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
话说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共中央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笔者注)部分内容的报告，作了不少修改，并批示道：
“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1月14日晚，听到风声的胡风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要求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如下：“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上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认为胡风的声明内容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
1月15日，周扬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呈毛泽东。
陆定一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
这一天，毛泽东看了周扬的信和陆定一的批示，当日即将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传阅。他写道：
“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是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由此引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段公案。毛泽东何以对胡风问题如此重视?此事说来话长。
胡风其人，本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革命思想，曾积极参加五卅学生运动。1929年，胡风到日本东京留学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参加了左翼组织活动。1933年，他回国到上海，曾一度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
胡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文艺创作理论方面同其他作家存在着分歧。从30年到50年代，胡风与其他一些作家在文艺思想上有过5次大的争论：
第1次是在1936年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而鲁迅、沈雁冰、冯雪峰、胡风等人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风就用自己的名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首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第2次在1940年前后，延安和重庆的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延安，没有发生严重的分歧和论争。而在重庆文化界思想界的讨论中，向林冰等人提出了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而葛一虹等人否认旧文艺形式还有可取的东西。郭沫若等人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胡风却独树一帜，既不同意向、葛的观点，也不同意与向、葛不同意见的观点。他既肯定“旧形式”的作用，又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胡风处于“孤军”地位，他的观点受到批评。
第3次是在1945年及其以后，1945年重庆文艺界的某些领导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认为当前主要是反对“非政治倾向”，而胡风认为主要反对倾向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重庆进步文艺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但胡风没有接受这些批评，而且感到十分反感。1948年，在香港的党内文艺工邵荃麟、林默涵、胡绳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等人主张的“主观精神”、“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关系。胡风发表文章，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1949年7月2日，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沈雁冰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对此极为不满。
第4次是在1951年冬，全国文联常委会根据毛泽东“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号召，决定在文艺界进行整风。一些读者给《文艺报》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1952年4月，周扬在上海同胡风进行一次长谈。批评了胡风。胡风感到不安。5月4日，胡风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5月25日，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文章对照《讲话》结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实际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由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肯定舒芜的检讨，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在胡风和与胡风接近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但胡风仍没有接受批评。从9月6日开始，文艺界在北京先后召开了4次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就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作了一些反省。但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问题，始终没有什么检讨，而是作了辩解。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肯定的批示。中宣部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指示均曾经毛泽东、刘少奇圈阅。1953年《文艺报》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林默涵执笔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何其芳执笔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质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有的省市的报纸也转载了林、何的文章。1954年，胡风借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定，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7月间，撰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交当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由习仲勋转交中共中央。胡风 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林默涵批判他的观点一一加以辩驳;论述了“主观战斗精神”问题;指出文艺界存在着的宗派主义没有得到清算;他把提倡共产主义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比喻成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
第5次是在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评。他指出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保持资产阶级权威。于是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对《文艺报》进行了批评。胡风作为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也参加了几次会议，他在两次发言中点名批评了周扬等10多个文艺界的负责人并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的发言，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满。郭沫若、沈雁冰等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12月8日，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着重批评了胡风所集中力量攻击的《文艺报》宣传了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该文送给毛泽东看过。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讲话。
这就是关于反对胡风反党集团一段公案的由来。
这正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事不休。
且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
此前，《人民日报》1954年7月23日发表社论，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昭告全世界。8月3日，美国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9月3日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9月8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8国在马尼拉签订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成了马尼拉条约集团。9月22日，人民解放军再次开始炮击金门。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毛泽东命令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
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说：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
毛泽东在这一段之后加写了两句话：
“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1月23日，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在藏历木羊年新年(藏历和农历基本相同，1月24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日——笔者注)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达赖、班禅欢聚一堂，共度新年。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018文件中写道：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中国作协主席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2、3期合刊附发。
1月27日，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梁漱溟曾写了一篇《告台湾同胞书》，送给陆定一审阅。陆定一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并就修改和发表问题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批道：
“陆拟各点均不可改，只在文尾倒数第3行第2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
1月28日，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
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
此时，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要其撤离大陈岛。
1955年2月2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批复。
此前，海军司令部在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的请示电中说：“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在一旁批道：“不妥。”他又在给彭德怀的批复中写道：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后来，国民党军在2月11日撤离大陈岛。到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2月5日、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各地也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和讨论会。
《学习》杂志1955年第1期发表了《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的评论。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性文章。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也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
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六，李讷一大早就将一件小礼物和一封给爸爸的信送到了警卫值班室。这件礼物是一个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出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上头一面画有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的：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李讷
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尔后，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发布实施。
在人大常委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在20年代红军中有“红姑娘”之称的曾志，问她说：
“你学过英文吗?”
