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48--151章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

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话说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任弼时、王明、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邓发、朱德、康生；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李富春、林伯渠、高岗、王若飞、叶剑英、李维汉、彭真、陈伯达、杨松；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扩大会议此后又先后在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4次会。毛泽东和王明在会议上就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短兵相接、公开交火。

9月10日，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期里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长达4年时间里，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是“左”倾错误路线。“左”倾冒险主义自称是“国际路线”，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建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外，还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他提议由王稼祥为副组长。

9月12日，王明在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了反击。他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王明还说，早在苏联的时候，他就反对博古的错误，博古是“苏维埃后期主要的错误负责者。”

王明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声称他只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王明的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批评，希望他检查和改正错误。

与会者高度赞扬了毛泽东：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说：“毛泽东——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任弼时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说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那个时期在各方面所执行的政策，都是“左”的错误政策。他在尖锐地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后，又检查了他自己受王明路线影响，在那一时期存在的一些缺点和所犯的错误。

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民调查》的讲话，他说：

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等问题。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毛泽东担任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负责指导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的整风运动。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和王明应邀到坐落在蓝家坪的马列主义研究院演讲。这一天虽然是个晴天，还是有些凉意。在学院北边的长方形教室里，早已来到的学员们大都是席地而坐，有的人捡块土砖垫着坐，也有的拿张报纸或自己的手帕铺在地上坐，大家静静地等候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和王明等人从侧门悄悄地进来，走上了靠北墙的讲台。

这是一个1尺高、1米多宽、两三米长的土台子。上面放着1张陈旧的木桌子，摆着两三张长木凳。

矮胖个子的王明，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穿着一身黄色呢军服，却没有再穿他那双皮马靴。但他依然是神气活现，显得十分傲慢。

毛泽东个子高大魁梧，蓄着浓密的黑发，笔挺的身躯穿着同干部、战士一样普通的八路军服装，裤子膝盖处还有块大补丁，脚蹬一双旧布鞋，十分朴素。他脸上总露着一种和善的微笑，没有一点派头，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一样。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请王明同志先讲。王明也不客气，站起身来，瞥了毛泽东一眼，就夸夸其谈地讲起来了。他对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爆发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错误观点。

王明讲完了，毛泽东针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讲话，他不尚空谈，也没有慷慨激昂，更不是声色俱厉，而是慢慢地摆事实讲道理。他说：

“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对苏维埃根据地和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白区百分之百损失了，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和苏区牺牲了不计其数的好同志，把一块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也丢掉了，这是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倾机会主义者比猪还蠢。一头蠢猪总想用嘴拱破菜园的篱笆，拱进菜园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园的主人用棍棒打出来后，它第二次就不会再从原地拱进菜园去偷菜吃了，它会换一个地方再拱进菜园去偷菜吃。可是我们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今天喊要打长沙，明天喊要打南昌，还高喊要攻打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牺牲很大，还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转个弯。你们看，‘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者，是不是比猪还要蠢？”

毛泽东的话引得学员们哄堂大笑。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说：

“1、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2、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3、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7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3人同王明进行了一夜长谈。毛泽东对王明说，抗战初期，你在武汉工作期间，对形势估计乐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战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组织问题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极不正常，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不对的。

王明不仅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批评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

“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王明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胡乔木列席会议。

王明重申了他在7日谈话中的看法。他还坚持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说他“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他还说，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

王明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者的批评。

毛泽东发言通报了7日晚上4人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他最后说：

“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王明同志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进行讨论。一气之下，肝火上升，心跳加快，扁桃腺发炎。

10月10日，黄有凤和赵雪明在中央军委办公楼2楼举行婚礼，毛泽东作为他们的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还送给他俩两瓶延安大生产时期自产的红葡萄酒和一床碎花洋布被子。

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

“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饶（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个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大有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2日，毛泽东专门为书记处会议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

可是，此时的王明知道大势已去，便宣布有病请假，不参加会议了。书记处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说：

“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

10月14日，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从此，他借口养病，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有一天，康生见到了江青，他说：

“王明同志在医院里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将康生的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账的，该说的时候，那就狠狠地碰他几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让江青代表自己和王明打交道。江青知道王明是个能言善辩难缠的主儿，所以她决定，在王明面前要表现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泽东的风度和气量。王明见江青来看他，就问道：

“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

江青说：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一起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我对主席是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价很高。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并不影响你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全党都希望你们在这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前进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是正人君子吧。”

“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尊敬的，毕竟他把这支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见王明的真实嘴脸终于露出来了，就也平静地说：

“延安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的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训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这两种教育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王明没有想到江青说出了这一番大道理，他不想再谈下去，于是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今天还是第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是得理不饶人，她笑着问道：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讨厌两面派。张国焘也吹捧过我，后来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毛泽东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简直是哭笑不得，无奈地点点头，说：

“对，很对。看来这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堂课嘛。不过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干脆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说：

“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呀，主席还说他是个土包子，我最多也只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你们从苏联回来的人，见过大世面，才是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做出送客的姿态，走到江青面前神秘地说：

“有句话请你回去转告老毛，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不忠诚的人，老毛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问：

“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不愿意再谈下去，只是说：

“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还是请老毛多做参考。”

江青回到家里，向毛泽东汇报了她和王明的谈话，说到康生的时候，毛泽东笑了笑说：

“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是别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后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到医院或家中去看望王明，及时解决他在医疗中遇到的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还专门到医院，嘱咐院长傅连暲要认真负责。傅连暲亲自挂帅，担任王明的主治医师，选择金茂岳大夫担任他的助手。

