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不能照搬那些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
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
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
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话说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原来在11月间，原子能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为第2机械工业部——笔者注)已经正式成立，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为副部长。
再说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泽东约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到寓所吃饭长谈。邓宝珊自建国后每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这一次，毛泽东还是以老朋友相待，两人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到甘肃省的工作，一直谈到深夜。邓宝珊就苏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问毛泽东说：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说：
“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邓宝珊点点头表示赞赏。毛泽东喝了一口酒，问道：
“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恪有意见?”
邓宝珊坦率地说：
“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当然还是不杀为好。希望邓先生以后见到什么，还是要不客气地提出来。”
11月19日，毛泽东为《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养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两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11月24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的小会议厅里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11日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
此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召开，只隔了一个26日、28日，到30日先后一共开了5次常委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大多是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开的。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开会时，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其他常委在他的床前围成半圆形。参加会议的人数包括列席人员，一般在10人左右，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这些会议，朱德因年纪大，一般不参加;陈云和林彪也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议上针对南斯拉夫铁托的观点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他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在大家广泛的讨论后，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我们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
毛泽东越说语调越深沉，他说：
“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1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2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3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是悼词。这3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
第1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2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有生气。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2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请乔木同志先起草1个提纲给我看看。”
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说：
“斯大林同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吟咏了清朝人张英写给家人的那首诗中的后两句：
“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在这首诗中，劝解家人不要与邻家争地界，诗中前两句是：“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毛泽东吟罢未作解释，翻译也是直译。恐怕尤金大使未必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1956年12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一开始就准备要写的第2篇文章发表了意见，他说：
“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乔木同志拟的提纲使我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
1、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2、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3、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的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4、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这两者性质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方法。
5、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6、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混乱思想。
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泽东讲完了，征求大家的意见，与会者无不赞成毛泽东的思路。于是，毛泽东说：
“那好!就由乔木同志和冷西同志负责起草这篇文章，家英同志也参加。在12月12日以前写出初稿。”
12月初，毛泽东接到黄炎培一封来信。黄炎培在信中汇报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1月5日至16日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议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一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顺致
敬意!
毛泽东
毛泽东又附笔道：
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笔者注)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毛泽东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陶沙.北戴河》，一是《水调歌头.长江》。后者在1957年由《诗刊》发表时将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12月5日凌晨，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指周世钊在1950年赴京途中所作的《五律.过许昌》——笔者注)，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诗词内容不再赘述，故略去——笔者注)
暂时不会出国门，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问好!
毛泽东
现存的那幅毛泽东《水调歌头.长江》的手稿，就是在这封信中书写的。
且说12月5日晚8时，毛远耀、胡觉民夫妇和儿子毛臻及毛远耀的胞弟毛远翔一行人来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等候毛泽东接见。
毛远翔是赴京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公私合营代表大会的。毛臻则是由沈阳黎明机械厂派到北京航空学院进修的。
9时许，毛远耀等人走进大厅，毛泽东刚送走陈叔通，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席!”“三叔!”
毛远耀等人喊道。毛泽东身穿棕色呢大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们走来，同他们亲切握手。毛远翔自我介绍说：
“三叔，我是远翔。”
毛泽东欣喜地笑道：
“呵，你是远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泽东和客人离开大厅，走进一间简朴的小客厅，毛远耀、毛臻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胡觉民和毛远翔侧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向在座的杨得志将军作了介绍后，又对毛臻说：
“世美啊，你怎么几年了才到北京来一次?怎么不来看我呀?”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说：
“你们几个人都很年轻，世美才28岁，远翔才20出头，远耀和觉民才40多岁。你们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期，应该好好学习，增长知识才干，为祖国的建设多出力。你们可以学学外文。目前，我正在学习英语哩。”
毛泽东指着刚进屋的秘书林克说：
“这是我请来的英语老师!”
