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章
“我黄、梁两部42000，远来新到，十分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
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小胜，而兵力
暴露，不得休整，势将陷于被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
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
话说1945年11月14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冼星海是于10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莫斯科去世的，终年40岁。
毛泽东亲笔为冼星海题写了挽联：为人民的艺术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11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冀热辽西局并转东北局、晋察冀局及黄、梁、李、沙的电示中说：
“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全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
毛泽东又给彭真、林彪发去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林：
13日19日电悉。顽13军、52军，已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1个军，至少集中3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42000，远来新到，十分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小胜，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陷于被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战，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军集中最大兵力，由黄克诚35000、梁兴初7000、杨国夫7000及李运昌、沙克部，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7万人，于有利的时间地点，由林或罗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歼灭3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复。
毛泽东
11月16日，国民党军占领山海关，接着绥中、兴城、锦西等地亦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林彪，已经7年半没有领兵打仗了，他看到前线的情况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毫无头绪，且挥师急进的国民党军一色美式装备，来势汹汹。在此情况下，不应与国民党军硬碰硬地正面决战。
11月中旬，毛泽东由于一连串的整军工作过度劳累，患了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一度很严重，他不得不一边休养一边工作。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只好由刘少奇来主持。
斯大林闻知毛泽东病情严重，他非常关心毛泽东的健康，希望毛泽东到苏联进行治疗。毛泽东十分感谢斯大林的盛情，他也想到苏联去，无奈国内形势紧张，脱不开身，因而没能成行。此后，他一直休养到1946年2、3月份。在此期间，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欧阳山尊及其他一些人，每逢星期天都被派去陪毛泽东打牌或打乒乓球。
欧阳山尊陪毛泽东打乒乓球时，为增加他的活动量，总是故意把球抽得很远，让他去捡球。警卫人员在一旁看着偷偷乐，也不为他代劳。次数一多，毛泽东就看出来了，他也故意把球抽得很远，哈哈大笑道：
“让你也捡捡去。”
打球打累了，毛泽东就进窑洞和江青等人打牌。欧阳山尊不会打牌，只能在一边看。有一次毛泽东赢了个满贯，竟有20多亿。他高兴极了，笑着说：
“这一下把全世界人民都嬴来了!”
11月21日8时，林彪在锦西前线致电中央军委及东北局，他写道：
军委，彭，罗：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参加作战者疲劳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兴初)师刚到，黄(克诚)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乏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缺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的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仓促应战，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
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积极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不拟轻易投入战斗，并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实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有大衣，望大量筹集，并望迅速大量印地图。
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给我们与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圭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江家屯转移以利与黄梁会合。
林彪 马8时
11月22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电中共东北局并东北自治军，电文中写道：
彭、罗并林、李、沙并黄、刘、洪：
1、顽13军52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兵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歼灭该顽。据报顽13军只有16000人，每连只有六七十人，且无斗志;52军虽情况不明，但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继，加之我以全力坚决打击之，是能大部或全部加以消灭的。
2、蒋军困难很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5个军入东北，即使苏联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现在如能消歼其2个军，则将给蒋以决定打击，煞美蒋在全国威风，并给国共谈判和全国反内战运动以极好影响，并对我争取东北及华北斗争亦有极大帮助。望你们根据情况尽一切可能达到消灭该顽之任务，这是决定大局的斗争。
中央 11 522
11月22日，林彪在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报上说：
“杨国夫师与我无密本联系，情况不明。”
11月22日，中共中央鉴于东北的实际情况，决定将部队的大部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休整。这一天，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上说：“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工作重点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1月23日，黄克诚、刘震、洪学智在给彭真、罗荣桓并转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与林台密本始终未弄通，林来报均未译出。请转告林设法送秘本来。”
11月23日，林彪接到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后，他在复电中写道：
军委：
1、我决心在锦西高桥以西山地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2、梁师、黄师应迅速到达江家屯地区附近一带，迅速休整恢复体力，鼓舞士气，同时派出干部侦察地形提供作战意见，并以小部控制大小虹螺山构筑据点。3、已令沙、李部在高桥、锦西(30里)附近正面抗击敌人牵制敌先头，目前则派出小部队逼近敌人进行骚扰与夜袭。4、杨国夫部应以1个团接近铁路逼近与吸引敌人，其主力应到杨家掌子、毛家屯一带，望立即行动。5、此战关系全国政治形势，关系东北前途，必须以最高度的积极勇敢，组织与进行这一战役，望加速休整部队，尽可能求得部队的足衣足睡蓄养精力，以便猛冲敌人，向敌人肉搏。
林彪 23日11时
11月26日，刚刚赶到辽西的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上说：