金茂岳，1935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1938年赴延安。先在边区医院，后调入中央医院，任妇产科和外科主任。

金茂岳提出自己是学妇科的，不宜担当傅连暲的助手。李富春、傅连暲考虑，在大夫中间，金茂岳名气最大，而且上下间人际关系也好。于是进一步做了金大夫的思想工作，事情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王明刚住院时，经医生查明是心脏不好和扁桃腺发炎。住院不久，又发现了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胆。当时的传统疗法是，凡肝胆病都用甘汞，外加静脉注射葡萄糖。治了两个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转。金茂岳通知护士停止服用甘汞。结果，他只通知了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

那时的中央医院，也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人都凭着一腔热血工作。1942年前后，在知识分子群中，思想上一度有很大波动，对延安不满的情绪，也势必影响到工作上。再加上每天上午医院都要关门参加整风，医生和护士交接班制度，也一度松了下来。

金茂岳除了给病人治病外，还要领导他所在科室进行整风，对病人的护理记录忘了检查。白班护士也忘了告诉夜班护士，每个人所关心的是如何写整风学习心得。王明继续服用甘汞，病情开始加重。西医治疗无效，请来中医李鼎铭先生，服用几剂中药，始见好转。经化验检查，查出王明尿液中有汞。于是，王明说金茂岳用药害他，把他告到了中央。

中央得知此事，命傅连暲组织人会诊，把问题查清楚。经检查会诊，确认金茂岳失职。金茂岳感到问题严重，得罪了一名中央高干，又痛心又害怕。于是，私下向王明承认过失，赔礼道歉，并跪在王明床前，喊王明“哥哥”，请求原谅。金茂岳边说边落泪。王明的警卫员巴方廷，实在看不过眼，把金茂岳拉起来，劝走了。 

王明是欺软怕硬的主儿，一个劲儿向中央告金茂岳的状，理由是，金茂岳是否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中央收到王明的控告信后，责成中央社会部调查金茂岳，并组织全延安著名医生为王明会诊。

后来在1943年7月，金茂岳被拘留审查，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直到1945年，才澄清金茂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一次医疗事故，这才又重新恢复了他的工作。

在批判王明路线时，还有一个与金茂岳的遭遇完全不同的趣人趣事，他就是不是王明的王明。这个王明也就是1955年授上将衔的王平。

王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原名王惟允。他参加红军时，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叫王惟允时，常常喊成“王翁翁”，王惟允无奈，只得改名为王明。此时，党内军内批判王明路线，此王明一说到彼王明，也难免拗口，于是又改名为王平。后来毛泽东知道后也觉得非常有趣。有一次他召见王平，还谈起了此事。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挥笔为王平写了一纸任命书：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  毛泽东

且说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开幕。到会参议员219名，其中18名为候补参议员。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敌后根据地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国民党驻第18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也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30分钟的演说，他说：

“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他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毛泽东还批评了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他说：

“要彻底根除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作风，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要保证除汉奸和破坏抗战与团结的反动顽固派以外的所有人，都有说话的自由，说对了，我们应该欢迎，学习别人的长处；说错了，也应该让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力，想要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共产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人士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这里以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

毛泽东热情地希望参议员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为减轻群众负担，克服目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献计献策。

在开幕式上聆听毛泽东演讲的参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李鼎铭先生。

李鼎铭，原名丰功，1881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中农家庭。1903年赴绥德应试，取为廪生。后来曾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1913年，他在担任米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产，创办了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自己兼任校长。1923年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职务；1926年因病返里，专心研究医学，对中医中药的掌握和使用比较精通。1930年后，李鼎铭住米脂县城，开业行医。李鼎铭为人耿直，同情农工，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1941年，他作为开明绅士的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李鼎铭这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毛泽东演讲，内心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的话，是这样透彻，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11月7日，毛泽东为了更加有效地粉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代表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说：

“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进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阶段，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均很大。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即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约和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毛泽东还指示说：

根据日军进攻的特点，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3部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

只有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性的土制武器，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等，使敌人到处疲于奔命，才是今天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唯一道路。

再说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上，随着会议的一步步展开，李鼎铭看到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不但参加大会、小会，而且还找一些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他深深地感觉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真诚的。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和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决定向大会提交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持怀疑态度，曾数度劝阻他不要提出这样的提案。但是李鼎铭还是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毅然决然地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联名拟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其内容大略曰：

提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及消耗。5、提供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人的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以后，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在抗战救国的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们进攻，实行精兵简政，岂非束手就擒吗？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不良。

11月1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彭德怀的名义，从延安给在重庆的冯玉祥发去贺电，祝贺他60寿辰。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各方面发给冯玉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周恩来代表中共著文并题写“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冯玉祥曾多次派人到周恩来住处，征询革命道理和商讨抗日的主张。他在三户印刷厂秘密印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他还营救过胡志明和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且说在一个隆冬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毛泽东在微弱的灯光下，反复翻看着引起争议的李鼎铭那个“精兵简政”的提案，用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不久，李鼎铭登上参政会讲台发言，正式将“精兵简政”这一提案提交大会讨论。他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对这一提案表示极为赞成。他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还说：

“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随着天气气温逐渐升高，衣服就逐渐地脱了下来，到了夏天就穿的很少了。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已不适应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

毛泽东又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欲知李鼎铭的提案能否被大会通过，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49章

“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

的气，受老兵的欺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

个分区的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

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话说1941年11月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提出请续范亭讲话。续范亭站在主席台上，怀着激动的心情说道：

