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的嘴里扒拉，市民的粮食早都被国民
党抢光了，他们不少人都饿着肚子。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
我们的餐桌上的饭菜就将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
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话说毛泽东一行人在清华园火车站下了专列，此时天已经大亮了。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站台上迎候毛泽东一行。
毛泽东没有休息，改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途中，毛泽东看到马路两旁站满了观看的群众和担负警卫的哨兵。哨兵们端着上刺刀的枪，背向马路，枪口朝前，一个个站在固定的位置上，即使在没有人而只有牛圈、墙壁的地段，哨兵们一个个也是如此。可谓戒备森严，气氛显得有些紧张。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生气，他一到颐和园半山腰益寿堂的院子里，就发了脾气，严肃地批评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人说：
“警卫是怎么布置的?北平人民出来欢迎我们，我们却枪口对着他们;他们盼望我们来解放，可一见面就给人家一个下马威。这样做，太不近情理了。”
叶剑英等人解释说：
“原来考虑到北平是和平解放的，逃进城里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军警，还没有严加管制起来，隐蔽在人民群众中的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为确保党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不得不采取派出部队负责路线警卫这一方式。”
毛泽东听了解释，不但没有消气，反而更加严厉地批评说：
“怎么?那牛也要顶我们?那墙也要砸我们?我就不信坏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了停，语气缓和了下来，他说：
“我们办事处理问题，万不可只考虑自己而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这是毛泽东进北平的第1天第1次发脾气。从此以后，部队明确规定：凡是中央首长外出的路线警戒，哨兵一律立正持枪，和颜悦色地面对路旁的群众。
颐和园益寿堂是一个四合院，在临时作为会客室和餐厅的房间里，放着3张大圆桌，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餐具、酒杯，还有2瓶白葡萄酒。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聂荣臻、叶剑英、彭真、陆定一、李克农，都围在大圆桌旁，家属们和工作人员坐在另外2张大圆桌旁。叶剑英举起酒杯说：
“请主席喝杯酒吧，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喝一杯。”
毛泽东笑着说：
“好，咱们都干了这一杯。”
叶剑英、彭真安排的午餐很丰盛。毛泽东指着盘子里的鱼问：
“这鱼是什么地方养的?很好吃。”
叶剑英说：
“这是昆明湖里的鱼，味道非常鲜美。”
毛泽东说：
“过去想吃昆明湖里的鱼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终于吃上了。”
毛泽东吃了午饭，提出要看一看这座慈溪太后修建的皇家公园。他一走进公园，就发现公园里没有游人，感到很奇怪，就问叶子龙说：
“为什么公园里没有游人?”
叶子龙说：
“为了您的安全，今天特意闭园了。”
毛泽东听了，生气地说：
“这是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还有什么意思!”
社会部的人解释说：北平刚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猖獗，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奉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之命，把人全赶走了。毛泽东大声说：
“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不游了，回去，回去!”
说着，转身就走出了公园。这是毛泽东进北平后第2次发脾气。
1949年3月25日下午4点多钟，毛泽东身着翻领军大衣，显得身材更加魁梧。他和朱德一起，在林彪、罗荣桓的陪同下，乘车到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仪式。
此时的西苑机场上，有1000多名北平市群众代表和100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等待着欢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下汽车，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激动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柳亚子、郭沫若、黄炎培、叶圣陶，马寅初、朱学范等人早已守候在这里。
黄炎培是在这天下午刚到北平的，他一到北平，就和沈钧儒、柳亚子、郭沫若、朱学范等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一起到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和这些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3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新相见，其欢乐之情自然是无可言喻的。毛泽东与大家亲切握手，热情问候。他握着郭沫若的手说：
“你瘦了，但精神特别好!”
