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
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
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
话说10月的南泥湾，正是遍地黄金、丰收在望的时候。毛泽东望着眼前的景象，高兴地说：
“好一派南国风光哟，咱们走走看看。”
毛泽东走进田间，一会儿掂掂沉甸甸的谷穗子，一会儿用手捻捻，看看颗粒的成色，一会儿又与劳动的农民和干部战士们交谈，了解情况。
毛泽东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他问道：
“几点了?”
身边的人说：
“快12点了。”
“哟，我们要晚点喽。”
中午，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泥湾的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王震和团级以上的干部已经等候多时了。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大声赞赏说：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你们的庄稼长得蛮好啊，看起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王震说：
“如果没有天灾的话，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这就好。”
开饭的时间到了，王震请毛泽东到新盖的房子里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刚来就吃饭，可见你们的粮食多得很喽。”
新房子是一座全用木头盖成的会议室。董廷恒在桌子上摆满了丰盛午餐，有炖山鸡，还有用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做成饭菜。毛泽东说：
“怎么搞这么多菜呀，我们尝都尝不过来，这得花多少钱?”
董廷恒说：
“这些菜和粮食，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王震也自豪地说：
“1分钱也不花，菜是自己种的，野味是自己打的，这些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
毛泽东品尝着用玉米黑子做的菜，说：
“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很好吃哟，有些竹笋的味道。”
他又问王震：
“战士们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王震说：
“每人每天5钱油，菜随便吃。”
“星期天改善伙食吗?”
“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说：“有时还杀头猪，有时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有没有发生柳拐子病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都消灭了。”
毛泽东的风趣话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
饭后，毛泽东听着王震的汇报，不时地点头微笑。王震说：
“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今年每人种30亩。去年的口号是：‘不领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6石1斗细粮、6斤皮棉，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毛泽东说：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尔后，毛泽东来到通讯连视察，他看到一孔孔新开的窑洞，窑顶和四壁都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那里来的?战士说是自己烧的。他高兴地说：
“真是了不起呀，你们不但会打仗种田，还会烧石灰。”
战士们睡的是通炕，炕沿是用平滑的石板和木料拼成的，炕上铺着用茅草编织的草垫子。窗前整整齐齐地摆着学习用的书桌书架。毛泽东随手拿起一个学习本，翻开看了一下，说：
“你们的字写得不错嘛!”
战士不好意思地说：
“不行，不行。”
毛泽东摸摸本子问：
“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哩。”
王震说：
“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
任弼时说：
“这很好，你们多搞点，送到延安，让他们也用点。”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什么也不用花钱，就靠你们的两只手和聪明才智，克服了困难。看起来，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诸葛亮，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毛泽东从通讯连出来，走进厨房，老炊事员李金山正在切菜，他一见毛泽东来了，连手都忘了擦，迎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亲切地问：
“做些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连忙回答：“还熬了个粉条、菠菜、萝卜汤。”
“你一个人做多少人的饭菜?”
“不算多，40几个人的。”
“辛苦啰!”
“同志们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我辛苦得多。”
毛泽东最后鼓励李金山说：
“大师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搞生产，打敌人，你说对不对?”
他从厨房出来，又到了养猪场。饲养员老杜正在猪圈里掏猪粪。毛泽东站在栏外，看着那一群肥猪和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猪仔，笑呵呵地说：
“老同志，你养的猪好肥啊!”
老杜只顾在忙活，没注意来了这许多人，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到这里。王震提高嗓门说：
“老杜头，毛主席夸你猪喂得好呢!”
老杜这才抬起头来，左手依然拿着铁锨，对着毛泽东，抬起右手敬了个礼，还不好意思地说：
“过去没养过猪，没经验。”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握了手，问他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老家在什么地方!还说：
“老同志，你的工作也很光荣哟，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你说对吧?”
老杜连连回答：“对，对。”毛泽东向老杜挥挥手，向营地西边田里走去。
不远处的田地里，一群战士正忙着收割，毛泽东向他们走去，提高声音和他们打招呼：
“同志们辛苦了!”
战士们直起腰，齐声回答：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掂起沉甸甸的谷穗，用手捻一捻，看着黄澄澄饱满的谷粒，说：
“这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果实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在阳湾北面山顶上的两孔窑洞里，一间是寝室，一间作会客室。任弼时、彭德怀各住了一个窑洞。
齐吉树准备去给毛泽东倒水，走到会议室外面，听见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3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争论得很激烈。他走进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彭德怀坐在一把木凳上，脸色非常严肃。毛泽东说：
“百团大战，固然成绩突出，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
任弼时接着说：
“彭总，毛主席说得很对呀，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吧!”