“我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将来的中国是胜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保障，中国劳苦群众先进人士的保障，毛泽东政策路线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李鼎铭等人的“精兵简政”提案，获得165票的多数拥护获得通过。

大会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选举安文钦、谢觉哉为副议长。

大会选举了边区政府领导人员，边区政府委员会由18名委员组成，他们是：林伯渠  李鼎铭  高自立  南汉宸  萧劲光  贺连城  刘景范  马明方  柳湜  霍子乐  那素滴勒盖（蒙古族） 毕光斗  萧筱梅  高步范  杨正甲  马生福（回族） 高崇珊  徐特立

在以上18人中，其中有共产党员7名，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依次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为委员。   

经毛泽东提议，大会选举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

参政会结束不久，李鼎铭由米脂搬家到延安，将全部家产献给了政府。一天黄昏，毛泽东派车接李鼎铭到杨家岭，亲切地把他迎进窑洞里，问他搬家的情况。他说，把家产全部献给了国家。毛泽东说：

“留一点吧。”

他说：

“一点也不留。”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你真是开明人士。”

毛泽东对李鼎铭非常关怀，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再忙，也要接见他，给他讲国内外抗战的形势。毛泽东还到边区政府看望他，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他写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周折，把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回了延安。李鼎铭看见儿子安全回来，满面笑容，高兴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按照边区政府组织法规定，边区政府作出的重大决定，发布的命令和布告，除了边区政府主席签署以外，还需要边区政府副主席副署。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党内有一些人本来就不愿意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可是现在办起事来还需要请示李鼎铭，他们就更不高兴了，于是就采取了排斥态度，公开表示不愿在党外人士领导下工作。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对此很不满意，他说：“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只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把我当摆设。”他甚至说，要辞职回家行医。

中共方面领导人林伯渠、李维汉等人感觉到，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中出现的这些矛盾，主要责任在共产党员。于是，他们就到李鼎铭家登门拜访，听取李鼎铭的意见，虚心接受了他的批评，作了诚心诚意的自我批评，说明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旨，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后来，林伯渠、李维汉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还谈到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不断改进工作，使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合作较好地开展起来，李鼎铭、安文钦等党外人士也有了“边区立场”。毛泽东听了非常满意，他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议论和批评，都要重视，凡是对的，就要研究解决，一定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好党外人士，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此后，毛泽东和李鼎铭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患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胃病，发作得特别厉害，胳膊都疼得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也不见效。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他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听说了毛泽东的病情后，立即给毛泽东切脉看病，他说：

“不要紧，吃3服中药就好了。”

此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很尖锐，西医说中医是封建迷信，瞧不起中医。毛泽东身边的医生也不同意他服用中药。毛泽东不听，他说，还是试试看吧。他坚持吃中药，同时接受李鼎铭的按摩治疗。3服中药吃完了，病痛果然全消失了，胳膊也活动自如了。

毛泽东多次与李鼎铭谈论中药的性能、治病的道理和方法，讨论中医发展的前景。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说：

“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如何发展？”

李鼎铭答道：

“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共同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此后，毛泽东有病时，常常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处方。他还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先生医术高明，要求大家尊重、爱护、扶持中医。他还说：中西医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实行中西医结合。他又把李鼎铭介绍给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看病。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边区成立了中医保健站，中西医协会。李鼎铭不仅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还在1945年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时，被推举为会长。

再说11月21日，毛泽东为了调动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强调说：

“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

毛泽东鉴于战争造成陕甘宁边区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缩小。他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3条措施：一是大量吸收移民和安置难民。二是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三是厉行“精兵简政”政策。

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建议各地根据高级学习组成员的情况，把高级学习组成员分成政治组与理论组，前者以研究实践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

此后，重庆南方局根据中央通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的包括25人的重庆高级学习组。

1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中央军委2局的机关干部们习惯地在晚饭后来到延河边，有的滑冰，有的散步漫谈。

一辆大卡车呼隆呼隆地由远而近开来，到了延河中间，冰层突然裂开，车子的两个前轮陷在河里不能动弹了。两个警卫员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前面的驾驶室边打开车门，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位年约50开外身材非常魁梧的人。

“哎呀，是毛主席！”

河边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大家飞快地向汽车奔去。毛华初也挤了上去，向毛泽东道一声：“伯伯好！”

“好！”毛泽东笑着大家挥手致意说：“大家好！”

毛泽东当晚被安排在2局机关4科院内的办公室里休息。

第二天上午，太阳出来了，照得2局机关院子里暖融融的。干部们集合在院内，挤得满满的，大家喜气洋洋，谈笑风生。

大约在10点钟，中央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陪同毛泽东来到院子里，只见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旧蓝布中山装，左右膝盖上补了两个大补丁。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纷纷议论说：“后勤部门为什么不给主席做一套新棉衣服？天这么冷啊！主席多么艰苦朴素啊！”

毛泽东在一张方桌前坐下来，曾希圣亮了亮嗓子，大声说：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高兴，毛主席去马家沟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路过安塞，专门来看望大家。现在，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站了起来，亲切地向大家问好。他接着给大家讲述了国内外的形势，他说，中国人民只要一致抗日，日本帝国主义就一定会失败，中国人民就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讲了大约半个钟头，他最后说：

“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你们是党的耳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很重视你们的工作，没有你们提供准确的情报，我们就不能知己知彼，运筹帷幄，就不能指挥打胜仗。你们都是无名英雄，一个人的作用等于1个师的作用。你们要当无名英雄，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还以诙谐的语调对大家说：

