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
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话说1950年3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西昌战役。
西康省西昌地区尚有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所属的1个多师以及由川西逃来的残兵共计3万余人。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贺部大部分被歼，一部溃散，解放军于27日占领西昌。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举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几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和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3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做决定的时机了。”
毛泽东要求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省市委讨论后，“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
3月12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颐年堂，林伯渠也来相陪。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即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高见?梁漱溟直言相告说：
“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道：
“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梁漱溟的回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说：
“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对梁漱溟怀疑中共政权的稳固性，拒绝参加政府工作，感到不悦。但他很快便转换了话题，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
该吃晚饭了，梁漱溟说：
“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笑着大声说道：
“我们也通通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服务员端上来饭菜，江青也来到了餐厅，与梁漱溟、林伯渠打过招呼，坐在毛泽东身边陪同客人一同进餐。毛泽东向梁漱溟建议说：
“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具体行程我让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
3月14日，毛泽东给韶山农民郭士透复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于1925年在家乡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要捉拿他，郭士透曾经帮助过他脱险。1949年10月，郭士透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在外省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毛泽东在给郭士透的复信中写道：
“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
3月14日，毛泽东针对土匪、恶霸势力的猖獗，在给刘揆一的信中写道：
“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必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
3月16日，毛泽东针对日益严重的敌情，为了巩固人民的胜利成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中说：
“解放后清剿股匪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残余股匪仍猖獗地进行破坏，斗争仍需努力。”
“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我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始其它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地人民革命政权就不能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它一切工作也都将根本无法进行。”
指示要求广大新区，在剿匪的同时，严厉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决不能过分宽容，任其猖獗。并从政策上作了5点规定。
3月20日，毛泽东复电张治中说：
“寅佳电悉。1、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2、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3月的某日下午，陶峙岳赴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陶峙岳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陶峙岳，因为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毛泽东满面春风地握着陶峙岳的手，说道：
“陶将军，我们还是湖南老乡哩。”
毛泽东态度诚恳，平易近人，使陶峙岳想起了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照。
陶峙岳向毛泽东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毛泽东插话时，对陶峙岳提出了3点要求：
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与陶峙岳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风味的菜肴，使陶峙岳倍感亲切。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毛泽东和陶峙岳一直谈到深夜，毫无倦态之容。他们的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国家大事，而且也谈到陶峙岳的家庭情况。毛泽东还诚恳地对陶峙岳说：
“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3月间，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地上映。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这部影片“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她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说：
“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早在30年代就在上海地下党负责文艺工作的权威人物胡乔木，也慢条斯理地插话说：
“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陆定一，陆定一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
“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30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3月27日至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1950年4月，毛泽东看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要负责人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毛泽东觉得此种说法有问题，于是，提笔写下了一个较长的批示，他写道：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要斗争的，但必须团结他，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他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当然是团结为主。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因此应当划分公私阵地，即公私经营范围。‘与民(指民族资产阶级)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错误的说法。‘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的主张是不对的。(现在)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除此之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私营商业。”
1950年4月，毛泽东应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请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
“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讲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说：
“条约定下来说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整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4月12日，周恩来将第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工商组讨论的发言记录稿分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他还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这份发言记录稿读得非常仔细，他在那些党内干部发言的重点部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还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有人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批道：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有人主张对私营工商业进行限制和排挤。毛泽东批道：
“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有人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批道：
“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有人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与资本家“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重重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他批完以后，让工作人员将这份材料先后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
1950年春的一天，杨开慧的叔叔杨昌恺之女、烈士杨开明的胞妹杨开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
“你就是友妹啊!”
杨开英乳名友妹，比杨开慧小14岁。杨开慧牺牲后，杨开英常常看望向振熙，在伯母跟前尽一份孝心。她与杨开智也情同手足。1949年冬，杨开英在湖南大学毕业后去大连参加工作，任教于大连工学院，杨开英从小患有肺病，家里无钱医治，参加教育工作后，常年劳累，病情日益加重。她这次来北京治病，顺便看望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多年来第一次见到杨家人，他显得格外兴奋，详细地询问了杨开英的近况、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家亲戚在解放前的经历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在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动情地说：
“友妹，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杨开英听了，不断发出感叹，喃喃地说：
“是啊，霞姐是很坚强的;她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
毛泽东看着身体虚弱的杨开英，怕她沉浸在哀伤中，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友妹，你的病怎样啊?是不是好些了?”
杨开英说：
“正在治疗，打针吃药，病已经好多了。”
“有病就治，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大连不方便，你就来北京治疗吧。”
毛泽东看到杨开英病得不轻，就想叫她留在北京治疗，并嘱咐她说：
“友妹，你要多保重身体呀!”
