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章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
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
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
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话说在开城实质性谈判中，美方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提议，他们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它的“海空军优势的补偿”。中朝方面代表立即反驳说：
“如果你们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话，早就被赶到海里去了。”
美方代表恼羞成怒，他们叫嚣说：
“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1951年8月18日，“联合国军”果然在东线发动了所谓的“夏季攻势”。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为配合其夏季攻势，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方的工厂、矿山、农田、水库以及运输补给线，实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绞杀战”。
后来在中朝军队的奋勇抗击下，“联合国军”在夏季攻势中被歼灭了78000千人。
8月2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向拉萨进发。
另外，还有新疆军区入藏骑兵支队、西北军区独立支队在18军之前，云南入藏部队在18军之后，分别向西藏进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克服无数困难，翻越10余座雪山峻岭，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地带，克服了高寒缺氧、断粮疾病的袭扰，先遣部队于9月9日到达拉萨。
1951年9月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到菊香书屋谈话。
原来在1951年春，中央组织赴西南土改考察团。梁漱溟至此悟出，毛泽东去年要他到南方看看的用意，便主动向中央统战部报名参加。梁漱溟所在的分团有20余人，由章乃器任团长，自5月初出发，到四川考察土改情况，于8月30日返回到北京。
且说梁漱溟来到菊香书屋时，章乃器刚刚告退。毛泽东亲切地握着梁漱溟的手说：
“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先生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
毛泽东知道梁漱溟吃素，就一个人陪他吃饭。饭后，毛泽东问道：
“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
梁漱溟说：
“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要求，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也很必要，很及时。但是，毛病也不是没有，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儿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
毛泽东笑着说：
“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于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但愿如此。”梁漱溟把话题一转，又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此后不久，梁漱溟在10月间写出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和《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他写道：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自我检讨与反省，说明他在事实面前，终于承认在延安与毛泽东的争论，毛泽东是正确的，他自己是错误的。
9月初，江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9月6日，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她表示支持。
此后，江青提出去南方参加土改运动，毛泽东同意了。她被安排在湖北农村，使用“李进”的名字，随着李先念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9月间，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又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
在此期间，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4师，大战美国空军，3天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首创击落美国最先进的F-86飞机的战绩。毛泽东看到战报后，挥毫写上批语：
“空4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9月15日，这一天是中秋节，文涧泉、文运昌旅京一晃4个月过去了，毛泽东在丰泽园第3次接见了文家二位表兄，与江青一起和客人共进晚餐。
吃过晚饭，大家一起来到颐年堂外的地坪上，毛泽东站在中间，文涧泉、文运昌依次站在毛泽东右边，江青站在毛泽东的左边，4个人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显得非常亲切、融洽，就像一家兄弟姑娘一样，留下了毛泽东与外家亲人分别数十年之后的第一次合影。
第二天，文涧泉、文运昌启程南下，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送给每个表兄合影一张，皮箱一口，羊皮袍一件。另外，还有两大箱礼物。两只木箱又高又大，足有一个成年人高。
此前，毛泽东曾对文涧泉说：
“十一哥，外婆家有三大房，这几十年来多了很多人，我都弄不清了。你帮我造个花名册，要详细一点，好让我心里有个谱。”
文涧泉虽然读书不多，记性却很好，他花了几天时间，按文家的亲疏、辈分排列，造了一份上百人的花名册。毛泽东接过花名册，翻了翻，连声说：
“好，好，很详细。”
于是，毛泽东让人按名册给外家诸亲人买了两大箱礼物。这些礼品有：所有健在的表兄、表嫂各2丈2尺咔叽布料，纱袜2双，毛巾2条;所有表侄儿、表侄女、表侄媳各蓝咔叽布料6尺，纱袜1双，毛巾1条;所有侄孙辈，在学儿童每人赠笔记本、画册、铅笔文具一套，学前儿童每人赠袜子1双、各色糖果2斤、玩具2件。玩具中有木枪、皮球、洋娃娃、老虎、小白兔等。
文涧泉见毛泽东为众多乡亲添置衣料，要求给他缝制一件长袍。毛泽东摇摇头说：
“平均每人只有1丈多布票，哪有那么多布来缝长袍。”
毛泽东说毕，吩咐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一件旧长袍拿出来，送给文涧泉。
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两名工作人员护送两位表哥回湘，并嘱咐工作人员，回来时护送十七表哥文梅清上京。
文涧泉在临行前对毛泽东说：
“我汽车、火车、轮船都坐过，只有飞机没有坐了，我想坐飞机回去。”
毛泽东劝道：
“坐飞机太贵了，坐火车好。”
文涧泉不同意，他说：
“你一个国家主席，我不相信买不起飞机票。”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而是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国家主席更应该带头啊!”
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付给文涧泉、文运昌各300元钱作路费，二人这才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9月17日，文涧泉、文运昌回到家里，按册分发礼品，文家人无不万分高兴，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顿时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这里众人正在热闹着，却有一人兴冲冲地离开唐家圫，来到了韶山招待所，他就是毛泽东的十七表哥文梅清。此时，来到韶山招待所的还有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毛泽东少年时的好朋友张有成。
9月23日，毛泽东的客人和中央办公厅两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派人接3位客人到中南海作客。他们一行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立刻迎上来，请他们到会客室休息。
不一会儿，毛泽东从颐年堂里屋走出来，只见他神采奕奕，满面笑容，缓步朝客人们走来。文梅清等见了，连忙起身喊道：
“主席，你好!”