“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回到东北装备等，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府，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就在11月26日这一天，国民党部队占领锦州，夺取了辽西走廊，打开了进入东北的大门。
此时，也就是到1945年11月底，中共在东北的部队及干部已经达到了20余万人。其中有从8月中旬先期出关的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已经发展到10万余人。其余11万人有从9月下旬陆续出关的罗荣桓率领的山东主力部队1、2、3、7师和5、6师大部及军区直属机关、警卫部队和几个独立营计51000余人;有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32000人;还有延安两个团、冀鲁1个团和山东万毅所部，原南征第二梯队刘转连和文年生所部。另外还有从延安、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华中各地抽调到东北的干部2万余人。单是在东北的这一批干部中，就有10名中共中央委员，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有10名候补中央委员;几乎占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1945年12月4日，林彪向中央军委转发了杨国夫的一封电报，电文是这样写的：
中央军委：
国夫电转如下：我师自渤海海陆行进，又在山海关坚持半月之久外，后又运动防御，每旅皆是战斗伤亡，减员2000之多，现部队干部情绪低，战士带枪逃亡者甚多(今晚上连跑28人带枪9枝)。原因：部队自出关来，未领分文款项，服装不能解决，生活极端困难。目前部队极须整顿与补充。
林 支转
12月11日，林彪在给中共东北局、吕正操、李运昌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上说：
“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又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12月14日，林彪对中共东北局的工作极为不满，他在给东北局及李运昌、吕正操的一封电报上说：
“在东北新成立的十多个旅，成份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3个旅)，亦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造成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事情确是如此，东北人当了14年亡国奴，见中国军队来了，参军的热情很高，所以招募军队很容易，要人有人，要枪苏联红军缴获日本人的武器让你搬，且装备优良，一式的三八大盖、歪把子、各种火炮，有的还有坦克。但是，兵源却比较复杂，有工人、学生，有溃散的国民党兵，有成建制的伪满军队，有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国民党先遣军组织的武装。特别是那些兵油子，不会也不想做工种田，枪杆子就是他们的饭碗;那些未溃散的伪满军队，走投无路，也要求收编;那些由国民党特务人员组织起来的武装，本来是迎接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没想到共产党先来了，也只好先打起八路的旗号求生存。就这样，东北自治军一开始招募的军队很不纯。后来据史料统计：从1945年12月底至46年1月初，仅10天左右，这些招募的部队先后叛变者有：吉林12000人，合江5000人，龙江约3000人，牡丹江3000人，松江10000人，辽北3000余人，嫩江3000余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共约40000余人。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200枝，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国夫)师、梁(兴初)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为不满。”
这正是：未雨已绸缪，主事虑不周。
政从多门出，临战无措手。
12月20日，乔治.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到中国，开始介入国共之间的调停，国共双方恢复谈判。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
12月2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得到了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人士的的赞同。
12月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示说：
“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群众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否则，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总司令，萧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总政治部主任，周桓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叶季壮任总后勤部长，杨至诚任总后勤部政委，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东北民主联军下辖：
第1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民主联军直属炮兵旅，旅长贾陶。
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下辖5个军区、1个师、1个独立旅和1个直属军分区。
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下辖1个直属军分区，1个纵队，1个军区。
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黄克诚。下辖1个师和2个军区。
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下辖3个直属旅、2个纵队、3个军分区。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32万人，成为抗衡国民党独霸东北的强大力量。
1946年1月，罗荣桓病情恶化。毛泽东即刻给罗荣桓发电报，催他到医院检查，在原日本陆军医院检查确诊为肾癌，医生认为必须做手术。因为苏军医院设备简单，不能做大手术，东北局决定送罗荣桓去大连治疗。
1月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签订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
1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山东野战军正式组成：由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兼任司令员，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兼任政委，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
山东野战军下辖：
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下辖第1、2、3旅。
第2纵队：司令员罗炳辉，政委赵启民。下辖第4、5、9旅。
第7师，亦称第3纵队：师长谭希林，政委曾希圣。下辖第19、20、21旅。
第8师：师长何以祥，政委丁秋生。下辖第22、23、24旅。
同时，山东军区所属5个军区也进行了整编：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下辖5个军分区。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下辖3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支队。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下辖3个军分区。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下辖5个军分区。
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下辖5个军分区。
1月7日，毛岸英随苏联派来为毛泽东治病的专家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大夫从莫斯科乘飞机到迪化，又乘飞机由迪化到西安，再从西安飞到延安。
时值三九严寒，西北风刮得黄土高原上天昏地暗，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干枯的树枝。飞机在延安的上空，转了个大圈子，向机场俯冲降下时，把人颠得几乎从座位上掉下来。
飞机刚一停稳，毛岸英第一个走到机舱门口，在那些陌生的人群中寻找着父亲的身影，他心里想，爸爸太忙了，爸爸会来吗?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人群前面那个和照片上一摸一样的人不就是爸爸吗?他迅速走下舷梯，朝父亲奔去。
毛泽东看着眼前和自己一样高大伟岸的年轻人，也快步迎上前去，张开双臂，紧紧地抱着已经分离了19年半的儿子，激动地说：
“你长得这么高了!”