“你们是无名英雄，我认为一个人还是做无名英雄好啊！你们看，我因为有了点名气，就不方便了。敌人算计我，警卫员要保护我，我的行动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我说，为了党的事业，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去工作，去战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这样，我们的革命就一定会胜利，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大卡车开来了，他挥手与大家告别，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容地走进驾驶室。人们目送着汽车，驶向茫茫荒原。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8日，日本公布了天皇诏书，对英美宣战；接着，德国对美国宣战；英美也宣布对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

1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

《解放日报》也先后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和题为《精兵简政》等5篇社论，号召各地厉行精兵简政。

早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便召集政务会议，专题讨论如何执行精兵简政。会上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首先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随后，边区政府发出训令，要求缩减机关人员，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做到精干、灵活。

12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拟定出编整方案，制订了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镇政府3个组织暂行条例。

12月16日（一说6日）早晨，毛泽东在傅连暲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淌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严重的失眠，已经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头疼难耐。毛泽东走到他床前，在一条窄条板凳上坐下，亲切地安慰道：

“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

毛泽东回到住处，又给王观澜写了一段话：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出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12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决定锄奸政策的出发点》的社论，社论说：抗日根据地的反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被国民党派往抗日根据地的特务原形毕露，纷纷落网。

是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出版，内容包括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至1941年11月间的557个文件。这部大型资料是整风准备阶段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读物。

194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新年团拜会，陈云在团拜会上讲话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月，陕甘宁边区经过一系列的宣传和准备工作，第一次精兵简政开始了。后来经过4个月的努力，共裁减合并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24％。但是，这次精简，只能说在“编”上作了一些工作，还未做到切实的“整”。不仅机构还未臻完善，人员也未充分合理调剂，工作还有许多繁琐的地方，公文仍然太多。

1月1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说：

“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启程，望告。”

1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为《文化课本》写了一篇序言，他写道：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样的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1月23日，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主要有《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案》、《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毛泽东要求：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打印数千份，发给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干部，下至连长一级，每人一本。还要求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以便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残余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中的影响。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说：

“同意毛泽东指出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必须坚决废除党八股。”

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制定并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

在减租减息政策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不实行减租；另一种是有些农民不交租交息，甚至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尤其是党内一些负责人，在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后，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农村“过分打击地主”，对地主采取过火行为的问题很突出。因此，《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对减租减息的数额作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

1月底，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延安的文风充满八股味，有冗长沉闷之感，希望对文风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自己对改革的意见。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复函周文，他写道：

“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你的意见很好，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们向解放社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和新文言。”

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他站在讲台上讲，礼堂里还没有座位，与会者也都是站着听。

毛泽东在演说中明确提出了整顿三风的任务。他说：

“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

“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

“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据温济泽回忆说，毛泽东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时说了一句令他为之一惊的话，毛泽东说：“你们当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吧？有些人比猪还笨。你们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敌人已经有准备了，要逮捕人，你们还是不顾一切。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你们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温济泽还说：毛泽东的这句话“在解放区出版的老本子上有过。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是亲耳听到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有分量，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讲到理论与理论家，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示中说：

“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

不久，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正确执行情况，将减租减息列为“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的十大政策之一。指示还强调说：正确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关键是农村充分宣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使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变为农民群众的要求，决不能由干部包办代替，让群众认为是政策的恩赐。只有在发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执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才能使这一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减租减息的成果才能巩固。

毛泽东认为减租减息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它比“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后退了。但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战，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

2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有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人员参加的大型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共有800余人。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说：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么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他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制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给许多人看的。”

毛泽东说：党八股的第3种表现是：“有的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他顺便把钟灵1938年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的事，作为实例讲了出来。原来钟灵在写“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战胜利”这个标语时，感觉繁体字的‘农’与‘工人’两个字，从美术的角度来看不太对称，于是，他灵机一动，把‘工人’二字写成了隶体字。毛泽东有一次从城墙边经过，一眼就看到了这条将‘工’字中间拐个弯、‘人’字一捺上加了3撇的标语。

毛泽东接着说：“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城墙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毛泽东还说：

“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么，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他劝到会的人们多看几遍。

2月1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说：

“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

2月15日，延安美协在联防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新建的3间窑洞里主办讽刺画展，展出作品70余幅，是张谔、华君武、蔡若虹3人。《解放日报》对画展进行了报道。报道中说：

“边区美院的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参展的作品主要是针对延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而发的。可谓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妙笔横生针砭各至。参观同志，无不同声称快，流连欣赏。”

华君武等人的讽刺性漫画，在延安引起了争议，毛泽东就派舒同去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支持华君武。

毛泽东、王稼祥在画展的第3天，前往观看。这天正好是华君武值班，他陪同毛泽东等人参观画展。毛泽东对这些讽刺画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一张一张的看过去，遇到那些看不出其所表现的主题思想的画，就问华君武：

“这是什么意思？”

听华君武作了解释，他就点点头。他看了有些画，禁不住笑起来，看到有的画则不笑不问就走了过去。看完以后，华君武送毛泽东出门，他诚恳地说：

“请主席批评。”

“漫画还要发展。”

毛泽东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关注文艺界的活动，请往下看。

 

 

 

第150章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

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话说1942年2月中旬，林彪从苏联回国，在西安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回到了延安。

这天早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刚走出窑洞，与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和师哲边往山下走边说：

“林彪同志回来了，我去接他。”

师哲感到很意外，他心里想：朱德从前线回来，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去接他们。1940年周恩来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毛泽东通了话，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毛泽东还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往迎接，而且他去主要还是为了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好几天，中央组织部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沙滩上为周恩来等人开了一个欢迎会。而今天主席竟要亲自去迎接地位远比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低得多的年轻人林彪，师哲感到实在不可理解。