曾志说：
“我在小学学过一点儿，我们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和校长都用英文讲话。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儿，会有用处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曾志却有些为难：
“我都46岁了，脑子记不住了。”
“我都62岁了，还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星期给我上几小时的英文课，都已经学了2年了，你才40多岁就不能学了?”
曾志被毛泽东说得不好意思了。她看着毛泽东，仿佛眼前的毛泽东还是1929年在苏家坡旁若无人地念他那特有的湖南腔英语的那个毛泽东。
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即将离开北京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国家最年轻的领导人了，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现在你们不仅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他又亲切地望着达赖和班禅，强调说：
“因此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和堪厅两方面的团结，搞好汉族和藏族同志之间的团结。”
毛泽东说罢，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要搞好团结，就要互相学习，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学习藏语文，不懂藏语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触?怎么能够为藏族同胞服务呢?”
班禅说：
“希望中央给我派一名汉语教员，下次来北京开会，我不要翻译，要直接用汉语同主席交谈。”
“很好，很好!”毛泽东非常高兴，他风趣地对翻译说：“两位佛爷学会汉语，不用翻译，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失业，以后可以当干部。当然，翻译也是干部。我说的是当领导干部，担负更重要的责任。西藏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大批优秀的干部。”
他又转向达赖、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说道：
“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
接见就要结束了，毛泽东站起身来，最后说道：
“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今后我们要重视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次，也不能让你们空着手回西藏去，中央人民政府给西藏准备了一批礼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一大批农牧业机具。
2月14日，毛泽东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愿中苏友好关系万古长青。
1955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老同学谭世瑛。谭世瑛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的国文老师谭咏春的儿子。毛泽东深情地说：
“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一样，只有他老先生看重我。”
“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我也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毛泽东又问：
“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
谭世瑛说：
“我和婆婆子，还有仨崽，一个已经成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子都在做什么事呀?”
谭世瑛见毛泽东主动问起儿女的事儿，此时时机已到，便把儿子将要被人民政府镇压一事说了一遍。
原来，谭世瑛的儿子谭可和媳妇以前杀害过共产党员，后又接受派遣和一个女特务潜伏回乡，与人民政府为敌。现在谭可和媳妇被人民政府抓了起来，要进行公审法办;而谭世瑛因为要替儿子申诉，也曾被管制起来。他现在来找老同学，就是想请毛泽东为儿子说说情。
毛泽东闻听此事，看着眼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同学，家中竟出了这样一个逆子，也算是老年一大不幸。他一步一步踱到谭世瑛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世瑛先生，我们家乡有一句乡谚：‘儿大不由娘’。又说：‘崽大爷难做’。做父母的，只能生他的身，不能生他的心。就算同胞一母所生，比如萧子升、萧子璋两兄弟，一个要朝东，一个要朝西。人各有志，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我劝你，儿女们的事，你不要去管。据我看，你想管也管不了。”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1元新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思想战线上斗争的形势，论述了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大意义。指示说，开展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学术讨论和科学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
指示还强调说，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要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有严重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在对其学术思想展开严肃批判的同时，在政治上采取团结的方针。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鼓励其参加学术讨论和进行自我改造。
3月1日，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批示说：节制生育是关于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决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级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首次决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强调必须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
3月5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批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一个乡里在农业合作化当中，干部粗暴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据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达到百分之五十。”
3月初，正当中国外交部为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进行紧张筹备之际，国家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制订了“1号”行动计划，要在会议期间暗杀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担心周恩来万隆之行有什么闪失，考虑不让周恩来出席这次亚非会议，毛泽东动情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呀，这次风险比较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在多处布下暗杀你的网，你若是有点闪失，那可不得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你呀。我们是多年的好战友，亲密的战友，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太大了，一刻也离不开你，所以我请你慎重地、认真地考虑，是否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
周恩来说：
“我知道，诚如主席所说的，去固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去，可以促使亚非会议更好地进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在亚非国家中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大和平地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如果我因为怕死而不出席会议，就辜负了亚非人民的希望，也对不起吴努、尼赫鲁、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们诚心邀请我出席亚非会议，而我却不能如约对印尼进行访问，谈好了的计划日程不能实行，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泽东也考虑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周恩来，就说：
“你和陈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来说：
“这次去得分兵两路，全部经过缅甸，对方接待有困难;同时，印度的飞机已租好，不能毁约。我想，我和陈毅同志及代表团主要成员经缅甸飞雅加达，现在民航已准备从昆明试飞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们可以在昆明多停留两天，把会议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则按原计划从香港飞雅加达。”
3月9日，国务院第7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3月13日，应周恩来之邀准备从香港归国的卫立煌，将事先草拟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发至北京。毛泽东展开一看，只见卫立煌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
