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
高了，结果天天被动。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
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
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话说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在第一个指示中加写了一句话，他写的是：“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中央在两个指示中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5、6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县委第一书记必须以全力抓农业生产，地委第一书记必须以三分之二的时间抓农业生产，省委第一书记必须以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抓农业生产。加强对小麦的农田管理，保证增产。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完成今年粮、棉、油等主要作物的生产计划。
指示还要求：社员要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
5月7日，毛泽东接见了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等人，详细询问了西藏叛乱的情况。他在谈话中说：
“本来我们要根据和谈协议逐步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1956年底我们就说过，从1957年起6年内，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连试点也不搞，6年后改不改革，要根据那时的情况，由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可是达赖不高兴，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叛乱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你们站在维护中国统一方面，站在人民方面，这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维护民族团结和中国的统一。”
毛泽东就今后一边平叛、一边改革的方针政策，征求了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的意见，他问道：
“现在你们同意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呀?”
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来开会前，西藏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曾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请毛主席放心。”
毛泽东连连点头，高兴地说：
“虽然发生了叛乱，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针仍要坚持，不管参加叛乱的是什么人，我们仍旧是一个不杀。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农民——笔者注)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泽东还说：
“民主改革要根据西藏的具体特点逐步进行，在改革中要严格执行政策，要团结各阶层僧侣人民，要区别对待没有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叛乱但又迅速投诚的与坚决参加叛乱的奴隶主，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文物古迹。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5月1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他在谈到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是说：
“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实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清朝皇帝等鬼。我就是不怕鬼。”
5月11日上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
“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个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之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个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它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泽东转对列席的吴冷西说：
“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要减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总的分量要减少。”
5月11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钢产量指标的说明。陈云说，他听取冶金部的6次汇报后，得出结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刘少奇说：
“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周恩来说：
“1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量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此事关系重大，我建议，先由我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会后，周恩来和8个副总理分头到9个地区去调查。
5月15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信中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13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再说毛泽东自从不再担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后，卸去了政务方面的工作，轻松多了。他在休息时就练练书法，与民主人士的往来也更多了。
黄炎培珍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摹本，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1个月。此后，毛泽东的工作一停下来，便翻开摹本看，爱不释手。李银桥去倒茶时，常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练笔不同于别人，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将前人的精华变成自己的东西。每每练到兴头上，连吃饭都叫不应他。
大约是真迹摹本太珍贵了，黄炎培借出去以后很不放心。刚刚借出去一个星期，他便频频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摹本的情况。电话往往是打到办公室里，问主席看完了没有?什么时候还?还有一次，黄炎培那边竟然把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问道：
“不是讲好借1个月吗?”
电话那边马上说：
“对、对、对。”
可是，不足1个月，黄炎培那边又把催书的电话打到了菊香书屋的卫士值班室里。卫士尹荆山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毛泽东正在看那本书法摹本。他的头照着书上的笔画晃动，好像下巴就是一支笔。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又催呢。”
毛泽东一听，非常生气，将手中的烟嘴摔在桌子上，说道：
“怎么也学着逼债了?不是讲好1个月的?还差7天，我是给他数着呢。”
尹荆山见毛泽东真的生了气，连忙解释说：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缓和多了，说:“到1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1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不久，黄炎培亲自来电话了，这次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他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摹本。毛泽东问：
“任之先生，1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李银桥在一边嘟哝着说：
“跟向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微笑着说：
“不够朋友够英雄。”
等到了1个月期满，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摹本，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给卫士尹荆山，说：
“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
“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
“送去吧，讲好1个月就是1个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1959年6月3日，毛泽东刚刚起床，就给林克又讲起了他曾经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以及跟他的孩子们讲过的“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讲完了，他又说：
“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林克明白，毛泽东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6月7日上午，毛泽东就章士钊6日的来信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9年6月间，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为了普及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安排编辑出版逻辑丛书，打算将章士钊的旧作《逻辑指要》重新出版。研究室在征求本人意见时，章士钊显得十分为难。他心里清楚，此书1943年在重庆出版时，在书的序言里逢迎蒋介石，蒋介石因此让他到国民党大学等处讲授。
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某一天，一见到章士钊就问他：
“听说您在逻辑方面有著作，能不能给我一阅?”
章士钊踌躇一会儿，答道：
“《逻辑指要》这本书原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如果这样将它送呈您阅览，那是对您的侮辱，这怎么可以呢?”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这是做学问的事，那里有什么可伤害的呢?”
