体。从我国反腐的案件看，当前的腐败、犯罪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向高学历、高智商发展。越是一些“知识型”、“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不仅在政治上最善于作秀，而且在贪污、贿赂、性犯罪等方面也更有奇招，所占比重更多，远远是过去的“大老粗”干部所望尘莫及的。在教育、文化、学术领域，一些文人比较集中、过去被称为“清水衙门”的部门，目前也成了一个腐败的高发区。在招生、录取方面的舞弊行为多有发生；在职称、学历、文凭、成果发表、评奖等方面各种弄虚作假、欺骗、金钱交易的行为越来越多，大量假职称、假学历、假文凭、假成果充斥于社会。在一些科研领域和大学里，学术造假行为以及科研经费被挪用或用来搞腐败的事情，己经成为业内人士们极其忧虑的问题。在文艺界，艺术和演技完全成为聚敛金钱的手段，一些人生活方式奢华，两性关系混乱，“潜规则”人皆尽知。向来是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而著称的白衣使者，目前也被大量医院高收费、收红包、吃回扣之类的行为把自己的形象玷污。在中小学里，有些“禽兽教师”、校长奸污、猥亵女生的犯罪行为经常被媒体披露，其数量之多，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在如此大量的事实面前，所谓“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已变成一个具有最大讽刺意味的词汇了。

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和价值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在“重视科技发展”的响亮口号下，国家在科枝经费投入和人员配备方面比改革前都有十数倍增加，科技人员的科研、试验条件和生活条件更是过去所无法相比，各种出国考察、培训、学术交流等更是频繁，花费甚巨。然而，20多年来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突破和重大技术发明上的创新究竟比六、七十年代更多了吗？目前国内的“大师”到处有，然而其中有多少人能够同当年像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竺可桢、袁隆平、陈景润等人的成就相比？各领域究竟有多少成果能够同当年诸如新石油地质理论、“两弹一星”、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新型电子计算机，以及地震科学和预报等科技上的重大创新相比？在文艺创作和改革方面有哪部作品能超过当年“样板戏”那样的水平？更不说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是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了。又如，近年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站发起，评选了关于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数十项科技成果，其中有四项被评选为当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它们是：杂交水稻、王选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人们看到，这四项发明全部产生于毛泽东时代，而改革之后的却一项也没有！

在全社会所谓“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科技成就反而不如过去被有人称为“臭老九”的时期。国家的大量钱财投入、人民的期望都到哪里去了？知识分子的心思和精力主要用在了何处？这岂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数学家陈景润在七十年代就在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数论问题的研究上摘取了世界的桂冠。假设他在目前的环境下还能够取得那样的研究成果吗？

这就是知识精英当家作主的时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知识分子最充分地显露着自己的本性，他们在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变着法儿来显示自己对于普通劳动群众的特权和优越。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贱踏别人，也贱踏自己，从而把自己的一切美好形象和称誉完全改变。在今天，谁还能相信他们那虚伪的光环？谁还能相信他们那漂亮的言词？知识分子，还能让人们再把你尊重起来吗？

自命为把握了世界最新潮流、具有最新观念的一些知识精英，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们不过是一群崇洋媚外、仰西方资产阶级鼻息、攀附权贵、最善于用谎言欺骗人民、千方百计挖空老百姓的骗子。一些知识精英所主张的“改革”原来是向着广大工人农民的倒算。他们抬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必须牺牲工农大众。在他们那里，“改革”每推进一步，都是一步一步地挖取社会主义的基础，损害工人农民的权益，直到把工农群众中的大部分人变成弱势群体。这是多么明朗的利益争夺！人民还允许他们再继续下去吗？

这一切岂不正是毛泽东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尖锐指出过的问题吗？岂不正是毛泽东所极力警戒过的那种现象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多么值得深思的问题啊！毛泽东的深谋远虑错了吗？知识精英们在以自己的行为和实践作出了最真实的回答。

五、敢问路在何方

1、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方针错了吗

自由化人士一贯批判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方针。他们攻击这一方针“违背人性”，“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人们知道，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即是说是在后天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如果没有社会对人的影响、塑造或改造，那么人还能称其为人吗？还有今天的进步吗？“改造”原本就不是什么坏事情，而是人性进步、升华的不可缺少的途径。毛泽东曾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需要改造，只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改造意义而已。

在“知识分子的春天里”，知识分子改造的方针被抛弃了。的确，一部分知识精英过上了最舒心、最恣意、最幸运的日子。然而，他们让广大老百姓舒心、幸运了吗？这才是最具实质性的问题。

知识精英们难道不是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观念全面改造着中国社会吗？

是谁与新兴的资本家沆瀣一气，不断对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进行＂私有制改造″，从而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贫困群体失去生活保障，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是谁大肆贩卖“人性自私”、“人皆为己”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把一个具有浓厚的文明道德传统和集体主义精神风尚的国家改造成为一个诚信丢失、道德沦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欺诈坑骗行为泛滥的社会？

是谁片面宣传“市场万能”、“金钱决定一切”的观念，把一个公平、互助、团结、质朴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完全商品化、金钱化的社会，甚至连人的地位、人格、名誉、灵魂、肉体等都可以做金钱交易？

是谁把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部分地改造成贵族、富人的学校，公开以“读书当官”、“学而优则仕”、“成名发财”的目标培养青少年学生。是真正的重视智育吗？目前上名牌学校、读博、出国留学、求职的究竟有多大因素是由学生的学习成绩决定而不是由其金钱、家庭地位决定的？

是谁把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改造成单纯寻欢作乐的场所，把许多以表现工农群众为主的优秀现代作品赶下舞台，使大量帝王戏、美女戏以及以暴力、凶杀、色情、男欢女爱为主题的作品重新占领阵地，使人们精神灵魂遭到极大毒害？

是谁大肆宣传“性解放”、“性自由”观念，使中国大地淫风弥漫，卖淫嫖娼、黄毒赌遍布全国，上千万个年轻姐妹沦为小姐、妓女，艾滋病、吸毒现象不断蔓延？

这些变化难道不都是在知识精英们鼓吹和倡导的“社会改造工程”中出现的吗？难道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最野蛮、最落后的改造吗？不是对人民的造孽吗？

回顾20多年来自由化精英们的主张和策划，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究竟干了哪些进步、仁善、和谐，有助于厚德载物、怡养人性、高扬民族精神的事情？实在是找不到吧！

事实清楚说明：毛泽东时代关于对人和社会的改造是按照社会主义的目标，以破私立公、实现平等互助为主要内容，以挖掘人性的最进步、最积极、最美好的方面；而知识精英所进行的改造，则是为满足少数人富裕、享乐的需要，挖掘人性中最自私、贪心，最落后、消极的东西，瓦解社会最健康、最进步的机制；毛泽东时代的改造使大批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凝聚成一体，把他们真正培养成大批人民群众所拥护的领导干部和专家队伍；而知识精英们的改造，则是把人们引向倒退和堕落，把知识分子培养成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上等人”，而把工人农民改造成附首听命的奴仆。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的鲜明啊！

长期以来，人们对“反右”、“文革”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遭到的伤害给予高度同情；然而在少数右派那里，他们对那段历史始终有发泄不尽的怨恨。在他们写的一些回忆录和“伤痕文学”里，更是无限夸张，把当时的岁月写得腥风血雨、凄凄惨惨，完全是一种寒冬黑夜。如今那个时代早已过去，我们看看在这个“知识分子的春天”里，在20多年“精英治国”里，他们使中国的一些老百姓又遭到什么命运呢？

君不见有多少善良的百姓在社会不公和腐败下被逼得家破人亡、含冤而死？有多少人在一些腐败分子、恶势力手下被杀、被害？有多少民工、甚至童工在黑心老板企业里从事着超强度、无人身保险的劳动，在矿难、火灾、爆炸、泄毒等事故中被夺去生命？有多少农民因环境污染、吃了假劣食品等造成终生残疾或死亡？有多少妇女、儿童被拐卖，有多少贫穷女孩被逼为娼，不得不从事出卖肉体的职业？有多少人被染上毒瘾、艾滋病？据有关方面统计，如今中国每年仅自杀人数就达28.7万（不包括大量自杀未遂人数），还有约1600多万人患有精神病。其受害人数之多，比“文革”时期高出无数倍。这其中每个家庭都有其说不尽的苦难。

在上述这些冤屈和灾难中，对平民百姓来说岂不都是一种“迫害”吗？又是谁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在今天，关于广大弱势群体的辛酸、痛苦，几乎每日媒体都有见闻，而知识文人们的悲天悯地、同情心又到哪里去了？“伤痕文学”怎么哑口失言了？

如果说，过去受迫害的只是少数文化名人、学术权威、当权者，而在精英“改革”中受迫害的却是广大弱势群体、老百姓；如果说前者所遭到的迫害只是在搞“运动”中的非常时期，而后者遭到的迫害却是在一个被称为和平盛世、民主法制的社会里。这两种受迫害在其性质、严重程度上是相同的吗？

有些当年的城市知青，不理解＂上山下乡″的意义。在他们的笔下，总是一些“插队”生活多么苦、多么累、浪费宝贵青春的描写，似乎是受了多大的委屈。然而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说是“下乡当农民”，然而在劳动、生活上却处处受到特殊照顾。——国家有下乡安置费、有生活补助、还报销回城探家的路费，连平时做饭都由农民来承担。这样的特殊照顾哪个农民能享受得到吗？看看当时那些大量生长在农村的男女青年们吧，他们为农村奉献了自己一生，祖祖辈辈当农民，难道他们就天生应该如此？难道不更应该感到委屈、更值得同情吗？

当然，在城市的人看来，农村生活总是苦。这只能说明城市一直优于农村。在七十年代，大部分农民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玉米粥，就的是瓜菜、萝卜，平时很少吃上白馍和鱼、肉。然而农民对此已有不少满足感。知青们未必知道，这种生活已经是解放前中国的富农水平了。你想长年吃白馍和鱼、肉吗？即是解放前的地主家庭也达不到。就目前来说，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才2600多元，这其中除去少数富裕户所占的大量份额，对于半数以上的农民来说，人均年收入不会超过2000元，即每月160元以下。可想而知，在目前物价水平下，这样的生活水平能比七十年代末期还好多少呢？而且要知道，如今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对比起来还有什么理由责怪当时农村生活痛苦，还有什么冤屈可讲？

人们越来越看清，正是由于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使一代知识青年得到一次了解群众、实践锻炼的机会；正是那一代人在八、九十年代成为各行各业改革创业的骨干，成为当代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骨干力量，并从中产生了大批优秀人才、领导干部、精英。相对于目前连毕业的大、中专生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来说，当年的知青并没有失去什么，他们的青春毫无什么浪费，而且过得很有意义！

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要求是严格的、高标准的。当时流行的观念就是“教育者首先受教育”、“灵魂工程师首先要净化灵魂”。对于知识分子中的个人主义名利观、养尊处优思想和自由主义表现等经常给予不留情面的批评。在当时，确有少数专家、学者受到过批评，大批知识分子曾下放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在基层和艰苦地区从事过工作。但是，正是在那种条件下，使他们增强了社会责任，保持了正确的方向，获得了扎实的实践积垫，从而创造了大量成果。尤其是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保持了良好的形象。看看当时的一些医生、演员、作家、教师、科技工等知识分子队伍，都是受老百姓尊重的。至少是绝没有任何被群众唾骂为“唯利是图”、“赚黑心钱”、“腐败失职”，甚至是“丧尽良心”、“禽兽不如”等现象的吧！然而，看看在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尊严在老百姓心目中究竟还剩下多少？他们还比得上过去的“臭老九”吗！就以知识界堪称“形象大使”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名星、名医、名师等为例，他们虽然家资达上百万，富得令人瞠目咋舌，然而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他们究竟有什么荣耀和尊严吗？多少“大师”、“专家”、“名人”被老百姓所唾骂？甚至当众被掌掴、被揭穿的事例都发生不少了吧！

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脊梁”？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变成吮吸普通劳动群众的寄生虫，那他还有什么脊梁？当灵魂完全被金钱、名利所占有，那他还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和人格？

2、究竟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在“彻底否定文革”，大刮“翻案风”的风潮下，文革运动中“受迫害”成为一种政治资本。所谓“受迫害有功”、“挨整光荣”成为一个时期评判是非和用人、选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种政治气侯下，“受迫害”的人应运而生，迅速增多。涂抹个人历史、投机钻营、冒充“受迫害”的人大量出现。其中最善其能的自然是一些知识精英。有些人当时本是因有刑事违法行为、道德作风不良、惩罚学生等各种劣迹而遭到群众的批判，但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文革的“受迫害者”。名牌大学教授，公开发表回忆性文章，控诉自己在文革中如何被学生暴打、关牛棚等，纵情夸大事实，以博取舆论上的赞美。例如某著名“国学大师”，（兼称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吟咏大师）不仅通过修改自己的年龄、虚报学术成就等手段而抬高自己的名望，而且更卑劣的是把自己在六十年代因曾冒充文化部顾问，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被判诈骗、流氓罪而获劳教的事实说成是因反对文革、“四人帮”而获政治罪入狱、蒙冤，以装扮自己耀眼的光环。（据《人民日报》资深编辑李辉在2009年2月《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所揭发）这样的倒子引起媒体上的轰动并不奇怪，然而类似的事情在目前真假不分、人鬼颠倒的风气下却并不少见！人们可想而知：假使在那个年代有那么多“反文革”、“受迫害”的英雄，那么各单位、各领域以至全国的文革怎可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长期以来，被一些人喋喋不休地称作“知识分子受迫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是被处死或判刑吗？是蹲牢狱、受苦刑吗？是被开除公职、“砸碎饭碗”、不给饭吃、不给看病吗？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沾不上边吧！

实际上，所谓“受迫害”，不过是在运动中受了一阵子批判，停职写检讨，每日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但仍属于本单位的编制，工资照发，在生活上仍比当时工人农民强得多。即使下放到工厂、农场或农村劳动改造，也不过是过了几年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但几年之后，即被分期分批落实政策，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如果说这也叫作“受迫害”，那么老百姓还享受不上哪！看看在主流精英策划的“国企改革”中， 大批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待遇，而且失去了工作劳动机会，有病无钱治、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有些只能靠拣破烂、摆地滩、蹬三轮车等维持生活；即使在岗的工人，每月工资大多也只有数百元，而且时常面临被炒鱿鱼的危险。他们的命运难道比当年“右派分子”或文革时挨整的人还好吗？当时的“反右”确实是因有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并非完全无故；然而工人阶级却一贯是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基础，其所受迫害是真正的冤假锗案！当时对有问题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总是给出路的政策，主要是在思想、政治上，在生活上是保证的；而知识精英对工人阶级的“改革”却是“彻底砸碎铁钣碗”、断了你全家的生活来源，永无出头之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工人阶级岂不是更有理由称作“受迫害”吗？

长期以来，有些当年的右派分子，通过回顾、访谈、演讲或发表所谓“纪实文学”，大诉当年所受的共产党的“冤屈”和“迫害”。在他们的言论和作品中，新中国被描述得如同腥风血雨、阴沉恐怖，到处是“挨饿受冻”、“没有自由”、“人人自危”；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生活被称作“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大批党的干部和工农群众被称作“愚忠”、“信徙”、“左棍”等；在改革开放中又先后多次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充分显露了他们一贯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本性。由此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当年的右派分子打错了吗？右派分子真的改造好了吗？50年来的历史更加说明：反右斗争没有错，而且更加任重而道远！

有些人曾苦诉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身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害；然而，试问当年有多少右派分子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如果看看改革以来在社会不公、官僚腐败下出现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象，城乡各地哪里没有？其数量又何止当年的百倍！

有人长期间为自己在那个时代的“受迫害”鸣冤叫屈，然而谁又为目前几千万下岗失业工人、失地农民以及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鸣冤叫屈？即使对于那些每月只有几百元工资但也不能按月发放的乡村小学教师们来说，他们的境迂难道比过去的“臭老九”还好吗？－—要知道目前社会又“与时俱进”了半个世纪啊！

3、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

主流知识分子总是想好处占尽，在改革之初他们曾大量宣传“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以为自己捞取政治贵冠。

在过去革命和建设年代里，大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在经济地位、思想感情上同广大工农群众没有多大差别，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确实可以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实际上被分割成为两大部分，即广大企业的知识分子和行政、事业系列里的主流知识分子。前者在职业性质、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上同普通职工没有什么不同，故仍可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行政、事业系列里的主流知识分子们来说，如官员、教授、经济学家、文化名人等，情况就大有不同了。有些人对我党历史上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们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公开宣扬“非无产阶级化”，不屑于与工人农民为伍，而且他们大部分人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完全攀升到上层社会，无论从职业性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上都同工人阶级处于完全不同的等级上，正如毛泽东早就说过“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对于这部分知识阶层有什么理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呢？目前大批工人阶级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而主流知识分子有多少下岗失业的？对于在岗的工人来说，大量的是每月工资仅数百、千把元，有些连起码的医疗保险、生活和安全保障都没有；而主流知识阶层却都是政府高薪豢养，各项津贴、补助、奖金、福利应有尽有，月收入达数千、上万元。如果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究竟是对工人阶级的讽刺还是对知识分子的讽刺？那么资本家、官员、私人业主等还有什么人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社会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历史上的疑难和争论只有在现实社会的延展中才不断提供出更正确的回答；通向光明的道路往往是在透过迷雾之后才看得更加清楚。正反经验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是唯一的真理。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发展就是两条路：或者是攀附权贵、养尊处优，走与普通群众对立的“上等人”道路；或者是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为实现广大劳动群众的权益而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投归于大地母亲的怀抱。何去何从，处在历史十字口上的知识分子，将自觉地做出抉择！

毛泽东怎样依靠人民群众治国

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保持和巩固政权，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即如何确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防止新的权力集团腐败和蜕化变质、重走旧社会的老路，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极其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早在延安解放区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国家兴亡的“周期律”，可以说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了。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促膝畅谈，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提出的问题，对于共产党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在执政之后是否出现腐败和蜕化变质、重走回头路或丧失政权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满有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当时的回答，只能算是一种原则、笼统的，远不能说是具体而清晰；而究竟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这显然是需要一个宏大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可以说从此之后这一直是毛泽东所深刻思索、求解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演变，一种崭新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逐渐形成。

一、“人治”乎，“法治”乎，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靠谁治

现代主流精英一致赞扬“法制”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把“以法治国”作为一个重大方略。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如何看待法治的作用？

所谓“人治”、“法治”，是国家统治和管理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典型的形式是封建社会，后者典型的形式是西方法制国家。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以统治者、政府官员作为管治主体、以人民群众作为管治对象，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管理。

封建社会的统治，君主（国君）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对于整个社会的管治也是通过法律和法规实施的，朝庭专门设有掌管刑律的机构。所谓“天下大小之事，皆决于上”是不可能的。例如在中国，早在封建社会之初，法家们就提出了“以法治国”、“严刑峻法”、“偿罚分明”的主张，以及形成的《秦法》、《汉律》、《唐律》之类法典，就当时来说就已经算是进步的了。那时，法律直接由各级行政长官所掌管，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关系和剥削制度的工具。

现代西方的民主法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以所谓“人权”、“平等”、“民主”为标榜的管治方式。在这种制度中，法律被看成绝对公正、独立、神圣的标准，具有主宰一切、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在一个贫富差别悬殊、不足20%的人占有社会80%以上的财富、人剥削人的社会里，任何关于“公正”、“民主”、“平等”的规定都只能是谎言。看起来法律对所有的公民都是“同等保护”的，然而真正受益、最需要法律保护的是哪些人？显然是有钱人和特权阶层。而且他们的财富越多、地位越高，其风险就越大，就越需要法律保护。所谓社会稳定和秩序，首先是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者们的需要。相反，对于贫穷的下等百姓来说，他们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保护的呢？即是户门大开，盗贼能光顾吗？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己经没有可失去的了，失去的只是身上的锁链。“民主”，实质上只是有钱人、资本家阶级的民主；“法治”，其实主要是治理老百姓，制止被剥削者、穷人的反抗。从历史上看，贫穷的下等阶层的革命和反抗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法律的藐视，这是毫不奇怪的；而国家机器的加强、法律法规的健全，却正是社会不平等、矛盾激化的一种体现。一边制造着矛盾和犯罪，一边健全着着调和工具法制，在此之上寄生着庞大的国家机器。这就是“法治社会”的实质性内容。马克思主义早就深刻地揭示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撇开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别不说，就“法治”过程本身也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至少在“治”与“被治”、官员与百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就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任何法律、规章都是由统治集团和有钱人制定、并由代表他们的政府官员所操作和强制实施的；而广大群众、老百姓仅仅是被管治的对象，从来就没有过老百姓“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所谓“法治”与“人治”并没有根本、实质性的区别，“法治”实质上也是“人治”。任何法律如果没有人去实施也只是一纸空文。“法治”与“人治”实质上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管理，从根本上都不可能解决权力特殊化和腐败的问题。而无论是什么“治”，只有在看其是由谁来“治”、“治”谁，即为哪些人服务的问题上，才有其真正的意义。

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一贯追崇西方的“法治社会”，把“法”看成社会的决定因素。在他们的眼里，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楷模。然而，美国社会的暴力、杀人、抢劫、吸毒、虐待儿童、性侵犯等犯罪现象以及侵犯人权、民族和阶级歧视等问题几乎是当代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犯罪以及监狱里关押的罪犯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之高，也被全世界所公认。在国际间，它今天侵略这个国家、明天干涉那个国家，制造全世界的不安，完全是无法无天。这清楚说明了西方“法治社会”的欺骗性！

在延安解放区黄炎培与毛泽东讨论国家、政党兴亡的“周期律”时，就清楚地表明这位老资格的民主人士对中外各种政体的看法，即都解决不了新兴政权的腐败和衰亡问题。其中当然包括传统的“法制”政体。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看法接近一致。从权力腐败到“政怠宦成” 、“人亡政息”，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都不相信单靠政权和“法制”就可以避免的，这当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权。社会主义决不可能单靠法制实现江山永固、长治久安！

列宁曾援引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论述说：“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 这些经济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但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人民出版社第60、61页。）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产生的实质性论述，其实对于法制也是适用的。它们都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当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改变之后，法制的性质和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经济基础上、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的社会。其根本目的就是把广大劳动阶级从传统的制度和观念中解放出来，自己决定自已的命运，并逐步实现全面发展。在消灭私有制和剥削之后，人们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和利益上的一致使历史上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和矛盾状态逐渐消失，这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平等、民主、权力奠定了现实基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价值观念的确立为人们自觉自主地劳动和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提供了可能，而不需要事无巨细都必须在法制约束下活动。这就决定了一切传统的国家管治方式包括“法制”，再不能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农民阶级不仅是劳动者，而且也是国家生活的管理者。几千年来形成的那种极少数人统治和压迫老百姓的现象成为历史。

按照马、恩和列宁的设想：无产阶级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人民的多数可以取代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宠大的官吏机构、警察队伍等）自己直接进行管理。“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 — 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己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逐渐走向消亡中的东西。国家的职能将变得极其简单。甚至连国家公职人员、军队、警察都可以由人民群众担任（列宁《国家与革命》第38－40页。）而不再是一种独立于人民之上的特殊力量。与此相适应法治体系也必然发生根本改变。那种依靠庞大的国家机构、享有各种特权的官员，以繁多而严苛的法律进行统治的方式，再不是新的国家的象征。

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总有一定的差距。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了制止剥削阶级和敌对势力的反抗，为了组织、管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调节社会各部分的关系等，法制的地位无疑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社会主义法制并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制。它应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法制。

由于经济、政治制度和人与人关系的改变，社会主义的法制与以往的传统法制不仅在内容体系、作用上不同，而且在法制实施主体、对象、范围和方式上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了历史上少数人管治多数人的现象，第一次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和当家做主。靠广大人民群众治国、让绝大多数人参与国家和各项事业的管理，这是社会主义政体与西方法制政体的根本区别。在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出现的矛盾，大量的可以通过教育、协商以及思想工作的调节来解决，而不需要像西方法制国家那样事事都要搬出法律、打官司解决问题，甚至连企业内部、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也要对簿公堂，法制完全被形式化、庸俗化。

依靠人民群众治国，这是一次全新的、深刻的变革，无任何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它完全是一个在实践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几十年的时间，就把一个百年来贫弱、混乱、分裂、倍受列强欺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造成坚强、统一、蓬勃、兴旺、敢于同世界上任何霸权主义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种独特、崭新的治国理念，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了宝贵的试验。

二、毛泽东的管理、法制思想和实践

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创建了一系列先进的管理原则和治党、治军、治国的丰富经验，奠定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毛泽东的法制思想和实践，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创造性风格，是十分深厚而丰富的。在这里仅举出以下几点说明：

1、坚持群众路线的管理方式，建立新型的官民关系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创建了一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人人平等、互帮互信的新型关系。领导与群众的责任、分工不同，但在工作和生活上打成一片、亲密无间，没有人搞特殊。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领导决策上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不拘一格。由此培育了一种真挚、密切的同志关系，形成了一种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于其说靠的是枪杆子、物质力量，倒不如说是靠的人民群众的力量，人心的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的进步的领导和管理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贯强调要发扬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克服官僚主义，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管理的制度。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6－457页。）毛泽东提出的这种目标，实质上既不同于“人治”，又区别于“法治”，而是超出二者之上的一种更高境界的管治方式。如果简单概括，就是“人民民主”或“群众路线”的管治方式。在根本上是与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相一致的。如果说把“人”理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那么毛泽东所实施的也可以称其为是一种高层次的“人治”。

然而，在当时有人曾提出“规范化”和“正规化”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大量照搬苏联的管理制度和经验，甚至有的是恢复旧中国时期的一些做法，如实行“一长制”、“职务津贴制”、“教授治校”、“专家治院”（治厂），提出“健全规章制度”，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等。这种管理方式实行不久，就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否定。例如在1958年3月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街买鞋，不能动手做饭，“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只见物不见人。”（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65、367页。）他还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了。（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33页。）

当很多领导者正在热心于建章立制、“规范化”、“正规化”时，是毛泽东敏感而深刻地指出了它的消极作用。其主要倾向在于：恢复领导干部和管理阶层的特权、强化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界线，把广大群众、工人逐出领导和管理领域，使其重新置于单纯的被管制、听话的劳动者地位上。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管理体制是与那种干群打成一片、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主动性的目标相背离的。它实质上是向旧体制、旧规范的一种演变。

传统的管治方式，无不都是追求一种共同的标准：规范和秩序。人治社会的“礼制”、法治社会的规章制度，其前提都是把人规定在不同的等级（职级）或规格上：君臣、主仆、长幼、上下级、领导者与员工等。由于级别、身份不同，其权力、待迂、尊严、作用就都不同。管人的与被管的、长官与群众，不仅等级、职责严格分明，而且规程、制度繁多琐细，使人们必须循规导矩地活动。这种管治方式虽然有其历史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但却使广大群众始终处于被管治的状态，不可能充分发挥其自主、创造作用。

回顾历史，人们十分赞赏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的：要发扬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种革命精神。其实，过去那种干劲和精神，完全是在那种官兵一致、同甘苦、共患难的关系以及不拘一格的“不正规”的管理方式中产生的；如果是在一个等级分明、贫富悬殊、章法程式严格、人们行动不是关心奖金就是担心罚款的制度下，那种自觉主动的革命精神和干劲难道还会产生吗？决不会的。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不仅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也是一种科学进步的领导、管理方式。群众路线与那种以“父母官”的恣态出现，对群众指手划作、包办代替，或仅以一些小惠小利恩施于群众的施政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它要求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来解决问题。例如，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曾说：“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健。减租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73页）在合作化运动中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上，毛主席说：“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36页）这充分体现了对群众的相信和尊重，让群众当家做主、自己解决问题的工作方式。

毛泽东时代的很多管治方式都是直接来自基层群众，而很少是采纳的权力上层和知识精英的主张。如：六十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人民公社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问题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对此，毛主席高度重视，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从此“枫桥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法治思想。在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治安状况良好，司法机构人员很少但办案效率却很高，其主要原因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社会上有什么违法乱纪行为、坏人坏事，群众都会自觉检举、揭发或挺身而出、绘予斗争，使犯罪分子难以隐藏。人们看到，恰恰是在改革、健全法制之后，却出现了治安状况恶化、各种犯罪行为猖獗、案件破获率低的问题。群众就是眼睁睁看着犯罪行为发生但谁也都佯装不知，因而出现检举难、作证难以及大量包庇罪犯的现象。公安部门即使采取重金悬偿举报的办法但也不能根本扭转。致使社会上肇事者逃匿、犯罪分子长期隐藏、人们知情不举的问题十分普遍。这清楚说明，发动和依靠群众，这是远比建章立制更有效的法宝，更是其他任何方式所不能取代的。

2、法制建设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法制的形式化

毛泽东强调依靠群众治国，决不意味着否定法律规章的作用、一概反对法治。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向来重视法规、纪律的重要作用。在建国前夕和建国之后，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 1954年《宪法》，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特别是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程中，毛泽东亲自担任起草委员主席，期间参阅、研究了中外各种类型的宪法，草稿进行反复、多次修改，在各个层次、范围内进行广泛讨论、听取意见，充分体现了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和方法。在全国各界、上下参加宪法草案讨论的人数达一亿五千多万人次，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因而制定了一部令全国人民拥护、称赞的宪法。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全国人民每一个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后来，他曾多次拿《宪法》、《党章》说事，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带头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党章和纪律。各级党组织要切实保障党员和公民的权力。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允许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等等。

毛泽东多次论述，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间将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矛盾区分为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的矛盾。法律是打击犯罪分子、教育团结人民的锐利武器，要充分发挥其对敌人专政和对人民民主的重要作用。同时法制建没又必须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反对那种照搬西方民主与法制、把法制绝对化的做法，而积极探索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治国道路和方式。

在法制建设中，毛泽东更加看重的是法制的实际效果与作用。法律、法规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保障老百姓的权益，而决不是追求其“形式化”、“制度化”。设想单靠“规章制度管人”，那是肤浅、幼稚的。因而从不要求法制的所谓“健全”及其机构的“完善”。— 健全、完善永远是相对的概念。相反却要求法律、规定的简约，法律条文精练、明确、通俗易懂，易于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所掌握。

人们知道，毛泽东时代的法律、法规的确是很不“健全”的。在建国初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一直起着临时刑法的作用。在社会治安方面主要就一个《治安管理条例》。农业上就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工业上有一个“七十条”，而党员、干部除《党章》外主要就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各方面都只有一些基本的规定和制度。而法制机构、司法队伍更是精简，城乡社会看不到多少警察，更没有几个法官。但是，那时的社会治安坏境、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却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都很少有偷盗、抢劫、杀人、强奸、诈骗等犯罪现象；许多社会丑恶现象和严重危害社会、危害百姓的犯罪行为基本绝迹；相反，到处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的现象却蔚然成风，被老百姓称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而，法治成本达到了最低廉，管理达到了最有效。

法治的主体任何时侯都只能是人，法规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己。如果离开了人的因素，法规只能是无用的废纸。而人们在价值观、思想意志上的统一，群体凝聚力上的增强，这对人们行为的选择和规范来说远比法制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历史经验说明，社会的安定、和谐、有序，关键在于建造一个公平、价值观统一、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社会，而不可能单靠一堆僵化的法律条文来实现。

人们看到，在建设“法治社会”中，有些人曾一度把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机构设置上的“配套”、“加强”作为主要标准。今天讨论这个法规，明天公布那个条文。法律规定数千种，规章制度贴满了墙，而老百姓和干部们却很少去理会，即使理会也没得脑筋记住那些繁文冗句。有些法律法规条文原本就是出自一些五谷不分、农工不懂的知识精英的手笔，脱离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习惯，因而出现昨天建立、今天就失效的现象，许多法律法规如同一堆无用的废纸。据国务院法制办的公布，仅2007年一次就清理、废止全国各省市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1898部。可想而知，全国历年来的法规废纸会有多少！

与此相适应，机构建了一个又一个，法制局、司法局、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反贪局、预防腐败局等等。这里扩编干部、警察，那儿安排领导、法官……。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有关领导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现在中国警察总数达到了170万人，保安人数达到了400万左右。另外还有武警总兵力约120万左右。一个县公安局的领导班子成员就有16人之多。“庙”、“神”越来越多，吃财政的人员逐年剧增，法治成本一路飙升；而犯罪率却长期居高不下。犯罪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抢明夺，孩子被偷，妇女被拐，坑撇拐骗到处都有。老百姓即使在家家户户安装防盗门、防盗网的情况下仍然还是提心吊胆地生活。农民连自家养的牛、羊都保不住。所谓“依法办事”，首先在一些领导干部那里就行不通，不见有的领导干部公然说出“如果都按法律办，那也不现实”的话吗！即然这样，法律法规再多还有什么用？