杨开英自觉不便在中南海久留，她感激地点点头，也说道：
“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杨开英返回大连后，调任大连育英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4月中旬，毛泽东在向振熙80寿辰之际，准备让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此时，杨开智因为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已经由湖南省委安排在省人民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还曾被调到省农林厅，担任科技兼研究所主任;妻子李崇德也在省儿童福利院任副院长。以后，杨开智又担任了湖南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
在毛岸英行前，毛泽东说：
“你现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再到湘潭老家看看，向乡亲们问好。”
毛岸英自然是喜出望外。接着，毛泽东神情沉重地说：
“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昌济老人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你外婆也是一个贤德高尚的人，她全力支持我和你妈妈的事业，我很怀念……”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噎。
4月13日凌晨，毛泽东以他和江青的名义分别给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开智夫妇写了信，他在给杨老太太的信中写道：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 青
杨开智，字子珍。所以毛泽东在给他们夫妇的信中，这样称呼：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菏。
此问近佳!
毛泽东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3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4月15日，毛泽东给《人民空军》杂志题词：
“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4月1 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发动了海南岛战役。
4月16日晚，毛泽东给陈毅发去了一封复电。
陈毅是在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之际，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上海的“四月危机”及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4月17日，解放军主力部队一举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吹嘘的所谓主体防线，在海南琼崖纵队的协助下胜利登上海南岛，随即向纵深发展。
4月18日，毛泽东要在中南海设宴招待晋京汇报工作的董其武。作陪的还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林伯渠、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郭沫若。
下午6点钟，毛泽东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着董其武的手说：
“董其武将军好吗?”
董其武答道：
“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到怀仁堂，观看了文艺演出。
4月18日晚，毛泽东给早年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旧交毛森品写了一封信。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的同学，后来，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两人关系很好。解放后，毛森品几次致信给毛泽东，提出请毛泽东推荐工作，毛泽东很委婉地加以拒绝，他在复信中写道：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由宜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后来又两次亲笔给毛森品写信，曾前后3次赠款给毛森品，前两次各寄200元;第3次托同是同学的萧三带去现金150元。同时表达了对另一位旧交毛钦明烈士、即毛森品的哥哥的怀念之情。
是日晚，毛泽东又给在长沙第10中学任教的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在1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祝贺他领导中国人民旋转乾坤的胜利，并把杨开慧牺牲的情形及自己在白区20多年的痛苦生活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
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直荀就是柳直荀，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他是湖南长沙人，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而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在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时两人住在一个寝室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淑一与柳直荀二人就是经杨开慧介绍认识的。柳直荀参加过南昌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5月，在洪湖地区“肃反”中被诬陷杀害。
4月19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回信。
文运昌几次给久违22年的“润之老表主席”来信，他以浓重的笔墨祝贺表弟的丰功伟绩和对表弟深深的思念，叙说了文家亲人几十年的痛苦遭遇;提出了他想到的治国之策;他在最后还写道：
“又：姑父姑母玉照，代为保管好。姑母像，挂在我的家中，每岁正月初八日，我内室杨氏虔诚祭拜。姑父像，在南松弟家。你老表像都在一起，容貌威严，少时可畏。异日，我五弟兄专为送上北京，作人生难得有之亲爱，亦作世间难得有之亲爱，定当大笑于云霄。”
文运昌又附上了他写给四表弟毛泽民的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
安吉
毛泽东
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先生曾给毛泽东写信，谈及他的侄子向钧的牺牲及抚恤一事。
向明卿老先生是毛泽东很崇敬的人，他的侄子向钧是哥哥向理卿的儿子，在毛泽东指导下参加革命，1923年入党，先后担任过中共衡山县委书记和湘潭县委书记。1928年英勇牺牲。
4月19日，毛泽东复信给向明卿老先生，他写道：
明卿先生惠鉴：
去年10月12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唯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于体谅。此复，敬颂
大安
毛泽东
毛泽东接着给贺晓秋写了一封回信。
贺晓秋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说：乡下分了田，生活有了保障，农民大多可以凭本事自食其力。但有些工作还要完善，有些缺点要迅速改正，要顺理民意，体察民情，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权益。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12月22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晓明，与贺晓秋同是毛泽东二姑贺毛氏的儿子。
4月21日，毛泽东召见李维汉、徐冰，谈统战工作，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
4月23日，毛泽东给陈毅复了一封电报。
陈毅在4月21日来电说，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4月13日的讲话精神，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人士“表示欢迎，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4月25日，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锡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4月27日下午，傅作义来到董其武的住处，他一见董其武就笑着说：
“其武要受到明师真传了。”
董其武一听就猜到是毛泽东要召见他。果然不错，只见傅作义又说道：
“今晚毛主席要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
