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
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
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
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
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
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话说195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委第2招待所召集新乡、许昌、开封、洛阳地委书记及县委书记，还有商丘、登封、南阳等县县委书记，举行座谈会。
南阳县委书记魏兆铭参加了座谈会(一说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魏兆铭)。此前，魏兆铭为这次座谈会精心准备了两本有关大跃进方面的汇报材料。没想到毛泽东一见到他就想起了《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提出了一个让魏兆铭意想不到的在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说：
“南阳有个卧龙岗，襄阳有个古隆中。诸葛亮早年隐居处究竟是在南阳卧龙岗，还是在湖北古隆中，从明朝时候开始，持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人就争论不休。顾嘉衡有一幅对联，评价了诸葛亮隐居处是在南阳或是在襄阳之争，他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你是南阳的父母官，你怎么看呀?”
魏兆铭虽然在南阳工作多年，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我没有研究过，搞不清楚。”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了老百姓的生活，他问道：
“现在社员们每个月能吃到多少油呵?”
魏兆铭回答说，每人半斤。毛泽东又问：
“能保证吗?”
魏兆铭一时语塞。毛泽东见他如此，就问他说：
“你是南下干部吧，家中有几口人啊?”
魏兆铭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笑着批评他说：
“你这个同志啊!不知古不知今，只知家中几口人。”
11月11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同遂平县委书记谈话，对公社的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说：
“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500多人，多则3000多人，难以应付。”
11月12日，毛泽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须做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
11月13日，毛泽东在专列上找信阳地委负责人、信阳县委书记谈话。至此，毛泽东已经先后召见了11位县委书记。
毛泽东在和信阳负责人谈话中，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说，要保证社员有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时间。
这一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通报会议还要讨论两个问题，他写道：
“1、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2、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精神准备。
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
13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郑州，继续南下，吴冷西和田家英跟随前往。毛泽东在去武昌途中，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做调查。
专列进入湖北境内，停在湖北孝感车站外。毛泽东要对中央向湖北提出的年产600亿斤粮食的事，摸摸底。
王任重和谢滋群、梅白及负责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提前赶到了孝感地委，和地委书记王家吉、县委书记王振明一起，安排了参加座谈会的人员。
毛泽东的专列一到，王任重便带领孝感地委、县委部分干部和农民代表们上了专列。代表中有一个农村小姑娘叫晏桃香，她正患感冒打喷嚏。保卫人员怕她传染给毛泽东，就不让她进毛泽东的车厢。毛泽东说：
“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刚坐下，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毛泽东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晏桃香也面有惧色。毛泽东却微笑着说：
“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
毛泽东没有擦脸，又对在座的人说：
“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对着‘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呵!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毛泽东如此一说，气氛顿时缓和了。他接着问晏桃香：
“你为什么感冒的啊?”
晏桃香说：
“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马上打断她的话说：
“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
“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埂，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儿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点灯，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泽东转对王任重说：
“我今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讲过，要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一说搞大跃进了，人们就拼命干，这是不能持久的，还会因过分疲劳使人害病。”
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们这里朋兴乡有一块高产田，亩产万斤稻谷。”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
王任重言之凿凿地说：
“这是农村工作部部长王良来验收的。”
毛泽东还是不相信，他说：
“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
他问晏桃香说：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晏桃香说：
“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农民代表感到晏桃香说的话很不简单，大家都鼓了掌。接下来，有的代表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有的代表说：“算盘一响，眼泪就淌。”毛泽东听着听着便流下泪来，他说：
“我不该同意湖北600亿斤的意见。600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
读者诸君，关于晏桃香对着毛泽东打喷嚏和毛泽东流泪的情形描述，不得不交代清楚：本传依据的材料是梅白的记忆，而王任重在他的回忆中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闲话打住，且说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立即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3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11月15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到达武昌，住在东湖宾馆。
毛泽东要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召集和主持了一个座谈会。要吴冷西和田家英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后听取了王任重及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
这个座谈会一直开到11月20日，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泽东有时不出席，吴冷西、田家英就将会议上的情况向他汇报。他俩汇报的情况大致是：在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出现了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情绪很大;群众在大办钢铁中生产的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等。
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刹住“共产风”继续努力。参加武昌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一部分部长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谈了8个问题：1、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2、十五年规划问题;3、这次会议的任务;4、划线问题;5、关于阶级是否消灭问题;6、商品经济问题;7、减少任务问题;8、人民公社整顿问题。毛泽东说：
“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关于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化的文件有缺点。这就是关于过渡的年限规定得快了一点。这是受河南的影响。但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这个文件要改一下。现在的问题就是太快，看来过渡的时间还是长一点好。”
毛泽东又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5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1938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12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2年的，也有说3年的，也有说4年的，也有说5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2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关于十五年规划问题，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
关于划线问题，毛泽东再次提起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他说：
“书里面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画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提出划分社会阶段有两个标准的观点，即经济标准和政治思想标准。他强调说：在现阶段，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消灭了，但作为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还没有消灭。
关于商品生产，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5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
关于1959年的生产指标，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关于1959年的钢生产高指标，毛泽东问道：
“钢3000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
邓小平说：
“是不是搞3000万吨，是值得考虑的。”
薄一波接着说：
“3000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6000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
毛泽东问道：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
薄一波说：