前面已经说过，林克是在1954年10月来到毛泽东身边的，他担任毛泽东的英语老师，兼做秘书工作。
林克听毛泽东这样说，连忙向客人们点头致意。毛臻说：
“我也在学外语。”
毛泽东说：
“好，好。”
毛泽东听说毛臻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时，与杨开英过从甚多，就询问了杨开英的情况。毛臻说：杨开英已经调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现在病情不轻，经济拮据，生活艰难。
原来，杨开英自从离开北京后，因为不愿打扰毛泽东，就很少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杨开慧、杨开明的这位妹妹很是牵挂。听说她现在是如此境遇，非常挂念。
毛泽东又问起了家乡的情况。他对毛远翔说：
“你父亲我还有印象，智珠兄51年来北京住过一个时期，还去过秦皇岛。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的照片，我才记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去了一定请乡亲们的客。不过，请客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啰。”
毛泽东说完，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又问道：
“你们去过乡下不?”
毛远翔说：
“去过。”
“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
毛远耀说：
“农民生产搞得不错，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还是集中喂的好?”
时间已到了11点，工作人员说饭菜做好了，毛泽东就请大家吃饭。他拿起一瓶葡萄酒为大家敬酒，举杯祝几个晚辈工作好，身体好。毛远翔不会喝酒，还是勉强喝了。几个晚辈端起酒杯，齐声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远翔一边吃饭，一边说：
“主席，您老人家说话，还是韶山腔。”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
饭后，毛泽东让大家吃蜜桔，他逗着几位晚辈说：
“我们是穷人出身，过去吃不到水果，现在翻了身，也要讲究饮食卫生。吃点水果，好助消化。”
毛泽东的谈兴正浓，他兴奋地说：
“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营，资本家翻不起来了;农村里搞了合作化，地主富农也翻不起来了。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消灭阶级，使大家共同富裕。
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一并前进，是有进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进，波浪式的。上马多，下马少……”
他还说：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他最后好像是要告诫几位晚辈，他说：
“一个人要有帮助人的思想，缺乏帮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不去帮助，还去幸灾乐祸，是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倒是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整得太过分，否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孔夫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一些年轻人，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时间已到了凌晨3点，秘书进来提醒毛泽东休息。毛远耀等人只好起身告辞。毛泽东披了件大衣，笑着和大家道别，一直送到大门口，直到毛远耀等人上了车。
12月7日，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原来，在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对资本家们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事实求实”原则，进行了清理和估价，将其核定为资本家的私股股额，并按年息5%的利率发给他们这些股东们定息。此时，资本家心存顾虑，不知定息能拿几年。毛泽东在12月5日已经召见了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所以他在7日的谈话中，开门见山，一开始便说：
“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讲一讲。
在1955年10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1962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六十、二十。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4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2600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落后的占百分之二十五。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嘛。今年1月杭州会议上，发现了‘三反’、‘五反’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怕。”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3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4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召见全国工商联代表人士座谈，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有9000人，10期就有90000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7年为期”。
毛泽东掰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
“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7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
后来，据1956年底统计，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国家共为定息支付1亿2千万元。毛泽东高兴地说：