齐吉树不敢多耽搁，倒罢水就出去了。
第2天，毛泽东在操场上检阅了部队，观看战士们刺杀、投弹、越障碍等项目的军事表演。检阅结束后，毛泽东走进交通沟，察看新修的作战工事，他对王震说：
“你们生产是模范，练兵也是模范。我们的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生产。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如果做到这些，我们就会是孟夫子所说过的‘无敌于天下’了。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进犯边区，同志要一面备战，一面生产。”
王震汇报了军事工作，毛泽东说：
“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能放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这么好的地方，如果需要，再给你调几个团来。”
毛泽东走到718团驻地，在窑洞里和指战员们交谈。毛泽东问：
“这么大的窑洞，几天挖1个?发生过倒塌没有?砸伤过人没有?”
他摸着战士们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湿，就说：
“你们的被褥，要经常晒晒，可以减少疾病。”
彭德怀也说：
“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怎么能打胜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齐吉树见彭德怀的脸色逐渐好起来，已经有说有笑了。他心想：看来，彭总的思想已经通了。
周恩来、王震为了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特意挑选了一位烹调技术高、思想作风好的蔡师傅为毛泽东服务。据说蔡师傅是南洋归侨，还在法国开过西餐馆，周恩来当年在法国留学曾吃过他做的饭。
这一天中午，蔡师傅给毛泽东做的中餐有鸡鸭肉，还有青菜和辣椒。蔡师傅问毛泽东饭菜可口不可口?毛泽东说：
“做得很好，我很爱吃。”
饭后，毛泽东对齐吉树说：
“你转告蔡师傅，饭菜做得很好吃，但数量多了。延安还很困难，吃不了不就浪费了嘛。让他给我做得和延安的标准一样就可以了。”
719团驻地附近有个九龙泉，九龙泉有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个地方方圆几十米，有几口泉眼昼夜不息地汩汩流淌泉水，晶莹透彻，清甜纯净。
下午，毛泽东来到九龙泉，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弯腰用手捧起九龙泉水喝了几口，说：
“这里的水又清又纯，真好呢!”
毛泽东来到战士们刨土豆的地里，拿起铁锹挖开了黑黝黝的土，挖出了一个很大的土豆，高兴地喊了起来：
“你们来看，这土豆长得这么大，长得真顽固哟!”
任弼时问身边的一个战士：
“小同志，你们的土豆长得这么好，主要靠什么呢?”
“上级领导的好。”
“小鬼，你回答的还不全面，我看有3个原因，一是九龙泉的水好，可说是天时;二是土地肥沃，可谓地利;三是战士们不怕辛苦，上肥多，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你们都有了，这土豆哪个能有长不好的道理?”
彭德怀问王震：
“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一个郝树才，外号叫气死牛。”
毛泽东好奇地问：
“什么气死牛?”
王震说：
“郝树才1935年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平型关战役，在大生产中，他创造了一天开荒4亩3分地的最高记录，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被评上特等劳模。”
“1头牛1天能耕多少?”
“最多3亩多一点吧。”
“好，好，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要在边区报纸上好好宣传郝树才同志，号召大家向郝树才同志学习。”
毛泽东一行又参观了359旅办的打铁厂、食品加工厂、家属纺织厂。毛泽东说：
“你们组织起来了，生产自给，很了不起。这些工厂虽小，但解决了大问题。359旅同志们穿的、用的都比过去好多了。革命胜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体农庄，妇女都可以参加集体劳动。”
毛泽东对家属纺织厂的负责人说：
“你们那里有女工、女同志，半边天嘛，应该同工同酬。”
晚上，蔡师傅给毛泽东做了1盘辣椒、3个小菜，1碗大米饭。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嘛!”