于是，章士钊派人把书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认真读完《逻辑指要》一书后，对它做了肯定，并亲自代章士钊拟出了再版说明。
毛泽东在6月7日给章士钊的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某某年旧作。1959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辑逻辑丛书之举，拙作也在征求之列。于是，以1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章士钊
1959年6月某日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1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59年6月7日上午8时
章士钊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十分感激他的建议。后来在《逻辑指要》再版时，章士钊将毛泽东替他撰写的说明文字几乎全部收入了自己的重版说明之中。
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还有一个趣事，不得不在此叙述一下。
有一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的来信，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了两下，转向卫士李银桥吩咐：
“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李银桥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张士钊家里。李银桥记得章士钊老先生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房子不怎么样，很破烂。他拎着两只鸡说：
“主席送您两只鸡。”
章士钊连连点头说：
“谢谢，谢谢。”
李银桥说：
“主席看到您的信了。”
章士钊举举那两只鸡：
“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
李银桥说，很好。
李银桥有些纳闷，这两只鸡怎么是回话呢?章士钊在信上说了什么，他不知道，当然也无法猜到。他回去给毛泽东学说了一遍，毛泽东也笑而不语。这就给李银桥留下了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迷。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说：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在在内，所有收入归社员个人所得。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房屋旁、村旁、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然归还社员所有，受益也归社员所有。
6月1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秘鲁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10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10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20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往来，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惩罚吗?”
6月12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毛泽东说：
“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人汇报了有关情况。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详细分析了经济形势，认为八届七中全会把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可行的。接着，李富春、李先念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则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还曾经多次插话。他说：
“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我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要总结去年的应验，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
去年我们至少有3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是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过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快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泽东还说：
“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这样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6月14日，由于邓小平在5月间摔伤了腿，住在医院里，彭真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书记处会议，研究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先说一说邓小平的一段轶事。
在整个大跃进年代，不管是真左派、假左派或是右派、中间派，无不忙得不亦乐乎，唯有一位常常在北京值班的大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倒显得十分悠闲自得，他经常到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打桥牌。几年间，邓小平除了出差、开会以外，每周3、周6晚上，每周日下午、晚上，都要和他的座上常客——万里和被称为“教授”的吴晗一类人打桥牌。待他们玩到午夜时分，北京饭店都要送饭菜、茶点侍候。邓小平每每打到兴奋处，便高声叫道：“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他的话无不引起一阵满堂哄笑。
闲话少叙，再说彭真等人商定，在宣传上应该转，但要逐步地转，不能急转弯，而且报纸公开宣传也不能把工作中的问题和盘托出，还要内外有别。彭真拿出中宣部起草的文件，要胡乔木、周扬和吴冷西修改一下，书记处再讨论决定。
这样，胡乔木、周扬、吴冷西3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讨论和修改了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的通报草案。
6月16日，吴晗撰写的《海瑞骂皇帝》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原来，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明史专家、中共党员吴晗，是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定名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
6月17日，彭真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胡乔木3人修改过的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又略略作了修改，准备报请刘少奇审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各地。
后来，刘少奇看了这一草案后说：
“通报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6月20日凌晨，毛泽东读到了新华社编印的第2801期《内部参考》上关于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后，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4时
6月20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宣部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刘少奇说：
“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利害，下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
目前宣传要转变过去一个时期的状况，但也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地转。这里有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所以，宣传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
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去宣传。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百分之一，讲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也无从谈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
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地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是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会议结束后，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个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兼顾到。
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二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农民。第2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从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它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管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冷西他们3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以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大家说好不好?”
毛泽东最后说：
“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局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30分，毛泽东叫吴冷西留下，又招呼刘少奇过来一起谈话。毛泽东对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
刘少奇不高兴地说：
“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
毛泽东见刘少奇这样说，只好对吴冷西说：
“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
刘少奇和吴冷西离开毛泽东住处后，他在门口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以及将要召开的全国报刊宣传会议，由于不久在庐山会议中出现的突兀情况，全都无疾而终了。这是后事，待下一章详述。
再说6月20日晚，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北京中南海听取聂荣臻、钱三强等人关于核研究方面的情况汇报。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的来函。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听着翻译念那份刚刚收到的苏联政府的正式函件。函件中说，苏美等国正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实验的协议，苏联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在新技术方面援华，而“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陈毅一拍桌子，大声吼道：
“胡说八道!”
“念下去——”
毛泽东不动声色，点着了一支香烟。
翻译又接着往下念：为此，苏共中央决定：提前中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周恩来眉宇紧锁，神情严峻，愤然地说：
“片面撕毁，背信弃义!”
屋子里一阵沉默。
“算了。”毛泽东掐灭烟头，大声说道：“还是那么一句老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
“主席，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钱三强用焦灼的目光望着毛泽东问。毛泽东没有回答，轻轻地拿起那支红蓝铅笔，仔细地在那份呈报给他的原子弹研制报告上，不停地写着，划着，一下，又一下……
“59.6”、“59.6”、“59.6”……
从此，以“59.6”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为代号命名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欲知中国的原子弹何时研制成功?毛泽东主持的庐山会议又出现了什么重大事情?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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