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文：驳资改派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论

毛泽东盖世功勋不容资改派否定
――兼驳资改派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论

孙学文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他们肆意贬损共和国前29年的历史，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他们对前29年的历史前后扣上4个“经济崩溃”的帽子。一是说1953－1957年的“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错了搞糟了，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二是说1958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是说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四是笼统地说，毛泽东执政时期或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29年，使“生产力受到破坏和阻碍”，出现了所谓“经济凋弊，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无耻的攻击。近年来，后起权贵也昧着良心重复这种谎言。下边用铁的历史史实批驳这些无耻的谎言。

一、建国头29年“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一）什么是“经济崩溃”？经济学讲的“经济崩溃”，是有特定含义的，并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引用的“形容词”。所谓“经济崩溃”，是指经济完全破坏，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陷于一片混乱和瘫痪状态。讲一国经济崩溃至少有5个标志：
①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二位数的负增长；
②成千上万家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千百万职工下岗失业，陷于绝对贫困状态；
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一般在15%以上；
④财政崩溃，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借新债还老债还不足以弥补，靠增发巨额钞票或废弃旧钞发新钞来渡过难关；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借外债达到还不起的地步。
⑤金融崩溃，银行坏账超过国际警戒线，造成银行支付危机，出现银行大批破产倒闭、储户叫苦连天。上述五大问题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诸环节一片混乱，各项经济活动陷于瘫痪状态。这种经济崩溃，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战后时期、国民党政权在逃离大陆前的时期及苏东某些国家在演变后一段极其混乱时期。

（二）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了吗？

用上述五条标志来衡量我国“三大改造”时期（1953-1957年）、“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或延长为1958-1962年（“二五”时期）、文革时期（1966-1976年或1966-1978年）和前29年（1950-1978年）。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看，1953-1957年（一五）五年增长了55.54%，年递增9.25%，1958-1960年3年增长31.67%，年增长9.6%，1958-1962年增长指数为90.28%，年递减－2%（按水平法），如按累计法测算年递减0.62%；1966-1976年文革十一年增长了83.1%，年递增5.65%；1966－1978年（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共13年），增长1.2倍，就是说13年翻了一番多，年增长6.25%；1950-1978年建国头2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3倍，即翻了3翻，长达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5%。除了1958-1962年（主要是1960-1962年是负增长，分别为－0.3%、－27.3%和－5.6%）而前两年则分别增长21.3%和8.8%）即“二五”时期外，都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29年比较，仅比日本低），如何能扣上“经济崩溃”的帽子呢？而且“二五”时期后三年的经济下降，是当时政府调整政策所要求的。至于其他几项指标几乎都与“经济崩溃”不搭界。事实证明，中国在对私改造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增速比较快，新的工厂大批建成投产，职工人数百万、千万增加，物价稳定，投资和货币流通增速比较适宜，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且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快或略有增长，说这两个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以1966-1978年为例，列出以下指标可以批驳“崩溃论”：工业企业（社队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文革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虽然增长不多，但并没有下降。现在有必要说清有不少人用周总理提出的国民经济“三个突破”来论证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谓“三个突破”是指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这“三个突破”是周总理先后在1972年初和1973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的，要求狠抓“三个突破”并对1972年职工人数突破至561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340亿元、粮食销量达到927亿斤极为不满。1973年采取了七项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结果是：国有职工增至5758万人、工资总额353.3亿元、商品粮销售968亿斤。不仅对1971年是“三个突破”，而且对1972年又有所突破，以后将继续突破，永远突破。周总理当时提出“三个突破”，是针对当时职工增加过快，而财政状况不佳、商品粮供应紧缺而提出的，是有现实意义和作用的。但是把这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政策或是一个经济好坏的评价标准，我认为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它与人类社会逐步城市化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社会停留在1971年的水平就永远无法发展和进步。“三个突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了政策依据。还有人用货币平均工资下降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文革时期新增职工4534万人，都进工资最低档，把平均工资拉下来了。相反凡有家庭有新参加工作的，他们的家庭收入就增加了，生活水平肯定提高。那种把三线投资的1000多亿元全部算着损失和按“一五”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套算出文革期间损失5000亿元是主观主义的和不科学的。

（三）“二五”和“大跃进” 时期“经济崩溃”了吗？

下边着重谈谈“大跃进”及“二五”时期的经济状况：

（1）关于1958年经济情况。按单一生产力标准衡量，1958年确实实现了工业大跃进，1958-1960年也基本上达到了重工业“大跃进”的要求，但整个“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列建国13个计划时期倒数第1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后核实的数据，1958年列建国59年来增速第一位的有：GDP年增21.3%，第二产业年增52.9%、工业增加值年增53.4%，运输邮电业年增46.7%和人均GDP年增18.3%。列第1位的还有社会总产值年增32.6%，工农业总产值年增32.2%，工业总产值年增54.8%，重工业总产值年增78.8%和能源总量年增101.2%，原煤年增106.1%、机床年增185.7%等重工业产品，以及化纤（增14倍）、纱（49.5%）、丝织品（40%）、手表（40.3倍）、收音机（261.9%）、照相机（209倍）等轻工产品。列第2位的有轻工业总产值（33.7%）、发电量（42.5%）、呢绒（47.2%）、缝纫机（130.2%）、生铁（130.5%）、焦炭（161.9%）和发电设备（455.6%）等。国民收入列第3位（增22%）、总投资列第4位（84.5%）、基建投资年增87.8%，列第3位。财政收支分别增长25%和34.6%，分列第9位和第5位，有财政赤字21.74亿元，列60年的第31位。比起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元（2009年打预算赤字9500亿元），是小巫见大巫。银行贷款增长69.7%，列1953年以来最高增长率，货币增发率为28.4%，列第9位。进出口增长24.8%，列第10位。零售物价和消费物价分别增长0.2%和-1.1%，处于最低物价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和国有职工实际工资分别为-14.1%和-12.1%，说明1958年工业实现大跃进，并不是靠物质刺激和物价上涨带来的。主要是大量增加新工人和全民大炼钢铁而带来的平均工资减少。但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高。表现在工资总额增长10.5%，居民消费水平增长1.4%；居民储蓄存款增长56.8%，列建国59年来第1位。主要农产品产量，除黄红麻、水产品、大牲畜头数等负增长外，农业增加值增长0.4%（列50位，比1980年的-1.5%要好），农业总产值增长2.4%（列48位），粮食增长2.5%（列第33位），棉花增长20.1%（列第16位），油料增长13.7%（列第14位），糖料增长31.4%（列第6位），猪牛羊肉增长11.5%（列18位），烤烟增长51.2%（列第5位），水果增长20.1%（列第8位），蚕茧增长5.4%（列34位），茶叶增长21.5%（列第3位）等。以上说明，1958年不仅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而且按周恩来提出的量化指标①，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大跃进”。

