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8章
“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
具体的历史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
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
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话说1951年4月11日，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此9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4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4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2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4次战役结束，歼敌78000余人。由于志愿军坚持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灵活地运用坚守防御、战术反击、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方略，把运动战和阵地战紧密结合起来，不是死守阵地、单纯防御，因而保持了主动，完成了防御任务，成功地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4月22日，为了粉碎美军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实行南北夹击的阴谋，中朝两军发动了第5次战役。志愿军投入了15个军约100万的兵力。
此时，“联合国军”投入战场的兵力亦有百万左右。
4月22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3人，在第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和平措旺阶的陪同下，从陆路到京。
4月26日，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土丹旦达2人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到京。
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官员一行14人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车站和飞机场均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界代表上千人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7日，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复信。
南下广东农村考察土改情况的司徒美堂是在4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还说他要在广东农村再参观一段时间。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美堂先生：
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
健康!
毛泽东
4月28日晚，周恩来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和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一起，宴请了西藏和谈代表。
周恩来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他们是：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全权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全权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全权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
周恩来说：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
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又先后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向他们耐心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尚未赶到)，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及其他4位全权代表，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进行第一次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谈10项条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尽量地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设性意见。谈判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
4月底，毛泽东特意邀请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珍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他还为袁先生书写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1951年5月1日，西藏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五一”节庆祝活动。
上午10时，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班禅及其他和谈代表们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的引导下，西藏代表向毛泽东呈上了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代表们按照藏族的风俗习惯，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毛泽东亲切地紧握着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
“谢谢你们啊，欢迎你们到北京来!你们从远道来，一路风尘，一定很辛苦了!”
代表们说：
“我们在来京的路上，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路过重庆时，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接见了我们，还转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对我们的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
“为了祖国团结统一，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首都，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的愉快，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同志解决。”
5月5日，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治中家中慰问。
原来张治中和邵力子同是治淮视察团的负责人，他在即将动身前却病倒了。毛泽东在亲笔函中写道：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即颂
痊安!
毛泽东
5月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华北局关于镇反指示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兹定于6月1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
5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他在《决定》中写道：
“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死缓”这一重要刑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古今中外的法典中前所未有，后来被写入中国的刑法之中。
5月15日，公安部第3次会议通过了一个镇反工作的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决议。
原来，公安部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7日、5月8日提出的镇反工作两项重大措施，于5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并通过了上述决议。决议为镇反工作提出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
“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5月15日，毛泽东为了准确掌握镇反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在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全国2000多个县委和市委书记，都给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
5月15日，邵力子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组成“中央治淮视察团”，分赴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
此前，毛泽东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邵力子命人把毛泽东的题词标在4面锦旗上，准备把4面锦旗分别赠送给豫皖苏3省及治淮委员会。邵力子说，我们走到哪里，就让它飘到哪里。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萎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是野菜粗粮，喝的是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一样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太苦了，建国的任务繁重啊!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在1950年深秋对他和傅作义所说的话。是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主席提出要根治淮河，太及时啦!
邵力子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恭恭敬敬地把毛泽东题写的锦旗，献给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他广泛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70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且说5月15日晚，一道红色电波划过长空，从北京传到了韶山。只见电报中写道：
王淑兰同志：
5月9日来信收悉，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弟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张快车头等火车票，并请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第2天上午，王淑兰派人前往唐家圫告知文涧泉、文运昌。唐家圫的亲友们欣喜若狂，文涧泉、文运昌立即整装出发，赶往韶山招待所。
5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见在朝鲜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无望，便和国务卿艾奇逊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为”的决策，准备与中朝两国进行停战谈判，结束其在全球战略上的不利地位。
艾奇逊找到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让他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请马立克传信给中朝方面：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对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指示，他写道：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式，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5月17日，文涧泉、文运昌和王淑兰持毛泽东的电文前往长沙，当晚下榻省委交际处。
5月18日，文家兄弟在长沙休息1天。19日，湖南省委统战部派人护送文家兄弟，还有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外甥女、在长沙工作的陈国生，乘开往武昌的特快软卧列车，经汉口直达北京。中央办公厅派人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在惠中饭店住下。
几天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开车去惠中饭店，把文涧泉、文运昌和陈国生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会晤。毛泽东把夫人江青叫出来作陪，向客人作了介绍。众人寒暄已毕，毛泽东问道：
“十七哥怎么没有到北京来?”
在毛泽东的5个表兄中，此时仅存4人，文泮香已于1949年作古。文运昌非常直率地说道：
“这一次你又没有邀请他来，他怎么好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
“那么我再派人去接他来，他总会来吧?”
“会来，会来。”
文氏兄弟连声说;毛泽东又亲切地问道：
“两位表哥来了多久了?”
文运昌回答说：
“前天到的。”
“住在哪里?”
“住在惠中饭店。”
“北京怎样?习惯吗?”