师哲陪同毛泽东在一个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一辆大卡车开来了，林彪下了车，毛泽东迎上去和他紧紧握手。林彪看见师哲也在一旁，就用另一只手和师哲握手，毛泽东问：

“怎么，你们也认识？”

毛泽东拉着林彪回到自己的窑洞，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他还让林彪住在杨家岭，靠近他。

毛泽东让林彪继续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大的学员们都说：“林彪校长确实是我们八路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位杰出人才。他并没有魁梧高大八面威风的大将风貌，而是像拿破仑一样，个头不高，像韩信一样，身体消瘦。但他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人物。”

2月17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他该文中写道：“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2月18日至19日，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共产党的理论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批判叶青关于对毛泽东评价的错误观点。

叶青何许人也？此人乃是国统区的一位文人。1941年秋，叶青在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不过，叶青说“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尽管叶青有偏见，但他却是在中国而且还是在敌对方面第1个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一命题的一位文人。

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说：

“1、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抽调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2、保护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3、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电文中说：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习、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电文中还说：目前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的基本中心。

2月26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找王明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问题。王明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仍然以老腔调为自己辩护。王明说：

“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2、即使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并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

王明如此态度，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结合共产党历史实际，从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3个方面分析了党史上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在整风中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他说：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就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叫做‘古今中外法’。”

1942年3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说：

“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缺点。”

电文中说：山东在执行政策及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都存在问题，要求刘少奇在路过山东时，帮助慎重解决。

3月4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提高妇女参政能力，在妇女团体中实行“三三制”，以调动广大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她们的政治地位。

3月4日，毛泽东在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精神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还在信中勉励部队指战员们说：

“要加倍努力生产，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

3月6日，林育英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治疗无效病故于黄土高原，享年45岁。毛泽东为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生。

毛泽东亲自与朱德、任弼时、林彪、徐特立等领导人一起，为林育英执绋、抬棺、奠土、入穴。林育英被安葬于桃花岭山顶。

毛泽东为部下如此送葬，乃是他平生中唯一的一次。毛泽东不忘旧情，不能不说是林家历史上的一大荣耀。

3月7日，《解放日报》社的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请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联想到延安发生的两起离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乐部周末舞会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人，一股为女人鸣不平而又怒其不争的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连夜挥就一文，定名为《三八节有感》，发表在3月8日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

丁玲在文章中过分地强调延安存在的问题，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在党内、文艺界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11日，《解放日报》第4版出满百期。丁玲因于3月8日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暴露黑暗”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不少人要求处理她。是毛泽东保护了她，只把她调离了岗位，让她到文协去工作。

丁玲在《解放日报》创刊后一直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编辑部里还有刘雪苇、陈企霞等人，有关文艺稿件，几乎都经博古、杨松过目。博古曾多次对丁玲说：

“《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象延安青委在文化沟张贴大墙报那样的‘轻骑队’。”

文艺副刊每周出1至2期，每期约占半个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队伍中已经涌现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万字的稿件。文艺副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些稿件没有把住关，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且说丁玲离任后，由年仅29岁的舒群继任文艺副刊主编。舒群提出，自己不能胜任副刊主编，理由是主编工作不好干，丁玲比自己年龄大，水平又高，尚且出了问题，自己年轻，没有经验。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舒群做思想工作。毛泽东对舒群说：

“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现在，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舒群思考了片刻，欣然接受了任务，他说：

“希望主席给以不断指导。”

毛泽东点头笑了。

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

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发出通知：

“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懂得意思。”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运动大会，因院长张闻天外出调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维汉在大会上讲了话，提出了几点意见。王实味带头反对李维汉的意见，他说：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王实味反对指定一部分人当整风委员会的委员，他主张全体委员要由民主选举产生。

王实味还写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的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他提倡“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

这一天，毛泽东连夜打着灯笼跨过延河来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着马灯，仔细阅读了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王震发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

毛泽东看了墙报，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3月19日，刘少奇同随行到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第13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党史》的报告。毛泽东说：

“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拘泥于个别细节，不应该只恨几个人，重点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内外负责人及作家座谈会，到会70余人，内容是座谈《解放日报》改版问题。

《解放日报》创刊后，社长博古没有经验，一味仿照苏联的办报方法，几乎每天都有社论和大块文章，对共产国际的宣传，到了一种不适当的程度；报纸的文风也充满八股味。累得总编辑杨松旧病复发，过早谢世。不少人对《解放日报》有意见，直接反映到中央，更有不少人对毛泽东直陈其事。

更主要的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后，从3月13日到3月23日，又发表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一组杂文，这组杂文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

王实味代表了一批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的文艺工的倾向，以所谓的“鲁迅笔法”，“暴露”解放区的“黑暗”，含沙射影地讽刺、攻击中共与人民群众及陕甘宁边区。他的观点在党内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分歧。有些人支持他的观点，但更多的人反对他和丁玲的这种做法。文艺界一度出现了混乱现象。

王实味的文章也引起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并且加了编者按，其中说：“中共歌赞延安县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污染、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统区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作为攻击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情况，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整顿，重新改组《解放日报》。