（2）关于1958-1960年经济情况

1958-1960年也实现了工业大跃进。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年递增28.1%，工业总产值年增32.8%，仅低于三年恢复时期的36.75%和33.85%，列中国13个计划时期②的第2位高速度。列13个时期增长率第1位的有能源总量（44.1%）、煤炭（50.1%）、天然气（145.85%）、化纤（255%）、缝纫机（46.85%）和手表（465%）；列第2位的有粗钢（51.65%）、钢材（38.85%）、原油（52.7%）、机床（76.3%）、汽车（41.95%）、原盐（15.85%）、纸张（25.55%）、收音机等，水泥、化肥、自行车等列第3位。重工业产值增速（49.35%）列第1位，轻工业（13.75%）列第6位。而且这时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几乎都列建国56年前3名。如固定资产利润率分别为36.9%、40.9%和39.5%，资金利润率分别为34.2%、35.2%和32.6%，资金利税率分别为46.5%、48.7%和43.6%，产值利润率分别为20.6%、21.8%和23.0%(分列59年的第6、3、1位)等。而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分别为l7.8元、20.3元和24.5元，分列建国59年来倒数第2、6、10位，是比较低的。三年仅基建投资新增固定资产就达到702亿元，每年递增25.1%，是国有经济大发展时期，而且已开始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及原子弹爆炸装置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和工业产品。总的评价，“三年大跃进”，实现了工业高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对苏东国家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大部分在这个时期建成，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经济效益也是最佳时期。但这个时期农业却是下降的，出现了粮荒和农业短缺危机。这时城乡企业仍是增加的，职工人数也是增多的，不存在企业破产倒闭和职工下岗失业问题，银行存贷差虽有所扩大，但银行自有资金却增加了315.9亿元，增长5.81倍；三年财政赤字累计虽达169.4亿元，通过增发钞票43.1亿元和向银行透支弥补，透支额并未超过银行自有资金额，因此这时银行和财政并未“崩溃”。而整个经济仍有较快增长，GDP年增9.6%，国民收入年增9.2%，超过“一五”时期的水平，无论如何都扣不上“崩溃”的帽子。

（3）关于1958-1962年(二五时期)经济情况。农业从1959年开始就很不景气，而且一连延续到1962年。鉴于到1960年中国出现粮荒和农业危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在“二五”后两年对非农经济采取严厉的经济调整方针。这是陈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张的，毛泽东也同意了的。中国进入了1960—1962年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出现了一场生产下降、食品供应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短缺型的经济危机。按水平法测算，“二五”时期GDP年递减2%，农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递减5.65%和4.3%。主要农产品产量中，除羊存栏数年增长6.4%（约列前5名）外，其他都有大幅度下降。其中粮食-3.9%，1962年比1957年减少3505万吨，而1960年到1961年减产更多；棉花-14.5%，减产89万吨；油料-13.75%，减产319.3万吨等。由于保农业、压工业等调整措施，使工业生产在1961-1962年有大幅度下降。由此使整个“二五”时期各项经济指标几乎都列13个时期的最末位。人均GDP五年平均－2.9%，农民消费水平－3.3%，市民消费水平－5.2%，使人民生活下降，非正常死亡增多。由于1958、 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万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问题出在1960-1961年，这两年总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和348万人（顺便说一下，改革开放31年来，每年人口死亡总数在800-1000万左右），表现在这两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和14.24‰。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本人按国家统计局在后来核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测算，1959年出生人口1667万人，死亡人口964万；1960年出生1384万人，死亡1707万人；1961年出生1185万人，死亡940万；2008年出生率12.14‰，比1960、1961年低了8.76‰和5.86‰，新出生1621.2万人，死亡率7.06‰，比1978年高出0.81‰，但比1960到1961年低了18.34‰和7.18‰，死亡人口932.8万人。将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其中1960年比1959年少生283万人，多死亡743万；1961年比1959年少生482万，少死亡24万人；1960年与2008年相比较，少生228.2万人，多死亡774.2万；1961年与2008年相比较，少生427.2万人，多死亡7.2万人。这样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少出生765万、多死亡719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84万人；与2008年相比较，少出生655.4万人，多死亡781.4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36.8万人。由此说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比1959年多死亡719万人，比2008年多死亡781.4万人；加上少出生人口，分别为1484-1436.8万人，但绝不会超过2000万人。上述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也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非正常死亡增多令人悲痛。我认为与1978年农业大跃进和包括赵紫阳在广东任农委书记时放“水稻卫星”等浮夸风密切相关，也与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见识迟、措施慢也有关。在全国各地高吹“粮食放卫星”的1958年，仍进口粮食22.35万吨，在随后发现粮食供应紧张和不足的1959年和1960年，却只分别进口粮食0.2万吨和6.63万吨，这两年又分别出口粮食415.75万吨和272.04万吨，结果这两年纯出口粮食415.55万吨和265.41万吨。一直到1961年-1962年才增加进口粮食至580.97万吨和492.3万吨，同时出口粮食135.5万吨和103.09万吨。整个“二五”时期进口粮食1102.45万吨，出口粮食1214.72万吨，纯出口粮食112.27万吨。比起1982年进口粮食1611.69万吨和2005年进口粮食3692万吨的政策的反差是多么地显明？！

我认为，“二五”后三年中国出现了经济短缺危机，但仍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理由有：

(1) 工业企业数、职工人数减少，但工业生产力却都保留下来了。1962年社以上工业企业数虽比最高的1959年减少12.1万个(其中国有工业减少4.58万个，城乡集体减少7.52万个;工业劳动者减少1176万人（其中国有工人减少815万人，但城镇集体却增加l44万人），但是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从1957年的274亿元增到1962年的786亿元，纯增51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02.4亿元。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崩溃、企业破产倒闭、机器设备被毁、生产力受到破坏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通过有领导、有计划实行“关停并转”的调整措施，虽然企业个数、人数减少了，但生产力却全部保护下来了，反而通过合并重组增强了，有用人才也保留下来了，富余职工也给以妥善安排，未造成社会动荡。

(2) 未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大跃进”的前3年，各类物价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如消费物价－0.05%）。只是从1960年以后逐步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价格，搞“高价商品”(陈云提议的，目的是回笼货币)，允许个体商贩存在并自产自销，使物价上涨。1961年零售物价上涨16.2%，消费物价上涨16.1%，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28%，达到建国29年来最高水平(1950年以来)，列建国59的第4、5和第2位的高水平。整个“二五”时期，分别年递增4.7%、4.15%和6.5%，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只有1961年上涨16.1%，与1988年上涨18.8%、1989年上涨18%、1994年上涨24.1%和1995年上涨17.1%，才能称为恶性通货膨胀。

(3)  ”二五”时期，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也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都是正增长，分别年递增0.2%和0.1%（水平法），累计有财政赤字129.54亿元，列13个计划时期第7位，其中1960年有赤字81.8亿元，列建国29年的最高额，但仅列建国60年的第25位，而且1961就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到1962年有财政节余18.67亿元，列60年财政有节余的20年中第5位。对外贸易－3.1%，但有贸易顺差累计5亿美元，其中1962年有现汇结余0.81亿美元。市场货币流通年递增15.05%，列13时期的第6位;五年平均年发钞票53.7亿元，列13个时期的第9位，主要是1960-61年分别增发20.8亿元和29.8亿元，列前26年的第3－1位， 但大大低于改革开放30年的平均水平（30年平均年增发1133.6亿元钞票），而1962年不仅未增发钞票，反而回笼货币l9.2亿元，是建国以来回笼货币6年中最多的一年。银行存贷款分别年增20.05%和19.7%，分列12个时期(无恢复时期数据)的第4、5位;1962年贷款规模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有存贷差238.6亿元。这五年中只有1958年发公债7.98亿元，未向国外借款，而且偿还国内外债务50.49亿元，其中还外债34.07亿元，占外债总额的59.3%(总外债51.63亿元)。即财政与银行都没有破产和倒闭，虽然问题在头29年内较为严重，但在照常运转，而且1962年出现好转的趋势。