“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
7年过后，国务院又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后来到1969年9月，终于停止了支付定息。此是后事。
再说12月10日上午，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老年学者、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现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熊子容;另一位是周文楠后来的丈夫王英樵。
王英樵在1940年任延安保育院小学部教导主任，后任校长。保育院小学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毛泽东为保育院小学题写了一个很有趣的词，他写的是：“又学习，又玩耍”。朱德、张闻天、任弼时也都为保育院小学题了词。中央领导、部队领导和烈士的子女，像毛泽东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方志敏的儿子方宁柏、方宁竹等人，均在这里学习过。
王英樵后来在1942年春天与边区政府干休所党支部书记周文楠结婚。1945年9月，王英樵、周文楠携女儿王肯随西北局和抗大干部队伍奔赴东北。1954年，王英樵任哈尔滨城市建设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他这次是在1956年11月来北京参加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的。行前，他的岳母周陈轩和妻子周文楠、还有到哈尔滨作客的毛泽民遗孀王淑兰商量，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们在信中说：王英樵系周文楠的丈夫，现在哈尔滨市城建局工作，他过去在延安工作过，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都跟他念过书。现在来北京开会，特托他带上几斤东北兴凯湖特产烟熏马哈鱼，让主席尝尝。主席如有时间，希望能接见他一下。
王英樵到北京后，住在西郊宾馆，他先去拜访王季范，王季范去海南视察去了，王季范的儿媳萧风林接待了他，并将王英樵带来的信及礼物转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12月8日，城建会议一结束，中南海即给王季范家里打电话说，毛泽东9日接见王英樵。王英樵因外出，未接到电话。12月9日上午，中南海又给王季范家里打来电话，王英樵又外出了。9日晚，中南海第3次打来电话，要王英樵于10日上午11点在宾馆等候，有车来接。在西郊宾馆住着的还有前边说过的熊子容教授，他是专程来看望老同学的。就这样，王英樵和熊子容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的秘书看了看表，说：
“主席现在有事，大约等15分钟，就可以出来接见你们。主席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往往过了20分钟就接见不上了。”
王英樵打量着会客厅里的陈设，只见靠后墙摆着一张条几，两边摆了6把椅子，两头各放了一盆君子兰，靠西侧还放了两套沙发。整个屋子显得简单朴素。
过了十几分钟，毛泽东从会客厅后边的房子里出来了，他一见王英樵和熊子容，就亲切地和他们握手，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来了，坐下，坐下。”
二人有些拘谨，说：
“请主席先坐。”
毛泽东说：
“你们还是些知识分子的习气，坐下吧。”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问王英樵：
“你在延安工作过，那时干什么工作呀?”
王英樵说：
“在延安保育小学当教员。”
“那我们还是同行哩!”
“您是主席，怎么和我是同行呢?”
毛泽东笑了，他说：
“你不知道，熊教授可知道哩。当年我在长沙工作时，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当过教员。不过，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比你在延安保小当教员的时候，要早得多啰。”
毛泽东又问起王英樵家人的情况：
“你岳母周外婆身体还好吗?生活有困难没有?”
王英樵说：
“周外婆今年90岁了，身体无大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工资收入不低，也只有一个女孩，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对熊子容介绍说：
“周外婆叫周陈轩，是周文楠的母亲。她带着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在韶山住过十多年。1950年我写信给周文楠，赞成她接老人到东北去住。老人抚育革命后代呕心沥血，历尽苦心，生活很艰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望，韶山人民都称赞她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毛泽东又嘱咐王英樵，好好照顾周外婆的生活，让她安度晚年。接着问熊子容说：
“你是留学美国的，在美国学什么?”
熊子容说：
“我在美国学的是资产阶级形式逻辑——哲学。”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搞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那咱们两个还是对立面的呀!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些变化，在匈牙利发生了暴乱。对这一事件，你们怎么看呀?”
毛泽东见对方没有回答，就接着说：
“你们一定认为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坏事可以变好事嘛。我们也可借鉴，从中吸取教训。”
熊子容没有接毛泽东的话茬，而是提出另一个话题。他说：
“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应该提倡晚婚，修改婚姻法。因为建国初期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这不利于节制人口的增长。”
毛泽东笑了笑，指着身边的秘书说：
“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今年24岁，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熊子容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他说：
“最好提倡晚婚，男的二十五六结婚，女的二十三四结婚为好。”
毛泽东因为话不投机，就没有吱声。王英樵为了打破尴尬，就说：
“我从哈尔滨来时，给主席带了点东北特产马哈鱼，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点点头，问：
“是不是日本向苏联出口的那种鱼呀?”