下午5时，毛泽东检阅了参加辽沈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他特邀傅作义和邓宝珊参加阅兵仪式。傅作义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一顶礼貌，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毛泽东袖着双手，对傅作义保护了千年古都，再次代表人民向他表示感谢。
朱德站在第1辆车上，毛泽东身着棉裤和布棉鞋，外边穿着延安时期的皮大衣，戴着一顶旧棉帽，站在第2辆敞篷吉普车上，刘亚楼站在毛泽东身后负责安全，在记者拍照时，刘亚楼故意把脸藏在毛泽东身后。吉普车徐徐地从第4野战军的方队前驶过，毛泽东深情地望着一排排大炮，一辆辆装甲车。
参加过辽沈战役的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0师政委李丙令，站在第28团获得的“塔山守备英雄团”的大旗下，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检阅。
从东北来到北平参加在“三八”节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曾志，爬到一辆吉普车顶上，想好好看一看分别了数年的毛泽东。曾志后来回忆说：
“当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开过来时，群众沸腾了，欢呼声震耳欲聋。我也是激动得不能自已，20多年的浴血奋斗，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眼前浮过了夏明震，浮过了蔡协民，浮过了陈佑魁、王海平、柯成贵、毛大嫂、伍若兰……我周围的亲人、战友们一个个的倒下去，而我却活了下来。无论是死去了的还是活下来的，不都是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吗!我的双眼湿润了，我随着人群拼命地喊叫：‘毛主席!毛主席!’我多么希望主席能够看到我啊!但车缓缓开过去了，车上的巨人终究还是没有看到我。”
检阅结束后，毛泽东下车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妇女代表们一一握手。草明握着毛泽东的手高兴地说：
“我没想到这么快在北平见到您。”
毛泽东说：
“你也来啦。”
他刚说了一句，其她的妇女代表便抢着和他握手。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
“先生们，女士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色已晚，请诸位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傍晚时分，毛泽东准备前往长安大戏院参加欢迎晚会。他问阎长林：
“今天晚上要去看戏，你知道了吧?”
阎长林回答说：
“知道了，都准备好了。”
“几点钟出发?”
“路不好走，在路上估计需要1个多小时，我们是6点半出发，可以按时到达。”
毛泽东慢慢踱着步子，说：
“看戏也是工作啊。咱们今天去看闻名中外的梅兰芳先生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这位戏剧界的名人可不简单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梅兰芳先生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他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罢歌罢舞。这位艺术家的民族气节是多么可贵呵!我们今天去看梅兰芳先生的演出，就是提倡这种民族感、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毛泽东按时出发了。阎长林在车子里将卫士们争论梅兰芳是男是女的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过去大家都生活在农村，不要说看不到梅兰芳的戏，就是能看到，如果没有知情人的介绍，认为梅兰芳是女的也并不奇怪，因为在舞台上他就男扮女装嘛。如今我们已经进城了，今天咱们就要看他的演出了，再说他是女的，那就是大笑话了。”
毛泽东被安排在2楼正中间的一个包厢里。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晚会上致欢迎词。黄炎培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都情不自禁地和群众一起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简单地欢迎仪式已结束，演出就开始了。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是压轴戏。54岁的梅兰芳饰演虞姬，刘连荣饰演楚霸王项羽。当毛泽东看到西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将要和虞姬生死离别的时候，他的眼睫毛抖个不停，眼里湿漉漉的。他用一个手指头按住李银桥胸前的纽扣，沙哑着嗓音说：
“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演出快要结束时，阎长林怕人多不好走，劝毛泽东早点退场。毛泽东说：
“提前走不好，那样做不礼貌。”
演出结束了，梅兰芳和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使劲地向演员们鼓掌。
毛泽东在返回颐和园的路上说：
“你们看今天晚上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说：
“演得真好!像这样的戏，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过呢。”
毛泽东说：
“是啊，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今后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戏剧家，在政治上将要有地位了，将要受人尊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戏剧肯定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能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明天晚上，还在长安戏院看程砚秋先生演戏，他和梅兰芳先生一样都是京剧界名流。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是隐居农村，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登台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好了，明天还是按时出发，大家想看，可以多去几个人嘛。”
25日晚10点多钟，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来到颐和园。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林溪，奉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之命，早早在颐和园东大门等候，并已经安排好了毛泽东等人在景福阁休息等一切事宜。毛泽东下车后，柳林溪大步上前迎接。亲切地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颐和园的负责人?”
柳林溪激动地回答说：
“我叫柳林溪，是负责人。”
毛泽东对相继下车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一挥手，说：
“走吧!”
柳林溪引导毛泽东一行人来到景福阁，尚未落座，毛泽东握着柳林溪的手说：
“你认识我吗?”