(4) 经济总体也没有到了“崩溃”边缘。由于1959-1961年农业生产主要受旱灾等影响(受灾面积分别为4463、6546和6175万公顷，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2.7%、62.4%和59.8%，分列建国59年来的第20、1、2位。那种说这几年是什么风调雨顺年景是不顾事实的捏造。)，农业生产全面减产，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迫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非农业(主要是工业)采取调整措施，这样才使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出现了比农业更大幅度下降，才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GDP在前2年分别增长21.3%、8.8%的基础上，1960年只比上年下降0.3%，仍然维持在高产出水平。到后两年由于调整措施才使整个“二五”时期按水平法计算－2%，按累计法只下降0.62%。除农业外，其他行业仍有一定的正增长。第二产业年增0.95%（按累计法计算为6.3%），工业增加值年增2.15%（7.3%），运输邮电增加值年增2.25%（6.8%），工农业总产值年增0.06%（3.2%），工业总产值年增3.8%（9.5%）。其中轻工业年增l.1%（3.2%）。重工业年增6.6%（16.7%）。说明“二五”时期工业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创造了比改革开放30年来还要好的成绩：如能源总量五年平均年递增11.75%、煤炭年增10.9%、原油年增31.5%、发电量年增18.9%、化肥年增25.2%、化纤年增132.6%、缝纫机年增22.9%、手表年增268.5%、天然气年增71.8%、农药年增6.25%等，改革开放30年来有那一项增速达到上述水平？！

“二五”时期，基建投资1206.09亿元，比“一五”增长1.05倍，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也比“一五”增长75.1%。苏联从1950-1959年援建项目共计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设备和零部件，使250多个企业和建设项目处于停顿状态。中国硬是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把这些项目一个一个建成了。“二五”时期新增产品生产能力比“一五”有成倍增长，其中炼钢增长3.52倍、煤炭开采增1.34倍、发电能力增2.5倍，石油开采增5.22倍、化肥增6.24倍、水泥增3.49倍、糖增76.9%、纸张增3.53倍、新建铁路增加1958公里，港口吞吐增加764万吨等。先后建成铁路有宝成、包兰、黔桂、北承铁路;建成黄河三门峡、汉水丹江口、刘家峡、青铜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重庆长江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这个时期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如试制成功半导体收音机、电视发送设备、巨型变压器、内燃电动机床、2500吨水压机、2.5万千瓦高温高压汽轮机、二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5千～1万吨远洋现代货轮、拖拉机、“东风”牌轿车、“红旗”牌高级轿车、每秒运算1万次计算机、数控铣床、25型直升机、液体探空火箭、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在当时国际上都是比较先进的产品。特别是1960年4月21日在河北怀来县进行了一次小型原子弹爆炸试验并获得成功，同年12月5日仿制“P－2”导弹首次试验也发射成功。在首都北京还建成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电视台(现为中央电视台)及北京十大建筑。仅列上述成就，也不能说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那种把“二五”时期发展速度一定要达到“一五”水平，推算出“大跃进”损失1000亿元的数据既是不科学的，而且也高估了损失。

二、建国头29年与改革开放后30年和同期国外及旧中国最高年经济比较

主要指标对比:

（1）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408亿元增到1978年3645.2亿元和2008年30067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指数为801.3%，即翻了3番多，增长了7倍多，年增长7.45%，后30年增长15.5倍，年增长9.8%。后30年比前29年高出2.35个百分点。新中国59年GDP共计增加131.4倍（而不是某权威人士发表的，说新中国50多年来GDP只增长了十几倍），59年平均每年增长8.65%。半个多世纪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确实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少见的或独一无二的。按当年的汇率测算（1949年按年底1美元兑2.1元，1978年按1.6836元，2008年按6.9451元人民币），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不是一些高官所说的是1400亿美元或1600亿美元）和2008年43292.4亿美元，按汇率法测算，前29年增长了10.14倍，年增长8.65%；后30年增长18.99倍，年增10.5%，按这个办法，前29年比后30年低1.85个百分点。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及各国大多采用汇率法，采用按可比价格计算与购买力平价计算办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改革开放后GDP年增速比改革开放前要高出2.35个百分点，但需说明的是外资经济现已占GDP近1/3，其中2004年占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30.2%。在主要产业中已占75%的股权；私人、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国企单位数，2004年经济普查，只剩下19.2万户，比1996年减少196.8万户，集体企业单位数减少455.4万户；2008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只剩下6447万人,比1995年减少4814万人，城镇集体就业人数只剩下662万人,比1991年减少2966万人。公有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占99.86%下降到2008年仅占15.1%。这与头29年完全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国有职工创造的是不同的。而且这种较高增速是靠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率取得的。

按建国头29年GDP年增7.45%与同时期外国主要国家比较，比美国年增3.4%、德国年增5.85%、英国年增2.45%、法国年增5.05%、意大利年增5.1%、加拿大年增4.85%、澳大利亚年增4.55%、印度年增4.8%，要高出1.6（德国）－5.0（英国）个百分点；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长3%高出4.4个百分点，仅比同期日本8.7%和苏联7.75%略低。如果按汇率法测算中国29年达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苏联相媲美。

GDP59年比较：中国为8.65%，比美国3.8%，日本5.45%，德国3.25%，英国2.25%，法国3.35%，意大利3.3%，加拿大3.6%，澳大利亚3.95%，印度5.25%，苏俄4.55%和我国台湾省（1953－2008）的7.65%都要快。要快3.2（日本）－6.4（英国）个百分点。

（2）一产增加值从1949年279亿元增到1978年1018.4亿元和2008年340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1.358倍，年增长3%，后30年增2.861倍，年增长4.6%。按美元折算，从132.9亿美元增到650.3亿美元和2008年4895.5亿美元，前29年增长3.59倍，年增长5.4%，后30年增7.02倍，年增7.2%。中国农业生产增速大大落后于工业，但比同时期（1950-1978年）美国2.1%，日本2.35%，德国1.8%，英国1.9%、法国2.2%、意大利1.9%，加拿大1.4%，印度2.9%要高出0.1（印度）-1.6（加）个百分点。仅比澳大利亚的3.05%低了0.05个百分点。如果说中国农业如此低的速度就算崩溃了，那么国际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早就破产了。59年来农业增长8.11倍，年增长3.8%，比上述各国57年增速都要快，比美1.6%，日1%、德1.3%、英1.15%、法1.3%、意1.2%、加1.75%、澳1.35%、印度2.75%，和苏俄1%要高出1-3个百分点，比台湾（1953-2008）2.55%也快了1.25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虽然改革后比改革前农业增速快了1.6-1.8个百分点，但分田到户后小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的衰退是无可挽回的趋势。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占28.2%下降到2008年的11.3%，下降16.9个百分点。务农劳力占全社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39.6%，降低30.9个百分点；由于占用耕地大搞开发区使5千万农民失地失业无以为生；现约有1.5亿农民工进城谋生；粮产只年增1.85%，比前29年低了1.65个百分点，1999-2007年粮产低于1998年，29年累计纯进口粮食22046.6万吨，平均每年纯进口760.2万吨。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2.5亿人增到2008年近4.34亿人（为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有人发出“农民真穷，农业真苦”的呼唤！