“习惯，这里风景很美，空气很新鲜。”
“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
“就是1950年4月那封信么?收到了。”
“我没见你回信，所以，又给二十哥写信，特意提到你。”
毛泽东所说的给二十哥的信，就是在1950年5月12日写给八舅父文玉钦的三子、他在外婆家最小的表哥文南松的复信。文运昌见表弟再一次提起此事，便说：
“我怕打扰主席的工作，所以没及时给你写信。”
“原来如此。”毛泽东朗声笑了，他说：“十六哥要求推荐工作的事，我没有办到，还请你多多包涵呐!”
文运昌摇摇头，说：
“主席工作繁忙，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我的工作问题已经托人解决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解放以来，找我解决问题的亲朋好友很多。解决了你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别人的问题，我干脆都不干预。不过，就是家里有困难的，我都给予一些帮助。我是国家主席，必须为大多数人服务，不能只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因此，对你也不能例外。”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文运昌顺口说了一句。毛泽东转身问陈国生道：
“带了什么东西来?”
陈国生闻言一惊，自己来京时走的匆忙，忘记带礼物了。毛泽东一问，她有些窘迫，就很歉意地说：
“三舅，真对不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不知您需要什么?”
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
“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没有。”
陈国生这才想起，毛泽东向来要求来京的亲友不要带任何礼物，而要他们事先准备一些材料，或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件家乡的书信来，以便了解乡下的情况。陈国生这才说：
“我们带了一些情况。准备向您汇报。”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先莫慌，等吃了饭再说吧。”
中午，毛泽东和江青与客人共进午餐。陈国生坐在江青身边。江青问道：
“你什么文化?”
陈国生说：
“高小毕业。”
“我也是高小毕业。”
江青说。陈国生接着说：
“我在茶厂的抗美援朝动员会上登台发言，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江青听了，很感兴趣，就对毛泽东说：
“她参加了动员会，还做了控诉报告哩!”
毛泽东点点头，他一直关注着两位表兄吃饭。午饭很普通，只做了一些炒肉片、青椒和番茄之类的菜。文涧泉、文运昌还不习惯城镇人的生活，不吃番茄。毛泽东有些不悦，埋怨江青说：
“人家喜欢吃的不搞，他们不吃的搞这么多。”
江青连忙说：
“没有菜，两位表哥多喝杯酒吧。”
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招待客人，他一边倒酒，一边故意问：
“你们看，这是什么酒?”
陈国生喝了一口说：
“是甜酒。”
毛泽东摇摇头，说：
“这是葡萄酒。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讲的这个。这是你们在乡里吃不到的哟!”
文运昌与文涧泉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连说：
“好酒，好酒!”
饭后，毛泽东详细地向文涧泉等人询问了地方工作，又询问了外婆家文氏诸表兄弟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他说：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舅舅、舅母待我很好。舅舅教我读书识字，舅母在油灯下纺棉花，我就在旁边听外婆和其他长辈讲故事，就在油灯下看小人书。可惜现在他们不在了。”
“难得主席一片孝心!有您这样的外甥，我们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一定欣慰不已了。”
文运昌毕竟读过不少书，说话总是文绉绉的。毛泽东又说：
“十一哥，十六哥，你们过去为我受过牵累，吃过不少苦头，没有过上好日子。现在人老了，身体差了，应该享受享受。”
毛泽东转对陈国生说：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过些好日子。”
陈国生忽然想起为舅母毛泽建修墓的事，就说：
“泽建舅妈的墓埋在衡山金紫峰麓，只有一块石碑。我们想把墓修一下。您是不是可以跟政府说一声?最好请政府拨一笔钱。”
毛泽东想了想，婉转地说：
“在革命的艰苦岁月，我们牺牲了很多的同志。现在刚刚解放，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修墓呀，况且全国有那么多烈士!我父母的墓还是一个草坟，当地许多人建议为他们修墓，我都不让修呢!”