柳林溪说，认识。于是，他就把自己在延安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多次听毛泽东的报告，以及在延安纺过线、开过荒、种烟叶、种甜菜、制过糖的经历简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风趣地说：
“噢，是你熬的糖，我还吃过你熬的糖呢!”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设宴招待民主党派及无党派著名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陈叔通、许德珩、沈雁冰、司徒美堂、彭泽民、马叙伦、邓初民、余心清等20多位出席。柳亚子即席赋七律3首，其中云：“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
夜12点多钟，毛泽东打电话要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毛泽东关切地问：
“接管了多少旧职员，多少工人?有没有太监?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有困难没有?”
柳林溪汇报说：
“我们接受旧职员20多人，工人30多人，没有太监。他们大多数年岁大，生活比较贫苦。北平被围时，连工资都领不到了。当时要过春节了，职工都无法生活。我们接管后，报告了市政府，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工资，让大家过年。”
毛泽东赞许地说：
“那很好。”
他点了一支烟，继续说：
“对原有职工的生活，我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不要解雇，原薪是多少，还发多少。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如果那样就不好了。”
柳林溪说：
“我们就是按原薪发的。”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说：
“我们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有经验，进了大城市搞公园就不行了。没有经验，要向老工人学习嘛，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先把原有的公园管好。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劳动人民一没有钱，二是没有时间逛公园。我们今后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在劳动之余，有时间在公园里休息娱乐，恢复疲劳，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
次日凌晨，毛泽东连夜驱车来到了他的新家——北平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的门口。毛泽东在车子里问：
“到我们住的地方了吗?”
“到了，前面这个院子就是。”
香山位于北平西北20公里的太行山余脉上，是人们称之为西山的一部分。双清别墅是香山公园的名胜之一，坐落在古老的香山寺下西南边的一个山坡上。“双清”之名源于乾隆，这里曾有两股清泉从院子西面高坡上的山石中翻滚而出，水极晶莹，于是，乾隆皇帝就在山泉旁的石崖上题写了“双清”二字。1917年直隶发生水灾，督办熊希龄在香山创办慈幼院，修建了这一座别墅，称为双清别墅。双清别墅淡雅幽静，院子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冽的泉水汇聚一池，清澈涟漪。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非凡。人们在此，春日赏花，酷夏避暑，秋观红叶，严冬踏雪。由于它景色秀美，被称为香山的“园中园”。
双清别墅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朝东，一个大门朝北。院子里，北边是一排平房，房子挺高也挺大，屋里的光线特别好。从西边数起，是卫生间，住室，办公室，会客厅。会客厅能容纳20多人。再往东也是办公室，会客厅，接着就是一个小餐厅。出餐厅，过了小走廊就是厨房。毛泽东来到这个新家一看，非常高兴，他说：
“这个院子很好呀!比我们在西柏坡住的院子又大又漂亮哩。”
可他一走进自己的卧室，看到那里摆着的竟是一张豪华气派的弹簧床就不高兴了，高声说道：
“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觉得睡木板床就很好，我不喜欢这个床。撤走，我还是睡木板床舒服。”
卫士们见毛泽东发火了，就劝他先在弹簧床上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毛泽东坚持说：
“不行!弄了木板床来我再睡。”
卫士们拗不过他，只好去找管理科想法弄来了一张木板床，换掉了那张弹簧床。毛泽东这才满意地上床休息。
此时，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一起搬进了双清别墅，他们是住在别墅北面的一个大院里。那个院子里房子多，领导人住的比较集中。两个院子之间相距二三百米，有一条石路相连，各种车辆都可以通行，来往很方便。不久，任弼时又病倒了，毛泽东让他离开工作岗位，进入全休息治疗。
毛泽东外出时，从双清别墅北门口上小汽车。回来时，要在慈幼院的后门换中吉普，才能开上来。其他领导人也都是这样。
此时，中央机关都在香山，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就对外称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被老乡们叫做“劳大”，这两个字从京腔里说出来就成了“老大”。
毛泽东的秘书科分工，由罗光禄和从鄂豫皖根据地参加红军的老战士徐业夫，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毛泽东办公室的群众来信，一般由田家英和他领导的秘书室处理。罗光禄和徐业夫2人24小时轮流值班，负责登记收发材料，接转各方面的电话，完成毛泽东交办的事项，通知出席各种会议的人员及会场安排。