（3）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50.5亿元增到1978年1607亿元和2008年12911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42.48倍，年增长13.9%，后30年仅增长25.63倍，年增11.55%。前29年比后30年高出2.35个百分点，说明前29年工业化进程比后30年更快。比同时期（1950-1978年）的美国4.45%，日本12.05%，德国6.65%，英国2.5%、法国5.1%，意大利7%，加拿大5.4%，澳大利亚5.35%和苏联9.5%，都要快，快了1.85（日本）－11.4（英国）个百分点。按汇率法测算，由1949年24.05亿美元增到1978年956.5亿美元和2008年18590.4亿美元，前29年平均增长13.55%，比后30年年增10.4%，要高出3.15个百分点。包括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年增速也高出后3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年增14.05%，后30年年增11.4%，高出2.65个百分点；按美元测算，二者的速度比为13.75：10.55%，高出3.2个百分点。59年中国工业增长了1147.4倍，年增12.65%，比58年(1950-2007年)的美国3.5%、日本3.4%，德国3.85%，英国1.65%，法国3.15%，意大利3.9%，加拿大3.45%，澳大利亚2.6%，印度5.9%和我国台湾省（1953-2008）9.05%，要高出5.25（日本）－11个百分点（英国）。改革前后比较，不仅工业增速比前期低，而且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力发展“五小工业”，既有耗能大、成本高、假冒伪劣严重，而且造成土地、河流、空气等严重污染。国企工业改革，造成大批国企被兼并破产，职工上千万下岗失业，资金效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国有工业户数只剩下20463户，比1995年减少97537户，下降82.7%；职工人数只剩下1779.1万人，比1992年减少3576.4万人，下降79.2%。国有企业在这里真正发生了一场衰退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投资最多、占国民经济主体、主导作用的工业领域，在39个主要工业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占69.2%）的比重超过50%，即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从总体上已私有化了。

（4）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了？按现价现汇测算，中国GDP折合成美元数，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约列世界位次从13位上升到第10位。再到2000年第6位和2004年列第6位，2005年GDP按国家统计局核实数为193085亿元，按1美元＝8.1917元汇率测算，折合为22350亿美元，超过法、英两国GDP在2.1万亿美元左右（2004年法、英两国GDP分别为20026亿美元和21400亿美元），2007年按核实数和当年汇率测算，中国GDP为33838.2亿美元，超过德国的32972亿美元，仅低于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汇率法测算，中国与美国差距，从1949中美（194.3：2847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6.82%，或美国为中国的14.65倍；到1978年中美两国GDP为2165.1：22192亿美元，中国为美国9.76%，或美国为中国的10.25倍，即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2.94个百分点和美国为中国的倍数缩小4.4倍，即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30%。缩小不多，但是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差距。按不变价格计算，即中国以年增7.45%，而美国仅为3.4%，中美发展速度相差4.05个百分点，是美国增速1倍多。1950年各国按当年汇率测算的GDP合美元数为基数，按各国不变价格计算GDP，抛除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中美1978年GDP为1556.9：8902.6（亿美元），中美差距由1949年1：14.65缩小到1978年1：5.72，缩小8.93倍，缩小60.95%。那种说中国在头29年扩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顾客观事实的胡说。

（5）头29年与旧中国经济比较：有人说，毛泽东弄得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比旧中国还糟”。这里将1978年与旧中国最高年产值、产量比较。1978年GDP3645.2亿元，按当年汇率测算折合为2165.1亿美元，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年份－1936年的GNP75.8亿美元，增长了27.2倍；比1949年增长了10.1倍；工农业总产值1978年达到5634亿元，比1936年688.1亿元，都按1957年价格计算，增长了7.37倍，比1949年增长12.83倍；农业总产值达到1397亿元，分别比旧中国最高年和1949年增长了1.11倍和1.96倍；工业总产值达到4237亿元，分别增长17.6倍和39.66倍。轻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2.5倍和20.6倍；重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2.8倍和94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工业产品产量有成倍的增长。如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30477万吨，比1936年的15000万吨和1949年11318万吨增长了1.03倍和1.69倍；棉花增长了1.55倍和3.88倍；糖料增长了2.98倍和7.41倍；茶叶增长了19.1%和5.54倍；烤烟增长4.88倍和23.47倍；水果增长了9.51倍和4.48倍；水产品增长了2.1倍和9.34倍；大牲畜头数增长了31%和56%；羊存栏数增长了1.72倍和3.01倍；肉猪存栏数增长了2.84倍和4.22倍。工业产品产量增长更多。如原煤1978年达到6.18亿吨，比1942年0.62亿吨和1949年0.32亿吨，分别增长8.97倍和18.3倍；原油达到10415万吨，比1943年32万吨和1949年12万吨，分别增长324.5倍和866.9倍；发电量达到4277亿千瓦时，比1941年60亿千瓦时和1949年43亿千瓦时，增长41.8倍和58.7倍；粗钢增长33.4倍和200.倍；水泥增长27.5倍和97.9倍；生铁增长18.3倍和138.2倍；机床达到18.32万台，分别比1941年和1949年增长32.9倍和113.5倍；硫酸增长25.9倍和120.2倍；纯碱增长11.9倍和14.1倍；烧碱增长135.7倍和108.3倍；平板玻璃增长12.8倍和15.5倍；棉纱增长3.9倍和5.7倍；棉布增长2.95倍和4.84倍；食糖增长4.54倍和10.35倍；卷烟增长4.01倍和6.39倍；原盐增长3.98倍和5.53倍等。这些成就决不是资改派闭着眼睛就能否定了的。从人均产值产量对比来看，虽然1978年总人口达到96259万人，比1936年增加51259万人，比1949年增加42092万人，但人均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如人均GDP从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3.48倍，年增长5.3%，延长到1980年年增长5.35%，比同时期美国年增1.85%，德国年增3.15%、英国年增1.65%、法国年增3.15%、意大利年增3.2%、加拿大年增2.25%、澳大利亚年增2.6%、苏联年增3.65%、印度年增1.45%、和台湾省（1953-1980年）年增4.6%，都要高，仅比同期日本年增5.7%略低。在这29年中，居民储蓄存款年递增20%，人均储蓄年增16.8%、职工工资总额年增9.55%、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增2.2%，其中国企职工和集体职工分别年增2.35%和1.8%；居民消费水平年实际增长2.9%，其中农民和市民分别增长2.2%和4.9%；市民可支配收入年增4.80%，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3.9%。市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6.7和8.1㎡。上述数据说明，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增长不快，但生活水平却是提高了，基本保证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需要。那种说头29年是什么“民不聊生”，是无耻的攻击。人均GOP按美元测算，从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比1936年的16.8美元增长12.47倍。人均粗钢增长15.6倍和109.7倍；人均原煤增长3.6倍和9.8倍；人均原油增长154.4倍和543倍；人均发电量增长19.2倍和33倍、人均水泥增长12.7倍和568.2倍、人均生铁增长20.4倍和78.1倍、人均棉纱增长2.05倍和37倍、人均棉布增长85%和2.3倍、人均食糖增长1.7倍和11倍。人均农产品中，除了粮油茶外，其他都有23.4%（棉花）－3.96倍（水果）的增长。上述事实说明，新中国比旧中国不知要强大几十倍，仅GDP1978年一年产值就比国民党统治的最好年份要高出27.2倍。那种攻击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是昧着良心说谎话。