毛泽东这一说，陈国生便不作声了。毛泽东问起堂弟毛泽峻的情况，文运昌说：
“毛五阿公住在林场，婆婆老倌相依为命，没有钱，生活困难，饭都吃不饱。”
毛泽东说：
“我听泽连说过，毛五阿公想带一个礼，可是他没钱，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寄点钱去。你们回去后，也代我问问他好。”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进来催毛泽东休息，客人们就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到丰泽园门外。
文涧泉、文运昌、陈国生回到惠中饭店，毛泽东又派人给他们送去一筐蜜橘、鸭梨、红枣等水果。
后来在6月间，毛泽东在和陈国生的谈话中谈到了文运昌，他说：
“文十六阿公是摇鹅毛扇的。”
陈国生不解其意。毛泽东说：
“两面派。”
毛泽东指的是文运昌在大革命失败后，离开了革命组织，在粤军1师师部担任过咨议和在广东揭阳担任过警察所长这段历史。
陈国生于6月份返回湖南;文运昌于6月份在北京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旅京的情况，他写道：
首道主席勋鉴：
前月奉毛主席电邀来京，临行匆促，不及辞谒，深以为歉。两月以来，暂游部门，甚得主席优遇。近月更拟游览天津、北戴河、山海关等地，益广识见。
文运昌在信中流露出无比的欣喜之情。这是后事，容后再说。
1951年上半年，在电影《武训传》上映期间，毛泽东观看了这部影片，文艺界关于这部影片的争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觉到，1951年上半年电影《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这一事实，说明在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思想遗留。他再也按奈不住了，便问江青说：
“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江青回答说：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审查的。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呢!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泽东说：
“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后来，江青见了周扬，便说：
“《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并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周扬听罢，不以为然，她认为是江青在挑刺，便说：
“你这个人啊，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武训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原来，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根据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编导、由赵丹主演的一部传记片。该片的主人公武训，是山东堂邑人，排行老七，故名武七，绰号“豆沫”。他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训”字是当时清朝政府在武七死后为表彰其“行乞兴学”赐给他的名字，意在“为天下后世训”。
武训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随母流浪乞讨。稍长，曾给地主扛活，后一直行乞。年青的武训在扛活和行乞的困苦生活中，十分羡慕富家子弟进学堂念书，有时到私塾学堂附近逗留、观望，往往招来欺凌、侮辱和被逐。由此，他以为没文化是受苦受难的根由，便决心行乞兴学，好让穷人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免受富人的欺压。他为了攒钱“兴义学”，讨得富人的施舍，便装出笑脸，任人拳打脚踢，竖蜻逗人乐，学狗爬任人骑，表演喝脏水、吃屎尿、吞蛇蝎，以博富人的围观、取乐。只要能讨到钱，什么屈辱都能忍受下来。这样积蓄下来的钱，他自己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委托地主给他放高利贷，购置土地租给农民。30年的行乞生活和放债、收租，终于攒下了一笔钱，办起了3所义学。他的“行乞兴学”，受到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嘉奖，死后被称为“义乞”、“乞圣”。
著名导演孙瑜在叙述编导电影《武训传》的动机时说：
“远在1944年的夏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就改编成了和现在大致相同的《武训传》电影剧本”。
影片自1948年夏开机拍摄，后因淮海战役正酣，南京岌岌可危，制片厂经费困难，被迫停拍。1949年2月，上海昆仑公司买来了《武训传》的拍摄权和部分胶片。全国解放后，上海市文化局和艺术界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价值，脚本由编导者作了部分修改，在1950年12月由昆仑公司完成拍摄工作。
这部从国民党统治时期开拍、到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完成的电影《武训传》，于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城市放映。随后，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肯定了武训和影片《武训传》。这一类文章纷纷说：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文章还颂扬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是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武训坚韧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的，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有某种相同之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重在革命武装，一个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深深地受到感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3月下旬，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发表赞扬或者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30余篇。《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武训热”。 与电影《武训传》放映的同时，1951年还出版了3本关于武训的书，一本是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一本是由李士钊编写、孙之隽绘画的《武训画传》;一本是由柏水撰写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这些书同样受到赞扬。郭沫若也曾为《武训画传》题了封面，作了序言。
电影《武训传》公映后，仅两三个月间，北京各界观众就多达13万人次左右，绝大部分人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痴迷，反映了广大观众比较热烈的情绪。
时至1951年3月底，文坛上才开始出现了对《武训传》的不同意见。而此次对《武训传》的批判，是贾霁打响了第一炮。
新中国建国后在文艺界对文艺作品的讨论和批判，并非自此始。早在1951年1月，以陆定一为部长、周扬为副部长的中宣部就开始抓批判工作：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3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和《不拿枪的敌人》。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月，各种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展开了批判。
出版于4月25日的《文艺报》第4卷第1期发表的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说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赞扬歌颂的。5月10日，《文艺报》第4卷第2期发表了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文章提出;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表扬“武训精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同一天，文艺报还发表了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一文。
但总的来看，此时的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还是一片赞美和歌颂之声，持否定意见的文章只是占少数。
5月15日、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转载10日《文艺报》上刊登的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号召文艺界对《武训传》进行深入讨论。
5月20日，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的位置上。《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还是头一遭。毛泽东在其中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了这篇社论的主题，他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还开列了长长的名单，点出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毛泽东这一尖锐的批评，同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的文艺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即要求革命作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去描写人和社会矛盾，要求革命文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革命作家必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写出新人物，新世界。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的措辞激烈，批评尖锐，对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颂扬武训及《武训传》的人们是一个巨大震动，使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为这篇社论刊发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短评中说：
“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和《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昆仑影业公司立即通电全国，停止放映《武训传》。自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的讨论和批判运动。这次讨论和批判，集中在3个问题上：
1、武训是什么样的人物?2、《武训传》是什么样的影片?3、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思想?