博古在座谈会上就《解放日报》10个月的工作，做了简单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

毛泽东讲话后，与会者开始发言。萧军发言说，希望报纸进行改革；他还提出了改革的办法。柯仲平要求报纸要反对边区的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要开展争论，要深入下层，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对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谢觉哉以厨司作比喻，说不应总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说话。朱德强调报纸要多反映战争，反映敌后残酷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并帮助解决军民关系中的问题。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它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当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座谈会后，《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组和改版，增强了宣传的党性和战斗性，为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传播整风经验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4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总学委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丁玲也参加了会议，这是她自文章发表后第一次听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评。

曹轶欧在发言中提出，应当把《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批判。贺龙气愤地说：

“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彭真也指着丁玲说：

“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

丁玲对《三.八节有感》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感到不可理解，她说：

“我所犯的错误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毛泽东在七八个人发言后，作了总结，他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的这些话，给丁玲的问题划了范围，定了性，保护了丁玲。

会后，丁玲找毛泽东谈话，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毛泽东说：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丁玲问道：

“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很动感情地告诉她说：

“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人家当然不高兴喽。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使丁玲深受感动。为了减少即将全面展开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可能出现对丁玲的冲击，毛泽东还提醒她最好拜访一下对《三.八节有感》不满情绪最重的贺龙。他又说：

“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丁玲说：

“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泽东的提示，主动登门拜访了贺龙。她一见贺龙便说：

“老总，我来听意见来了。老总还有啥子意见？”

贺龙笑了，说：

“没得了，昨天提完了。劳你大知识分子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

后来，贺龙真的去看了丁玲，还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贺龙指着一盘炒肉问：

“你们常吃得到吗？”

丁玲说：

“专门为你炒的。”

贺龙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盘土豆丝：

“那你们作家就天天吃这个啰？不行哟，我们关心文化人不够，要好好搞大生产运动嘞。”

4月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两个月的思想发动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的性质、目的、要求、方法、方针和步骤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4月4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关于文艺界的资料——笔者注）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这天下午傍晚时分，萧军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萧军同志，你改行怎么样？”

萧军为之一愣，问道：

“改行干什么？”

“入党，做领导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打量着萧军。萧军也望着毛泽东，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就忙不迭地摇着手，连连说：

“哎哟，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块材料，当领导，我也不是那块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毛泽东轻轻地挥了下手，微笑着说：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窑洞里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叫警卫员点上灯，继续和萧军谈话。他谈起自己从陈独秀右倾之时起，先后在党内受到的大小8次处分，他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成，那种滋味是如何的难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见，接受组织决定，忍着委屈进行工作，在工作中继续对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末了，他深有感触地总结道：

“这种境况，对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萧军静静地听着，深深地被感动着。他步出毛泽东的窑洞，在斑驳的月光下缓缓而行，细细地品味着毛泽东的那一番话语。回到住所，他拿出纸笔，文思如泉，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论同志的“爱”与“耐”》，第二天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鉴于自己在谈话中涉及了不少党内问题，此时尚不宜公开发表，就建议萧军删改后再行发表。萧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进行了修改，于4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克勉的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在来信中批评了延安壁报“轻骑队”，信中写道：

“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有真正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

最令人头疼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某某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和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4月7日，中共中央《四.三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自此，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发动转入了学风党风学习。

此后，“轻骑队”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发表谈话，他说，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朱德、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4月12日，“轻骑队”墙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声明，驳斥童大林。声明说：“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过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4月23日，“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做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欲知毛泽东如何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51章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不能去爱敌人，不能爱

社会的丑恶现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必须暴露之，

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话说1942年4月初，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文艺工作上。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酝酿，决定由他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等人，先在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摸清情况，然后召开座谈会，统一文艺界人士在文艺工作上的认识。

毛泽东初步列出一些研究题目和讨论问题，开始征求意见。他请“鲁艺”、“文抗”等单位的一些文艺工，或单独或几个人一起，到他的住处谈话。先后参加过谈话的人有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刘白羽、罗烽、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其中，谈话次数较多的有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等人。

毛泽东在向艾青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共给他写过3封信。他在第1封信写道：

“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

艾青应邀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就文艺方针的有关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在谈到目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时，毛泽东问道：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此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佩和信赖，就说：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说：

“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认真地回答说：

“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2封信，他写道：

“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

艾青见信中“反面的”3个字打了圈，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是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文艺活动的积累、体会和来延安1年的感触，从正面提意见的角度，写成一篇约8000字的长文《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寄给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在向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收到的最长的一篇书面材料。

过了几天，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3封信，他写道：

“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

艾青此时在“文抗”工作，住在蓝家坪，与杨家岭中间隔着一条延河。时值春季涨潮，水流湍急，毛泽东担心艾青过河发生意外，特派人把他接了来。二人分坐在窑洞中间的一张桌子两旁，毛泽东拿出艾青的那篇文章，交还给他。艾青接在手中，见在第一页上空白的地方有毛泽东手书的“请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毛泽东又拿出几张纸，上面有用铅笔写着的一些文字，说道：

“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

艾青正准备作记录，由于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他就走出窑洞去找垫桌腿的小石片，没想到毛泽东比他还利索，马上捡来小瓦片垫好了桌子。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艾青认真地把这些意见记了下来。

后来，艾青根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仍然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再说在毛泽东第一次找萧军谈话前，萧军正准备动身去延安西北的定边、靖边、安边体验生活，他请毛泽东代他向负责延安地区军事保卫工作的359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4月7日下午，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4月7日下午3时

萧军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当晚即赴约。他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对文艺方针问题的看法。之后，他又将自己的意见作了系统的整理，写成书面意见送给毛泽东。

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的一封来信。欧阳山在信中说，他感到延安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他在信中建议说：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欧阳山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参考研究。

