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
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话说1940年12月27日，毛泽东仍然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让周恩来继续同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次严厉批评了他犹豫迟疑的态度，电文中说：
“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
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第3战区的计划，国民党第32集团军，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计划明确规定：
“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12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
“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华中我军部队应统一指挥，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党的工作统一于中原局。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29日来电意见说：
“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4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毛泽东在为书记处起草的《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还转》的电示中说：
“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令江南部队迅速北移。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与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态度。”
毛泽东在电示中还说：
“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有误。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
12月底，蒋介石下达密令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此时，顾祝同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已经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电文中没有说明他们转移的具体路线。
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夜，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1个教导团、1个特务团和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分3路由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及罗里村等地向南进发。
项英提出要“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他命令部队向东南走，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到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从镇江以东渡江北上。这条路线对新四军非常不利：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无异于授柄于国民党，他们可以说新四军是要进攻他们;在军事上，向国民党重兵扼守方向行动，无异于自投罗网。
此时，国民党利用有利地形，布下了重兵，计有新7师、40师、52师、79师、108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62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144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
以国民党第25军军长张文清，为“剿匪右翼军指挥官”，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部堵截新四军东去之路;以第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指挥的79师、62师，堵截新四军南去之路。这些部队分别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
1月5日下午，皖南新四军到达大康王、茂林、潘村铜山等地，先头部队1个团在山口隘路遭到国民党第40师阻击，双方发生争夺战。
1月6日，国民党军第40师主力投入战斗，第144师、52师、79师迅速向新四军进逼。
1月7日，毛泽东获悉新四军被围后，立即与朱德、王稼祥电示叶挺、项英说：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国民党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毛泽东将皖南新四军被围情况转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指示他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
1月7日下午，新四军3个营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于黄昏时分攻克了星潭，乘胜向廊桥河进击。3个纵队只要会师廊桥河，部队就可以冲出包围圈。可惜的是，新四军军部与前方部队没有拉电话线，此时军部不知道星潭已经被前锋拿下，项英还在百户坑主持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而且一讨论就是7个多小时，丧失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项英在袁国平、周子昆的支持下，否定了叶挺坚决攻下星潭突围的正确主张，改令部队立即后撤，向西南方向行动，走高岭绕道去天目山，坚持游击战。
1月8日凌晨，皖南新四军向石井坑方向转移，遭到国民党军第79师和新7师的拦截。项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经与叶挺、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饶漱石研究，决定重返云岭，从铜陵、繁昌间渡长江北上。由叶挺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
1月8日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擅自离开了军部。深夜11点左右，叶挺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离队的情况报告了中央。
1月9日凌晨3时，中共中央复电说：皖南新四军全体同志，现在你们的处境十分危急，希望全军同志团结在叶挺同志周围，克服困难，急取胜利。“新四军皖南部队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
1月10日下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回到石井坑大园村军部。项英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我们的事中央知道吗?”
“已经知道了。”
“中央的意思呢?”
饶漱石没有回答，拿了一份电报给他看，电报上说，一切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政治工作由饶漱石负责，要想尽办法突围，保存革命力量。项英把电报还给饶漱石，说：
“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就负责指挥吧。”
袁国平对叶挺说：
“军长，我向你检讨，我犯了右倾的错误。”
项英说：
“这一切由我负主要责任，如能生还，我将向中央检讨。”
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刘少奇、叶挺：
“叶挺等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等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指示叶挺等人，速谋突围东进或北进。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连续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最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
1月12日，新四军军部秘书、《渔光曲》的任光，在突围中牺牲。下午，东流山失守。晚上，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叶挺作了最后一次讲话，他说：
“现在全面突围，走西北角穿过凤村，向铜、繁挺进。集中突围如果不成，就分散突围，过江后到无为会合。明月有缺也有圆，人生有散也有合，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突围开始后，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又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由于国民党军已经封锁了山口，饶漱石主持召开新四军党组织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挺、李一氓、张元寿、钱俊瑞、余立金、王聿先等人。饶漱石对叶挺说：
“你是否可以到3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去?”
