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与领袖

群众与领袖　　

梁传仁　2009年7月29日　

什么是群众？群众的第一要义是指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一个特定的人群。

人有各种特征。按不同的特征来分类，可以把人分为不同的人群。例如：按性别分，可分为男人、女人；按年龄分，可分为婴幼儿、青少年、中壮年、老年人；按教育程度分，可分为文盲、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等；按地域分，可分为乡下人、城里人；或山区人、平原人、沿海人、水上人、草原人；或寒带人、温带人、热带人；还可以按职业分，按国籍分……等。

但有一个重要的分类特征是阶级，即按占有生产资料情况的差异来划分人群。按阶级分，在不同的时代可分为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等。阶级的粗略划分，可分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细致的划分不赘述。

现阶段的“群众”，它的基本组分，是指被剥削的工农大众；农民之外其余的小资产阶级也是重要的组分，还有中产阶级等也是其组分。

人的思想、道德、情感、行为、性格、气质等，受很多因素影响。例如：受性别因素影响：男人与女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有所不同的。受年龄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影响：年幼、教育浅，就显得幼稚、单纯；年长、教育深，就显得成熟、饱满。受地域因素影响：山区人、草原人，性格粗犷、豪迈；平原人、热带人，性情细腻、温和。

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阶级因素，即经济地位和状况的因素。受这个因素的影响：如奸商的奸诈、贪婪；农民的老实、朴素……

人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错综复杂的多种因素影响。从一般的情况来说，那个重要的阶级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是机械的绝对因素，只不过是个重要的因素而已。有重要，就会有次要，会有一些特例、或例外。如：地主阶级出身的澎湃，为工农利益而奋斗，被农民尊为“农民王”。一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了工农领袖。

群众与人民，有不同的概念外延，但群众占了人民的绝大多数，由是之故，在一些简略论述的场合，群众就代表了人民，群众就是人民，群众利益就是人民利益。与此同理，群众就代表了人类，群众就是人类，群众利益就是人类利益。

群众是一群人，是一个人群，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三五个人。某个人，向领导提出一些意见，未被接纳。这个人抱怨说，领导不接受群众意见。这个人的抱怨对吗？这个人的意见是群众意见吗？未必是。个人意见，或三五个人的意见，是否恰当地表达了、反映了群众的意见，是个待定的问题。可能是，可能不完全是，也可能完全不是。

面对由千万个人组成的群众，怎样了解他们的意见？把这千万个人挨个地征询一遍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缺乏可操作性。人，按其特征是可以分类的，同类型的人，意见大体相同（当然，不会完全相同）。按类型来了解，好办多了，大大增强了可操作性。上面已讲到，人的一个重要的分类特征是阶级。所以，阶级分析就是一个重要的了解群众意见的方法（是重要方法，不是唯一方法）。

由千万个人组成的群众，他们的行为，真像一团蚁群。

大家看过蚂蚁运粮食吗？一群蚂蚁，拖着一个死昆虫，这个死昆虫就是它们的口粮。那个死昆虫，那么大、那么重，三五个蚂蚁是拖不动的，要几十个蚂蚁一块儿来拖。但是，请注意那几十个蚂蚁，它们拖拉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有的向蚁巢方向拖，有的向另外的方向拖。这就会发生力量的抵消，是一种内耗。在一般的情况下，向蚁巢方向拖占优势，死昆虫向蚁巢移动，粮食运回家。但偶尔也会发生向另外方向拖占优势的情况，死昆虫逆向或各向移动，粮食远离家。——蚂蚁运粮的情景，就是蚁群的合力所形成的运动情景。

人类的历史运动与此类似。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思想、行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力、智力、财力和意愿所形成的对社会的影响力；每个人，都是历史动力的一个“大小不同、方向各异”的特殊“矢量”。亿万人的亿万个“矢量”，会合成一个“合矢量”。合成的过程，由于“分矢量”的方向各异，会有部分力量的抵消、互耗。这个合成了的“合矢量”，就是历史运动的动力，就是历史运动的方向。是它，决定了历史行进时所形成的那个曲曲折折、起伏跌宕的轨迹；是它，创造了历史舞台上那些纷繁复杂、奇异绚丽的故事。