4月9日早晨，毛泽东复信给欧阳山，他写道：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毛泽东

9日上午9时左右，欧阳山、草明夫妇应邀去见毛泽东。

草明曾在上海“左联”工作过。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和丈夫欧阳山带着3个儿女随着从重庆撤退出来的一部分文艺工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

且说欧阳山和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被工作人员引领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看见他们，便放下笔，站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让他们坐在自己对面的二人旧木板凳上。欧阳山已经是第二次见毛泽东了，比较熟，所以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党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会，和文艺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会上是不是讨论这么3个问题：一是文艺为什么人问题；二是立场和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作家要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他们的问题等等。”

毛泽东还就此3个问题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据草明回忆说，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因此印象很深。这些观点有：文艺工要有正确的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只有熟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文艺工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

欧阳山就上述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谈到了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

草明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看毛泽东和欧阳山滔滔不绝地交换着意见，自己插不上嘴，就默默地观察着毛泽东，只见他的穿着和自己与欧阳山一样，都是灰布棉袄，而且他的袖口都破了，衣襟前还被烟灰烧了几个洞。她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时惊人地专注，听完对方的话能立刻理出对方的观点并做出反应，循循善诱地启发对方深入思考更正确的方面。正在暗暗惊叹中，听毛泽东又讲到“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造世界观。作家要到工农兵中去，也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草明不免有些庆幸，自忖道：我还不错，生长在手工业区的乡镇，很熟悉工人；我已写了10年的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了，革命都十多年了，还用得着改造世界观吗？正得意间，毛泽东问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草明来时就没有准备，见毛泽东突然发问，便率直地回答说：

“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不团结。”

她还简单地举出了两个例子。毛泽东一听倒很重视，说：

“这是个原则问题。行帮恶习，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和他的小集团利益的，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个问题过去上海有、重庆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艺术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中去的自由。文艺家只有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宗派主义就会消失。不过，要彻底解决，还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到这时候，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勤务员端来饭菜，摆在餐桌上，有炒猪肚、炒猪肝，有辣椒、有豆豉，四菜一汤，大米饭。毛泽东招呼欧阳山和草明围坐在餐桌旁，又叫来江青，陪着客人一起吃饭。

后来草明回忆说：“我觉得这顿饭，比几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饭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泽东分别给萧军及欧阳山和草明写了一封信。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他在给欧阳山、草明二人的信上写道：

欧阳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

4月17日，毛泽东又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信，要求他们“正反两面都盼搜集”，并附“简明的说明书”给他。

欧阳山和草明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与魏东明、吴介民、汪琦、董迟等人一齐动手查找资料，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文艺研究室书籍杂志较多，他们找出了一堆，将其中有关的文章或者折起来，或者做个记号。欧阳山写了一篇简要的说明，内容包括中国一些文艺的派别、主张和论争。材料包好后，由草明面交毛泽东。

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由工作人员领着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纸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让草明坐下来，问她工作是否顺利，生活有没有困难？草明回答说：

“一切都好，只是3个孩子缠身，送不出去，写作有困难。”

毛泽东立即叫来叶子龙，交代他写封信给叶剑英参谋长，安排草明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和欧阳天娜到军委干部子弟学校上学；毛泽东又叫来傅连暲，请他安排草明的小儿子欧阳加进入中央托儿所。

草明万分感动，不便再耽搁，她拿了信向毛泽东告辞。叶子龙送她到收发室外。

话分两头，此时的萧军也遵照毛泽东的嘱咐，搜集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送给毛泽东。这套刊物，登载了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的许多争论文章。他在完成毛泽东交付的任务后，觉得自己应做的事已经做了，意见也谈完了，可以启程去延安西北的“三边”了。

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决定说：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入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团结。”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应毛泽东之邀，从桥儿沟出发，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招呼众人在中间的窑洞里落座，他首先问道：

“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毛泽东见大家都不做声，又问道：

“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

何其芳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毛泽东开始严肃起来了，他说：

“一个人没有受过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缓和了一下口气，问姚时晓：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姚时晓回答说：

“我是江苏吴兴人。”

“你从前做什么？”

“在上海做工人。”

“做过多少年工？”

“做过10多年工。”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泽东说罢，转换了话题，又问道：“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时晓说：

“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

“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得懂了。”毛泽东说罢，又问曹葆华：“你是哪里人？”

曹葆华回答说：

“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泽东说：

“我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谈到成都，曹葆华说：

“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哪五老，哪七贤？”

毛泽东问罢，举起右手，伸开手指，待曹葆华说一个名字，他就弯下一个手指头，可曹葆华说出两三个名字后，就再也说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泽东见气氛缓和得差不多了，就又把话题转到正题上来，他说：

“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级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

毛泽东招乎几位教师和他一起吃午饭。在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4小碗菜，还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午饭后，毛泽东到卧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间的窑洞里，小声地闲聊着。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出来了。严文井问毛泽东：

“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毛泽东说：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说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胆的。”

他给大家讲了一个《聊斋志异》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说：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屠夫。道路旁边有一个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就用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屠夫出窝棚一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讲完了，毛泽东笑着说：

“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姚时晓问毛泽东：

“主席喜不喜欢看话剧。”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姚时晓说：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说：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在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眼看时间不早了，何其芳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出窑洞，边走边谈，何其芳他们建议说，最好开个会，让文艺工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由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中央正有这个打算。”

看看到了一个高坡处，毛泽东这才伸出手与何其芳他们一一握别。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4月27日早

萧军收到此信，骑马涉水，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要他留下来参加会议。

且说毛泽东经过历时1个月的调查研究，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约请两位作家，商议草拟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