毛泽东见到久别的乡亲，兴奋不已，用浓重的韶山口音连声喊道：
“哎呀!来访客，来啦客!”
毛泽东见客人们既兴奋又有些拘谨，一边同他们一一握手，一边爽朗地说：
“快请坐，快请坐!十七哥身体好吗?宇居大哥还蛮健哩!有成兄气色也不错嘛!”
毛泽东请文梅清3人共进晚餐，他特意叫厨师做了几道家乡菜，有腊肉、火焙鱼、豆豉炒辣椒、肉片汤等共有9大碗。他将家里人和工作人员都叫来，指着客人向大家一一介绍说：
“这是我的十七表哥，这是我的宇居大哥，这是我少年时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是从湖南老家来的，你们都叫他们伯父。”
李敏、李讷、毛远新等人一一礼貌地称呼了长辈，一一向客人鞠躬。然后，大家一起入席就餐。
饭后，文梅清拿出从家乡带来的酸枣饼、辣椒酱，给毛泽东品尝。毛泽东尝了一块酸枣饼，连说：
“好吃，好吃。”
接着，他又拿起那瓶辣椒酱瞧了瞧，对工作人员说：
“很好，很好，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
毛宇居拿出家中自制的槟榔，请毛泽东品尝。毛泽东见到槟榔很高兴，拿起一瓣就往嘴里放。一旁的保健医生担心他的牙齿吃不消，连忙劝说：
“不要用。”
毛泽东笑着说：
“这是我们家乡的习惯，我们湘潭人爱嚼槟榔。我的牙齿用了几十年了，从未检查过，嚼一嚼没关系，没关系。”
这天晚上，毛泽东派人把文梅清3人送到惠中饭店休息。
毛泽东尽管十分繁忙，还不时挤出晚上时间把文梅清3人接到家里叙谈。在谈到1927年国民党没收他家的家业，1930年何健派人挖掘他家的祖坟及杀害他的亲人时，毛泽东非常泰然地说：
“咯样又奈我何!”
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情况，毛宇居叹了口气，说：
“莫问到他还好点呵，如今划了个富农成份，蛮造孽呢!”
毛碧珠，又名毛笔珠，谱名毛泽田，是毛宇居的小弟，生于1895年，小毛泽东两岁，自幼与毛泽东一起玩耍。1925年春，毛泽东回韶山搞农运，毛碧珠参加了农会。后来毛泽东去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碧珠随后也来到广州，在毛泽东身边从事书报管理工作，不久又返回乡里务农。由于他为人精明，经营有方，很快就买了几亩田，生活比较富裕。解放初，毛碧珠家境已经开始衰败，但他还是被划为富农，他的8亩田也分给了穷人，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毛泽东了解了毛碧珠的情况，半天没吱声。他知道，根据毛碧珠的现状，划为富农比较勉强。但他不能干预地方工作，只能对毛碧珠的困难表示同情。
后来在毛宇居回乡时，毛泽东让他捎给毛碧珠4丈布料，说是给大人小孩做几件衣服。
9月2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了党内学习改造运动的内容、目的和方法。
9月26日上午，在暑假期间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的张干、李漱清、罗汉溟、邹普勋，一起游览故宫，陪同他们的是一名办公厅干部。11时许，毛泽东派车来接他们到家里吃饭。张干高兴地捋着花白胡子说：
“啊!终于要见到润之了!”
一辆浅绿色的小轿车进入新华门来到丰泽园，停在菊香书屋门口。毛泽东笑盈盈地迎上前去，与自己的师友一一握手问好，把他们请进客厅落座。张干望着毛泽东说：
“润之，你身体还这么好!”
毛泽东说：
“这是在一师洗冷水澡锻炼出来的。”
张干趁机道歉说：
“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啊!”
毛泽东凝望着30多年未见的老校长，缓缓地摆摆手，说：
“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像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驱张运动’了。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
张干见毛泽东这么说，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
“总之，还是我不对，身为老师，我深感愧疚。”
毛泽东诚挚地说：
“老校长，您言之过重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自己老师的‘三春晖’啊!”
说罢，他叫来自己的子女，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老校长和师长，诙谐地说：
“他们是你们的太老师，你们平时常给我说，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
孩子们去罢，张干问起了萧子璋。毛泽东说：
“他么，后来去了苏联，成了国际著名诗人，笔名萧三，现在也住北京。”
“我真想看看他。”张干说：“他是湘乡人吧?”
“老校长，您记性真好。我把请您到北京的消息告诉他，他一定会请您到他家里做客的。”
“谢谢，谢谢!当时你们两个，都是我们一师的才子啊!”
李漱清也说：
“是啊，润之跟我读私塾时，就已写得一手好文章。”
毛泽东递给张干一支烟，说：
“次崙先生，您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帮，这很好。我从未听人说过你们的坏话。”
“明哲保身而已。”
“在旧社会，这就很不容易啊。先生现在还教书么?”