叶挺说：
“现在谈判是没有条件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
饶漱石说：
“过去的那些暂时不谈。这一次，是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在座的同志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就可以证明是党派你去的。”
叶挺沉思良久，说：
“好吧，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的，我就服从。”
叶挺先派了两个参谋，拿着他的名片下山联系，被国民党军扣留。叶挺又带着王聿先、黄炳生、徐冬梅和几个侄子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还有两名警卫员和副官、秘书，一行13人下山前去和国民党谈判，被上官云相扣押。
1月13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通电，抗议蒋介石包围皖南新四军的无耻行径。蒋介石一面诡称：已电告顾祝同查询真相，一面密令国民党部队，切实执行已定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计划。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等人说：
“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就在14日这一天，皖南新四军指战员们经过七昼夜的英勇拚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黄火星、傅秋涛、江渭清等约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和失散，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来查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等20多人突围后，转到内覃仓东面的田坑里。一天中午，天气晴朗，项英脱了衣服晒太阳捉虱子，暴露了他身上保存的黄金、银元、钞票和首饰。一天晚上，军部副官刘厚总借着雷雨先打死项英，又打死周子昆，打伤警卫员黄诚，把项英身上的财物揣进怀里逃跑了。
后来中共中央在《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里说：“项英口口声声服从中央，实际上是阳奉阴违。”
皖南事变发生后，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召开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近来没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不错。”
1月15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裂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5日，刘少奇提出“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建议。
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人根据国内外的形势，研究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击，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2次反共高潮。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又下令调集20万军队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国民党发动的第2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致电周恩来说：
“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1月17号命令，坚决反攻。”“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他又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指示报纸刊出了他写的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同时决定：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
《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说：
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
指示决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反共事变提出严重抗议，彻底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报纸、会议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倒行逆施的反动罪恶。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做好作战的充分准备。
1月18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痛斥蒋介石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呼吁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并纷纷发出通电，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也做好了随时配合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的准备。周恩来和南方局工作人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多种方式，向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各界群众和外国记者、外交官等宣传皖南事变的真相，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暴露在国内外人士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支持。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人多次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指出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部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宋庆龄还指示在1939年1月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给新四军送去大批物资、医药和资金。毛泽东很是赞赏。
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行动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等同中共代表交换意见，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共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
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致电国内，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制造分裂。
1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皖南事变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所采取的步骤问题》的指示。指示说：
中央根据蒋介石计划各个击破、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的情况，确定陕甘宁边区军事不作新的调动;华北方面照原计划按步去做，惟增加紧张性;华中准备打长期的游击战，以有利我军不利反共军为原则。
指示还说：
“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的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露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手。在组织上，拟准备撤消各办事处。”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他们：“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说：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4个字来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7个师的围歼计划出现了，于是1月17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1月2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人通电宣布就职，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
1月24日，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集中全力反共，日军乘虚向河南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仓促应战，丧师失地。日军连续侵占了确山、驻马店、遂平、西平、舞阳、项城、沙河店、象河关、蒙城、涡阳、周口等地。
1月25日，新四军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组成新的军部，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扩编为新四军，共有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其建制是：
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主要活动于苏中地区。
第2师师长张云逸(兼)，后由罗炳辉接任，政治委员郑位三;主要活动于皖东地区。
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主要活动于苏北地区。
第4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主要活动于皖东北及津浦路以西地区。
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主要活动于鄂豫皖地区。
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主要活动于苏南地区。
第7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主要活动于皖中地区。
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通报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政治上取全国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我们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我党的方针是捉住皖南事变和‘一.一七’命令不放，除非蒋取消这个命令，并实行我提出的12条。”
1月25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12条，当面交给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要他转交蒋介石。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在国际上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也表示不满。各国使节纷纷往访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反对中国分裂。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声和压力，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说，他力图缩小皖南事变性质的范围，辩称：“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
蒋介石被迫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允许将新四军编入八路军，增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办法。
1月30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说：
“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日，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党到华北，破坏日本利益。”
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说：
“在蒋介石未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但必须坚持十二条，不再谈北移、扩军、边区等问题。”“只有这种尖锐对立的政策，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之目的。”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蒋介石，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项英该死!这个一贯自诩为“游击战专家”的党内蠹虫，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其一己之愚，累及一代名将，坑害了九千工农子弟，葬送了七千壮烈之士。饶漱石该死!他明知事不可为而强为之，继项英之后，竟然以党自居，白白将叶挺送入了虎口。叶挺也是命多乖舛，一生坎坷，正像他所说的，南昌起义失败后，离开了党组织;如今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以一个党外人士负责军事指挥，又处处受到掣肘，遇上的净是一些虎狼之徒，奈何?他倒霉的事还多着呢，请诸君继续往下看吧。