毛岸英也紧紧地搂着爸爸，连声说：
“爸爸，爸爸，我想您呀!”
毛泽东看看儿子，也说：
“我一样想你呀!”
毛泽东拉着儿子的手，上了吉普车，回到他的住地枣园。
此时的毛岸英，不但懂得俄、英、德3种语言，而且还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了对德国法西斯的大反击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
那是在1942年5月，毛岸英用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1942年5月于伊万诺夫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毛岸英将信发出去10天后，毫无音信，他又写了第2封、第3信。后来，他见到了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在他的迫切要求下，被批准进了军校学习军事，先后在苏雅士官学校速成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3年1月，毛岸英加入联共(布)党组织。他在军校毕业后，获得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党代表，参加了苏联的大反击，千里长驱，英勇杀敌，穿越了波兰、捷克等好几个东欧国家。他这次在回国前，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并赠送他一把手枪作为对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最高褒奖。
毛岸英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在苏联的情况。毛泽东就要求他脱下苏式军装，换上自己以前穿过的旧棉袄、棉裤。转眼间就把一个“洋学生”、“苏联军官”打扮成了一个陕北农民，一个土八路。
江青对毛岸英也显得特别亲热，她忙来忙去地招呼着毛岸英，还说马上就要给毛岸英编织一套毛裤、毛背心、毛袜子。
毛泽东对儿子说：
“你过去是吃面包喝牛奶，回来要吃中国饭，吃陕北的小米，小米可养人啦!”
毛泽东又问儿子：
“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的书吗?”
毛岸英说：
“经常读的，能找到的我就找来读。”
“读过什么小说么?”
“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的作品。《红楼梦》里的诗词不大好懂。”
“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毛泽东说罢站了起来，遥望着延河那边正在凤凰山上开荒的人们说：“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毛岸英领会了父亲的意思，就说：
“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给儿子讲了一个孔子的故事，他说：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问他种田的事情，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又问种菜的事情，孔子说，我不如老圃。”
他顿了顿，又说：
“你在莫斯科睡得那么好，一人一个床，到了延安，就是炕上铺张芦席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呀，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
毛泽东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他最后说：
“过些时，我替你找个校长，往劳动大学去。”
“好，很好!”
毛岸英爽快地回答。
1月7日晚，毛泽东给次子毛岸青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青，我的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毛泽东
1月8日，毛泽东给在苏联求学的蔡和森的儿子蔡博等人写信，鼓励他们不断进步，成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
毛岸英从小受到的是欧式、特别是俄罗斯式教育，和人谈话高兴时就旁若无人、开怀大笑;听不懂、搞不明白的时候，就耸耸肩，摆摆手。毛泽东看到儿子这些动作，很不高兴，他认为是一种毛病。毛岸英也逐渐发现，在谈话时，爸爸总是用他那双眸紧紧盯着自己的手势;自己一有手舞足蹈的动作，爸爸那双锐利的眼睛便会盯得自己莫名其妙，很不自在。久而久之，毛岸英意识到，爸爸可能是看不惯、不喜欢自己的动作。爸爸没有直说，只是用眼神告诉自己要注意，要改掉。
毛岸英果然猜对了。有一天，毛泽东对儿子说：
“你现在是在中国，在延安，不是在苏联。你要按照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年轻人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你先去看看延安的老同志。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就喊他哥哥，或称同志。不能随随便便就直呼人家的大名。”
毛岸英按照父亲的嘱咐，就到各个窑洞去看望老一辈人，一一问候：
“周伯伯您好!邓妈妈您好!”