另外，政府建立了那么多的法制机构，配备了那样多的官员，而谁又能保证他们不徇私枉法呢？谁又能管制住司法本身的腐败呢？而事实恰恰证明，法制队伍本身的犯法和腐败比普通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国仅被查处的法院、公安、反贪局的干部，甚至纪委书记、检察长搞腐败的就不少。目前涉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是一例，他不仅涉及一起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案，而且生活上糜烂，自称“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被司法界人士称为“性贪”。据报道，仅某一个省，在1993、1994年查处的市、县反贪局长违纪违法的就有17名。从近几年来的反腐败情况看，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也成了腐败的高发区。譬如湖南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刑；重庆市原沙坝区纪委书记郑维犯受贿罪，被判13年徒刑；安徽原肥东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姜振华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8年半徒刑；湖南娄底市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罗子光犯受贿罪，被判11年徒刑；湖南常德市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彭晋镛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16年徒刑；湖南省纪委原副书记杜湘成在北京某五星级酒店嫖宿“洋妓”，被撤职、开除党籍；浙江省永康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试图办假护照外逃被拘；目前河南省郑州市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治业以及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等，都正在审理中。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们不能说是不懂法、不知法！而在贪污受贿、生活糜烂方面竟那样肆无忌惮、无所顾及，出乎老百姓意料。很多官员的暴露只是出于某一偶然的情况。例如仅仅由于拣破烂的从废品中拣到百万元存款折而使当事人东窗事发等。因而使人们更加相信这类官员未被查处的就更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查处的一个10人的涉黑组织，其中有9人被捕前为当地的民警，其头目竟还是公安局的政委。河北省邯郸市近期破获的一个盗窃、故意伤害、为非作歹、非法经营等黑社会团伙，其头目是派出所的所长。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派出所副所长强奸少女等。无怪乎老百姓有“警匪一家”的说法。也正如民间顺口溜讲:“大盖帽，瞎胡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

至于各种以权代法、权力干予司法的现象更是多种多样。据媒体报道，内蒙古通辽市某区政府为了避免群众对强制折迁不满、“民告官”，竟连续多年把区内所有的律师都聘下，以使他们只为政府说话，不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这样，所谓法律的“公正性”、“独立性”岂不成了笑话！又如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政府，为防止外来民工中的伤残者上诉打官司而影响当地经济，法院把民工正常诉讼时间拉长达三年以上，这样迫使伤残者因耗费不起钱财而放弃上诉回原籍。类似的现象恐怕在其他各地也有吧！连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端谁的饭碗为谁说话办事，对于执法者们来说也不能例外吧。

在连官吏、执法者们也做不到遵纪守法，老百姓连自已的权益、安全也保不住的情况下，所谓“民主和法制”岂不是再次显露出它的虚假性吗？

3、实施革命的仁政，刑事法制宽严相济

新中国是经过尖锐、激烈、你死我活的的阶级斗争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敌人曾经十分强大和凶险。因此在革命胜利后巩固红色政权、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任务十分艰巨。然而，有些人却一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所谓残暴、不仁，指责共产党当时的阶级斗争政策是“极左”。这些人竟然不讲当初反动阶级曾经是怎样残酷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也无视历史和现实中一些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和政治势力东山再起的事实，在中国至今敌对分子攻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妄想变天复辟的言行也还没有停止，而他们却一味让革命阶级讲宽容、施仁政。这是何等的阴险狡猾的伎俩！对此只有傻瓜才会轻易上当！共产党如果在掌权之后就及早地解除警惕、放弃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那岂不是以千万人的生命和鲜血作赌注，自取其辱吗！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对于放下武器、停止反抗、接受改造的敌对分子向来是宽大的，在人格上给予尊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之一就有“不虐待俘虏”。在建国以后，人民政府连旧政府时期的高官、军界的战犯、汉奸特务、清朝皇帝等都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将其全部安排了工作，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对资本家阶级则实行“和平赎买”政策，使其自觉地接爱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很长一段时期还拿定息，参与企业管理。党的政策还规定：对原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与其家庭相区别，统称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明确规定：“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重在本人表现”等等。这些都说明，共产党对剥削阶级的改造政策，其目的是把全体社会成员改造成为统一的劳动者阶级，并为消除阶级差别和不平等创造条件。这里既无狭隘的报复之心，又无疾恶如仇的偏激；有的却是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和大公无私的境界。这在历史上从无有过，称得上是最进步、最合乎人道的行为，更算不上是什么“不公正”。

任何法律对于犯罪分子来说都是具有惩罚目的的，有其严酷性、公正性。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例外。然而毛泽东的法制思想更强调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教育，着眼于使其改过自新，而不以惩办为最高目的，因此有其更高的境界。这也是毛泽东法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毛泽东向来主张：执法的原则性要与灵活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为此，提出了“坦白从坦、抗拒从严”，对 刑事惩罚要轻重相当，对不同性质的犯罪分子要区别对待，要注重分化瓦解敌人，对人“不一棍子打死”，“要给出路”等等一系列明确的方针和政策。他说：“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6页。）“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同上书第3册第441页。）“反动分子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应当分别处理”。（同上书 第5册第449页。）“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共产党的政策。”这一系列观点和方法其实是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运用于司法工作中，它比那种抽象的“公正”、“平等”、“人权”等观念更具有科学、进步性。它在新中国的法制实践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把大批犯有反革命罪行和各种刑事罪行的犯罪分子改造成了新人。到了七十年代，社会上真正的犯罪分子己降到了最少，像目前这样“几进几出”、以犯罪为习惯的现象在那时更是罕见。

与此相关，在刑事法制中毛泽东一贯坚持要少捕少杀，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乱捕人、乱杀人。他说：“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1页。）“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页。）

在对犯错误的干部政策中，毛主席一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等方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干部挨整、受批判的数量的确很多，但最后被处分、惩办的却很少。其中有些干部批了再用、用了再批，今天降职、明天再启用的事惰也是常见。其实，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的干部使用的一种正常现象，也真正是对干部的一种关心。对比目前的这种官官相护，平时无有批评，只有吹拍奉承，而一旦出问题不是被判刑就是被双开，每年都有上万干部被惩办的状况，究竟何为对干部的爱护，何为对干部的毁害，岂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不是说要使干部“能上能下”、“既当官又当民”，“打破铁交椅”、“破除终身制”吗！其实，这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真正有过。

在刑事法制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坚持“有错必纠”、错了就改的方针。这也向来是毛泽东法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毛主席说：“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采取这个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78页。)

毛泽东的这些法制思想至今仍不失其积极、进步意义，它代表着当代法制建设的进步方向，将长期是我国司法工作的科学依据和指导方针。

4、人民群众参与管理，防止权力和管理阶层官僚化

从来的执政、管理职能，都为政府官员和管理阶层所专有，劳动群众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群众参与管理，这是国家生活的一个基本特证，更是确保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

列宁说：“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丁这个事业，并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侯，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与革命》第89、91页。）权力愈是集中，愈是为少数人专有，那么它就愈容易谋私和走向腐败；而只有让群众参与管理，管理才能实现公开、透明，置于被监督之下，那么权力谋私和腐败也就难以发生了。

中国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军民之所以那样众志成城、气势蓬勃、无往而不胜，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实行的官兵一致、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无官僚特权。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治理上也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进一步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利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275页。）明确地提出了劳动群众必须参与管理，打破领导与群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绝对界线的主张。

1960年，鞍山钢铁厂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新的管理方式，其基本内容是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改进管理、大搞枝术革新等。此经验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被称为“鞍钢宪法”的管理原则，向全国推广。“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管理方面的重大体现，称得上是迄今最进步的管理方式。它对于打破那种单纯由领导干部说了算或“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的管理方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企业，具有根本意义。

由此前进，让工人农民代表进各级领导机构，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是毛泽东所作的进一步探索。在“文革”时期成立的各级管理机构“革命委员会”，一律以“三结合”的原则组成，其中以工人农民为主的群众代表占到三分之一。在当时召开的党的九大、十大以及全国第四届人大会议上，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占到半数以上。在1973年党的十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解放军以及其他劳动者身份的委员合起来占到67% 。（《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上）第1665页。）在197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人大会议上，代表人数共2864人，工农兵代表就占72.2%，其中工人占28.2%，农民占22.9% 。如此多的普通群众身份的人进权力机构、参政议政，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无有过！参照中央的做法，省、地、县、公社各级党委中工人农民身份的也是占多数。在教育、文化部门，干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曾实行所谓“掺砂子”的办法，建立“三结合”的管理组织，让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参与其领导和管理。毛泽东还多次提出，要提拔优秀的工人农民进党中央、国务院，并任党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这在“文革”期间也进行了大胆尝试。这些试验就当时看是否取得成功，尚属争议，但其方向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打破权力、管理职能为少数官员所专有，防止权力脱离群众，让劳动群众参与管理。

在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只能是劳动群众掌权、当家作主；而压根就没有“精英治国”、读书人做官那一说，除非证明你是真正与工农群众相结、被劳动群众所认可的。— 两种治国之道何其显明！

此外，毛泽东时代还在各方面注重提高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例如：在发展党员、培养干部上，都是以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为重点。全国“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的干部有上千万。“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更是当时各个领域长期间实行的阶级路线。歌颂“工农兵”、突出“工农兵”形象，这也是各类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坚持的方针。

不是讲“领导体制改革”吗？自古迄今什么改革有过象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开创性和进步些！如今改革己经搞了20多年，看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代表中，在党委、政府成员中，真正工人农民身份的还有吗？还有几个？难道真的如有人所说：工人农民“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必须请精英们为之代表！

对于直接来自基层群众的意见，反映的情况，毛泽东一贯重视。尤其是对人民来信，不管是署名的或不署名的，每个材料、每封信都看，并认真提出处理意见。翻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就发现有相当一些篇目是对基层群众来信的回信或批示，这些材料十分感人。不妨举例如下：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工人金祥根写信反映物价不断上涨，工人们节衣缩食、多年来积蓄的一些钱一天天地贬了值。在表示难过、不满心情的同时，信中还对政府应作的工作提出了两项建议。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后，3日4日即批转给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处理。批语是：“先念同志，请您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的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436页。

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青“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亲自给予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之后，党中央又发文要求全国各地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同年六七月间，国务院专门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并通过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作出了新的改进。同上书,第13册第349页。

这种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作为党中央主席，把基层普通群众摆在这样高的位置，对他们的意见这样重视，使之直接纳进国家决策。这样的群众观念和民主观念何人能比？

             三、 治国先治吏、重点整治官僚特权

治理国家千条万绪，什么是最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干部，即国家的官员。建设一个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而党和干部队伍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自古的说法就是：“有贪官必有恶民，清官治下出良民。”因而说，国家大计关键在把执政党和干部队伍整治好。这成为毛泽东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黄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一旦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有人说：“领导干部也是人”，这话也不错。这说明不能相信领导人的觉悟、品行就一定会比普通群众高。而多数领导者之所以显得高大，只是因为对其管得严、监督得紧而已。

在治吏中毛主席首先抓的是干部的看书学习、政治思想教育，使之树立共产主义信念。为此，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尤其是老“三篇” —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还学习革命先烈的事迹，学习焦裕禄、雷锋、王进喜以及大庆、大寨精神等，全党的学习运动接连不断。每个时期的学习内容和篇目都由党中央制定。干部的学习以集体为主，并与群众在一起，紧密结合干部的思想、工作和作风实际。当时学习讨论时间一般都放在晚上，以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因此，那时的干部是决没有昼夜打牌、打麻将以及公款吃喝、迎来送往以及进歌厅、夜总会这种闲功夫的。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转自毛主席语录1965年12月28日）因此，在吏治中特别强调干部必须坚持深入基层参加劳动的制度。他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件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意义的大事，作了大量论述。如：“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转引自1964年7日14日《人民日报》）还说：“干部不劳动了，就会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引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曾先后对山西省昔阳县和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批语，其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

当时的干部参加劳动，决不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而是真正扎下身子实干，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在劳动中向群众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过来的人们都知道，那时的干部，真正在机关蹲办公室的时间很少，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自带铺盖卷生活在基层，参加诸如学大庆、学大寨、搞社教、生产抗旱工作队等，同群众一块参加劳动，搞农田水利建设或工业项目大会战等。那是真正的出大力、流大汗啊！的确把干部搞得很苦。在那种情况下，干部谁还能有机会搞特权、搞腐败？干群关系能不密切吗！

毛泽东时代对干部的管治，除了采取抓学习、抓教育，深入基层实践锻炼等措施外，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机制就是定期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干部中的错误。在建国以后，开展了一系列群众运动，如1953年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风”、1958年后的反“五风”、1963年的“四清”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其基本内容都是反对官僚特权和腐败，是以整党、治吏为重点的。从总的看，对于制止和扫除官僚特权和腐败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保持了三十多年党风政风的良好局面。

毛泽东的治吏、反对官僚特权的思想，显然是出自一种平等观念，是以建立一个劳动群众当家做主的平等社会为目标的。只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实现社会平等，才能真正有人民的民主，国家长治久安才有基础。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缺乏平等观念。但其实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平等问题的，当然这是讲的无产阶级的新型平等。对此，他作了大量论述。1958年初他曾说：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存在，在“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这还要靠整党整风。“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33页。）

毛泽东还说：要“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领导干部要随时准备挨骂。（《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4－355页。）“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看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同上书第378页。）“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87页。）

“干部和群众、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必须打成一片，也能够打成一片，对于这一点的任何忽视和怀疑都是错误的和危险的。目前国家干部队伍有几百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几千万人，他们的思想、作风影响着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这个队伍完全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除了一部分干部己经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进行劳动锻炼外，今后主要应当使全体在职干部每年都分出一定时间去参加工农业劳动生产。”（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1958年9月25日）

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曾尖锐地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说：“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对此，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甚至说：“城市医院应该只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剩余的都到农村去。” 这样显明的平民意识、反权贵思想，如此仗义执言为广大老百姓说话，自古至今还有第二人吗！

后来，他进一步指出：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前进，“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住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页。）“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却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从这一系列讲活和论述看出，毛泽东对建立社会主义的平等关系，反对官僚特权的态度是多么坚定、明朗，讲得多么真实、精辟、切中时弊，真是良药苦口、义正词严啊！

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当时党和国家在制度和政策上也积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在分配上对干部采取低薪制，实行干部与工人大体相当的工资标准，并全部取消了干部的职务津贴和奖金等，连加班费也没有。部队军官取消了军衔。干部在办公条件、住房、乘车等方面也没有多少特殊，几个人在一个屋里办公，打水扫地自己动手，一个县委和县政府总共就一两辆公车。在干部使用上“能上能下”。更不准干部的家属、子女享受特殊待迂。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上都向农村基层倾科，强调为工人农民服务。

尤其是对干部的子女，更是毛泽东担心较多的问题之一。他多次指出干部子女有优越感，脱离群众，他们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包括自已的子女在内都要求十分严格。当时党中央高干的子女，上学期间一律在校与同学们一起集体食宿，毕业后全部下基层、下边疆锻炼，上山下乡，接受群众教育。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自已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同上书第833页。）

时光己经过去了三四十年，当人们现在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时，岂不是更加体会到他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吗！眼光何其明察、高远，古今何人能比！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看出这些论断的伟大而宝贵！

四、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试验

建国以后，党中央在加强执政党和干部队伍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五十年代之后，西方政治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在其进攻面前，苏联、东欧国家逐渐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在执政党内部，领导集团产生了背叛劳动人民利益的修正主义。由于他们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因此单靠党和政府本身包括法制的作用是不能解决的。必须采取充分发动群众的办法。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捍卫社会主义、防止权力腐败和“和平演变”同样也要靠人民群众，要让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广大人民群众与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体现。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89页。）

究竟采取什么方式让群众充分行使权力？五十年代末在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四大”的做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深受毛泽东的重视，认为这是广大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公开争论问题、行使民主权力的一个好方法。当时毛泽东说：“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7、468页。）还说：“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以后修改宪法，要加一个罢工自由，等。（同上书第324、325页。）

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的权力只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谋私和养尊处优的。对于干部和当权者就是不能让他们安逸和舒服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让官员们舒服、宽心了，没有怕着的，他们必然会为所欲为、想着办法对付老百姓，使老百姓不能安生。因此，除了平常加强学习、教育、深入基层劳动锻炼外，还要发动群众对党员干部、当权派定期整一整，并罢除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以此形成人民群众对官僚阶层的强大威慑力，充分体现其国家主人公的地位和作用。

正是在这些运动中，大批被压抑、被岐视的普通群众、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得到解放，起来向平时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大人物口诛笔伐，使之威风扫地、不得不虚心对待群众。正是在那时，广大群众充分行使自己的话语权，真正感到扬眉吐气、精神振奋，尝试到自己说了算、当家做主人的优越，并焕发出一种改天换地的力量。一切污秽、腐朽的东西都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一切争议、问题都摆在当面，解决在当面。根本没有什么“暗厢操作”、“潜规则”之类。这难道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公平、公正、公开吗？在这种民主生活中，干部中还会有什么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行为吗？群众中还会有什么没完没了的上访、投诉、写匿名信、“民告官”之类的现象吗？

现实情况说明，干部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在大多情况下是普遍性、共性的问题，如行贿受贿、公款大吃大喝等，这单靠法制是解决不了的。俗话说“法不择众”，检察、纪检部门即使查除了个别的或部分的腐败分子，但也是抓一漏百，而多数的腐败分子却是漏网了。据纪检、监察机关的公布，目前每年查除的违法犯罪官员也有上万人，看起来也是不少，但与全国上千万的干部比起来，不足千分之一！而且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受处分官员，又被易地重新任用。许多领导集体是“前腐后继”，查除了老的新的又出来，犯案金额更大、情节更恶劣，愈演愈烈。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腐败反而上升到全社会最突出的问题。实践清楚说明，抛弃了毛泽东发动群众的办法，官僚特权和腐败是遏制不住的。腐败干部最怕的其实并不是检察、纪检部门和法规，而是周围的老百姓。只有群众都起来，形成广泛的检举、揭发、监督的形势，腐败分子才能全面暴露，无有藏身之处。此外谁还能找出更有效的办法制约特权、遏制腐败吗！

“四大”民主尽管属于一种和平的、“文治”的方式，但对于一些官僚特权、知识精英来说，也是令人提心吊胆的，就像时时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再没有舒服、安定之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群众的揭发、批判。在这种监督、管治下,官员们何敢有搞特权、贪图享乐的非份之想！只有谨慎规矩、勤敏为老百姓办事。这对于领导干部的廉结勤政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在那时，有些干部昨天还是领导，甚至是位置显赫的领导；而今天就有可能被批判、作检讨、免职下放劳动或进“五七干校”。当然，如果表现好了，后天又可能官复原职或被提拔升迁。如今不是讲干部要“能上能下”、“打破终身制”吗？真正的能上能下也只是在毛泽东时代做到过！而党员、干部真正有威望、被群众所信赖也只有在那个时代！

有些人指责毛泽东时代所谓“党内生活不正常”、“受压抑”之类，说穿了就是他们的官位不稳定、有危机感而己。但从人民群众观点来看，这恰是一种正常现象！须知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本来就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为一部分官僚所专有。有人说：群众揭发批判甚至罢免领导干部是违犯宪法、法律。然而须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意志高于法律。人民群众起来直接、公开地批评、审查和罢免违背主人意志的公仆，这难道不是人民的权力吗？难道不是真正的民主吗？难道只有通过法庭才算合法？再看在前苏联、东欧剧变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在自由化思潮中被群众罢免、赶下台的，有的还被处死。至今有哪个西方政治家指责其是违宪、违法！

改革开放之后，大民主被废除了，有人提出了一条“告别群众运动”、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的道路。此后，干部们便过上了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稳、舒适、“正常”的日子。高薪、补贴、奖金、福利、房子、汽车、小秘等等都到位了，每年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两项就高达五六千亿。各种“创收”路子更是多多。然而，干部们的地位越是优越，越是加速其腐败和膨胀。二十多年来，“干部管理制度改革”搞了一轮又一轮，人员只进不出，职级只升不降，机构越改越膨胀、官员越改越多，地位、待迂越来越稳固、越来越优越。在一个省就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而且在每一个省长、市长、县长之外，还都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还配有秘书，有些还有助理等。官员之多，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据媒体报道，某省一个地级市就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某省一个贫困小县就有正副7名县长、15名县长助理。更多的一个县竟有17名副县长。河南省的某一县委办公室就有7各副主任、6名主任科员、3名副主任科员；县政府办公室则有9名副主任、8名主任科员、3名副主任科员，被称为“21把手”。群众称目前的领导班子成了“千手观音”！在七十年代全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仅200多万，而到目前则升到了1000多万！各类吃财政的人员达到6000万。有人估计，全国县乡两级的机构人员己经增至改革前的十几倍！以至有的民谣中发出“要想富，少养干部多养猪”的呼吁。有些机关、事业单位，其内部人员有半数以上是靠关系调进。据全国两会代员发言透露，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比改革前增长了78倍，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 。这个比重竟然比经济发达的国家都高出数倍（例如日本2.38%、英国4.19%等）。要知道，这种状况正是在二十多年的“机构改革”和“廉政建设”中出现的。

官员们一旦从群众运动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便开始想方设法地享受生活、寻欢作乐。生活方式越来越奢华、糜烂，有多少干部在喝酒和陪酒中致死、在夜总会里作乐时毙命，甚至在轿车与情人寻欢中命亡。其中有些官员在娱乐、按摩场所的消费还可以公款报销，甚至在酒场上喝死也算因公殉职。过去有多少革命先烈牺牲在战场上，而现在却有大量干部倒在花天酒地之中！自古官员的荒淫都表现在迷恋女色，而今也是毫无逊色。有些官员养情人、纳二奶己成为一种不便涉问的“个人隐私”。有不少干部有嫖妓行为。被揭露出的吉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长春市委书记米凤君嫖妓达100多名！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多个情妇，还极其变态地将一对母女收入囊中。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周艮洛说：“我一到晚上就想过夜生活”！据媒体上的说法，在目前被揭露的腐败分子中，有90%的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像陈绍基、杜世成、周艮洛、米凤君、黄松有等都是具有相当高职务的官员了，仍长期间有养情妇或嫖妓行为。目前婚外关系的问题之多己成为不足于立案查处的标准，许多人只是由于经济犯罪问题事发而同时牵连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干部中的这种问题会有多么普遍。更有甚者，有些禽兽干部还专以“买处女”和“嫖宿幼女”为嗜好，使无数青少年花朵惨遭凌辱。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为了“采阴补阳”，指使他人绑架20多名初中生“处女”强奸，其目标是100名。在贵州省习水县嫖宿幼女案中就有5名公职人员涉案。尽管这类丑闻近年来接连被媒体透露，但人们相信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不能不使人深思，如此荒淫、腐败的程度古今何时有过？当初毛泽东所缔造和培育的那个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干部队伍何以演变到今天这种地步！几十年的吏治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难道不应该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吗？

然而在官员们“正常”、舒心的日子里，老百姓们可就不正常、不舒心了。干部们的“和谐”、“正常”意味着可以合伙一致地专心对付老百姓。官员们的庞大腐败开支需要靠从老百姓腰包里掏。你贪我也贪，你玩我也玩，大家彼此彼此，官官相护，无所顾及。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数额由数十万发展到上百万，由数百万发展到上千万。这样，老百姓就再也见不到安宁。在改革精英的设计、策划下，数千万国企职工被“减员增效”、下岗失业，连工作机会也保不住了。广大工人农民不仅享受不到改革的成果，而且连原来己有的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也失去了，重新背上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新的“三座大山”。许多管理部门为了增加自已的收入，无不都是巧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把无数只手伸进群众的口袋。

取消群众运动和大民主，人民群众再没有任何有效的方式和能力行使自己应有的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有人还发明了“不争论”的政策，更封堵了一切不同意见的发表。国家大计只能被精英们所代表。就以公布官员的个人财产为例，尽管举国上下亿万人民同声要求，但仍可不被采纳。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尚有它们的民主制和多党制给予制约，各界还有罢工、游行示威、出版、结社的自由。我们向来认为那种民主是形式的、虚假的，不足效仿，然而中国自己特色的实质性、真正的民主又是什么？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和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力如何体现？难道真的变成了一种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吗？不腐败可能吗！

毛泽东的试验的确也伤害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精英，付出了一些代价；但他却打造了一个真正先进、纯洁、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威望的执政党。建立了一个公平的、充满激情、富有生气和活力的社会，真正实现了党和国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治党、治官方面是成功的。党政廉洁、干群关系密切，为后来任何时期所不能相比。党风、官风、社会风气至今为人们所怀念！

五、什么是真正的治、真正的乱

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包括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开展“四大”等，之所以称之谓“试验”和“探索”，这就意味着它不是成熟和正规的；若从传统的“民主与法制”观念上看似乎是有些“乱套”。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一下子群众组织四起，山头林立，到处是大字报、大辩论；红卫兵横扫“封、资、修”、“牛鬼蛇神”；一时间各级领导体系被冲垮了，原有的规章秩序被打破了；许多名人权威、领导干部被群众揪斗、批判等。因此被称之为“内乱”、“浩劫”。

对于文革的功过是非，本文无意评论；但对其所谓“内乱”、“浩劫”之说，却认为值得一议。

文革之“乱”其实是形式上的，但人们的思想、精神并不乱。当时的争斗实际上是争的谁更“革命”、“代表正确路线”，而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问题上大家却是共同的、牢固的，决不存在混乱，各派群众都不是“为谋私利”而争斗。即使再密切的个人关系、家庭亲情，如果在观点、认识上不同，也会争个是非分明。那时尽管山头林立、全面内战，但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实行革命大联合”、“停止内战”、削平山头、一律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号召之后，全国还是普遍响应，局势便很快稳定。并未有哪级组织敢各自为政、公开提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并且久治不愈的现象。到1969年、1970年全国经济就连续出现16.9%、19.4%的高速增长。如此政令一统、纪律严明，也足见其党心民心统一，民族凝聚力仍强。在那时，决没有任何地方搞民族分裂、搞独立的，也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搞恐怖活动、搞暴动骚乱、搞自由化、搞邪教活动等。全国江山一统、国脉兴旺、九洲四疆高歌东方红。何称其“内乱”？

谓之真乱，莫过于人心之乱，思想、信念上的混乱。社会凝聚力瓦解，人人都为金钱利益而互相争夺，互相坑骗，不要说诚信道德，连起码的人性也丧失了。为了钱财之争，即使父子、兄弟也翻脸不认，对簿公堂。领导班子之间勾心斗角,甚至暗下毒手。黑恶势力和盗匪遍布城乡，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实施抢劫、杀人、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绑架勒索。银行、商店、民宅即使安装了防盗门、安全网、报警器等设施也不能避免被抢被盗等。假货充斥社会：假化肥、假种子、假医药、有毒食品，还有假文凭、假博士、假教授、假记者、假警察、买官卖官等。卖淫嫖娼、黄赌毒现象到处都有。这难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乱”吗？而这些在“文革”时期却是绝对没有的吧！

当年红卫兵搞“打砸抢”，搞武斗，当然是一种违法乱纪行为，然而红卫兵抢的是什么呢？不过是砸办公室、档案橱，搜黑材料、抢占不同观点的组织的办公地点之类。然而，有抢银行、抢商店、拆民房、抢普通百姓的钱财的吗？有抢妇女、绑架勒索的吗？没有。有因搞运动造成国家资产流失、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通货膨涨、人们流浪失所的吗？更没有。没有公私财物遭抢，没有普通百姓遭劫，相反，社会治安状况还称得上是很好的时期，试问，这叫什么“浩劫”呢！

 “文革”名为一场“革命”，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毫无触动，而且更加巩固和发展；而“改革”自称“告别运动”，却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根本改变。有人以“改制”之名，使大量国有和集体的资产流失或遭个别人抢占，大量工人群众下岗、失业，断了生活来源。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否称得上是一场“浩劫”、内乱，真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吗？

群众运动破坏社会秩序了吗？在“四清”和“文革”中，一开始领导机构即被冲垮，相继被群众夺了权，干部们被靠边站，行政管理一度中断。但恰在那时广大群众却发挥了维护正常生产和公共秩序的作用，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有序性。在城乡，群众和民兵组织夜间巡逻，维护工厂或农村集体的财产安全。不仅极少有偷摸、诈骗、造假、杀人、抢劫、强奸等犯罪现象以及火灾、毒气泄漏、爆炸等事故发生，而且舍己助人、无私奉献的行为特别多。在一切公共场所都有人自觉维护秩序，公共汽车、火车上人们主动让座，扶老携幼，到处出现互相帮助、助人为乐的现象。那时决没有病人因为交不上钱而被医院抛在门外、见死不救之类的事情。这种社会秩序和风气即使在目前“和平盛世”之下还能找到吗？

“文革”之“劫”还在于破坏了一些文物、古迹。主要是在红卫兵“破四旧”中砸了一些石碑、牌扁，烧了一些旧书、旧契、字画等。但是如果看看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文物、古迹再遭浩劫的情况，当年红卫兵的破坏行为实在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犯罪分子与管理部门的内部人员相互勾结，长期以盗窃和走私文物、国宝为业，使大量珍贵文物、国宝外流的外流、被毁的被毁，其中还有不少珍贵雕塑被分割、被砸毁。在经济开发和旧城改造中,许多古建筑被拆,古树和古迹被毁。在开发文物市场的口号下，各地文物场所大部分都给承包商经营，他们为了商业利益，几乎所有著名古迹都被过度开发、使用，有些被野蛮改造，只利用不保护。诸如长城砖被拆、楼兰古城被中外游客任意踩踏（交钱一万元即可随便进入）、武当山殿堂改成宾馆、秦宫遗址上修公路、龙门石窟保护区内建龙宫之类事情屡屡发生。还有多数古建筑被现代式装修，各处文物古迹场所都建满了商店、饭店，被商业广告和白色垃圾所淹没，面临灭顶之灾。而且这种破坏目前正从人文古迹向自然古迹、自然遗产迅速蔓延。

与地上的文物比较起来，我国绝大多数文物存藏于地下古墓中，这是国家的大量宝藏。改革以来，随着地上文物的大量减少，犯罪分子越来越把主要目标伸向地下，猖狂盗掘古墓，使大量地下文物遭浩劫，有价值的文物被破坏。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全国大约有40多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但现在至少有三分之一没有了，其主要原因是被人盗掘。在一些地方，盗墓行为还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庇护，有的基层领导干部把盗墓看成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手段。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为了从盗墓贼手上获得出土文物用于个人收藏或“送礼”，而充当盗墓贼的保护伞。此外，一些文物部门的干部和公安人员也与盗墓贼暗中勾结，从中牟取经济利益。更有甚者，一些盗墓团伙和文物走私团伙的背后主谋就是文物部门的干部或公安人员。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副组长、考古学家张忠培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人为盗掘和破坏使我国文物安全面临空前威胁，盗墓活动常常和干部腐败、黑恶势力等社会问题盘根交错。这种对文物、古迹的大规模破坏，岂是当年红卫兵可比的吗！

如果说当时红卫兵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只是部分的、短暂的，一阵风而过，很快即被制止；但在改革以来这种破坏却是全面的、更大规模的、深层的，几乎无所不至，并且长期制止不住。对过去红卫兵的那种无理智的行为人们给予了永远的谴责，然而对目前这种有理智的破坏究竟谁来谴责，谁来追究呢！

现代社会，包括“民主法制”社会，都是大量存在犯罪现象的社会。犯罪问题，在当时群众运动中自然也不可避免。“文革”之罪过，遭到人们最多谴责的是群众组织武斗和个别不良分子打人，侵害人权，以至造成死人（或自杀）的事情。尤其是在一些“伤痕文学”里，当时更被描述得腥风血雨、凄凄惨惨。然而“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对此无有准确统计。而据当时人们所见所闻，主要是在一些武斗的重点单位和全国几个重灾区,而对于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来说真正被整死的人并不多见。然而，看看在这社会不公和腐败年代里，因干部的腐败和违法乱纪、城乡黑恶势力猖獗、官匪勾结、欺压弱民而产生的各种犯罪和冤假错案，以及致人死亡的事情，全国广大城乡哪里没有？其数量之多，岂是“文革”时期所能相比？

长期间，一些地方政府和干部向群众催粮逼款、横征暴敛以及乱开发、乱圈地、乱摊派、乱罚款，产生大量违法乱纪行为，有的强制征地、拆房、上门强抢财物，并压制群众上访和投诉，其中打人、非法关押、逼死人命的事情大量发生，使不少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因开发商强制征地，围袭村民，一次就造成六人死亡，百余人受伤。有些地方，官匪连通、恶势力横行霸道、行凶滋事、草菅人命等,使大量无辜百姓惨遭伤害、蒙冤断命以及遭冤狱、受欺辱。其中警察、城管打人，刑信逼供，致死人命的事就有不少，有些当事人竟还惨死在派出所、看守所、拘留所、监所里。据高检院电视电话会议透露，2009年1－4月间全国仅在看守所在押人员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有15人。各地农民因讨薪、讨债、举报而遭报复、被伤害的事件也经常见于报端。因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不作为、失职，致使大量百姓被环境污染或有毒食品、假劣产品夺去生命。据新闻媒体调查，仅淮河支流沿岸的一个村庄，十年来村民因食用污染水而患绝症死亡的就有205人。可想而知，在整个淮河流域，乃至全国这类灾害将有多么严重！

另外在社会治安恶化中，杀人、抢劫、强奸、诈骗、绑架、拐卖妇女儿童、贩毒、逼良为娼等各类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多少无辜百姓因此受害或从中断命。有的杀人恶魔一人就惨杀无故平民20多人。仅据媒体报道的灭门杀人案件每年就有多起。据报道广州每年产生的无主尸体就有1200具，长江、黄河中每年发现的无名漂尸也有数百。可想而知，全国各地这样的情况将有多少？据有人测算，中国目前因各种灾难、刑事犯罪、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传染病、中毒、污染、工伤、自杀等原因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每年就有230万之多。其中多数属于责任性事故原因。2004年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系统在组织的文艺演出中发生火灾，一次就烧死中小学生323人，伤132人。近年来矿难事故更是频繁发生，多少矿工惨死其中。在这些灾难后面无不有其深刻的人间悲情。死人数量之大、状况之惨、社会性质之严重，远远不是“文革”时期所能与之相比；一些犯罪歹徒和杀人恶魔在凶残性上更使“文革”时的任何武斗分子相形见绌！

在非正常死亡人数中包括着一个很大的自杀者群体。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近些年全国每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就达26万，还约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23日）报道，仅深圳地区每年自杀轻生者就有2000多人。在自杀者中，有因基层干部催粮逼款、乱抓人而被逼无奈的农民；有因下岗失业、生活无着落的工人；有因不堪老板虐待或长期被克扣工资的工人；有因身患疾病而又无钱医治的穷人；有因家庭贫穷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和家长；有因遭恶人强暴和社会不公现象迫害而又无处申冤的弱势群体，等等。另外,大量沿街乞讨、流浪的精神病人、残疾人、衣服褴缕者在全国城乡随处可见，其数量之多为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未有。据统计，全国因贫穷卖血以及吸毒等原因而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同胞就有一百多万。据上海市精神卫生部门的一份最新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市精神病的发病率已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0．32％上升到现在的1．55％，发病率翻了近5倍。由此推断全国的这种增加幅度也不会比此更少。

像这样许许多多的灾祸以及大量生命死亡的现象，在“文革”时期都闻所未闻吧，它不能不根源于改革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比较起来，“文革”中的问题还算得上吗？

“文革”中因武斗造成的死人的事情，毕竟还只发生在那个非常时期、个别年份。而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无数惨剧却是在一个“和平盛世”、“民主法制”的年代里，成为一种经常现象。其中有些就是由政府官员所造成的。在“文革”中挨整受害的只是少数领导干部和知识精英，他们一时挨整但事后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升官晋职，更使名利有加，其纪念褒扬文章连篇累牍，而整人者也都遭到追究惩办；而在“改革”和腐败下被伤害的却是普通老百姓。他们遭迂的灾难竟然被有人称为“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对此,有谁给他们一个公正说法吗？追究过哪位决策者的责任吗?