毛泽东的文件种类很多，一种是“特急件”，必须马上拆阅，尽快呈送毛泽东。这类特急件，以外交和军事文件居多，时间性很强，需要毛泽东迅速裁决。所以遇到特急件，即使毛泽东在睡觉，也要叫醒他，一点都不能耽搁。另一种是“亲启件”，虽然都是密封的，也要由当班的罗光禄或徐业夫拆阅呈送。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机要秘书的信任。毛泽东写给中央负责人或别人的“亲启件”，他从来不封口，往往叫当班机要秘书先看一下，有没有笔误之处，然后再发出去。找毛泽东的电话，总是由机要秘书先接听，如果必须由毛泽东接听，机要秘书则先到毛泽东办公室报告，再将电话转过去。常来电话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总是先问：“主席休息了没有?”机要秘书一听是周恩来，便立刻把电话接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日程，一般由机要秘书安排，出席什么会议，接见谁，事先都要周密安排。毛泽东召开会议，总是先由机要秘书开列出席者名单，经过毛泽东过目，亲自增删后，再由机要秘书一一通知。
3月26日，中国共产党决定由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谈判代表;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并用广播的方式，正式通知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提出谈判从4月1日开始，地点为北平。
此前，国民党行政院在3月25日正式决定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谈判代表。
3月26日晚饭后，毛泽东于6点半从双清别墅出发，他说：
“看戏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演员们专门为我们演出，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去，他们就不会理解，就可能误解我们对他们不重视。如果我们去看了，他们不但感觉光荣，而且还会更加努力，为发展京剧艺术做出更大的成绩。”
毛泽东在去长安大戏院的路上，发现除了香山到卧佛寺之间以外，周围一片漆黑，一问才知道，担任这一带警卫的是中央警备团2营，部队分别驻在玉华山庄、琉璃塔、煤场街、鬼见愁，山上山下设置固定哨、游动哨数十个，为了便于哨兵夜间执勤需要，在香山和卧佛寺山野间拉起了电灯，其它地方都停了电。毛泽东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非常生气地说：
“这样做，我们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国民党为了军事用电，把老百姓家里的电掐了，把工厂里的电断了，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给工人造成失业。”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接着说：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这样做，快把电给老百姓家里送去，快叫工人上班恢复生产。”
这是毛泽东进北平后第3次发脾气。警卫部队第二天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所拉设的电灯大部分拆除了，附近老百姓的家里和工厂都送上了电。
再说这天晚上毛泽东到了长安大戏院，还是坐在2楼中间那个包厢里。参加演出的剧团演了3出戏，第1出演的是《法门寺》。《法门寺》里有两个人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毛泽东指着刘瑾说：
“刘瑾这个人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当戏演到刘瑾接过状子后叫贾桂坐下时，贾桂说：我站惯了。毛泽东指着贾桂说：
“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我们反对这种奴才，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接下来演的是《打渔杀家》和程砚秋的《荒山泪》。毛泽东跟观众一样，经常鼓掌，看到高兴处，也笑出声来。
这天晚上出场的全是名演员，有杨宝森、梁小鸾、郝寿臣、尚小云、谭富英、萧长华、姜妙香、程砚秋。
毛泽东在回双清别墅的路上问身边的人说：
“你们看，今天晚上演得怎么样?”
李银桥回答说：
“我看演得很好。”
毛泽东说;
“今天晚上的演员都是京剧界的名人，也是群英会，这些名人凑在一起演出的机会很少。如果是在过去，看名人的演出，票价是很贵呀。这几出戏的内容与现实结合得很好，特别是《荒山泪》，程砚秋先生演得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
毛泽东回到双清别墅，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离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意犹未尽。
3月27日晚上，食堂里为毛泽东加餐四菜一汤，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舒服，他颇有感触地说：
“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的嘴里扒拉，市民的粮食早都被国民党抢光了，他们不少人在饿着肚子。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的餐桌上的菜饭就将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服务人员告诉毛泽东说：
“党中央这次迁进北平非常顺利，现在各部门工作基本就绪，这次改善伙食，是为了庆祝搬迁的胜利。”
毛泽东听了，更加生气地说：
“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
他让服务人员马上把饭菜撤了下去。这是毛泽东进北平后第4次发脾气。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9年3月25日进北平后，首先批评在欢迎道路的两旁设置面对群众的持枪哨兵;批评颐和园清园，没有游人;26日又批评了为警卫中央机关而掐断了群众的用电;27日再批评为他用餐增加为4菜1汤;这就是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进北平3天4次发脾气的轶事。他每一次发脾气，都反映出他那与众不同的相信人民、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一贯的思想和作风。中国劳动人民在他身后而不是在他生前把他当作神一样看待，岂不是发人深思的事情吗?