批判者认为，武训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历代反动派表彰武训，是想老百姓都象武训那样服服贴贴当“顺民”，不惹是生非，不犯上作乱。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值得人民歌颂和学习的。
于是，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以及戴白韬、梅朵等人，纷纷登报公开检讨。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也作了检讨。郭沫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一文。
然而，此时的周扬却依然说：
“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做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
胡乔木也说：
“《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毛泽东没有想到批判《武训传》的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说：
“看到了吧，有人还想秋后算账呢。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再说5月21日，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6轮谈判，双方顺利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在这个协议草案中，达赖喇嘛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的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全权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朱德副主席主持了签字仪式，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4人和西藏地方政府阿沛.阿旺晋美5人，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上签了字。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李维汉和张国华，一见面，他就高兴地对二人说道：
“好哇，你们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毛泽东话锋一转，关切地向张国华询问道：
“进藏部队能否吃饱肚子?”
张国华汇报说：
“部队生活是苦一点，勉强可以吃上饭，但情绪很好，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完成进军西藏的艰巨任务。当然也有个别部队嫌进藏艰苦，不想到西藏去。”
毛泽东说：
“去年我就讲过，你回去再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去，你去不去?”
张国华汇报说：
“昌都战役后，等待谈判结果的进藏部队，一面休整训练，一面开荒自救，解决吃粮问题。同时进一步开展了解放全西藏的教育，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并掀起了学习藏语、突破语言关的群众性学习运动。”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好!部队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要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不能增加藏族群众的负担。你们在西藏考虑如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5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等候着班禅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们的到来。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人一到，毛泽东就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班禅向毛泽东献上哈达和礼品。礼品中有红缎锦旗一面，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绣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另有绣在黄缎子上的献词一份，镶嵌“毛主席万岁”的金盾一座，藏制长寿铜佛一尊，藏制银满扎(状似银塔——笔者注)一套及金丝缎、藏香等西藏名贵产品，还有20世纪初西藏抗英战士使用过的武器弹药等珍贵礼品。
毛泽东把班禅和代表们请进客厅落座，通过翻译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年龄及在政府中的职务，还问他们到北京身体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代表们站起来回答时，毛泽东让他们坐下说话，还让他们吃糖、喝茶、抽烟。毛泽东问：
“你们和李维汉谈得怎么样?”
阿沛.阿旺晋美说：
“谈得很好，已经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哇，这是件大好事，大大的好事。”
毛泽东又问：
“你们怕不怕革命?”
有位代表说有些害怕，毛泽东笑了起来，他说：
“你们不要怕，革命是解放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藏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历史上，西藏地区的人口曾达到1千万人，现在藏族人口减少到1百多万人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就会灭绝的。你们希望不希望发展呀?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要帮助发展人口，对藏族人民也是这样，你们怕什么呢?你们不用耽心民族衰亡。”
毛泽东又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鼓励代表们为加强汉藏人民的团结做贡献。毛泽东还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共产党是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办坏事，如果有汉族干部欺负你们，你来找我们。”
晚上，毛泽东为庆祝协议的正式签订，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
在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又同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谈了话。他打开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地图册，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你看，国民党把工布江达以西也划给西康省，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我们把它改过来，今后还是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这样就符合历史，你看怎么样?”
工布江达这个地方就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庄园，他满意地说：
“中央的修改符合历史事实，我完全拥护，感谢中央对西藏的关怀。”
这天晚上，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布会议厅官员;西藏的5位代表;中央的4位代表及有关人员。毛泽东让阿沛.阿旺晋美坐在他的右边，让第10世班禅大师坐在他的左边。应邀作陪的有朱德、刘少奇、李济深、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在京的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接下来，朱德、李维汉、班禅、阿沛.阿旺晋美也先后讲了话。班禅身着黄袍走上讲坛，真诚地说：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与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毛泽东在宴会上亲自为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大师夹菜，亲切异常。
5月25日，毛泽东正式发布训令，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必要兵力进入西藏，以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
毛泽东指示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说：
“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毛泽东将他写给达赖的亲笔信交给张经武，让张经武转交给达赖喇嘛。
张经武，又名张仁山，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酃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国华，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1929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谭冠三，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欲知西藏和平解放能否顺利实现，后来情况又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第239章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手段予以解决，只要美国政
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愿意同美方谈判。但是，
不要对谈判有依赖和侥幸心理，必须加紧作战准备，如果敌人大举进
攻，你们必须大举反攻，必须明确持久作战的方针，能打几番激烈的
战斗，给敌人以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教训，也许敌人会知难而停。”
话说在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中，由于中朝军队口张得大了，企图一次战斗消灭美军3个师，但由于美军是摩托化部队，中朝军队靠两条腿走路，不易对美军形成包围。即使志愿军对美军形成包围，也无空军配合，坦克极少，炮兵和反担克武器也不足，对被围之敌也啃不动，吃不掉，部分美军不仅突围跑掉，还使志愿军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电文中写道：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识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1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1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则在几个月内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行大歼灭战的阶段。”
5月27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他在谈话中重述了上述作战方针，强调“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1个营为目标”。最后又嘱咐说：
“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
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社论。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段落，论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的具体方针、政策。毛泽东写道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