当晚，董其武高兴地换上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和傅作义、高克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见毛泽东。
晚7时，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已经在此等候了。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
董其武向毛泽东恭恭敬敬地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把董其武和高克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董其武称赞道：
“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董其武4月14日在政务院28次会议上的工作汇报全文。4月17日，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4月18日第一版上全文刊登。毛泽东接着说：
“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争进步嘛!蒋用钱用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
毛泽东指着傅作义对董其武说：
“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哩?不过是多一个党小组，这个党小组每周要过一个党日。党日是干什么的?党日是对共产党员工作有成绩要表扬、要巩固、要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毛泽东问董其武：
“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董其武答：
“不是。”
毛泽东说：
“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介石一样。蒋介石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嘛。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
毛泽东问董其武：
“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董其武说：
“听懂了。”
毛泽东又强调说：
“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3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毛泽东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董其武听得几乎入了迷，也顾不上记笔记了。傅作义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
毛泽东站起来，风趣地说：
“看，傅先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
他最后叮嘱董其武说：
“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了，只看将来。”
毛泽东和傅作义、董其武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直送到门口。董其武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泽东，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几乎彻夜失眠，深感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真是太感动人了。
4月28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诸先生：
4月20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
进步
毛泽东
4月28日，海南岛战役经过半月作战，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前进，进抵万宁、陵水、榆林、三亚、八所、北黎一线。捷报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欣然名笔，给胡乔木写了一个短笺，他写道：
乔木同志：
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
胡乔木很快草就一份贺电，呈请毛泽东审批。
4月(庚寅年农历三月——笔者注)末的一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城西跨车胡同看望齐白石老人。
第二天下午，天气晴朗，章士钊带着毛泽东的嘱托，邀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相会。齐白石在看护夏文珠的陪同下，乘坐毛泽东派来的小汽车欣然前往，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向客人介绍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齐白石说：
“噢，怪不得主席的两位千金名李敏、李讷呀!”
毛泽东和齐白石一见如故，共同的乡音，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他们用地道的湘潭话谈天说地，论古道今，相见恨晚。毛泽东告诉齐白石，政务院将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丰泽园里两株海棠，有3丈多高，正值鲜花盛开之际，艳丽动人。毛泽东、齐白石、章士钊兴高采烈地观赏了海棠，章士钊兴致所至，即兴吟出了5首七绝，其一云：
赤制由来出素王，汉家图篆夙开张。徵生也解当王色，粉枌朱朱壮海棠。
毛泽东、齐白石齐声称道。齐白石说：
“实现和平，只能寄厚望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百年战乱结束了，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收拾破碎山河，共产党了不起，毛主席了不起。”
毛泽东说：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晚上，毛泽东和齐白石、章士钊共进晚餐，特意准备了以豆豉为主料的几样湖南风味菜。齐白石细细品味，觉得十分可口，连连称好，说：
“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家乡饭了，今天真是幸运。”
毛泽东亲自为齐白石夹菜敬酒，十分热情。他说：
“你原名纯芝，我原来叫咏芝，小名都为阿芝，你我可称得是同乡同名的兄弟。你年长，我该尊你声老哥哟!”
说得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齐白石向毛泽东敬酒，称赞他是一位“有道仁君”，是个大能人。他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个大能人而自豪。毛泽东笑着说：
“咱们是各有长短。搞政治是我的专长，可我却没有画画的天赋，只能当个读者。你我都是用自己的知识专长为人民服务嘛。”
酒酣之间，齐白石说到自己艺术上的“衰年变法”，说是人贵有革新精神。毛泽东说：
“我也在变，从童年时代读四书五经，到后来搞了个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还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在变，世道也在变，宇宙万物都是在变的，革新与革命，在变革上同出一理。人生在世，就要不断接受新事物，吸收新东西，在新的时代为新的社会服务。”
这时，朱德也来相陪。齐白石说：
“我终于看到太平盛世了。使民善耕种，处世要和平，这是我一个木匠一个老农一个老百姓的愿望。”
毛泽东说：
“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
齐白石说，祝毛泽东、朱德安康;毛泽东、朱德也祝齐白石长寿。齐白石说：
“在我的余年里，要为这个太平盛世多多出力，多画些美好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画艺术，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要好好挖掘整理，继承发展，传给子孙后代。我们共产党要比历代皇帝、比国民党更加重视中国画。听说国内外不少收藏家在收藏你的字画，我也是白石艺术的爱好者，是否也可以收藏你的作品呢?”
齐白石说：
“当然可以。知我者恩人也，恭敬不如从命。”
毛泽东说：
“看来，充当半个收藏家，我还是满可以的。”
说完，大家都笑了。
天色渐晚，齐白石、章士钊告辞，齐白石在夏女士的搀扶下，走出客厅。毛泽东、朱德一直送他们上了小汽车。
齐白石回到家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天真地把每个细节都告诉了家人，他说：
“因为都是湘潭人，口音一致，每句话都听得真真切切。”
他还说，毛泽东给他夹很烂的菜，敬他几杯葡萄酒。临别时，朱德总司令还特地亲自送他上车。
后来，齐白石常对人说：
“我一辈子见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不计其数，哪有象毛主席那样的诚挚待人，和蔼可亲，何况是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哩!”