第146章
“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12条，对1月14日
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
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
话说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挑选了60本书，寄往苏联。其中既有哲、经、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他在寄件上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毛泽东又附了一封信，他信中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而且是几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岸英的长信”是指1940年4月12日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中国儿童在苏联》一信。原来早在1940年元旦节，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到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他了解到毛岸英不仅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孩子们中间威信很高，而且还善于表达，是个小演说家，儿童院每有社会活动或外出演讲，几乎都要派他去参加，便鼓励他把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及种种见闻写下来。毛岸英按照这一要求，在长信中除了赞美中国儿童在苏联的幸福生活以外，还以火一样的激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表达了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向往。周恩来回国后将这一封长信交给了毛泽东，并推荐给《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是很高兴的，但他对孩子们的成长看得很远很深，自然免不了要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诫勉一番。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等人在《关于当前形势与对蒋介石的方针问题》的党内指示中说：
当前形势，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对蒋介石“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12条，对1月14日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
2月2日，毛泽东在关于新四军今后集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要求新四军根据华中的形势，以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为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扫荡”，大力经营苏南，坚持皖南，准备于条件成熟时，向西、向南发展。
新四军军部据此对各师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对日军采取分散的游击战，包括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对国民党顽固派主要是运动战，包括必要的、有利的游击战和阵地战。
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电文中说：
“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我之政治攻势(12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此时，蒋介石为了摆脱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尴尬局面，决定在1941年3月1日，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用以掩饰其破坏国共合作、瓦解抗战营垒的罪行，缓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2月19日，周恩来将中共7个参政员的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12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很难出席参政会。并将此公函抄送各党派参政员20多人。
蒋介石指使张群、宋美龄出面拉拢小党派，以某些小让步为诱饵，使小党派对之产生幻想，借以孤立中共。并动员小党派领袖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人，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小党派领袖虽然不相信蒋介石，对蒋不满，但也希望中共“再忍一次”，“即使上当也是最后一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到斗争策略，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接受了民主党派的建议，同意以中共7个参政员的名义，将解决皖南事变12条办法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
2月23日，毛泽东应军政杂志社请求，出版了他在1936年冬天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残余影响，在出版按语中写道：“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2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投降危险克服抗战困难的声明》，要求：
“全党必须把抗战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而不应该依赖任何不可靠的外援。”
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国民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这第2个12条是：1、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2、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3、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4、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5、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6、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7、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6个军。8、释放叶挺，回任军职。9、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10、退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11、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1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12、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1941年3月2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正式开会。中共代表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再次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中共临时解决办法12条，函文中首先说明：
“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就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殷，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附列于后，倘此12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蒋介石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时间推迟1天，是为了争取中共参政员出席。中共的坚决态度，使他的企图落空了。
3月6日，蒋介石在没有中共参政员参加的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上，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又不得不保证说：“今后，再决无剿共的军事。”
3月8日，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
3月上旬，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3科科长胡立教和作战科科长叶超，在突围中脱队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围击的情况。
3月11日，中共中原局将胡立教、叶超汇报的皖南事变经过，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中共中央。
3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他写道：
“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住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他说：
“国共本无事，地方摩擦即国民党内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做宣传，日本人即无事也是要造谣的。中央决不会再来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们的失败。”
蒋介石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具体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后来，毛泽东曾经就此一斗争总结说：
“我们的攻势，即双12条及不出席，结果迫使蒋介石作正面回答，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12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
3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党内指示中写道：
各根据地必须“加强党内的政策教育，纠正过‘左’思想。
3月间，国民党召开八中全会。因为柳亚子在皖南事变后谴责了蒋介石，并拒绝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蒋介石在柳亚子缺席的情况下，指使八中全会开除了柳亚子的国民党党籍，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吴玉章、林伯渠、张曙时等人在柳亚子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第二天，从延安发去电报，对他慰勉有加，赞颂备至。陈毅也给柳亚子寄去了一首《沁园春.慰柳亚子》。
不久，柳亚子也在香港发表声明，他以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宣布“正式”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这一消息后，对柳亚子的这一惊人之举，称之为“一件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大事。”
后来，柳亚子于11月在《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曙时诸公》一诗中写道：“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写的序言中，强调要面向实际，调查研究。他说：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都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3月，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他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理论概念，张如心写道：
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略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3月，毛慎仪病情严重。他给在柳树店边中学习的四弟毛雪华写信说，请转告叔叔毛泽东，能否有办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毛慎仪是于40年在边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2局，担任电讯机要工作。期间，他得了肺结核和痔疮，由于肺结核病情严重，也影响到痔疮的治疗。
毛雪华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杨家岭向毛泽东报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泽东对毛雪华说：
“快送他进医院。”
毛雪华马上赶到几十里以外的安塞县城。此时，毛慎仪已经病入膏肓，身体非常虚弱，躺在担架上起不来。毛雪华和2局的人立即组织民工，抬着担架，把毛慎仪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口，毛泽东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仪，十分惊讶，焦急地说：
“怎么病得这么厉害?赶快送他住医院!”