“朱爹爹您好!康妈妈您好!”
有一次，毛泽东让陪他打乒乓球的欧阳山尊一起吃饭，江青、毛岸英也坐在旁边。毛泽东一面吃，一面对欧阳山尊说：
“医生不许我抽烟，不许我吃辣椒，我都遵命照办，可是不让我看文件读报，这是要我‘失业’啊，这些都是我工作的重要方面嘛。”
欧阳山尊说：
“主席，医生的意见是为了让您更好的休养，早日恢复健康。”
一会儿，毛泽东的一碗饭吃完了，他问毛岸英：
“我添过饭了吗?”
毛岸英说：
“还没有。”
“那就再吃一些。”
毛岸英给他添了饭，他接过饭碗笑着说：
“每天不工作光吃饭，这不成了个饭桶嘛。”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吃完饭，大家围在一起聊天。毛泽东问毛岸英：
“你在苏联听到那里对美国原子弹的议论了吗?”
毛岸英回答说：
“都说那个家伙蛮厉害的咧。”
“厉害是厉害，不过要是美国向苏联丢原子弹，世界人民都会起来反对。”毛泽东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用一种父亲对儿子的语气说：“年轻人就是毛毛躁躁的。”
他笑了笑又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久的一天，毛岸英从部队回来看爸爸，毛泽东问：
“你在部队吃么子灶?”
毛岸英说：
“吃中灶。”
“你应该跟战士一样，吃大灶去嘛!”
毛岸英一声不吭地服从了。
在一个星期天，江青把一位在抗大学习的漂亮女学生约到家里来玩。此女姓傅，来自北平。江青又把毛岸英从部队叫回来，三人一起吃饭聊天，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天。傅姑娘走后，江青对毛岸英说：
“你都二十三四了，也不小了，该找对象了。你看傅姑娘怎么样?”
毛岸英脸红了，低声问：
“我爸有这个意思吗?”
江青一看毛岸英中意了，就说：
“只要你同意，他那里我说一声准行。”
江青兴冲冲地去给毛泽东说明了这件事，毛泽东听了，却摇摇头，他说：
“见一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孩子年轻沉不住气，你也沉不住气?你叫岸英来。”
江青过去关照毛岸英说：
“你爸叫你去呢，现在可就看你的态度了。”
毛岸英就来见父亲，说：
“我觉得人还挺不错……”
毛泽东笑着说：
“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也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
他见毛岸英低头不语，就又说：
“除了漂亮，你还了解什么?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从北平来，我们都不了解。婚姻对你说，既是终身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毛泽东果然考虑得有道理，后来那位姓傅的女学生终于过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又跑回北平去了。
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给毛岸英介绍了一位老师，他指着特等劳动模范吴满有说：
“他就是劳动大学的校长。”
他又指着毛岸英对吴满有说：
“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进过外国的大学，没有进过中国的大学。”
吴满有说：
“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诚恳地说：
“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他还是娃娃，我就拜托你，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怎么多打粮食。”
吴满有笑着说：
“那我行。”
毛岸英赞同父亲的观点，第二天就愉快地背着行李，带着一斗小米和一些菜籽、瓜种，离开毛泽东，到离延安8公里的模范村吴家园学习农业生产。临行时，毛泽东把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披在儿子身上，又嘱咐道：
“你到村子里要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要锻炼得和农民一个样。从开荒一直到庄稼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了业，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毛岸英爽朗地说：
“好，很好!”
于是，告别了父亲，背着行李向前走去。
欲知毛岸英在农村中锻炼的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尽管毛泽东早已提出要重视东北问题，且已派出彭真等人前往东北，成立了中共东北局，继之又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地区，但从11月23日11时林彪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以及在此前后中央与东北各方的往来电报可以看出，东北的状况并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林彪在接到刘少奇22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后，显然是大为不满，但他不是明言拒绝，而是搞了一个戏虐性的文字游戏：他先是表示要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继之以命令的口吻布置该如何如何做，然后又从政治的高度教训人，最后又说：望加速休整部队，尽可能求得部队的足衣足睡蓄养精力，以便猛冲敌人，向敌人肉搏。林彪如果忠实地执行刘少奇发出的那一份电示，那他就不是林彪了。林彪之为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第175章
“军调处的谈判，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国民党要消灭我们的心
不死，我们趁此机会也想喘口气，调动调动部队应付他们的进攻，
全中国必须解放!”