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对外公布和平协议。至此，帝国主义分子和少数阴谋分裂分子企图分裂西藏的梦想彻底破产了。
后来，13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7月21日由亚东启程，于8月17日返回了拉萨。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说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1951年6月1日，陈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任第3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从朝鲜来到北京的金日成。
6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办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7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在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6月9日，即农历五月初五日，这一天是傅作义的生日，毛泽东特意请傅作义和华北的几个人去吃饭。进餐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傅作义感到非常温暖和亲切。
傅作义回到家里，对人说：
“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敬之至。”
此时，有人说民主人士是招牌，有职无权。傅作义反驳说：
“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6月10日，高岗和金日成乘坐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6月10日这一天，第5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取得了歼敌82000余人的胜利，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75000人的代价。自此，双方的战线胶着在“三八线”附近，进入战略对峙阶段。
自志愿军入朝以来，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实施战略反攻，经过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
6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6、7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3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3兵团及19兵团至每军45000人，并有相当训练。丙、13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6月12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魏德迈在会议上说：
“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6月13日，斯大林同金日成、高岗进行了会谈。
毛泽东了解了三方的会谈情况后，致电金日成、高岗说：
“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方面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同志商量决定。”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做出反应。
6月14日，杨成武应召来到中南海颐年堂。他见了毛泽东，立正敬礼，口称：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招一下手，说：
“坐下吧，请坐。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首都兵团’已经做好了入朝准备，这很好。”
“指战员的士气很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
毛泽东说声“好”，就给杨成武介绍了战场上的情况，他又说：
“你去!你要赶赴朝鲜前线，稳定战线。现在是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美国人说我一生不愿打阵地战，这次我就打他一个阵地战!在三八线打!成武啊，不准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你莫给我丢脸!”
杨成武挺身而起，说：
“男儿有志在四方，马革裹尸固其常。主席，我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呵，是的，老百姓叫你们‘首都兵团’么。”毛泽东起身做个手势：“走，吃饭，今天我请客。”
在院子里的凉棚下，方桌上摆着4碟菜，1瓶通化红葡萄酒，4只高脚玻璃杯。毛泽东、江青请杨成武和他的副政委张南生共进午餐。
江青斟满酒，毛泽东起身举杯，杨成武、张南生也忙起身，端起酒杯。毛泽东说：
“成武啊，我跟你喝一杯酒。”
“主席，应该我先敬您酒。”
“不，今天我先敬你。希望你们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主席，尊重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干杯!”
毛泽东一饮而尽，杨成武跟着一饮而尽。毛泽东一口菜不吃，又端起杯说：
“再敬你第二杯。你必须守在三八线;你只许在38度线和38.5度线之间机动，多退一步也不行，除非经我批准。干杯!”
“干!”杨成武与毛泽东碰了杯，一饮而尽。毛泽东依然不坐也不吃菜，第3次举杯，说：
“第3杯酒我要求你们兵团在今后作战，重要电报除发志愿军司令部外，同时还要发北京，发给我。我毛泽东要给美国人打一个阵地战。干!”
毛泽东这是第一次用这么大的酒杯，一口菜不吃连干3杯酒。
不久，杨成武和副司令员孙继先率领第20兵团入朝作战。
后来杨成武回忆说：“毛主席敬我3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2年，创下3项记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记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
20兵团下辖有以肖新槐为军长的第66军。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说一说，他就是王蕴瑞。
在杨成武率部进入朝鲜以后，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由，要求调王蕴瑞出任第20兵团参谋长。这是王蕴瑞第6次出任参谋长，他在朝鲜战场上，先后协助过邓华、杨得志、杨勇3位志愿军司令员。
王蕴瑞，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巨鹿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参谋长，先后给陈再道、陈赓当过参谋长。就在王蕴瑞即将到第20兵团上任之际，即将到朝鲜作战的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知道了，陈赓找到周恩来，硬是将王蕴瑞改任第3兵团参谋长。后来王蕴瑞先后协助陈赓、王近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从1953年起，王蕴瑞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再说1951年6月，毛泽东召见16军政委陈云开。毛泽东说：
“我看过你在遵义剿匪的电报，干得不错，你们在剿匪中当了模范，在抗美援朝中要再立新功。”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16军的领导在全聚德吃饭。聂荣臻对陈云开说：
“主席给你讲的时间最长。”
陈云开说：
“主席知道我水平低，要讲细一些。”
6月15日，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的电报中，对于有些区、村干部群众在镇反中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的误解问题写道：
“缓期2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在此前审阅了这篇文章，还在其中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他写道：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不久，《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准备对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团由下列13人组成，他(她)们是：
《人民日报》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的李进，也就是江青;还有钟惦裴，他是周扬的秘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的冯毅之;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的宇光、杨近仁;平原省文联的王燕飞;《平原日报》社的陈蕴山;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中共堂邑县委的段俊卿、赵安邦;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的赵国壁;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的韩波。
毛泽东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指示说：
“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样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一些修改问题。
原来，胡乔木此前曾受命为刘少奇准备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他花了1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草稿，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却批示道：“此文以胡乔木同志名义发表。”胡乔木以为不便遵命，他就去找毛泽东，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同志交代?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我去打招呼，另外找人起草报告。于是，《人民日报》便迅速排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
毛泽东当即在胡乔木的信上作了批示，原件如下：
主席：
《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1张1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1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12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泽东批示：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泽东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泽东批示：这样好。)
第1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13人，惟李达说是12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批示：是12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收到了仇鳌从长沙寄来的一封长信，只见信中写道：