毛泽东问警卫员们在什么地方吃饭，伙食搞得如何?齐吉树说：
“我们在阳湾上口的饭庄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在这里，你们要多吃一点，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
毛泽东一行已经在南泥湾视察了五六天了，在回延安的头天晚上，毛泽东到外面去散步。他看着从山头上一排排窑洞里透出来的灯光，映得整个山头犹如空中的楼阁一般，就对齐吉树等人说：
“你们看这些窑洞多像高楼大厦啊!将来解放了，我们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楼房。在南泥湾我们亲眼看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可见战争不但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还是经济的斗争。要最终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还要会做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要建设新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努力学习。”
此时的南泥湾垦区，包括延安、延长、甘泉、鄜县、宜川等县的一部分，垦区政府设在阳湾村。在南泥湾一带垦荒种田开办农场的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管理局、后勤经理部、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边区文协、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10多个单位。
10月1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论合作社》的报告。他风趣地说：
“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
毛泽东高度地赞扬和肯定了合作社，他说：
“陕甘宁边区生产，1943年发生了一个革命，就是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
他还肯定了合作社按股分红的分配原则和办法。他说：
“这一套办法，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是不能做的，只有我们才能做。因为我们不以剥削人民为目的，我们贯彻公私兼顾的方针。”
1943年11月初，毛泽东获悉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激化了。原来在1942年底，饶漱石代替刘少奇出任新四军代理政委后，陈毅认为饶漱石没有政治、军事经验，对这位代理政委不太满意，在干部会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饶漱石因此对陈毅怀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饶漱石利用整风之机，在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召开干部会议，搞突然袭击，发动干部们斗争陈毅，翻出了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和红4军七大陈毅二度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老账，列举出陈毅10条错误。饶漱石斗争了陈毅还不解恨，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1500字的电报，罗列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陈毅。他还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1、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2、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1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做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转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后来，陈毅于11月25日愤而离开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向毛泽东陈述原委，要讨回公道。
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说：
“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判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然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2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
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12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12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做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同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4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做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敌人面前是警觉的、坚定的、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联共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庆澍给中央写信说：
“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以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
这封信显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庆澍的名义书写的。以“十万分的热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其千方百计治病表示感谢的王明夫妇，时隔30年之后，就完全变了一副嘴脸。王明在他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泽东的“蓄意谋害”。
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4次到了延安。
此前，邓宝珊曾在重庆3个月，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让他列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邓宝珊离开重庆在西安逗留期间，曾向中共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到交际处看望养病的续范亭时，对交际处金城等人交代说：
“邓先生不久就要来延安了。他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我们历来是区别对待的，不能等量齐观。对进步派，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与我党谈判，然而由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坐失有利战机，最终导致19路军失败，红军也只剩下突围长征这一条路。从这一历史教训看现在，我们对邓宝珊这样长期合作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争取、团结的方针，并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不久，邓宝珊一行果然来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际处。毛泽东在和他的会晤中，谈到了国民党的第3次反共高潮和胡宗南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幽默地说：
“胡宗南不过是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两筐鸡蛋招摇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过去，就全部砸烂了。”
此后，邓宝珊游览了不少地方，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了劳动英雄大会。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3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会议着重讨论3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通过了在缅甸北部发动反攻作战的方案。会议决定打败日本后将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蒋介石向丘吉尔提出要求，要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遭到丘吉尔的拒绝。会议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必须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趋势，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你们“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11月26日，金城在电话里报告毛泽东说，今天发现邓宝珊偶感风寒，可他又不愿到医院里去。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交际处探视、慰问邓宝珊。他还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为邓宝珊把脉诊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员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给金城的信中写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邓宝珊病愈之后，交际处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此时还处在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节目中安排有《血泪仇》和一些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攻、坚决保卫边区的节目。邓宝珊看着表演显得很不自然，他始终没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掌声而表示赞赏。杨令德看到话剧中蒋介石从桌子上倒栽下来，说道：“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交际处的金城等人说：
“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他们感到有压力嘛!”
林伯渠赶紧打圆场，他说：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际处又组织了一台由延安评剧院演出的一些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这出戏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结束了，没有再演金玉奴在许公帮助下与莫稽团圆一节。邓宝珊称赞说：
“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经这样对人说：“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再说11月26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首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代表大会，并举办了第二届生产展览会。
1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把杨步浩等20多位劳动英雄请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接见并宴请了他们。
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他肯定了去年高级干部会议所制定的“把群众组织起来”的方针。他说：
“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跨”，“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认为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他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他在讲话中还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
毛泽东对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们诚恳地说：
“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区，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让其妻子孟庆澍代笔，口授了一封由他签名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写道：
“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
王明所说的他承认的错误，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而对于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则闭口不谈。接下来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9日，毛泽东参观了生产展览会，委托西北局邀请吴满有、申长林、阎开增、李位、冯云鹏、张振财、田荣贵、张清益、高仲和、孙万福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高岗、贾拓夫陪同下，走进西北局办公厅会议室。正在室内交谈的劳动英雄们马上起立，纷纷走上前来。在贾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然后聊了起来。毛泽东一会儿同冯云鹏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等谈变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问题;一会儿又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
每当劳动英雄们谈自己的生产经验时，毛泽东都仔细地听着，并不时的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指导边区生产的方针。这些劳动英雄们，还兴奋地谈起了他们是怎样从贫困和饥饿中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的，他们说：
“我们在你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大翻身了!”