话说1946年1月，毛泽东家的窗户坏了，后勤部门派了一位50多岁的老木工来修理。窗户修好后，毛泽东请老木工留下来吃午饭。主食还是和往常一样，黄色的小米搀一点大米，毛泽东叫做“金银元宝饭”。菜也和往常一样，很简单，当然少不了辣椒。他们边吃边聊，毛泽东问老木工是哪里人?参加八路军多久了?老木工回答后，又说起他的父亲，他说他父亲很严厉，自己小时候经常挨打，有时候挨了打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挨打。他还说，同村有几个孩子，也经常挨父亲的打。有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坏了一只眼睛，父亲很后悔，为此竟然一病不起。
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老木工的叙述，自然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身边6岁的小女儿李讷也听得很入神，伸着筷子竟然忘记了夹菜。老木工讲完了，李讷一边夹菜，一边笑着说：
“我爸爸好，我爸爸一次也没有打过我。”
周围的人看着李讷都笑了，毛泽东却依然是一脸的严肃，他用筷子指指自己碗里的饭，说：
“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
李讷看看爸爸的脸色，眼圈立时红了，小嘴咧咧，差一点哭出声来。
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9人，无党派人士9人。
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
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经过10多天的谈判，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张群代表国民党分别在《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及《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上签了字。
《命令和声明》规定：双方限于1月13日24时停战。《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规定：“为实行停止冲突，立即于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了最高军事3人小组。
这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布了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
毛泽东提议任命叶剑英为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滕代远、王稼祥为顾问。滕代远另以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北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毛泽东把王稼祥叫到办公室，诚恳地对他说：
“你对党内的军事状况很熟悉，以顾问的身份到北平做‘3人小组’我方顾问正合适，你的身体也可以趁此机会在北平的大医院里做做检查和治疗。”
王稼祥说：
“主席，我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又交代说：
“把仲丽也带去吧，一方面可以照顾你，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别的同志看看病。看来时局不妙，可能全面进入战争，你们夫妻最好在一块儿。”
王稼祥十分高兴，他说：
“谢谢主席总是照顾我们。仲丽听了一定会感激你的关心，希望主席多注意休息。”
王稼祥回到家里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夫人朱仲丽，朱仲丽马上跑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告别，她说：
“主席，我和稼祥就要走了，我会很想你的。”
“是真的很想我?”
毛泽东放下手中笔，抬起头来笑着问。朱仲丽认真地说：
“真的!稼祥已经有7年没有发过病，现在肠胃伤口发病了，我好着急，这次好了，他正好去北平治疗。‘七大’他没有选上中央委员，我倒不在乎。主席你一篇讲话，我听说了，对稼祥一生有全面的看法，使我十分感动。”
毛泽东说：
“他是一个好同志嘛!在工作上坚持原则，难免有同志心胸狭窄，对他有意见。”
朱仲丽说：
“主席，我和稼祥很快要动身到蒋管区北平军调处，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啦。”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无忧心地说：
“军调处的谈判，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国民党要消灭我们的心不死，我们趁此机会也想喘口气，调动调动部队应付他们的进攻，全中国必须解放!”
朱仲丽见毛泽东不停地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劝道：
“毛主席，你要少抽烟，多睡觉，中国人民需要你来领导，身体要紧啊!”
毛泽东又抽了一口烟，笑着说：
“仗是会打赢的，因为我们有群众的支持和战斗力旺盛的部队。烟是不会戒的，因为不抽烟就不会有灵活的脑细胞。”
朱仲丽严肃地说：
“主席，你错了。你忘了我是医生。抽烟只会使脑细胞迟钝。”
毛泽东不高兴了，他说：
“你这个医生又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就是一根也不减少!”
朱仲丽只好笑着说：
“等将来再说吧。主席，我们就要飞北平了，请您保重!”