“……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宜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革命，在宣传革命的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好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
毛泽东看罢，将信放在桌子上，点燃了一支烟，微笑着自言自语道：
“到底是亦山先生啊!”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朝鲜战场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同意马立克的建议。
毛泽东把朝鲜金日成首相秘密请到北京协商。金日成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金日成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再多收复一些失地。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将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我们的技术装备仍然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现在谈判条件成熟了，应该边打边谈。”
毛泽东说：
“要做好两手准备，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打。”
金日成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双方还就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了研究。
6月下旬，毛泽东根据这一新的形势，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战略目的是通过积极防御，逐渐削弱敌人，创造条件，准备反攻，或迫使敌人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问题。
新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略目的，要求志愿军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实行“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方针，以“积极防御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进行固定战线的攻防作战，长期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积蓄力量，改善装备和后方运输，为实现战略总目的创造条件。自此开始，朝鲜战争双方进入了“谈谈打打，谈打结合”的新阶段。
6月26日，毛泽东在符定一的来信上写了一个批示。符定一在信中汇报了中央文史馆的筹备情况，催促尽快批准成立，以便解决一批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并提出如果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6月30日，美军司令李奇微致信中朝两军司令官，说希望举行3方停战谈判;他还提出谈判地点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完全同意主席提出的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
这一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给李奇微说，同意举行3方停战谈判;同时建议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进行谈判。
中朝方面确定的停战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副代表为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和张平山。
毛泽东因这些停战谈判代表不是专门的外交人员，就又为他们选定了两个谈判高手前往助阵，一个是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一个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毛泽东亲自找到李克农谈话说：
“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此时的李克农正有重病在身，他表示愿意抱病前往，为国尽忠。
7月2日凌晨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说：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手段予以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愿意同美方谈判。但是，不要对谈判有依赖和侥幸心理，必须加紧作战准备，如果敌人大举进攻，你们必须大举反攻，必须明确持久作战的方针，能打几番激烈的战斗，给敌人以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教训，也许敌人会知难而停。”
他同时嘱咐彭德怀等人，要布置好在开城谈判的可靠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并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也做了部署：
“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打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杨成武两个军及50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38、39及42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
7月4日凌晨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7月5日，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出发，前往朝鲜。
行前，毛泽东、周恩来专门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等人，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7月7日，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将派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的报告上批示道：
“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人谈话时说：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7月8日，朝鲜战场上的双方联络官会议在朝鲜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举行。双方交换了代表名单，决定于7月10日上午开始谈判。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其他成员有：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南朝鲜军第1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中方代表为了戏弄美李军代表一下，就说：
“为了便于识别，以免误伤，希望你们的代表乘坐的车辆上，挂上醒目的白旗，除代表以外的人员，要佩戴上醒目的白袖章。”
美李军方面代表见中方代表说得很认真，还真的就答应了。
7月9日，毛泽东仔细地审阅了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谈判中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21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7月9日，毛泽东的同窗好友李中逝世于南县。
原来在1951年，毛泽东得知李中在故乡从事教育工作，想起1919年初李中在浦口借给他钱的事，仍是十分感激，就先后3次写信给李中，邀请他到北京会晤。不幸的是，李中在应邀赴京途中患了重病，不治身亡。
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来凤庄举行首次停战谈判。这一天，美李军代表来到开城的时候，还真的应中方的要求在车上悬挂了一面白旗，使得中朝方代表忍俊不禁，美李军代表这才感觉不对头。后来他们就要求不坐汽车，而是改乘直升飞机来。
10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代表在桌子两侧相对而坐，彼此都显得有些紧张。
美方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长官乔埃，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谈判刚一开始，他便开口说道：
“我们双方代表都是军人，我希望大家说话能像子弹出膛一样，直率迅速地解决面临的问题。”
乔埃怎么也想不到，中朝方面代表团实际上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3道线，第一线直接出面的是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和负责联络的柴成文，第三线则是幕后指挥的李克农。李克农还负责将每天谈判的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随时请示。李克农实际上成了中朝代表团的负责人，由于他的身份不便公开，大家就称他为李队长，而把乔冠华叫做乔指导员。
第一次双方会谈自然是无果而终，问题就卡在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上。李克农随即将会谈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乔埃则向李奇微诉苦说：
“中国人真难对付!他们把朝鲜人推到前面，同我唇枪舌剑地辩论，自己却躲在背后出鬼主意。”
7月11日，毛泽东复电给李克农说：
“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就他修改后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原来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20多天调查工作，直接或间接访问了160多名各阶层的人物，还搜集、查寻了各种文献材料，包括县志、晚清民初有关著作、纪念文集、地亩帐、碑文、墓志铭、匾额、土地契约等等，掌握了有关武训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调查团回到北京后，由袁水拍、钟惦裴、江青3人执笔，写出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记》除前言外，分5个部分：1、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2、武训的为人。3、武训学校的性质。4、武训的高利贷剥削。5、武训的土地剥削。《调查记》中关于武训剥削的结论是：
“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欠收，却有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江青在此处又加了一句话：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调查团将《武训历史调查记》呈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从文字上对每一部分都作了认真地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多达15处。他在武训兴办“义”学一处，加写的是：