毛泽东亲自把毛慎仪扶下担架，让他喝了点水，又给白求恩医院院长黄树则写了一封信，介绍毛慎仪去那里治病。毛泽东写完信，用自己的汽车将毛慎仪送往柳树店白求恩医院。然而，由于延安医疗条件太差，又缺乏药物，尽管医院想了许多办法，仍无回天之术，毛慎仪不幸病逝，年仅19岁。
这天是星期日，毛雪华到杨家岭，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脸上流露出一阵哀伤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说：
“慎仪牺牲太早了!他才19岁呀，血气方刚，正是为革命出力的时候。”
毛雪华认为三哥的病并不难治，主要是医术落后造成的，因而对医院有些埋怨责备。毛泽东劝道：
“雪华，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医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你要从大局看。医院条件差，缺少药品，但他们还是尽到了责任。”
毛雪华提出想给哥哥立块碑，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碑你去立，花多少钱，你来我这儿拿，我出钱。”
从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
日本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烈、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办法，由以往短促突出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长驱直入的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打击。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残酷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疯狂抢夺老百姓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同时，在华中进行了分时期、分地区的“清乡运动”。
在法西斯势力猖獗的形势下，国民党大批党政军要员，特别是大批军队投降日本。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20人，高级将领有58人，军队达50万。他们在日军指挥下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配合日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军事战斗频繁，八路军、新四军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也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到约40万，华北产粮区的平原地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正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样：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然而，任何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毛泽东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相持阶段中这一最困难的阶段，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的困难。”
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941年3月(一说40年冬)，经毛泽东和朱德批准，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进了南泥湾。
359旅原先在绥德一带屯田，因驻地人稠地少，种粮代价又高，又无经验，结果失败。此后，朱德和留守兵团负责人到南泥湾考察。
南泥湾是个方圆几百里的平川，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是延安的南大门，属于汾川河流域，是金盆湾的一个乡，与临真镇、马坊、九龙泉接壤。据说在很早以前，南泥湾地肥水美，人口稠密。在清朝年间，这里民族纠纷迭起，百姓为避战乱，相继弃乡背井。从此，这块富饶美丽的平川，变成了野兽成群荒无人烟的烂泥湾。
朱德等人发现此处既是战略要地，土质又肥沃，水源也比较好，是理想的军屯之地。于是，决定由359旅旅长兼政委的王震主持延安军分区和延安卫戍区的工作，统管全旅的工农业、商业和运输生产;由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湾主持生产练兵等日常工作，将以苏鳌为团长的补充团开进南泥湾屯田。
同时，以警4团在鄜县一带的槐树庄屯田。将驻扎在陇东的王维舟(王宏坤)的385旅，开进沟深林密的大、小风川屯田。另外，豹子川、清泉镇等军屯区的生产也搞得热火朝天。
后来，359旅在南泥湾奋战2年，创造了“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塘”的丰收景象，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陕北的江南”。其他部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42年，生产自给率达到82%。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中央办公厅机关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开赴距延安45公里外的南泥湾，他们开辟出一个拥有300多亩地的农场。江青也到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她在那里一干就是二三个月。她还发挥自己的专长，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编织了十几件厚厚的毛线衣。
1941年4月上旬，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人民，被人用担架抬上船，渡过黄河，来到了延安。
续范亭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胃病、肺病复发，在中共中央的电报催促下，才来延安治疗休养的。当他躺在担架上来到杨家岭时，毛泽东特地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毛泽东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让他住进位于延安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让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以及院里内科主任黄树则等人为他诊断。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药品分出一部分，派人送给续范亭，写信告诉他，药品的疗效和服用方法。毛泽东听说续范亭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马上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开出英文原名，发电报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法购买。药品买来后，毛泽东立即派人给他送去。
有一次，毛泽东专程从杨家岭走了十多公里，前往续范亭住的延安柳树店医科大学后山的窑洞里，去看望续范亭。毛泽东一进校门，就被医科大学的学员们拉到礼堂讲话。
续范亭对毛泽东非常景仰，他虽然病情很重，听说毛泽东到了医科大学，还是带病下山到医大看望毛泽东。当续范亭走进礼堂时，毛泽东一眼看到他，中止了讲话，马上走下讲台，与续范亭紧紧握手，亲切询问他的病情。续范亭告诉毛泽东，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感谢毛泽东的关心。毛泽东招呼续范亭入座后，才继续上台讲下去。他转过脸，指着续范亭对学员们说：
“如果你们把续老的病治好了，就算你们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讲完话后，又随着续范亭来到他住的窑洞里，问寒问暖，嘱咐他安心治病。