“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妥当。”
11月22日凌晨1时，毛泽东夜不能寐，他对钢生产指标放心不下，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叫到一起，询问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最后提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11月22日，在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负责人提出，1959年的钢生产必须完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
11月22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召集7个协作区组长谈话。毛泽东力图要说服各大区组长，把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还反复问他们：
“1800万吨靠不靠得住?”
没想到反而是各大协作区组长力图说服毛泽东维持原来的指标。
与协作区组长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找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刘少奇、彭真等人也在座。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说到他和各大协作区组长的谈话，他说：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2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制订的第2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1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预计练出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我这次找你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也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道：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3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还要打它3分虚假，比较妥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所说的这篇社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话删去了，并且在决议公布的前一周，提前将这篇社论发表了。
毛泽东又说：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昏脑胀，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大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3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5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少奇、彭真插话说：
“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
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说：
“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画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我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掉。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把你砸死。破除迷信以来，有一小部分破的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凡是科学，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现在必要的、有用的东西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是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就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
毛泽东指着吴冷西说：
“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你要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你看用什么办法可以快些?”
吴冷西说：
“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
毛泽东说：
“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不过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
田家英说：
“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
吴冷西认为可行，毛泽东也同意这么办。于是，吴冷西就在23日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部分讲话精神。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万吨到3000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6000万人上阵。
毛泽东又说：
“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万吨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
“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出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关于弄虚作假问题，毛泽东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
“现在是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它假不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2个五年计划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有些假的，你查也差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3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关于破除迷信，毛泽东说：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1分钟跳72次，1天跳10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头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再次说道：
“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风，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拥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
11月25日，金日成率朝鲜代表团飞抵武汉。
此前，为庆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5周年，金日成应邀于22日抵达北京访问。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金日成一行来访。尔后，北京市民1万多人隆重集会，与金日成及其代表团成员一道，共同庆祝中朝经济文化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金日成一行到武汉后，受到了武汉2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
这天下午，毛泽东亲切会见了金日成一行，金日成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欢迎太热烈了，我们实在不敢当!”
“你们是贵宾，我们欢迎你们。”毛泽东看着面带微笑的金日成，亲切而又真诚地说道：“越搞越熟了。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互相之间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个人之间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我们对你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也同你们对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样。我们对朝鲜有3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
他还说：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就构成一条路线。”
毛泽东在谈到国内的情况时说：
“一穷二白有两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是可以变为动力，革命的动力。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这两个条件。欧州不同，它一不穷，二不白。”
金日成说：
“我们也是一穷二白，这是我们革命的动力。”
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不知不觉间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金日成一行，他们边吃边谈，兴致极高。
11月25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宣教动态》145期上刊登的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反映：春夏之交云南发生因浮肿病引起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他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给会议：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实是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1、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2、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毛泽东又指示，把他在11月14日赴武昌途中写的那个内容相同的批语，同时印发给与会者。
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宦乡给外交部并中央所作的关于英国外交形势的报告上批示道：
“宦乡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11月26日下午，毛泽东第2次会见了金日成一行。
是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朝鲜贵宾。尔后他又和金日成等人一起观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
11月28日，也就是武昌会议结束的第2天，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一直开到12月10日才结束。
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和修改《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以及毛泽东提出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问题。
11月30日，毛泽东在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说：
“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消息》。”
1958年12月1日下午，毛泽东游泳后坐在游艇上休息，曾志带着粤剧著名演员红线女来了。红线女是随团应邀给八届六中全会演出的。毛泽东一见红线女来了，很是高兴，就请红线女和曾志一起吃晚饭。
毛泽东边吃饭边说到了一些对艺术的意见，有批评也有赞赏。曾志见红线女认真地聆听着毛泽东的话，几乎不怎么吃东西，就一个劲儿地给她夹菜。毛泽东见曾志如此殷勤，就笑着对她说：
“你都不懂，她晚上要演出，演出前是不能多吃的。”
一句话说得全桌的人都笑了起来，弄得曾志很不好意思。
晚饭结束了，曾志拿了个芒果，剥了皮递给毛泽东，不料毛泽东没有接，反而问她说：
“剥了皮怎么个吃法呢?”