陇东老英雄孙万福说起这段历史，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泽东，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泽东的双肩，沾着吐沫的胡须因兴奋而不断颤动。他连声说：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帐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和共产党给的，没有你和共产党，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12月20日，毛泽东给他的秘书胡乔木写一便函，他写道：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耶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就是苏联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第158章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
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
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
话说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彻底清算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指示中要求各地在一定范围内对王明“左”的和右的错误的进行传达、讨论和批判。
指示针对王明对毛泽东和中央正确路线的攻击，明确说：
“自遵义会议以来6年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污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的一切领导同志，都是一致的。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央路线而奋斗。”
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指示说：
“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式、四中全会的篡权、五中全会的到达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克服。
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要彻底清查内战时期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清查抗战时期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在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党法。”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正在研究“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也讨论了王明的问题，希望他认真作检讨，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
1943年，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葛健豪老人病逝，毛泽东为老人题写了挽联，他写的是：
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是年底，江青听说中央党校由学员组成的京剧组正在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就到党校观看了演出。她看后高兴地说：
“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家后作了部分的修改。
1944年元旦，中央党校首次演出了由杨绍萱、齐燕铭等人集体创作、由齐燕铭导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演出获得了成功。
此时也有一部分人对《逼上梁山》冠以新编历史剧有不同看法。胡乔木说：
“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像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也说：
“我同意胡乔木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剧本，说：
“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还对剧本的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
1944年1月1日，根据敌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适时地部署抗日军民展开了局部反攻。
早在1943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与日军颓萎现象成鲜明对比的是，敌后抗日力量进一步发展了：除陕甘宁边区外，敌后大的解放区有14个，有华北的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和山东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鄂豫皖等。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又已上升到8000余万，军队又有了47万，民兵227万，党员发展到了90多万。”
中共中央在给敌后军民的贺电中，号召敌后一切共产党员和全体军民说：
“更好地把一切力量组织起来，巩固根据地，取得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
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各解放区：“在适当之时出击日伪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自此，敌后军民普遍开始了局部的反攻。
1月4日，延安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张金才，来到即将到重庆去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班威廉等人住的房间里，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充满了兴奋，他告诉客人说：
“毛主席来了!他就要在我们食堂里和你们喝茶!”
班威廉颇感意外，惊异地问：
“已到了这里吗?”
“对呀!现在正在办公室和秦主任谈话。马上就要会见你们了。”
班威廉等人来到食堂里，等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就来了，他的翻译是黄华。他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招呼大家坐下。班威廉见工作人员摆好了茶，便向毛泽东表示谢意，他还说：
“你是一个大忙人，居然还亲自来看我们。”
毛泽东说：
“你们都在我新年拜客的名单中，还有我们党内的老同志林祖涵、徐特立等。你们到延安已有3个月了，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来看你们，很是抱歉。关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没有预备答复的时间，也很抱歉，只想在喝茶时和你们随便聊聊。”
接下来，他询问了班威廉等人这次旅行、在河北教授学生无线电技术以及战前在北平的生活状况和对英国、中国将来的看法等等，他自己则很少表示意见。
茶后，毛泽东起身与客人们握手告别，来到一辆写有“纽约华侨洗衣工人救国会谨赠”的敞篷汽车前，在10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上了车，回头向班威廉等人挥手致意。
此次会见，班威廉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且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转交给郭沫若一封电报。
早在1943年底，毛泽东收到了郭沫若寄来的新剧本《虎符》。《虎符》是郭沫若的6个剧本之一。该剧以魏安槱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影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后来《虎符》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先后上演。
1月9日晚，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观看由党校学员业余演出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看完演出，当晚给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齐燕铭二人写了一封信(丁玲后来说：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这封信在60年代被说成是写给评剧院的，与事实不符——笔者注)，他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派人把信送到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手里，彭真把信转给了杨绍萱、齐燕铭。后来，毛泽东这封信还在演出组当众宣读了一遍，大家倍受鼓舞。
1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开展甄别工作，分清是非，为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平反。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反特扩大化”的主要责任。他还说：
“抢救失足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