后来，续范亭从柳树店移居杨家岭党中央附近，毛泽东让他住在与自己邻近的窑洞里，他们不时见面、交谈。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中写道：
“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工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和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1941年4月，毛泽东亲自修订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规定：
“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
4月间，在国统区搞秘密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千里走单骑”，历尽艰险返回延安。毛泽东专门请他一家人吃饭。席间，毛泽东和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
“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他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以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以高岗为书记。
高岗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后，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以为自己是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和西北局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的工作不向西北局汇报，有事也不向西北局请示。高岗为此大为不满，他不仅在各种场合对留守兵团提出批评，并且还说，留守兵团如果再这样下去，西北局将不再负责他们的后勤供应和保障。一时间，西北局和留守兵团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高岗除了和萧劲光有这个矛盾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过节，那就是原来高岗还兼任着萧劲光领导的留守兵团所属的保安司令部司令。萧劲光一是忽视了高岗在党内的地位远比自己要高得多，二是忽视了毛泽东对陕北红军干部的重视，曾多次强调外来干部要与本地干部搞好团结，他只是把高岗当作自己的下级，按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来处理他和高岗的关系。
有一次，飞机场正在维修，有飞机要降落。萧劲光命令高岗去督促一下，争取快些修好。由于高岗没有按时完成任务，引得萧劲光对他大发雷霆，高岗由此对萧劲光怀恨在心。
毛泽东知道高岗和萧劲光之间的矛盾后，多次把萧劲光等人叫去，要求他们尊重高岗，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搞好党政军关系。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事情就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
毛泽东还推心置腹地说：
“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要通知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知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就应该尊重那里的地方党委和政府。”
就这样，高岗总算报了修飞机场那一箭之仇。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第147章
“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将变成一个
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
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
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话说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说：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事业亦加以改进，通为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党宣传。《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中央机关刊物是《解放》周刊。此外还有《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共产党人》等10多种报刊杂志。在1940年以前，这些报刊杂志与时代的需求基本相适应。
1941年以后，《新中华报》内容不够，3日1刊周期长，分量不足。《解放》周刊有时是两周合刊，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它报刊也基本类似。再加上根据地进入非常困难时期，纸张、经费严重不足，发行渠道堵塞。因此，毛泽东向中央提议，停办其它报刊，集中力量创办《解放日报》。
《通知》发出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创刊，由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本刊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将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之诚，以告国人。”
5月，中原局把徐海东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泽东。徐海东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病倒在华中战场上。他在皖南事变后，对新四军的损失十分痛心，因之病情加重了。
毛泽东在延安给徐海东发了一封200多字的电报，大多是安慰他治病的话，最后是8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电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让秘书把那8个字，用毛笔写在日历牌的硬纸上，放在自己的枕边。徐海东回想起在延安治病时，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知道他不能吃东西，就亲自批条子，派人送给他50块钱作为生活补贴。毛泽东对他太关心、太爱护了。徐海东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相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天不会塌下来。
徐海东在养病期间，总忘不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所说的谁看不完那3部古典小说不算中国人的笑话。他常说，只要我不死，一定要读完《红楼梦》，决不做半个中国人。他在病情稳定的时候，除了注意战局，学习共产党文件，就坚持读《红楼梦》，终于读完了这部小说。他高兴地说：“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了。”
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一是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二是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经验教训的骨干;三是敌后斗争虽然还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于是，毛泽东就开始发动了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统战部送来了出席高级干部会议的通知，韩光见其他几个科长都可以参加会议，唯独没有自己的份，心中很是不舒服。他还听说毛泽东要在会议上作演讲，便下决心一定要争取去听听。他找到了副部长柯庆施，说：
“柯部长，别人都有会议通知，我也想去参加会议，不知是否可以?”