什么是真正的治、真正的乱；什么是真正的和谐、安定，真正的灾害、忧患，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辩论清楚的问题！

毛主席的治国思想影响了世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和实践，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今天回顾它、研究它，并不是要重走那段路程，而是要尊重、正确地看待历史，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弃党的群众路线，为建设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关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反思

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本质体现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共识。邓小平明确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然而，为什么又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呢？按照当初的说法：让少数人先富，目的是为了“让先富带后富”，进而达到共同富裕。事物发展有时是“以退为进”，因而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相信邓小平，盼望着共同富裕的实现。

然而,世纪之末过去了，20多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少数人确实富起来了，而且富得很快，各地方都出现了一批大富翁、大富豪，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而且同广大群众的差距越拉越大，形成“富的更富、穷的更难富”的现实。对照当初邓小平的判断，这究竟是走的正道还是邪路，是功绩还是罪过，老百姓不能不予以评说。

一、中国有无发生两极分化

众说周知：中国目前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超过了国际的警戒线。据金融部门2002年的一次统计,在我国拥有金融资产的居民中,20％的富裕大户占整个金融资产的66％。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大户的经营资产和房产、汽车等,他们的财产比重肯定要占到整个居民财产的80％以上。这也就是说其他80％的居民仅占20％以下的社会财富。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己超过西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贫富差距很大，但那里却有很高的社会福利和救助加以弥补，而在中国，连原来己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也被视为“大锅饭”而取消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提价。因而贫富差距的矛盾更加尖锐。

人们看到，反映中国贫富差别的统计数字总在逐年刷新。据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约30万人，他们共持有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这个数额接近当年国家财政收入6万亿的1.5倍!至于中国百万富翁的数量,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07年是39.1万人。无论是千万富翁还是百万富翁,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集中度更高。波士顿咨询公司指出，在中国，0.4%的富翁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预计到2009年底，高净值人群将达32万人，同比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元”。（ 中新网2009年3月31日电 综合报道《每日经济新闻》）这就是说，区区32万人（约占中国总人口的0.2‰ ），其可投资资产规模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的近一半，即32万人与13亿人拥有的个人资产大致相当！

又据2009年4月15日发布的《2009胡润财富报告》：目前全国千万富豪人数己达82.5万人，其中亿万富豪是5.1万人。千万富豪全国每万人中就有6人。在国内最富裕的北京市所拥有的千万富豪每万人中就有88人！（《北京晚报》）目前在中国大陆富人排行榜上，有些大富翁的个人资产已达几十亿、上百亿。如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早在2004年就被“胡润财富榜”尊为首富，当年的个人财富是140亿元。而到2008年，四年间通过“资本运作”又到手现金135亿元。如果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9229元算，那么黄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同期平均工资的11万6千倍！

按照现在的薪资制度，一些国有企业的董事长、经理年薪己高达上百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在媒体上受到广泛争议的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7年的个人薪资达6600多万元。不难算出，这与有些企业的月工资只有几百元的普通工人相差多少倍！还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名歌星、名演员等，个人资产高达上千万的也并不稀少。有些官员、富翁的阔绰和排场已达挥金如土、屠侈淫糜的程度。如此的贫富差距，如此的分配不公，在世界上哪里还能看到？

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有多少？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007年10月17日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是2148万，已解决温饱但发展水平很低、不稳定的人口有3550万，两项合计是5698万。这里应该看到，中国2008年划定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785元，即每月65元多。这个标准如此之低已至不足维持人的生存条件。而国际上规定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每日生活费最低1美元。如果按此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是大量的。据2008年李伟在《中国走向》一书中进行的论证推测，贫困人口是2～2.5亿，特困人口是1亿左右。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数字还在增大。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贫困的标准也应相对提高，总不能再用十几年之前的标准吧！根据国家统计，2006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是3587元，这其中如果扣除少数富裕大户所占的大多数份额，对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会超过2500元（约计365美元），即都在国际上的贫困标准之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想而知。

中国的贫困家庭算得上是一种高度贫穷：很多人生病没有钱治，孩子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有些家庭负债累累，有的全部家产加起来不值一千元，有些人靠卖血供学和维持开支。据有关医疗机构调查：我国大量艾滋病患者其中多数是由卖血感染的。近年一位刚从中国西部地区访问归来的美国教授说：他所去的地区比25年前中国没有实行改革时他去过的北方农村还要穷。他称：“周围风景如画，而百姓一贫如洗。”

据近期媒体报道，汕头潮阳区和平镇下寨小学分校二年级学生高海钦因发烧不舒服，要求父亲带他去买药打针。但由于家境贫寒，手头拮据，夫妻二人竟因拿不出10元钱而互相争吵，小海钦提出借10元钱作医药费，也被拒绝，因而含悲以红领巾自缢而死。类似的例子在贫困群体中显然不是仅有的，很多人的悲惨遭迂因无缘被媒体报道而悄无声息，更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救助。

目前中国学者们在有无两极分化问题上争论不休，如果他们也到贫困地区的困难家庭去访问一下，这个问题就不难得出正确回答。如果说这样大的贫富差距还不算两极分化，那么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两极分化？

当然，仅以人们之间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还不能说明就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否认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差距。然而必须看到：在先富的群体中目前大多数人已经变成了私企老板，而大批“后富”群众都成了打工仔，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完全是资本家与雇工的关系。目前中国私营老板都忌讳“新生资产阶级”这个称谓，其实他们无论在规模、人数还是在社会联系和地位上都超过了解放前的资本家阶级，同当今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鲜明的贫富差别不仅存在于经济生活中，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已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例如：在教育领域，富家子弟可上“贵族学校”、重点学校，而一般平民子弟则只能在条件差的乡镇学校就读。有些贫穷家庭的孩子因交不出学费而失学。在很多地区，大富翁只要钱多就可当乡镇长，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们何止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是各级政权的“依靠者”。相反，任何人只要沾上一个“穷”字，就只能到处遭受歧视！目前社会上各个领域无不是以有钱没钱、钱多钱少而使人出现贵贱、尊卑之分。

“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一方面培植了一批新生资产阶级，一方面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失业群体和打工族。在公共资源转移中有大量工人、农民失去了劳动致富的条件，如下岗、失地,他们的选择只有两条：或者失业或者给人打工。中国的打工族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大军，他们到处承担着开发建设的最艰苦、最繁重的任务，劳动时间每天都在十个小时以上，然而他们的工资却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低的。大多数每月只有数百元，没有任何保险。如果算上他们家庭赡养和受教育的费用，这种工资水平都在劳动力价值以下。即使这样，他们的工资还时常被老板拖欠以至多年领不到手。可想而知，对于广大的打工族来说，他们有望实现富裕吗？何时打工的能与老板共同进入富裕！任何掩盖这一矛盾的企图只能是对人民的一种欺侮。

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克服各种侵害群众权益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还说：“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富人”。这深得民心。然而应该看到的是，目前的贫富扩大己经成为牢固的体制性问题：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从来是制造富人与穷人两极对立的机器。事实说明：“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已经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一旦形成，就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什么是阶级？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0页）“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作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共青团的任务》，同上书第352、353页）按照马列的经典论断，中国目前的“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无疑是一种真正的阶级矛盾，而这种阶级矛盾完全是在宣布“阶级消灭”的社会中产生的！

二、“让少数人先富”，是克服“平均主义”吗

有人说：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大家不会齐头并进，总有先后、快慢的区别。不让少数人先富就是“平均主义”。

在社会主义时期，人们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物质生活水平有差别，富裕有先后，这向来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承认的现象。由于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客观条件和劳动的不同造成的，因此，它不会成为两极分化。在民众性的致富竞争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始终应该代表和维护公众利益，坚持公正、平等原则，一视同仁地鼓励、支持全体公民劳动致富，以形成自然而公平的竞争。对于出现的贫富差别，应积极加以调节和制约，使其不致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尤其是要坚决制止侵占公共资源和群众权益的现象。我们知道，共产党向来是把关心和帮助贫困群众改善生活、提高他们的地位作为其首要任务的。

然而必须指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含义决不是指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是政府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方针、政策。这一政策实质是指政府鼓励、扶植和保护少数人、部分地区先富。这里既不提“让全体人民富起来”，也不提“让多数人富起来”，这样就必然使政府失去了公正、平等原则，离开了大众的立场，从而使少数人成为政府寻租的最大受利者。本来，政府鼓励、支持和保护致富应该是对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的，而不能单独对于少数人或一部分人而言。连资产阶级领导人孙中山都懂得“节制资本”、“扶助工农”的道理。这样鲜明地把政策立足点移向少数富人一边，这在现代国家还绝无仅有，更不必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什么是寻租行为？按照寻租理论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定义和阐述，寻租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它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寻租的根源是政府，它的主要特征是不经过相应的生产劳动而将社会公众财富转移到一部分人手中。寻租从根本上是与劳动和公平原则相违背的，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侵害和浪费。

对照中国的新富阶层，正如他们自己所称：主要是凭借了“政府的好政策”。正是由于政府的“政策优惠”，才使他们有机会利用公共资源而自肥。因此说，它完全是一种寻租行为。

回顾中国改革过程中每一次体制变动和新政策出台，如：集体资产承包、租赁、土地批租、国有企业改制、资产重组、房地产开发以及工程发包等等，哪一次没有公共资源被不公平占用、廉价出售或转让，从而使少数人占尽便宜？由于这种资源转移过程是在政府号召或者提供的机会下进行的，它具有某种合法的名义。调查显示，在国企改制中，大部分股份企业的控股人都是原来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而出自普通工人的却极其罕见。在我国目前的私企老板中有六成以上是官员和机关企事业干部出身，有的是其子女或亲属，还有些官员及其子女直接入股企业，这更证明了寻租行为的存在。据媒体上的一种报道，截止2008年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一亿元之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很多调查还说明：在中国的先富群体中大多数具有不同程度的违法经营行为，诸如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偷税逃税、走私贩私、投机诈骗、侵害工人权益、私开滥采、从事地下经营、行贿政府官员等，而这些非法经营有大量是在政府官员的保护下进行的，一直是久治不愈的顽症。银行贷款的大量流失意味着有人还从国库管理的漏洞中发了大财。

中国的富裕新贵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超常的快。他们大部分是只有几年、十几年时间就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资产，这种魔法般的速度决不是勤劳所能实现的，也不是以市场规律所能够说明的。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没有过这样的奇迹。其诀窍就是寻租和违法经营相结合。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富裕阶层的个人劳动等因素，但是正如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员，你服用了大量激素在里面，你取得的成绩还能是真实的吗！

尤其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在各地房地产开发、国有企业转让、出售和拍卖、农村圈地、民房拆迁中,少数开发商与政府官员联手套取国有资产的行径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们通常的运作方式是：少数有个人背景的开发商采用行贿和收买政府官员的办法取得对项目的开发权或接收权,通过一系列暗厢操作,上亿的国有资产仅被评估为几千万元、而几千万的资产则被评估为几百万元就被卖掉。之后这些精明的“投资者”又将他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抵押从而取得银行的贷款和资金。而所有权却转移到个人名下。这样少数人一分钱不花,一夜之间就能成为一个暴发户。是一种道地的“空手倒”的把戏。例如：浙江省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在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就将价值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一块土地以5000多万元批给一位开发商,自己从而也收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贿款。沈阳市黑老大刘涌通过行贿副市长马向东,从而使马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将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价值3.5亿元的用地无偿拨到自己名下,只此一项,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了3.5亿元的财富。内蒙古科学器材公司，317万净资产被评估为160万，并以39万出售，而买卖双方竟以同一人为法人代表！诸如此类例子,各地多得不胜枚举,这也正是国有资源被大量流失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国企领导人把一些优质资产或效益很好的业务分离出去或转包给自己的亲友，个人从中参股、控股或获利等。

据媒体报道，从八十年代始，止于1995年，国有资产平均每年流失达500多亿元。即15年有7500亿元落入私人腰包。而金融性国有资产流失至少有3000亿元，占整个金融资产的10%以上。（《嘹望周刊》1995年第47期。）国家土地资源的流失，据国土资源局估计，每年价值可达300亿元。（同上刊1996年第18期。）据有关部门对1994年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调查统计,资产损失及挂账就达4438亿元。2002年,国家审计署查出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以及决策失误等原因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就达72.3亿元。按经济学界一般的估计,近年来国有资产的流失平均每天约有一个亿人民币,即每年365亿。无疑,这么多的财产最终都流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这也是为什么少数人富得这样快的一个原因。例如：据美国《福布斯》2001年公布的我国100家富豪中,某富豪1999年还只有5000万元,2000年就增至4亿元,一年中增长了7倍多。而到2001年又增加到9亿元,即又翻了一番多。（《经济研究资料》2004年第5期。）又如北京市年仅26岁的女士刘某,1997年高中毕业,而只几年时间,到2004年就拥有财产51亿元,名列《新财富》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榜第8位。如此神奇的财富增长速度,在世界哪个国家可以找到？这难道能够用任何经济规律来说明吗？而类似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它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即政府的政策支持或官员的参与,否则是不可能的。

人们知道：资本的本质就是增殖和扩张，当少数先富的人占有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它就会象滚雪球似的迅速扩大，而使没有富起来的人望尘莫及，因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这向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客观规律。这种运动一旦加上了政府的干预（政策鼓励、优惠和保护），必然如火势风助，越发不可收拾。两极分化一旦产生，它就决不可能是容易消除的。所谓“让先富带后富，进而达到共同富裕”，是永远不能兑现的谎言！

由此说明，主张“让少数人先富”与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是根本不相干的。打着批判“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旗号而搞两极分化，这正是有些人的一种精明。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是两个错误极端，政府干预下的“不让少数人先富”与“让少数人先富”同样都是寻租行为，二者都是对劳动致富的违背，对公正、平等原则的否定。改革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总之，是“让少数人先富”还是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两条背道而驰的方针、路线，二者在性质、方向上决不是相统一的关系。只有否定“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才能维护和保障全体公民平等公正致富的权利，真正形成劳动合法致富和公平竞争的局面。只有否定“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才能克服寻租行为和少数人攫取公共资源的弊端，恢复政府维护公众利益、主持公正的职能和形象，从而消除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三、只有让少数人富起来，才可以“加快发展、提高效率”吗

有人说：鼓励少数人先富，尽管不符合公平原则，但却能够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这里不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但如何看待这个效率，也是必须争论清楚的问题。效率，究竟是当前的、短期的效率还是长远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效率？究竟是部分人、部分地区的效率还是全体人民和广大地区的效率？究竟是单纯资本、GDP增长的效率还是社会总产品增加、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和全面发展的效率？这对于每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来说都懂得的道理。

少数人抢先富裕，他们采取的主要方式除了对公共资产的侵吞之外就是对自然资源的野蛮开发。只不过十多年时间，在广大国土上大面积的山林被砍光了，江河湖水被严重污染了，野生动植物品种加快灭绝和减少，地下矿藏被私开滥采，土地大量沙化，城乡处处是垃圾场。人们不仅再也见不到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河水、物竞天华的自然界，再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吃不到无污染的食品，而且早已绝迹的一些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寄生虫、传染病等又重新滋生蔓延,艾滋病、非典、禽流感等许多新疾病也开始流行。有毒食品和水源污染事件不断发生等等。这种野蛮的致富方式不仅严重地危害了当代人，使后富的群体根本失去了致富的条件，而且更秧及子孙后代的安全。在这种发展中，少数人的确富得很快，地方政府的税收也迅速飙升，然而它却给人类世代所居住的美好家园带来一场空前破坏，有许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永远也不能恢复。在中央政府重视下，尽管各地都开始了治理和整顿的措施，然而其代价又是何其高昂，其苦果何时才能尝尽！这种损失是什么样的所谓增长“效率”才可以抵偿的！

让少数人先富，对于部分地区、部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高速度和高效率，但它决不是全体或多数人的速度和效率。人们看到，在政府的政策倾斜下，一个个特区、沿海地带、城市等奇迹般地发展变化，各地开发区高楼大厦平地而起，花园别墅一片连接一片，创造出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效率和速度。然而再看看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农村，却仍然是过去的旧平房、旧村貌。街道上遍布泥泞,村里柴草、粪堆到处可见, 鸡鸭羊满街走。村干部办公、开会有不少是在家里,连集体的办公的场所都没有，更不要说文化、活动室之类的设施了。正如他们说：“自从生产队的房产分开后,从那一直没有钱再建”。多数村里没有像样的企业。每到收获季节，家家户户都在公路边上脱粒、晒粮。在田地里，男女老幼人拉耩子播种的劳动方式仍然可见。要知道，这可是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的景象啊！谁能说这种发展变化有多大！可想而知，在任何一个一盘散沙、个人顾个人的社会里，怎能会有发展的高速度、高效率！温加宝曾说过：一个船队的前进速度不是取决于行驶在最前面的船只，而是取决于行驶在最后面的船只。这个比喻是多么地恰切啊！

由于公共资源向少数人转移，使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于经济发展之外。经济的高增长不能带来高就业和居民收入的高增长。众所周知，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大多年份都保持着在8%以上的增幅，财政增长在10%以上，很多地方财政增幅高达20% 。但与之同时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呢？据发改委专家称，中国的工资水平仅是欧美国家的1% 。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已下降到了2007年的11% 。自九十年代以来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年均增幅只有百分之四、五。而对于半数以上的普通职工以及下岗、退休职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增长幅度还比农民低得多。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7年所做的第6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竟有26.7%的普通工人过去五年内从未增加过工资！即使大多数职工的收入有所增长，但也赶不上物价上涨和各项开支增长的幅度。因此，对于广大工人农民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岂不是真正的“长期发展缓慢”和“停滞不前”吗！

离开了社会公平，广大劳动群众不能共享成果，这种经济增长再快、效率再高，它还有什么意义？温加宝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论述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2009年2月3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讲演。）这里所说“不得人心的”、“有风险的”等，都是明确表达了对“少数人先富”的否定意思吧！

总之，“让少数人先富”的经济只是惠及少数人的经济，它绝不是民众性的经济、即“民生经济”，它永远不可能解决多数人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样的经济发展其主要意义在于增强少数富裕阶层的财富，使他们富上更富，而与大多数群众是无缘的。孰不知这种产生效率的机制不仅催生财富和富翁，而且还不断制造贫困和弱势群体，正是后者是社会更难解决的大问题。从社会整体来看，站在最广大工农群众立场上，这是根本利益的损失，何谈什么“效率”！这种发展即使达到了当今美国的经济水平，那也决不是工人农民的天堂，那里不是还有10%以上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口吗？

由于新生资产阶级是在政府的号召和保护下产生的，因而它与官僚阶层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官员们“傍大款”、“捧大款”成为一种习性。这就形成一个官僚与新富、权与钱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实体。由于社会建立在贫富对立基础上，它必然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目前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盛行、犯罪增多、干群关系紧张、诚信道德丧失、价值观扭曲、艾滋病蔓延等，可以说都是以贫富对立、社会不公为其深刻根源的。事实已经证明，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远比发展经济更加困难得多、复杂得多，成本也更高。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只是目标之一，然而最艰巨最根本的还在于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一个公平进步的社会能带来经济大发展，但经济增长却不能产生社会公平。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仅有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正如江泽民所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了换取经济增长和一部分人的富裕，不惜牺牲广大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恢复私有制，使旧社会里的一切固疾复发，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损失殆尽，试问：这是什么样的发展和效率呢？

四、难道没有大富翁带头，社会主义就不能成功，

广大老百姓就不会富裕

新生资产阶级总是说：“如果不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那就只能共同贫穷，谁都富不了”。

这完全是一派谎言。

人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从1980年农村推行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开始的，而当时城市和工业的改革尚未启动。而在此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尽管有人大肆贬低那时的经济成就，但真象仍是掩盖不住的。

事实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就出现了逐渐加快的发展势头。如1977年至1980年，连续四年的增长率分别是7.6%、11.7%、7.6%、7.8%。这并不比经济改革之后的发展有什么缓慢。1978年和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7.8%和9%，增幅超过历史纪录。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48斤，这比2003年的人均数量还高。从人民生活情况说，1977年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1979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达到667元（全民所有制职工705元）。全国农民家庭人均收入179.84元，比上年增加19.4%，提高幅度是比较大的。城乡市场上产品供应逐渐丰富，197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6%。每百户社员家庭拥有的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钟表的数量分别达到36辆、23台、26台和55只，比上年增加分别是16.1%、15.0%、44.4%、5.8%。农村土地大部分实现了畦田灌溉。北方小麦亩产达700多斤，南方水稻亩产达1400多斤（季），一些先进生产大队有了拖拉机、柴油机和电动机，社员住房盖上砖瓦房。已经走向温饱型经济。

例如江苏省华西大队，从1963年至1978年十五年间粮食产量平均亩产（年）由600多斤提高到2720斤，增长3倍多。七十年代初，在搞好种植业、养植业基础上就逐步建起了运输业以及农机修配、五金加工、塑料制品等队办企业，走向了农、工、副综合发展的路子。还有7.5％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到1978年工业和副业产值就分别占到全大队总产值的64％和14％。一年创造价值100多万元。每个工业劳动力每年创造产值5100多元。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第二版《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其实，这样的先进社队当时在苏南以及全国还有很多。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社队工业、副业的发展，到七十年代后期一些致富的先进集体在各地都有出现。人们知道，今天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己经发展到高度城市化水平，被称为集体富裕的榜样，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前它的发展路子就己经奠定了。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中国面临的外部、内部环境显然更加宽松有利，经济发展必然更加迅速。可以设想：如果继续坚持集体富裕的道路，如果公共资源不被少数人抢先占有，广大工人农民本可以会更快、更普遍地共同富裕起来。然而一些官僚特权和崇拜资本主义的人却不甘心与工农群众一块发展，他们要抢先富裕，并且是“等不及”了。所谓“让少数人先富”正代表了这些人的要求。这一政策的提出，意味着党的集体富裕的道路被抛弃。历史就这样发生了翻转。

然而，中国确有不信这个邪的。有些人硬是不走你“让少数人先富”的道路。在我国一批率先实现小康的先进村中间，如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等，他们坚持集体道路，经济照样迅速发展，广大群众富得更快。这样的集体在全国也有一两千个。所不同的是：那里没有两极分化，更没有贫穷，人均收入和公共福利在当地都是最高水平。谁说没有资本家带头，老百姓不会致富、社会主义不能成功！而恰是在带头实行“分田到户”、走“少数人先富”道路的安徽省小岗村，却出现“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进富裕门”的状况。尽管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援，但直到2004年前其人均收入仍达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不得不改弦易辙，走土地流转的新路。

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哄骗工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是个漫长的过程，要慢慢来，稍安勿躁”。

目前改革开放已近30年，中国尚有几亿人口处于贫困和仅仅温饱的状态。如果一代人过去了，将来再实现小康这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既然消灭贫困是个长期的过程，既得利益者们为何一贯责难改革前的所谓“发展缓慢”？目前整个社会物质充足，产品供大于求，富贵们达到挥金如土、屠侈浮华的程度，到处可见“朱门酒肉臭”,仅官员们公款吃喝每年就花去3000多亿元。这种情况下的贫穷与历史上的贫穷在性质上能够相提并论吗？

有一位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说：“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这里完全表达了富人阶层的立场。然而，我们站在百姓大众的立场上说：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少数富人的存在就毫无意义。如果把“少数人先富”视为一种改革和前进，那么共产党当初为什么还领导工农大众搞革命、闹翻身？旧中国岂不是早就让少数人富了吗？解放前的反动派、政府岂不正是以“保护富人利益”为其政治基础的吗？精英们口口声声“保护富人”，然而众多的贫困百姓、弱势群体靠谁保护？如果不是少数人抢先富、靠侵害他人而富，中国广大群众本可以集体致富了，而且富得更快、更好，哪里还会有目前的大量穷人和弱势群体存在！

忍耐吗，等待吗？这完全是哄骗老百姓。权力和精英阶层为什么不带头忍耐、等待？他们是从来不承受改革所造成的疼痛和损失的。实际上他们是最耐不住、等不及、唯恐富得不快的一族。在金钱和权力面前他们向来是最不择手段、迫不及待的。“用足用活政策”、“快速高效”、“超常规发展”等岂不是既得利益者们一贯的口号吗！然而，对于改善广大工人农民的状况为什么不讲“快速高效”、“超常规发展”呢？— 只要我富起来了，那管你们长期受穷。“慢慢来，耐心等待”吧！

五、少数人富起来之后在干什么

当初的决策者曾设想，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就可以回报社会、多为国家和集体作贡献，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帮助其余的人尽快富起来，即“让先富带后富，然后进入共同富”。— 真是一个美妙、聪明的设想！

然而，事实是富人一旦有了钱之后，决不会变得慷慨解囊、慈善义气。相反还会更加变得贪得无厌、视钱如命。看看“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各地的富豪、大款何中间究竟出现了多少扶贫帮困、奉献民生、资助乡村父老共同富裕起来的例子呢？实在是不多！

人们看到，大量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国家资源被私开滥采，生存环境恶化等，这却全是先富起来的人所为。很多私营工厂、采矿业、窑场等把大片良田侵占，江河湖水被重度污染，有毒气体和污水使大片农田绝收，居民再也喝不上纯洁的水，有的被水污染夺去生命或染上不治之疾。对此灾害，尽管群众奔走呼叫，但总是得不到合理补偿，不少地方发展到群众同开发商或企业主之间的暴力抗争，成为不安定的一种突出表现。其祸根莫不都是出自“少数人富起来”。难道这就是“先富起来”的人们对社会的“奉献”吗？

面对大量弱势群体的贫困，按道理富人们应在扶贫、帮弱上主动发挥作用，以利取义，回报社会。然而在这方面仍是令人大失所望。人们看到，在各地的扶贫、助困以及慈善事业中，来自私营业主、高收入群体的赞助、捐赠等实在是不多，远远同这个阶层所占的财富比重不能相称，大大低于普通民众。例如在自愿帮贫、助学方面，近些年来国内曾出现了象丛飞那样的穷歌手以及一些捡破烂的老人、登三轮车的下岗工人、离退休老干部等许多动人的事迹，他们在帮助别人时几乎是倾其所有。但这样的事例在大富翁阶层中又有多少？富翁阶层即使拿出自己五分之一的财富用以扶贫，全国的贫困人口还有吗？

据某慈善公益组织2006年公布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私有企业超过1000万家，其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过捐赠。

当然，各地大款中对政府或公共事业解囊赞助者也是有的，例如赞助学校等。但那也是有其精明打算的，无不都是为了换取某种社会地位和名份，诸如“杰出企业家”、“名誉校长”以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副乡长之类。其实这也是他们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而做出的一点投资而己，决然算不上一种无私的义举；世上富人的钱是决不会白花的，无名无利的事他们才不会去干。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私人业主进入地方党委的就有200多名，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2101人，当然还有不少任党代表。他们之所以获得这些政治地位，不可否认其中重要因素就是钱的作用。

邓小平当初曾经说：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采取“征收所得税”，以及让他们“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等，兴办一些公共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对于这种期望，富人们究竟做得如何呢？

人们知道，征税是政府对社会成员实施收入调节的主要手段，也是使经营者回报社会的一种主要方式。即使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富人的征税手段也是强有力的，以此来实现其“高福利”、“全民社会保障”等。例如在瑞典，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征税税率可达60%以上。法国还规定对个人财产超过73.2万欧元的高收入者,每年必须交一笔数额不低的“巨富团结税”，这样来保持贫富之间不大的收入差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削富济贫”、“平均主义”的做法。据了解，在瑞典最低收入者比社会平均收入仅低20%。就连印度都有“均贫富”的措施,有人称之为“抓大放小促公平”等。但在中国，先富和高收入群体，对政府的各种“优惠”扶持似乎并不领情，不但无自觉纳税、回报的意识，而且更以各种手段偷税逃税为其能事。例如，瞒报、做假账、虚开增值税发票、售出产品不开发票、行贿税管人员等违法犯罪行为极其普遍。有些利润几百万元的私营企业，通过给税管人员送点礼、送点钱，做些手脚，缴上几千元的税就能了事。很多地方政府还公开以“减免税收”作为“招商引资”的一项优惠条件。内情人都心知肚明：私营企业中无偷税漏税行为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很多企业之所以发展很快，其原因之一就是偷税漏税。在一些被查处的案件中，偷漏税数额高达数百万元的并非罕见。被公安部悬赏缉拿的潜逃犯，北京天富房地产开发商偷税高达25577余万元。据权威税务专家估计，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外籍高管人员，每年逃税规模在百亿以上。在发展私有经济之后，富人阶层究竟偷漏了国家多少税收？这岂能是一个不予追究、可以不了了之的问题吗！