“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再说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10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7月12日，美李谈判代表提出要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谈判会议区域，并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带了20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了朝中联络员的拒绝。美李代表团便以此为借口中断了谈判。
7月13日，美李代表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并称你方如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
7月14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朝方面重新起草了给李奇微的复信，他写道：
李奇微将军：
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它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想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请贵方新闻记者代表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1年7月14日
7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重新开始。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对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他写道：
“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
李克农在谈判期间病情日益恶化，有一次在开会时竟然昏死过去了。毛泽东只好派伍修权去接替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坚决不肯回国。毛泽东只好让伍修权留下来协助他工作。
7月17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往前线。电报中写道：
“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因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
毛泽东在此处后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我们提此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电报中还说：
“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7月19日，李克农在谈判会议结束后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起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词，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
7月20日，美国政府指令其谈判代表说：
“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
这说明他们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准备在讨论撤军问题上作出让步。
7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撤军问题提出的新方针，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他写道：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日成首相的同意。”
据此，电报中要求南日在25日的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即：
“其它有关停战的问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3日至28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后来，又印成小册子发行。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7月26日，停战谈判双方通过了一个5项内容的谈判议程：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终于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
7月28日，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介绍了武训调查团的工作，她还肯定了4月份报刊上对电影《光荣属于谁》的批判。
7月，邵力子从淮河流域视察回到北京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电话说：
“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文章说，影片用改良主义代替人民革命行动，用个人苦行代替群众斗争。影片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不用触动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只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只要有武训这样的苦行，就可以根本改变人民的被压迫地位，用不着进行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
批判者认为，许多人赞扬武训和《武训传》并为“武训精神”深深感动，是由于歌颂者头脑中的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在作怪。他们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不问武训的行为对哪个阶级有利，抽象地颂扬他的“奇操苦行”、“清风亮节”，混淆了革命同妥协投降的根本区别。这种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正是旧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也是他们之所以颂扬武训的思想根源。
影片把武训的忍气屈辱的“苦行”涂上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色彩，把武训到处下跪磕头的行为同他“办个义学为贫寒”的“高尚理想”结合起来，产生了特别强烈的迷惑性。所谓“武训精神”正是被反动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8月8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迫于舆论的压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他在批判《武训传》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为批判运动作了肯定性的结论。
后来在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8月间，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解决他们和山西省委及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之间持续了将近半年的争论问题。
原来早在1951年3月间，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于4月17日给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山西省委的这一意见，遭到了华北局和刘少奇的反对。5月4日，华北局在给山西省委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消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在中共第1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的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说，用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6月3日，刘少奇在同华北局的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和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等人谈话中又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山西省委在农村夏收以后，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事实材料，上报给华北局和中央。7月3日，刘少奇为转发山西省委的报告，在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把农村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他。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及刘少奇的这一场争论，毛泽东因为一直忙于指挥抗美援朝的种种事务，所以根本不知情，当他一发现这场争论，马上就把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叫去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刘少奇提出的“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观点。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马上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至此，围绕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终于结束了。陶鲁笳等人在这场争论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不唯上、不让步，实在令人钦敬。
这正是：直道为良谋，精钢不做钩。为民谋幸福，哪怕风雨稠。
浩然有正气，高压难低头。斯人留亮节，千古说风流。
后来，陶鲁笳从1953年7月起开始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5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共华北局书记，1965年9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再说1951年夏季的一天，因为无风，天气闷热。中午刚过，毛泽东上穿细沙织成的背心，外面罩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领口松散着，两只袖子卷到肘弯处。下着一条浅灰色的、宽大而长的单裤，坐在院子南边树下的一张藤椅上乘凉。他那高而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
毛泽东把双臂放在藤圈椅的扶手上，线装的书卷握在下垂的左手里，右手夹着一个插着半截香烟的烟嘴，苍白色的烟灰已经有1厘米多长了。
王鹤滨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用右手朝右前侧的藤椅伸了伸，示意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王鹤滨怕打扰毛泽东的思绪，轻轻地坐下来，陪着毛泽东静静地坐着。
此时，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因为提到了蒋介石而争执起来，李敏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讷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太坏。”
“他是中国人。”
“他不是中国人。”
“他坏，他坏也是中国人呀!”