群众占了全人类的绝大多数，群众合成的那个“矢量”，就是人类的“矢量”。群众运动的方向，就是人类历史运动的方向。

历史是怎样前进的，不是哪门宗教、哪路神仙的指引；不是哪个理念，哪种正义的显现；而是亿万群众的动力所合成的“合矢量”的推动。这个“合矢量”也就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书中和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讲到的“合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

群众是个庞大的人群，相对于个人而言，几近无限大。由几近无限多个独特的“个人矢量”合成一个“群众合矢量”。尽管某个或某些“个人矢量”与“群众合矢量”近似，甚至非常近似；但是，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矢量”会与“群众合矢量”百分之百“重合”。由是之故，任何一个个人对历史的主观期望，与历史的真实结果都不会百分之百符合，都会有细微的偏离，或较大的偏离，甚至完全逆反。这样一来，基于群众合力而引发的历史运动，就具有不以个人随心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客观性，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种历史客观性，是判断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最大标准、最后标准、最根本的标准。

你的言行，同群众利益符合（近似符合），站在群众前列，引领群众前进，是为先进分子。而优秀的先进分子，进而是为领袖。你的言行，同群众利益相背，站在群众后头，拖累群众前进，是为落后分子；严重落后，就是右倾分子、反动分子。你的言行，超越群众利益，先进得过了头，超前地站在群众前头，同群众隔了一个空档，是为左倾分子。左倾并不好，左倾并不是先进，更不是先进得很好，左倾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历史错误。

有的人，他个人对社会影响力很大，例如那个“扁总统”。数十万“红衫军”群众“反贪倒扁”的合力，都拖不动他。他更来劲了，更疯狂地贪，更放肆地贪。历史的轨迹竟然出现逆向移动，他成了个颇为光鲜的“历史反动派”。但后来，更大规模的群众合力，终于把他拉了下来，拖进了监狱。

有的人，他的言行“矢量”，同群众的“合矢量”基本一致。他的“言”，使他成为群众的“代言人”；他的“行”，使他成为群众的“带头人”。他就是英雄、领袖。

有的领袖，其言行同群众利益的所谓“吻合”，只是一种“偶合”（暂时的、偶尔的吻合）。那个洪秀全，在广西一呼百应，群众跟着他，浩浩荡荡，由西向东，一路打过去；但他到了南京，就脱离了群众，严重的脱离了群众，非常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南京的平民百姓，看不到该人，不认识该人，不相信有该人。南京天朝比北京皇朝还要腐败。内部开始分崩离析，众叛亲离。最后被“湘军”打垮了。

有的领袖，具有献身精神，具有实践热情，具有历史使命感，具有过人的胆略和魄力。更难得的是，具有哲学深度的主观能动性，使他能够达到在认识论的高度与群众相结合。从青年到晚年，始终一贯保持着：积极了解群众、正确认识群众，把自己的个人人生同群众的历史命运，水乳交融，溶为一体。当他站在群众前面的时候，他不超前；当他站在群众后面的时候，他不拖腿；当他站在群众当中的时候，他不踞高。当群众向他欢呼万岁的时候，他向群众高呼“人民万岁”。他应该称得上是一位英明的领袖、伟大的领袖——此人毛泽东。

认识群众，就是认识人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那么，怎样才能够象毛泽东那样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去了解和认识群众呢？

试想，你要知道苹果的味道吗？“从苹果中来，到苹果中去”。咬它一口，品尝一下；再咬一口，再品尝一下。如此循环往复……。

正确认识群众，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认识群众，也是如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群众的情况，分析研究一番，得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再调查了解群众的情况，再分析研究一番，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认识论，是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详见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作为领袖（或者，更为实际一点说，作为领导层）通过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了解各个阶级的利益分配、力量对比、矛盾烈度、行为动向。获得对群众的正确认识，把群众将来的长远的利益同目前的近期的利益相结合，运用自己的（或者应该说，领导集体的）聪明睿智、才能智慧、深邃的洞察力，提出前瞻性的理论、阶段性的路线、目前执行的政策、当下动员的口号。发动群众，创造历史。

可见，领袖和群众的历史作用，是一致的。领袖，是群众人性化的个人代表，是群众利益的集中凝聚，是群众“合力”的具体体现。其实，在各种文章中所书写的那个“领袖”一词，从实质上讲，可理解为群众的一个“代词”。