第211章
“我们相谈的目的，是为了少牺牲，少损失，少消耗力量。我们国
家底子薄，无非是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打不过去。李宗仁是来还
是不来，由他自己选择。只要谈得成，我当主席，他当第一副主席”
话说1949年3月28日夜，柳亚子因为对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些矛盾感到无力解决，又因急于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祭奠而苦于没有专车，颇有牢骚，忍耐不住，便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律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泽东阅后，指示有关部门，对柳亚子的生活问题作了妥善安排。后来于4月25日，柳亚子由六国饭店迁入颐和园益寿堂居住。
3月29日，何应钦又增加刘斐为代表，还宣布以张治中为这次谈判的首席代表。李宗仁对刘斐说：
“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此时，国共双方和谈在即，双方的军事力量也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3月底，在华北战场上，华北野战军第18、19、20兵团及第4野战军炮兵第1师已经集中于太原前线。
毛泽东为了统一太原前线的领导，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8人组成太原战役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陈漫远、胡耀邦为常委。
以徐向前为司令兼政委的第18兵团的司令部、政治部，兼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陈漫远为参谋长，胡耀邦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3个兵团和第4野战军部队及晋中部队。
阎锡山犹做困兽之斗，将他的部队和中央系部队分作5个防区，各委将领，实行防区责任制;又将所有的炮兵组成10个炮兵群，交由侵华日军今村中将、岩田少将指挥。阎锡山又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他慷慨激昂地指着桌子上放着的毒药瓶子说：
“我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失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攻城，扬言“要学田横五百壮士，失败也要失败个样子”的阎锡山，借故李宗仁相召商议党国大事，仓惶逃往南京。
此时，在长江两岸，攻守双方也早已经是重兵麋集：
国民党在从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兵力，其中以汤恩伯为总司令指挥的“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75个师，及其江防部队共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之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以“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40个师，及江防部队共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的地段上。另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在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以江防舰队主力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沿江巡弋;还有空军4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路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威胁或伺机对中共渡海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而人民解放军的渡江部队，除了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外，主要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2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及地方部队，9个军计35万人;有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第3野战军第7、第8、第9、第10兵团15个军计65万人;总共是8个兵团，26个军、80个师，100余万人。
3月31日，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前委，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目标是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
参战部队2野、3野和4野各一部，于3月末和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具体作战方案是：
由粟裕、张震率第3野战军的统帅机构，直接指挥第3野战军的第8、第10两个兵团主力及苏北军区部队，共8个军又3个旅35万人，组成东集团军。
由谭震林指挥的第3野战军第7、第9两个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组成中集团军。
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的第2野战军第3、4、5兵团及地方部队，共9个军28万人，组成西集团军。
由刘伯承指挥的第4野战军第12兵团的第40军、43军及中原军区部队，共20万人，进逼武汉，牵制武汉地区之敌，策应第2、3野战军渡江作战，相机在武汉至九江段渡江。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为推动全国和平，发表《北平和平解放通电》，他在通电中叙述了北平和平谈判的经过后说：
“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4月1日下午3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和以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以及代表团顾问屈武等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共有20多人，一起到达北平。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次国共和谈极力进行破坏，就在张治中等离开南京3小时以后，南京6000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接受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殴打示威学生，学生死亡2人，受伤100余人，失踪多人。李宗仁对凶手不作任何处理。
毛泽东因张治中在来北平前先到溪口去见蒋介石，所以决定只让第4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人到机场迎接。
张治中一行被安排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当他们走进饭店时，迎面悬挂着一幅大标语，上写“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屈武说：
“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当晚6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还有新增加的代表聂荣臻，设宴招待国民党代表。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张治中说：
“文白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说：
“周先生，容弟解释，蒋先生虽然退到溪口，力量还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说：
“不管怎么说，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混淆视听，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广播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8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说：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8项原则为基础。”