“在妙高峰中学教几点钟数学。”
“您老年事已高，就不要再教书了。学校应该给予优待，薪水照发。”
“谢谢你的关照。”
12时15分，服务员端上了饭菜，头一道菜是海参，接着是鸡、鱼、肉。毛泽东请张干、李漱清坐上席。张干让着李漱清说：
“李老，您是润之童年私塾时代的启蒙老师，请坐首席。”
“你是润之的校长啊!一校之长，当然要坐首席。”
80高龄的李漱清也谦让着。毛泽东笑道：
“好，就依李老的话，还是让我们的老校长坐首席吧。”
张干只得坐了首席，毛泽东不断给4位师友夹菜，又端起酒杯一一敬酒。他对张干说：
“次崙先生，我祝您老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好事。”
张干赶紧站起身，举起酒杯激动地说：
“祝愿我的学生、我们的国家主席万寿无疆!”
饭后，毛泽东陪张干、李漱清4人参观了中南海，晚上，又陪他们看了一场电影。送走客人，毛泽东派人给4位老人送去了日用物品，每人一份，有被子、褥子、布毡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方，面巾一条，袜子一双，香皂、牙膏、牙刷各一。工作人员还特意告知客人：
“这是主席用他的稿费买来赠送给您的。”
张干说：
“润之还是青年时期那个脾气，一丝不苟，一尘不染。”
9月27日下午3时，毛泽东又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为张干、李漱清、王季范等人，检查了身体。
9月29日，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章士钊在9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他在信中说，张之洞、段祺瑞遗属生活窘困，住宅被法院判归政府没收，生活难以为继，希望政府给予特别照顾等。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彭真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
他又在章士钊的信中写了一些旁批：章士钊在信中说：“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及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毛泽东批道：“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章士钊信中说：“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毛泽东在“晚年抗日南下”处批道：“只此节可取。”章士钊信中说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毛泽东批道：“此事可商。”
9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军长张祖琼，回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张祖琼，1911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专门召见了张祖琼，向他说明了国内金门之战和朝鲜战场上第5次战役失利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毛泽东说：
“打胜仗一帆风顺是好事，但同时也孕育着失败的可能，不谨慎，不把敌人当回事，哪有不失利的?”
毛泽东望着张祖琼缺了1颗门牙的嘴，说道：
“你晚去几天，到协和医院把牙补上。到朝鲜后，放开嗓门，说话声音大一些，动员部队打个翻身仗。”
1951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首都人民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毛泽东让王季范到惠中饭店送来观礼证，用车接文梅清等人参加国庆观礼。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张干、李漱清、邹普勋、罗汉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登上观礼台，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这样的礼遇。
上午10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但见海军、空军、骑兵各兵种和民兵组成的方队，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着，由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各工商团体组成的队伍，如潮水般涌来，场面十分壮观。
毛泽东、朱德站在城楼上，向人群频频招手致意，从上午一直坚持到下午4时，始终神采奕奕，毫无倦意。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把湖南同乡粟裕叫到身边，问道：
“恩来和总司令和你谈过了吗?”
粟裕知道毛泽东所说的是周恩来和朱德昨天谈到毛泽东点了他的将，要他到总参做副总参谋长的事，就说：
“谈过了。谢谢主席对我的信任，但我担心干不好!”
毛泽东说：
“我相信你，同时也相信我的选择不会错，你肯定干得了，干得好。当然总部工作不同于战区，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很快就会适应的，掌握了工作规律，一通百通，路路畅通。”
粟裕说：
“请主席多指示，我一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毛泽东端详着粟裕的长相，突然好奇地问道：
“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粟裕回答说：
“我们家乡湘西会同县少数民族很多，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都有，我们家是汉族。”
毛泽东的眼光没错，直到粟裕逝世后，经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们严密考证，确认粟裕一家是由湖南省通道县迁到他的家乡湘西会同县的侗族人。这些专家还不无遗憾地说：“早知粟裕是侗族人，1955年授衔，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会出现一位侗族元帅。”
后来在11月12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粟裕在总参谋长徐向前及第一副总参谋长之后，为第二副总参谋长。
且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派专车送张干、李漱清等人游览了明十三陵等京津名胜，还乘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
王季范又将张干接到家里，商谈湖南第一师范建校问题，并赞成张干提出的在长沙城南辟一公园，兴建毛泽东纪念馆。
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确定从5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训练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
10月10日，毛泽东给表侄文炳璋写了一封复信。
文炳璋是文南松的次子，1949年6月参加中共地下武装——湘中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他在广州中南军区防空部队通讯连服役。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炳璋同志：
7月5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部队工作。此复，顺祝
进步
毛泽东
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志愿军党委的电报，他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1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中央
10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陈叔通写了一封回信。
陈叔通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经75岁了，还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看土改，并亲自参加土改。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叔老：
10月9日惠示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神上顾得及的话。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陈叔通看到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分高兴。《中国建设》杂志请他写一篇新中国成就的文章，他就以毛泽东的诗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题，对实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大加赞扬。此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0月22日，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宣告失败。在此役中，中朝军队歼灭“联合国军”79000余人。
