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以防国民党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
话说1944年6月30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文中叙述了陕北靖边县城区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先进事迹。
欧阳山在同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文中记述了合作英雄刘建章的事迹。
1944年7月1日早晨，毛泽东看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报告文学，立即写信给两位：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7月1日早
这天上午，住在延安南门外边区文协的丁玲、欧阳山接到了毛泽东这一封书法甚佳的亲笔信，他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
下午傍晚时分，丁玲和欧阳山来到枣园毛泽东住处晤谈。毛泽东留他们吃晚饭。席间，毛泽东对丁玲的新作仍赞不绝口，他说：
“我一口气读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毛泽东也同样鼓励了欧阳山。饭后，他与丁玲、欧阳山二人谈了许多合作社方面的问题。
晚9时，宾主尽欢而散，毛泽东送走了两位客人。
后来，毛泽东还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丁玲，他说：
“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
丁玲对于毛泽东的赞扬很清醒，她说：“这是毛泽东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平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许多的文艺工。”
以后，毛泽东又读了丁玲的《三日杂记》，文中记述了丁玲深入农村时，到一个叫柳拐子的村长家里，与这位村长的老婆躺在一个炕上聊家常的情景。毛泽东见到丁玲时高兴地说：
“哎!丁玲，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聊天了。”
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示说：
“为了适应我军发展、准备战略反攻及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突然事变的需要，整训现有部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为军队将来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
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
7月1日和2日，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连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看到后，几次传话让萧三停止写他个人。毛泽东还亲自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分辩说：
“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党的斗争，二者是不可分的，有重大教育意义。”
毛泽东闻言，便不做声了。自此，萧三成为中共内部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
7月4日，毛泽东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与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晚上，毛泽东又出席了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这天晚上，毛泽东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他们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及机场标记等。
7月初，延安评剧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由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组成的《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120回本的《水浒传》，又请齐燕铭在构思上给予指导，尔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建议说：
“这个戏要写好3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
7月14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接受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美联社记者史坦因的采访。在史坦因眼里，毛泽东是一个“穿着肥大裤子，操着浓重乡音，精力充沛的农民知识分子”。史坦因问毛泽东说：
“你在长征以前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不能占上风?”
毛泽东说：
“是的，我曾是少数派。那时候，我所做的唯一事情是等待。”
史坦因又问：
“你现在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毛泽东答道：
“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
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史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共产党及其在抗战中的一些目标。毛泽东看到史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在院子里捡了一块小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脚下面。
毛泽东在谈话中，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他说：
“中国共产党在它的23年历史中，没有改变其根本的或基本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就是新民主主义——由中国广大亿万群众，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进行民族独立、民主和改变人民生活的革命。”“我们制订的没收土地的纲领，在战争年代不合适了，因为，地主想抗日而没收土地政策可能会把他们赶到其它阵营去。农民看清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即减租既可使地主继续存在下去，又会帮助孤立日本人。减租政策是切合时宜、唯一可行的政策，如果在全国实行，自然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战争结束后，恰当地对付资本，是一件有利的事情。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
史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毛泽东像是没有看见。他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谈到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说：
“如果国民党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愿意后退一些。如果他们继续进攻，我们就要战斗。我们必须自卫，我们决不打第一枪。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防止偶发事件。中国人民、国民党的大多数和盟国，应设法制止它们发生。蒋介石不会欢迎盟国调停的。”
直到凌晨3点，当史坦因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他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外国记者们由于史坦因带了头，就不顾参观团统一行动的纪律，先后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门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毛泽东家里的情形：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6个普通的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侍卫。毛泽东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闻名遐迩的影剧演员蓝苹。这是一个极为聪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毅然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延安鲁艺学校从事戏剧艺术教育。”
“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大的劳动布服装穿在她那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上衣和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裤子。
我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用砖块铺地、用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的家居的窑洞。时间已经到了晚上，洞内仅有的几点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倒置茶杯上的蜡烛和几支抽着的烟头上。
谈话期间总有几个儿童跑进跑出，这些儿童站下来盯了我几秒钟，然后剥一块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泽东好像根本不在乎她们的存在。”
这几个儿童，就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叶子龙的两个女儿。
再说毛泽东对于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卫生状况，始终挂在心上。他经常从边区政府工作汇报和同农民的交往中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他逐渐地了解到边区人民习惯喝生水，生了病不去找医生，而是找巫神，许多人因误了医治的时机、又被巫师折磨而丧了性命。他还了解到，边区妇女生孩子时还用旧的接生法，不讲究卫生，造成婴儿成活率特别低，仅有百分之四十。有的妇女一辈子生十几个孩子，只有一两个成活下来。成人的死亡率也很高。
有一天，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说有要事相商。张汉武以为一定是关于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事，于是一路小跑来到毛泽东住处，见面第一句话就问：
“主席，有什么紧急任务?”