据普遍的看法，中国对富裕和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和征税率是比较低的。据统计，2005年政府对经营者不含社会保证缴款的宏观税负平均只有15.65%，这远远低于世界工业化国家的21—23%之间。含社会保证缴款的宏观税负平均只有19.39%，而同期工业化国家是31.4%—33.39%，比我国高出近一倍。甚至发展中国家的税负都达25.58%—26.52%，也大大高出中国。即使这样，也并不能满足私营老板们的贪心，仍然在想方设法地干着偷税漏税、扣减工人工资的事情。

至于富人们出钱修路、建桥之类的事情，也都有所见。但几乎所有新修的路、桥都是必需交钱而过的。“此桥是我建、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走，留下买路钱”。“谁投资谁受益”，这己是目前通行的一条定则。据国家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目前大多数路、桥收费都大大超过了其建设成本。建桥修路，在古代确曾是富人们的一种善举，但在今天它却成为一种暴利的经营。

总之，目前在中国要想找出富人们的真正慷慨济民、仗义疏财的善举实在是不容易！

在高收入群体中还有一个“中国持色”，就是包含着大量的灰色收入（或隐性收入）。这是一种非公开的、不进入财政部门监管、不纳税的收入。如单位的“小金库”、“创收”及其发放的各种福利、补助、实物，不进入财政管理的收费、罚款以及劳务费、好处费、回扣、收礼、受贿等各种收入，名目繁多、数额巨大。在有些部门它大大超过了个人工资和合法收入的数额。据国民经济研究所有关研究人员的看法，2006年全国隐性收入高达4.8万亿，相当于GDP的26%。2006年政府各种收入（包括罚款）达6.7万亿元，其中就有2.8万亿元没有纳入预算内管理。这样巨大的数额大部分流入“小金库”和灰色收入中。灰色收入绝大部分存在于高收入群体中，它说明中国的贫富差别比政府公布的数字要高得多。据专家分析，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全国最高收入10%的家庭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它远远高出由国家统计数据推算出的21倍。这种分配上的黑洞，存在己非一日，尽管上下不断发出强烈呼声，但它总在继续扩大。这种现象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是不可能的。试问：在目前中国，谁还能管得住富人吗？如果连富人的税收、非法收入等都管治不住，还能谈得上什么执政能力吗？

从生活方式上看，一些先富们食山珍海味，坐世界名车，住豪华别墅，情人小妾应有尽有。有的还玩明星名模，到境外豪赌。一盒烟数百元，一顿饭数千元，一夜情数万元，其奢侈淫乐的程度古今中外所罕有。他们与周围群众的状况真是天渊之别！

有相当一部分贪官和暴富者当私囊装满后，接着做的就是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然后携眷外逃。据中国社科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党政、公安、司法机关、国家事业单位、国企高管以及驻外中资机构中，外逃、失踪的人数就有1.6—1.8万人，共携走款项8000多亿。象这样的富人，到哪里去找他们“带领群众致富”！

一个少数富人与大量穷人并存的社会，更加助长了社会不公和剥削的深化。对于富人阶层来说，社会上大量穷人的存在，是其如鱼得水、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正如有人公开炫耀的：投资者“在中国赚钱很容易”，其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丰富而廉价。很多企业的打工仔、打工妹每月工资就只数百元，每天劳动时间在十几个小时，而且很少有双休日、节假日，更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养老保险等起码的权益，出了问题就被一走了之。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当然，这样的劳动条件你可以不干，但那没有关系，我可以再找他人，到处有的是求职、找活干的人。而对于大多数普通群众来说，如果离开了给富人打工，的确再难以找其他生路。这种状况如果在一种贫富差别不大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的。更有甚者，各地还有大量很不正规的黑工厂、黑煤矿、黑窑场、黑作坊之类企业，那里的劳动安全条件更加恶劣，非法用工、虐待工人、侵犯人权的现象十分严重。黑心业主任意打骂、关押工人，有的打人致死或致残。在很多私人企业里，再现了旧社会童工、奴工、包身工的悲惨情景。现在人们终于明白：所谓“先富带后富”竟然就是这样的！

有人说：“发展私有企业能够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事实上，正是对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改造”才带来了大量下岗、失业问题。人们知道，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本来就没有失业问题，当时的大、中专毕业生全部都由国家分配。那种经济体制的目标之一就是保证劳动者完全就业。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是“优胜劣汰”、“减员增效”、“追求更大利润”，大量失业大军的存在是其发展的必需条件。这正是造成劳动者失业和不能就业的体制原因。人们看到，在很多企业里，业主宁可使工人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超强度劳动，但也不愿增加新的员工，致使大量大、中专毕业生也无法实现就业，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没有的。指望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解决劳动者就业问题，实在是认错了门户。

显明的贫富差别，也是富人社会享乐纵欲、奢侈淫糜的便利条件。大量贫穷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存在，给富人们在使用佣人、工役、“三陪小姐”等方面带来丰富来源，并且使他们“包二奶”、“养情人”极为便当。从揭露出的腐败官员的罪行看，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有包养情人、嫖娼甚至奸污少女等问题。被惩处的贪官，原长春市委书记、吉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米凤君仅在一个大酒店嫖妓就达一百多名！有些大款、名演占有的女人更不计其数。有大量贫困阶层的女子迫于贫富差距的压力而走向卖身、从事各种色情服务。在目前中国，从事卖淫嫖娼、色情服务的人员不仅数量多，而且价格低。据媒体报道，在有些低档次的场所，卖淫每次只有几十元。如果没有巨大的贫富差别，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社会，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共同贫穷”，如无人们在地位、人格上的不平等，那么一部分人专供另一部分人寻欢作贱的现象是不会存在的。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少数人富起来”的必然结果。

在一个“少数人富裕”的社会里，富人所起的作用只能归结为一种犯罪，即对社会和民众的整体发展具有侵害和裂化作用。是对人们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障碍。在显明的贫富反差面前，人们对富人的羡慕与仇视集于一体，人人都想往致富、而人人又都仇视富人。形成高度矛盾的社会心理。在贫穷百姓看来，富人的行为和作用本身就是一种侵害和犯罪，因而只能以侵害和犯罪手段与其相对应。由此，诱发出许多抢劫、偷盗、绑架、诈骗、偷渡、杀人、强奸、拐卖人口等犯罪行为。目前广大群众所高度关注的犯罪增多、精神道德沦落、社会不安定等现象，实质上正是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为其深刻社会根源的。也是来自富人阶层的大量胡作非为行为所诱发、鼓励的产物。

中国民间有一句名言：“为富者不仁”。即使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们都懂得“抑制豪强”、“均贫富”的道理。现代富裕新贵们在贪婪、虚伪、欺诈、黑心、霸蛮上是决不亚于他们的前辈的。有人曾奉劝富人们：身上要“流淌一些道德的血液”。但在制度不公的社会里这是可能的吗？对此中国老百姓还能再存有什么幼稚和幻想呢！

实施科学发展观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导

面对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上的新情况、新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人们知道，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前两代（毛、邓）都是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历时40多年。这里说明，科学发展观既是对计划经济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调整和拨正。

 科学发展观是关系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实质、内涵以及战略方针、模式等重大问题的概括。它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日10日）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高境界、高层次的发展观念，它在本质上只能作“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而同那种急功近利、以物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只让“少数人富裕”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形成显明区别。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就谈不到科学发展观，否则它便成为一个仅仅说得好听、而根本不能实现的虚假幻影！

一、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的

市场经济从其产生就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其发展过程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垄断市场经济、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这后者又以调控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存在多种类型。在其几百年的历史上，市场经济究竟给人类带来什么，对此人们应该是清清楚楚的了。

谈论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喜欢从它“真正的”、“本来的”、“纯粹的”的意义上说事。本人也赞成这一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其本质。而“真正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指在没有任何外部因素，例如政府的干预、调控,完全按其自身规律和要求而自由运行的状态。

从本来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供求信息和需要是客观的，但对资源进行配置和运作的则是大大小小、互相独立的市场主体（经营者）。他们着眼的根本目的就是赚钱和最大化地追求利润。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经营，这直接取决于经营者赚钱、发财的需要。这虽然在客观上也起着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其前提是必须给经营者带来可观的利润，能够赚大钱；否则，对于没有多少利润可图，即使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社会公益事业所期待的事情，那也是无人肯干的。这样就必然吸引资源、人才、技术向更有利的产业和地区流动；相反,对于条件落后的地区或社会发展和广大群众所亟需的方面，则没有或较少资源投放，这样必然形成发展的瓶颈,从而使地区之间、行业和各方面之间的不平衡和差距越拉越大。在这种机制和观念下，所谓“发展”不过是资本的增殖，尽管在客观上带来经济的一时和局部快速增长。但它是不顾及社会公平和大众利益的，最终导至经济危机和波动的出现，甚至造成经济、社会的畸形和片面发展。

市场迷信论者总是鼓吹“市场配置资源”的优越性，然而在中国人们看到的却是：大量资金、资源和人才配置到了沿海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却只能承受环境污染、资源私开滥采的苦果，发展差距更加拉大，群众脱贫更加困难；在大开发中，各地建出的高楼大厦、花园别墅实在是多之又多，然而却统统是配置给有钱人阶层的，而广大工人阶级却只有干瞪眼看的份，尝受卖不起住房之苦；在社会公益事业中，大量优质资源：名牌学校、贵族教育、优等医院、高档次的文化娱乐享受以及名星、美女等都是配置给权贵和富人阶层的，而普通老百姓却再也与此无缘。广大工人农民不仅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而且还失去了原有的生产条件，只落得靠出卖劳动力甚至肉体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真实现状，谁能说出它对广大百姓有什么优越！

单纯赚钱谋利观念更是对自然环境进行掠夺式开发、大量破坏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发展到哪里，哪里的森林就被迅速、大面积砍伐，地下矿藏就遭到疯狂性开采，江河湖水枯竭，动植物品种大量灭绝，各种传染病、疾病滋生蔓延，黄、毒泛滥，等等，使多少人在环境污染中失去生命或患不治之症。人类美好、清洁的自然家园永远不复存在。而这一切使整个人类及其子孙后代付出的沉重代价所换取的，仅仅是少数人的发财富裕和一时的“经济快速发展”！

在赚钱谋利动机的驱使下，生产经营者绞尽脑汁地降低成本，因此使大量劣质和假冒商品产生。例如改革以来，按照市场经济运作方式建造的一些大工程，使用几年就出现问题，被人们称为“豆腐渣工程”。如桥梁垮塌、楼体裂断、工程漏水、公路塌陷等事故不断发生；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一些大桥梁、大建筑、基础设施，四五十年来也从无发现过建设质量问题，并且至今仍还发挥着作用。例如2007年湖南省境内新建的沱江大桥，在刚建成尚未通车就发生全部垮塌，造成64人遇难的悲剧；而在这同一条江上的四川省简阳市一座40年的老桥，被专家鉴定为“危桥”，为了在原址上建新桥，竟用超量炸药的爆破也炸不垮，被媒体上称为“桥坚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房屋建筑倒塌最多的是学校新建的楼房、校舍，由此造成数万学生丧命。在南方雪灾中，一些地方的电线杆大部分倒塌，有的齐根断开，有的断折了数截，人们看到那都是近些年来建造的“豆腐渣工程”，而那些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电线杆却全部昂然挺立，没有损坏！其他在食品、医药、烟酒、家用电器等方面的假劣产品就更多，由此造成婴幼儿和成人死亡、残疾、中毒的事件经常发生。无数事实说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何为利国利民，何无坑人骗人，岂不是越来越清楚吗！

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下，人与人处于财产利益分割、相互独立的关系，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利益相矛盾，国家、单位与个人关系也是对立的。它们之间的调节和合作所遵循的只是一种利益上的等价交换原则，并以建立一种合同、约定关系为前提。这样不仅给整体经济发展造成很大障隔，而且给社会管理和调节造成高昂成本和代价。例如在一些企业里，业主宁可使工人每天都要保持十几个小时的超强度劳动，但也决不愿意增加劳动者。致使社会上有众多的劳动者失业，连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也大量找不到工作，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在涉及公共环境治理、安全治理等方面，很少有不互相推诿的，协调更是困难；多年来医药贵、看病贵、学费高、房价高等，被称为压在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尽管政府一再加以调控，但至今成效不显，有的仍继续攀升。

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而造成大量劳动力和资源浪费的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作过详细地考察。他说：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多余的中间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举一包北美产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场主之手转到密士失必河某个码头上的一个经纪人手里，然后顺流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在这里棉花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经纪人已经从种植场主那里买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给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转卖给出口商。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说，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又伸出了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给一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比如说，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往鹿特丹，再溯莱茵河而上，经过十来个转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经过十来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但是还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用，然后把纺成的棉纱交给织布的人，织布的人将布交给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转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历程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即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恩格斯还指出：这样繁杂的营销和运输方式，大量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如果在一种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发生。（《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6、607页)

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趋利性和直接性，决定了它对经济的发展是急功近利的，对短期来说是高效的，而对长期发展则是低效的或有害的。因为越是长期项目越具有更大风险。例如，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在水利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卫生防疫、科技研发、教育文化以及民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比重都大大低于改革前。如国家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八、九十年代基本上只占0.6%－0.7%上下，这还不足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三分之一。据国家科技部门提供，2003年全国县（市）级财政部门对科技事业拨款只占财政支出的1.1%，有相当多的县、市拨款为零。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2000年至2006年我国养老金亏空数额增加了25倍，空账由360多亿元增加到9000多亿元。——这不能不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市场迷信论”者总是鼓吹“市场经济是最公平”的体制。然而这种“公平”完全是以金钱财富的同等为条件的，而事实上人们所拥有的财富是极不平衡的，因此人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就极不平等。例如：富人与穷人在享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发展机会以及政治权力、受教育权力等方面究竟有什么平等可言？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地位上有什么平等可言？

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由于人们所处的客观条件和劳动者能力、家庭状况等方面的不同,其经济水平是有差别的,然而这种差别无论大小都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因为其中没有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情况。然而在市场经济下就不同了,大家同样参与市场,其中资金较多、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将会首先占有资源优势、机迂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并加倍地获得利润以及实现滚番增长；而资金少的人或贫困地区却更加失利,直到被挤出市场。弱小者或者失业,或者成为他人的雇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少数人发财暴富而多数人贫困破产,这向来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历史和现实一再说明：市场经济就是制造富人与穷人两极对立的机器，它与社会公平、和谐目标永远背道而驰。因此它所打造的社会只能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社会矛盾不断滋生、人剥削人的社会。所谓“共同富裕”只能是泡影；所谓“平等竞争”完全是谎言。

其实，贫富分化导致穷人需求不足和富人投资过剩的理论，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就系统、深刻地建立起来。例如，《资本论》中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市场经营的主体都是独立的、个别的，他们其中任何人也不会和不能从整个全局利益考虑问题。尤其是经营中的“商业秘密”和竞争关系又造成信息交流方面的相互封锁和阻隔。这就决定了其生产的自发性、盲目性、无政府状态是永远不可避免的。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经济停滞和破坏早就为人们所熟知，而当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更是愈演愈烈。近年来美、欧等资本主义大国所发生的经济萎缩，一些国家的增长率降到零或负数，很多大企业亏损或破产，金融市场下跌，美元贬值，大批工人失业。为摆脱衰退，世界各国纷纷抛出应对措施，特别是深处危机旋涡中的美、欧各国更是使出浑身解数 — 上万亿的救市计划、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利率降到几乎为零、甚至不计后果地开动印钞机大印钞票等，但这些仍然收效甚微，危机仍在蔓延，甚至深不见底。连美国著名的投资大师罗杰斯都发出“有生之年无法看到反弹”的悲观论调。西方很多经济学家都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进入了系统性地崩溃与终结的程序，真正走向穷途末路。

其实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正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对金融的放松管制和资本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推动了金融产业的急剧膨胀。金融资本本身并不生产利润而只是参与利润的分配，由于金融资本分得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产业资本生产利润的能力相对下降，引致更多财富投入分配性的金融市场，这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尽管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但仍然患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通病，如：大量齐轰乱上、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环境破坏、资源浪费、无效投资、泡沫增长、企业破产、工人下岗失业、物价膨胀等这些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另外，盲目生产，产品卖不出去的问题也大量发生。如有些地区农民生产的西瓜、柑橘、香蕉以及大白菜、芹菜等在当地只有几分钱一斤，农民被害得血本无归，大量收获物只有被烂在地里或用拖拉机全部推掉。难道这不是惨重损失吗？而在计划经济下，发挥政府和全国统一调配的作用，这种问题却是很容易解决的。

市场经济不仅使剥削、投机行为变成合理合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一种“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决不会只在经济领域,而且必然会贯彻到社会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文化、人与人相互关系等领域,甚至在法治和社会管理方面也无不渗透金钱交易的灵魂。这就成为官员腐败、社会堕落的根源。

在市场经济下，一切人和事物都只有“卖钱”的一种价值和意义。不仅环境、资源卖钱，知识、人才卖钱，而且权力、地位、官帽、人格、灵魂、荣誉等都能卖钱。而对于广大弱势群体来说，却只能出卖劳动力以及自身的肉体、血液，甚至儿女。如此充分发展必然导致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精神生活、人与人关系全面商品化、金钱化，从而使社会整体变异。甚至连政府机构都以经营、挣钱为业。在此体制下，还谈得上什么科学发展？

看吧：在“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中,一些党政机关、行政事业部门也公开提出了“引进市场化管理”、“启动利益驱动机制”以及“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等口号。在当今中国,有哪个部门不是把“经济利益”和“钱的问题”放在“中心”地位？在一切管理、服务和公益事业中还有哪项是不收费、不要钱的吗？不仅环保要钱、行路要钱、打官司要钱、治安要钱、破案要钱、审批项目要钱,而且党组织培训党员、干部也要钱。有些地方干部调动、提拔等必须花钱,由此造成买官卖官、送礼行贿、贿选等恶劣现象出现。有些地方,私企老板钱多的可以入党、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副乡长甚至副县长等,权力出现金钱化、富人化趋势。所谓“官商勾结”,不过是权钱交易的一种表现,这正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对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党员、干部处于严格的统一管理之中,信奉的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工作中谁敢多沾一个“钱”字,有可能出现这样普遍的腐败现象吗！

再看“教育产业化”，己使很多贫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新中国几十年创建的大众教育有许多被变成了只为富人和权贵服务的“贵族教育”；“医疗市场化”使医院变成了仅仅是有钱人治病的地方,大量穷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了院。“文化市场化”使大部分文化资源变成了少数人经商谋利的手段，而广大弱势群体再难享受到高档次的文化生活。大量封建帝王和洋奴文化重新泛滥，影视、出版、娱乐、演艺、广告、互联网等各种文化阵地到处充斥宣传色情、淫秽、暴力、迷信和荒诞离奇的内容。这使广大青少年和观众遭到严重精神污染；而一些健康、进步、高雅的文化却无法占领市场。其核心都是贯穿一个“钱”字,认钱不认人。在市场经济下，金钱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只要有钱，可以买文凭、买职称、获奖，可以当明星、上镜头、发新闻，可以安排好职业，甚至买官等，可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谁说商品交换关系没有侵入到政治和上层建筑领域？

为了赚钱，逼得人们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把人的最自私、贪心、投机的心理充分调动起来，各种损人利已、坑蒙拐骗、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可以去做。偷盗、抢劫、杀人、诈骗、制假售假、拐卖妇女儿童、卖淫、贩毒等，各种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整个社会人性退化、文化道德水准跌落，广大群众再也没有生存上的安全。过去说资本主义把权力、地位、名誉、人格、灵魂等普遍商品化，然而这难道不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吗？富人有钱，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而贫穷的下层老百姓，因为没有钱，就必须出卖自己的一切，包括劳动和肉体。人们之间诚信缺失、道德沦丧，冷漠和仇恨滋生，完全陷入病态之中。整个社会充满着弱肉强食、贪污腐败和犯罪。这难道不就是“全面市场化”的现实吗？不是商品化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吗？

总之，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与“以人为本”是相矛盾的；市场经济增长的单向性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必然导致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精神生活、人与人关系等领域全面商品化、金钱化，从而使社会整体变异。十几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是，它引发的问题远比其解决的问题多。在此体制下，还谈得上什么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二、计划经济是真正科学、进步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掀起了一场全面否定计划经济的狂潮，各种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歪曲、指责不绝于耳，什么“失败的经济”、“僵化、落后的体制”、“官僚制经济”等等。在当今中国，“计划经济”成了荒谬、罪恶的代名词。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市场经济真的像它的鼓吹者们所说的那样灵验吗？计划经济真的是完全错误、不合时宜、没有什么优越性吗？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如果离开计划经济是可能的吗？对此，不能不讨论个清楚。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是在扬弃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的一种发展模式。计划经济反映了经济、社会必须整体、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按比例分配劳动和生产资料、平衡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目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而同那种以赚钱谋利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根本区别。

计划经济并非任何主观臆想的产物，它之所以产生，完全是因为市场经济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出现的新型经济体制。近百年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摆脱经济危机、避免社会畸形发展的唯一有效途径。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进步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计划经济体现着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驾驭，体现着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具有自觉能动性、综合性、前置性（事先控制）等特点，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只有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才能克服“物”对“人”的压迫和束缚，使人得到解放，正确地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使经济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健康、科学发展，否则是不可能的。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人们共同占有社会资源，人与人都处于平等地位，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具有根本利益的统一性。在这种关系中，人、财、物便于统一安排、调配，这有利于从社会整体需要出发合理进行资源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薄弱环节，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人财物的最大效能，避免浪费，节约成本；有利于使劳动者充分就业，缩小差距、全面发展；有利于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建立起一个真正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的政府。这就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从根本上说，计划经济只能为社会主义所独有，即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连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懂得：“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同义词。”（参见《现代经济学词典》〔英〕戴维﹒W﹒皮尔斯主编，第5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说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可以互相借鉴、利用，二者能够结合起来。但是这里决不能得出可以抹杀它们之间本质区别的理解。资本主义有计划，难道它称得上是“计划经济”吗？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能够产生真正的计划经济吗？社会主义有市场，难道就否定了其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吗？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难道可以无视吗？由于理论上的混乱给人们造成的是非模糊、真假不分的状况，应该清醒了吧！

计划经济并不完全排除和否定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直接性、灵敏性、竞争性等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早在毛泽东时代，除了个别年份，一直是保留着商品经济的。即使在“文革”期间，城乡的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从来都存在着。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正是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显然应该进一步扩大。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它可以不受控制地任其发展；“完全的市场经济”只能通向资本主义。为此，必须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体、以市场为辅助的经济体制。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否则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不同，是一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在规模、范围、作用等方面受限制的市场经济。不仅在非经济领域，如社会公益事业、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以及法治、教育、文化、政治生活、人与人关系等方面不能商品化和市场化，而且即使在经济领域，对于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国防安全、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方面也不能市场化，而必须由国家计划管理和运作。

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成果都是全民的财产，都可以在适用它的任何国民经济部门和方面无偿采用，而没有那种与利益竞争相联系的“商业秘密”或阻隔。国家建设项目和工程都由政府按照发展规划直接安排，经费也同时保证。各生产单位和科研机构就只集中精力搞生产、搞研究，组织技术攻关。完全不需要自己分散精力去找市场、跑关系、争取资金以及以大量人员搞销售、以高昂的费用做广告等，更没有项目经费被挪作他用或被任何人贪占的问题。各相关部门和单位都在统一部署下以自己的人力和技术来参与工程项目，大力进行配合和协作。现有的技术和工艺，只要建设、开发中需要，无论在全国哪个地区、哪个部门或单位，都可以无条件地调出使用，而无需再进行重复研发和投资。更无需各方面反复谈判、讨价还价、签定利润分成协议等繁琐程序。这样使技术和人力、资源能够统一使用，最充分地发挥作用，形成“产、学、研、用”的高度紧密结合。而这在技术和资源私有、各单位完全被经济利益所阻隔、所支配的市场规则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计划经济与市场运作孰为高效，孰为节约，这是显而易见的。

主流经济学家攻击、抹黑计划经济完全是主观臆断的，为此他们采取了大量指鹿为马、任意编造的方式。例如高尚全先生在一次讲话中举例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仅一墙之隔。由于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没有横向联系，因此铜厂生产的铜被调到别的地方去；而电缆厂所需要的铜又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大量浪费。他还举例说，1956年上海的一个企业，夏天为了降温需要购置一台电风扇，由于没有自主权，要经过层层报批。结果先后经过11个部门的审批，盖了11个公章，等最后一个图章盖完，夏天就过去了。（引自《名人传记·财富人物》第3期向前进）

高尚全的例子讲得越是离奇，就越暴霞出其虚假。他竟然不懂得计划经济时期在全国一盘棋、一元化领导下，仅有一墙之隔的铜厂和电缆厂除非由于铜的品种或型号的不同，是决不可能在生产、业务上互相隔离、没有合作的。在五十年代，各级政府机构精简，管理部门很少，一个企业如果购一台电风扇，你就是需要上海市长的批准也决不会经过11个部门、盖11个公章！这种机构林立、层层报批的现象只是改革以来才有的。高尚全把它硬搬到五十年代，这恰恰暴露出其欺骗性。更露馅的是，高尚全在这里所讲的企业的例子一概都没有具体名称。举例而不说出企业的名称，这显然是害怕人们加以核实以求证其真伪。这样焉能不是一种胡编乱造、自欺欺人行为！

在人类迄今的各种经济体制中，只有计划经济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科学发展观离开计划经济，只能是一场空想。为此，从以下几点具体说明：

1、只有计划经济才能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和剥削制度重演，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把实现他们的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这向来是共产党所坚持的宗旨。如果不实现共同富裕，科学发展观就是空话。而共同富裕的目标离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更是一种幻想。列宁早就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5页。）

市场经济的规律向来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少数人发财暴富而多数人贫困破产、变成“自由劳动者”。市场经济经过了几百年的充分发展，现在已相当成熟和完善，但它却不能消除贫困和贫富悬殊。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至今国内仍有百分之十几的贫困人口。更严重的是，发达国家还通过国际市场化把贫困和环境污染等大量问题转移给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使世界贫困人口逐渐增多。据有关资料：全世界的饥饿人口仅从2000年至2002年之间就由8亿增加到11亿，而到2008年世界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已增至15亿。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和实际贯彻中却是只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公开主张是“不分姓社姓资”、只“让少数人富起来”的，大量公共资源被少数人据为己有。目前中国的大富翁无论在资本规模、人数、生活豪华和挥霍程度上都达到了世界标准，而大多数城乡居民却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无法实现富裕。同时由于失业和学费、医疗费等各项支出高昂，每年都有大量家庭重新返贫。如果按照国际上使用的划分贫困的标准，目前中国的贫困人口将有2亿以上。多年来尽管政府一再提出要缩小贫富差距，但贫富差距仍是越来越扩大，目前己达到了全世界少有的程度。所谓“让先富带后富”的口号完全成为永不可兑现的承诺。

目前社会的贫富不公，已经成为体制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资分配”是天经地义的，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被法律视为合理合法和必须加以维护的。而一个庞大的失业大军的存在正是其提高效益的重要条件。在一般企业里，资本家每年利润可达数百、上千万元，而他们所给工人们的工资每月只有数百元。对于这种现象，从计划经济体制看是不允许的。此外，大量经营者和官僚权贵还采取寻租方式和各种各样的违法手段致富谋利，疯狂侵吞公共资源和损害普通群众利益。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因而它解决不了各种违规、非法经营问题，更不可能调节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把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能够真正解决分配上的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

经过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国家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人均GDP已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然而由于80%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只占总人口20%的富人手里，对于80%的社会成员则只占有很少的份额。而且越是富裕的群体，其财富增长的速度增长越快。在这种体制结构中，你即使经济总量再有翻番增长，也达不到“全体小康”，更不用说“共同富裕”。由此说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这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而更关键的是把体制、结构解决好。而只有计划经济，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公平合理地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保证劳动者充分就业和集体富裕，制止两极分化。

2、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保证人和社会全面发展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全面需要，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进步社会的一种新观念。人们所生活中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很强的社会，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更加紧密，以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以及自然环境保护很难再分开，因此，单纯的经济增长远远不能解决当代的发展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向来坚持以政治挂帅，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全面发展的方针。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就集中阐述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必须全面协调发展，不可偏废的思想。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大量论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以及“思想教育领先”的指导原则。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教育方针，其重要内容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他还提出：“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人民公社要“工、农、商、学、兵”共同发展，农民应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要上大学，能文能武，要过上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了二十八、九年的时间，初步建立了一个各民族团结统一，人人平等、互助，消灭了剥削和等级制，很少有腐败、犯罪，充满关心和凝聚力，蓬勃发展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多次指出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即只重经济，而忽视精神文明、思想教育、党的建设。他说：“如果社会风气坏了，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他还说：“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二十多年来，各级政府关于加强精神文明、思想教育、党的建设的决议和措施多得不计其数，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依然存在，当时的“失误”仍继续发展。尤其是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在“大解放”、“大开发”、“大干快上”以及“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口号的推动下，盲目开发、经济过热、偏面追求GDP增长的风浪更加猛烈。有的地方公开提出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让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敢于闯红灯”等，使党的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和思想精神文明建设滑落到历史的最低谷。

在市场经济和“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下，资源配置迅速向东部沿海地区涌流，创造了一个个发展的奇迹；然而西部地区和困难群体却更难发展，形成突出的社会矛盾。各地区为了谋取当前经济发展，想尽了各种招数，包括破坏和污染环境、制造劣质和假伪产品，违法乱纪、损害群众权益、兴建楼堂馆所、兴办寻欢作乐高消费产业（包括睹博和色情服务产业）等，无不都是打着“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旗号干的。

在一个全面市场化、商品化的社会里，到处通行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少钱不认”的原则。在这种基础上，党的理想信念以及“无私奉献”、“助人为乐”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实际上变成了过时；“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很多干部中也仅仅是口上讲讲而己。这就必然造成全社会精神文化道德水准下降，贪污腐败和各种犯罪现象丛生，社会凝聚力瓦解。

过去有人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主要是指的物质生活上的贫穷，但在精神、信念、人与人关系以及安全感方面并不贫穷；目前物质上虽然丰富了，但其他方面却空虚了，这其实离社会主义更远。正如人们所说：“目前穷得只剩下钱了”。经验说明：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加快其经济发展、实现物质上的丰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而要克服精神文化上的贫困，建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思想道德环境却更加艰巨和困难。长期以来，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制止增长过快，但经济上还是保持着年均百分之八、九以上的高速增长，许多省地增长都在两位数之上；但在关于精神道德建设、反腐廉政和各项社会发展的目标上有多少真正实现过？社会能够承担得起长期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吗？孰不知“纠错能力”才是一种重要的执政能力！

精神道德建设由于它本身不具有谋利性，更多的是靠人格的力量，尤其是靠主流社会以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带头垂范，这就决定了它在市场化机制下是建造不起来的。市场经济本身的谋利性和索取性，使它对社会主义政治和精神建设只能起腐蚀和演变作用，在这方面有百害而无一利。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改革开放拨正了方向。它说明，在发展中仅有物质生活的丰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培建良好的自然环境、政治和精神文化环境，不断提高全社会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把人本身的发展放在根本地位，即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要实现这种目标，唯有坚持计划经济的观念和方法。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抛弃了那种急功近利、单纯以赚钱为目的的发展模式，确立了以满足广大人民的全面需要为目标的发展方向。这就有可能综合当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直接把资源配置到最有利于全面发展的方面。既注重经济建设、又注重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各项事业发展，做到统筹兼顾，相互促进。

3、计划经济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科学依据和目标

宏观调控是政府为实现经济总量平衡、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而对经济活动进行积极调节、控制的政策和措施。政府之所以进行宏观调控，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带来了危及整体平衡和健康发展的问题。有人说：经济的失衡和失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但实质上并不是什么“失灵”，而恰恰是市场经济自身规律和特征的必然体现，它永远是市场经济本身所无法克服的。

计划经济是以人们对客观规律和经济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的，是直接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经济社会全面平衡发展为衡量尺度的经济模式，这就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提供了客观依据。

宏观调控无论就其目标和任务来说，实质上都是计划经济的，其实施主体是政府。在调控中，无论是控制总量平衡、投资增长过快和制止过热，无论是调整产业结构、调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抑制物价上涨、治理环境污染等，都是靠政府行为和管理手段实现的。宏观调控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措施都是政府制定的。在宏观调控中，要做到“有保有压”，控制生产过剩和盲目开发，加强薄弱环节和社会公益事业、打击各种违法经营等，如果没有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是根本办不到的。

当然，宏观调控也是以市场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也要利用大量市场手段来实现，然而其目的、任务却是体现的社会整体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直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并非只是市场主体的利益和需要。

有人在谈市场经济时总是把它说成是一种“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完全按自身规律发展、能够自发调节平衡；而计划经济则只能是“长官意志”。这完全是一种骗人的论调。我们知道，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人的活动，都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进行的，它与单纯的自然规律根本不同。如果没有人的主观意志参与，任何经济活动即刻停止。所不同的是，就看这种主观意志是代表多数人与少数人罢了。市场主体（经营者）单纯为了赚钱、绞尽脑汁获取最高利润，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主观意志吗？例如在生产扩大需要增加劳动者就业的情况下，一些业主宁可把工人们的劳动时间延长到每天十几个小时以上也不愿增加新人员；有的生产经营者恶意降低成本，掺杂使假、制造劣质和有毒产品；在南方雪灾阻断交通中，一些经营者把方便面卖到50元一碗、水10元一瓶；某些医药企业把一些普通群众常用的而又价格便宜的老药大量停产，而转而去生产那些价格昂贵的新药，等等，这种大量的“市场规律”现象难道不也是一种主观意志在作祟吗？在经济活动中，能够调节全社会的利益关系、体现大多数人意志和需要的只能是政府，把政府行为一律视为“长官意志”是十分荒谬的。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决策由于较多地受集体领导和群众监督的制约，经济工作中个人说了算和以权谋私的现象至少比现在要少得多。— 其实，计划、调控的过程正是正确处理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意志与少数市场主体的利益和意志的矛盾过程。政府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整体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对经济活动积极进行计划管理和控制，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4、“统筹兼顾”实质上是计划管理的方法

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措施和保障，也是党和政府抓好经济工作的一个长期任务。没有统筹兼顾，就没有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必须进行统筹？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性和差别制约了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距首先是由各地区、各方面的客观条件不同造成的，而市场经济则加剧和扩大了这种不平衡和差距。人们知道，技术含量高的先进产品在同农产品等落后产品交换时总是具有巨大的比较利益；同时人才、资本总是向发达地区和优势领域流动，因而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发达的更发达、落后的更落后的现象。因此，必须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的客观要求，大力搞好统筹和协调。其实，统筹兼顾，是中国过去经济建设中长期实行的方法，正如毛主席所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86页）

事实证明，我国在改革之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距是比较小的。例如，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是1.9:1，东西部地区差距也不大。但是自从实行鼓励“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建立市场经济之后，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差距迅速扩大。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研究，我国目前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差距已高达6:1，这大大超过全世界大多数国家1.5:1的比率。区域间的差距更加显著，依2002年的统计为例，东部11省市人均占GDP达1700多美元，其中上海市高达4500美元；而西部12省区人均GDP只有680美元，其中有的省份还不足400美元。经济差距如此之大必然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使社会潜伏危机。

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必须大力加强国家管制的措施。党中央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五个统筹”的部署是十分正确的。“五个统筹”实质是计划经济的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早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就阐明了，就是要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方面、各部门的关系，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陈云说：“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现代经济发展虽然出现很多新情况，但是这些基本做法仍是适用的。

统筹、协调过程是一个决策、设计、管理、组织、调控过程，这也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党的执政能力在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为此，各级领导者必须树立计划观念，增强全面性、系统性，克服任何主观片面性和短期性的思维方式，才能搞好这一工作。

自从实行宏观调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援和扶持，缩小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制止乱开发、乱占地、乱上项目，制止重复建设，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利率、利用银行信贷政策控制投资增长，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重视“三农问题”、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取消农业税、对粮食生产实行补贴，加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投入，重视扩大再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都对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和措施，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样子!