柯庆施说：
“按条件，你可以参加。这样吧，你写一个简历和申请，我给你送上去。”
韩光按照要求很快就写好了。柯庆施便把他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秘书长李富春。
第二天，韩光便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只见他站在讲台桌前，面前放着两三页纸，并不念稿子，偶尔看上一眼，时而在桌子前走来走去，时而举起右手打着手势，以引起听者的注意，直讲得深入浅出，妙语连珠。会场上气氛热烈，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会心的笑声。
坐在听众席上的韩光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他感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严肃地批判了不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着重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他在批判党内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时说：
“20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自此，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运动便正式开始了。
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东南局与中共中原局合并为成为中共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
中共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组成;刘少奇兼任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5月，毛泽东发布《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部队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符合党的财政经济政策。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和研究解决群众负担过重问题。
这一天，适逢天降暴雨，电闪雷鸣。突然一道闪电从屋角穿入会议室，“轰隆”一声把一根木头柱子劈断了。与会人员受到巨大震动，很多人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惊魂未定，会议室内传出“救命”的呼声，林伯渠立即派人进入室内，将受伤人员扶了出来。受伤的延安市高市长、志丹县赵县长、延长县白县长，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只有延川县4科科长、代县长李彩荣不幸身亡。
可真是祸不单行，就在这场暴雨中，南关市场上一位50来岁的安塞汉子栓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汉子因为对时下的负担过重很不满意，就借着此事在大街上扯着嗓子骂开了：
“老天爷不开眼，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劈了李县长，劈死我的毛驴……”
周围的老乡们都吓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劝那汉子，有的则议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一时间，议论纷纷。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那个汉子抓起来，有人建议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不久，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望着小吴问道：
“听说你们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
小吴激动地回答说：
“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你。”
“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李县长是中了雷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你。我们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他说：
“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小吴坚持说：
“不。你是人民的领袖，骂你，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问道：
“你想过没有，真的汉奸特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张张嘴却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又问道：
“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小吴说：
“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吧?”
“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小吴不再吭声了。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
“小吴同志，我建议你们，不要拘留那位老乡。还要请你们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小吴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小吴来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的情况，他说：
“抗战初期，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有的人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有的人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原来，1941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已经增到了7.3万人，陕北这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公粮猛增到20万石，人均负担高达1斗4升，比1937年提高了十几倍。这样的负担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比前几年就重多了。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噢”了一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他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思索片刻，又说道：
“看来，这位老乡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们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就是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
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
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救国公粮仍然很重，加上一些地方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自然难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
清涧县一位农妇，因为生活艰难，干部强征公粮，忍不住大骂共产党、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后，马上逮捕了那个妇女，说是要枪毙她。保卫处长钱益民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东西，听完汇报，气得“啪”地一声把毛笔甩在桌子上，站起身来，盯了一眼钱益民，然后在窑洞里来回踱步。停了一会儿，他才对钱益民说：
“不要为难这位农民，你把她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不久，钱益民将一名叫伍兰花的中年妇女带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农村妇女，虽说只有36岁，但看上去好像50多岁的样子，一副老实忠厚的农民形象。毛泽东马上走上前去，亲自替她松了绑，说：
“你不要怕，坐吧。”
伍兰花坐下后，毛泽东面带微笑把一杯开水送到她手上，和蔼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啊?”
伍兰花误认为是保卫部门在枪毙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认罪，她气愤地嚷道：
“枪毙我也要骂，反正咱活着也是饿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泽东问：
“为什么活着也是饿死呢?”
伍兰花没好气地说：
“你们培养出来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们老百姓交公粮，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
毛泽东问：
“你家有什么困难吗?”
伍兰花看到毛泽东比其他干部都和气，略微平静了一点，说：
“咱清涧苦啊!咱一家6口人，3个娃都小，婆婆72岁，男人又是个傻子，就靠我这一个女人维持这个家。咱住的窑还靠着沟边，发水就涝，就是想挖孔新窑，也没有钱雇人。共产党来了，咱分了5亩地，头两年还好，这两年村里官、乡里官、县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粮咱出不起，就骂咱男人和老娘。”
毛泽东问：
“村干部乡干部真的骂人?”