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毛泽东问他：
“你知不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为什么不生娃子?”
张汉武被问得瞠目结舌，他说：
“不知道。”
毛泽东马上把脸一沉，严肃地说：
“市委书记连人民群众不生娃子的大事都不关心，算不上是人民的好公仆。”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是不是水有问题呢?请中央医院的同志，去把水化验一下好不好?”
张汉武说：
“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情人家中央医院不干。”
毛泽东生气地说：
“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人民群众的疾苦决非小事。我马上打电话请中央医院派人去化验，请你带路。并将化验结果告诉我。”
谈话后不几天，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负责人来了，是毛泽东亲自下了命令，要他们去侯家沟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那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水进行了处理，帮助群众治病。后来在10个月后，侯家沟那两个村子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哭声。毛泽东得知后，高兴的合不拢嘴。
毛泽东还指示边区和中央各医务机关说，要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7月17日，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了。会场上，挂着阿罗夫大夫的画像和白求恩大夫的遗像。展品有：延安市和延安县人口出生，及因病死亡人数统计表;有反巫神斗争、防疫卫生、妇婴卫生、营养以及各医务机关为群众看病治病情况统计表;还有边区自制的药品、器械等。整个展览，图文并茂，用形象生动的方法说明，疾病、迷信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等前往观看，徐特立整整看了一下午还没看够，第二天又接着去看。
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毛泽东首先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问题上的态度。他说：
“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回顾了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演变，指出造成目前两党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他说：
“国民党的根本政策必须修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它必须采取团结人民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它愿意援助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团结和民主。”“自然，委员长是公认的中国主席。我们一直坚守诺言，并且还要坚守下去。第一，不推翻国民党。第二，不没收土地。第三，我们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第四，我们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国民军的一部分。”
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指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中共的态度。他在电文中说：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400万，华北有150万，绥远有22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7月22日，一架满载美国外交官和士兵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飞抵延安。
毛泽东乘坐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美国政府与中共的正式接触及相互关系说来话长。早在1938年，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卡尔逊对边区的两次访问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同中共驻国统区代表的接触，在美国方面来说，只限于对中共一般的了解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打算。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美国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开向国民党表示“美国政府决不接受在中国以‘战争对付共产党’的政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愿在各种场合与美国等盟国进行诚恳坦白的合作。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向美国驻华官员发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延安的邀请。1942年和1943年，以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驻华美国官员，在美驻华大使高斯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支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同中共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并给中共以有限的军事援助的建议。由于美国政府那时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依靠国民党进行对日作战，企图通过全力扶持蒋介石政府，以保证在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所以美国驻华官员的建议未被采纳。1943年开罗会议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一是，要求蒋介石“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以避免战后内战的发生。美国开始考虑同中共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从中调停国共关系，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
开罗会议后不久，约翰.戴维斯在给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的报告中，再次提请白宫加快与中共建立关系的步伐。他说：
“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团到共产党中国去，在政治上争取中共，削弱中国依附俄国的趋势，使美国能够在战时和战后适应中国所能出现的改组。”
戴维斯的建议，白宫马上有了反映。1944年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派一个美军观察团前往“山西”和“陕西”观察军事的问题。蒋介石回电愿意“提供方便”，但又提出考察应限于国统区内。罗斯福认为，与中共建立关系应在不损害美蒋现存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由此，美国同中共正式接触的问题又被搁置。1944年春、夏，国民党战场出现的严重军事危机，促成了美国同中共的正式接触。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让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7月26日，中共中央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举行晚宴。毛泽东与坐在他身边的谢伟思亲切交谈，他说：
“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以防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
谢伟思表示可以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上级，他又说：
“我有许多话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
毛泽东说：
“等我安顿完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
谢伟思生长在中国四川成都，并长期在中国工作，且对中共抱有友好的态度。毛泽东对他很感兴趣。毛泽东将谢伟思的情况告诉了陈毅，要他也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7月28日，毛泽东给谢觉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觉哉同志：《明季南北略》及其它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到，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它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194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召见王震，交给他一个任务，让359旅派1个团长率领1个加强营，护送干部团经鄂豫边新四军5师根据地，到广东抗日游击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王震回到部队找几个团长商议此事，大家都感到这次护送干部要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长途行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王震找到毛泽东，主动提出由他自己率部队护送干部团。毛泽东说：
“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党中央研究一下，我们再谈。”
隔了一天，毛泽东把王震找去谈话，他说：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晋冀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5师抽7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4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四是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
毛泽东还说：
“359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1梯队先走，等你们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2梯队再继续南下。”
毛泽东和王震谈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359旅一部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准备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朗明获得这些消息后，欣喜万分，远离故土几年了，他是多么希望回到家乡看看乡亲。许多从湖南来的人和他一样，也纷纷要求跟随359旅南下。毛朗明打定主意，就去枣园和毛泽东道别。
这是一个星期天，毛朗明从中央党校步行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一见毛朗明，便高兴地把他迎进屋里。
“主席，我想回湖南去。”
毛朗明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在延安不习惯?”