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以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文艺工、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它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多为人民所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在过去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3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了黄家泗教授，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是一个有4亿多人口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我国医生的数量在世界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有一支中医的队伍，中医加西医，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10月23日这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周年之际，决定授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坚辞不受。毛泽东得知后，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命令他要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
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彭德怀在致答词中说：
“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只是在后方作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荣誉和功勋应该归于那些英勇杀敌的战士们。”
授勋仪式结束后，彭德怀指着勋章对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
“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我的指挥再高明再正确，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彭德怀所说的高麻子是高岗，洪麻子是洪学智。
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发给志愿军的电报开头多是：“彭邓洪韩解杜”。其中的“洪”就是指洪学智。
洪学智，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春，洪学智正在豫东南的深山里放牛，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联庄队找到他，问他愿意不愿意吃“大户?他说：“哪有不愿意的呢!”于是，他参加了联庄队，晚上到地主家里杀富济贫“吃大户”，觉得痛快极了。同年5月6日，洪学智参加了皖西地区立夏节起义，加入了商城游击队，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25日这一天，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又回到了谈判桌上。双方谈判的地点由原来的来凤庄改在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的板门店进行。
前面已经说过，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同样得不到。“联合国军”经过夏季、秋季两次攻势，以15万7千多人的代价，换来的只是把战线平均北移了5公里。因此，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再说10月12日至26日，人民解放军分4路先后到达拉萨及江孜、黑河、隆子、日喀则、亚东、阿里等边防重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插遍了青藏高原。至此，中国所有领土除台湾、金门、马祖等岛屿尚被蒋介石军队占据以外，全部获得解放。
早在10月24日，西藏达赖喇嘛就致电毛泽东，他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达赖喇嘛说：
“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26日这一天，进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3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2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
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致欢迎词，他说：
“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10月间，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
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江青在整风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周扬。周扬在会后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
周扬后来于12月份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不得不就电影《武训传》问题作了检查。
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根据东北地区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有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从两个月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61.3亿余元(旧币——笔者注)。”
一叶知秋，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东北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东北的现象充分表现了资本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韵本质。党和国家政权肌体的腐败已见端倪，不能等闲视之。
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再说文梅清等人在北京住了2个月，毛泽东多次陪同或派人陪护他们外出游览。又让秘书安排他们坐飞机到天津参观。
11月8日下午3时，毛泽东邀请张干、李漱清、罗汉溟和邹普勋到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我头一次和自己这么多老师一起照相，值得纪念。”
晚上，毛泽东再一次和4位客人一起吃饭，尔后，又陪他们看了一场电影。毛泽东对张干说道：
“次崙先生，将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老师是一支最重要的力量，请您老回去以后，好好和教师谈谈这个问题。”
11月10日，毛泽东派人接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到中南海吃午饭。
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又邀文梅清等人到家中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笑着对毛宇居说：
“今晚，我跟你回韶山去。”
毛宇居不禁一愣，前几天毛泽东说过，什么时候有空了要回韶山看看。难道今晚就要动身么?毛泽东观察着毛宇居的神情，诡异地笑笑，又说：
“是啊，我们今晚一起回韶山，去看看你自己!”
说罢，他和众人来到大厅里，刚刚坐下，电影银幕上就出现了几个大字：解放了的中国。
这是一部中苏合拍的彩色电影纪录片，其中有不少韶山的镜头。毛宇居年轻时就留须，是一位美髯公，如今白发银须，笑容可掬，自然是摄影师捕捉的对象，既有他的中近镜头，又有他的大特写。毛泽东笑道：
“宇居大哥，我们不是回韶山了么?还看见了你自己嘛!”
老先生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那个兴奋劲儿简直是无法形容。他一回到招待所，立即吟诗一首：
银幕一开画来传，老夫笑容及苏联。从今四海为家日，几度观光及壮然。
11月11日晚，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中写道：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更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它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 发展下去了。”
11月12日，张干、李漱清等人在北京已经住了60多天，准备回湖南了，一位工作人员提着一包东西来找张干，他说：
“张老，毛主席本想亲自来给您老送行，但这几天实在太忙，特地让我代表他来向您老表示歉意。”
说罢，他打开包，取出毛泽东送张干的零用钱150万元，还有一瓶鹿茸精，递给张干，并嘱咐他每次饭前20分钟服20滴，一日两次;接着又给其他客人分发了礼金和礼品。
张干回到湖南不久，便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后被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
且说11月14日，毛泽东安排文梅清等人乘飞机去察哈尔、保定游览。
11月15日，毛泽东派人到惠中饭店，送给毛宇居皮箱一个;邀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共进晚餐;饭后在颐年堂外合影留念;还一起观看了京戏。
话到此处，不得不说说毛泽东看戏的一段轶闻。
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以及在建国后最初几年的国庆节，各地戏剧界的名优大师，都荟萃于京华，献演于中南海的紫光阁和公安部礼堂，可谓是百花争艳，蔚为壮观，形成了梨园史上的空前盛况。艺术家们认为，能向毛泽东献艺，能在中南海演出，是对自己的最高奖赏。毛泽东对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也都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而此一时期，唯独有一位在京的京剧界须生中的佼佼者，还一直没有得到去中南海登台的机会，他就是马连良。叶子龙曾经数次向毛泽东汇报，马连良要求给毛泽东献艺。但毛泽东始终都没有表态，原因就是因为马连良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时期的历史问题。后来，彭真也曾替马连良向毛泽东求过情，由马连良与谭富英合演《借东风》，是谭富英主演诸葛亮，毛泽东才勉强到场观看了演出，这才终于了却了马连良的一桩心愿。