自此，审干转入彻底纠正逼供信和进行甄别工作。毛泽东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及时补救，拨正了运动方向。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延安农村到处张灯结彩，呈现一派欢乐气氛。杨步浩心里惦记着毛泽东，他拿着自己做的油糕、黄馍馍、白馍馍，提着鸡，到枣园给毛泽东拜年，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杨步浩回到村里后，向乡亲们传达了毛泽东对乡亲们的问候与关怀，乡亲们都很激动，憋足劲儿要搞好生产。
这一年，村里每户喂了两头猪，还搞起了变工队，办起了粉坊，日子开始过得红火了。
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赞扬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原来，艾青在1月中将他所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就给胡乔木写了这封信，提出了他对艾文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乔木：
此文写的很切实、生动，反映与具体解决了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子，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初，毛泽东请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杨得志到枣园吃饭，他交代警卫说：
“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杨得志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毛泽东问他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杨得志说：
“东渡黄河后，到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又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就到前方去了。不过，我在抗大时听过你几次讲演。”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
后来在“七大”闭幕后，杨得志果然去了党校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到前方去了。
且说在1、2月份的某一天，彭德怀在枣园毛泽东处，谈起四中全会问题，他说：
“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
原来，彭德怀听说不是三中全会决定要开四中全会，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一批人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毛泽东解释说：
“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了国际的批准。”
有一次，毛泽东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一起，过延河去杨家岭，走到女子大学的河坝时，萧劲光向毛泽东讲起一件事：女大有一女生，在石坝下洗衣服，一个战士把一块石头踢了下去，正好打在女生头上，双方争执起来了。女生说战士是有意打的，战士说自己是无意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毛泽东听后，立即说：
“不管怎样，我们的战士要做自我批评，毕竟是打了人家的头嘛。遇到问题，首先要批评自己，然后再去批评别人，别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评。这要成为一个原则。凡处理内部团结问题，都要这么做。”
后来，留守兵团的战士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自我批评，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1944年2月4日，毛泽东因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转达了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愿望，就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上说：
“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2月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信中写道：
“你的病况，中央同志都很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罗荣桓是在1942年冬患了严重的肾病，连续1个多月尿血不止，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带病工作。1944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将他的病情，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关心罗荣桓的病情，一方面担心他的病，另一方面更担心他到敌占区治病的安全问题。结果，罗荣桓哪里也没有去，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坚持繁重的工作。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说，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这是他在分别10年之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这一次毕竟是饶漱石告状在先，陈毅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心中有些不安，所以，见到毛泽东，表现得毕恭毕敬。毛泽东对他这个样子很不满意，发了脾气，说：
“你这个陈毅，我们从1934年在江西分别，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感动，他要求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说：
“如果你要谈3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很赞成。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饶的这次争论问题，我看还是不提为好，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电报发到中央来，这个电报在我这儿，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马上说：
“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很好。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毛泽东给陈毅讲了许多党史上的问题，逐渐使陈毅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他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3月15日，毛泽东看到陈毅的心情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就对他说：
“你经过1个多星期的考虑，我认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可以打一个结了，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
“这样也好，我照你的意见办。”
于是，陈毅给饶漱石及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起草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情，重旧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障碍……我自惭最近1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尽我最大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
陈毅还在电文中表示，自己愿意在“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看了陈毅的电报稿，很高兴，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他写道：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
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是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战争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见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将电文交给陈毅看，陈毅自然为毛泽东对他的总结和评价十分感激。毛泽东遂将两电于当日发给华中局和饶漱石。谁知饶漱石接到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后，仍然对陈毅不依不饶。
3月16日，饶漱石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复了一份电报，电文主要内容是：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念。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毅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说，他将另外也给陈毅回一份电报。饶漱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上，尚且没有表现出对陈毅的宽容态度，他在给陈毅的电文内容就可想而知了，电文内容究竟如何，容后再述。