周恩来说：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4月2日，毛泽东亲笔复信给傅作义，对他深表赞许。毛泽东在亲笔信中写道：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任。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动，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4月2日晚，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
李济深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甚是感动，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也犯了很大的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师中国民族长期陷入贫困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吹嘘。”
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李济深说：
“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相处得会更好。”
说话间，客人都陆续到齐了，客厅里坐得满满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和客人们拉家常，谈时局，他还说：
“‘独立’外交是新形势下的新烟幕，美国不希望我们与苏联接近。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一边倒’，要与苏联紧密合作。帝国主义不可怕，战争不可怕，我们今天必须真正站起来。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他们来时，曾带来了8项谈判条件。他们提出，战犯问题暂不谈，将来由联合政府办。联合政府由中共和南京政府商量决定。战犯要谈，联合政府由中共和民主党派决定。拖不行，必须迅速决定，张治中等原则上承认8条，具体全不承认。南京政府是六亲不靠，美蒋和地方势力都靠不住，和平攻势也靠不住，靠中共走北平道路是上策，广西道路是中策，跑到广州是下策，现在该下决心了。”
4月2日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黄启汉，周恩来说：
“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8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6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为谈判的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
此时，国共双方为了敦促和谈成功，采取了明暗两条线同时并举的策略。在明处，由双方代表和谈;在暗处，互派特使在高层领导中传递信息，做疏通工作。
4月2日这一天，白崇禧征得李宗仁的同意，秘密派特使刘仲容到了北平。
4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刘仲容，刘仲容把白崇禧的“力劝中共，不要过江”的意见传达给毛泽东，并说白崇禧之所以这样，是受美国人指使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想请你回南京走一趟，对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先生再做做工作。……争取他们在此历史重要时刻，能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你可以向李、白两先生转告下面这几条：
1、关于李宗仁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2、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3、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先生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没有，我方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啦。4、现在双方就要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白两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毛泽东还说：
“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你转告李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他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将他当贵宾款待，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这一天，中共中央也派出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3名特使，携带李济深的亲笔信，前往南京拜访李宗仁、白崇禧、顾祝同。
4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前委于3月31日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4日，毛泽东为了配合国共和平谈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为新华社写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评论。他写道：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李宗仁有和谈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毛泽东正告南京国民党政府，他写道：
“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正当国共双方文攻武备之时，在中共中央机关附近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事件。
原来，傅作义害怕蒋介石暗杀他，经毛泽东同意，让他留下了一个加强团，以保证他的安全。这个团配备有崭新的清一色的美式卡宾枪。
4月初的一天上午，傅作义警卫团中的两营士兵来到“劳动大学”进行干扰，尽管他们没有带武器，却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
上午9点钟，警卫排长阎长林慌慌张张来到卫士值班室，他告诉几个卫士说：有紧急情况。阎长林尚未说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赶来了，交代说：
“傅作义的警卫团约两个营来冲击香山，大家做好警戒准备，你们的具体任务请阎排长布置。”
汪东兴走后，阎长林说：
“他们虽然来的兵力不多，但我们不能大意。周围的警戒已经安排好了，双清别墅也应加强戒备。”
他转对李银桥，交代说：
“内卫的事情由你负责。”
阎长林说完，也急忙走了。李银桥对卫士们说：
“不要紧张，有事听我的。”
他又吩咐李家骥，专门负责江青母女的保卫工作。李银桥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江青，他又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东南角的防空洞检查了一遍，整理了毛泽东的专用药箱、衣物。
周恩来在上午知道此事后，他感到事态严重，马上报告了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决定马上解除这个团的武装，以免后患。
此时警卫香山的部队是从延安起就担负中央警卫的1个师，这个师的指战员个个都是神枪手。慢说是来一群没带武器的散兵游勇，就是他们都带有武器，也不够警卫师收拾的。
这一天中午，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在吃饭，周恩来匆匆赶来，他一进院子就说：
“赶快调一支部队去执行任务!”
聂荣臻有点纳闷，今天怎么回事?这位老战友连门坎也来不及迈，就在走廊台阶上叫起来了。聂荣臻等周恩来三言两语说明来龙去脉，顿时也急了，他对站在台阶下的作训处长唐永健说：
“你带一个团去办，动作要快。”
聂荣臻又马上给警卫北平的独立208师打电话，命令他们马上派出1个团到城西八里庄，由军区作训处唐永健指挥执行任务。
下午2点多钟，阎长林来到卫士值班室，卫士马武义问：
“山下情况怎么样了?”