1月21日，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武装镇压并屠杀殴打昆明反内战学生运动，致使学生死亡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一.二一”惨案。
1月27日，周恩来由重庆飞回延安。行前，他在民盟总部见到了民盟常委兼秘书长梁漱溟，梁漱溟托周恩来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和平有望，我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今后要从事思想言论工作。只有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希望毛先生给予谅解。”
毛泽东给梁漱溟写了一封回信，让周恩来转交。他在信中劝道：
“言论与行动是可以兼而得之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
1月28日，毛泽东获悉柳亚子在上海玉佛寺各界群众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于再的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激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2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激你的，相期为国努力。”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孙女士是指谭平山的夫人孙荪荃。
1月30日，周恩来返回重庆，将毛泽东的复信交给了梁漱溟。他还说：
“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梁漱溟历来是我行我素，他没有听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劝告，后来在2月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他的《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他写道：
“只有离现实政治远一点，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了。”
且说1月31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5项决议。蒋介石在闭幕式上讲了话，他说：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本着统一、民主、和平、团结这4大原则而进行的。所以各种议案都有可信可行的决定，我要坦白说一句，这实在是中国50年来国民革命的精神所孕育陶铸而成的结果，足使饱经忧患痛苦而急需休养生息的全国同胞感觉到无上安慰。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入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定地遵守本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
1946年2月1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他还在党内作了《时局问题报告》。刘少奇说：
由于停战令的颁布和政协会议的成功，中国已“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面来解决，因此党的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2月3日上午，军调部美方的一架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从飞机上走下来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王震一下飞机，便直奔毛泽东的住处。马上就要见到阔别1年零3个月的领袖了，王震显得非常激动。毛泽东见王震来了，连忙把笔一扔，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大声嘱咐工作人员说：
“通知伙房，今天中午加个菜喽!慰劳慰劳我们劳苦功高的王大胡子。”
2月4日(农历正月初三)上午，刘志丹遗孀同桂荣和谭政的夫人来给毛泽东拜年。
“毛主席，过年好!”
她俩说着给毛泽东鞠了一躬。毛泽东连忙从椅子上起来，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二位新年好!”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让警卫员端来米酒，拿来橘子，殷勤地让着客人，他还说：
“这橘子是从重庆带回来的。”
同桂荣说：
“毛主席，您去重庆谈判，牵动着整个边区人民的心，我们怕蒋介石害您。”
“蒋介石是没有那个胆量的。”毛泽东说：“我在重庆，很想延安，咱们边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儿可黑暗啦。我们和蒋介石谈判的目的，就是要停止内战，和平建国，让全国好起来。”
谭政夫人说：
“蒋介石不怀好意!”
同桂荣说：
“毛主席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深入虎穴，真伟大呀!”
“不是我毛泽东伟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是中国人民伟大。所以，我在重庆，蒋介石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他边说边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罢咯咯笑了起来。
2月5日，延安召开庆祝和平民主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说：
“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参加政府，以便站在负责的地位来参加各党派合作。”
2月9日，毛泽东和美联社记者谈话说：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进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
2月10日，重庆20多个民众团体约1万余人联合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李公朴、李德全、章乃器、施存统为大会主席。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捣乱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及新闻记者6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2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组织了反共大游行，组织特务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杨黎源等人。同时，特务也捣毁了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
2月2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中央认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
后来在1946年3月7日，新四军、山东军区规定：新四军军长、政委为上将衔，副军长、副政委为上(中)将，参谋长为中将，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中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少将衔，旅长、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为少将衔。
2月25日，最高军事3人小组经过多次协商和反复的讨价还价，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定了整军方案。这个方案是由马歇尔提出的折中方案，国民党代表最后接受了按5：1整编军队。按照这个方案：国共双方在整军的第1阶段的前9个月，国民党军队削减为105个师，中共军队削减为20个师;到第12个月，国民党军削减为90个师，中共军队削减为18个师。蒋介石说：这个方案是国民党“最大之损失”。
1946年3月4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3人小组到达延安。
原来，3人小组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他们乘专机到各地做了一次历时7天的《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情况检查，在返回重庆途中来到了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及群众6000余人到机场欢迎。
是日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马歇尔、张治中一行。毛泽东在向马歇尔祝酒时说：
“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
张治中在晚会上，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还趁着酒兴说道：
“我这次到延安是第3次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可别忘了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张治中的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和笑声。这句话暗示着中共将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因为，只有胜利者才能书写历史。
当张治中回到席间坐位上时，邻座的毛泽东对他说：
“你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张治中知道他话里藏话，便答道：
“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见张治中如此机敏过人，便微笑着说：
“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去。”
宴会结束后，中共一位领导人又和张治中谈起了宴会上的话题，他说：
“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
张治中笑着说：
“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
马歇尔在返回重庆临上飞机前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爽快地说：
“什么时候蒋介石邀请我，我就什么时候去!”