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在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拟调任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为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陶鲁笳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管理局局长”;“拟任江青同志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11月16日，毛泽东对上述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由此，江青的任命被取消了。
11月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到惠中饭店，看望文梅清等3位亲友。
11月17日晚，毛泽东派人送给文梅清3人被单各1块。
11月18日，毛泽东邀请文梅清3人看电影《幸福的生活》。
文梅清等人就要离开北京了，毛泽东叮嘱他们说：
“你们这次来，在北京、天津参观了许多地方，看到了祖国建设的成就，回去后要好好宣传，把这些情况介绍给家乡的群众，发动大家努力工作，搞好生产，把家乡建设好。”
毛泽东又送给3人呢大衣、衬衣、皮鞋、枕头、枕巾、洗脸巾、皮箱等，每人1份。
11月20日，文梅清一行3人登车南下。
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高岗在报告中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元(旧币——笔者注)。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批语中还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状况，指示说：
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学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情况。
指示明确要求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用1至2年时间，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在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在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活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的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权。”
欲知教育界的学习运动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后来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第241章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
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
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
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
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话说1951年11月30日，北京城寒风凛冽，大雪纷飞。
午夜时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灯光依然亮着，毛泽东皱着眉头，认真地翻阅着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11月29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都曾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英勇的斗争。
出身雇工、年仅15岁的刘青山，在1931年就参加了革命，参加过1932年的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此后历任中共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张子善出生于1914年，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参加了狱中的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后历任中共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部长、十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张子善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惟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盗窃、受贿和肆意挥霍公款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其中有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人，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的损失;动用专区地方粮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费1.4亿元;贪污防汛款盘剥治河民工工资等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向银行骗贷40亿元等等;情节十分恶劣。他们甚至派人伪装解放军到东北盗运木材牟取暴利，用侵吞的巨款到香港购买高级轿车。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并且在政治上成为独霸一方的恶棍。这样就完全堕落成为人民的敌人了。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的款项，按当时的币值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
多行不义必自毙。正是在1951年秋末毛泽东开始倡导的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于11月21日开始的中共河北省党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被揭露出来了。
毛泽东再次翻阅了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材料，提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尔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1951年12月1日清晨，毛泽东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夜，他放下笔，伸个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踏出门槛刚走了一步，便立住了脚，显出异常惊喜的神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他激动，他睁大了眼睛，仰天凝视，目光从天空缓缓移向树梢，屋顶，再移向像铺设了白色毡毯一样的庭院，久久一动不动。
卫士张木奇抓起一把扫帚去扫雪，毛泽东急切地喊道：
“不要扫!”
他皱起眉头说：
“这是你扫过的吗?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张木奇怔怔地立在原地。黎明时，他刚扫过一次，现在又落了薄薄的一层雪，这就是刚愈合的伤口?
毛泽东步下台阶，小心翼翼，走出两步，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留在雪地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童一般的惊喜!他再看看面前的雪地，这位叱诧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这位被亿万人欢呼为万岁的领袖，竟然犹豫了。他不忍心再把脚踏向那洁白无瑕的雪地，把已经抬起的脚缩回去，慢慢地落在原来的脚印里，两只脚始终保持着一前一后的姿势，站立不动。他伸出右手，用手背和衣袖去接那些飘落的雪花，欣赏着宇宙这最伟大的创造和最精彩的表演。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的。”
张木奇依然站在原地，远远地提醒说。他不敢过去，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地。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他手背上的雪花在融化，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他用舌尖轻轻地一触，那水珠便不见了。毛泽东轻轻地咂咂嘴，像饮了甘露一般微笑了。
毛泽东终于慢慢地退了回去，站在廊檐下绕着庭院观雪景，久之，步出小门，沿中海散步。他不走已经扫过的道路，而是踏着积雪走，倾听着脚下那咯吱咯吱的声响，似乎是在欣赏一首特别美妙的音乐，时而回头望望自己留下的脚印，时而停留在松柏树旁，观赏枝丫上那千姿百态鬼斧神工的琼枝银花。
雪使毛泽东流连忘返，忘却了时间，忘却了一切。
李银桥见他在外边呆久了，就追过来劝他说：
“主席，该回去了。”
“银桥，”毛泽东突然开口问道：“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
李银桥坦然地回答。毛泽东又问：
“你现在不贪污，以后贪污不贪污?”
“不贪污!”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让糖衣炮弹打中。”
毛泽东说罢，继续在雪地上走。他边走边问：
“你喜欢雪吗?”