三、关于建国头29年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成就

建国头29年不仅国民经济没有“崩溃”，而且还取得了以下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1）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工业经济体系。29年来工业基建投资3434.4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2292.89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6.8%，比改革开放后“八五”时期的62.7%高出4.1个百分点。1979-2003年工业基建总投资达到53701.6亿元，为前29年的15.6倍，其中年平均投资扩大了17.1倍。由于竣工房屋造价由1978年每平方米造价104元（为前29年最高造价）增到2003年1273元，上涨了11.2倍，因而单位投资效率比前期差。前29年仅用后25年6.4%的基本建设投资就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通过大规模工业建设，新增了一大批工业生产能力：有铁矿开采能力13928.9万吨，占建国54年来的63.1%；炼铁能力3715.7万吨，占59.5%；炼钢能力3304.6万吨，占55.8%，煤炭开采新增46054万吨，占45.8%；石油开采11116.7万吨，占27.8%；天然气249亿立方米，占55.5%；发电装机容量5128.8万千瓦，占14.9%；化肥1141.8万吨，占42.1%；水泥4931.1万吨，占30.0%；棉纱1054万锭，占61.9%；制糖301万吨，占43.8%；造纸294.9万吨，占31.9%；木材采运量2583.2万立方米，占54年来的82.2%；硫酸657.1万吨，占57.3%；合成氨1162.3万吨，占52.8%；纯碱115.7万吨，占24.9%，烧碱127.5万吨，占56.1%，手表788.2万只，占72.9%；食盐1081万吨，占71.3%；新建铁路23937公里，占51.9%；前29年新修铁路2.99万公里，而后30年只有2.8万公里；新建公路240565公里，占47%等。还必须指出中国到1978年已经批量生产汽车、现代化万吨轮船、喷气式各种飞机、千万次计算机及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还建成工业各行业为建国50年来最大的企业：最大的矿区－山西大同煤矿，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最大的火电厂――江苏谏壁发电厂，最大发电机组――青海龙羊峡水电站，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最大的炼油厂――洛阳炼油厂，最大型轧钢工程――武钢1.7米轧机，特宽特厚大型轧机――河南舞阳钢铁公司，最大铁矿处理工程――攀枝花公司密地选矿厂，最大的铜矿――江西铜业公司，第一条浮法玻璃生产线――洛阳玻璃厂，最大的乙烯工程――大庆乙烯厂、第一个汽车厂――长春一汽，最大的造纸厂——佳木斯造纸厂，最大的盐场——塘沽盐场，最大的甜菜糖厂——黑龙江红光糖厂和吉林新中国糖厂，最大的甘庶糖厂――广西贵溪化工厂等。上述企业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上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是中国工业实力的代表。经过29年的努力，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工业行业和现代化工业。包括现代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大型电力设备制造业，飞机和汽车制造业、大型及精密机床制造业、高级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合成材料制造业、宇航工业、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各种通讯、传输设备及精密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现代工业，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仅机械工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设立了8个机械部。这都标志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已达到当时世界平均先进水平，至少是同步发展的。到1978年，中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可以装备大型矿山、电站、冶金、石油化工、汽车、造船、纺织等重要工业，不仅填补了许多工业技术的空白，而且使中国工业生产逐步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从固定资产装备系数来看，中国不再是敲敲打打、手工作坊式的原始落后状况。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拥有固定资产已从1952年的2918元增到1978年10501元，增长2.6倍，人均占有资金从2878元增到10763元，增长2.74倍。统配煤矿的机械化采煤程度已达58%。不少工业设备和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冶金工业有世界一流的4千多立方米的炼铁高炉，自行设计制造的1.7米轧机已在本钢投入生产;机械工业能自行设计制造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150万吨钢铁企业的成套设备;石油工业已打成多口6千米的超深井;建材工业已掌握水泥窑外分解技术;电子工业已研制出每秒运算4万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造船工业已能设计并采用分段焊接法制造2-3万吨货轮;纺织工业已掌握气流纺、喷气织布及新的印染整理等工艺技术。通过29年的大规模有计划有目的的工业建设，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部门残缺不全、分布畸形的状况。

　　到1978年我国已建立了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建材、森工、纺织、轻工和国防等11个工业部门，57个工业产业和500个工业行业的门类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础雄厚、技术较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如冶金工业企业到1978年有4923户，职工人数309.4万人，拥有机床7.93万台，锻压设备12714台，1978年工业产值368.9亿元，1953—78年增速平均为12.75%;电力工业有企业8286户，职工76.4万人，拥有机床l.54万台，锻压设备2382台，1978年工业产值161.4亿元，26年增速15.2%；煤炭工业有9827户，职工378.5万人，机床3.7万台，设备8045台，1978年产值116.9亿元，年增速度9.25%;石油工业有企业250户，职工49.5万人，机床1.59万台，设备1574台，产值233.3亿元，年增20.9%;机械工业有10.3753万户，职工941万人，机床191.6万台，设备43.9621万台，1978年产值1155.5亿元，年增l6.2%；森林工业有12128户，职工119.6万人，机床2.5万台，设备4456台，1978年产值77.4亿元，年增4.4%;建材工业有44118户，职工182万人，机床5.24万台，设备9130台，产值153.9亿元，年增11.3%；纺织工业有35474户，270.1万职工，机床6.4万台，设备6472台，产值529.1亿元，年增6.85%;国防工业有52808户，职工188.2万人，机床7.39万台，设备23635台，产值384.1亿元，年增9.95%；造纸工业有13553户，40.l万名职工，机床3.26万台，9791台设备，产值53.8亿元，年增8.15%；食品工业有40953户，203.9万名职工，拥有机床3.89万台和3826台设备，产值471.7亿元，年增6.25%。这些工业部门、工业产业和行业及工业产品都是29年来一个厂一个厂建设起来的，决不是资改份子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了的。针对旧中国只有落后的纺织业和原始的采矿业和手工敲敲打打的修理行业，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或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原则，走“重化工”的工业发展道路，才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提高国防防卫力量，才能用机械制造业武装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才能不断实现工业现代化。靠轻纺工业既实现不了工业现代化，更实现不了国防现代化。那种攻击过去29年走重化工道路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看到的是外国家用电器如何普及，对比中国“老四件”确实落后了，但让港澳台和外国人看到中国重工业设备，他们都十分惊讶，靠进口设备生产轻纺电子产品，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没有重工业特别是没有机械工业的优先发展，就永远成不了大国、强国。这就是历史史实。