伍兰花说：
“妇道人家不敢撒谎，咱要说假话出门就叫挨枪子。咱不是不拥护你们八路军，只是咱家确实交不起公粮。今年遇上天旱，咱一个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点粮食，咱跟催公粮的干部求情，把公粮推到明年一块儿交，可他们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1袋粮食给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没有活路了，一气之下，是骂了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此处，气呼呼地站了起来，点着烟猛吸几口，前后踱了几步，大声叫道：
“钱益民!”
钱益民应声进了屋，说：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当着伍兰花的面，大声训斥他说：
“你们保卫部门在搞什么名堂?连这样简单的案子都断不明白?中央对交公粮的政策规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提下，自觉地交公粮，怎么能没收老百姓的口粮呢?这位妇女敢讲真话，是位好同志，不但没有罪，我们还要接受她的意见，赶快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拥护。伍兰花同志现在就释放，你亲自护送她回家，还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讲，不但要把没收的粮食退还给她家，还要好好照顾，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总之，不准饿死一个人。”
伍兰花听说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惊，又听了他说的话，感动得“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大声说道：
“毛主席，咱对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连忙将她搀了起来，安慰她说：
“伍兰花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该挨骂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难不解决，你就来找我毛泽东。”
6月18日，毛泽东就华中抗日反顽斗争的策略方针，复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说：
“少奇、陈毅二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党性是很好的，望向他们学习。”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
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远远看见黄有凤和一个女学生在一起。第二天，他在作战室看地图，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
“黄有凤，你快30岁了吧?昨天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原来，和黄有凤在一起的女孩子叫赵雪明，是抗大的学员，现在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他们早已商量好了，想等抗战结束后条件好了再结婚。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红着脸把情况说了一遍。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含着笑替他参谋起来。毛泽东说：
“抗日战争是个持久战，你们年纪都不小了，等到战争胜利那天，恐怕你们都老喽。我看你还是打报告结婚吧。”
黄有凤听了毛泽东的话，后来就和赵雪明商量结婚的问题，不久，他们就向组织上递交了申请结婚的报告。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7月，17岁的毛雪华在边中毕业了，他到杨家岭看望叔叔毛泽东，说：
“叔叔，我毕业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当教员，您看到哪里去适合?”
毛泽东说：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龄还小呢，那些学员的年龄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边中怎么样?”
“到边中有困难，你普通话还讲不好啊!”
毛雪华哑然了，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说：
“你到自然科学院去吧，继续学习，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将来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你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祖国出力。”
毛雪华临别时，说边中校长董纯才为制作学员证书，委托他请毛泽东为证书题词。毛泽东欣然名笔，题写了“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奋斗!”
不久，毛雪华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又应教务长魏之想委托，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旧报纸上挥笔写下了“自然科学院”几个大字，他写完了，又重写了一幅，然后放下笔说：
“这两份随你选吧。”
是年夏季，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的枣树上结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风吹拂着树叶，整洁的庭院里飘逸着淡淡的清香。毛华初高高兴兴地跨进了院门。叶子龙见他来了，就说：
“啊，你来了。有客人刚过去，要见主席，你快进去，过一会儿没有时间了。”
毛华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正和王若飞、彭真握手，问好。王若飞和彭真上身穿着白色粗布衬衫，下边穿着蓝色土布裤，坐下来各自用草帽扇着冒汗的身子。
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华初进了屋，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问候道：
“伯伯和叔叔们好!”
毛泽东向王若飞、彭真介绍说：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过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着。”
彭真笑嘻嘻地说：
“带的和亲生的也是一样。”
“别看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毛泽东看着眼前的侄儿，自然想到了陪着妈妈坐过监的毛岸英，想到了自己那些流浪的儿女们，想到了更多的孤儿，他越说越激动：“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的那一套，杀人如麻，白色恐怖，又比封建帝王、法西斯还利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亲族，连小孩也不放过。在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多少这样的孤儿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华初听着伯伯的话，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敌人杀害了他的生母罗醒，还把母亲的头割下来，挂在永和镇示众7天，她的身躯被丢在沙洲上，不许收尸，让狗吃，让河水冲走。毛华初的眼眼里溢满了泪水。
7月，中共中央将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共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秘书长陈伯达。
中央研究院开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共9个研究室。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8月2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慎思，拿起铅笔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一霎时，一个个大而粗重力透纸背的铅笔字洒满了3张信笺。
原来，此时在鲁艺任教的萧军因个性及观点问题，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他对一些文学观点和一些同事的做法不满，打算离开延安去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在准备离开延安前，他从作家和党外人士的角度，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直率地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以及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流露出他不愉快的心情。他在信中建议说：党要制定文艺政策，否则，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没有标准，是非难明。毛泽东很赞赏萧军的这个意见，于是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萧军看了毛泽东的信，立即赴约，两人又推心置腹交换了许多意见。萧军反映说，他与其他一些文艺界人士对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不能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毛泽东爽朗一笑，点拨他说：
“你不是编了一份《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
萧军经毛泽东一言点醒，心中多日来的不愉快一扫而空。他问道：
“咱们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里有什么文艺政策。”毛泽东说：“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呢!”