“习惯。”
“是不是想家了?”毛朗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随王震司令员的第一梯队南下。”
毛泽东想了想，点头说：“可以。”
正说着，朱德、康克清夫妇来了，毛泽东起身向他们介绍说：
“这是我的本家，从韶山来的，叫毛朗明，现在中央党校学习。”
朱德立即走过去和毛朗明握手。毛泽东说：
“他要跟359旅回湖南去。”
“那好啊!”
朱德一口四川话，和蔼可亲。这时有人进来叫毛泽东接电话，毛泽东向朱德打了一声招呼，就去了隔壁办公室。
“回湖南好!”朱德和气地对毛朗明说：“这次情况比以前大不相同，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朗明觉得自己不便讲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朱德接着说：
“这次回去，困难还是很多的。战争是艰苦的，要取得胜利，还很不容易，要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不过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多了，斗争的经验也多了。只是南方的力量还单薄了一点。”
朱德看着毛朗明一直不做声，以为他可能是害怕困难了，便改口说：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中午，毛泽东留毛朗明吃午饭，饭菜很简单，没有什么荤菜。
后来，正当毛朗明准备南下时，中央组织部帅孟奇找毛朗明谈话说，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他是湖南派来的代表，要求他暂不南下，等参加了七大以后再说。就这样，毛朗明又留在了延安。
再说在延安市的卫生展览会上，最吸引人的内容，一是妇婴卫生，二是反巫神，三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和一只苍蝇。
1944年8月1日，天下着小雨，观看的人仍然多达3000多人。白家坪一位姓殷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冒雨前来参观，她看了妇婴卫生部分，听了讲解员的解说，激动地说：
“我活了一辈子，生了13个娃，只活了两个。要是现在的话，我那13个娃都可以长大了。”
殷老太回去以后，立刻拉着毛驴赶到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接女儿回来看展览，她对招待员说：
“这是我女娃，再穷么，这会儿我也要送她去医院接生。”
在反巫神部分，摆着三山刀、表旗、神剑、铃子、麻鞭、神牌位等等什物。几位改邪归正的巫神正在现身说法。一位老巫师用粗矿的声音不停地向人们说着：
“我是柳林区的一个老神官，以前骗过人家不少东西和钱。我劝你们不要再迷信鬼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不信，你们看。”
老巫师说罢，马上表演起来。许多观众后来都把栓在腰里辟邪的红布条扯下扔了。
展览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防疫部门显微镜下的细菌。有些村里传说着这样的故事：展览会里关着一只绿苍蝇，拳头那么大，会说人话，全身长着毛毛，可厉害了，它飞到哪搭，哪搭就死人。许多人专为看这只苍蝇赶到展览会，拳头大的苍蝇没看到，却看到了显微镜下苍蝇身上那些到处乱动的细菌和水中游动的微生虫。一些人喊起来：
“苍蝇最可怕!”
一些人则说：
“以后再也不敢喝生水了!”