还有一次毛泽东请齐白石到家中作客，由郭沫若作陪。毛泽东首先向齐白石敬酒，感谢他赠送印章和国画。齐白石闻之一怔，问道：
“我什么时候为主席作过画?”
毛泽东笑着对秘书说：
“把画拿来，请画家亲自鉴别鉴别。”
不多时，秘书拿来一轴画作，郭沫若接过，展开一看，只见这幅画画的是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落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憨厚的老牛，老牛正侧着脑袋望着小鸟出神。整幅画构图别致，独具意境。尤其是那头牛，从牛头到牛背至牛尾，只一笔勾出，其势其情，无定法，无定调，而自成格调，足见白石老人的功力过人。
就这样一幅好画，原是齐白石练笔时的弃墨。原来，齐白石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挑选出名贵的寿山石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朱、白两方“毛泽东”印章，用那幅丢弃的画包裹好，赶在开国大典前夕，托诗人艾青呈送给了毛泽东，没承想这幅画竟为毛泽东所珍视，让人用全绫装裱好收藏起来。
齐白石明白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都怪我疏忽大意，这废作说什么也不能给您，您若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马上再给您画一幅。”
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
郭沫若也趁机凑热闹，忙插话说：
“白老这件墨宝是送给郭沫若的。”
“送给你的?”
齐白石诧异地问。郭沫若指着画说：
“这不，画上标着我的名字嘛!”
齐白石再看看画，上面没有一个字。他看着郭沫若，摇摇头。郭沫若见齐白石认真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又指着画问道：
“这树上画了几只鸟?”
“5只。”
“树上5只鸟，这不是我的名字吗?”
郭沫若故意把“上5”两个字紧紧连起来，而且语气很重。齐白石手捋长髯大笑起来，说道：
“好!郭老的大号正是‘尚武’，您真是诗人的头脑哇!”
毛泽东却说：
“不然!你二位没看见画上标有本人的名字吗?”
“您的名字?”
郭沫若、齐白石闻言一愣。毛泽东哈哈大笑，怡然自得地说：
“请问，白老画的是什么树?”
“李子树。”
“画得茂盛吗?”
“茂盛。”
“李子树画得茂盛——李得胜——这不是敝人之名讳吗?”
齐白石一听便乐了，他说：
“如此看来，拙画还有点意思。那么，劳驾二位在卷首赏赐几个字，如何?”
郭沫若说：
“我听主席的。”
毛泽东说：
“我听画家的。”
齐白石一抱双拳，说：
“多谢，多谢。”
他将画平铺到旁边桌子上，郭沫若将毛笔递给毛泽东，说：
“请主席先写。”
毛泽东接过笔，略一思索，写道：
“丹青意造本无法;”
郭沫若一看，毛泽东是借用了苏东坡的句子，只是把“我书”换成了“丹青”，巧妙地把苏东坡对自己书法的自谦，变成了对白石老人的赞赏;的确出手不凡，而且是如此的精当。他也立即想起了陆游的一句诗：“此老胸中常有诗”。于是，他接过笔写道：
“画圣胸中常有诗。”
这样，下句与上句就配成了一联，而且对仗工整，一丝不苟!齐白石喜出望外，他说：
“二位大家如此夸奖白石，我可要把它带走啦!”
毛泽东看看郭沫若，说：
“两位政治家斗不过一个艺术家呀!”