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
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5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5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卫立煌
毛泽东看罢，稍加思索，提笔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需要修改。”
3月1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转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上批示道：
“马祖及其它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3月1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
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
3月15日，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一行甩掉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由香港回到祖国大陆。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了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及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卫立煌立即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新华社及香港、广州和内地各大媒体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均同时播发了这一重要文告。
3月16日，卫立煌给北京发电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
3月17日，毛泽东在卫立煌的电报上批示道：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他还拟写了一份发给卫立煌的复电稿：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卫立煌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夫人韩权华一起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南向北，沿途参观访问。
3月中旬，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他在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的情况汇报后，说道：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3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
会议讨论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全会决定：饶漱石不出席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保留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6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我们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
“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3月22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毛主席：
送上我的发言稿，如你能加以审阅指正，会使我获得进益，并增加发言的勇气。本文对高、饶的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感的!另外关于路线检讨，我是把我入党30多年来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概括叙述，既不护短也不是哗众取宠，力求适当，即做到有更大的妥当性。这个问题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够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说反革命有规格，我想自我检讨亦有其一定的规格，我开的规格只此而已，故热望指正。
陈毅
3月23日，毛泽东在陈毅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21页上，我加上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
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此后在会议讨论中，由于饶漱石闹翻案以及大批新的揭发材料的出现，高、饶问题“逐步升级”。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阐述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看法。他说：
“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
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邓子恢等谈话。他说：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暴动。”
毛泽东就农业合作化运动与邓子恢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消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对于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马洪、郭峰的处理比较宽，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只是给予降级处分。对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长杨凡，给予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的结论中说：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高、饶之间是一个反党联盟。这个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激烈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不要重蹈覆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不可学习高、饶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在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毛泽东还说：
“对待一切犯了错误、有所觉悟、愿意进步的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看一看等待他们改正错误，而且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尤其是犯了错误更需要别人帮助，‘看’，等待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是必要的，不过还是消极的。必须‘帮’，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早日改正错误，这才是对待同志的积极态度。”
“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
“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使我们工作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与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
毛泽东鉴于高岗、饶漱石事件出现的教训，建议成立具有更广泛权力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党内监督。
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将饶漱石逮捕入狱。
4月2日，潘汉年由于受到饶漱石一案的震动，他带着写好的一份检查材料去见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请将这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报告及材料，大吃一惊，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材料亲自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罢材料，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4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汉年，罪名是潘汉年在检查材料上所检讨的两件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4月4日，毛泽东主持续开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全会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
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
4月5日，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安排由周恩来负责接见。周恩来设家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
4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
毛泽东在谭震林、江渭清等人陪同下，到南京栖霞区十月农业合作社参观。他同社员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走到村头时，他突然转向身边的江渭清：
“渭清，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个搞法?”