这些政策和措施既有行政、法制手段，又有经济手段，从根本上反映了综合平衡、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实质是计划经济的。然而可悲的是有些人一面大量采取计划经济做法、步步离不开计划经济，而一面仍无休止地批判计划经济，以变换字眼和“宁不承认”的方式来显示其虚假的“改革”和“创新”。他们享用着计划经济的成果却把计划经济糟蹋得一无是处，他们吃着喝着老百姓却骂着老百姓“愚昧落后”，简直是“醉死不认那壶酒钱”。这是何等自欺欺人、卑劣、虚伪的行为呢！

三、计划经济的成就巨大，功不可磨

有人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缓慢”，“计划经济是失败的体制”。

然而事实是：计划经济在其产生仅有八九十年的时间里，就曾对人类历史造就了辉煌，给劳动人民带来了福祉。计划经验从来没有在它本身意义上失败过，即出现过无法挽回的问题。

人们知道：20世纪社会主义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在实行计划经济之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超过了同期的资本主义国家。

例如：苏联是实行计划经济最早的国家，只有20多年的时间就由原来一个贫弱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8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相比，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8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而同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却经过了两次经济危机（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尤其是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大萧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下降了44%，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倒退了20多年。其中美国经济下降了50%。当时整个资本主义出现危机四伏、气息奄奄的景象。这同苏联经济的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西方大国的政要、经济界人士都纷纷到苏联去参观、学习，其中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首提出了“学习计划经济”的口号。美国从1933年开始实施“罗斯福新政”，带头对资本主义搞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对经济采取国家干预、宏观调控。为此，西方国家有人把罗斯福称为“粉红色的社会主义者”。当时，从北美到欧洲以及老牌资本主义英国都以谈论“计划经济”为一种时髦。

这里引用当时英国《前进》杂志（1932年9月）的一个评论，就能说明当时的情况。该评论说：“特别惹人注目的是苏联所进行的巨大的工作。新的工厂、新的学校、新的电影院、新的俱乐部、新的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新建筑物。其中许多已经竣工，其余的还在建筑中。……我们在战时所达到的成绩和苏联现在所做的比较起来真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人承认说，即使在美国西部各州最紧张最热烈的建设时期，也丝毫不曾有过像苏联目前的这种狂热的创造积极性。苏联最近两年来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以致很难想象再过十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在两年内两次游历苏联后得到了一个印象：苏联在稳步前进，在计划着、创造着、建设着，而且规模极大，分明是向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挑战了。”（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155页）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阿瑟·奥肯也说：“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证明，它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能够生气勃勃地增长。”（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当西方盟国在德国法西斯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处于一撅不振之时，正是社会主义苏联发动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由败到胜的大转折，从而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大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对经济进行统计分析、计划管理的方法，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增加工人工资，缓和劳资矛盾等，从而使资本主义延缓了生命力，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因此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问题。对于斯大林时期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就，连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都评价说：“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仅有犁杖的俄罗斯，但他留给人民的是一个核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在其发展速度上仍低于社会主义国家。以1951年至1970年20年的发展为例，苏联经济年均增长达到7%以上，两倍于美国的速度，略高于日本的速度。1952年—195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4%,而同期美国只有1.6% 。从1930年—1958年，中间扣除卫国战争时期的四年，前后24年间苏联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7%，而同期美国只有1.5% 。据联合国1986年—1987年《统计年鉴》资料，1975年至1985年10年间世界GNP年均递增幅度，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2.9%，人均是2.2%；而同期计划经济国家是5.1%，人均是3.9%，大大高于市场经济国家。苏联的发展速度虽然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变慢，但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年均增长仍在4%以上，高于美国等大多数西方国家。而这时苏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军事、科技上稳居第二。在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有人说：“苏联垮台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经济发展缓慢”、“根源是斯大林体制”。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苏联由过去俄国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农业国家，经过70多年时间发展成世界上属一属二的超级大国，并影响了全世界的发展，这无论从哪方面说也是一种奇迹，不能称其为缓慢。虽然苏联在经济体制和结构上存在诸多问题，如消费品生产落后等，但是这种问题也是后起的国家经常存在的，它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加以解决，更不能视为一个国家必然垮台的原因。任何国家经济上即使再困难、落后，但如无严重的政治问题，它也不会垮台。苏联垮台正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广“新思维”、实行“改革”造成的。由于戈氏六年的“改革”，全面推行“公开化、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使共产党和国家机构更加官僚特权化，权力机构腐败、低能，从而脱离了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因此导致垮台。当然其外部原因则是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分化瓦解的结果。这从根本上说同计划经济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苏联、东欧剧变前的经济，在自由化学者的笔下总是被描述得一片糟糕、人民生活也困难得难以为继。而与此不同的是，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却给予了大量公正的肯定。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在八十年代末期写的教科书《经济问题》中说：“指令性经济能够显著地增强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吗？苏联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表明这是可以的。1920年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只占较小的份额。今天它的经济成就却可以与美国相媲美。”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教科书《经济学》（1981年）中更明确地说：“如果认为大多数东欧人生活在悲惨之中，那么它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1984年也做出了同样的评价：“俄罗斯体制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与西方工业经济大不相同的是，这种体制充分利用了它的人力”，“苏联经济体系在最近几年中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引自［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第6页。）西方经济学家们这些评价，进一步拆穿了自由化人士的谎言。

苏联垮台之时，距斯大林逝世己经过了36年，中间曾历经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六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主持的“改革”和演变过程。有些人回避这些后来领导人的失误和责任，不从苏共现实的执政路线上找原因，而偏要追溯到36年前正在蓬勃发展时期的所谓“斯大林体制”，完全是荒唐的，显然是出于一种政治居心。

在中国，计划经济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农业水利化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等更加功绩卓著。新中国建立后仅仅30年时间，到七十年代末就由过去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新型工业基地，不仅自己能制造汽车、火车、飞机、万吨巨轮、运载火箭、核潜艇、电子计算机，而且导弹、卫星上天，铁路公路干线遍通全国。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农业上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改造任务，控制住了自然灾害，基本上实现了农田水利化等。国防上取得了抗美援朝、援越等多次战争的胜利，对头号帝国主义的侵略、包围给予了坚决的打击。中国曾先后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奠定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等等。可想而知，如果不是计划经济，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在五、六十年代就实行市场经济，那么中国岂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如果那样，中国早就两极分化了，富的富、穷的穷，一盘散砂，怎能在那严峻的国际斗争形势下自强不息、同仇敌忾？又怎能迅速实现工业化和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

中国的计划经济，直到改革前的1977年、1978年，就其本身来说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问题，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从主要产品产量看，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中国农业产量，包括“文革”时期都是稳定增长，粮食产量到1978年，突破六千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跃居世界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1977年、1978年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2.6%、28.2%。进出口总额增长34.4%，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在改革后的八十年代，中国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发展情况就不用说了。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都比建立市场经济以来的九十年代增长速度要高。

胡锦涛总书记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恣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2006年在纪念中共建党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没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 这显然是对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成就的肯定。

计划经济时期确有个别年份经济明显下降和受挫折的情况。但是每次都是在发现问题后就很快得到纠正、解决，使经济重新出现快速发展的局面。如“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经济曾连续下降，但在此后的1963年至1966年却连续高增长，四年间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4%以上，成为历史上发展较好的一个时期。又如“文革”中的1967年和1968年也是负增长，而在此后的1969年和1970年GDP增长分别跃升至16.9%和19.4%，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增长的新纪录。（《数字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第12页）这不仅足以弥补个别年份的损失，而且推动经济出现新局面，从整体上保持着高速发展。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虽然经济尚不发达，物质比较短缺，但当时在科技、教育以及各项公益事业方面的投入却很大。因此在科技、普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上成就更加显著。当时中国的卫生防疫、合作医疗制度、地震预报等都是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最成功的。又如国家对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七十年代就达到2.32%，竟达到同期几个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稍低一些。这个比例即使拿到今天，还比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要高，更远远高于我国改革之后的年代。

当时国家对全体居民的消费品实行计划供应，保证人们对基本生活用品的需要，有效地限制了特权，人人生活安定和无后顾之忧。人民群众在看病医疗、孩子上学等方面的个人花费很少，很多公益性服务都是免费的。商品交换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严格防范金钱物欲观念对政治和精神领域、人与人关系等方面的侵蚀和影响。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公平、廉洁、安定、人们之间充满真诚、互助、激情，具有凝聚力和朝气的社会。尽管这种发展是历史的、低水平的，远远不够成熟和完善，但它所体现的却是真正的创新和进步，而决不是落后和失败；它所提供的是经验，而决不是教训！

从世界历史上看，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失误和挫折的情况是极少见的。比较起来，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更加严重。他们每一次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破坏在多年中都难以复苏。远的不说，仅就近十多年来就先后发生过“亚洲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和现在更深刻的欧、美经济危机，一系列国家所遭受的挫折就不算小吧？同资本主义相比，计划经济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如果把计划经济出现的问题称为“失败”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发生的问题岂不是更加失败了吗？

中国计划经济的成功，连西方许多正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承认。例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还有人说：“社会主义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是促使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极为适当的经济制度。”然而，某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他们虽然身在中国，却不看中国在解放前是什么状况，新中国是如何战天斗地、创造伟大业绩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更看不到在经济社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大趋势下计划经济将有多么广阔的前景，他们一心迷恋着市场化和私有化。这难道不是思维动机上出了严重问题吗？

请问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你们能举出任何关于“计划经济失败”的事实根据吗？

历史清楚说明：所谓中国经济“濒临崩溃”、“长期发展缓慢”、“耽误了20年”等等完全是莫须有的。有人制造这些谎言，完全是出于一种主观臆断，其背后隐藏的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图谋。

四、驳对于计划经济的奇谈怪论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了全面否定计划经济，不惜歪曲、涂改历史，制造了各种奇谈怪论。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有必要将其放在阳光下进行一番照晒。

1、有人说：“计划经济是僵化模式，没有活力”。              

何谓“僵化”？这只能理解为固定不变的意思。事实是，新中国自从实行计划经济以来，在经济关系和管理方式上一直就处于不断调整和改进过程中，一直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以及经济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不断解决供与求、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中探索前进的。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固定不变的模式。毛泽东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3页。）这正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计划经济的初期，由于缺少经验，确曾出现过中央集权过多，对地方卡得太死、过度偏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以及对农民征购过头问题。但在中央发现问题后就及时进行了调整、改进。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确立了正确处理国民经济重大关系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形成。这样，使中国经济发展在1956年和1957年出现了大好局面。然而在大好形势面前，党内滋长了一种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的思想，这体现在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中所发生的错误。在“大跃进”中，一些合理的比例关系和客观规律被打破，代之而来的是高指标、高速度、高投入，管理体制提升、“一平二调“，甚至取消商品生产等，使国民经济很快陷入困难。“大跃进“中的问题虽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但它实际上是背离计划经济的,即根本违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平稳协调发展的原则。在吸收教训的基础上,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措施，主要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农业生产，确定了“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采取精简职工队伍、下放管理体制和经营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样使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平衡、协调，从而在1962年以后又重新出现一个大发展局面。

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经济从平衡又走向新的不平衡，出现新的比例失调。尤其是在1977年和1978年，又出现急于求成，急于赶超的思想。当时有人提出“步子要快一点”，要“走出去”、大量引进资金和设备，要组织新的“大跃进”，从而加大了建设投入，新上了大量项目。（现在看，当时的“急于求成”、“加快发展”、“加大引进”的所谓“错误”，若与后来1992年之后的高潮相比，己经不算得什么了）但是经过党内争论，很快就统一了思想，在此基础上，1979年党中央提出了新的调整方针，既“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其主要内容是：改变过去长期坚持的高积累、高投入的做法，重点解决长期以来人民生活欠帐问题；解决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差的问题，纠正重大比例失调；控制引进规模；克服一些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紧缩行政费用，建设和行政设置、人民生活改善要量力而行、与国力相适应等。这次调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次重大决策，它完全是在计划经济指导下进行的，它在中国改革中起了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整个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在这次调整方针指导下出现的。

历史清楚说明，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实验、探索、改革和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和争论中前进的。经济目标、方针、比例关系、发展布局和管理方式等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没有发展变化。计划经济从来没有形成过什么“僵化”体制或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相反却一直是在跌宕起伏、曲折中前进的，一直充满生机和活力。

2、所谓“集权过多、统得过死”、“政企不分”、“限制地方和生产单位的自主权”等。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一贯指责计划经济“集权过多、统得过死”、“政企不分”、“限制地方和生产单位的自主权”等。

在经济管理中，政府与企业、集权与分权、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在任何体制下都是存在的。这绝不单是计划经济才有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国家，也是经常在政府与企业、计划与市场、自由与垄断的关系以及产业政策方面进行调整的。经济中存在这些矛盾和问题这正是不断调整、改革的原因，但它决不能成为取消某种经济体制的理由。如前所述，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调整和解决这些矛盾和关系反而比市场经济有更加便利的条件。问题是必须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选取与国情相适应的结合点，否则, 偏执地只讲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必然导致荒谬。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贯以反对“集权”、主张“分权”为其特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体制下的集权与分权都只是管理形式的变化，而决不是实质问题的区别。人们看到在主流经济学家搞的“管理体制改革”中，有许多领导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小单位，甚至分解到个人。然而，他们所维护的却完全是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公共资源和广大群众利益却遭到了最疯狂地侵吞，远远不如在“集权制”下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保障。教训说明：领导体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集权与分权、“专制与分制”，而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代表哪些人的利益；是“大公无私”还是“以权谋私”，这才具有实质意义。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指责计划经济是“指令性”的。然而指令性本身并无有计么不好，而指令的正确与错误才是关键的问题。请问在任何管理、调控中如果离开指令性能够实施吗？尤其是在现代管理和信息传输中，决策、条令、程序、编程等都是指令性的，如果没有指令性，整个经济活动以及国家秩序还存在吗！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向来是只要“市场搞活”不要国家管控和干预的。改革中他们的主张确实是在中国行时、风光了一回，然而他们那一套论调究竟给国民带来了什么呢？他们片面批判“政企不分”，导致政府对国有企业“一包了之”、“一股了之”、“一卖了之”，不监管、不指导，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下岗失业工人无人管问；他们胡说“国有企业产权不清”，直到通过“改制”把公有资产分割干净、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才算“产权清晰”了；他们一味鼓吹“放权搞活”，使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泛滥，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连中央政府的政令都不能畅通；他们批判“以粮为纲”，主张什么赚钱生产什么，结果使九十年代的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增长出现大幅度下降，粮价迅速上涨，等等。市场迷信论者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和恶果难道还少吗？

当然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出现错误的时候，但那主要是党和政府在政策和工作上出了问题，而并不是计划经济本身技术上的问题。正如一辆行驶的汽车，一旦走了弯路，那是司机的责任，难道能怪汽车不好吗？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人主导的，尤其是政府的政策具有决定作用。政府管理上失误、失职，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同样不可避免。看：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政府决策失误、管理失控、官员不作为、官僚腐败等问题而给经济造成的损失难道还少吗？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在“七五”到“九五”期间仅投资决策失误率就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4000—5000亿元。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方面的损失更是大得惊人。及至目前这种问题仍大量存在。上海官员陈良宇挪用国家社保基金给企业主一次就达37亿元。事实证明，在防止官员主观臆断和决策失误方面，市场经济丝毫不比计划经济更有成效。相反，在政府廉洁、干部勤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集体决策等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做得远比市场经济时期好得多！如果说市场经济能够自发调节经济发展、避免“长官意志”和决策失误的话，那么共产党今天何必还要强调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呢？

3、有人说：“计划经济是大锅饭、铁饭碗”，“养懒人，群众没有积极性，效率低”。

试问：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搞社会主义，其直接目的不就是为了争得这个“铁饭碗”吗？广大劳动人民由旧社会逃荒要饭、失业、没有饭碗，到新中国人人有饭碗，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而要保住这个铁饭碗，不使其得而复失，就必须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靠集体力量抵御风险。只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大锅”。没有这个大锅当然也没有劳动群众的铁饭碗。如果说要“砸掉铁饭碗”、“大锅饭”，那么这同旧社会还有什么区别？当初共产党为什么还要搞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呢？

如果说计划经济的“大锅饭”、“铁饭碗”是一种落后、挫伤劳动积极性的东西，那么按照常理，改革精英们就应该首先带头把自己的大锅饭、铁饭碗砸掉；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只砸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大锅饭、铁饭碗，而丝毫不触动自己的大锅饭、铁饭碗。相反其大锅饭、铁饭碗还越来越牢靠。众所周知，目前在工资福利方面最优厚、最“旱涝保守”的领域就是行政机关和一部分事业单位了。其开支财政重点保，工资步步升，而且游山玩水、吃喝嫖赌都报销。人员只进不出、只升不降，官员越来越多，一次次“机构精简”，人员越简越膨胀。一个乡镇吃财政工资的就有六、七百人，一个县（市）仅县（市）长就达十几个，大小机关吃工资的达数千人。正如老百姓调侃说：“一个破草帽，头顶十个大盖帽”。什么“优胜劣汰”，什么“竞争、激励”，都是对着劳动群众的，而官员、精英们则是完全的终身制，甚至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家属子女都能共享荣华。而且每一步“改革”都是愈益增强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即使退休之后，行政、事业部门的退休金和福利待迂也比企业高出两三倍。事实充分说明，权贵和精英们的大锅饭、铁饭碗香得很、肥得很，对此他们比谁都更加留恋。他们的“改革”不过是为了甩掉广大工人农民，自己抢先富起来。权贵和精英们根本不愿意同老百姓在一个锅里吃饭、一齐“共同富裕”。只有砸掉大多数人的大锅饭、铁饭碗，少数人才能得到金饭碗,保证他们独占社会主义的财产。

全体劳动群众的大锅饭、铁饭碗与“养懒汉”根本靠不上边。所谓“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懒汉经济”、“养懒汉”之说完全是一种骗局。何谓“懒汉”？这只能理解为不劳动、图享受、游手好闲之人。世人皆知，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把旧社会遗留下的大量乞丐、无业者、盗匪、妓女、游手好闲之人等都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难道却又把劳动者养成“懒汉”、“好逸恶劳”的人不成！

人们知道，新中国初期“一穷二白”，物质极其短缺，当时的工、农业建没靠的什么？是资本、金钱吗？是专家、精英吗？不是。而是完全靠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双手。劳动人民有了自己的铁饭碗未必就惰性自生、失去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像河南省林县农民建造红旗渠，山西省昔阳县大赛人治山造田，以及大庆石油基地开发，北大荒粮仓的开发，新疆建设兵团开发大西北等，硬是靠“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荒山野岭、荒原和戈壁滩上创造出了财富。还有广大科技工使导弹、卫星研制发射成功等等，他们的劳动效率谁能说低吗？这样惊天动地的业绩在历史上哪个时代曾经创造出来过？中国工业从无到有，一个个新的大型工业基地很快就创建起来，门类齐全，形成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仅有30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走过的路程。这如果没有全体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们的积极性这是可能的吗！农业上，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干部群众齐上阵，修水利、建水库、打机井、改土造田，把大部分土地改造成能排能灌的稳产高产田，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计划经济取得那样巨大的成就，创造了那样的改天造地的业绩，是什么样的“懒汉”才具有那样神奇的力量！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干劲和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能达到那样的成就吗？

从计划经济时期过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无论是工厂、农村，还是机关、科研部门，干部群众一年中谁休息过几个星期天？不仅节、假日、星期天很少休息，而且平时也因突击生产、工作任务而经常加班加点，就是正常的政治学习、开会也是一律放在晚上。对比现在，就只说“双休日”这一条，那时每人每年就多干两、三个月的活吧！更不必说那时至少没有任何干部和群众中有整天吃吃喝喝、酒场不断、所谓“革命小酒天天醉”现象吧！也没有任何干部群众从昼到夜地打麻将、赌博、“十亿人口九亿赌”现象以及公费游山玩水、去歌厅或洗浴中心泡小姐、包二奶那种功夫吧！更没有任何群众经常上访，甚至开着拖拉机、汽车群体上访等事情吧！对比当时与现在，究竟何谓懒汉多，闲人多？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澄清的事情！

指责上一代人为“懒汉”的人，倒不如看看目前，各部门机构臃肿、冗员成堆，吃闲饭的人之多，历史上何曾有过？全国仅仅吃财政的人数就有改革前的十倍之多。每年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国旅游达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此几项合计起来每年就有12000多亿元。还有各种政缋的虚报、冒领，知识精英们的学术腐败、成果造假等。如此天文数字的腐败成本，请精英们回答：能够养多少懒汉？能建多少大工程、大项目？能给广大低收入群体增加多少收入？

精英们长期间连篇累读地攻击计划经济时期“出工不出力”现象，然而单看如今各行各业“拿钱不干事”的人就比过去“出工不出力”的多得多、毫费的钱财更多吧？再看社会上漂荡的失业、没有劳动机会的人，甚至闲置的大、中、专毕业生有多少？这种现象又叫什么“经济”？

精英们对“懒汉”、“不劳而获”的问题感性趣，值得欢迎，但无论从那方面讲，也总找不到过去计划经济那里去吧！

因此说，计划经济是最节省、成本最低、最高效的办事方式。看目前市场经济下吧，办什么事情不是只靠钱上？每项建设工程光找市场、招商引资、送礼行贿、吃吃喝喝、疏通关系、礼仪庆典之类活动的费用就占去不少，加上各个环节上都截留工程款，每项施工中都偷工减料，而真正用到办实事上的钱能有多少？并且建起来的有很多还是“豆腐渣工程”。桥梁垮塌、路基断裂、楼房漏水等现象多有出现。然而GDP却是迅猛增长。这其中虚假成分有多大？据国家审计署2006年对全国34条高速公路项目管理和投资效益的审计发现，因违规招投标、挤占挪用、商业贿赂、损失和浪费等，就超过160亿元。总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何为效率、何为速度，这岂不是很清楚了吗？

主流精英们享用着计划经济的成果却把计划经济糟蹋得一无是处，以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来显示其“思想解放”，他们吃着喝着老百姓却骂着老百姓愚昧落后，简直是“醉死不认那壶酒钱”。这是何等自欺欺人、卑劣、虚伪的行为呢！

4、世上有什么“好的市场经济”吗

中国的“市场经济迷信论”们其实是一个十分杂乱的群体，在当代世界五花八门的市场经济面前他们似乎也是晕头转向、不知所从。他们一阵子宣扬美、欧，一阵子标榜日、韩；而有些人又忽然发现瑞典等北欧的一些市场经济，一度在媒体上作广泛报道。宣扬那里的“全民福利”、“社会民主”、“和谐”，没有“贫富差别”和“官僚腐败”等。有些人更是称之为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是“社会主义”。而对于目前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恰是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或“不彻底”）造成的”。

然而我们看，被“市场经济迷信论”们所标榜的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

其实，现代西方国家无论是“政府主导型” 和“国家垄断型”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市场型”、“混合型”和 “福利型”的市场经济等，其共同点都是大力加强国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和管制,对经济活动加强社会干预，包括在分配、全民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进行大力调节。有些西方国家还对重要经济领域实行严格监管或建立国有企业等。这都是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结果。也就是被邓小平称作“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内容。它们恰恰都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或“完全的市场经济”。这同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己形成显明的区别。总之是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很多改革。被中国的精英们所鼓吹的某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小”、“失业率低”、“全民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等,这些恰恰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特征体现,相反正是原来计划经济国家所实行过的。这些原本属于计划经济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国家却被一些离经叛道分子们所完全否定，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却被大量吸取！只不过资产阶级学者们出于意识形态原而不愿承认这种经济体制的先进性而己！

的确，有些国家在提高公民福利、健全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值得称道的。例如有的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实行全民免费制或政府补助，对失业或贫困人口实行基本生活的供给制，给予各种补助，即使有病不能工作的也可领到相当于工资70%以上的补助。这样使低收入和失业群体能够保持与社会平均水平相差不大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对富有阶层采取征收高额累进税的制度。据说在瑞典对于一个年收入23000美元的人来说，交税后实际也就剩下14000多美元，税率将近40%，甚至有的高达60％以上。法国规定对个人财产超过73.2万欧元的高收入者,每年必须交一笔不低的“巨富团结税”，以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这似乎称得上是一种“削富济贫”、“平均主义”的做法。就连印度都有“均贫富”的措施,有人称之为“抓大放小促公平”等。这样的做法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调控作用,计划、统筹等，单靠市场本身是不可能有的。

值得说明的是，西方国家的“高富利”与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其实并不是相同的含义。所谓“共同富裕”，当然不是指全体成员之间的“平均富裕”、没有差别；它主要体现于劳动群众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现地位平等、按劳分配，不断提高收入，并拥有宽余的生活资料。但是在西方国家，例如瑞典，全国94%的生产资料掌握在100家大资本家手中，其中有几家还属于世界500强行列的大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他们靠对国内工人阶级和国外的剥削获取了丰富的财富，其资本主义本质并无改变。其经验在于，政府在“二次分配”上进行强有力的调控。然而我们说，工人阶级在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处于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仅靠富人社会的调节和施助来生活，尽管享受到社会的“高福利”，保持了一般偏下的生活水平，但这种状况能够称得上是“富”吗？能称得上是“什么社会主义”吗？如果依此标准，那么历史上的奴隶和雇农如果摊上一个好主人，同样也是吃好穿好、有好日子过，他们也可以称得上是“富”吗？对于资本主义，不触动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不改变其阶级关系，仅在其分配、福利上进行一些调节，难道就变成社会主义了吗？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的所谓“共同富裕”，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资本家与工人阶级、老板与雇工，什么时侯也不会携手进入“共同富裕”！

不管如何说，当代资本主义的改革总是一种进步。但与其不同,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却极力鼓吹建立一种“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一是彻底摆脱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二是淡化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管制,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用吴敬琏的说法就是：赞成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市场化改革要到位”等等。然而人们不难看到,这究竟是“到”的什么“位”呢？岂不正是倒退到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去吗？这种市场经济除了导致两极分化、劳动者贫困失业、金融危机和社会病态发展等结果之外还会有什么？看中国目前“先富”们年收入己高达到百万元、千万元以上，政府却很少对其有什么调节；学校、医院收费高昂，物价、房价飞涨等，这难道不正是按照“完全的市场化”运作的吗？再看各地有大量私人企业对资源私开滥采、破坏环境、制造假劣产品等，有许多黑心业主虐待工人、侵害工人权益，一些黑矿、黑窑甚至使用童工、“现代包身工”和奴工等等，这些现象难道不都是在“纯市场经济”中（连起码的行政监管也没有）出现的吗？不正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来特征和原始状况吗？

对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们竭力吹捧它们的 “全民福利”、“共同富裕”、 “没有贫富差别”，甚至“政府调节”等；而对中国，他们则大批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力主“让少数人先富”、拉大贫富差距，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在同一个问题上，对于不同的对象竟持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和主张，如此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逻辑荒谬，多么赤裸地暴露出其阴险的政治居心，活现出一种崇洋眉外、祸国殃民的汉奸、洋奴立场！

一些汉奸精英们的表演己经是黔驴技穷了，广大老百姓难道还能继续受其蒙骗吗？

计划经济并非没有优越性和时代性，更无什么“失败”，它完全是被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废除”的，有人根本不允许它有充分发展和完善的机会。然而，新生事物是压制不住的，欺骗是不能持久的。如今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有什么伎俩可施呢？

毛泽东时代，一场真正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

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长期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独立、自主和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又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历史发展的伟大跨越。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指导下，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全面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基本上解决了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制造新型电子计算机、核武器，发射和回收卫星的科技大国。由历史上一个长期落后挨打的积贫积弱国家发展成一个能够与世界霸权主义抗衡的世界强国，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变化之大，为举世少有。正如胡锦涛所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恣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胡锦涛2006年在纪念中共建党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与历史上的任何变革相比，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称得上是社会前进跨越最大、变化最深刻、发动群众最广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最迅猛、气势最豪迈、最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无论从社会制度还是从经济发展上，都是开创历史新时代的里程碑。在整个社会发生巨变的同时，更伟大的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带来了一场震撼历史的思想大解放。如果设有一场全民族的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近代以来的旧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挨打状态。社会的贫弱落后，首先在于思想精神体系上的落后、涣散和束缚。长期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封建等级观念、宗法意识、“上尊下卑”以及神权、父权、夫权等观念，牢固地禁固着人们的头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形成的殖民地文化、崇洋媚外、洋奴买办意识、民族自卑感等更使中国思想文化处于一种病态之中。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思想，虽然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带来一些进步，但在“三座大山”盘踞下并不能推行起来，尤其是对广大工农大众更无产生多少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真正变革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一种最适合的民族形式，并且日益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使中国人开始挺直了自己的脊梁。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造工程，如果说一方面是得助于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得助于最广泛的思想解放。她不仅以军事的威力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而且更以思想解放的威力赢得了民心、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反剥削、反压迫、反侵略的道理以及争民主、争独立、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口号宣传教育群众，从而唤起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觉醒。亿万工农群众高举“造反”大旗，形成从未有过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是在广大群众的参加和支持下取得的，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如果没有民众的思想大解放、先进思想的武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与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相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加深刻和豪迈。毛泽东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全社会建立起了一种平等、互助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亿万人民齐动员，开始向大自然宣战、向落后的生产条件宣战。治理大江大河，使洪水不能肆虐；战天斗地，让贫瘠的大地变成良田；在荒原上建立起一个个大工业基地，一座座大工厂隆起，一颗颗人造卫星飞上天，气势磅礴。这是何等的智慧和力量？是靠的金钱吗？市场吗？不，是劳动群众力量的充分发挥！