一句话说得3人都笑了。
1950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海南岛全境，共歼灭国民党军33000人。
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相继攻占广东沿海的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南澎岛等岛屿。
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中南战场上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等共43万人，占领了除西沙、中沙、南沙诸岛外的中南全境。
5月初，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关于整党整干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敏锐地发现并揭露了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不纯，甚至发生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通过阅读文章、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
5月5日，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审批的中央军委的贺电，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载：
【新华社5日电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电贺海南岛解放。电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同志，和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军民同志们：
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的协助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欲知毛泽东领导的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何时结束?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第231章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在3年内实
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
条件。其他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话说1950年5月7日，毛泽东就文涧泉表兄代表唐家圫亲友们在1月向他祝贺当上国家主席，并请求为他的本家好友文凯安排工作的来信，复了一信，他写道：
涧泉表兄大鉴：
1月16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健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收到否?南松兄第2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给赵浦珠写了一封回信。
赵浦珠生于1886年，是毛泽东七舅母文赵氏的侄儿，他的堂妹赵先桂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指腹为婚，后成为毛泽覃的第一个妻子。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与赵浦珠在长沙一同投入湖南新军辎重营当兵，交往益深。后来，他曾在多个中学、农业学校、女子职业及师范学校任文史教员和校长。新中国建立后，赵浦珠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他写了《感时》诗8首，歌颂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请求毛泽东帮助他;连同诗一起寄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封回信中写道：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有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圫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了一封回信。
毛泽庆是与毛泽东同一祠堂的远房兄弟，字有升，1910年9月出生于湘潭县姜舍镇泉映村颜家湾。他读完私塾后在家务农。大革命时期创办学校，以教书为生。1938年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延安期间，曾多次见到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很快成为一名八路军的优秀干部。1945年奉命随部队开赴东北，担任过合江省北满军区参谋长。不幸于1947年在合江病故，终年37岁。新中国建立后，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信给毛泽东，询问毛泽庆的情况。毛泽东接信后，对毛泽庆的下落也非常系念，他向毛泽全、毛远耀、胡觉民等人逐一询问毛泽庆的情况，这才知道毛泽庆已经病故了。
毛泽东在给宋氏的复信中写道：
宋女士：
去年12月来信收到。毛泽庆同志情形不甚清楚，只知其在东北工作，听人说他已病故。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同志，极为可惜。此复。顺祝
安吉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中共湘潭县第三区区委宣传委员毛逸民写了一封回信。
毛逸民在1950年1月3日，以家乡基层干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韶山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当地社会状况，请求政府对韶山的烈士家属给予特殊照顾。毛泽东接到信后，没有轻易答复。他考虑再三，才写了这封回信。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逸民同志：
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不能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代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韶山杨林炉门前罗合楼的二女婿黄谱臣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谱臣兄：
1月24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兄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此复，
顺颂大安!
毛泽东
黄谱臣的原配罗氏，早于1921年11月就病逝了。
5月8日，毛泽东给革命烈士毛福轩的弟弟毛春轩写了一封回信。
1949年12月，毛春轩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介绍了家乡的情况，并提出希望毛泽东为他儿子毛浪秋、毛福轩的儿子毛迪秋介绍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春轩叔祖大鉴：
去年12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此复顺祝
春安
毛泽东
5月10日，毛泽东给族侄毛照秋写了一封信。
毛照秋的父亲毛旭梅，是毛新梅烈士的胞兄。1925年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后，毛照秋及父亲毛旭梅、叔父毛望梅、毛仙梅，均在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了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照秋贤侄：
去年12月18日来信收到。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你父亲旭梅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
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毛泽东的表兄文南松在元月的来信中，请求毛泽东为其胞兄文运昌介绍工作。
此前，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婆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毛泽东看了这份名单，在上面批道：
“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此后，毛泽东外家的人又陆续给他写了一些信。凡是要求照顾之类的事，都被他婉言拒绝。
5月12日，毛泽东在给文南松的复信中写道：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此复，即问
近安
毛泽东
5月12日，毛泽东又给在长沙工作的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
毛远悌，是与毛泽东出了五服的堂弟毛泽癸的儿子，生于1924年，1946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总工会印刷厂担任经理，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想到北京读书学习。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远悌贤侄：
再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很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再说。远翔是否尚在革大学习，有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务请告我。
此祝进步!
毛泽东
接着，他就写了一封由毛远悌转交给毛远翔的回信，信中写道：
远翔贤侄：
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
此复，即问
近佳
毛泽东
你父母相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周文楠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接到了周文楠来自沈阳的一封信，信中还附上了她母亲周陈轩给她的信。周陈轩在信中说：4野路过韶山时，许多人纷纷到毛泽东故居参观，她趁机打听外孙毛楚雄的下落，却没有一点消息。老人在信中还说，自己在韶山独自生活，无人照顾。周文楠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她想接母亲到东北一起生活，但从韶山到沈阳，千里迢迢，需要时间、经费，非常为难。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还你。江青她们都好。祝你
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附件，就是指周陈轩给女儿周文楠的信。
后来，周文楠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由沈阳启程南下湖南，路过北京时，她到中南海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询问了周外婆在韶山的生活情况。周文楠问毛泽东，毛楚雄牺牲的事，该如何讲给周外婆听，毛泽东说：
“你告诉周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以后要好好照顾周外婆，经常安慰她老人家，让她安度晚年。”
后来，周文楠把母亲接到东北。1954年，周老太太被推选为哈尔滨政协委员。老人和女儿始终生活在一起，颐养天年。逝世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山坡上，与毛泽民烈士夫人王淑兰之墓紧邻。周文楠则在1992年9月5日病逝于哈尔滨。
5月13日，毛泽东看到了张国华关于西藏情况的报告，其中反映北京藏语广播有不利于对上层宗教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言论。毛泽东及时批转李维汉，要他“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项广播内容及方针”。
后来在5月间，著名佛教人士、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在西安向西藏达赖喇嘛等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
5月13日，毛泽东在陈毅5月10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子恢、剑英、小平、德怀、一波、高岗、彭真、黄敬各同志：
兹将陈毅同志5月10日来电转发给你们作参考。上海打退4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陈毅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三四月份，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4月上旬最紧张。上海市在解决上述问题稳定局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经验和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
“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3、4、5三个月的4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一些，必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收税。”“如果6月份上海能从4千亿降为3千亿左右，在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云、薄一波考虑电示。”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漱石：
1、5月10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2、6月征税减少1千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答复你。3、我们决定6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6月1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如何?盼复。
后来，经毛泽东批准，陈云、薄一波复电陈毅说：
“如果你认为上海6月份税收须从4千亿减为3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请与华财委商定。”
5月14日，毛泽东电召许光达从兰州回北京，亲自委派他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
1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5月15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享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
即颂
健康
毛泽东
这一天，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叮嘱回湘省亲。他首先到长沙看望外婆，向外婆奉上了人参等礼物。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指着人参说：
“这如何要得，你父亲的身体比我重要呀!”