阎长林说：
“我们通过做说服教育工作，他们已经陆续撤回去了。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大家都不能放松警惕。”
此时，唐永健坐着一辆越野吉普车赶到八里庄，已经带着1团士兵出发了。他们在黄昏时分悄悄包围了住在翠微路闹事官兵的营地。
傅作义部队的闹事者，以为他们没犯什么错误，还和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唐永健走进指挥所，找来傅作义部队改编时派来的政工人员，让他们分头做工作，3个小时后，不费一颗子弹，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团人全部交出了武装。唐永健又跑到六部口，找到卫戍区纠察总队参谋长李青川，一起把傅作义加强团的3个主要军官请进了拘留所。
凌晨时分，唐永健返回华北军区驻地庆王府，他敲了敲聂荣臻住所的窗棂，问道：
“司令员，睡了吗?”
“呵，情况怎么样?”
“都解决了。我拐回来又把团长抓起来了。”
“恩来同志叫你抓了吗?”
“他没说。我觉得应该抓。”
聂荣臻没有再说话。唐永健想：擅自抓人，尤其是抓傅作义的人，抓错了可要犯政策错误。我得问问周恩来去。唐永健来到周恩来住处，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
“抓得好，这样我们就主动了。”
天明以后，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知道了缴枪事件，顺便把他那里的一个半连的傅家兵的武器也收掉了。
傅作义获知缴械的消息，大发脾气，他气呼呼地敲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房门，拍桌子大叫。叶剑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好言劝走了这位有大功的将军。
上午10点，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找到华北军区。聂荣臻叫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和唐永健一起接待了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傅作义并不知道他的兵冲击香山的事情，听了王克俊的汇报，怒气退了一半。他按照华北军区的意见，亲自挑选了35名贴身卫士，每人配备3件长短武器：卡宾枪、驳壳枪和左轮枪。
这一天，第19兵团派来两个师级干部，接收了卸去武装的兵营，被抓起来的军官也恢复了自由。这个加强团交给了华北补训兵团，拆散了重新组合。没有参加闹事的那1个营的军官，一部分被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学习后提升了职务。
第二天下午4点钟，毛泽东告诉正在值班的卫士李家骥说：过一会儿傅作义和邓宝珊两位先生来，你安排一下，要派车下山接一下。
傅作义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和周恩来、朱德在门外的草坪上迎接傅作义和邓宝珊。毛泽东对于他的党内同事，从来不拘礼节，不迎不送，但对于党外人士，却十分注意礼节，每每有人造访，他都要在门外迎送。
毛泽东把傅作义和邓宝珊让到自己简朴的办公室里，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有事可以在城里谈，以后不必上山。”
傅作义落座后，环视室内，简朴的摆设，随便的布置，与他想象中的毛泽东办公室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使他感慨万分。傅作义望着衣着朴素的毛泽东说：
“主席住在这里离城太远，生活不大方便，工作又很劳累，这房子也比较陈旧。现在条件好了，主席的生活还是这么简朴啊!”
毛泽东淡然一笑说：
“已经很不错了。这里的环境安静，生活也不错，比西柏坡的土坯房子好多了，更不用说比陕北了。房子虽然旧些，空气却好。”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顿了顿，问傅作义：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3个多月了，你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不顺利的问题，以及我们工作中有哪些缺点及不足之处，请你提出来。咱们今后要长期共事，尽可能快些筹备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海外爱国华侨、各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有很多具体事要与党外志士仁人协商解决。众人拾柴火焰高嘛，特别要请傅先生这样的人多出谋献策。”
傅作义说：
“毛主席，我坦率地说，对共产党的政策，在3个多月与中共党员干部的共事中，才真正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看见那些党员领导干部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不说空话，只办实事，没有胜利者的那种骄气，有事平等商量，使我深受感动。那次去平山县西柏坡之前，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心中无数，想去摸摸你的底，也就是说，当时我有思想顾虑。如今证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说到做到政策兑现。”
周恩来插话说：
“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也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刚刚发生的‘香山事件’，就来不及与傅先生打招呼。”
毛泽东也说：
“这件事我知道，请傅先生谅解。我们都了解蒋委员长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他就不在我们周围安插特务?不在你傅作义身边派奸细?”