前边说过，1953年2月下旬毛泽东在紫金山天文台谈过南京城市绿化的问题。如今江渭清见他又提到郊区绿化的问题，便回答说：
“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做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长快慢不同，搞长短结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
“这里的经济林将以什么品种为主啊?”
江渭清说：
“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在上海，毛泽东听取了柯庆施的汇报。柯庆施说，在县、区、乡3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4月7日，周恩来、陈毅一行人驱车到北京西郊机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刚要登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见上面写道：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看罢情报轻蔑地一笑，与陈毅等人飞往重庆，再转昆明。
周恩来到了昆明，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告诉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之前，将罗长青送给他的情报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将情报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斯。是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情报向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通报。
4月11日上午，因驻香港的特务机关收买了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让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5小时后爆炸，机上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此时，周恩来、陈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难。
4月21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致开幕词。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合作化的发展形势和下一步整顿收缩的方针、政策。
4月22日，毛泽东结束了在南方的考察，回到了北京。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了17年未曾谋面的卫立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对卫立煌的归来，感到非常高兴，他详细地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向卫立煌介绍了解放后中国的变化和将来的发展蓝图。卫立煌为之欢欣鼓舞，感谢毛泽东的关怀，表示向往新中国的建设。
是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饭罢，又一起观看了一场电影。卫立煌十分感激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一乌丁.阿哈默德。
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刚刚结束的这一次亚非会议，巴基斯坦也是发起国之一。
毛泽东在同苏尔丹一乌丁.阿哈默德谈话中说：
“亚非会议要不是由5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会，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他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5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1955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谭震林谈话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
5月1日晚，毛泽东就陈嘉庚来信建议节约粮食和福建晋江青阳机场改建问题，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嘉庚先生：
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顺祝
兴居佳胜
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想起近年来许多乡下亲友来京，或要求来京，或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提笔给文炳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炳璋同志：
2月15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2人，和他们一到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泽东
毛泽东写毕，把信看了一遍，觉得对“不要来京”还有必要强调一下，便又在信的天头上加了一句：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5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作为台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示意叫徐萌山过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说：
“你是第一次来吧?过去没有见过。”
徐萌山说：
“我叫徐萌山，在台盟工作，1946年从台湾来念大学的。”
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徐冰副部长介绍说：
“他是台盟的秘书长。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毛泽东笑了说：
“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毛泽东幽默的话语，使徐萌山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了。毛泽东转对徐萌山说：
“你还年轻，要很好学习，做好工作。”
徐萌山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只说了声：“好的，谢谢。”
5月5日晚，毛泽东听取邓子恢关于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毛泽东的警告没有引起邓子恢的重视。
5月6日，邓子恢在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总结，他没有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昨天晚上和他谈话内容，会议总的精神依然是：“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
5月7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这天中午，周恩来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陈毅汇报了亚非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请大家一起用餐。
5月7日傍晚，毛泽东派秘书和专车把文炳璋、毛泽荣、毛仙梅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接到中南海叙旧。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应毛泽东之邀来京的，他们住在中南海外面一个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这一次已经是第2次来京了。此时，毛绘华刚从部队转业，忙着找工作，他知道养父和毛泽东的关系，便央求父亲到京找毛泽东帮忙找个工作。毛泽荣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毛泽东见到毛绘华，当即叫秘书拿了200元人民币，作为见面礼交给了毛绘华。毛泽东还勉励毛绘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荣借此机会提出，请主席三哥帮忙找个工作。毛泽东闻言，沉吟不语，半晌才说：
“这个事情不大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亲属、故旧、同事的利益。”
毛泽荣听了，心中有些不悦。
毛仙梅一身农民打扮，上穿一件补丁青衣，腰系一条旧围裙，还带着一杆旱烟袋。毛仙梅是毛泽东的远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农民运动。
毛泽东见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
毛仙梅喜欢抽旱烟，一抽就烟雾沉沉，很呛人。毛泽东见他一个劲地抽，就说：
“仙梅大哥，你还是把烟袋脑壳丢了，抽纸烟吧。”
毛泽东向文炳璋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和农民、教师及转业军人的生活情况。
毛仙梅向毛泽东反映了杨林蒋梯奎烈士的胞弟蒋浩然，被划为地主成份引起亲属不满的事，并把蒋浩然写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此时，工作人员端来了晚餐，毛泽荣在吃饭的时候见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便对他说：
“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那好!你们能经常吃到红烧肉吗?”