毛岸英笑道：
“我父亲说，您比他更需要进补，吃了人参，愿您老活100岁。”
杨老太太见大外孙如此说，喜笑颜开，说：
“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给他做吃的了。”
之后，毛岸英由在湖南省交际处工作的毛远翔和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陪同，又回到板仓给母亲扫墓。在杨开慧墓前，毛岸英放声大哭。他告慰母亲说：
“妈妈!现在解放了。爸爸要我替他回来给您扫墓来啦!妈妈!儿子想念您，我们都想念您啊!”
毛岸英回到韶山后，看望了众乡亲。他本来还要遵照爸爸的嘱托，前去杨林炉门前看望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舅舅。没想到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韶山冲的消息后，立即从杨林赶来韶山冲，同外甥毛旭一起到毛鉴公祠与毛岸英会面。毛岸英转达了父亲的问候，详细地询问了罗家的情况。临别时，毛岸英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还有鹿茸和旧币20万元。
罗石泉在1940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回信要他留在当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罗石泉在1940年11月遭到逮捕关押，直到1941年2月，才由邻里保释出来。
后来在5月21日，毛岸英依旧在毛远翔和毛特夫的陪同下，各骑一匹赤色的高头大马，从韶山冲出发，沿着父亲少年时常走的路线，由滴水洞抄小路来到唐家圫曾外祖父家，看望各位亲朋好友。这一来，可喜坏了众亲友，唐家圫老老少少40多口人，忙里忙外，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这位毛泽东的后人。
毛岸英离开唐家圫后，又专程去杨林看望了堂叔毛泽峙和堂表叔李轲。
毛岸英在这几天时间里，还看望了保姆孙嫂陈玉英。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北京。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5月16日，毛泽东给周自娱的第3个儿子周起鹗回了一封信。
周起鹗，1907年出生于长沙，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蒋介石政变后解甲归田。湖南和平解放后，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来他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农业厅工作。他在信中打听1940年从长沙去延安的姑母周文楠的下落，并要求调动自己的工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起鹗先生：
去年10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过意，犹胜于失职者，尚以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此复 即祝
康吉
毛泽东
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卫士抱着一些礼品和信件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把东西小心地放在桌子上，高兴地说：
“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打量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件，小声数着：
“两只火腿，两只板鸭，一大包海米……”
他严肃地交代说：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
警卫员说：
“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
就在这时，另一个卫士也提了一个袋子走进来，说：
“主席，这是杨主任刚才要我转交给你的。”
毛泽东生气了，说道：
“今天，你们这个杨主任怎么啦?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口袋非你处理不行，请你先看信，后做处理。”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主席，这封信你不能不看。”一脚踏进门来的杨尚昆说着，走近毛泽东，又说：“否则，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怎么回事?”
毛泽东疑惑地问道。杨尚昆从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说罢，转身出去了。毛泽东打开信，只见上面写道：
“我出身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外出躲债。一家11口人，病死饥死了9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娘儿俩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米价一天3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北京解放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1949年春进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着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得流下了眼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冷，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要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罢署名为张秀清的来信，站了起来，捧起那条毛围巾和毛手套有些激动了，看着看着，两眼渐渐湿润了，感叹道：
“这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织成的啊，这是老百姓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问卫士说：
“这包东西是谁转来的?”
卫士回答说：
“杨主任告诉我，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转来的。”
“信收下，围巾和手套也收下。”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交代说：“请你把火腿、板鸭、海米交给杨主任，说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给张秀清这位女工。由王冶秋或郑振铎去办这件事。”
卫士按照他的吩咐，包好东西，准备往外走。毛泽东叫住他说：
“不要走，我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呀!”
他随手提起笔写道：
张秀清女士：
去年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后来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接见了张秀清，握着她的手说：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
他又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张秀清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着的礼品，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
“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铎说：
“主席的信让我们收藏吧!”