3月19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惨痛教训：由于若干起义军领袖因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错杀了起义军的功臣李岩，对清军进关掉以轻心，导致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认为郭沫若是在“影射当局。”而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连连击掌叫好：“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还被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区都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供全党学习。
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写了一篇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是在1943年底到1944年春由周扬在鲁艺主持编写的理论丛书，共分五辑。书中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高尔基、鲁迅有关文艺的理论。
1944年4月2日，毛泽东写信与周扬交换意见，他写道：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毛泽东
4月上旬，毛泽东召集中宣部、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政府负责人以及边区5个区的地委书记进行座谈。毛泽东说：
“1943年我们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问题还未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有的同志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此时，陈毅接到了饶漱石发给他的复电，正患感冒的他看了饶漱石的复电，顿时怒火中烧，激愤难平，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人马上送去。
4月9日，毛泽东看了陈毅的信，复信开导他说：
“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第二天，毛泽东找来陈毅在他的住处面谈，询问了他的病情，然后又开导他说：
“你现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说：
“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他又问陈毅对《学习与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陈毅说：
“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任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
“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陈毅知道毛泽东这段时间正忙于修改《学习与时局》，不便多耽搁，就告辞退出。
4月12日，陈毅经过1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欲知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能否化解?容后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让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一方面是借机化解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另一方面还在于，此一时期延安正在清算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要让陈毅到中央参加整风运动，也受一点教育。此后，他不愿意让陈毅看到那些华中的告状电报，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以免干扰延安整风运动的大方向。尽管他于3月15日在给饶漱石的电报中，对陈毅在井冈山时期及红4军七大两度取代他前委书记及工作上的错误，做出了宽容的总结和评价，但是在整风运动中，在清算“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陈毅也难免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也免不了对这些批评耿耿于怀。否则，他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怀仁堂时说，“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了。
第159章
“对国民党谈判不要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
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
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
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话说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为朱德的母亲举行了追悼会。
朱德的母亲钟老夫人，是在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在四川仪陇县马鞍场逝世的。蔡畅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钟老夫人不幸逝世的消息。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母钟太夫人传略》。
在朱德母亲的追悼会上，各界人士敬送了花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党校及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谢觉哉、陈云、邓小平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毛泽东说：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我们要承担起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任务。”“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目的和方法。他说：
“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做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完全是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还说：
“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他向全党发出号召：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么我们就会胜利。”
毛泽东还特地讲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他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为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4月，陈毅到延安已经1个月了，毛泽东请他谈新四军的情况，陈毅汇报了新四军和他在华中的工作。毛泽东听后说：
“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战斗经验很值得参考，你准备一下，向中央作一个专门报告。”
过了几天，毛泽东告诉陈毅说，黄花塘的问题可以结束了。
原来，毛泽东和中央已经给华中局打电报说：
“陈毅、饶漱石的争论，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属于路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不能对他发生误会。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与毛泽东同志的争论，是属于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路线性质，而且已经正确解决，不应再提。”
陈毅听毛泽东如此说，便道：
“本来我的意见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共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周恩来说：
“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10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说：
“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一行离开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谈判。
4月下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将陕西米脂人李健侯所著的《永昌演义》转交给毛泽东审阅。
李健侯出生于书香门第。从1926年开始，他着手写作《永昌演义》一书，历时4年，6易其稿，终成大作，共计40回34万字。书中描写了他的同乡、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全过程。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将书抄存了一份，又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多为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已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致深切之敬意。
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同意否?
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敬颂
大安!