临了，毛泽东又说了一句令马歇尔激动不已的话，他说：
“可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
3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召集的十几个人的聚会上说：
“在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不会上当吃亏了。”
3月间，国共两党开始进行关于东北停战的谈判。蒋介石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一方面又下令将8个军22个师调入东北，以沈阳为基地，向周围扩展。他还命令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郑洞国，限期攻占四平。
四平街是东北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中共辽宁省政府的所在地，这里形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3月8日，毛泽东电示中共东北局说：
“集中6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
3月16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反对政协会议决议的5项决议。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在会上称政协会议决议是“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
3月18日，中共驻重庆负责人周恩来，奉命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
“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在政协开会时，蒋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权利的4项承诺，但在政协开会后，就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沧白唐打人、较场口事件、捣毁新华报馆、捣乱西安第18集团军办事处，一直到捣乱执行停战决议的北平执行部事件。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5方面的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1946年3月，梁漱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由重庆经北平飞抵延安，毛泽东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并设宴招待他。
梁漱溟这次到延安来，是为了让毛泽东谅解他那“离现实远一点”、“尤其不能参加政府”的主意。梁漱溟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他说：
“宪政不到二三年或许一年就失败，而我又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我只有失望。”
毛泽东对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的言论，没有直接发表意见。但他却明确地告诉梁漱溟说：
“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坚信中国革命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
“希望包括毛先生在内找10位领导人，给我一个机会，陈述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答应明天下午可以安排。
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等10人在会议室会见了梁漱溟。梁漱溟陈述了自己的政见，他说：
“在重庆的各个方面，都在说中国的未来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两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互相反对，台下的攻击台上的，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个人从年轻时就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后来对欧美式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一直是赞同的。但是，经过自己30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认为特点很不相同。”“我认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现状、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长时间地迅即进行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如果各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处说一句，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请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
梁漱溟像一位教书先生面对一群学生一样，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篇，最后又给学生们留下了一道作业。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我发言。当时我讲的要比今天回忆的长，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讲了不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抽着烟，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是，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台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国民党又跨不了台，因此答不上来。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答复。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1946年4月，毛泽东得知军调处执行部顾问王稼祥在北平“中和医院”检查身体时，病情加重了。
原来，“中和医院”的医生极不负责任，他在给王稼祥做X线透视时，射线用量过多，烧伤了王稼祥后肠胃脊部的皮肤，不几天，皮肤就溃烂如铜钱大小，折磨得王稼祥疼痛难忍。
毛泽东立即电令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安排飞机将王稼祥由北平送到解放区张家口白求恩和平医院附属医院治疗。王稼祥转到张家口后，毛泽东又特意从延安派著名外科大夫周泽昭到张家口为王稼祥治疗。
4月4日，蒋介石要在“4月2日攻占四平”的限期已过，他的第2个限令又到，他要求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郑洞国：“务必于4月8日攻占四平”。
国民党军第71军78师和71师攻占法库后，沿公路北进，企图绕过八面城，与从铁岭南进的新1军构成南北夹击之势，迂回攻击四平
4月8日，毛泽东继4月6日电后，又急电指示林彪说：
“关于作战问题补充几点：1、北面作战，应以反复肉搏打几昼夜，歼灭顽敌1个师至2个师之大部或全部为目的。因此，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6个旅或更多)，必须做充分的精神准备，必须选择有利于我之地形。这就是说不要惧打，惧则必败。2、为大规模作战所不可少的各项后勤组织，例如粮食供给，兵源补充，民兵配合作战等项，必须在北面迅速组织起来。3、破路极关重要，应组织专门破路司令部。凡敌将占及已占之路必须彻底破坏。暂时尚未被敌占者(例如四平北端，本溪北端，抚顺东端等等)尤须大破。据密情反映，国民党入满各军，如有5天得不到弹粮两项接济，即无法生存。”
在1946年4月8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发生了一次令人扼腕的空难。