张秀清说：
“不给，我舍不得!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5月间，人民解放军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对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5月19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舟山群岛。
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还攻占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岛屿外，华东地区全部为解放军占领。尔后，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投入了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做全面准备;同时，海军、空军也全面地投入了准备工作;计划在1951年春夏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5月20日，毛泽东对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拟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1句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1句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在来函上批的是：“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中提出：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发展，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有些地区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就开始大量的发展，未能保证新发展党员的质量，将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决定目前党的发展：“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5月22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黎锦熙在5月17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中国大辞典编纂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在回信中对老师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请有关人员帮助解决。
5月间，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原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总部、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朱德讲了话。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50万人，而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确定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参谋长会议还明确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地位、职责和编制，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加强了参谋人员的培训，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实现正规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的启事，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上学去。”
“嗯”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到哪里去上学呀?”
“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去吗?”
听得出来，毛泽东有点不愿意。可李银桥坚持说：
“我今年都23岁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噢，23，嗯，是不小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说：“那好，你去吧。”
李银桥多年来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现在真的要离开了又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他低声说：
“主席，我去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
毛泽东立刻高兴起来。李银桥拿出一个本子，说是请毛泽东题个词留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写道：“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的期待，满心欢喜地去上学，可他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呀，只有一个大院子，既没有课堂，也乱哄哄的。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高兴地说：
“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
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常常把卫士们和警卫部队战士们的学习挂在心上了。
5月24日，毛泽东在章士钊向他推荐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谠的信中批示道：
“请周(即周恩来——笔者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他又在李谠的自传上写了一段批语：
“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7日，毛泽东给在湘乡县刚刚上任3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了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4个表兄的一封联名信，信中说：乡下的土改有问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利害了一点。把一些不够划地主成份的人也划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这些做法不妥，要及时纠正。另外，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或指示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联名信，他心里很清楚，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却如此同情地富，为地富开脱，这是立场、原则问题，应当批评教育。不过，事情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先写封信给湘乡县长，了解一下情况的经过再说。于是，他就在给刘亚南的在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文氏兄弟4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1950年6月初，刘亚南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信，他捧读再三，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刘亚南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看了半晌。刘亚南想，在湘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他们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以至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有一些干部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还是有点急于求成，他们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要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但是，不管怎么说，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他们怎么会“替地富说话”呢?于是，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乡，调查土改情况。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在唐家圫蹲点的石城乡土改中心组组长，是湘乡四区区政府刘秘书，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当过乡长，为了掩盖自己的历史，表现其革命性，就伪装积极。他以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划成份时，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地主。石城乡本来是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很少有什么大户富户。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亭被划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划为地富。
文运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伪保长，但财产很少，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钟瑞南，家里很穷，仅仅是人懒一点，不大做工夫，也被划成了地主。文运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性情憨直，心地善良。他在亲朋的恳请下，几次出面为错划的地富说情，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此时，距唐家圫不远的另一个区，有位姓萧的地主，在当地有许多劣迹，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萧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还抬来一顶布轿，请文运昌去说情。文运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但他经不住萧家人的阿谀奉承和软泡硬磨，耳朵软了，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国法大如天，无论文运昌怎样说情，区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运昌面子上过不去，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引来许多人围观。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再三劝阻，文运昌却是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火大，竟开口骂起人来。区干部一时性起，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扰乱公务，就把你抓起来。于是，不由分说就把文运昌关进谷仓里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区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便去和文运昌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好说歹说，直到把文运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姓萧的地主，身怀绝技，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看病很有一套。这时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让姓萧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乱投医嘛。于是，萧某被带到病房，给病人把了脉，开了处方，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许多人认为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报复，他开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药，都要吃。没想到一剂药下肚，果然奇迹出现，病情大为缓解;三剂药服完，病几乎好了。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总是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予于宽大处理的。萧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缓，又因服刑表现好，改判为有期，以至减刑提前释放。文运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以为是文运昌闯入公堂的结果。自此，文运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常常为人鳴不平，时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在文运昌颇有些自鳴得意的时候，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找到了文家兄弟，连连叫屈，请求为他们说话。与此同时，石城乡副乡长毛提臣也找到文运昌说，石城乡的土改比较“左”，但他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运昌觉得，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不如直接上书北京，向润之表弟告“御状”。于是，他找来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议，3人公推文运昌执笔，联名给毛泽东写信。
就这样，地方干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一纸“御状”，竟把他们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刘亚南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立即将土改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整改的措施，写了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寄给了毛泽东。
1050年6月3日，宋庆龄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开会，致信毛泽东，她写道：
毛主席：
在京畅聆谠论，深感万分愉快。告别以来，倏忽二旬，想您最近身体健康，甚盼及时珍重，作充分休息。
我返沪后即着手筹备救济总会宣传部工作，因事属创举，不得不周详计划，昕夕从事，刻无暇晷，致最近旧疾复发，正在诊治之中，故本月恐未克来京开会，尚希见谅。
兹附上由美国转来之斯诺先生函一封，即请查收。我对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确一时无法侦知，因久未阅其著作，故不易臆测。如有复函，我可代为转寄。
此致敬礼!
