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己丑
丑牛
我用《又逢己丑》作为纪念新中国60华诞的题目，并不是因为我名“丑牛”而好古。中国人评价历史事件时，常有用花甲子的习惯。上个甲申年，那时中国大地上，抗日烽火连天，解放区战场节节向沦陷区推进。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一篇长文——《甲申三百年祭》。郭老古为今用，是告诫即将取得胜利的人们，要吸取李自成得天下而又失天下的沉痛教训。他是不是特别针对着中国共产党人而作，我没研究过，但毛主席很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列为学习文件，告诫全体共产党人。
五年之后，岁在己丑，也就是建国的1949年，共产党人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在从西柏坡出发到北平去“坐天下”时，毛主席仍想到甲申的悲剧，对同行的周恩来说：我们此行到北平，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考失败了，就要退回来”。毛主席坚定地说：
“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在他辞世之前，对身边的领导同志说：我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大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这件事从一开国就在做，只是到1966年，形成了革命风暴。针对的走资派是什么人？就是“李自成”。
花甲一轮逥，又逢己丑，共产党人中当了李自成的有多少？不说一般的共产党人，县、团以上，身居高位的共产党人中，可说是成千累万；省部一级的高级干部中当了李自成的，可说每省每部都有，有的省部还出现了十数人；甚至在党的领导核心——政治局里，也出了几个李自成。这还是浮到水面来的，犯了法被抓起来的，还有隐蔽的呢？恐怕比抓出来的还要多；还有投降的、卖国的、当汉奸的、吃里扒外的、卷款外逃的，也可说是成千累万吧！
“李自成”多了，特别是北京出了“李自成”，共产党就危险了。如周总理所答：“如果失败了，就要退回去。”李自成的悲剧在共产党人身上重演了。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又逢己丑，新中国的六十华诞，被人“裁成两截”。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断开。功过是非，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开说事。无论是官方还是主流媒体，对前三十年是贬的多、褒的少，对后三十年，是一片胜利辉煌。前三十年是教条的、保守的、僵化的、封闭的、斯大林模式的……等等，一批李锐似的“老革命分子”还恨得跳起脚来骂娘：什么“灾难的”、“有罪的”、“禁锢的”、“毁灭人性的”、“丧失人权的”……等等。让人惊异的是，骂得最起劲的李锐“同志”，还居然被特邀到十七大的代表席上。
“三十而立”，新中国建立后的两个三十年，走过了不同的风风雨雨，再回首，应该可以看个清楚明白的了。
以“改革开放”来区分前后三十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前三十年就没有改革？没有开放？就是“闭关锁国”的、“自我封闭”的？其实前三十年的改革比后三十年的改革要深刻得多、广阔得多、彻底得多。比如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农业合作化，使亿万的农民，摆脱了小农经济的束缚，对农林山水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实现了水利化、向农业机械化进军；搞教育革命、医疗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让人民直接管理上层建筑等等。这一切，真可说是翻天覆地，怎能说成僵化、保守，没有改革呢？
说前三十年没有对外开放，是封闭、半封闭，这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赶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之后，我们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地区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解放不久的中国在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著名演说，赢得了这些国家的首脑对新中国的倾情仰慕；我国和印度等国的首脑提出了一直到今天还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他说“总之，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第三世界”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在决定通过时，各国代表涌到中国代表团的席位前，争相握手祝贺，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座位上开怀大笑的照片，成为历史经典，至今还陈列在联合国大厦里；一直到后来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僵局……。
那时，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句口号，丝毫也不夸张，我没有跨出国门，却亲身感受到。
有一个时期，我兼职在湖北武汉地区记者协会工作，它也是国际记协的分支机构，负责各国记者来汉访问的接待工作。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节，来的客人特别多，有时，一天要接送四、五起客人，在每个节日的前后一个多月，我只好住在宾馆里。在办公室里，我挂了一张世界地图，每接送一起客人，就在该国、该地区插上一面小红旗。到了年终一统计，各大洲、大部分国家大部分民族的朋友都来过。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有一年“五一”，在宾馆的大餐厅里，开一次庆祝晚会，我们请的是一个大学生业余演出团体，他们临时排演了一个“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歌舞节目。帷幕拉开不久，非洲黑人强劲的鼓点扣人心弦，亚、非、拉三位歌手（三位外国留学生）用各自的语言唱同一首《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之歌。一下子，歌手、舞者突然多了起来，鼓手也多了起来，没有那多鼓，盘子、面盆、铁桶都上来了，台上挤满了“演员”。终于台下的人把桌子椅子搬开，整个大厅成了一个大舞台，歌声飘出窗外，过往的行人也跟着歌声和鼓点节奏，踢踢踏踏地唱着、跳着。这是“封闭”？这是“闭关锁国”？今日中国全方位地对外开放，融入了“WTO”，有这种场面吗？我没见过，报纸电视上也没看到过。