　　上述事实说明，我国国有工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的是社会化大生产，拥有先进的设备、技术，高有机构成、高素质人才和熟练工人，又有品牌和信誉，如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私有化，将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名存实亡，等到全部私有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我国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单位数由1949年15.6万多户增到1978年34.84万户，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由3326户增到8.37万户，集体工业由193户增到26.4万户；工人人数由612万人增到6091万人，其中国有工人由306万增到3139万人，集体工人由9万人增到1215万人。29年中，我国工业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工业增加值增长了42.5倍，年增长13.9%，比改革开放后30年（1979-2008年）年增11.55%高出2.35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增长39.6倍，年增长13.6%，其中轻工业增长19.8倍，年增长11.05%，重工业增长90.8倍，年增长16.8%；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增长88.4倍，年增长16.7%；集体工业产值增长1618倍，年增长29%。所有的工业产品产量都有成倍增长，而且绝大多数年增速都比改革开放30年来要高，如化纤从1957年批量生产以来增长1422倍，年增42%，后30年年增15.95%，高出26.05个百分点；纱增长6.3倍，年增7.1%，比后30年年增7.6%，只低0.5个百分点；布增长4.84倍，年增长6.25%，比后30年年增6%，只低0.15个百分点；纸张增长38.9倍，年增13.55%，比后30年年增10.45%，高出3.1个百分点；食糖增长10.4倍，年增8.75%，比后30年年增6.35%，高出2.4个百分点；原盐增长5.5倍，年增6.7%，比后30年年增3.8%，高出2.9个百分点；卷烟增长6.4倍，年增7.15%，比后30年年增10.3%，低了3.15个百分点；能源总量增长25.4倍，年增11.95%，比后30年年增4.85%，高出7.1个百分点；原煤增长18.3倍，年增10.75%，比后30年年增5.15%，高出5.6个百分点；原油增长866.1倍，年增26.2%，比后30年年增2%，高出24.2个百分点；天然气增长1960.4倍，年增29.9%，比后30年年增5.85%，高出24.05个百分点；发电量增长58.7倍，年增15.1%，比后30年年增9.05%，高出6.05个百分点；生铁增长138.2倍，年增18.55%，比后30年年增9.05%，高出9.5个百分点；粗钢增长197.6倍，年增20.5%，比后30年年增9.65%，高出10.85个百分点；钢材增长168.8倍，年增19.5%，比后30年年增11.55%，高出7.95个百分点；水泥增长97.8倍，年增17.15%，比后30年年增10.75%，高出6.4个百分点；木材增长7.3倍，年增7.9%，比后30年年增1.05%，高出6.85个百分点，而在2003年以前是负增长；硫酸增长164.3倍，年增19.25%，比后30年年增7.1%高出12.15个百分点；纯碱年增长14.1倍，年增9.8%，比后30年年增9.25%，高出0.55个百分点；烧碱增长108.3倍，年增17.6%，比后30年年增8.4%，高出9.2个百分点；乙烯从1960年批量生产以来增长542.3倍，年增34.95%，比后30年年增11.5%，高出23.45个百分点；化肥增长1447.8倍，年增28.5%，比后30年年增6.65%高出21.85个百分点；发电设备增长2418倍，年增长30.5%，比后29年年增3.45%高出27.05个百分点；汽车从1955年试生产以来增长1489倍，年增长38.55%，比后30年增14.75%，高出23.8个百分点；大中型拖拉机增长112.5倍（从1958年试生产），年增长26.7%，比后30年年增2.2%高出24.5个百分点；金属切削机床增长113.5倍，年增17.75%，比后29年年增4.45%，高出13.3个百分点；农药增长532倍，年增25.15%，比后29年年增4.05%，高出21.1个百分点；化学药品增长469倍，年增长26.6%，比后29年年增14.45%，高出12.15个百分点；塑料增长678倍，年增26.2%，比后29年年增14.2%，高出12个百分点；铁路客车增长33.1倍，年增12.95%，比后29年年增4%，高出8.95个百分点；铁路货车增长11.1倍，年增9%，比后29年年增3.2%，高出5.8个百分点。焦炭增长85.9倍，年增长16.8%，比后30年年增6.7%，高出10.1个百分点；自行车增长609倍，年增长24.95%，比后29年年增3.65%；高出21.3个百分点；照相机从1956年试生产以来增长177.9倍，年增长28%，比后29年年增23.75%，高出11.25个百分点；平板玻璃增长21倍，年增长11.25%，比后30年年增12.1%，低了0.85个百分点；从上述36种传统工业产品产量增速来看，除平板玻璃、卷烟、纱、布等4种产品，略低于改革开放30年外，其他32种全部超过，差距在0.55（纯碱9.8：9.25%）－27.05（发电设备3.45：30.5%）之间。其中拖拉机到2004年（-0.55%）为负增长，拖拉机2004年产量不及1977年的产量，倒退27年；木材2005年产量刚刚达到1978年产量，倒退26年；工业中的动力母机金属切削机床仅年增4.45%，比前期低了13.3个百分点；现代化动力源泉－发电量也相差6.05个百分点（15.1%：9.05%）。上述史实说明，新中国头29年工业发展速度快于改革开放后30年，工业现代化进程、工业投资效率、工业经济效益及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损失和工业生产力布局等方面都优于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工业化水平（指工业与农业的增加值和工农业人数比较之和），由1949年的11%提高到1952年的25%和1978年的62%。前29年工业化水平提高了51个百分点，而后30年仅提高22.1个百分点。工业占GDP比重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1978年44.1%，下降到1990年36.7%，2008年为42.9%，比1978年降低1.2个百分点。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78年46.8%，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上升到72.2%，按李富春在“一五”计划中提出的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的工业化标准，中国也早在1959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税利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30.2%上升到75.4%；工业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59.9%上升到72.9%。工业为农业、交通运输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装备，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如果说，前29年工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后30年比那时速度还低，工业经济又到了什么“边缘”了呢？！

29年的史实证明，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工业革命，不仅现代工业逐步建立起来，而且为工业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前提条件。那种把工业化等同资本主义化、私有化，认为不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就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新中国29年的历史史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着力发展国有经济，采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用集体联合劳动代替个体私有劳动方式，不仅可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矛盾和体现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及单个私人企业的有计划生产经营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避免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而且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完全可以而且能够完成工业和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对此，美国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评价为:在毛泽东时代，正是工业现代革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他评价说，中国工业化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后起之秀相比毫不逊色，其实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通传闻中的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现代化的时代!这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2)科技创新路子已找出，建立了能自卫反击强大的国防力量。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并且利用公有制的优越条件组织联合攻关，不仅把苏联撤退专家留下的建设项目攻关后上了马，而且在国防、尖端等科研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果。中国早在1956年就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1959年试制成功国产超音速战斗机。到1978年已能批量生产20多个机型的各类飞机的生产体系。为支持科研发展，国家财政对科研支出从1953年0.56亿元增到1978年52.89亿元，增长93.4倍，年增长15.9%，科研经费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为4.7%、改革开放后既没有这么高的速度也没有一年达到这个比重。1960年9月10日，用国产燃料发射了第一枚P－2导弹，11月5日自制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地球卫星成功。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发挥了极大的聪明才智，喜事连绵不断。50年代飞机、汽车、拖拉机和核装置试制成功;60年代除了“两弹”(导弹、原子弹)外，还有牛胰岛素人工合成和断肢再植、治疗大面织烧伤技术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70年代人造卫星、核潜艇、氢弹和中子弹试制成功。这些都不可能靠引进或搞私有制就能在短期内搞出来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不在60-70年代弄出“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地位；江泽民说，如果不是勒紧裤带搞出“两弹一星”，中国早就挨打了。美国和后来变修的苏联在前20多年里，前后计划7次对新中国进行核打击。我认为，在头29年由于中国加强了重工业的发展，发展了国防军事工业和加强了战备，大搞三线建设，民兵训练和全民皆兵，才阻止了敌人发动对华战争，才“有备无患”，根本不存在什么“对战争估计过于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防具有自卫反击的能力。这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又一宝贵遗产。