有人说那是“狂热”，有人说那是“疯狂”。不，那是劳苦大众挣脱枷锁后向宽广道路的奔跑，是东方雄狮醒来时的阵吼！那种全民族的激情、奔放只有在没有剥削压迫制度，公平、舒心、无后顾之忧的社会环境下才会有，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而在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社会里，想让老百姓们有那种狂热和激情，但它能够出现吗！

一、一场颠翻千百年历史的思想大解放

1、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949年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实质上是体现着一次社会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的统治观念是“剥削有理”、“富者为荣”，“贵族和富人养活穷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工人农民是最令人瞧不起的“臭苦力”。然而在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几千年的历史被颠倒过来。向来被达官贵人们称着“穷鬼”、“泥腿子”、“臭苦力”的贫苦的下层百姓真正有了作人的资格。工人农民不但取得了与知识分子、“文化人”等“上等人”平等作人的地位，而且还被共产党作为依靠力量，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工神圣”,“劳动创造一切”、“劳动者最光荣”等口号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毛泽东的言论中，过去向来被人们瞧不起的贫贱者、小人物都被赋予新的革命的意义：例如：“穷棒子们要翻身”，“鸡毛要上天”，“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大长了被歧视的劳动者的志气。那真是一个令劳动人民精神振奋、扬眉吐气的时代！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文化领域，“工农兵占领阵地”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工人农民”是为社会上最走红的字眼，工农兵的形象是最光辉的形象。党政领导机关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由此而决定其取舍。

中国的变化影响了全世界。正如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说：“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不是讲“观念更新、思想解放”吗？古往今来有什么样的观念比毛泽东思想更新，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具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意义？

在建国初，毛泽东还发动了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唯心论批判等，在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主义、孔孟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奴颜婢膝意识开展了一场新的斗争。它充分说明，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是坚决的、彻底的，它对于肃清旧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思想文化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实现劳动阶级全面占领阵地，具有重大意义，大大推动了思想解放。

2、崇尚劳动创造世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在一个“一穷二白”、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有些人主张先实行一段资本主义，走一段剥削路程，或“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待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物质条件之后再搞社会主义。在批判这种观点的同时，毛泽东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只能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其深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必然导至两极分化、重新回到旧中国；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自己特有的发展经济和各项事业的新路子。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发展经济的创造性力量。“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尤其是经过组织起来、走上集体道路的劳动群众，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雄厚力量。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调动人的力量、依靠和发动群众搞建设,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拜倒在金钱物质面前、“少了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论形成显明区别。

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资金、缺乏物质条件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毛泽东说：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3页）— 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直接干起来；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性有句话：“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侯有了钱再搞。因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障供应”的经验,以及像“大庆”、“大寨”那样的艰苦创业的典型和“鞍钢宪法”那样的先进管理模式。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完成了治山治水、改造山河的豪迈任务，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的落后生产条件，初步实现了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两弹一星上天，新型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创造了社会主义的雄厚物质基础，谱写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新篇章。

3、高扬人的精神作用，让思想冲破牢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人在实践中始终起着主导决定作用。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创造性的生物。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人在金钱财富的束缚下变得不能自拔，在物的压迫下变成一种畸形发展，正如巴尔札克说：“黄金的枷锁是最沉重的”。与其相反，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无论是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无论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关键都在于把人解放出来。不仅要打破人被人压迫的现象，而且还要打破人被物压迫的现象。在这“两个压迫”中有一个存在，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人之所以为人，根本的在于其思想、精神方面。因而解放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解放思想、高扬精神的作用。

在毛泽东思想中，一贯强调思想、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大量阐述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提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路线等。把人的思想、精神的作用提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看成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是第一次。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而丰富的贡献。为全党和全民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哲学基础。

毛泽东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我党在军事、经济和科技工作中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的指导原则，在困难和强敌面前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精神力量。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并转化成一种无坚不摧、移山倒海的强大力量。在战争中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无往而不胜的奇迹，甚至使一切强大敌人闻风丧胆；在建设中创造了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攻难关、建伟业、“当惊世界殊”的无数奇迹和成就，取得了单靠任何金钱物质因素都买不到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时代是全民大学习的时代。毛泽东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行各业都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雷锋精神，学习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经验，学习哲学，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总结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经验等等，全民性的学习运动一个接一个。毛泽东一贯号召要“让哲学从少数哲学家的殿堂里走出来”，直接变成广大群众手中的武器。一系例深刻的哲学理论，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等，都成为老少皆知、人人成诵的话语，成为广大群众普遍掌握的观点和方法。各类报纸、期刊等都成为发表工农兵文章、言论的主要阵地。大批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理论骨干、劳动模范不断涌现。

在文化艺术发展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吸收其民族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科学方针。通过开展不同意见和观点上的“大鸣大放”、自由争论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在改革旧文化、创建新文化上作出了积极探索。在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各方面都创作出了大量反映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作品，像现代革命样板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优秀作品，至今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爱。从而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到一个高峰。

4、破私立公，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建立之后，在人与人关系和思想道德上只能是集体主义的。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私有观念，是社会主义最深刻的障碍，也是对人性的最牢固的束缚。《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同时，还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不对人的自私自利性进行改造、在灵魂深处破私立公，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更谈不到对人的解放。我们看到，在社会进步的今天，有人打出“人皆自私”的口号，重新发现“利己主义”的积极性，恢复金钱资本的中心地位，从而把人的最自私自利的一种“本性”充分调动起来，这实在是对“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最大亵渎！

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显著特证，就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一贯把提高人们的素质和境界、改造人的传统观念、积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根本目标，引导人们向高处走，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在这方面不能不承认，它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改革都更加深刻、彻底，具有更高层次和更进步的意义。

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是全党全民经常学习的重要内容。其中所体现的一些做人原则，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和人民极端热忱”，“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成为每个党员、干部和青年自我要求的座右铭、人生追求的目标。而“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表扬好人好事更是所有的党组织、单位定期开展的活动内容。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王杰等先进人物成为一代人的学习榜样。

尽管有些人对上述做法持有各种异议，但却不能无视那个时代共产党在治理社会和教育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

那是一个在全社会充满关心和帮助，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诚实相待，到处是童叟无欺、帮弱扶困、助人为乐的时代；是消灭了旧社会的黄、毒、赌、匪等各种丑恶现象，很少有人违法犯罪，人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政府机构真正精简、高效，很少贪污腐败，党风民风令人怀念的时代。

那是一个人人讲劳动、讲奉献，没有高薪、奖金、津贴等一切物质刺激，更不知道“红包”、“回扣”、“加班费”以及“罚款”、“炒鱿鱼”等为何物的时代。人人都以勤俭节约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以服从国家和人民需要为职责，把加班加点工作和承担艰苦任务视为正常。“先生产、后生活”、“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是各行各业、每个党员职工对待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是一个砸碎一切精神枷锁，破除各种迷信，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鬼、不怕权威，不怕任何霸权，敢于颠复历史，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时代；是高扬人的精神力量，蔑视金钱资本，以自私自利为耻，坚信“精神变物质”、集体力量能创造奇迹的时代。

那样的社会新面貌、那样的人的素质，古今何时曾经有过？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吗？

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进入一场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二十多年来,主流社会最响亮的口号莫过于“思想解放”了，其中“大的思想解放就开展了三次”。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称为“思想解放运动”呢？主流的宣传颇有可争论之处。仅举例如下，并略加评论：

或曰：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 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从在延安时期就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也是在那时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系统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目的、动力、检验标准等重大问题，此后就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如果说这就称为思想解放的话，那就应该从延安时期开始，而不应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或曰：“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由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的工作部署和指导方针会经常调整或转变，昨天以那个为中心，今天以这个为中心，明天又以别的为中心。如果每次工作中心调整或转变都称之为一次思想解放，那么党和国家岂不经常处于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吗？

或曰：“破除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确立多种经济并存和市场经济新体制”。

— “一大二公”、计划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生事物，它迄今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无论评价它是成功还是失败，但它都属于一种改革和探索，既不是旧制度，也不是旧传统。如果要抛弃它，再退回到私有制、多种经济和市场经济，那么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是先例，何需什么“思想解放”？

说得明白一些，有人的所谓“思想解放”是指从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即是说，是与当时社会主义运动方向相反进行的。如果承认当时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正确、进步的，那么这种“思想解放”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在主流宣传的引导下，“思想解放”在实际工作中一直是一个最时髦、最走红的字眼。“思想一解放,经济就大上”、“没有什么做不到，只有思想不解放”等,这曾经是很多领导干部的工作思路。几乎每次会议讲话、每个文件首先的都是“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找问题与差距,不是“思想进一步解放”就是“思想不够解放”。考核、使用干部更是看其是否“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不换思想就换人”！真是一个使人听得连耳朵都麻痹了的口号。然而，人们的思想究竟“解放”到了何种高度？难道真的解放了吗？

二十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信仰起了佛释、基督；政府官员们的祭孔尊孔活动一年比一年声势高涨，各种封建迷信、认祖认宗活动空前活跃；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享乐腐化观念和风气更是盛行，就连改革先进单位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都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公开宣传“人不为己、天株地灭”的格言；官员们包二奶、养情人成为公开的隐私，至少在被揭露的腐败官员中就有90%的人有作风糜烂、乱搞女人的问题，等等。如此思想状况难道不充分说明了几十年“思想大解放”的真正含义吗！

针对长期以来出现的滥提口号、套话连篇、思想混乱的情况,有人曾提出清理“语言垃圾”的主张，其实，语言垃圾中最多的莫过于“思想解放”了吧！

由此说明：如何把握思想解放的科学含义？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澄清的问题。不揣谈谈个人之见。

以愚之见，思想解放与一般的“思想变化”、“思想发展”概念是不同的,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思想解放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种时代性的飞跃和前进过程,是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形成并全面暴发的阶段。人们知道,在任何时期人们的思想认识总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但它并不都能达到思想解放的高度,否则,人们必然年年、月月处于思想解放中,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社会经常处于思想解放中,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就没有了稳定性，那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思想解放。

只有当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一种新的、先进的思想经过长期酝酿、积聚,达到了比较系统和成熟,最终出现了全面暴发的形势,形成一场广泛的社会性运动,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思想解放。例如在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发生的“百家争呜”局面；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五四运动”等,都给人们思想观念上带来一场伟大的革命,对历史前进产生巨大驱动和深刻影响，它们都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对思想解放概念滥加使用,必然导致其庸俗化和实用主义,这是科学和历史所不能容许的。

概括历史上的“思想解放”，我认为在把握这个概念上至少有以下三点应当具备：

第一,具有充分的实践基础和社会大变革的条件

思想解放并不等同于一般所说“放开思想”、“敢想敢做”、“敢闯禁区”等,它实质上是实践发展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阶段性跃升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有时虽然是由一些革命先知们提出来的,但它的深刻来源却是社会实践。如果没有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进一步向高层次发展的强烈要求,仅靠一些知识精英提几个新口号、新观点,就以为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那是十分幼稚的。它至多也不过是喧嚣一阵,很快便烟消云散,成为历史上的笑柄。

有人一度把“敢闯禁区”、“放开搞活”看成思想解放,但实际上所谓“禁区”的性质是大有不同的。现实生活中的犯罪分子、贪污受贿和违法乱纪的干部可以说都是在闯禁区,他们中有些人岂不正是打着“思想解放”、“放开搞活”的旗号干的吗！有些领导干部几乎是每出台一项决策,甚至每布置一项工作都冠以“思想解放”的称号,而每次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样就必然使“思想解放”离开了客观实际，成为单纯由领导号召和主观意志决定的东西,从根本上背离了其真义。

第二,代表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在社会历史观上实现突破和创新  

思想解放标志着时代前进的里程碑，它总是与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其内容核心是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上的根本变革。它以前人所从未有过的新观念、新理论、新境界唤起人们觉醒,推动社会向更高阶段前进。然而,这种解放作用并不是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能发生的。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人们的思想发展都不可能经常处于迅速变革中,其长期状态是在现有基础上稳定发展、于民安居乐业。它不可能、也不需要时时、事事都“解放思想”；在某种情况下，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在制度和思想观念上进行调整、转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回复、倒退到前人曾经走过的路子,这也是常有的事情。然而,如果把这种调整也称着“思想解放”，那么历史也不会承认。“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己有数百年的历史,而如果把它引进社会主义生活中，难道就成了“思想解放”吗？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即使在当代西方社会亦都被进步的思想家视为过时、落后的东西,而有人把它搬来中国难道就变成了“创新”和“解放”吗？是何原因使有些人患上了如此的“思想解放”癖呢！

第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代表广大下层群众的利益

历史上的思想解放都不是当时的统治阶层发起的，也不单是知识精英们的争芳斗艳、自我表现，而主要是来自基层广大群众的呼声。思想解放最主要的是解放受压迫、受束缚的劳动群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地位,从而调动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从历史上看,每次思想解放都直接带来阶级关系、利益关系的新调整、新变动，并且使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得到解放和受益。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不仅使新兴地主阶级取得统治地位,而且把大量奴隶变成农民,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欧洲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出现的思想解放则以反对封建贵族、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为明确的目标,最终使“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工人运动的产物,这场思想解放不仅是一次新的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而且还标志着工人阶级走向历史舞台,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实现自己的权益开辟了新时代。

有些人重弹“精英治国”、“上智下愚”的老调，使工人农民重新落入社会的底层，回到受剥削、受侵害的地位。大批工人阶级下岗失业、被砸“铁饭碗”，变成弱势群体。在一些领域恢复特权制度等。这难道也称得上“思想解放”？

             三、 驳所谓“空想社会”、“乌托邦”等奇谈怪论

右派和自由化人士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充满恐惧，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们掀起了一场批判毛泽东的所谓“非毛化运动”。有人讲“思想解放”则意味着从“毛泽东思想的禁固中解放出来”。在他们那里，毛泽东思想被概括成“教条主义”、“精神决定论”；社会主义被说成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空想”和“乌托邦”。以散布荒言、对历史进行歪曲和践踏为“冲破禁区”。给党和人民的思想造成极大混乱。 是非真伪，必需加以澄清。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建立在资源共享基础上，人人平等、集体发展的社会。它的存在既非空想，又非超前，而是中国社会近三十年健康、稳定、波澜壮阔发展的客观现实。它植根于广大工农群众之中。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怀念，令世界劳动人民高度赞扬的时代，它无论在客观现实上还是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都有其深厚的基础。因此它为官僚特权阶层和右派所不喜欢，这是并不奇怪的。其实，早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互助合作化以及建立人民公社以来，有些人就有反对的意向。所谓集体化“办早了”、“搞糟了”、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主张“分田单干”、“要退够”等不是早就提出了吗？然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右派们的主张一次次被人民群众的浩荡洪流所冲垮，失败得很惨；善良的人们谁能料想到他们在伟人逝世之后竟然真的大搞翻案倒退，而且对社会主义历史任意歪曲践踏！然而，究竟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是真社会主义还是假社会主义，人心可鉴，人民群众终归是被欺骗不了的！

胡锦涛总书记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恣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里显然讲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成就。这样伟大而辉煌的成就，难道是“空想”吗？是“乌托邦”吗？什么样的乌托邦能使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大国在短时间内就由到处存在逃荒要钣、卖儿鬻女现象到初步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什么样的乌托邦能使一个连缝纫机、收音机也不会生产的国家很快发展到能够制造核武器、发射火箭卫星、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科技和军事大国？什么样的乌托邦能够与世界上的头号霸权主义和超级大国抗衡，而使“三分天下”有其一？什么样的乌托邦能造成一个党群关系密切、干部队伍廉洁、党风民风那样优良的社会面貌？谣言该是不攻自破了吧！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不断探索、调整、改革和前进的过程，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真正的危机和不可克服的矛盾。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进入更加迅速、稳定发展的阶段，例如1977年、1978年，经济发展分别比上年增长了7.6％、11.7％，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速度超过历史最高纪录，人民生活实现了温饱，社会主义 日益显示出光明前景和强大生命力。由此它本来是可以健康、迅速发展起来的。然而官僚特权阶层和“走资派”对它却不能接受，更不给它发展完善的机会，因而要借“改革”予以否定。人们知道，当时的改革完全是上层领导和少数知识精英发动、设计的，它本不是来自广大群众。改革搞了20多年，至今一些精英仍哀叹所谓“旧体制”、“旧观念”太牢固，改革阻力重重，并为之大伤脑筋。不是说“空想社会”、“乌托邦”吗？请问什么样的“空想社会”、“乌托邦”在人民群众心中有如此的基础、如此坚固？对精英文人所谓“空想社会”、“乌托邦”之说，广大群众只能是嗤之以鼻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但同时又承认意识、精神对物质的巨大反作用，即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社会生话不同于整个宇宙世界，在这里人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基本上是一个“人化的世界”，意识和思想起着一定的决定作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完全是人有意识有目的活动所构成。例如在经济领域，无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物质资料，这些物质的因素都是人的创造物。马克思说：“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列宁说：“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离开了人及其精神，任何经济和社会活动即刻停止，更谈不上发展。

在毛泽东思想中，既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强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即坚持思想、认识来只实践，又强调思想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既坚持发扬革命精神，又强调要有科学态度，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的统一。它真正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路线，而同形形色色机械唯物论、庸俗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划清了界线。

有些人否定人及其精神、思想和政治的作用，偏面强调经济、金钱、物质的决定作用，只见钱不见人，这恰恰是哲学上的机械唯物论、庸俗经济论和实用主义的再版。所谓“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质上是实行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所谓“解放思想”，实质上是抛弃毛泽东思想，解放资本主义和私有观念，重新发现利己主义的积极性。庸俗唯物论和实用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只强调金钱物欲的作用，宣扬“唯经济论”，实行“以物为本”，根本抹刹了劳动创造世界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念，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

“非毛化”者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人人平等、大公无私的目标说成“空想”，而把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称着一种进步，使其充分调动起来，使人们重新拜倒在金钱资本面前。他们大讲所谓“调动人的积极性”，实质上是调动金钱、物质刺激的积极性，使人重新变成金钱的奴隶。他们否定实践必须要由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大肆宣扬要“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实用主义观念。这究竟是创新还是倒退，是人的解放，还是重新套上了枷锁？岂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吗？

附      录

一个国有企业是怎样艰苦创业的

 许 虔 东

一九五八年春，《人民日报》报道了浙江省长兴县耐火器材厂的李兴发等二十二名复员军人，靠三千七百元复员费起家，勇攀科技高峰，试制成功了热电偶管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轰动整个冶金系统的先进事迹。周恩来认为，这是个艰苦创业的好典型，值得向全党全国宣传。

毛泽东那几天正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他看了周恩来推荐的文章后，心里十分高兴。为了解详情，他让秘书找来《浙江日报》、《解放军报》上有关长兴耐火器材厂的报道文章仔细阅读。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推荐李兴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向全党同志作一次宣传介绍。毛泽东听后完全同意，并让周恩来立即通知中共浙江省委。

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李兴发向笔者回忆起了这段往事——

毛泽东插话道：“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兴发代表全厂职工走上大会发言席。当时，他才三十三岁。庄严肃穆的会场，令他心里不免有点儿紧张，但想到二十多位复员军人受到党和人民如此重视，就应该好好向大会汇报，向毛主席汇报。他定定神，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讲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秋天，我们二十多位南征北战的解放军战士，带着战场上的一身硝烟，先后复员回到了家乡——革命老区浙江省长兴县。家乡的山山水水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可是家乡依旧贫困的面貌又使我们转喜为忧。怎么办？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集资办厂，为国家分担困难！大伙凑齐了三千七百元复员费，借了合溪乡光耀村的一所破土地庙作为厂房，并租用了光耀陶器厂的部分窑位，到上海聘请了两位技术员，办起了长兴县荣军化工窑业厂。后来迁至县城，更名为地方国营长兴耐火器材厂……”

坐在主席台前排的毛泽东、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李兴发的讲话，不时满意地点点头。

会场上，代表们仔细地听着李兴发的发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当时仪表行业使用的进口热电偶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满足不了冶金工业飞速发展的需要。试制这种耐高温的热电偶管，成为国内面临的一大科研课题。当时只有一百余名职工、刚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长兴耐火器材厂，在上级有关科研部门的协作下，承担起热电偶管的试制任务。

热电偶管是测试高炉温度的关键部件，其技术性能除了要求不软化外，还要求急变性能特别强，而且这种管子的外形又细又长，在窑里横放、竖放都易变形，烧制难度很大。能否试制成功，说实在的，厂长没数，工人心里更是空荡荡的。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重工业部的工程师，在厂里转了几圈，也不禁摇摇头走了。

没有专家，没有资料，没有设备，就凭满腔的热情开始试制了。

两位上海师傅高德芝、邵荃章，被这些复员军人的精神感动了。他俩首先从上海仪表厂拿来几只废旧管子化验，结果表明该产品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铝。技术人员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做出了一批管子模坯。但氧化铝成型很困难，如何烧制，又像一只拦路虎挡在他们面前。

炎热的夏天，窑洞口的温度高达四、五十度，但大伙儿一待就是十多天。第一批横放着烧，报废了。横放不行，改竖放着烧，可又变形了。横竖都不行，就用护沙吊着烧。但用护沙后，温度却上不去，达不到急变的性能要求，还是报废了。大家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后来，只得临时在窑洞口开了个“诸葛亮会”……

最后，大伙决定改窑，将平炉式窑膛，改成阶梯式窑膛，增大空气接触面积，减薄煤屑厚度，使温度上升。

一九五七年底，热电偶管终于试制成功了。经北京热工仪表研究所鉴定，该管耐高温达一千七百三十摄氏度，高于从西德进口的产品，冷热急变的性能，也比进口产品增强一倍，而价格只有进口产品的七分之一。消息传开，轰动了全国冶金系统。

一九五八年初，厂里又承担了一项新任务：试制玻璃纤维坩埚。当时这种坩埚全靠进口，产品技术性能要求极高，厂里要担很大的风险。但大伙信心十足地对李兴发说：“外国人能做，我们也能做！”

李兴发说：“我大声讲完这句话后，毛主席激动得站了起来，亲切地挥手示意让我停一下，然后高声对会场上的人说：‘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主席洪亮的声音刚落，全场上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多月后，该厂试制成功了氧化铝玻璃纤维坩埚，八十元一只。而以前用的白金坩埚价格，每只的价格却高达四、五万元。

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李兴发的文章，题为《打开了技术神秘之门》。《浙江日报》全文予以转载，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作了连续报道。

周恩来指示北京人艺：“一定要演好这个戏！”

长兴耐火器材厂艰苦创业的感人事迹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决定把它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即指示北京人艺：“要认真组织，精心排演，一定要演好这个戏！”

为了尽快将这出话剧搬上舞台，北京人艺让著名编剧梅阡、童超承担起编剧任务。一九五八年六月，梅阡、童超南下浙江长兴耐火器材厂，深入车间、体验生活。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他俩写出了以该厂艰苦创业史为蓝本的话剧《烈火红心》。

梅阡、童超带着剧本匆匆赶回北京。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看了剧本，并同两位编剧作了进一步研究。从主题思想到剧情细节，周恩来都作了重要指示。接着，北京人艺就组织力量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之中。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先后两次观看了《烈火红心》的彩排，并与该剧的编导、演员一起对该剧进行了反复修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不久，话剧《烈火红心》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后来，长春电影制片厂又将此拍成了同名电影。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李兴发以荣誉军人代表的身份随团出访苏联。出访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特意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见到李兴发后，笑着对他说：“你们替中国人民解放军争了光。三千七百元创办了工厂，不容易啊！全国都能有你们办厂的精神就好了。要学习你们的办厂精神。你们也要继续创造新成绩。”

当时李兴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说：“好，好。”接着，李兴发向代表团再次汇报了他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科技兴厂的经过。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亲切地和代表团成员座谈。毛泽东问李兴发：

“你几岁了？”

“三十四岁。”

“你还很年轻啊，你们办厂的都是当兵的吗？”

“是的，都是当年参加新四军的。”

这时，周恩来笑着问：

“你们当初是怎么想起要办耐火器材厂的？”

“为祖国的钢铁建设服务。我们国家要实现机械化，需要大量钢铁。”李兴发脱口而出。

周恩来听后连连夸奖：“你们白手起家、艰苦办厂的精神和方向都很好！”

接着，朱德问道：“你们厂里有几个专家？”

“一个专家也没有，只是从上海请来两位技师。”李兴发如实回答。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就是土专家嘛！”

第二天，代表团成员乘专机飞往莫斯科。他们先后参观了莫斯科红场、列宁格勒、“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到斯大林格勒参观时与苏联军界陪同人员一起合了影。

如今，当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树立起来的科技创业典型所在地长兴县，已成为全国科技先进县，高新产品已出口到了美国、韩国、泰国等国家。

（本文选编自《中华网.史海钩沉》2004年10月25日网贴）

我的农村插队生活

苏提春晓

过去看一些书籍电视里把知青下乡运动描写得那么悲惨，感到是非常不真实、不客观的；从而一直想以一个真正插队落户的过来人的身份，来讲讲那段历史。希望其他真正的知青也来说说，还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一个真面貌。

我们是69年下乡的老三届。在我们之前好几年，已经有董家耕、邢燕子等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到农村去干革命，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有大批上海知青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参加屯垦卫戍。我认识的几个大哥哥，64年就去了浙江桐庐县的一个公社和长兴县的林场去锻炼。我们那一代热血青年没有愿意想要去做二奶或者去过资本家买办寄生虫“剥削生活”的人，下乡也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

记得69年，我们中学有报名去黑龙江的、有报名去浙江农村的，十分热闹。欲去黑龙江的同学以可能参加抗苏反侵略战争而自豪。欲去浙江农村的同学则以能真正与贫下中农一起生活得到锻炼而骄傲。当时我家隔壁有位新二届的同学也想跟我们下乡插队，死活缠着老师要报名。老师回答说，年龄不满16周岁的绝对不能去，我们新中国是没有童工的。国家要求他们好好读书。

 我们下乡是坐公交公司的好多辆大客车去的，没有看见哪个同学哭的。许多同学都带着微笑，有一种豪迈的心情，有一种干一番事业证明自己价值的使命感。而老实说，我好像只有一种去下乡参加“双抢”支农劳动的感觉。

 到了浙江半山区公社，当地干部组织农民欢迎我们，然后由房东大伯大妈一个一个分别把我们领回家去了。

 我房东的家是位于山坡上一幢泥墙瓦屋顶的二层楼。屋前一块晒谷的平地。屋里堂前正面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两旁的对联写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房东大伯告诉我，现在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也民主多了。我当时对“民主”两字半信半疑，心想农民也懂这新名词？我被安排住楼上西南角，房东一家住东边，中间没有隔板的。那里也没有电灯，晚上是用一种简易煤油灯照明。大妈很节约，总催着我熄灯。后来发现，有几户农民连煤油灯也舍不得用，是用松明照亮的。但是农民都说毛主席好，都说生活越来越好了，解放后翻身了，“透气了”。几个月后，生产队给我们几个知青建造的房子盖好了，我分到一套“两室一厅”，也点起煤油灯，总算可以自己看书没人催熄灯了。

 我下乡第一年是比较艰苦，因为生活不习惯，农活不会做，工分也只有照顾性的7分。常常闹些笑话，农民都很善意地笑，同时热心地来教我。农村的女孩非常纯朴热心。我收工后常常要去搞一下自留地，所以回屋烧饭比较迟。这时回家吃完现成饭的姑娘们已经结伙出来串门了。她们看我一个小伙子自己烧饭，就纷纷争夺我的“炒菜权”、“烧饭权”乃至“烧火权”。我不用做这些家务事，反而常常变成要为那群可爱的“田螺姑娘”调解她们的纠纷，商定明天这些“权力”的分配。

 那一年我最开心的是：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幽谷百合》，忽然闻到一阵悄悄袭来的香气，到处查看不知来源。猛一抬头，发现窗台上玻璃瓶里插着的牧牛女童送的几支野百合的花苞开放了。那种芬芳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就是在现在香水缭绕的环境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辛勤劳动了一天，看一会儿书，体会农村朋友友谊的花香，感觉特美。

 毛主席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我在农村生活的信条。我吃的蔬菜，虽然社员们都会善意的招呼我去他们菜地拿，但是我基本是做到了自给自足。我在自留地里种了豇豆、茄子、青菜、番茄、土豆、黄瓜等等。毛豆我不种，因为生产队在合适的稻田田埂边都种上了“田埂豆”，每年分的黄豆也足够吃的。此外我的自留地与农民不一样的是：不光有四季蔬菜，还有各种草药和野花。

 我看书养鸡也有一套。就是在屋前晒坪边挖了一条沟，人工培养蚯蚓。所以我的鸡特别会生蛋，而且多是红壳蛋。在沟边的土坎上面我种了一溜黄花菜，那叶子可以给鸡遮阴，花开时非常漂亮。土坎下种了几株南瓜，顺山坡爬下去，大叶婆娑，到时候也是黄花与南瓜俱荣。土坎两端各种了一株侧柏。根据侧柏喜碱性土，我在栽培时特意埋了刷灶头剩下的石灰渣，结果柏树生长得特别好。

 那时候，根据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出版了许多介绍中草药的很有实用效果的便携式手册。我买了好几本，在上山劳动休息时便以此去认识草药。农民都非常热心地教我认草药，介绍其药用经验。我在农村也多次用草药给自己治病，效果不错。有些农民也因此让我治疗，但是怕抢了村里赤脚医生的生意，我有时给治有时不给治。

 那时候，我还学着做木工。买了工具，刨板锯榫的，自己做了木箱、条凳、锅盖等等。木箱、锅盖的拼板很讲技术，锅盖要做圆与装柄的燕尾槽二项完工更使我颇有成就感；而条凳的难点主要在做斜榫。其他木器就相对比较一般。做木工提升了我在农村姑娘们眼里的地位，这是我没想到的。

 农村的生活丰富有趣，是城市里一天到晚泡咖啡馆、美容院的小资所想像不到的。山清水秀、空气甘美是不用说了，野果野菜野兽等美味我可吃了不少。总之，能经历这段在农村劳动的人生神奇生活，使我得益非浅，我永远感谢毛主席。

 第二年，农村生活很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工分也升到9分，担子也能挑200斤了。现在想想，用知识为农民服务就是那时开始的。

 一件是推广水稻良种。我当时想，农村要增产，没有良种可不行。回家后就跑到很远的农科院里去讨良种。当时的科技人员为人民服务思想非常好，一听是知青想买良种搞推广，立即向我推荐了四种品种，其中两种是早稻，两种是晚稻。我各买了几斤，带回了生产队。后来我们生产队繁育的稻种尤其是“农红73”推广到整个大队，提高了当地的稻谷产量。这也算是有我的一点贡献。

 一件是装电灯。那年春节前电线经过我们村，同意我们接电，但是到户电线电灯要我们自己装。晚上生产队开会大伙就要求我来装。当时我的电工实践经验仅仅只是在家里换个电灯泡的水平，再三推辞不了，就接受了。每户农民对他家的电灯都有不同的要求，我就先了解讨论清楚他们的需求，然后晚上来画电路图，搞准了，第二天就去装。所以农民很奇怪，说昨天你还不会装，怎么困一觉就会装了？我的劳动给小村子带来了光明，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一件是做会计。生产队的“民主”那时候我已经有认识了。因为晚上经常要开会，一般像分配第二天工作等小事情都是各家的主要劳力来开。有的家庭是女人当家的，就女的来开。选举队长，讨论分配方案，讨论明年的生产，评工分……都是大事情，就开全体大会，大人小孩的，热闹得很。有一天大家讨论该换会计了，就推我做。我推说没学过不会，可是大家不相信，说上次装电灯也说没学过，不是装得满好吗？一定要做。生产队长并许愿说：年终补贴你一个月的工分！威逼利诱之下，我就做了几年。由此得到的好处是，每当我听人诽谤人民公社生产下降、社员生活悲惨的时候，我都不会相信。