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怎样的呢？说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现在搞改革开放，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怎样“完善”呢？把“人民公社”推倒，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的“序幕”。这个序幕是在80年代初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展开的。二十来年后的小岗村继续有人出外唱“凤阳花鼓”。为了探寻富裕之路，小岗村人在2002、2003年三次派出代表团，访问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而富裕起来的南街村。这个故事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在城镇，最大的改革是工矿企业的“国退民进”，国有经济要在一切竞争领域退出。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无数的“攻坚战”在中国大地上打响。到了二OO九年七月二十四日，通化钢铁厂数千职工群起反攻，把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乱拳揍死。这个故事本身也就说明了一切。
对后三十年的成就辉煌，人们常常拿“GDP”来说事：比1978年翻了几十番、几百倍等等。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排在世界的前几名，的确让中国人为之欢欣鼓舞，为之骄傲。但说这些成就是否定了前三十年，批判了前三十年而取得的，是摆脱了僵化的、保守的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而取得的，最新的说法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意思是，前三十年搞社会主义革命，救了中国，后三十年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才能得到发展。
这些话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前三十年就是只搞革命，不搞建设？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就没有得到发展？事实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超越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用今天的“GDP”比三十年前的“GDP”，毫无意义，你怎么能断定三十年前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的“GDP”，三十年后仍然在原地踏步呢？如果按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作依据，它的发展只会更快，决不是停滞不前。
我想拿一个可比的事例来说明：武汉市区的长江面上，已修起了五座桥。第一座桥是解放不久的1955年动工，到1956年经一年半时间完成（同时完成的，还有与之配套的汉江铁路桥）。其他四座长江大桥是“改革开放”后修建时。在纪念新中国60华诞的报道中，所有媒体都称赞：“还是第一桥好！”。它设计的好、横跨龟、蛇两山的雄峻气势，民族的风格，它还是武汉市的骄傲，许多成年人、大学生、小学生都来工地进行过义务劳动，各工矿企业，都派出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它的质量最好，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雨洪水，巍然屹立；它的造价省，节约了国家20%的投资预算，更重要的是，随着大桥的建成，新中国的建桥队伍成长起来了。
而其他四座大桥呢？刚通车就修补，不到一年就维修，不到三年就大修，而长江一桥却只在五十年后才翻修了一次路面，更叫人惋惜的是，后来几年每建一座桥，都有局座、处座倒下，留下一滩滩的“豆腐渣”。
对前后两个三十年，如何区分？它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也必然被波及。一些改革开放的主流经济学家、政治家，突然失语。一些严谨的学者，都逐渐不再把“改革开放”作为前后三十年的分野，而用了一句中国的老古话来形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是东方、东风，代表着前三十年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对外政策上，是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西是西方、西风，代表着后三十年是向资本主义方向前进，在对外政策上是“和平与发展是人类两大主题”，却“一个也未能实现”。
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18日刊登了杜平的文章，题目是《中国重返世界舞台六十年》。有一段话代表了国外学者对中国60年变迁的看法？
“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无论如何，预见不到今日中国之国际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中心’，而是全球的经济中心之一；它不但没有埋葬‘资本主义’，反而与之‘风雨同舟’。
中国，确实与社会主义渐行渐远。
中国，确实与资本主义渐行渐近。
这就是新中国60年前后三十年的分野。
新老己丑，两个中央全会的比较
上个“己丑”，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七届二中全会，今又己丑，也开了一次中央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间隔六十年。
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建国纲要，第十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告诫：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序幕。剧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六十年后，我们重读这段话，说得句句准确，历史似乎沿着毛主席的讲话在演进着，只是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失败得惨烈。前三十年，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踏步地前进，向资产阶级进攻；后三十年，却一步一步地演变退却。只要看看后三十年对党章、党纲的不断修改，对宪法空前频繁的修定，就看出了这样一个脉络：资本主义的节节进攻，社会主义的节节退却。
这些都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展开的。
资产阶级几十倍地发展起来；
共产党内也出现了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后又“夹着皮包回来了”。
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喊着“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他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抓得紧哩！抓得狠哩！一夜之间，可以将拥有几亿资产的社会主义企业财富装到资本家的口袋里，十来年的时间，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成长起来，而且大部都在党内，新出现的资本家注册法人，共产党人占了三分之一。数千万的产业工人，由主人公的地位贬到弱势群体，流落街头；几亿的作为共和国主体的农民，沦为世界上最廉价的“打工仔”。