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参观团的爱卜斯坦、福尔曼等人，也参观了展览，目睹了当地的群众卫生运动，他们连声说：
“这样的展览会，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未见过，这样的展览会，容易为群众接受。”
展览会原定于7月30日结束，由于参观的群众太多，不得不一再延期。后来又改作移到各乡村巡回展览。边区的卫生运动也随着迅速开展起来。
1944年8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途径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阎锡山大放厥词，恶毒攻击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毛泽东看到阎锡山的谈话后，要贺龙转请新军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人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续范亭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他抱病卧床口述，由秘书记录，写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痛斥了“左手提着同志头，右手拿起一等侯”的阎西山勾结日寇、投敌卖国、压迫人民的罪行。内中还写道：
“我虽不是共产党，但我十分同情并拥护共产党的办法，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我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背叛了三民主义，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结日寇，背叛祖国，压迫山西的人民。”“我这一封信虽然批评你、骂你，但是很公正、很确实的。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朗，我今天并不是想把你骂死，我也不是诸葛亮，当然骂不死你。因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还讲些廉耻，挨了骂以后就羞愧而死，你是个自私自利不顾一切、阴柔奸诈、顽钝无耻成了精的老怪物，当然把你骂不死的。”
续范亭派人将文章送给毛泽东指正。毛泽东读了续范亭的《五千言书》，给他回信说，读了大作“振奋人心”，并称赞这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
毛泽东指示陆定一，将续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欲知续范亭能否骂死阎锡山?诸君看完本传自然明白。
第161章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
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
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
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
话说1944年8月7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
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由美军中缅作战司令部和驻华使馆的军官、专家18人组成，组长由史迪威将军的顾问戴维.包瑞德上校担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雷蒙特.卢登和约翰.谢伟思担任政治顾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军观察组，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充分的重视。毛泽东明确指示有关方面说：
“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
8月10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在回忆中说：
“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足之处。”
毛泽东听说陈毅在学习班上和谭余保两人又闹了别扭。
原来在1937年，陈毅奉命下山到湘鄂赣边区传达中央指示，劝说谭余保率领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陈毅带队的是一个叛徒，陈毅的手续也不全，引起谭余保的疑心，他命令把陈毅捆绑起来，用烟袋锅敲打陈毅的头，多次说要枪毙陈毅这个叛徒。陈毅毫不示弱，据理力争。谭余保为了弄清真相，派人到吉安、南昌打听，得知确实是国共合作了，了解到陈毅不是叛徒，才把陈毅放了。这支部队终于下山改编为新四军。从此，陈毅和谭余保在心里却结下了疙瘩，陈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这一次两人闹别扭的起因，是陈毅在学习班上强调农民党员要多读马列主义;谭余保见陈毅又旧事重提，也不高兴，后来和陈毅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了。
毛泽东就把王震找来，笑着说：
“王胡子，你同他俩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王震一听，满口答应。第二天，王震上山打了两只野鸡，又亲自下厨房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请陈毅、谭余保赴宴。王震见他俩来了，一边让座，一边解下围裙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可不要把桌子推倒了。”
陈毅、谭余保二人为王震的诚意所感动，互相看了一眼，放声大笑起来。从此二人成为至交。
再说参加会见的谢伟思对陈毅这位老乡发生了兴趣，几天之后，他便登门拜访了陈毅，二人谈了3个小时。陈毅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
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绝对实行反攻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在盟军联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伟思说：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的。
陈毅说：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就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伟思问：有把握吗?
陈毅说：有的。
谢伟思在听取了陈毅举出的各种理由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塌台呢?
陈毅说：我们是以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们党有力量打破逆流!
谢伟思说：我一定到华中去看一看，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在这次谈话中，谢伟思约请陈毅把《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给他。
8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他扼要介绍了国共双方自5月份以来谈判的经过。他说，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无理态度，在谈判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8月14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我认为通过少量的弹药、自动武器、大炮和通讯器材援助他们，将会发生直接的效果。如果中共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而我们不给，我们也许将失掉更多的东西。”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充分认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意义，要求对美军人员给予“热情而适度的接待”。指示说：“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包瑞德上校提请陈毅尽快把他与谢伟思谈话中约定的两个文件，即《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
8月21日，陈毅写好后，又给包瑞德写了一封信，一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材料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正，并在《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加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1940年12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他们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毛泽东改毕，当天就派人又送给了陈毅。陈毅看到毛泽东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陈毅同志：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在《苏北事件》第6页所称1929年的均是1940年之误，均已改正，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敬礼!