“是的。”王英樵回答后又说：“我给主席带了一本关于哈尔滨新修的儿童铁路的画册，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说：
“看到了，这是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呀。你们是不是学习苏联的?”
“是的，是利用林区作废的小铁路改造的。”
接见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快到12点了。王英樵就说：
“主席很忙，耽误了主席的时间，我们告辞了。”
毛泽东挽留道：
“不要走了，午间就在这里吃饭。”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叶子龙也说：
“主席请你们在这里吃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不要走了。”
王英樵、熊子容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餐厅，毛泽东让两位客人坐上座，两人让毛泽东坐上座，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坐上座，两位客人也不好意思坐上座。叶子龙说：
“你们是客人，主席让你们坐，就坐下吧。”
宾主这才在餐桌边坐下来。餐厅坐东朝西，四方餐桌摆在餐厅正中，熊子容坐在东边，毛泽东坐南边，王英樵坐北边，叶子龙坐西边。桌子上摆着4菜1汤：一碗红烧肉，一碗清蒸鱼，两碗素菜和一碗汤;还有一碟辣椒，两盘桔子、苹果，每人1杯葡萄酒;饭是两样，1盘大米饭，1盘馒头。
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不断地向客人让菜、敬酒。他的口味不错，大块的肉和鱼，吃得津津有味。还兴致勃勃地问叶子龙：
“带来的马哈鱼怎么没有吃呀?”
叶子龙说：
“马哈鱼是熏成的，所以没有吃。”
饭罢，宾主洗了手，王英樵、熊子容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也不推辞，把二人送出了会客厅门外，嘱咐秘书把客人送回宾馆。
12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
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复信中写道：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毛泽东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与会者提出不少意见，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后来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大家的意见，又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才拿出了修改稿。
12月16日，毛泽东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200元钱。他在信中写道：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希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12月16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3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6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西藏上层普遍加以宣传。”
毛泽东鉴于这一年平息的康区叛乱情况，又写道：
“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12月19日和20日这两天的下午及晚上，毛泽东连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2篇文章的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毛泽东说：
“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4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二，再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
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趁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又修改了一遍的稿子再次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基本可以，决定再提交政治局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修改稿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毛泽东又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他说：
“不能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毛泽东还说：
“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在修改稿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考虑再三，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况下，中苏要共同对敌，不宜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泽东说：
“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篇文章，还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将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会后，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胡乔木家中，进一步修改稿子。
1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讨论再度修改的稿子。大家又提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泽东要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马上动手修改，他说：
“修改一段送我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
散会后，吴冷西3人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来到毛泽东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开始工作，修改完一段，就由田家英给毛泽东送一段。毛泽东一直在卧室等着，随到随看随改随定稿。就这样，胡乔木他们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一直到28日上午9点多才把最后一部分改完，3人一起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吩咐说：
“马上将修改的地方，告诉翻译的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由毛泽东组织起草、并亲自主持反复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再论》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在标题的下面注明：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长达2万字的《再论》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某些不理解和怀疑，维护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及其基本经验，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社会历史条件，正确评价了斯大林的一生功过是非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写道：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毛泽东还第一次敏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12月31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迎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说：
“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接着，赫鲁晓夫亲自把刘晓请上主席台，安排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间就座。
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了长篇祝酒词，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赫鲁晓夫说：
“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做文章的人要学会写政论文，首先应该读一读毛泽东在1956年12月2日晚上关于如何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一篇讲话，看一看毛泽东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是如何反复修改的整个过程。即使不写文章的人，在教育孩子学会说话的策略与技巧时，也应该读一读毛泽东那段讲话的后半部分。
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师，他在创办《湘江评论》时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此一时期，他不厌其烦地和那些不怎么会写文章的政治局常委成员们开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及秀才们讲解如何写好这篇文章，应该说，一是因为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二是他也是借着写文章和修改这篇文章的机会，教育他的党内的伙伴们;更确切地说，这也是他在党内的一贯的民主作风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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