傅作义赶忙欠身说道：
“我非常感谢毛先生、周先生对我的关怀，对此我永远铭记心中。”
毛泽东在沙发上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把话题拉回来，毫不掩饰地对傅作义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每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比如国民党在战犯名单上的人，除蒋介石外，只要他能效法傅将军的做法，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也还可以立功赎罪，站到人民方面来，矛盾就转化了。反之，跟着蒋介石与人民顽抗到底，就是我们公布的战犯名单上没有他，但是他在战争中犯了新罪行，也要升级到战犯中去。比如有个人不过是一个兵团司令，不够战犯条件，可是他在战争中使用了毒气，犯了新的罪行，我们也要把他也列为战犯。”
周恩来在毛泽东喝茶的时候，解释说：
“是的，矛盾是发展的，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坏的方面转化。傅先生就带了好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但也有死心塌地跟蒋介石跑，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傅作义突然欠欠身，表现出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样子。毛泽东很敏感，马上说：
“傅先生还有什么话，请直说。”
傅作义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毛先生，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我有个请求，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想回绥远工作，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我对水利工程很感兴趣，想到绥远省当个水利局长，去做点水利方面的事，好好治理河套地区的水利，搞好那里的水利建设。”
毛泽东好奇地问：
“军事上你是很有才干的，我还真没有想到傅将军对水利工程也感兴趣?”
邓宝珊说：
“宜生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
傅作义说：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我想去修水利，办农垦。”
毛泽东说：
“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
傅作义说：
“我对水利一直有特别的兴趣，过去是身不由己呀。”
毛泽东说：
“傅先生对水利建设工作感兴趣，这很好。不过，在一个省当水利局长，对于你是太小了，是大材小用嘛。那样的话，蒋介石也会感到委屈的，你过去是他的堂堂大将军么!我看哪——”
毛泽东回头看看周恩来和朱德，又转过头来看看傅作义，接着说：
“将来你可以当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嘛。”
周恩来和朱德都笑着点头，说：
“好哇!”
毛泽东又说：
“你当水利部长，治理治理全中国的水利，尤其是黄河淮河流域，还有海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成灾。首先要把黄河和淮河治理好，再把海河治理好。以后还有长江等大江需要我们治理，我们要兴建好多水利工程，你就将全国水利建设工作抓起来。再一方面，傅将军也是一个军事家，对军事工作也很有研究。军队上的事，你也别全抛给我们，也还要参加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共同研究国防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国防委员会当副主席。”
傅作义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连连点头微笑，又连连摇头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又看看邓宝珊，说：
“新政协就要召开了，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一个党吧。”
傅作义、邓宝珊说：
“我们是军人，不懂党务，不会办党，搞不来。”
毛泽东就说：
“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
傅作义、邓宝珊要告辞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直把他们送出门，送上车。客人走后，阎长林问毛泽东：
“据说傅作义在攻占张家口后，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主席，傅作义真是这么讲的吗?”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他笑笑说：
“当个秘书太小了，他还应当在政府里做事，他对水利工程感兴趣，将来可以当个水利部长。”
新中国建立后，傅作义果然在共和国水利部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3年。这是后话。
此时，最让毛泽东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大女儿毛娇娇给他写来了一封信。
原来，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已经1年多了。有一天，她对娇娇说：
“你回国1年多了，还没有给你爸爸写过信，你应该给爸爸写封信才是。”
娇娇听了妈妈的话，心想：对呀，妈妈和二哥都说毛主席是爸爸，他既然是我爸爸，我为什么不给他写信呢?但是，不能贸然称呼他为爸爸，先看看他本人是怎么说的，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娇娇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收到娇娇的来信，立刻认出信封上的字迹是出自贺子珍的手笔。他拆开信封，只见信笺上写的全是一行行的俄文，歪歪扭扭，一个字也不认得，待到看了翻译出的文字，他忍不住哈哈大笑，马上动笔给娇娇写了回信。还没等信发走，他又改用加急电报发给娇娇，电文中写道：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娇娇听了毛泽东的电报内容，高兴得跳了起来，叫道：
“乌拉!我有爸爸了!我要见到爸爸了……”
她搂着妈妈的脖子给了妈妈一个响响的甜甜的吻。平时很严厉的贺子珍，被女儿的情绪所感染，也笑着捧着娇娇的脸蛋，还给女儿一个亲亲的吻。
再说中共特使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在南京进行了广泛的活动。李宗仁于4月7日晚上在傅厚岗官邸宴请了中共特使朱蕴山、李民欣和刘子毅。
4月8日，毛泽东收到了由张治中转呈的李宗仁发给他的电文，只见电文中写道：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即以应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主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毛泽东看罢电文，便复电给李宗仁，他写道：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8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194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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