“他是坏人，坏人就不是中国人!”
姊妹俩争执不下，就想起了爸爸，他们认为爸爸学识渊博，世界上没有爸爸解答不了的问题。李讷说：
“咱们找爸爸去，让爸爸评评谁说的对。”
李纳说着就从菊香书屋的通道中向院里跑去，李敏也紧紧跟在后面。
李讷束着两条小而短的辫子，并排在脑后。李敏也束着两条辫子，浓黑而粗长，辫梢搭在双肩，用蓝色的锦缎带打着蝴蝶结。姊妹俩在白色衬衣的翻领下都系着红领巾，妹妹穿着刚刚过膝的小裙子，姐姐的裙子较长，裙边的下摆拖到了脚面。跑在前面的李讷，白皙透红的鸭蛋型脸庞上，嵌着两只大而发亮的眼睛。跑在后面的李敏，皮肤略黑于妹妹，瓜子型的脸，黑黑的大眼睛，有两道比妹妹浓黑的双眉。
李讷先跑到毛泽东跟前，喘着气，蹲下身子，双手扶着爸爸的双膝;李敏来到爸爸的身后，双手搭在藤椅靠背圈上，从爸爸的右肩伸过头去，望着爸爸笑笑。
“爸爸，你说，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姐姐说他是中国人!”
急性子的李讷一边问，一边用两只小手掌使劲地摇晃着爸爸的双膝，急切盼望得到爸爸的回答。毛泽东俯视着膝下的小女儿，面带微笑地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敏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高兴得撑着藤椅背圈，用力向上挺挺身子，有意让妹妹看看她得意的神态。李讷急了，把小嘴撅了起来，不服气地又问：
“蒋介石那么坏!他还是中国人?”
毛泽东认真而耐心地说：
“蒋介石确实很坏，但他还是中国人。现在他跑了，跑到我们中国的台湾省去啰!”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又轻轻地吐出来。李敏就怕闻到烟味，用手把飘到她面前的烟左右拂开。毛泽东带着沉思，像是对女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那为什么不给外国?”
“因为，他是中国人!”
毛泽东说完，乐呵呵地笑了。李讷这才明白了，中国人里也有坏人。姊妹俩得到了答案，心满意足了，又一前一后地跑开了。
关于蒋介石的话题引起了毛泽东沉痛的回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王鹤滨说：
“蒋介石杀死了我的夫人杨开慧，杀死了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还杀死了我的妹妹毛泽健和我们毛家的毛楚雄。蒋介石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志士!蒋介石也曾悬赏要我的头!”
他说着，将手中的烟嘴用食指弹了几下，使烟头上的灰落入烟缸中，将烟嘴放入嘴中，慢慢地用力吸了一口，继续说：
“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没有杀他，还是把他放了。”
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沉思着，从他口中吐出来的烟，在眼前形成了层层上升的薄薄的烟幕。他说：
“我在青年时代，有着一个抱负，觉得中国这样衰落下去是不行的;但我那个时候尚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曾在程潜的部队里当过兵，站过岗，放过哨，受过军事训练，在部队里的时间很短，就离开了，我发现那个时候当兵，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
他停顿了一下，吸了两口烟，接着讲：
“我到了北平，临时在北大红楼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便利，使我能阅读到很多的书籍，在这里我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是非常好的哟，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个时候，如果党内有个好的领导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革命取得胜利就会比现在要早好多年，少牺牲多少革命的同志啊!”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轻轻地吐出，一缕青烟向上袅袅地飘起。他非常痛惜地接着说：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大好形势断送了。他不要农民，不要武装，当蒋介石向我们杀来时，毫无抵抗力量，许多革命志士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代价是巨大的啊!大革命的失败，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20多年。
那时的革命者尚很幼稚，对当时党内的大人物陈独秀，未能阻止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有很好的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革命还是失败了。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果实断送了，他本人也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陈独秀出狱后，曾向党中央写过信要求回到中央来……”
王鹤滨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忍不住插嘴问道：
“主席，中央答应他回来吗?”
毛泽东又吸了两口烟，说：
“中央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给他回了信，告诉他，要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公开地承认错误。”
王鹤滨又问了一句：
“主席，他承认错误了吗?”
毛泽东说：
“陈独秀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他也未能回到中央来。”
欲知毛泽东以后还有那些重要论述，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纪念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只收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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