其他的还为农民做过许多事，就不提了。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也为农民做过这样的事。这就是把知识带给农村，同时又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教育、生活教育、阶级教育。我们从一个城市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娃，变成为现在这样的转变了立场的、能跟农民亲切谈天的、能了解农村农民农业的知识分子，完全是托毛主席的福。这些事情，右派文人是不能理解的。

 因为是半山区，我们一个生产队仅二十几户人家，只有少数的田，大片大片的是山地。所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造了一些稻田，水稻不仅够吃，而且还能卖一部分余粮给公社粮站。山地出产的玉米和蕃茄，全部留下供自己吃。我们队里是按人头算口粮的，所以一般没有粮食不够吃的事。有一户因为男劳力有伤病，上有老人两个，下有子女五个，年终分红要倒挂，生活是比较困难，但粮食全都分给他。而且生产队里在安排农活上也比较照顾他家。一个五保户老头是由大队抚养的，他平时也管管大队的山林，非常认真负责。我们都有点怕他。

 生产队在早春时需要“孵谷种”，就是给稻种催芽。那是个要熬夜、控制温度与时间的技术活，由技术好的社员担任。我们就跟其他社员一起“做秧田”，就是把阳光好、土质好的小块田用丁字耙弄平整，以备撒谷种育秧。稻田育秧是用那时很先进的尼龙薄膜保温的。接着是在大田里用牛或者大队里的手扶拖拉机耕田、耙田，就是把茂盛的紫云英翻耕入泥做基肥，再把大田耙成水平状。我试过站在水牛拉的耙子上利用自己的重心配置来耙平田土。

 等到秧苗长大，映山红花开，播谷鸟叫的时候，妇女们就下秧田拔秧。拔够几担，就由姑娘们挑来给我们男社员种。我们卷起裤脚衣袖下大田去插秧。我们生产队插秧有个美妙的传统，就是谁插得最快，就由最漂亮的姑娘在田头端一大杯俨俨的浓茶给他喝。在满头大汗与伙伴们哄笑的氛围里，接受这杯献给“种田王”的大杯茶的感觉，比奥运会得奖杯感到要更轰动更微妙更实惠。

 然后是做山上的“生活”，就是种玉米、播芝麻、扦蕃茄等杂粮活。再接下来的，是稻田里轻松的耘田。大家在田里排成一列横队，说说笑笑，非常亲切，同时用长竿子头上的小铁箍把杂草除去。那时候也是农民们乱讲笑话、显示智慧的时刻。

 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是当时农民最辛苦的“双抢”的时候了。先是抢收早稻，常常是与阵头雨比赛着收割与晒谷。接下去，是抢种晚稻。那时候早一分钟种下，秋天就多一分收成！所以常常是三四点钟起床，晚上七八点钟回屋，既争个时节，也图个早晚凉快。

双抢结束，就是上山除草的时节。接着是晚稻耘田。那就比较轻松了。

等到秋天来临，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就是收玉米芝麻蕃茄，收割晚稻的时候了。收玉米、蕃茄时，我们常常在山上用草管吸着崖壁泉眼里的矿泉水，啃着干粮，当午饭。休息的时候，挖个泥洞，烤玉米蕃茄也是不可少的节目。山坡上田里的晚稻是要背稻桶上去的。稻桶里斜一根扁担，缓缓地背上去。用稻桶打稻，是很古老的传统了，男人的臂力在这时候很能体现。200来斤的谷担要挑着走山路，1000多斤的独轮车要扭着屁股推，原始的力量和智慧在这里凝成一股劲。

 秋天也是砍柴的季节。砍下的柴挑回家，解成尺二长短，堆在窗下，与窗前挂着的玉米辣椒串相辉映，就表达了这家主人的勤快程度。

 秋收完成后，人们就放松了。然而生产队晚上开会，又商量起利用冬闲修水利改土造田的事。农业学大寨那时候决不是一句空话。大家被当年的收成所鼓舞，提出了不少计划与办法。于是冬天到来时，我们男人们又踩在冰冷的水里，抬巨石，垒田坎，修水渠，真是热气腾腾，生机勃勃。

 除夕前，是农村最温馨的时节。整个生产队如一个大家庭，家家准备过年，杀猪杀鸡做冻米糕炒蕃茄片的，但最有趣味的是搡麻糍。搡麻糍有一套程式。一个石臼洗得干干净净，抬出来放在某家堂前，在周围姑娘们的嬉笑声里，小伙子个个卷袖擦掌，准备一比高低。等哪家大妈糯米粉团蒸好了，就端来倒进石臼。然后由一位小伙舞起大木槌，捶捣那个粉团。一位累了，就换一位。谁捶的次数少，就成为女孩说笑、男孩讥笑的对象，所以大家都很卖力。这样捶好一家的，又有另一家端来了，大家接着捶。这样往往要热闹好几个晚上。

 人民公社这个历史上独特的创造物，我是见到过了。我和农民在里面生活着，感到如鱼得水，非常适合。它好像是专门按照中国农村的体型裁剪的中式褂子，穿着是那样朴素得体合身实用，好像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似的。在上面命令强行改乡以后，还有很多农民口口声声谈起来，就是“我们队”、“大队里”、“公社里”，感情非常的深！

后来我招工回城了，乡亲们还经常记挂着我，请我回队里玩。今年春节又邀我和家人去玩。我已经接受了邀请，也准备去看看复辟成小农经济以后的“美好”景象。

（本文选编自《人民网.强国论坛》2005年1月20日）

回忆生产队里的劳动和生活

穷  乡  亲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学校教育普遍贯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生的学习生活总是伴随着各种形式的集体劳动。校园里张贴的醒目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师生除了经常参加校内的诸如建校、种菜、积肥、卫生大扫除等各种劳动外，还时常集体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支农劳动。每到放假时，学校都把参加劳动作为学生的假期任务之一。语文老师还专门布置有关参加劳动的作文题让学生完成，例如“记一次紧张的劳动”、“麦收”、“锄草”、“我向老农学耕地”等等，都曾经是当时的写作题目。

对于学生假期回队劳动，队干部和社员们当然是十分欢迎的，因为这不仅增加了劳动力量，而且能活跃一下劳动气氛。劳动期间学生们讲讲国家形势和时事新闻，唱唱歌等，能够增加不少热闹。

一般情况下，生产队的劳动并不很繁重。常见的劳动主要有翻地、拉车运肥、播种、浇地、锄草、刨地瓜、收玉米等。每天的活都由生产队长安排，各组都有人领着。在劳动中大家可以边干边说话，甚至讲故事或说笑话，因而并不沉闷。我所知道的许多民间故事、旧闻轶事和笑话大多是那时在群众中听到的。当然每次劳动或休息时，社员们也不会让我“当哑巴”，必须讲点、说点什么才罢休。这时我就把从书上读到的有些故事、小说讲一段，例如《林海雪原》、《红旗谱》、《敌后武工队》以及《西游记》、《水浒》、《说唐》中的故事等，哪回热闹讲哪回，很受大家欢迎。

在六十年代，社员家里还很少有钟表，因而生产队基本上不按钟点上下工。主要是看太阳和凭时感。上午、下午劳动期间各休息一次，每到正午或太阳快要落山时收工。在我们那里，夏天天气很热，每天干活休息时，队长就让人从生产队瓜园里摘些瓜来让大家分着吃，以降暑解渴。这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出勤。男孩子们有时还到河里或坑溏里洗一通再上来干活。

在后来农村改革之后，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过去生产队干活“磨洋工”、“消极怠工”、 “无有效率”等。对此说法，我感到不以为然。生产队劳动中磨洋工、消极怠工的现象在个别情况下的确也是有的，但如果以此概括其大部分生产劳动则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我看来，人们的劳动本不是以繁重、紧张程度为其价值考量的。相反，劳动者对劳动是否感到乐趣和轻松这才是区别劳动方式是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何况社会主义的劳动原本就不仅仅是一种谋生和获取效益的手段，它同时也是人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工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规定干活中不准说话，不准喝水，甚至不准上厕所，劳动者完全成为机器的一种附属物，像那样的劳动从当时看效率也许是高的，然而对劳动者来说却是一种役使和催残，毫无乐趣可言。这难道是真正高效的劳动吗？

自从六十年代初，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就调整到了生产小队，各队的生产、收获状况直接决定着社员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里不同于机关、企事业单位，没有人给你发工资，各家生活好坏全靠生产队集体经济。大家看得很清楚：同样的土地、人力，你生产队如果搞不好，相比邻近生产队差别很大，吃亏的只能是社员们自己。因而任何人如果对生产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消极怠工，不用说队干部不允许，就是老农、普通社员也看不下去，也要吆喝你。那时生产队的生产是一种靠粗放管理与人的自觉性相结合的活动，劳动者的集体观念和自觉意识比较强，这与那种雇工制或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实际上，农业劳动是与季节、天气状况、农活性质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其中有些农活比较轻松，但是那些繁忙紧张和艰苦的劳动也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在“三夏”和秋收的时节，地里的庄稼已是焦麦炸豆，亟待收割，同时又必须抓紧耕耙、抢时播种。这时人人不敢懈怠，你就是有“磨洋工”、偷懒的念头，但也不容你有那样的行动。这时各家男女老少齐出动，天天早出晚归，到了中午也不能回家，而在田间集体吃饭，饭后稍微休息接着便干。人们割的割、运的运、打的打、耕的耕、种的种，任何工序上都争分夺秒，马不停蹄，汗水湿透衣衫，似乎是在与老天爷抢时间、赛跑。人们都知道，别看当前头上焦阳似火，如果一旦变天下雨，弄不好一年的劳动成果就毁在一旦，或耽误了农时影响下季的收获。这哪里会有什么“磨洋工”、“消极怠工”的现象！

还有兴修水利、筑堤挖河之类，几乎是每年冬、春必有的工程。各公社、大队都抽调强状劳力上阵。在工地上扎棚下寨、盘锅做饭，干起活来也是你争我赛：挖土的挥汗如雨，推车的一溜小跑，打夯的号子阵响，看谁的进度更快。因为各大队的任务都很明确，如果人家都完成任务或领着奖旗撤走了，而你们还在那里磨洋工，落在后边，这岂不是明摆着的丢人显眼？不仅力气不少出，而且还损了本村的名誉，— 何苦而为呢？其实农民们是最讲义气、识大体的，自己累了回家该歇的歇、该睡的睡，但在关系集体利益和大事上却是最敢于知难而进、最少有那种斤斤计较、偷懒磨滑行为的。况且这干的事情又都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业呢！

看吧！我国多少水利工程、人工河道、农田基本建设不是那个时代完成的？上万个大中型水库，几千公里的江河堤坝、遍布农村大地的排灌渠道、机井、畦田等，都是那时农民们用自己的手臂、肩膀和铣、镢、人力车等落后的工具完成的，是汗水和生命的结晶。他们的行为真是可歌可泣，其功绩史无前例。谁能说这种劳动是低效率、低价值的！

农业劳动也是包含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性的活动。有人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城市的青年到农村去，如果不经过一番学习和实践，他们还真是干不了。有些传统的农活，功夫性很强，在目前劳动中己经很少见到了，不妨举几例讲讲：

割麦：

在过去北方农村，割麦是衡量人的农活水平的一项基本功。它象每年一度的大赛一样，每个男女青壮劳力都要从中展现一番。每当收麦季节，全队男女青年齐上阵，在一望无际的麦海中，一起沿着麦垅向前割。这时只听得镰刀嚓嚓响，每个人象在麦浪里游泳一样向前进发。这时，每人割的快慢、是否干净、利落，其差别就看得出来了。一块麦地从这头到那头有的长达一里之遥，割在前面的与后面的差距越拉越大，割得快的已到那头去了，而慢的还在中间。这等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人的本领和功夫，其间谁还能丢松？尤其是如果谁家有新娶的媳妇，那么第一年割麦就得上阵展现一下水平。因而更感到压力很大。如果麦割得很快，出手利落，那美名很快就传扬开去；而一旦割不上去，总是落在后边，那就有些令人失望了，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不大会干活的人。”— 割麦的快慢，既取决于人的力气大小，镰刀是否锋利，又取决于手抓的技巧和弯腰的方法。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技巧，那么割到两个小时之后腰就会酸痛起来，并且越来越跟不上。因此，这是需要从小就认真调教和锻炼才能掌握的一项功夫活。

砍高粱：

农历8月间，洼里的高粱晒红米之后就等待收获了。收高粱包括把高粱秆抹根砍倒并把高粱穗钎下打成捆的一个过程。这时正是末伏天气，人在两三米高的高粱地里干活，又热又闷，头上身上都洒满了高粱花子，很不好受。大多情况下人们只穿着裤衩干活。前面的人手握板镢，每棵高粱只需用力一下砍倒，而且必须砍在地面以下高粱茬的中间，带半个根茬。因为高粱秆是农村盖房用的材料，你如果砍不好，它就不能用了。因而必须砍得又准又快。后面的人从砍倒的高粱秆上把穗钎下来，叫“钎高粱”。钎高粱时右手拿钎刀，只一下把高粱穗割下来，用左手接着并使其交叉排在手臂上，一手臂可挟住10多斤高粱穗，既整齐又牢固，然后一次次摞在一起，并打成捆运到晒场上去。这时看着那彤红发亮、沉甸甸的新高梁，闻着那散发出的清香味，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啊！

垛麦秸：

农作物脱粒后的秸秆都是有用的，甚至连叶、根、壳皮都没有被抛弃的东西。— 目前农村的秸秆大都是被焚烧或腐烂掉，成为环境的一大污染源，但在过去它却是农民的一项重要生活资源，全年的烧材和牲畜饲料全靠它了。每年冬季或春季，即使普通的麦秸、豆秸或树枝，如果运到集市上，每百公斤也能卖到四、五元。别看这四、五元，它能解决一个普通家庭半年的油盐酱醋的开销，能够供两个中小学生全年上学的费用。因此，农民对它都非常珍惜。— 尤其是夏收后，大量麦秸打出来，如何保存是一个大问题。大都是在村边找个空地垛起来。垛麦秸也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活。如何垛得又高又大、又牢稳，使之长期保存，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垛麦垛，底部要尽量小，以土坯或砖、木铺成留有通气孔的底坐，然后层层向上叠加麦秸，越往上越大。当堆到两三米以上再往上垛就困难了。下面的人必须用木杈使好大力气才能把麦秸挑上去，而且位置要放得适当；站在麦垛上的人要把麦秸均匀铺放，层层叠加，掌握好对称和平衡。如果弄不好，麦秸就很容易滑下来，甚至整个麦垛倒塌，前功尽弃。因此，没有一定经验和技巧是绝对干不了的。这样，一个麦垛可垛到四米多高，最后上面用草泥封顶，防止漏雨。几十亩地打下的麦秸往往一大垛就解决了问题，一般存放二、三年也不会变霉。人们看到村边那一个个耸立着的大麦秸垛，那就是丰收的象征。

总之，农业劳动是含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技艺性的活动，也是充满乐趣的事情。对于一个不在农村生活过来的人来说，他是不可能理解和认识的。

有人每谈到过去生产队里的劳动就是“大轰隆”、“干多干少一个样”。对此说法我认为是十分离谱的。事实上，社员们在大田上的劳动通常都采取“按活计工”的方法，即根据当天每个人干活的多少给予确定工分。如每个人锄了几分地、运了几车肥、刨地瓜几垅等，大家在一起都看得清清楚楚，根据干活量的多少计工员就可以折算成不同的工分，是决然马虎不得的。其实社员对于自己每天的干活、记分都是很在意的，如果没有认真、客观、公正的估量，队长随便给每个人“干多干少一个样”地记上，那岂能为大家所认可！从六十年代初之后，生产队就逐渐推广各种劳动包工管理形式，如“小段包工”、“专业包工”、“季节包工”、“按活包工”、“四定小包工”、“联产计酬”等，可以说除了“分田到户”外各种责任制形式都有。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强或可以记量的劳动都有较稳定的包工制度。实在找不出有什么“大轰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例子！

当然，农业生产中一些不能包、以及很难考量的劳动总是大量的，为此生产队还有定期“评工记分”的制度。在生产队里，我曾参加过几次“评工记分”的会议。每年夏、秋大忙之后，生产小队都要召集全体社员会，对全队每个劳动力的记工标准进行评定。评议有时采取“自报公议”的方法，有时采取划分不同的年令段和劳动能力段的方法。既考虑每个人的年令、体力情况，又考虑其实际能力和在劳动中的表现，大家七嘴八舌，最终由多数人的意见确定。实际上，对年令、身体情况差不多的劳力，大家的评工结果大多数是一致的，并无多少争议。有争议的只是有些特殊的情况。通常全队总有八、九个身体强状、能打能拼、能适应多种劳动任务、为大家所公认的“十成劳力”，他们都会无异意地被确定为10分工。以此为参照，就可以依次推出其他各不同级别上的劳力的工分，如9分工、8分工、七分工、六分工、五分工等。妇女青壮劳力和五十岁上下的老年劳力一般是8分工，十五岁至二十岁不成年的劳力一般是五分工、六分工。孩子们割青草交给饲养员，过称根据草的重量算工分。各家积土杂肥交给队里，由队里按车折算工分，等。社员分配上采取“人四劳六”（有的是“人五劳五”）的方案。到了六十年代后期，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己经形成了比较正规、成熟的一套，算得上是真正的民主管理、公开透明。若论干部对集体的负责、社员们之间凝聚力之强、管理上的有序等，决不是后来“分田到户”的年代所能与之相比的。

在家乡的那段岁月，我记忆较深的是1965年、66年的情况。那时地县两级对我们公社派来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住我们大队的是两位年轻的干部，他们都是地区机关刚分配不久的大学生。来队后他们吃住在社员家里，白天与大家一同到坡里劳动、整地修大寨田，晚上组织干部、青年们学习，干活休息时和下雨天就教大家唱歌、排练文艺节目。临街的墙壁上也都设了黑板报和宣传栏。很快就把全大队搞活跃了，深受群众欢迎。每当假期回队后，我自然也是尾随其后，帮助他们写黑板报、抄材料、印歌等，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那期间，两位住队干部教会了我们许多当时流行的新歌，使村里、地里时常传出歌声，那优美的韵律实在令人喜欢。有些歌儿至今仍记忆犹新。下面不妨唱几段你听：

《大寨之歌》 ：“一道清水河，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这山下边，七沟八粱一面坡，……”

《幸福不会从天降》：“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丰收歌》:“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好风光。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心欢畅。……”

《谁不说俺家乡好》：“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陈歌声随风传。……”

每当听到这种歌声，脑海里就浮现出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学大寨工作队的帮助、带动下，经过两年的时间，在我们公社的沙坡岭修建了一座大水库，还经过我们村东头挖了一条贯通全县的黄河引水渠，全大队打了五眼机井，将坑洼不平的土地都整修成了一马平川的畦田。从此，使我村有了水利灌溉的条件，原来的旱田大部分都成了水灌田。产量一下子增长了三成以上。这是祖祖辈辈前所未有过的大变化啊！

农村的收获季节也是分配季节，生产队产品的分配有多种方式。粮食产品一般是在场上脱粒后就陆续过秤分到户。对于像每天刨出的地瓜、萝卜、土豆，摘下的瓜果、茄子、豆角等，都会随即按每户人口和工分多少分到户。这样既不必集中存放，又能让社员们及时尝到新鲜的收获物。待社员们散工后，便把各户的东西捎回家。人们有挑的、有抬的、有背的、有用地排车拉的，每天傍晚都满载着收获的果实赶在回家的路上。

生产队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实物经济，即产品经济，其核算是很粗放、简易的。衡量各生产队的经济情况，人们只说全队的粮食产量多少，亩产多少，社员人均分配的产品多少，而对于什么产值、价格、人均收入等概念是全然没有的，更不知GDP为何物。当时各级干部也不存在以产值或产量多少衡量其政绩的事情，因而更无必要进行虚报和浮夸。在经过“三年困难”的教训之后，生产队对社员们的生活都很重视，分给社员的农产品保证都是足数的。实际的数量大都比统计数字要多得多。例如：粮食都要去潮去杂折算；鲜地瓜、萝卜等从土里刨出的产品，都要去泥计数。六十年代我们那里种地瓜较多，按照当时国家粮食部门规定：地瓜干每三斤折一斤粮食标准，而生产队分的鲜地瓜就按四斤折一斤地瓜干，这就是说每十几斤鲜地瓜才折算为1斤标准粮。社员家里分的地瓜一直保存到下年春末才可吃完。还有南瓜、茄子、土豆、大白菜等之类的蔬菜，分配时往往连秤也不过，而是按筐或按堆的大小估算重量。其折价更是很低。例如一筐茄子，少说也有20斤，也就折价一两角钱。其他像分给社员的秸秆、柴草、糠皮之类就更不计入统计之中了。有谁如果想把生产队的分配情况真正弄清楚，那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

有人常拿过去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工值只有二、三角钱为例，说明当时农民的收入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要看那种二、三角钱的收入水平，它所获得的各项实物数量却并不少，在当时条件下它却能够养得住一个有四五个子女、老少七八口人之家的全年生活，粗粮瓜菜，解决温饱没有问题，并且无有看病、孩子上学之忧，还能建造新房。而如今，即使一个年收入2万元的家庭，谁还能维持一个七八口人家庭的温饱和正常开支吗？更不要说看病、供学等问题了！

生产队的生产劳动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在六十年代初，那时的生产和生活很艰难，干活总感到很苦、很累。而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就发生很大变化。我那时在外地工作，偶而还回家劳动几天，看到村里已经通了电，浇地、打场、磨面都用上了电动机和柴油机。生产队里也有了手扶拖拉机、脱粒机、打面机之类，“大跃进”和困难时期那种用铣剜地、人拉犁耙、肩挑人抬之类的情况就看不到了。那时生产队的大部分土地都能实行灌溉，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小麦亩产达到500多斤。社员们的生活也显著提高。到后来，由于农业机械和电动力的大量使用，农业科技的推广，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劳动方式有些逐渐消失，有许多农活在年轻人那里已完全陌生。无疑，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不可忘记的是，这种进步完全是以过去的劳动创业为基础的。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老一代农民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记忆中的生产队劳动和生活方式已经是三、四十年之前的事情了。如今回忆起来，它究竟是艰苦还是乐趣，是失误还是成就，这些在我看来已经毫无意义了。唯有真实的是：它已经成为我人生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也是现代新生活的基础和起点。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经历越来越变得宝贵，越来越值得回顾和纪念。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于《人民网.强国论坛》2005年7月24日）

本人亲历的几件小事

 选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1965年，我考入南京市某中专，开始了我4年的学习生活，学生全部是住校的，每个星期六晚上才能够回家，星期天晚上返校。学校离家比较远，从岔路口到太平门这条公路当时有好多高坡，上坡时很费劲，那时候我经常步行到板仓再乘车返校，看到进城送菜或拉大粪的社员拉车比较吃力，经常要顺便帮忙给推一下。也曾经在一次回家时，在等车时看到一个老太太没有钱乘车（是丢了，还是怎么的，没有细问），把自己乘车的几角钱给了老人家，而自己就步行八、九里路回家。

大约是1966年的秋天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没有赶上汉府街到栖霞的最后一班车，到了板仓后只能步行回家，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板仓到我家的路两边远不象现在这样繁华，除了几个村庄外基本上是农田和长满大树与灌木的山坡，这些山坡一直连绵不断，最终与紫金山（也就是主席诗词里提到的钟山）相连接。我独自地走着，心里面几乎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当我走到王家湾这个村庄的时候，离到家还有约2公里的路程（除了要路过两个村庄外，大路、小路两边也都是农田和灌木），忽然听到了从驻地军营里传出来的放电影的声音，我竟然忍不住地往露天放映的操场走去，那天的电影是豫剧《朝阳沟》，感到很好看，直到看完了这场电影才不急不忙地往家走去。你能否想象得到，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在那个年代里的安全感有多么好吗？

1969年，我姐姐从辽宁锦西回南京生孩子，回辽宁时的火车是夜间3点钟左右从南京车站发车，我和弟弟一起去车站送她，由于夜间的公共汽车只到珠江路，我弟弟独自一人步行到珠江路附近的姨妈家休息，而我自己则不得不步行较长的一段路回到位于御道街标营的学校里睡觉。当时的南京大街上，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行人，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独自一人走那么长的路，心里虽然也有点害怕，但只是有那么一点警觉而已，当时实际的犯罪现象是非常少的，因此，自己才有可能有那么大的胆子走夜路。

1973年9月，我被单位推荐去上长春上了大学，1974（也可能是75年）年寒假期间，我到山东淄博胜利石油化工总厂橡胶分厂去探望我姐姐，在济南转车，到辛店火车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单位接站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在那里举目无亲，可是在车上聊天认识的一个泰安农学院的郑同学就毫不犹豫地约我到附近的拖拉机修配厂去，那里有她认识的人，好像是亲戚。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也没有任何犹疑，就和她一起去了。

车间里上夜班的师傅，非常热情，让我们烤火，和我们聊天，并且帮助郑同学找她的亲戚。后来就把我安排到女工宿舍过了一夜，经过长途旅行的我，在人家的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早晨，那位姓钱的姐妹还给我买来了早点，我吃完了早饭以后，又把我送到了车站，搭乘厂里来接站的班车去了我姐姐家。我与他们非亲非故，可是人家却象亲人一样地照顾自己，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情。我回到长春的学校以后，也曾经想买点东北的特产寄给他们，以示感谢，可是因为忙于学习，并且也不知道送点什么为好，并没有付诸于行动。过了一段时间，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郑同学的来信，信中关心我到姐姐家是否顺利等等，倒使自己感到很不好意思。我最后也只是写了一封信给郑同学，向她以及她的朋友们表示了一下口头上的感谢而已，而把他们助人为乐的精神深埋在自己的心底。我想到了，他们帮助自己是没有想过需要什么具体的回报的，他们需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够真心的相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能够伸出自己的手。这也是毛泽东时代，我在山东的一次真实经历。

（本文选自《人民网强国论坛》2006年3月19日）  

六斤白糖的故事

纤   夫

 一九六○年五月，我们的孩子出生了。当时妻子在北师大读书，为了完成学业，不能给孩子哺乳。因此，五天后母子正常，一出产院，便把孩子送到了母亲那里。妻子住到了岳母家，由岳母照料她休了一个月的产假便回校复课了。

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二年，市场供应形势紧张得很。一切食品都是凭证定量供应的。牛奶和奶粉列为“特需品”，供应的范围和条件更是极严格的，只有无母乳喂养的婴儿、不能进食的病号和七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外籍专家以及高级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当时称为“高脑”）凭医院或单位的证明，经物资供应部门批准后，发给“特需证”才能买到。

 妻子住院后，便向大夫讲了分娩后不能给孩子喂奶而必须返校的情况。医院给开了一个证明，买好了一听从荷兰进口的奶粉预备着。孩子出生五天后送到母亲手里时，我把医院又出具的一张订牛奶的证明给了母亲。母亲接过证明，赶忙把心爱的孙子交给了一旁的父亲，笑呵呵地说：“我得赶紧去街道盖章，别耽误了孩子喝奶。”工夫不大，母亲高兴地拿着鲜奶供应证回来了，滔滔不绝地对满屋子来看“大孙子”的邻居们说，街道主任二话没说就在医院的证明上盖了街道的公章；奶站的老头儿打了保票说：“明天一大早您就来取奶吧，大人都好说，孩子没奶吃可不行，那是他的饭啊！”……就这样，我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母亲和退了休的父亲。十五天的假期很快就满了。在妻子返校前，我先返回了我的工作地——河南郑州。孩子的一切情况，都是妻子复课后，乘假日到母亲家看看，然后写信告诉我。

 一天，接到妻子的来信说，母亲总是感到每月供应给孩子的几两白糖不够他吃，于是，把自己和父亲每月供应的一点儿糖也给小家伙吃了。妻子叫我把自己的白糖省下来寄给母亲。

 看着妻子的信，我沉吟了起来，父母亲都是已登花甲的老人了，每人每月只有26斤口粮，再把这一点点营养品也给了孙子，我心何忍？

 这个情况，很快被同处的同志们知道了，大家说：这有什么为难的，大伙都给小家伙凑一点儿不就得了？那时，大家都年轻，单身同志不少，平时除了在食堂吃糖包，都很少吃糖。因此，虽然供应得不多，但是都有点儿积攒，无非也是为了攒多了支援家里吧。几天的功夫，同志们给我凑了五斤多糖票，加上我自己攒的，足足凑够了六斤——这是五个人整整一年的供应量啊！

 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了郑州市德化街当年最大的一家副食品商店。我必须把糖票变成白糖，因为白糖是由地方组织货源供应的，糖票只能在本地使用，拿到外地无效。站在柜台前，我神气地一下子掏出来六斤糖票，女售货员惊奇地笑着问我：“你家几口人，怎么有这么多票？”我自豪地把同志们给儿子凑糖票的经过对她讲了一遍。然后我对她说：请你给我多包几层纸，包结实点，我要把糖寄回老家去。听了我的话，女售货员迟疑了起来。她说：“你要寄到外地去，用纸包装可不中，万一纸破了，撒出来多可惜？我给你想想办法。”说着，她在几个货架子下面的柜子里翻腾起来，却什么她认为合适的东西也没有找到。这时，我指着货架上一种四边宽不到20公分、高有20多公分的“宝塔糖”（一种小儿驱蛔虫的糖块）的盒子问她：“那种糖盒子有多余的吗？”她笑着告诉我：“这种盒子不卖，制药厂回收，每天的空盒子都要按时送回库房的。”说完这话，她却像想起了什么，又痛快地对我说：“好！我给你找一个。完了，我去跟我们领导说一说，大伙给你凑了这么多糖票不容易，你算个特殊情况吧！……”说着，她从自己负责的柜台走到别人负责的柜台，把几个糖盒子里的余糖合到一起，终于腾出来一只盒子。她把六斤白糖装进去，又用绳子捆扎好，笑着递给了我。那时，没有“把顾客当上帝”这种虚伪的生意经，但我分明感到她就是我的姐姐……。

 我急忙赶到了邮局，想争分夺秒地寄出去。可是，邮局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上级规定：寄食品必须严密包装，以防变质、泄露，造成污染。我的糖盒子必须装在木箱里，并且要用填充物塞满、钉严。我到哪里去找木板钉箱子呢？这真把我难住了。邮局的女营业员看我站在那里为难，也很同情，便问我：“你不能找个同志给你带回去吗？”我摇了摇头。我们单位没有人出差到北京。可是，我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到火车站想想办法？我想到了解放军。

 于是，我提着糖盒子跑到了火车站，找到了“军人候车室”。进去一看，候车的军人不少，有聊天的，有吃东西的，有打瞌睡的，有打扑克牌的……我找个地方站下来，高声喊着：“哪位同志去北京？”“哪位同志去北京？”人们一时都停了下来望着我。有几处传来问话：“干什么？”“有什么事？”……这时，离我最近的一位同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我到北京。”这是一位带着黑色肩章的海军上尉。我走到他面前，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讲了一遍。他很平静地说：“把东西交给我吧，我给你带到北京去。”说罢，他写下了他在北京的住址，我记得是北京公主坟海军大院×楼×号，以及他的姓名（可惜，我现在已经忘记了）。然后告诉我，把他的条子寄给我的妻子，由妻子拿着他的条子去找他。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几天后，妻子来信说，糖已经拿到了，并且及时给母亲送了去。母亲高兴地说，有了这六斤糖，足够贴补到孩子断奶了。

 妻子在信里十分动情地说，那位上尉两口非常热情，他们也有一个不满一岁正在喂奶的儿子，妻子要把糖留一些给孩子，他们却拉扯着说什么也不答应。当提着糖从他们家走出来的时候，妻子实在忍不住了自己的泪水……

 这个故事已经过去整整44年了，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位奶站的大爷，那位商店的售货员大姐，那位邮局的女营业员，那位说话严肃而平静的海军上尉……他们的话，他们的笑，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如今他们都在哪里？他们能看到我此时对于他们的这种难以名状的思念吗？……