(3)改变了旧中国留下的畸形生产力的地区布局。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从“一五”到“五五”有计划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建设，将新建项目安排在靠近能源和原材料产地，增加了对内地的投资，包括“三线”建设，在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工业基地和新兴的工业城市，使辽阔内地的资源得到利用，工业布局趋向合理，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生产力布局。这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又一大成就。在1953-1978年26年中，国家对内地总投资3417.68亿元，占地区总投资60.5%，占全国基建总投资54.9%。“一五”共安排694个大中型项目，其中472个安排在内地，占68%;“三线”总投资1000多亿元，形成了武钢、包钢、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哈尔滨、长春、吉林、成都等新的工业基地，在三线地区相继建成了近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形成了45个大型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最为突出的是在渺无人烟的北大荒，自力更生开发出大庆油田；在崇山峻岭中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九盘山煤炭基地；在黄河、长江上兴建了数座横跨两岸的大桥和龙羊峡水电站、葛州坝水利枢纽等宏伟工程；过去交通闭塞的西北、西南地区相继修建了宝成、湘黔、襄渝、川黔、成渝、贵昆、成昆及包兰、天兰、兰新、兰青等数十条铁路。公路建设除西藏的墨脱县外，已县县通了公路。在1950-1978年，29年中投入5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建投资527.17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8.4%，建立了包头工业基地；在新疆建立了克拉玛依油田和一批有色金属基地;宁夏开发了贺兰山煤田；在西藏，这个昔日无现代工业的空白地区，建起了一批发电厂、毛纺厂、皮革厂和建筑材料工业。由于加大了对内地投资，使生产力布局趋向均衡化，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如工业地区布局分布，由解放初沿海与内地大体为7：3，到1978年变为6：4；而到2007年又倒退到7：3；工业企业数，内地由1952年占49.7%上升到1978年56.4%，2007年退为26.4%；工业总产值由30.6%上升到39.1%，2007年下降到28.9%；工业固定资产占有量由28%上升到56.1%，轻工业产值由28.5%上升到35.5%，机械工业产值由24.1%上升到37.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如化肥从0上升到51.4%，机床从8%上升到35.3%，2007年下降到17.2%，布从18.4%上升到40.7%，2008年下降到18.7%，纸张从30.2%上升到43.2%，2007年下降到28.2%。这种投资的转变，不仅缩小了地区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布局，而且发展了内地经济，初步建设了战略后方，增强了反侵略战争的防卫力量，也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在让对外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各种优惠政策和外资、投资等资源都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距也达到极限，生产力布局又倒退到旧中国畸形状态。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4）约占80%以上的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总人口从1949年54167万人增到1978年96259万人，再到2008年132802万人，前后增加4.2和3.65亿人口。分别年增2%和1.1%。前29年城镇人口年增3.85%，后30年增4.3%，因此城镇化水平从1949年10.6%上升到1978年17.9%和2008年达45.7%。人均GDP从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和2008年22698元，前29年增长3.5倍，年增5.3%，后30年增10.9倍，年增8.6%。按现价现汇测算，从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和3268.2美元，按此测算，前29年均增长5.3倍，年增6.55%，后30年增长13.4倍，年增8.45%，差距不是很大。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3.8元增到1978年133.6元和2008年4760元，改革前后分别增长3.9%和7.15%；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1元增到343.4元和15780.8元，分别增长4.85%和7.25%。职工平均工资从262元增到615元和2008年29228元，实际年增长分别为2.2%和7.05%。居民储蓄存款1949年1.32亿元增到1978年210.6亿元和2008年217885.4亿元，按现价计算,分别年增长20%和26%；人均储蓄从0.24元增到21.9元和16407元，分别增长16.8%和24.65%。零售物价改革前后分别年增1.1%和4.7%，消费物价分别年增1.3%和5.65%。城市贫困人口从解放前4612万人减到1978年为零，2004年低于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口在5444.6万人（低收入户）及2008年城镇得到政府救助的低保人数就达2334万人，贫困率从80%降为0和10%或5%；农村贫困人口从4.3亿人减少到1978年2.5亿和2008年近4.34亿人（按联合国世界银行提出的每人每天消费1.25美元的贫困线测算)，贫困发生率从90%减为1978年31.6%和2008年60%。将城乡贫困人口相加（城市2334－5444.6万人，农村1.7-4.34亿人），全国贫困人口约在1.93－4.88亿人左右，贫困率在14.6%－36.7%左右。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公开承认的数据是：1978年为0.31，社会分配比较公平；在当政者大力发展中外私有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既定方针下，贫富差距急剧拉开，到2000年基尼系数已突破了0.4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到2008年已高达0.466，比美欧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要高。虽然我国迎来60周年国庆，社会矛盾尖锐，群体事件频发，其深层原因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达到极限。因为2004年5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60.4美元，1980年100元可兑换67美元；按消费物价测算，2008年522.7元只相当于1978年的100元。那时城市居民因多种原因发生生活困难，有集体单位和各级政府保障；农村居民生活困难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组织和国家扶持，也基本能保证，特别是“五保户”改革开放后有的农村已自生自灭。毛泽东时代，机关、学校、公有制单位实行公费治疗，生老病死都有医疗卫生保障；农村实行合作医疗，推行“赤脚医生”，近乎免费治疗、惠及亿万农民家庭，该制度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和大力提倡。毛泽东时代，全国有85%的人有医疗保障，而改革开放后却有80%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不少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为职工修建了住宅和福利性食堂、浴室、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职工疗养院、文化娱乐设施等。以2008年与1978年比较，反映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衰退情况：近30年来，中国总人口纯增3.65亿人，2008年底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4.3%，但中国医院、卫生院总数却从1978年的64311座减少到2008年的59572座，纯减少了4739座，下降了7.4%。农村医疗卫生更有大幅度减少：其中乡镇卫生院2008年只剩下了3.9万个，比1978年减少了1.6688万个，下降了30%；床位数只剩下了82万张，减少了32万张，下降了28.1%；卫生技术人员只剩下了87.4万人，减少了4.7万人，下降了33.8%。这就是医疗改革的后果。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医保，才是中国医改的正确方向。

许多经营较好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从集体福利中得到的实惠，甚至接近了名义工资，1978年仅全民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达66.9亿元，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14.3%，比1952年支付的劳保、福利费增长6.042倍。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是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广大工农劳动人民服务的，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而不是私有制社会为资本家、官僚买办、贪官污吏谋取最大的私利。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国家采用陈云提出的关系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的办法，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和日用品“购物券”等，虽然受到“资改派”的恶毒攻击和丑化，但是这种票证供应方法确保了亿万人民的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保证了社会安定团结。而且在严重灾荒、地震、战争、社会动乱等非常时期，要想保持社会稳定，都必须采用这种“计划供应”的办法。即使当今各级政府，特别是大中小城市，对粮食、食油和煤、电、水、汽的供应也必须保证需求，而且一天也不能断档。对各种突发事件也应有预谋对策。这都说明“预测、计划”的重要性。