曾志一听就弄不明白了，她心里说：芒果不剥皮怎么吃啊?这些年我都是这么吃的!毛泽东见曾志不说话，就笑着说：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拿起一个芒果，用刀从两边剖开，然后划几条小格子，再翻过来吃。曾志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吃芒果的方法。
晚上的粤剧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上台接见演员们，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
夜深了，毛泽东还在奋笔疾书，他在赶写一篇2000来字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要印发给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们。他写道：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想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数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人民公社的出现，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是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的时候，河南已经出现，5、6、7月中，我们不知道，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做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相结合，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这是很危险的。对一部分违法乱纪的干部，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予不同轻重的处分。如果不这样做，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的情节很恶劣，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与处分。湖北已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此人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
“苦战3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提得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还是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的同志提出来的，后来在南宁会议上接受了这个口号，那时指的是农村，后来推广为3年改变全国面貌。农村也许能办到，至于全国，到底提几年，要好好考虑。
1958年12月1日，在武昌”
毛泽东写罢《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稍加休息，又提笔给红线女写了一幅字。他写的是：
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12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出访越南归来的金日成进行了第3次会谈。
12月7日，毛泽东夜读《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尔后他写下了一大段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自己掌握了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
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穷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相互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幺，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乃其最著者。
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是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出，他不做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不当第2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早在1956年的“八大”党章上就写道：“必要时在中央委员会可设名誉主席”，那显然是毛泽东已经有了退居二线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在全会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重提此事，他说：
“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去，让别人干。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次全会要做个正式决议，并希望同志们赞成。3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3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面感到突如其来。”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是退却，要争取超英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毛泽东讲完了这番话之后，并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在与会者们一阵沉默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
“你们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
邓小平说罢，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反对。就这样，大家鼓掌通过了。
12月9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毛泽东还说：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到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
12月10日晨，毛泽东关于《张鲁传》又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我国从汉末到今1000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
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2000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批示将《张鲁传》印发给与会者阅读。为了帮助与会者阅读，他把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与会者。
12月10日上午，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
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沉重的负担变为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6小时的制度。
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示，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了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决议》中还明确宣布说：
“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农具、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这个《决议》完全贯彻了毛泽东早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初步解决了公社化运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八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将钢产量由北戴河会议确定的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生铁从4000万吨调整为29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从500亿元调整为360亿元等。其中关于钢生产的计划指标1800万吨，在内部的提法是，要好钢1650万吨。
毛泽东对于这个经济计划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仍然认为属于高指标的。但是，他也没有坚决地阻止这个计划的通过。以他的话说，搞大计划的人占多数。所以，他作了让步。
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即《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全会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公报中说：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八届六中全会决定，1959年我国的钢产量为1800万吨、煤产量3亿8千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4大指标是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情况编制的。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作了认真地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
12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前，讲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他说：
“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全会结束后，陈云对毛泽东说：
“不应把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写进公报里，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觉得陈云说的有道理。陈云见毛泽东支持他的看法，就把他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前，曾找胡乔木谈话说，建议不要把经济计划指标的具体数字写进公报里，请他转告毛泽东。可是，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意见告诉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就火了，马上叫来胡乔木，严厉地批评他说：
“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不报告?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政治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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