 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样子？当举国面临着巨大灾难的时候，党、国家和人民是怎样团结一心，风雨同舟地走过来的？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民不聊生，那样冷漠、恐怖吗？为什么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绝大多数正直的人们又是那么怀念着那个时代呢？……

 我和我的家庭的这个小小的故事，像大海中的一滴水，而一切没有偏见、富有智慧的人们透过这一滴水，难道不就可以了解那无边的大海吗？

（本文选自《方园网.史海钩沉》2004年10月26月贴）

　  　　    一个香港人眼中的七十年代的中国

[打印]　　　　　　　　　松涛（香港留美物理学教授）

　　　　我于一九七三年七月初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至八月底离开。在国内逗留约两个月。曾经访问过大都市，也曾去过小地方；做过有接待人员陪同参观的“贵宾”，也曾与国内一般人民一样地住在自己家中，天天与邻居及朋友、同学聊天，到处闲逛。虽属走马看花，到底是亲身经历。所以把个人对国内的一般情形观察所得的印象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中国的了解。

我所谈的都是我看到的小事，我希望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和政策的精神。当然，一个旅行者所能看到的事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虽然我十分忠实地写下我的所见所闻，但是对这些见闻的想法可能并不都正确，那只是我自己的推断力问题，无伤于我看到的事实。

　　　　一、地狱或天堂

许多年来，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报章杂志总在强调国内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别人去解救。虽然近两年来已有亲身经历的报道，在海外流浪多年的人总难免心有所疑，我自己也是如此。在我两个月的国内旅程中，到过许多城市，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们。我觉得国内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只是另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类社会，人们有足够的衣食，大街上熙熙攘攘。如果一定要问与从前的旧社会或者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则最显著的就是既看不到纸醉金迷的销金窝，也看不到流离失所的流浪汉。人民在非常安定的环境中埋头工作，努力建设国家。

过去许多报道都说共产党当政以后，国内人民富的变穷了，穷的更穷了。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富与穷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从前所谓的穷是能不能活命的问题，即使没有被饿死也有被冻死的可能，现在很难使我想象还会有人被冻死或饿死了，因为我从未看到过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人；至于说富人变穷了，我是相信的，因为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之一就是要铲除不劳而获的观念，使全国人民能平均分享全国财富。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不过只是高调而已，多半是做不到的，事实上我相信任何到过国内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情形的确是如此。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从事何等工作，基本上生活水平是一致的。自然，中国这么大，要说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相同是绝不可能的。譬如说江南鱼米之乡，生活总要比西北或西南贫瘠地区舒服些，这在国内叫做地区差别。一定要消除这些地区差别，恐怕还得一段时间，除了全国性的交通运输问题外，还得有现代化的冷冻设备。不过比起维持八亿人口的温饱，这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会逐步解决，不必要付很大代价去强求的。

　　　　二、社会与人情

在国外常常听说台湾、香港或海外华侨社会的人情味如何浓厚，言下之意外国人社会便缺乏人情味了。其实，打开窗子说亮话，人情味是否越浓厚越好也很难说。有道是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能够亲身领略到人情味浓厚的若不是“富贵中人”也一定是“有办法”的人，从未听说有达官贵人天天请穷途潦倒的人吃饭。倒不如外国人，除极少数外，一般人都是把个人困难隐藏起来，见人笑脸相迎，大家相处都淡如水，既没有所谓“浓厚”的人情味，自然也较少有世态炎凉之叹了。

国内的情形怎么样呢？没有回去过的人也许会以为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哪儿还有人情味可言。最近被招待回去参观过的人自然会觉得人情味极浓，我说说我个人经历。我是以私人身份申请回国探亲的，除了父母亲与弟妹外，在申请时我并未提到任何其他亲戚要看望。另一方面许多人都以为回国访问者一入国门便会有人陪着，无法自由活动。我在申请时既未说到我的职位，也没有提研究专业，一到广州，便大致由我个人行动。

先说入境检查，这是我二十六年来首次与国内官方人员接触。在罗湖下车，有人领着过了小木桥进入深圳国境，解放军同志看一看护照便通过了。到了海关被领进休息室，一杯清茶招待等候检查行李。几分钟后便有人来领我进入一小房间，全部行李都在，两位海关人员与我寒暄几句以后便开始工作。他们工作很仔细，差不多每件物品都看了一下，但他们的态度却是非常和善，和我问答时就象闲话家常。

从广州开始，我便是自己行动。火车售票员的态度并不可亲，但也不算不好。

从株洲到杭州，车中与我同房的是解放军高级干部，他为人豪爽，和我很谈得来，我请他抽一支美国烟，他欣然接受，并以湖南特产的一种高级茶叶为我泡了一杯茶以为报。他告诉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中他当新四军的一个营长，我问他当初怎么打的，那么快就席卷全国。他微笑着说，在长江以北是打的，渡过长江以后就不打了，差不多半个中国都是靠两条腿跑来的。我问什么意思，他说国民党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跑，就这样从南京、上海一直跑到广州。言毕我们相对大笑。这一路火车上与他同住一晚不仅是一种享受，也很象是新生训练，他给我简略地介绍了解放后的社会，也使我熟悉了一些国内常用的字汇。

我问他政府对人民结婚与生育是否有所限制？他说有的，不过是完全站在防止人口过度膨胀的立场。规定是男女年龄之和满五十才可结婚。

生儿育女以两个小孩为准。组织上要运用各种方式劝导，国家并免费供应避孕丸。我不知道这些办法的执行情形如何，但很容易想象其困难的程度，因为中国农村人民的传统思想是多福多寿多子孙，再说若生了两个女儿总想有个儿子，或者生了两个儿子的总想有个女儿，所以配合国家政策而劝导人民节育的确是极端困难的思想工作。但是成果如何呢？据我所知中国目前每年人口增加率已在百分之二以下，这其中还包括了近年来人口死亡率的大幅降低。我想若没有物资供应的限制，显然是不容易成功的。

　　　三、表面与实际

初入国境，第一站便是广州。我在广州独自逛了几条街，也坐了一段三轮车。广州市街给我的印象是清洁但陈旧，路面很好但建筑物看来象是几十年未经粉刷，霓虹灯彩可说是找不到了。街上行人面色红润但是衣着却很随便，可以说不论男女全部是白色衬衫深色长裤，而且几乎看不到有人穿的衣服是经过熨烫的。曾经有人根据国内都市的市面与人民的衣着判断国内人民生活单调而贫苦，经过了两个月的旅行以后，我觉得这种判断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不免失之肤浅。无可讳言，中国是比较穷的，但若是政府重视表面工作，只要把几个外国人来往较多的城市装饰一下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政府不这样做，因为表面工作对人民并无重大意义。我是第一次到广州，无法与从前比较，但是我曾经在许多地方读到过珠江上有许多水上人家，其生活环境恰如从前的上海苏州河或现在的香港仔。今日的珠江，宁静而清洁，政府开辟了几个新村供这些在河上生活的人们居住，并为他们安排工作。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类似的情形随处可见，任何对解放前的中国有点了解的人现在去看看，一定会同意中国政府至少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忽视表面工作而全力在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改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在我回到家乡后，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我的家乡是有四万人口的小县城，全城的面积扩大了许多。我的两个弟弟陪我在旧的城区几乎每一大街小巷走了一遍。许多小河被填成道路，使环境卫生条件改善了。从前全靠这些小河供水的，现在有了自来水了。想起从前从小河挑水来，还要在水缸中用明矾使其洁净，水缸底每天有几寸厚的污泥要倒掉。从前煮饭前要劈柴，或者烧干草，现在每家都烧煤球。要知道从前只有大都市或产煤地区才有煤球烧的。

医疗制度是另一较突出的例子，足以说明政府之重实际而不做表面工作。国内没有医药广告，没有医学博士，但是到处遍布医院与诊所，小县城中有几百张病床的大医院。从前生孩子时，穷人找邻居帮忙，高一等的可以请接生婆，再高一等的请现代化的助产士，最有钱的人才进医院。今日生孩子，都要在医院中住几天。我的一位邻居生孩子，我特地到医院中探望她，既没有人陪我去，也没有事先通知医院。那是一所有九十张病床的小医院，每一房间三、四张床不等。设备当然不算好，但重要的是其普遍性。小医院只能应付日常需要，若有特殊病症，无法应付，便转送大城市中的大医院。我在杭州华侨饭店遇到一位女同志，饭后闲聊，才知道她是一位医生，苏州人，二十年前，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便去新疆乌鲁木齐服务，这次到杭州就是护送一位病人来治疗的。

　　　　四、做与说

我们常常说有些人是只做不说的，有些是边说边做的，也有些是只说不做的。在回国以前，我从多种不同的传播媒介中看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特殊建设，如大寨的农田开辟，红旗渠的修筑，大庆油田的开发，黄河淮河的治理及长江大桥的修建等；但是对于小地方的实际建设情形究竟如何毫无所知。这次在国内的旅行使我看到二十五年来国内确实是脚踏实地的在埋头建设。而尤其重要的是其普遍性。火车从广东过金鸡岭进入湖南，以后，我不时看到高架水泥钢筋建筑，既不是桥梁也不是高速公路。几经观察才知道是灌溉用的引水渠道。这种渠道可以说是高架河流，可见其规模之大。回想当年刚到美国加州看到农田果园中大规模由地下水管向上喷水灌溉，曾经大大地慨叹中国农民之辛劳，以为只有美国的工业基础才会有这种节省人力的设施。但是我却从未想到会在中国看到另一型式的大规模灌溉工程。当然这些建设都是万千人民劳动的成果，但是中外古今又有什么是不劳而获的？若是美国的先民也像现代美国人一样只愿意按一下电钮，怎会有今日的美国？

一直到我回到家乡，沿途竟从未看到从前常见的木制水车人工踩水灌溉，我二弟在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做事，当我问起水车的事，他只是笑笑说现在我们用电泵抽水了。他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我吃惊的程度却不下于在湖南看到的架空天河，因为农村到处用电泵抽水表示电力供应面之广，我很自然地就问电力哪儿来的，原来国内除了有名的大型水坝外，小型水坝不计其数，到处都是小型发电厂，穷乡僻壤也不例外。就我记忆所及，几处有小瀑布的风景区都变成了小水坝，也许这是工业化的代价吧！

我提到这些普遍性的建设，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海外知道这种情形的人不多，而人民政府也没有把这些工作加以宣传，我想共产党虽然不算是只做不说的一类，至少他们做的远比说的要多。

　　　　五、政治与教育

大约二十年前，在台湾到处可以看到墙上贴着“公共场所不谈国事”。当时据说理由是保密防谍。时至今日，政治是开明了许多，这种标语在台湾是再也找不到了，但是流风所及，一般人民多多少少仍然避免讨论国家大事，为的是避免找麻烦。在我未回到国内以前，我以为这种情形在国内一定更为严重，岂料事实正好相反，国内人民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必问他是做什么的，每个人都关心国事。

我与许多人谈到外交问题，中苏边界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国内生产建设，医疗制度，人口政策等问题，就没有遇到一位不愿或不能交谈的人。对我而言这是崭新的经验，想想从前除了所谓知识分子外，有几个关心国事的老百姓？说得不客气一点，就连在战场上打仗的兵士都闹不清究竟是为什么要打仗的。曾几何时，居然进步到不仅每个人都知道国家的政策而且每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语言表达他对问题的看法。听起来这现象好象是奇迹，说穿了其实只是教育的结果。这里所谓的教育不是狭义的学校教育。在国内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国家的政策与政令就是经由这些单位传达到每一人民。在国内一个常常听到的名词就是学习，这种学习是一种全面性的教育方式，它不仅使国家政令彻底下达，也使基层意见向上传递。 

另一方面，这种全民教育的存在并不表示学校教育的不受重视。正好相反，国内普及教育相当于台湾的义务教育到初中毕业。全国学童入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学校的设立就变得十分普遍。我的故乡从前全县只有城区有一所中学，现在每一公社有一中学，可见其发展，而中国政府却从来也不曾为推行普及教育对外大事宣传。 

说起公社，我想海外多数人都不清楚究竟什么叫人民公社。我到广州的第一天，就在与人闲聊时听到一个笑话：一位美国访客被领去参观人民公社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公社没有围墙，象我们从未到过国内的人觉得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可笑，但是国内的人便忍不住要笑了。原来人民公社只是一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从前的乡公所；公社下面有大队，相当于从前的保；大队下面还有生产队，便是从前的甲。所以每一乡都有一所中学。 

　　 　　六、国民收入与物资供应 

任何在解放前的中国住过的人都记得抗战胜利以后通货膨胀的可怕情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到上海时以十七万元法币买了一本四用辞典，第二天到杭州吃一碗面要付二十万。这还是在金元券发行以前，至于金元券出现以后乃至后来的银元券，贬值之快已非现在所能想象。 

今日国内物价之平稳，也不是不曾亲身经历的人所能想象的。据说基本上二十五年来物价从未改变，反之，工资却因为国家生产力增强而经过几次小幅调整。一般说来，国民收入足够维持生活。我见到许多幼年同学，他们从初小毕业到大学毕业都有，也有在大学教书的，经济情形最差的一位是专科毕业的同学，他的妻子半身不遂，卧病经年，但有两个孩子。以他一人的收入来支付四口之家包括一位病人，自然吃力，但也没有冻馁之虞。其他亲戚朋友每家至少都有两人工作，所以都有银行存款。一般说来国内人民的家庭经济情况完全由劳动力的多寡来决定，如果夫妇两人工作，生活已可有余，若有成年子女工作，则情形更好。我所认得的所有亲戚朋友，家家都有积蓄。现在的问题是存了钱做什么？在乡下，许多人在设法盖房子，在都市则大家都想买较贵重的东西，如手表、自行车、照相机等，这牵涉到物资供应的问题了。 

国内一切物资几乎都由国家统筹分配，自由市场到处都有，但规模极小，可以不计。如所周知，国内棉织品与粮食是配给的，必须要有配给券才能买。我在北京友谊商店买了两双布鞋还向老同学要了几尺布票。但是丝织品、毛织品及其他人造纤维产品便可以随便买。只是供应量仍然有限。我在杭州花了十元人民币买了条的确凉（一种人造纤维品，穿起来其实很热）的裤子，在家乡花了二十四元人民币做了一件丝棉袄，料子与手工都属上乘。 

我在华侨饭店或其他旅馆吃饭，自然不需要粮票，但我喜欢自己与朋友亲戚上馆子吃，所以就要了些粮票带着，上饭馆叫了菜以后还得告诉服务员要几两饭，原来一碗饭要二两粮票。 

至于其他工业品如手表或自行车，就不是随时可以买到的了。其原因实在非常简单，供不应求而已。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是自力更生，与民生没有直接关系的物品尽量少从国外进口，即使在国内生产的手表，质与量都在迅速提高，还是无法普遍供应。另一方面人人都希望有个手表而许多人都有钱等着买，所以一批手表分配到一个单位，随时就会被抢光。手表如此，其他工业品的情形也大同小异。说到非工业产品的供应，如蔬菜鱼肉等，据我的观察，虽然也不算富裕，却已足够维持全国人民的生活所需。对旧中国缺乏普遍了解的人，也许不容易明白这有什么了不起。不说从前全国有多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单看今日中国人口超过七亿，而耕地面积增加得很有限，所以除了尽量利用科学方法增进单位面积产量外，还得有现代化的贮藏及运输设备。举个小例子，我的家乡每到夏季盛产海味，鱼虾满街，价格极廉，因为当天若卖不出去便成废物。至于渔民们靠这一短期的微薄收入如何能维持一年生计便没有人去管了。另一方面短短数天的渔获量供过于求，事实上造成不可避免的浪费。现在由国家统筹分配运销，渔民的收入有保障了，浪费物资的现象绝对杜绝了，更重要的是本来不产鱼的地方也可以有机会吃到鱼了。由于产品由国家分配供应全国，产地的供应量当然已不如从前充分，但是谁能说这是不合理的现象呢？其他如甚至木材、煤炭等的生产与供应，情形莫不与此类似。 

一般说来，今日国内市场的物资供应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从前大致是集中生产地和几个大都市，而且还向国外大量进口日用品。现在则全国各地差距不大，象北京和上海可以看得出来比较容易买到东西，但仍然不象从前的上海，洋货充斥比起小地方的物资供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若有人在国内任何地方看到市场上物资不象从前充分，应该先想一想全国人口的分布及其所需再下结论。我的感觉是人的精神面貌，思想觉悟，文化素质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搞表面工程，脚踏实地工作，尽管日用品相比今天少，但是全国人民人心一致，为国家忘我工作，真是让感概万端！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4年10月号  转引《人民网·强国论坛》2009年4月27日 ）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

据〈人民网、强国论坛〉苏拉密、穷乡亲等网友帖文改编

在目前媒体上为了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经常引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以与目前的发展相比较。如：有的说前三十年GDP年均增长率是7.2%，有的说1953—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是6.1% ；而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GDP年均增长率是9.8% 。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改革之前；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长期缓慢”等。

更有甚者，竟还有人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GDP世界排位是不断下降的。例如近期《学习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5.0%。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学习时报》2008年9月，周天勇《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按照该文的说法，改革开放前中国的GDP竟然比世界各国的平均增长率都低。似乎是只有把原来的成就贬得越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才越巨大！然而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新中国三十年的建设发展走过了西方工业国家用一百多年时间才走完的路程，到七十年代末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列世界前几位，有的是一、二位，在国防工业、核工业、航天工业上跃居世界第三。而与此相反GDP却越来越倒退，甚至低于建国前的位次。这是可能的吗？这种GDP是怎样计算的？究竟依据的什么？该不是的编造吧！

每看到此类报道，本人莫不感到怀疑、可笑。人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产品经济，即实物经济。那时安排生产指标和衡量经济发展都是按产品生产的产量，例如生产钢铁多少，粮食产量多少等等，而根本就没有GDP这种概念。而如今从哪里出来的所谓当时GDP是多少的说法？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经济方针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应”，多生产产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而从没有在乎过产值多少。那时期的物质产品和资源绝大部分并不进入市场交换，只是服从国家调拨和按排，价格也是国家规定的价格，根本不反映交换价值。因此对当时的经济增长状况最准确、真实、直接的体现只能是物质、产品的数量，而不是产值。产值概念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被使用。例如毛泽东时代建立了那么多大型工业基地，建造了那么多大型水利工程，还有八亿亩稳产高产田等，谁计算过它们的GDP是多少吗！即使当时的国际组织在说明各国经济总量时都采取“市场国家”与“计划经济国家”两种区别的统计方法。在中国，GDP的统计方法是在改革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使用的。既然计划经济时期原本就没有GDP的概念，而在目前媒体上经常出现当时的GDP是多少的报道，这岂不是怪事！专家们连现在每年的GDP数据都需反复测算才可确定，而又怎能测算出过去没有GDP时代的GDP多少？

其猫腻究竟出在哪里呢？经查找，本人发现，目前很多媒体都是把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当成GDP使用，来说明改革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拿来与目前的GDP增长进行对比。这实在是极大的荒谬！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统计方法上，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市场经济下的GDP，都是根本不同的。这里简单说明以下几点：

1.价格体系不同。如前所述，改革前29年大多时间是计划价格体系，当时的价格主要是用于核算，而不体现商品的交换价值。如国家收购、配置的小麦原粮每斤只有八分至一角钱，与目前市场经济下每斤一元多的价格相比差别十多倍。居民凭票购买的消费品主要是一种实物分配的性质，价格定得很低。农村分配给本队社员的产品有些甚至根本就不计价。当时劳动力的报酬更是低微。三十多年来各种物价指数都发生了十几倍、数十倍的变化。价格体系不统一，那么用GDP表示改革前的经济水平必然造成对事实的歪曲！

2、产值统计的构成不同。在目前GDP统计中，商业、金融、各种服务业等行业的价值占有很大比重；而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产值只包括工、农业生产，而不包括上述这些方面。更不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娱乐、安全等这些本属于社会投入的公益事业而现在却被“产业化”了的“产值”；也不存在变卖土地、矿产、水源、出租文物遗产等过程中形成的“产值”。改革前的土地、矿产、水源等都是存量，不计入产值；而现在都是流量，只要一流转，GDP就大量增长。还如，改革以来，用于防治艾滋病、非典、禽流感之类灾害中的投入也会增加GDP，但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却是没有的。

3、计划经济时期大量“有产无值”现象。即本应计入产值但却均未计入的产值。比如，大量的水利工程建没、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建造的遍布全国的水库和排灌渠等。这些都称得上是天字号第一大工程，也是合理的固定资产投入，但其中农民的劳动却只是“记工分”。生产队的工分是多了，但工分并不扩大产值，因为农业产值统计的是粮食产量和其它农业收益，而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是长久体现的，要用百年甚至千年来度量。工分记多了就造成当时劳动日值贬值，有的生产队劳动日值才0.2元，这就是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没有即时的经济收入为工分“充值”的结果；但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固定资产--旱涝保收的优质农田、农业的稳产高产。还有在国家工矿建设中广大农民所进行的大量协作劳动等，也是靠生产队“记工分”。这就是当时的“有产无值”现象。如果要说明那时的真实的产值是多少，首先就必须把其中的劳动力价值完全补上。

4.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虚假 GDP 。现在每年的GDP数字庞大，但其中属于国外资本（独资、合资、股份）的却占有很大份额，这从确切意义上说并不完全是“中国的”。洋人拿印刷品花花纸钞，在中国的土地上消耗中国的资源、能源，盘剥中国劳工血汗，污染中国的环境，在中国进行生产和出口统计。最后把产品利润拿走，把垃圾丢在中国，买办们为之乐不可吱，而中国却只顶着GDP增大的虚名！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建造了大量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发生许多新建的楼房、桥梁垮塌及其他灾难事故，还有大量的投资失误工程、重复建设、产品积压、损坏、销售不出以及假劣商品等，这也是GDP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些在改革开放以前却是没有的！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区别，因此用GDP说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必然是徒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对当时的GDP进行测算。然而那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事情。

改革开放前的GDP究意是多少？近期看到苏拉密网友提出了一种“实物货币”的计算方法，即不同时期的工程量相当，投资也应相当的比较方法，很值得借鉴。如，三峡工程总投资为2000亿，工程总量为3亿立方米土石方，那么，改革开放前如果是3亿立方米土石方的工程也应计算为2000亿投资。这样可大体推算出改革开放前的GDP。以下转引苏拉密网友的研究意见：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m3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m3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m3。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 —水利统计资料》水利部计划司 1990年。

根据《水利部：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提供的数据：1949-1987全国水利工程总投入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164.11亿元；劳动力投入折合1137.03亿元。

八十年代是中国水利建设的“黑暗时代”。水利建设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由1958-1979的7.08%降低为2.7%；这么低的投入恐怕连工程维护都完不成，就别提新建项目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949-1987的2164.11亿元投入中，有1800亿左右、甚至更多为1949-1979的投入。特别是1137.03亿元的劳动力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靠生产队“记工分”完成的。

按当年“国家搭骨头，群众填肉”的建设模式，国家与各级政府的1800亿大致是用来完成占工程体积30%左右的核心、枢纽、骨干、框架、钢筋混凝土等项目施工，和规划、设计、组织、配套、后期维护等支出的；群众的1137.03亿劳动力投入大致是用来完成其余70%土石方体积的。根据史料，当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为0.45元/立方米。也就是说，靠群众“记工分”完成的工程体积为2527亿立方米，靠国家和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1083亿立方米，总计为3610亿立方米。

3610亿立方米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倾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为不超过3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在1949-1979的30年间，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为1200座三峡工程，平均每年40座。

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为2000亿元。也就是说,1949-1979年30年间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总投入相当于目前的240万亿元,平均每年8万亿元。

我们还知道1949-1979年30年间水利投入占全国基本建设中投入的比例为6.6% 。以此我们推算出中国在1949-1979年30年间的基本建设总投入为3636万亿元，平均每年为121万亿元。3636万亿元基本建设投入，可作为固定资产投入。

2007年中国GDP为24.6619万亿元，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万亿元，固定资产投入对GDP的拉动率为180%,就是说固定资产每投入1元,可产生1.8元的GDP。

当然，目前的拉动率是比较高的，工程项目附近什么酒店、按摩、洗脚都被拉动了起来。而1949-1979年的拉动率没这么高，最多就是拉动一下炝锅面、小平头；就把拉动率按最保守的态度定在110%吧。那么30年3636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入可拉动GDP为4000万亿元，平均每年为133万亿元。

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按主流的说法是7.2%；我们就按这种说法进行分布：五十年代（1950-1959）平均每年的GDP为57.14万亿元；六十年代（1960-1969）平均每年的GDP为114.24万亿元；七十年代平均每年的GDP为228.48万亿元。

人们知道，2007年中国GDP为24.6619万亿元；这就是说七十年代的平均每年的GDP是2007年的9.26倍！（选编自苏拉密《毛泽东时代GDP估算》人民网，强国论坛2008年9月9日）

这个推算结果，虽然算不上精确，但它清楚说明：改革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快得多，更根本不存在比后者慢的问题！

为了检验这个结果的正确性，我们再以建国以来的各种物质产品的产量增长数字为例，供大家进行比较。改革之前的1949—1978年与改革以来的1978—2007年，前后都是29年，两个时期主要物质产品的产量增长幅度，对比如下：

钢铁：前29年由15.8万吨增至3178万吨，增幅是201.14倍；后29年由3178万吨增至4.6亿吨，增幅是14.47倍。前后增幅之比是201.14倍：14,47倍；

煤炭：前29年由3243万吨增至6.18亿吨，增幅是19.06倍；后29年由6.18亿吨增至25.23亿吨，增幅是4.08倍。前后增幅之比是19.06倍：4.08倍；

石油：前29年由12万吨增至10405万吨，增幅是867.08倍；后29年由10405万吨增至18665.7万吨，增幅是1.79倍。前后增幅之比是867.08倍：1.79倍。

电力：前29年发电设备容量和年发电量分别由185万千瓦和43亿千瓦时增至5712千瓦和2566亿千瓦时，增幅是分别是30.9倍和59.7倍；后29年发电设备容量和年发电量分别由5712千瓦和2566亿千瓦时增至7.18亿千瓦和32559亿千瓦时，增幅分别是12.6倍和12.7倍。前后增幅之比是30.9倍：12.6倍和59.7倍：12.7倍。

以制造业的代表产品汽车产量为例：2007年全国汽车产量是800万辆，（多为中外合资企业生产）1978年是15万辆，增幅是53.33倍。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没有汽车生产（自1956年之后才有汽车工业），即是说起点为0 。因此无法表示前29年产量增长多少倍。然而近期从网上看到有人说旧中国某年曾组装生产过第一辆汽车，但却没说，有什么汽车制造厂，也没说有什么生产线、品牌、产量等，为照顾这种说法，这里假设当时生产过10辆这种汽车，并且直到建国前，那么对比1978年的产量，后者增幅是1.5万倍。改革前、后时期汽车产量增幅之比是1.5万倍：53.33倍。

再以农业的代表产品粮食、棉花为例。粮食：1949—1978年全国产量由11318万吨增至30475万吨，增长是2.69倍；1978—2007年由30475万吨增至50150万吨，增长是1.65倍。前后增幅之比是2.69倍：1.65倍。棉花：前29年由44.44万吨增至216.7万吨，增幅是4.88倍；后29年由216.7万吨增至760万吨，增幅是3.51倍。前后增幅之比是4.88倍：3.51倍。（以上数字都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为据）

再以人民生活脱贫速度来看，据官方公布，改革前中国贫困人口2.5亿，占当时总人口9.6亿的27%，这与建国初70%以上的贫困人口相比，降低了43%；而至2007年全国贫困人口还有2148万，（据联合国的公布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数据为2亿多）这说明改革以来降低了不足26% 。脱贫速度远远慢于改革前。

等等，恕不俱举。通过上述对各种物质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的统计，最直接、真实地反映了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的状况。现在我们看到，这种依据实物统计的结果与以上苏拉密GDP推算的结果大体上一致。都清楚说明，改革开放前2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完全高于改革开放后的29年，而且两者之间相差很大，有些产品的增长速度甚至相差数十倍以上！然而，主流媒体所提供的GDP增长速度却是与此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大大高于改革之前，结果完全颠倒！这岂不是十分离奇的事情吗？

         “文革”期间拍摄公映的部分国产故事片名录

选自《人民网·强国社区》2006年1月13日

1970年2部

北影1部：智取威虎山（京剧）

“八一”1部：红灯记（京剧）

1971年2部

北影1部：红色娘子军（舞剧）

长影1部：沙家浜（京剧）

1972年5部

北影、上影合拍1部：海港（京剧）

北影1部：龙江颂（京剧）

上影1部：白毛女（舞剧）

“八一”1部：红色娘子军（京剧）

长影1部：奇袭白虎团（京剧）

1973年4部

北影、上影合拍1部：海港（京剧，重拍）

长影3部：艳阳天、战洪图、青松岭

1974年17部

北影4部：杜鹃山（京剧）、侦察兵、南征北战（重拍）、送货路上（花鼓戏）

上影4部：火红的年代、无影灯下颂银针、渡江侦察记（重拍）、一副保险带

“八一”2部：平原作战（京剧）、闪闪的红星

长影5部：创业、钢铁巨人、平原游击队（重拍）、向阳院的故事、半篮花生

珠江1部：沙家浜（粤剧）

中央新闻纪录影1部：园丁之歌

1975年24部

北影6部：海霞、红雨、决裂、草原儿女、烽火少年、渡口

上影6部：战船台、春苗、第二个春天、小将、人老心红、拣煤渣

“八一”4部：沂蒙颂、激战无名川、红灯记（维吾尔语歌剧）、雷雨之前

长影5部：金光大道（上集）、车轮滚滚、长城新曲、黄河少年、沙漠的春天

西影2部：碧海红波、阿勇

珠江1部：小螺号

1976年39部

北影8部：反击、山花、沸腾的群山、宝莲灯、青春似火、牛角石、海上明珠、南疆春早

上影14部：欢腾的小凉河、年青的一代（重拍）、磐石湾（京剧）、征途、难忘的战斗、江水滔滔、审椅子、新风歌、金锁、阿夏河的秘密、管得好、三定桩、小店春早、连心坝

“八一”4部：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南海风云、红云岗、南海长城

长影7部：雁鸣湖畔、芒果之歌、长空雄鹰、锁龙湖、山村新风、金光大道（下集）、半边天

西影1部：开山的人

珠江3部：枫树湾、山里红梅、红霞万朵

峨影2部：寄托、春潮急

广西1部：主课

中央新闻纪录影1部：两张图纸

“文革”期间复映的国产故事片

1970年6月25日复映——

《打击侵略者》（八一64年）

《英雄儿女》（长影64年）

《铁道卫士》（长影56年）

《奇袭》（八一60年）

1971年复映——

《地雷战》（八一64年）

一直复映的——

《南征北战》（上影53年）＊

《地道战》（八一64年）

《平原游击队》（长影58年）＊

六七十年代的部分动画片

1965年

红领巾（剪纸）上海美影厂

李科长巧难炊事班（木偶）上海美影厂

南方少年（动画）上海美影厂

我们爱农村（动画）上海美影厂

小哥儿俩（木偶）上海美影厂

小林日记（剪纸）上海美影厂

草原英雄小姐妹（动画）上海美影厂

1972年

放学以后（动画）上海美影厂

万吨水压机战歌（剪纸）上海美影厂

1973年

小号手（动画）上海美影厂

东海小哨兵（剪纸）上海美影厂

1974年

带响的弓箭（剪纸）上海美影厂

小八路（木偶）上海美影厂

1975年

出发之前（剪纸）上海美影厂

大潮汛之夜（动画）上海美影厂

渡口（动画）上海美影厂

骏马飞腾（木偶）上海美影厂

1976年

长在屋里的竹笋（剪纸）上海美影厂

大橹的故事（木偶）上海美影厂

金色的大雁（剪纸）上海美影厂

1977年

芦荡小英雄（剪纸）上海美影厂

山羊回了家（剪纸）上海美影厂

两只小孔雀（动画）上海美影厂

小石柱（动画）上海美影厂

1978年

西瓜炮（木偶）上海美影厂

后    记

本书汇编了近些年来在网络论坛上写的几篇研讨文章，现经部分修改，出版成册，仅供研究部门内部参阅。旨在加深对党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认识。其中有些材料和看法可能过时。由于认识的局限，错误必然不少，相信读者自有其“仁、智”之见。

文中引用了有关网站论坛上网友们的一些观点和材料，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燕凌斯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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