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延安文艺界及有关人员发出了4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   凯丰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许，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小礼堂召集延安文艺工举行座谈会。这是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界空前的盛会。在这座青砖灰瓦镶嵌着玻璃窗的小礼堂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陈云、凯丰、贺龙与思想、理论、宣传、文艺、教育等部门的负责人和许多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周扬、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欧阳山、草明、吕骥、欧阳山尊、陈波儿、江青、丁玲等以及没有收到请帖而主动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文艺工王朝闻等，会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会场的前排位置上。

这次座谈会原定在5月2日、5月9日分两次举行。后因讨论热烈，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于是又增加了两次，时间是在5月16日、5月23日。特别是最后一次会议，很多人都想听听毛泽东的讲话，所以到会者竟有100多人。

且说毛泽东来到小礼堂，和大家一一握手。他握着从晋西北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兼演员和导演的欧阳山尊的手说：

“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

这是欧阳山尊第一次和毛泽东握手。

中宣部部长凯丰宣布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始讲话。他在这第一次的讲话中，即《引言》部分中，提出了座谈会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根据会前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毛泽东将原来设想的3个问题增加到5个。他风趣地说：

“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与会者听他这么一说，都会意地哈哈大笑，继而是热烈地鼓掌。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认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

“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毛泽东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朱德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

“作家立志于世界之林是好事，但要和工农兵接近，不要看不起工农兵，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这已经比爬雪山、过草地时好多了。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自己的，重庆的东西再好是人家的。”

朱德讲话后，陈云讲话说：

“先是工农兵做了事，作家才有得写，这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群众欢迎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一个革命作家只要和工农兵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才得到大家的欢迎。不要以为拿什么作品出来大家都欢迎，这就错啦。”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笑着说：

“萧军，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地走上讲台，作了《对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的发言。尔后，各个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和文艺工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体会或感想，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论性质的相互辩驳和争论。

丁玲发言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

丁玲还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还有的人宣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有的人带有情绪指责说：“你们党整顿三风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这些观点一经提出，就有人起来反驳。双方展开思想交锋，有时争论得非常激烈。

在第一次会议结束后，萧军因为自己已经在会议上发了言，又听不惯一些人的言论，于是就又给毛泽东写信说，他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

5月5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会（指第3次会议——笔者注）到16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

敬礼！

毛泽东

萧军看着毛泽东的来信，感觉到了字里行间流露着些许领袖的无奈和遗憾。王德芬也劝他说：

“你怎么可以会开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听着夫人的劝告，又想起了毛泽东过去劝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肺腑之言，不禁有些惭愧，便决定改变计划，留下来继续参加座谈会。

此后，毛泽东在中间两次的大会讨论中，基本上没有发表意见，他一直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用铅笔做笔记，在会上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每当听到精采独到的见解或错误的言论，用铅笔记下；听到有趣的话，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道笑起来。别人发言时，他很少插话打断，只有个别情况才说一两句。

5月9日，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第2次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每当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都恋恋不舍地送很远，给了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听他这么一说，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待笑声过后，他插话说：

“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冇得鸡蛋吃了。”

5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军事指挥，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任副政委。关向应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委。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续范亭的信中写道：

“你3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张，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5月16日，欧阳山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3次会议上发言说：

“敌后的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的的需要是很多的，他们会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当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所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却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队干文艺工作不安心，认为到头来只算个排级干部。我的认识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满足群众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问题。”“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么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泽东听了欧阳山尊的发言，非常满意，他对周扬说：

“到底是从前方和群众一起经过炮火考验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这一次到会的人非常多，连在延安的许多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中央礼堂实在挤不下，会议只好转移到外边那块黄土敞坪上。在黄土敞坪的中央，放着一张长方桌，当做发言席，大家就随便地围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样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泽东从杨家冷左边的山坡上下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卷纸，那就是他的讲话中结论部分的提纲。他走进敞坪，站在桌边，一开始便说：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为人民，以及如何为人民的问题。

座谈会开了3次，开得很好。可是，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他说：

“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的文化。”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为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文艺要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党的文艺工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应该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这3点上团结起来，在团结的同时要有斗争，有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针对丁玲等人所持的糊涂观点说：

“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不能去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马克思主义破坏的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情绪，并在破坏的同时，建立起新东西来。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毛泽东就有的文艺家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问题，说道：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讲到必须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他归纳为“古今中外法”。他还比喻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

毛泽东的话还没有讲完，天色已近黄昏，大会暂时休会。负责摄影的吴印咸邀请毛泽东和大家合影留念。毛泽东本来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时，他站起来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丁玲，还笑着说：

“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吃到批评。”

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大笑了起来。

晚饭后，工作人员在敞坪上用3根木棍支起了一个架子，挂上一盏明亮的煤气灯。毛泽东就在灯光下继续作结论。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都为这篇《结论》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大家热情地鼓起掌来。毛泽东转身跟近处的与会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场与会者招手致意。

欲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有何影响，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显然是中共中央、更确切地说是毛泽东对朱德、彭德怀在1939年提出的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制度的答复，也是毛泽东在非常恰当的时候对朱德、彭德怀提出的划分军队等级制度的托词。从历史的角度说，毛泽东在决定中提出的理由，的确是合乎时势、合乎人情的。读者诸君如若不信，可以看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情况，那时虽然经过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可一部分人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如果1939年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制度，结果又会如何呢？是打日本人呢？还是比资历、比贡献、争官位、闹情绪呢？

如需电话联系，可拨打13937776295。

东方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