“喜欢。”
李银桥回答。毛泽东说：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
12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3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决定》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号召，要求全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与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一场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12月4日，河北省委做出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他写道：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1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要求各地领导要查明情况，“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12月11日，毛泽东在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中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12月11日，毛泽东给毛泽连、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12月12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举行，会议致电毛泽东，表示了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这一天，毛泽东要把他收藏的王船山墨迹《双鹤瑞舞赋》赠送给故宫博物院。他在给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信中写道：
“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双鹤瑞舞赋》是毛泽东的友人、著名爱国画家姚虞琴，交由陈叔通转赠给他的稀世墨宝。姚虞琴，浙江余杭人，近现代著名画家。日本侵华期间，他画兰不带土，寓国土沦丧之意。
12月间，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3师，再战美国空军，击落美机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此次空战规模空前，战果辉煌。
毛泽东看罢战报，欣然命笔，他写道：
“向空军第3师祝贺。”
12月15日，毛泽东为准备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他在通知稿中要求把决议草案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并要求“在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
毛泽东在通知稿中还号召各级党委要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2月17日，毛泽东给王震复了一封电报。
王震是在12月14日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就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提出，准备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10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看罢王震的报告非常高兴，他在复电中写道：
“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10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坊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做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展，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12月20日，华东局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说：
“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华东局的这个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思考。
12月20日，中共华北局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报了河北省委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
原来在12月14日，河北省委已经向华北局报告了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财产，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 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材料，报告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华北局的意见是：
“为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华北局还附上了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
地委8名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中，对刘青山同意判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判死缓的有8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死刑的有536人，同意判死缓的有7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
毛泽东为了慎重起见，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了他们对量刑的意见。
12月23日，毛泽东在给孙嫂陈玉英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
是年冬，胡志明在罗贵波陪同下秘密访问中国。
一天下午，罗贵波陪着胡志明来到颐年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迎出门外，他们先后与胡志明拥抱问好，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亲切。
胡志明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带有广东味的汉语，可以不用翻译。他把越南抗法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他还对毛泽东说：
“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胡志明显然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感染了，他站起身来动情地说道：
“我和越南同志们，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吃饭的时间到了，周恩来因有其它外事活动提前告退。毛泽东、胡志明、刘少奇、朱德、罗贵波一起走向餐厅。餐厅与会客室只用一道屏风隔着，一挑帘就进去了。这间餐厅并不大，只摆着一张餐桌。胡志明看到端上来的一盘辣椒，对毛泽东说：
“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不能下饭?”
他见毛泽东笑容满面，就接着说：
“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长得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
“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利害。”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罗贵波：“他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
胡志明说：
“我们是把朝天椒放在鱼露(越南人泡制的一种酱油——笔者注)里，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
毛泽东说：
“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在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哩!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饭后送走胡志明，毛泽东把罗贵波留下，继续谈话。他说：
“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刘少奇补充说：
“你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任务范围，重要问题事前或事后要请示报告毛主席，报告中央。”
毛泽东接着问罗贵波：
“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
罗贵波回答。毛泽东说：
“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到中国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3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12月28日，毛泽东就陈毅等人在12月25日和26日电报中汇报的华东军区进行“三反”的情况，复电陈毅等人，他写道：
“接到你们12月25日长电及12月26日短电后，认为很好，望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起来，并力争于3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领导上抓得紧，并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果‘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微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毛泽东神色凝重，目光又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说道：
“对那些有贪污腐败行为的人，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的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剥削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会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的新闻稿时，郑重批示：
“应于30日见报。”
后来在公审大会召开前，曾经担任过冀中区党委书记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到薄一波说：
“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一下。薄一波只好将黄敬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12月30日，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央、大区、省市3级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在其中写道：
“可以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2月3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的情况。他特别谈到不法资本家经常用给回扣等行贿手法收买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即“五反”运动——笔者注)。”
12月31日晚8时，毛泽东因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便提笔在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语：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直步骤，务必‘在1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毛泽东写完批语后，才看到了刚刚送来的中南军区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军区党委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内中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军委主席的电报。他又开始高兴了，立即指示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
“此件及12月30日15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盼望你们的捷报。”
此时已经是1952年1月1日凌晨2时了，毛泽东依然毫无倦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尚昆派人飞送”这几个字。他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说道：
“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
尔后，毛泽东一直工作到7时半，从12月31日上午11时算起，已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了，在卫士们的不断催促下，他这才放下文件，上床休息。
1952年1月1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1月1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邀请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茅以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到颐年堂聚会。
6时半，毛泽东又和上述那些应邀者一起赶到怀仁堂，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新年团拜会。
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发表了元旦祝词，祝贺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他还说：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团拜会结束后，还有一场晚会。演出开始了，灯光渐渐地暗了下来，刚刚入场的华罗庚跟随服务员正在寻找座位，突然听到有人喊道：
“华罗庚，到这里来坐。”
他顺着声音望去，隐约看见一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便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叫他的人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发愣的华罗庚微笑着说：
“华先生，你好啊!”