毛泽东
4月29日
毛泽东写毕，吩咐工作人员拿出200元边币，以示对李健侯的奖励，将信及边币一并送给李鼎铭。李鼎铭立即让他的四子将毛泽东的手书及200元边币一并转交给李健侯。李健侯激动不已，即赴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又奖励他两石大米。
建国后，毛泽东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馆当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李健侯不幸于1950年病逝，没有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任务。此是后话。
且说4月30日晚，毛泽东邀请续范亭和另外几位同志到他住的窑洞里小宴，毛泽东亲切地询问续范亭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还给他讲了一些有效的疗养方法。举座叙谈甚欢。
饭后，毛泽东与续范亭等人坐在院子里的丁香树下，一边品茗，一边叙话。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年纪，毛泽东说：
“光绪十九年癸巳生。”
续范亭又问是何月何日，毛泽东说：
“旧历11月19日，公历12月26日。”
续范亭的出生时间是旧历10月19日，正好比毛泽东大一个月，他想到去年农历11月19日是毛泽东的50寿辰，而延安各界并没有举行庆祝活动，感到很遗憾，便即席赋诗一首，献给毛泽东，以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诗曰：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和在座的客人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天夜里，续范亭和毛泽东谈话的情景，久久萦绕在他的脑际，他对毛泽东的学识、人品、才能都很钦佩。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五百字诗》，并在长序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会见，抒写了他那无比欢欣的感触：
“毛主席身体健康，器宇雄厚，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古人说：‘大智慧亦寿考’，不祝亦必寿考也。30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
续范亭把毛泽东看作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他在《赠毛主席》诗中写道：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解释说：
“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有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觉得不够全面，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品清质虚而体积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
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对在整风中的受害者讲话说：
“整风的问题，我有责任，因为我在延安。这次整风同志们洗了个澡，但是水太烧了，火太大了，伤了同志们的皮肤，同志们有怨气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党伸出手来和同志们握手，同志们要不和党握手，党的手就收不回来。”
毛泽东在向与会者鞠躬时说：
“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道歉，我将不再抬起自己的头，并且，一定要鞠第二次躬。”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明日将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你。
由于国民党方面拿不出谈判方案，而要中共先拿出具体意见，毛泽东就指示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交给张治中和王世杰，以此作为谈判的内容。毛泽东在《意见》的说明部分写道：
“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全国政治的有3条：
“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毛泽东提出关于两党悬案的有17条，主要内容是：
允许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平均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
5月17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等人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从西安同机到达重庆。
在此期间，董必武自重庆给在桂林的柳亚子寄去一首贺寿诗，内有“诗能报国应长寿”句。柳亚子就作了一首律诗：《次韵和必武贝寿新诗，分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张曙时、邓颖超诸同志》，自云：
“誓以心肝酬党国，岂贪姓字上旗常?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
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于5月21日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全会的议事日程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会议决定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
5月21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
七中全会一直开到1945年4月20日才闭幕，历时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这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在中共历史上、也可能是在世界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从1931年初到1943年底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1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任弼时 朱德 周恩来 康生 彭德怀 张闻天 邓发 陈云 博古 李富春 吴玉章 杨尚昆 孔学 陈郁 李维汉
列席会议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有：高岗 彭真 贺龙 林彪 叶剑英 陈毅 刘伯承 聂荣臻 朱瑞 徐向前 谭政
应该出席会议而请病假的有4人：王稼祥 王明 凯丰 关向应
原定出席会议而外出的有2人：林伯渠 董必武
会议根据书记处的提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由会议主席团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就召集七大的准备工作，通过了《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七大”政治报告;成立了负责起草七大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4个文件的各个委员会，其中以任弼时为召集人，由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康生、彭真、高岗7人组成负责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委员会。
5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发展工业，打倒日寇》的讲话，他说：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不一定拥护我们。”
“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边区教育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而这是与边区各个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进步有联系的。我们所有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根据地就不行。
今后延大的具体任务：在政治上要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的方针，要学习各项政策与方法。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要帮助35万家农民做到耕三余一，要帮助老百姓订一个植树计划，10年内要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还要使边区工业做到全面自给，达到每年出产31万匹布，470万斤铁。还有文化建设，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认识1000个字，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1000多个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还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个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
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像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招待职工代表会上讲话说：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作技术。”
“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
5月2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联合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会议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来，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到各工厂去，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
5月底，因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拒绝接受毛泽东提出的20条谈判意见，并不肯把中共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毛泽东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
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
“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屈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结果，国民党方面仍然不接受中共的意见，他们拟定了《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和由陈布雷起草的《林祖涵来渝事件之应付要点》等秘密文件，企图通过宣传，以逐步令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
1944年6月5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中规定：“第18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张治中、王世杰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进行谈判。
6月5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城市工作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城市工作极为重要，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帝出中国。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担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
6月12日早上，毛泽东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发来了一份浅红色的请柬。送请柬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希望先生们下午4时就去，为的是在晚餐之前可以和毛主席谈谈。