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居民每人每年消费水平从1949年62元增到1978年184元，增长1.97倍，年平均增长3.8%，抛除消费物价年均增长1.3%因素，实际增长1.3倍，年均增长2.9%；其中农民从54元增到138元，市民从83元增到405元。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生活消费量到1978年是：粮食390.92斤，虽低于1952年4.42斤，但高于1986年以后的水平；食用植物油消费3.19斤，低于1952年1斤，但基本保护了炒菜做饭的需要；除上述两种消费品消费略有下降后，其他消费品都有增加：猪牛羊肉消费16.84斤比1952年增加3.18斤，家禽消费增加0.01斤，为0.87斤；鲜蛋3.94斤，增加1.9斤；水产品7斤，增1.66斤；食糖6.84斤，增5.02斤，卷烟30.8盒，增19.9盒；酒5.14斤，增2.86斤；茶叶0.27斤，增0.12斤；各种布匹24.08尺，增6.96尺；毛线0.06斤，增0.05斤；鞋0.91双增0.73双；消耗煤炭210.31斤，增127.12斤；1978年每百人拥有耐用消费品量也有较大增长：拥有自行车7.7辆、手表8.5只、缝纫机3.5架、电视机0.3台、收音机7.8台、照相机0.5架、录音机0.2台、电风扇1台等，而在旧中国普通百姓连幻想也想不到的。每人每天有报纸3.2份，每人每年有图书、杂志4.8册。1978年在农村人均住房面积8.1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6.7平方米。上述数字说明，毛泽东时代基本上解决了近10亿中国人的吃穿用住行“五个字”，即近10亿人的生存温饱需要。特别是解决了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占中国总人口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的温饱问题，是从古至今历届中国社会、包括一切私有制剥削社会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一切私有制社会离开了对广大工人、农民的剥削，剥削者就无法存在，正是工人、农民的贫困才养培了少数财主、资本家等剥削者、统治者。在苏东国家演变、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今世界，毛泽东时代让工农劳苦大众当家作主，解决了近十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仍然具有开创新世界的典范作用，更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四、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

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有33年了，但他对中国人民的恩泽，让人民当家作主，消灭剥削和奴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对中华民族发展繁荣，建立了崭新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永远不能丢弃；他留给我们宝贵遗产，如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消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用按劳分配取代按资按股分配，消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用社会自觉调节（或国家自觉利用经济规律）取代价值规律自发调节，消除私有制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通过宏观调控自觉保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资为辅的原则，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以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外部世界而属于民族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基础和希望；用工人阶级的民主管理取代资本家、私人的个人管理，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亿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企业、社会和国家活力的源泉。所有这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我们都必须永远牢记。

在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建了自立自强的新中国，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建设了强大的国防力量，赢得了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地位，近十亿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生老病死都有社会保障，这是当今没有任何国家能做到的。

　　第一，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创建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在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蒋介石800万军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屈辱历史。从此，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除台湾省外的国家统一、56个民族的大团结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人民所渴望的安居乐业、自由幸福的生活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多少炎黄子孙向往新中国，亿万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获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过如此喜笑颜开、扬眉吐气。中华民族只有到这时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第二，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肃清反动残余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经过土地改革、统一全国财政工作、镇反和整治社会，不仅在一年多时间内制止住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消除了各种丑恶现象，而且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仅用三年时间就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和平改造”、“和平赎买”的设想，创造性地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1954年制定出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人民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是新中国能够比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无法比拟的发展和进步的根本保证。

　　第三，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巨大的推进，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我们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无数艰难困苦和外有强敌破坏，内有内鬼捣乱；逐步建立起来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普遍提高。经过29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以7.45%的年增速度赶超世界大国和强国，中国的综合国力从占世界第13位上升到第10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将极端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工农业都比较发达的工农业国，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生产力布局，使辽阔的内地资源和经济得到充分利用和发展。十亿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向小康生活迈进。

　　经过29年的努力，我国建立的公交企业已达40万个，其中到1978年乡以上工业企业就达34.84万个、6091万工业职工。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到1978年已达4488.2亿元比1949年增长34.1倍，不论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基础(1978年GDP和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3645.2亿元和1018.4亿元、1745.2亿元及881.6亿元，比1949年分别增长7.013倍和1.35倍、44倍和5.67倍)。1978年各企业拥有金属切削机床达267.75万台、石油年产量超过1亿吨(10405万吨)、煤炭超过6亿吨（6.18亿吨）、钢达到3000多万吨(3178万吨)，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其中产业工人达2186万人，29年培养大学毕业生294.6万人、中专毕业生547万人、中学毕业生约1.7亿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人均CDP 达到381元，比1949年增长3.48倍，年递增5.3%，职工年均工资达615元，农民人均收入133.6元，城镇居民收入343.4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87.3%、2.05倍和2.92倍)，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1978年粮食产量达30377万吨、人均拥有粮食637斤），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建国29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尽管走过一些弯路遇到过一些挫折，但我们还是在29年间取得了比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他们快。这是邓小平的评价。邓小平生前从没有说过前29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没有说过新中国比西方大国落后50年，只是说过中国科学技术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20年，但并没有否定中国在某些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主持新的历史决议，也没有作这种判断。就是到如今，人们共识是，中国科技总的水平仍然落后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

第四，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打赢了反侵略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经过29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单一陆军向现代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特别是“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使中国国防力量大大增强。中国国防力量完全具有自卫反击的能力，是任何外国不能小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伸张正义，维护被压迫民族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国有423.8万人民军队，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在其他数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证明是一支能征善战、能打硬仗，有很强战斗力的军队。上述反侵略战争，既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赢得了和平建设时期，又为促进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上述四项成就，其中前两项，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创建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后两项，如现代化建设，建国头29年已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属于中国人民所有的，至少是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研制成功，使中国国防力量跃入世界强国行列;实施“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外交新局面，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到1978年8月已与10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形成了所谓三大国(指美苏中)或五大国(指中美苏日欧盟)强国地位或称国际格局，中国是三大国或五大国中的一角，对世界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从五个方面综合国力来衡量，国防力量（三弹一星和核潜艇、喷气式战斗机等军事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实力（重工业迅速壮大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科技创新能力（工业、军工、农业及生物、医药等科技创新能力，包括杂交水稻、牛胰岛素人工合成、数万次计算机等）、国家号召力和组织能力（毛泽东的威望、党的号召力和周恩来政府的组织能力，都列古今中国、国际社会最强之列）及国民凝聚力（人口众多且素质不断提高，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政治觉悟、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只要毛泽东一个号召就能形成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协作风格；自从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2个贪官，保持了政界20多年的清正廉洁，真正实现了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基本形成了路不失遗、夜不闭户、尊老爱幼、共同奋斗的社会风气。这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都列世界前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即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建国头29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是铁的历史事实。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如日中天的时候评价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席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而且这种评价他前后说了三次。这是任何走资派、资改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无法否认的。“经济崩溃”论可以休矣！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茫，毛泽东思想灿烂的光辉将永远照亮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在国庆6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怀念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将世世代代永远铭记毛泽东的盖世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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