华罗庚赶紧说：
“好，主席好!我准备了一篇稿子，来得晚了。”
毛泽东让华罗庚在自己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一边看演出，一边和他聊天;坐在旁边的梁思成也不时插上几句话。毛泽东聊到高兴处，伸出手拍着华罗庚的肩膀说：
“华罗庚先生，你也是苦出身嘛，希望你能为新中国多培养些好学生。”
华罗庚十分激动，他连连说：
“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镇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他读完初中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由于交不起学费，读了一年半只好辍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一边自学数学，1930年写出了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刊登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轰动了中国数学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请还只有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和深造;后来，华罗庚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和深造。1938年他回国后被聘为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写下了《堆垒素数论》。1946年华罗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客籍教授、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毅然归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这一次，他是来中南海参加全国政协一届2次会议的。
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聂荣臻提出的计划是：工程部队一共21万人，屯垦部队是19万人。
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他在批示上写道：
“以40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大有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40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
1月间，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批准了中央军委提出的《军事整编计划》，把全国的武装力量划分为国防部队和公安部队，要求从1952年到1954年，国防军步兵部队从258万减为135万人，军兵种部队由61万人扩大到84万人，总部和各级机关由112万人减为38万人，军事院校由10.8万人扩大到12.8万人，全军总定额保持在300万人左右。地方部队95万人改编为公安部队。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首次百万大裁军，裁军人数超过了150万人。
从1952年初开始，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组织了伪“人民会议”，从事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他们在拉萨策动武装骚乱，进行请愿、示威，包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和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时，把解放军赶出西藏。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对此时西藏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科学的分析，他指示说：
“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俗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央代表张经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写信，揭露伪“人民会议”的背景和险恶用心，迫使达赖喇嘛撤消了两个分裂主义头子的司曹职务，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立即解散。
张经武等人同时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十七条协议”，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争取和稳定了大多数思想动荡、态度摇摆的上层人士，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稳定了局势。
1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他在这个指示中首先介绍了中央直属总党委的做法和效果。他写道：
“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2月31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接下来，毛泽东在指示中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俭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决定组织全国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和文艺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
1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
北京市委在报告中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展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3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3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这一天，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关于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
1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在元旦寄来的贺年信。罗元贞在信中提出了他对毛泽东的《七律 .长征》诗的看法。他认为，第3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出现一个“浪”字，而在第5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且使“悬崖”的“悬”字缺乏诗意，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把“悬”字改为“云”好。
毛泽东觉得罗元贞的意见提得很好，立即把他原诗里的两个字改了过来，又给罗元贞教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元贞先生：
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
毛泽东
1月14日，毛泽东在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上批道：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1月15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
1月17日晚8时，毛泽东约请朱德、聂荣臻、粟裕，一起谈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生产和“三反”的问题。
1月18日，毛泽东在向各大军区转发陈毅的报告的同时，又复电给陈毅。
陈毅是在1月16日致电毛泽东，汇报华东军区“三反”运动的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必须亲自到群众中去进行煽动，将毛主席指示交给群众，使他们从积压之下起来呼吸民主新鲜空气，我们在这方面是大胆地这样做了。”“从这次‘三反’初步斗争中证明了军中群众民主运动极可宝贵，证明了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如何找一个形式来经常保持群众民主的锐气，替部队防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将‘三反’纳入经常性的军中民主运动，和华东部队‘三反’是否可以如此分阶段做，不敢擅专请指示。”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3个阶段去做，但请注意在第2 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这个建议极好。”
1月18日晚8时半，毛泽东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天津的“三反”问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
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一个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此时的1万元旧币折合后来的人民币1元——笔者注)。
1月23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上，明确要求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资产阶级在调整工商业时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时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2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1月27日，薄一波将“东北一党员”的一封信转给了毛泽东，信中揭露高岗和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的问题。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恼火，他认为薄一波故意给他脸上抹了黑。
1月底，毛泽东根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的规定，指示周恩来亲自安排西北军区调集解放军2000余人，征用马匹、骆驼4000多匹(峰)，护送班禅回西藏。
不久，毛泽东又特派习仲勋专程到西宁为班禅送行。他还致电班禅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边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到达目的地。”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命令中说：
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
2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饶漱石病休由陈毅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他写道：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2月1日14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2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饶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2月2日上午2时
此前，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军区政委。陈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复电稿中加写了一句话：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这天中午，毛泽东突然对卫士李家骥说：
“我的腰不舒服，今天晚上不下雪明天肯定下雪。”
李家骥听毛泽东说得这样肯定，心中免不了是半信半疑。第二天早晨，天上果然下起雪来。毛泽东一边观赏着院子里的雪景，一边和李家骥开玩笑说：
“小李，如果我们打赌，是不是你输了?!”
李家骥只好点头称是。毛泽东又问他说：
“你知道雪花有几瓣吗?”
“我没有数过。”
李家骥如实地回答。毛泽东笑着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数数嘛!”
2月8日，李敏因为放寒假过春节，她对爸爸说：
“我想到上海看望妈妈。”
毛泽东说：
“好嘛，你去吧!”
“我怎么走呀?我还没有一个人走过这么远。”
“买票，坐火车走嘛!”
“那，我就一个人去呀?”
“那么多人乘火车，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呢?”
“我有点怕。能找个人送我去吗?”