英雄造时势，实质是群众造时势；领袖推动历史，实质是群众创造历史。

领袖必定和群众结为一体，不存在脱离群众的领袖。领袖一旦脱离群众，他就不成其为领袖。脱离了群众的领袖，将一事无成。

我们党几十年来有许多领导人，让我们把其中的一些领导人在群众路线上的领导特点，比较一下。

比较一。在对党内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时：处在一线并担任国家主席的那个领导人，要党员做驯服工具；党员是人，却要当工具，而且是驯服工具。那个领导人，要党员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而已退居二线的那位领导人却告诫党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敢于反潮流，要造反。

比较二。在反右运动时，退居二线的那位领导人认为，要发动群众，反击政治上的右派，抓他五千。而处在一线并分工管反右运动的那个领导人，矛头指向学生、教师、一般干部等群众，抓了五十万。

比较三。在“文革”时期，初期的领导人是LD，到处派遣工作组，矛头指向群众，在学生当中抓了一大批“反革命”，要抓三十万。毛在长江游泳，赶回北京，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撤除工作组，解开群众的束缚，群众获得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从未有过的“大民主”，把矛头调转过来，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比较四。在对待群众的态度方面。且慢，在进行这顶比较之前，有必要插几句，先介绍一下新时期的一件新事物。在新时期，官们学“特色”。培养出一堆堆官僚，一窝窝贪官。经过二三十年，由“承包”开始到了“改制”阶段，靠“先富论”、“猫论”、“不争论”、“摸论”、“不管姓论”的孕育，由“合法权力”进行合法化的孵化，鲸吞国有资产，一群暴富的新“官人”破壳而出，实现了“先天下之富而富”。在敛财方面，创下了历史空前的“三级跳”记录，两脚三跳，蹦、蹦、蹦，转眼间就令人惊愕地跃入亿万富豪的领域，他们是新时期的新事物。新时期有许多新事物，这群暴富的新“官人”是最耀眼的新事物。新事物尚未有合适的新名称，暂名为“官阶级”。他们同群众已经拉开距离，拉开了一个阶级的距离，互相间的情感色彩，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已迥然不同，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好，言归正传，他们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有个副局长，看来象是学“特色”学得娴熟，当记者来采访房地产开发的弊端时，他用质问的口气训斥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有个党组书记，看来象是学“特色”学得高超，大骂群众：“算个屁”，“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对比一下，在老人家时期，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大家践行为人民服务。干群一致，军民一致。群众视党员为先进分子，视干部为行为楷模。兰考有个焦裕禄，全国有千万个焦裕禄。

比较五。在处理“有问题的群众”方面。所谓“有问题的群众”，是说，群众中有的人可能有不当行为或过激行为，成为“有问题的群众”。但那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在老人家的教导下，干部们是怎样去处理那些问题的呢？武汉一所军校的饭堂，发现晚上有外人来偷吃馒头，干部告诉饭堂管理员，不要抓。珠江口外桂山岛一个连队的菜地，有老百姓来偷摘几棵菜，第二天，指导员带领战士，摘了一筐菜，送往那个老百姓家，同老百姓亲切交谈，军民一家。可是，在新时期，官们又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呢？把小偷……等，作为敌我矛盾，从重从快从严，打几个大战役，全国大屠杀。对摊贩，由城管棍棒侍候，雄纠纠打得你人仰马翻，气昂昂追赶你屁滚尿流；“劈啪”，踢翻摊挡，番茄、土豆滚一地，“卡嚓”，折断秤杆，叫你还想做买卖。对行人，交警设圈套、安陷阱，诱你犯规，罚款没商量。自从动用野战军和坦克清理了一次运动场之后，从此官们对群众就得了恐惧症，“稳定”就无条件地压倒一切，群众上访，群众请愿，群众团聚，群众集会，群众游行等群体行为，都竭尽全力，加以阻压。

通过这些比较，总的说来：那个领导人，脱离群众，蒙骗群众，愚弄群众，背弃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而“老人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诉诸群众，服务群众。

本文完毕。最后，捎带说一点：前两个多月，读了宇太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国人啊，集体忏悔吧、涅槃吧、更生吧》。我尊敬宇太老师，这篇文章也是好文章。但这篇文章要群众集体忏悔，我认为是不对的。要某个人、某些人忏悔，是可以的。但是，要群众集体忏悔是不可以的，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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