毛泽东
8月21日
陈毅深深感到毛泽东的精细，为自己的粗疏感到惭愧。
8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中强调说：
“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4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这4项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大大提高，有利于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
指示中同时强调要开展城市工作。
8月23日，毛泽东约见谢伟思，二人谈话持续了6个小时。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关系问题，他说：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反共、反民主，压迫人民;在经济上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假如让这个国家在目前领导下听任自流下去，看来不可避免就会发生一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我们懂得，对中国来说，它将意味着常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蒙受影响。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怕内战。我们憎恶内战。我们不愿发动内战。我们愿全力避免它。”
毛泽东谈到了美国在防止内战问题上的作用，他说：
“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民的问题，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希望美国政府在防止中国内战方面起积极作用：第一，运用美国的影响，促使国民党接受中共关于召开由各党派、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的临时国民大会的建议，以加快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第二，美国应承认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积极的抗日军队，承认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主中的影响。为了确保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国武装来打内战，美国应当把它的援华武器，划分给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美国可以运用援华物资及其它方式，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使得国民党不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最后谈到美国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他说：
“不仅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会和美国有很好的合作，在战后，中国的工业化也需要同美国合作。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谢伟思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详细的谈话记录。
8月29日，谢伟思把他所写的报告交由驻华大使转呈华盛顿。他在报告中说：
照现在这样援助“只会助长目前国民党不民主的趋势。当援助能帮助国民党延续不稳定的政权时，国民党一直拒绝改革，它甚至会助长有法西斯思想的国民党领导人去发动一场内战。这场内战不仅会给中国及战后世界在这个地区的和平带来灾难，而且会给我们在这个地区平时的利益带来灾难。”
从1944年9月起，中共中央从太行、太岳、晋绥和陕甘宁边区抽调部队由皮定钧、徐子荣和王树声率领进入豫西，建立了以嵩山为中心的豫西根据地。
9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建立城市工作部。强调：
“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的原则统一配备，要能负担起发动和组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的艰巨工作”。
9月5日，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开辟东北的重要性，他以中共中央名义分别向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示中说：
“满洲工作的开展，不但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局面，而且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指示中说，中央决定：由晋察冀分局、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和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分别成立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各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都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指示还要求各个分局和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满洲工作委员会指导和帮助。
战略反攻须有一系列配套工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适时部署，为反攻作战提供了充足的准备。
9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有的人觉得，一个普通警卫员死了，不必惊动毛泽东。毛泽东闻知张思德的死讯后，对身边的人员说：
“张思德同志职务虽不高，但他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象这样的同志，不管职务高低，都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表示对他们的纪念。”
毛泽东指示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并亲自致悼词。
9月8日下午2点多钟，中央机关在枣园口的操场上，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全体指战员们集合在大会场上，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们也抬着花圈参加了大会。
会场的土台子上搭着布棚，台前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的横额，台里正面挂着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党旗下面挂着张思德的遗像。土台周围放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圈，正中间放的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着“永垂不朽”的花圈。
会场上一派肃穆的气氛，毛泽东缓缓走来了。他穿着长征时的那件青色粗布夹袄，衣袖上和裤腿上补了好几个补丁，已经褪色的八角帽上，还依稀可以看到五星的痕迹。他一句话也不说，微微低着头走向主席台，慢慢地登上台子，静静地站着。
追悼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唱起了庄重的《国际歌》。在向烈士默哀后，毛泽东亲手将卫士们递给他的由他自己题名的花圈，敬献在张思德的遗像前，向烈士的遗容瞻仰沉默了许久。此时，台下很多同张思德一道长征过来的人都流下泪来，与张思德共同战斗多年的老友胡德山竟哭出声来。
政治处张主任报告了烈士的生平简历和牺牲经过。毛泽东慢慢地走到台前，用沉痛的激动的语气致悼词。他说：
“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用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而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呢?”