“你是大孩子了。莫要人送，自己走。”
李敏知道爸爸决定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上海。李敏该动身了，毛泽东又一再提醒她别忘了带上药，还特意让李敏把外国朋友送给他的香烟带给妈妈。
以后，每一年放寒假，李敏都要去上海看望妈妈。临行之前，毛泽东不光让别人帮助李敏准备收拾打点行装，还亲自出马，为女儿前前后后的忙活，一会儿让人去买北京的特产品茯苓饼和蜜饯，一会儿又让人去“六必居”买酱菜。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直到李敏拿不动为止。毛泽东知道女儿从不爱吃零食，这都是为贺子珍买的。
毛泽东还让李敏带足往返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和零花钱。因为贺子珍在上海的房间太小，加上李敏就太挤了。毛泽东每次都让女儿吃住在一个宾馆里，其它时间就和妈妈在一起。
再说2月9日下午1时，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稍微松弛一下，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是毛泽东自元旦晚会以来的第一次娱乐活动。
2月9日晚，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彭真、聂荣臻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是日晚，毛泽东针对个别单位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现象，在给高岗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10日，在古城保定2万多名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上，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说：
“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材，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受贿……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
在空阔的保定东关大校场刑场上，行刑人员奉命向刘青山、张子善宣布说：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行刑之后，你们的家属可以殓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你们的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你们的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刘青山、张子善听了，无不放声大哭。这哭声，不知是悔恨还是感激;那泪水，浸泡着两个已经腐烂的灵魂。
就在此时，两声枪响同时爆出，两名曾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罪犯，从此结束了他们才30多岁的年轻的生命。
后来不久，有一位中央机关的领导人趁中央重要机关部门在香山盖房子时，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为自己盖了一座两层小楼，尚未住进去就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派人把那位干部叫了来，他双手叉着腰，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位干部，突然吼了起来：
“你的派头真不小啊!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我告诉你，你想当那个刘宗敏，我却不肯当李自成呐!你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脊梁骨骂我们呐!”
那位干部吓得低着头，颤声说道：
“主席，我，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知道错?我看你是明知故犯，有意拆我的台!”
毛泽东越说越气，大手一挥，厉声喝道：
“拉出去枪毙!”
众人大惊失色。毛泽东见身边的人未动，连声喝道：
“拉出去!拉出去枪毙!”
在场的领导劝毛泽东说：
“念他从小参加革命，一直在中央军事机关搞机要工作，还是有功劳的，就饶他这一次吧。”
毛泽东的气还未消，摆摆手说：
“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搞贪污腐化。前不久，我们刚刚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难道还没有借鉴吗?这倒好，连我们军队干部都搞起特殊化来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哪。”
毛泽东说罢，痛楚地坐在了椅子上，十分伤感。在众人的请求下，他终于收回了成命，给予那位干部以严厉的处分。
2月12日，毛泽东在转发第66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2月14日下午，天刚下过大雪，位于建国门内路北一个新建院子里的海军司令部接到空军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到了空军司令部，马上就到海军司令部来。萧劲光司令员放下电话，令警卫员到门口看看情况。警卫员刚下到楼梯口，毛泽东就到了。萧劲光和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赶到楼梯口，见罗瑞卿、刘亚楼随侍在毛泽东左右，立即恭恭敬敬地敬礼问好，尔后把他们迎入司令部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毛泽东兴奋地说：
“瑞雪兆丰年，看样子今年是个好年景。”
接着，他先问了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情况，又说：
“今天，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件事，现在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我们打算集中外汇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原来计划了2亿卢布，准备再给海军购买几艘驱逐舰，几十条鱼雷快艇，但这样外汇就不够了。是不是可以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怎么样?国内的钱有，不成问题，就是外汇不够。”
萧劲光和刘道生当即表示说：
“坚决拥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空军、海军都是党的军队，就这么办，把有限的外汇先给空军买飞机吧!”
王宏坤和罗舜初也都表示同意。
“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就这样说定了。国内的钱，有。你们是不是买点材料，自己造，打下个基础。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过去不是造过一千多吨的船嘛。”
萧劲光他们说，江南厂，还有其它一些造船厂，都可以造，先造几十吨的小艇。去年青岛造船厂就已造出了几条小艇，今年打算让江南厂再试制几条大一点的。毛泽东听说国内船厂可以造小艇，就连声说：
“很好，很好。造小艇，来得快，花钱也不多，还能起作用，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2月17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报告的批语中，告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说：
“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1个月至多1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3日，毛泽东就陈毅的报告复了一封电报。
原来在2月中旬，毛泽东鉴于上海“三反”、“五反”运动比较落后，就把陈毅从南京调回上海，领导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2月20日，陈毅在上海召开2000多人的干部大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上海运动开展不力的现状，当场宣布对一些领导干部给予撤职和停职反省的决定，逮捕法办了少数人。2月21日，陈毅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将工作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市委2月21日报告收到。你们2月20日的会议开得很好，我相信你们的打虎作战会开展起来。希望你们从2月25日至3月10日，分为3期，每期5天，共15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3月11日起阵容整齐地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2月24日，毛泽东亲临海军司令部办公驻地，他指示说：
“要让国内的造船厂来建造军舰，逐渐把我国自己的海军造船工业搞起来。”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机关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强调说：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2月26日，毛泽东从一份电报中得知，美蒋特务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中共和人民政府，破坏“五反”运动。
原来，陈嘉庚在1950年把他的全部财产捐献了出来，准备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新校舍。几个月后，他回到祖国在家乡集美定居，决心把他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发展起来，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毛泽东十分关心陈嘉庚的安全，他立即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
周总理：
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
毛泽东
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写道：
“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3月10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4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10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4市的10镇，也是中等城市，待4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10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
2月29日，毛泽东根据中央的调整部署和派去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给中央的汇报，复电同意上海关于“五反”运动推迟到3月20日以后进行的请求。他还在复电中写道：
“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3月20日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关于对贪污分子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又写道：
“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50万元以下而且是100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做贪污而算做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
2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说，贪污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个指示。
欲知“三反”、“五反”运动的斗争结果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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