这个参观团来到延安，说起来也有一段缘由。原来，国民党长期对边区的封锁，反而增强了边区的神秘感，从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探密的欲望。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多次公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也起到了鼓励外国记者的作用。1944年2月16日，以《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为首的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去延安访问。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于2月23日不得不同意记者们的请求。中共方面迅速作出积极反映。3月1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安。
在记者团中，国民党增派了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的中国记者，并规定由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和中外记者统一行动等纪律。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一行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北。参观团中有6名外国记者，除1人是塔斯社记者外，其余5人全是美国记者。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途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时，阎锡山大放厥词，恶毒攻击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
毛泽东看到阎锡山的谈话后，向贺龙提议，请当年山西新军的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人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贺龙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续范亭，续范亭欣然接受了。
参观团于5月30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临、延长参观访问，后到南泥湾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于6月9日到达延安。
且说这天下午近4时，中外记者先后登上汽车。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发现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觉得未免不郑重，便要回去穿一双袜子。招待人员告诉他说：
“先生，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赵超构只好上了车。过了延河，行驶了10分钟，车子在中央大礼堂前停下来。大礼堂大门前站着两名着装非常整齐的卫兵。客人们被引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赵超构感觉这个客厅是延安最漂亮的，又宽又长，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摆成丁字形的桌子，可以坐40个人，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鲜花。墙壁上除了4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在两边，一幅是斯大林的，另一幅是毛泽东的。
赵超构靠在沙发上，习惯地伸着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延安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过了半支烟的功夫，毛泽东昂然走了进来。只见他身材欣长，穿着一套陈旧的毛呢制服，领扣照例没有扣，露出白色衬衣。他那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宽阔的前额，隆起而端正的鼻梁，显示出一副尊贵的气概。周恩来向他介绍着客人，他握着客人的手，眼睛却盯着介绍人和每一个客人，好像是在极力地记取着对方的姓名。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首先即席致词，他说：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欧州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州，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州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稿及其报纸，今乘诸位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如此，抗战中期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外关系和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赵超构感觉，毛泽东虽然是满口的湖南口音，“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且说毛泽东致词结束后，不少记者纷纷提问：
斯坦因问：“毛主席能否谈一谈，林伯渠先生在重庆谈判的情况?”
夏南汗神父问：“上述问题为大家所关心，可否尽先答复?”
斯坦因说：“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请毛主席将1936年国共谈判的情形与今日谈判情形做一比较。”
爱卜斯坦问：“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否引起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对此是否准备发表宣言，阐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谢爽秋问：“为着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赵炳烺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增加问，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其他各党派做些什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准备做什么?”
毛泽东答复说：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3个：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它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结果。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的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1942年11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候，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阶段。北非和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州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州，将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虽然很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央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外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现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州已进入了决战阶段，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及抗战7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军队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国家，并发展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在中国的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和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的会议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先生们来到边区已经十几天了，今后还要有若干时间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人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
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以相互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谈话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之久，日色渐渐向晚。毛泽东和客人们一起共进晚餐。
是日晚，毛泽东请客人们到大礼堂观看延安评剧研究院的演出。毛泽东坐在赵超构的右侧，大概是吃了几杯酒，两颊微微红润。他殷勤地向两边的客人们让茶让烟，像朋友一样和他们谈着话。
演出开始了，演的是京剧《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4场戏。毛泽东自始至终非常有兴味地观看着，不时地发出笑声，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的笑。当看到张飞自夸“俺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他竟是捧腹大笑。他还对身边的赵超构说：
“我对于京剧没有研究，很喜欢看看。”
演出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毛泽东微笑着送走了客人。在归途中，有朋友问赵超构，今天有何感受?赵超构回答说：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6月21日，因为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退，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华莱士在与蒋介石首次会谈中，告诉蒋介石说：
“罗斯福总统认为，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若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你们可以找一个朋友从中撮合。罗斯福还表示说，他可以充当这个朋友。”
此时的美国，急于利用他的影响促成国共谅解，目的是为了好让中共的力量“充分发挥用途”，一是挽救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二是利用中共的军队和根据地配合美军对日作战。可是蒋介石不同意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也反对美国与中共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蒋介石要求将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调回美国。而华莱士则一再说明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都希望美国军事观察团早日到延安去。蒋介石被迫允许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去延安。
华莱士回到美国后，向罗斯福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他说：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广大民众普遍不喜欢国民党政府”。华莱士又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取代蒋介石。他提议由魏德迈将军换回史迪威，影响蒋介石采取进步政策。他还说：“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6月28日，毛泽东非常重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延安的事情，他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说：
“美国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会议决定：要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同美国人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美军观察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美军观察组，请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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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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