毛泽东最后说：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9月，新四军第4师进入萧县、永城、宿县地区，恢复了豫皖苏根据地。
9月11日，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地区与日伪顽作战时不幸为流弹所中，英勇殉国，年仅37岁。
彭雪枫在军中享有“德才兼备，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盛名。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彭雪枫举行追悼会。毛泽东痛挽爱将，为彭雪枫撰写了一幅长联，其词云：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成，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熟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毛泽东还为彭雪枫题写了挽词，他写道：
“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9月22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查干部等问题。与会者都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刘少奇提出，还可以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应了。
9月24日，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名流董必武、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王昆仑、邓初民、黄炎培、张申府、胡子婴、李璜、左舜生等500余人，在重庆集会，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
9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谈到1943年审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偏差，他说：
“今天要行个脱帽礼，脱去给人家带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9月27日，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说：
发展东南敌后，控制苏浙皖边区，以便尔后“破敌、收京入沪”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
1944年9、10月之间，有两位美国记者在得到国民党书面批准后，先后访问了延安。他们是《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西奥多.怀特，后者又叫白修德。
阿特金森和怀特通过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发出了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行们相似的报道。怀特是这样描述毛泽东的：
“高大的身材，向后斜分的发型，上嘴唇上散乱几根虚弱的胡子，下嘴巴上长着一颗小痣，不管怎么说，他算不上美男子。他一讲话，发出的声音是干脆的、柔和的，既不同于讲台上的姿态，也没有规劝的企图。他对于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是个诲人不倦的圣人。当他走起路来时，一拖一拉的，轻松自如，有点熊的步法。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平静地坐着，让他的智力从那懒散的躯体产生出来。他的知识看来不象是科班的，从他的谈话可知，他是那种自修型的人才。先是狼吞虎咽地读书，然后再咀嚼消化。这个人是懂得他的国家的。这个人懂得理想可以使人民扛起枪来，权力是从枪口里喷出来的。就对他的人民认识程度而言，和我交谈过的任何领导人都比不上他。用一句最简单的历史术语来说，他不是在同蒋介石竞选，他是在同孔夫子竞选。”
怀特的真实报道，却遭到了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反对，赫尔利说：
“象怀特这样的记者，是成功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障碍，他们那些不利于国民党的评论，将危及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
194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谈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还不准备妥协，因此眼前没有希望召开拟议中的紧急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他说：
“我们愿意等待，我们在耐心方面有过长期等待。”
10月11日，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边区文教大会。会场两边贴着两幅巨大的标语，右边写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武装部队与文化部队相结合;左边写的是：文教工作与生产结合起来。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450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士兵中的文教工;有学者、诗人和热心文化建设的士绅、国际友人等。
毛泽东对文教大会非常重视，他在会议筹备过程中曾经多次过问。
10月13日，毛泽东亲临文教大会，他走上主席台，等热烈地掌声停下来，开始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他开门见山便说：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斗争，不能不有广泛地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是联系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艺人、医生，帮助他们，感化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个人良好的愿望出发。”
文教大会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
刚从重庆赶回来的林伯渠，在闭幕式上兴奋地说：
“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大会，从来也没有开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希望。”
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份指示，派八路军一部挺进豫西，“建立河南解放军，以解放被日伪军统治下的河南人民。”
这是中共最高统帅部在电文中首次使用“解放军”这一称号。
且说在这10月间的一天，陈先瑞接到通知说，要他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陈先瑞立即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毛泽东住处，一进门，就看到385旅770团团长张才千也来了。毛泽东向陈先瑞招招手，让他坐下，然后笑着对二人说：
“你们不是早就想到前方去吗?这次就答应你们的要求。中央决定，尽快在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决心把警1旅2团(陈先瑞带过的部队——笔者注)和770团放出去。这两个团都是红军老部队，在西北搞了七八年，这回要老虎出山显显威风了。”
接着，他向陈先瑞、张才千分析了河南的形势。他说，1944年4月以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会战，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在河南的40万大军不战而逃，使郑州、洛阳、许昌、南阳等30余座城镇沦入敌手。为了驱逐日军，开辟中原根据地，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联系起来，中央在7月间发出了向河南进军的命令。9月，由太行军区抽调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第1支队，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进入日军占领的箕山、嵩山地区;尔后，又从太岳军区抽调两个团进入陇海路、新安、渑池地区。中原李先念部也派部队向西进入嵖岈山地区。这次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组成河南军区，进军豫西，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