萧军建议说：
“应当由党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赞赏地说：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甭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毛泽东如此真诚坦率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萧军，他答应继续留下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几天后，萧军将手中现有的一些材料和那一篇经毛泽东点拨已经发表在《文艺月报》上的批评文章，一并寄给了毛泽东。
8月6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再奉约略叙。敬祝健康!
毛泽东
8月10日傍晚，萧军收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只见上边写着：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了，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
敬礼!
毛泽东
8月10日下午8时半
萧军当即来到杨家岭，在昏暗的灯光下与毛泽东就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促膝长谈。夜已经很深了，萧军起身告辞，他向毛泽东建议说：
“在‘文抗’住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一方面是投奔革命，另一方面既然来了，也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歉意地说：
“这么多作家到延安来啦，我还不知道，哪天我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黄昏时分，毛泽东由一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漫步来到了“文抗”的所在地杨家沟的半山腰兰家坪。
萧军一见毛泽东不期而至，又惊又喜，忙招呼他先到自己的窑洞里坐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找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作家。他虽然已经告诉了众人毛泽东最近可能要来造访，但不曾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来了。由于事先没有约定，萧军跑了几个窑洞，也没有找到一个人，等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才远远望见艾青一个人姗姗而归。萧军抢上去一把抓住艾青，告诉他说毛泽东已经来了。艾青急忙脱掉身上的旧军装，换上一套笔挺的西装，系上领带，随着萧军快步去见毛泽东。
夜已经很深了，警卫员提着马灯在前边引路，萧军和艾青陪着毛泽东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一直走到山下，这才握手作别，望着毛泽东高一脚低一脚地慢慢离去。
毛泽东回到杨家岭窑洞，见重庆发来一纸电文，说是国民党要员张冲已于8月11日病逝，年仅39岁。
张冲，又名淮南，字以行，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组部代理副部长。他是国民党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真心主张抗战的少数人之一，长时间代表国民党方面与周恩来等人谈判。毛泽东一直敬重张冲的为人，稍加思索，提笔为其写下了一幅挽联：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8月12日清晨，萧军刚刚起床，见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匆匆赶来，递给他一封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8月12日早
萧军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他的夫人王德芬，又跑去通知艾青、罗烽、舒群等人。艾青的夫人韦嫈昨晚在兰家坪的山路上散步，错过了见毛泽东的机会，听说毛泽东要见她们，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拍手叫好。
吃罢早饭，萧军在前边领路，王德芬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和舒群夫妇、艾青夫妇、罗烽夫妇一起，随后跟着一路下山，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前，早有江青抱着女儿李讷在门口迎候。毛泽东闻声走出窑洞，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进屋。众人进入窑洞，见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也来了，便相互之间分别握手问好，落座叙话。
这一天，大家谈得十分尽兴，不知不觉间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端上来饭菜，招呼众人围坐在一起进餐。他和大家边吃边谈，他还说，中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以便集思广益，制定一项党的文艺政策。
8月26日，高克林撰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高克林在1941年初对鲁忠才运盐队的3个人做了调查研究后，所写的一个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当日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作序。他写道：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3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8月2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议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准备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提出了恢复和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方案，他说：
“1、国民党释放叶挺，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出席参政会议，否则仍不出席。2、中国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疆界，国民党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力，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停止攻击。3、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4、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欲知国共关系能否缓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是为王明山头上的一伙人画了像。那些话是多么的辛辣，多么的尖锐，多么的深刻!至今读起来，还是让人觉得痛快淋漓!想当年，王明一伙人崽卖爷田是何等的颐指气使，到如今他们却是俯首帖耳如坐针毡，汗面赧颜。后人可不戒乎?我们每个人实在也有必要把‘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子写下来，贴在自己的墙上，经常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这样的警句对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如需电话联系可拨打 13937776295
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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