原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和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中央委员王若飞和博古，以及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进步教育家黄齐生、八路军参谋李绍华、彭踊左，随员魏万吉、赵登俊，还有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女工高琼，延安鲁艺学院教员黄晓庄，也就是黄齐生的孙子，乘美国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当天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浓雾失事，全体人员与4名美军驾驶员同时罹难。
毛泽东初闻飞机失踪，心绪不宁，不胜悬念。
4月13日，毛泽东确知飞机已经失事，立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由26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4月18日，王若飞等“四.八”空难烈士们的遗体，由晋绥边区的兴县运回延安。
4月19日，延安各界3万多人举行“四.八”空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怀着沉痛的心情，以党中央的名义为空难烈士们题写了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4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四.八”空难烈士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同时，《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悼念文章，他写道：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毛泽东
再说从4月14日晚到15日凌晨，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14个团的兵力，在金山堡、大洼一线，一夜之间歼灭国民党军87师2个团，击溃91师一部，共毙伤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
4月15日天明，数架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扫射正在打扫战场的东北民主联军，林彪命令说：
“立即通知部队组织各种火力对空射击，飞得这么低，太猖狂，狠狠打，打不下来也要吓它一跳。”
于是，在阵地上的轻重机枪、步枪、骑枪交叉射击，一架飞机被火力罩住，起火燃烧，撞向地面爆炸。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上打下的第1架国民党军战斗机。
4月18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回国述职。就在这一天，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四平发生血战。震惊中外的东北民主联军四平保卫战全面打响了。
4月19日，林彪因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精神为之一振，这天清晨，他致电中共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说：
“1、长春攻占意义甚大。2、敌新1军3个师、70军两个师正向四平进攻，现1个师已被我大部歼灭，另1个师被我歼两个营，我方伤亡甚大(开原起义约4000人)。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1人。3、望今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8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向四平急进，决不可以攻长春伤亡与疲劳而有所影响，否则对大局极不利。4、长春只留少数部队保卫城市。”
此时，毛泽东在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指挥着中共中央新华社展开了政治攻势。新华通讯社是这样报道了民主联军四平保卫战的战况：
【新华社四平街(4月)23日电】四平街战争日益激烈。国民党正以6个师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四平街猛攻，除新1军3个师与71师的一部分外，现又发现新自热河偷运至东北的52军195师与新由美舰运抵东北的60军182师。连日来，国民党军以各种火炮与火箭炮向市郊猛轰，每日落弹2000发以上，并助以飞机轰炸。
民主联军奋勇自卫，坚决抵抗，国民党军迄今没能得逞。在20日激战中，国民党新1军新30师副师长张某负重伤。
【新华社延安28日电】经过10天的激战，四平街仍在民主联军的固守中。
自4月4日国民党攻占昌图后，四平街外围战即行开始。自18日起，战事更趋激烈。国民党军以飞机、火箭炮及各式大炮的猛烈火力，向四平街做全面进犯。新1军之新30师、50师和52军之195师，60军之182师，沿长春路从南面及东南面进犯;新1军之38师，和71军之91师与87师残部，沿四洮路从西面与西南面进犯，并迂回至四平街西北，造成对四平街的弧形包围形势。郑洞国(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第1兵团司令)、梁华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均亲临四平街南50里的双庙子，直接指挥这一场空前残酷的内战。
四平街守军虽与国民党军众寡强弱悬殊，但为了制止内战，保卫和平民主，仍坚决奋勇自卫，屡次击败国民党军的进犯，并不断做强有力的反击。战事呈现胶着状态。
4月28日，毛泽东致电致电东北民主联军说：
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
为和平民主，你们坚守四平，甚为英勇，特传令嘉奖!望你们再接再厉，坚守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4月29日，中共东北局以林彪、彭真、罗荣桓3人的名义，通令嘉奖保卫四平的将士们，嘉奖令中写道：
英勇保卫四平的将士们：
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于攻占山海关、夺取沈阳之后，节节进逼，我军忍无可忍，已于四平展开壮烈保卫战，阻止反动派军队之进攻。你们在接受与执行这一任务上果断、坚决、奋不顾身，使四平的保卫战已进入第12天，粉碎了顽军无数次的猛攻，杀伤顽军3000余众。顽军虽然集中飞机、大炮向你们袭击，但竟不能动你们分毫，这本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色，也是你们忠诚为东北人民服务的崇高表现，更是我们争取东北和平早日实现的必经阶段。这里，特向你们致敬。并令全军、全线策应你们，支援你们!尚望你们继续发挥过去12天保卫战的英勇精神，与四平10万市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勿因疲劳而松懈，勿因胜利而轻敌。尽量争取化四平为马德里，把进攻的顽军埋葬在四平。
欲知四平保卫战结果如何?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6年2月提出的对军队干部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目的是要在未来改组后的新政府国防部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是与国民党争军权不得不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不是像1939年朱德、彭德怀要在中共军队内部制造等级制度。毛泽东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过人之处。可想而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旦中国真的暂时获得了和平，组建了联合政府，那么共产党在政府里面就可能会吃大亏。
为纪念伟大领袖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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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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