毛泽荣闻言，立时放下筷子，不高兴地说：
“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
毛泽东忙问何故?毛泽荣说，去年秋天，中央来了文件，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1斤。对庄稼汉来说，1天1斤哪里够吃?眼下春季青黄不接，借贷无门，韶山有40%的人没有饭吃。
毛泽东听了，沉默了许久，歉意地说道：
“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
他立即让秘书把在家的中央领导都请到这里来。不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又让毛泽荣介绍一下乡下缺粮的问题。毛泽荣说：
“你们领导闹革命，我举双手赞成，就是粮食要充足点。”
接下来，他详细地汇报了乡间因为统购过头而造成春荒缺粮的情况。周恩来解释说：
“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只吃两顿饭。”
毛泽荣说：
“乡里没有多少油吃，城里还有副食卖，当然够了……”
毛泽东见谈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话说：
“好，好!泽荣暂时莫讲了，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
送走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和毛泽荣出去散步，兄弟俩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荫大道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不要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你的困难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要耍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不会只为你们考虑。至于你的儿子要参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顾。”
这一天，毛泽东让摄影师为他与毛仙梅、毛泽荣、文炳璋、毛绘华合影留念。
过了两天，毛仙梅从住所去见毛泽东，他说：
“三弟，我在北京住不习惯，我要回去了。”
毛泽东有些诧异，问道：
“怎么不习惯?这里生活不好吗?”
毛仙梅说：
“很好。可惜的是我丢了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
毛泽东问;毛仙梅板着手指说：
“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
毛泽东闻言，哈哈大笑，说：
“呵!就是那两件东西。我不是都给你换了吗?”
毛仙梅说：
“我舍不得。”
在毛泽东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来。
5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他说：
“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道：
“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三分之一也可以。”
毛泽东又说：
“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30%。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5月11日，毛泽东在周扬的来信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原来在4月间，舒芜把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信件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发现信件中有许多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态度。经舒芜整理清楚后，林默涵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周扬。5月9日，周扬把胡风写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报送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的《文艺报》一同登载，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主席审阅。”
毛泽东看罢周扬的来信，他认为所拟编者按语不行，并对舒芜所提供的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提笔将其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他在给周扬的批示中写道：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通过了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组成。
这一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方针。
原来在1954年，全国工矿企业发生政治性破坏事件345起。从1955年1月到4月，在闽、浙、苏、皖、桂、湘、鄂、赣、豫、川、康、滇、冀等15个省的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4起，反革命暴乱未遂案10起，较大的骚乱25起。这些暴乱、骚动、破坏事件，多数与美蒋间谍活动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实行第2次大规模镇反和内部肃反，已经成为必要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罗瑞卿、陆定一等10人组成的肃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后来从1955年7月开始，分2批进行肃反。第1批是中央、省市机关、高等院校、部队这些单位内部，参加运动的有572万人，到1956年7月结束，查出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37578人。第2批是县以下单位，到1957年底结束。
5月13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语一同发表。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摘编。他把有关材料分为4类：
1、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2、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3、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欲知胡风等人的命运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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