分析罢形势，毛泽东又强调说：
“河南地处中原，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关系到能否把华中、华北和陕北联系起来的战略全局。因此，你们肩负的任务很重要。你们这两个团改编为两个支队，你们各率一支，迅速进入伊川、登封、汝阳地区，战略目标是三点(开封、郑州、洛阳)一线(陇海线)。这两个支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红军骨干多，部队素质好，战斗力强。到达预定地区后，要迅速扩大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站稳脚跟。脚跟站稳了，就有了开展工作的根基，就能打开局面。”
陈先瑞、张才千进入河南就要归王树声、戴季英为首的河南军区领导。毛泽东担心他俩对曾经在陕北犯过错误的戴季英信心不足，便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说：
“有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中央的方针还是团结教育他们，给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改正的机会。犯错误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中央相信他们会改正错误的。你们去后，要尊重、服从河南军区的领导，主动工作，注意团结，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好这一任务。”
毛泽东还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后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使中央及时了解和掌握河南的斗争情况。
此后，警1旅2团改称为豫西第3支队(又称第3分区)，由陈先瑞任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地委书记。陈先瑞率3支队进入豫西后，很快在登封、汝阳一带站稳了脚跟;不久又进军伏牛山，在伏牛山东南地区，成立了鲁山、南召两个县级政权和5个区的区政府，使两万多人口获得解放;并与占据南召的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达成了双方之间停火、互不侵犯、互通情况的协定。
且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干部要提高原则性和警惕性，要善于识别叛徒、自首变节分子问题。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刘备的夫人来到古城，当他叫张飞出来迎接时，张飞却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羽便打，直叫道：‘我今与你拼个死活。’
张飞与关羽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羽，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了，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学张飞的原则性、严肃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1944年11月1日，天气分外晴朗。延安新机场上红旗飘扬，鼓声震天。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召开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南下誓师大会。
游击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遵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率领359旅主力7个大队4000余人，党政军民干部900余人，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和全新的衣服被褥，组成南下支队，整装列队在新飞机场上。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叶剑英都在大会上讲了话。毛泽东说：
“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毛泽东握着王震的手说：
“我们走了10年了，那里的人民在想着我们，盼着我们，你们回去后一定要站稳脚跟，再打出一个苏维埃政权来，中央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王震非常激动，他向毛泽东立正敬礼，说：
“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当选为总统。
这天下午，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飞抵延安。赫尔利到达延安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包瑞德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周恩来，我，和一大群中国人和美国人到飞机场接机。飞机着陆后，门一打开，梯子上赫然出现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军人模样、非常英俊的人物，他穿的是我历来所见剪裁最漂亮的制服，胸前佩着的绶带在我看来足以代表美国参加过的每一场战争。他就是美国总统特使巴特立克.赫尔利少将。他访问延安，显然事前没有人通知我们。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此行目的是要在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之间担任调停工作。
周恩来一看这位军人气派十足、服装异常漂亮的人物，显然吃了一惊，立刻问我，这位贵宾是谁?我告诉他，这就是赫尔利将军。好几年前他是陆军部长，我曾在纽约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周说：‘你留他在这儿，我去请毛主席来。’接着就在滚滚沙尘中扬长而去。
一会儿，比我所料想的还快，毛和周坐着中共在延安唯一的汽车来了。这辆司机室关闭着的破旧卡车至少是我在延安所仅见的一辆汽车。紧跟着他们而来的是一连步兵，显然是在飞机场附近兵营临时匆匆召集的。毛以正式的礼节欢迎赫尔利将军，一连步兵排列成为仪仗队，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检阅。赫尔利将军回敬步兵连长的敬礼，然后挺直他的高昂的身躯，像中毒的小狗一般鼓足气，发出一声印第安人的长啸。毛和周看见这位贵宾的怪异行为后的脸上表请是我毕生难忘的。
检阅仪仗队之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将军爬进破旧卡车的司机室内，我也跟着挤进去做翻译。赫尔利将军语言泼辣，说话奇特，因此翻译相当困难。此外，他的谈话缺乏条理分明的思路。他看到路上的乡下人，就回忆往事，联想俄克拉荷马州的老朋友——这些对毛都是没有意思的。他看见一个老农夫使劲扯着一只被我们的卡车惊吓逡巡不前的骡子，大声叫嚷：‘差利!打它的另一边。’我必须有敏捷的思想，才能把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谈话大意翻译出来，使毛主席和周恩来了解他的说话的一些内容。”
中共中央为赫尔利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把江青介绍给包瑞德，他指着江青说：
“包瑞德上校，这是江青。”
包瑞德后来这样描述了江青：“她的举止体态优雅端庄，俨然一个传统女明星形象;像其她所有中国女演员一样，她的普通话说得也十分可以。我记得她在其他中共领袖们的夫人中间，是最为出众、最为漂亮别致的。”
毛泽东欢迎了赫尔利以后对朱德说：
“这家伙是个小丑。”
从此，‘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
欲知赫尔利这个小丑还有什么拙劣表演，请继续往下看。
为纪念伟大领袖120周年
QQ群327239730有电子版下载，实体书事宜可在群内联系。
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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