资产阶级的成长，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于是在党的十六次代表会上，公然要推倒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生产要素论”；公然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公然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公然改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宗旨。
这就导致了后三十年末的社会大动荡，国务院委托前发改委主任高尚全主持召开的西山会议，把改革的方向，定为“台湾模式”；由“网络了国务院退下来的部长级的官员组成的《炎黄春秋》，提出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民主社会主义“；2008年，旗帜更鲜明了，南方报业集团（它是党报机构啊）在元旦社论中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接着又跟上了实践“普世价值”的《O八宪章》，这是一份把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宣言。令人不安的是，在此期间，xxx也发表赞同“普世价值”的言论。
另方面，人民也在奋力抗争。“群体事件”一个接一个越闹越凶：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通钢事件、乌鲁木齐事件……。以致国庆60周年大典，变成了反恐防暴的大演练，12万人游行，100万人保安。北京大典，全国戒备。我有一位朋友，住武汉市区，因为“老上访”，国庆期间，被强制送到离市区几十公里的湖泊中一座孤岛上。还对他说：“为了国庆安全，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违规的手段”。
已经面目全非，以致在六十年后的“新形势下”，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来讨论“党的建设中的一些紧迫问题”。这些“紧迫问题”是：
一些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
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纪律观念淡漠；
一些地方和干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
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部分党员党的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
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
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现象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注：引文有删节）
用我们这些经历了革命斗争的老党员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比如“一些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宗旨意识淡漠”。这些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根本上没有搞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搞社会主义，又哪来的信仰和宗旨意识？吉林省的国资委主任指责工人的“国有意识”，他会信仰马克思吗？全国的各级地方党和政府都倾全力“招商引资”，把它作为政绩来进行奖惩考核，他还会去牢记社会主义的宗旨吗？当权力可以转换成资本时，“跑官要官、买官要官”，不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了么？说“基层党组织涣散”“战斗堡垒的作用不强”，你要他们向谁战斗？“黑砖窑”是基层党组织领导办的，当失去孩子的父母去找寻时，却遭到基层官员们的拒绝和驱赶，这些基层党组织，却成了黑砖窑主来对付群众的“战斗堡垒”；如果各级地方政府靠的是“土地财政”。他们必然和开发商勾结起来，运用黑社会的手段对付群众，他们的“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怎么会不淡漠？
邓小平有一句话说对了：将来如果出问题，就出在党内。但他没有预见到出什么问题，更没有料到竟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最大两极分化。毛主席却早就预料到了：“北京去赶考”，“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北京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十七届四中全会，显示了这六十年我们党走过两条不同的道路，显示了我们党的兴和衰。毛主席说：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近年来，特别是发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来，全世界的政治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都在思考未来世界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又红起来了。在中国，毛泽东思想又红起来了。“唱红歌”“讲红色经典故事”“演革命戏”渐成风尚。老革命的后代薄熙来同志在重庆掀起了“赞红打黑”的风暴，令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同时，我们也可看到，遭到的抵抗是何等顽强，这将是一场革命，只有人民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看看国庆60周年的标语方阵吧，“四代”领导人的形象，“四代”领导人的声音在天安门上空回响。人们最欢呼的是哪一代，还是最后匆忙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当《东方红》的乐曲响起来的时候，人们都站起来，挥着鲜花、旗帜，佩着勋章的老兵们，含着满眼眶的泪水，跟着唱“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三十年来，才展现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让人们回想到《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人们为他骄傲，为他欢呼。我相信有许多的人也像我这样坐在电视机前，淌着热泪，高歌《东方红》。
观礼台上的观众，是经过特别邀请的，如果能让大庆人、大寨人、华西人、南街人、通钢人的代表，让下岗工人的代表，让农民工的代表们走上观礼台，我想他们一定会跳起来高呼“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扩音器里也会回放着毛主席的高呼：“人民万岁！”
这位历史巨人逝世三十三年后，仍然活在人民心中，仍然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他在从农村走向北京城，建立新中国时讲的一句话，让我们所有的共产党人永远牢记，永远警惕着：
“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写于国庆60周年之夜
十月五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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