宋庆龄
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病，叮嘱上海市委领导前去探望。
6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
毛泽东首先在全会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过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在3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其他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了实现这3个条件，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8项工作任务，这就是：
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和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3、在巩固国防、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条件下，整编行政系统，复员一部分军队。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7、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8、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
接下来，毛泽东对书面报告作了说明，其中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路线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亿1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毛泽东提出：
1、要合理调整工商业，要调整税收，要使工厂开工，以改善和缓和同资产阶级的关系。2、要解决失业问题，要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3、要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4、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5、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改造知识分子不能性急，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6、在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不要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对建国初期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贯彻实施，保证了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成为全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还分别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约见了卢汉。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这是他与毛泽东分别14年后，重新见到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和卢汉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称赞他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还对卢汉和宋任穷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谈话结束后，宋任穷送走卢汉，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不一会儿，毛泽东派人来把他叫了去。毛泽东说：
“10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
接下来，他在谈话中说：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你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粟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粟裕汇报说：
“据最新敌情通报，台湾守军兵力增加到40万人。我解放台湾兵力亦应相应调整。我们原计划集中3野全军攻台，以第9、第7兵团为第一梯队，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目前3野全军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和敌人相比不占优势。建议军委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投入，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
毛泽东问：
“蒋介石这些兵是从哪里跑过去的?”
粟裕说：
“4野解放海南岛，驻海南岛7万蒋军逃到台湾，舟山群岛12万蒋军也撤到了台湾。50万大军攻台，基本上都是陆军，‘过得去’是个大问题，单靠海军舰船运送是不够的。我算了一笔细账，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积约0.6平方米，加上武器装备和物资，约需船只76万吨，也就是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每艇载25至30人，需要登陆舰2000艘。目前征集到的船只还不到一半，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都还无船可乘。建议中央统筹建造足够的渡海运输舰船，并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沿海船只统一编成几支运输船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这帐算得很细，很具体。海上运兵确实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转对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要很好重视。”
粟裕又说：
“鉴于解放台湾之战已不仅是3野部队参加，建议中央派刘伯承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台。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渡海舰船，建议攻台作战推迟一些时间，确有把握再行动。”
周恩来说：
“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大不一样，受气候、风浪、潮汐影响很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金门、登步岛之战有深刻教训，没有足够船只，不能急于求成。”
粟裕听到周恩来提到金门、登步岛之战，激动地站起来说：
“金门、登步岛作战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准备，根子在于骄傲轻敌。由于轻敌，对蒋介石垂死挣扎的顽固性认识不足;由于轻敌，对敌情侦查不细;由于轻敌，对海战特点没有很好研究;由于轻敌，在运兵船只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便发起进攻。金门、登步岛之战教育了我们，攻台之战没有充分准备，不应轻易发起。”
毛泽东示意粟裕坐下来，他说：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台指导思想‘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行动’很好，所提3条建议，2条很好，增加攻台兵力和统筹建造船只，中央和军委要专门研究部署。”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毛泽东见大家没有异议，就接着说：
“第3条建议，派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中央不采纳，解放台湾之战还是由你粟裕来指挥，中央和军委信任你。”
刘、周、朱、彭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就说：
“好，我正式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现在要加紧准备，没有绝对把握不发兵。”
周恩来在会议讨论时与中央财委的薄一波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二人一聊开，所谈内容渐渐广泛，其中有一段话也很有意思。周恩来问：
“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
“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总理，你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你看呢?”
“好啊，”周恩来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着说：
“不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思考着说：
“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说：
“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8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周恩来不等薄一波回答，就接着说道：“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6月9日，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
三中全会对全党整风、巩固和发展党的工作作了全面部署，规定：
“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
七届三中全会鉴于王明迟迟不写检查，还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王明至今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
决定要求王明仍应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起其它文件中所犯的错误，作一次深刻地检查，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在接到这一决定后，软磨硬抗，坚持不写检查，提出要到苏联治病。后来，他在10月25日就离开北京去苏联了。1953年12月王明回到北京，仍然不提写检查的事。又在1956年春去苏联。60年代以后，王明公开走上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他在苏联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又一次暴露了原形，他说他在七大前写的检查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1974年，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这是后话。
欲知七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介绍。
东方翁曰：从“四面八方”思想的产生到“不要四面出击”策略的提出，可以说毛泽东是在革命胜利后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在党内那些高级领导人中间出现的右的思想和“左”的倾向，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合理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据统计：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23.4%。其中，工业增长36.4%，农业增长17.8%。粮食增长16.9%。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的改善。即使在这一年又出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国家的财政从1951年起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到1952年，依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了20%。在3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终于胜利地实现了，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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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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