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话说1960年1月4日晚，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5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抵达上海车站。
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和读书小组成员读完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3章。邓力群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将整理好的《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1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做准备。
会议听取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3年、8年设想的报告;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听取了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以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读书小组成员传达毛泽东在读书时的谈话内容。邓力群被分配到朱德、邓小平所在的小组里，邓力群问：
“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
邓小平表态说：
“可以传达。”
于是，邓力群就按照整理的记录详细地作了传达。同时，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3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1月15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口气。我好，只是念你。
祝你平安
父字
1月16日，毛泽东在他下榻在锦江饭店俱乐部对高智说：
“交给你一个任务。”
高智还以为毛泽东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没想到他笑着说：
“今天是星期六，周末，请你看戏。”
“你看吗?”
“你先去看看，看完说说你的印象。你说好，我就去看。”
高智奉命去到兰心大戏院，看了一场上海歌剧院新编的民族舞剧《小刀会》，描写上海农民领袖刘丽川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故事。
高智回到锦江俱乐部，毛泽东问他对《小刀会》的印象如何，高智向毛泽东介绍了剧情，介绍了演员的表演，说到高兴处，免不了学着演员的样子，手舞足蹈一番，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高智本想让毛泽东看看戏，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以为自己为《小刀会》叫好，毛泽东一定会去看，没想到毛泽东却说：
“我不看!”
高智颇为意外，他问道：
“这么好的戏，你不看?”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
“你讲得那么详细，还表演了一番，我还去看什么?”
高智闻言，信以为真，挺后悔的，想不到自己对《小刀会》的宣传，结果是适得其反。
这一天傍晚，毛泽东在锦江饭店俱乐部院子里散步，他问身边的卫士沈同说：
“你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呀?”
沈同回答说：
“响应主席的号召，实行晚婚。”
“你多大啦?”
“38岁了。”
“都是38岁的人了，应该结婚了。有没有女朋友?”
另一个卫士抢着告诉毛泽东说：
“人家已经有个女朋友小王了。”
毛泽东问：
“人怎么样，做什么工作?”
那个卫士说：
“是北京医院的大夫，现在给董老作保健医生。我们还没有见过，听说挺好的。”
毛泽东笑着问沈同：
“怎么样?我也没有见过，可以结婚吗?”
“将来结婚，就请主席吃酒。”
1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结束了，沈同正在检查会场，为下午的大会做准备。一个卫士给他打来电话说，主席要找你。沈同立即回到了俱乐部，那个打电话的卫士笑嘻嘻地对他说：
“主席叫你是好事。”
毛泽东见沈同来了，也笑着说：
“把你的小王找来，我们一起吃饭。今天就为你们结婚，我做主婚人。”
沈同感到太突然了，他有些着急地说：
“主席下午要开会，吃过午饭要休息一下，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终身大事嘛!不会耽误开会的，快去办!”
沈同知道，毛泽东决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说也没用，只好转身去向领导报告。一个卫士告诉他说：
“这都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还请了董老、杨主任和叶子龙等几位同志来一起吃饭。你就不用去汇报了。”
这天午餐时，工作人员特意为毛泽东摆了一个大圆桌。沈同请毛泽东、董必武和其他领导人入座。毛泽东让沈同和小王坐在自己的身边。沈同、小王端起酒杯为毛泽东敬酒，毛泽东说：
“要敬大家嘛。”
沈同便举着酒杯说：
“同志们，今天主席很高兴，为我们俩主婚。主席很快乐，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就请大家同吃一杯快乐酒，敬祝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端起酒杯，对沈同和小王说：
“祝你们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说罢一饮而尽。大家见毛泽东干了杯，也都一一干了杯。毛泽东又嘱咐沈同说：
“要祝大家健康嘛!”
于是，沈同和小王笑嘻嘻地又给各位领导和同志敬酒，祝大家身体健康。
毛泽东很快就吃完了饭，他站起身来笑着说：
“很好，今天给沈同完成了一件大事。你们多吃一点吧，还不到开会的时间哩。”
沈同不便挽留，只好说：
“那就请主席休息一会吧。”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95%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
“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使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3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
邓小平插话说：
“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快到了，4月22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
毛泽东说：
“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
“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是日晚，毛泽东同周恩来一起步入上海艺术剧院，观看了《小刀会》。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上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
毛泽东回到锦江俱乐部，接见了上海歌剧院领导和部分演员。他对饰演女主角周秀英的演员郑韵说：
“《小刀会》很好嘛，是反帝反封建的，可以到北京去演，那里的人民会欢迎的。”
后来，舞剧《小刀会》果真赴京演出，还赴朝鲜演出，颇为轰动。
1月18日，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月18日，周恩来接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海因里希.劳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海因里希.劳说：
“总理阁下，中国能否让印度一下?你们不能老吵下去。”
周恩来说：
“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如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他反动的一面，而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方针。”
海因里希颇带忧虑之色，他说：
“尼赫鲁是国际上的知名人士……”
周恩来对客人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微微一笑，说：
“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我们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和缓一下，收缩一下。”
1月26日，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乘专列离开杭州，在去广州途中停在湖南衡阳周家坳铁路专用的仓库支线上，就住在专列上。他在杭州期间已经患了感冒，现在还在发烧。
毛泽东专列上接见了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他要张平化通知衡阳地委书记宁生、市委书记杨兴洲及驻衡阳的415部队政委等负责人，到车上开一个座谈会。
宁生一进车门，迎面看见毛泽东，非常激动，几乎是扑过去，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
宁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农田基本建设和人民公社的情况。其中说到衡阳县英坡公社有7户农民搞“一家班”养猪;有一对青年夫妇带3个小孩，全家养了207头猪。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你看过没有?”
宁生说：
“这是县里报上来的材料。”
毛泽东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杨兴洲汇报了衡阳市工业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衡阳过去我去过多次，当时住江东，那时是个什么样子啊!破破烂烂，是消费城市，现在是生产城市了嘛!有了这样多的工厂，有了工业基础，以后就好办了。”
宁生等人把毛泽东送到郴州，已经是大年三十了。宁生回到衡阳，马上要了一部车，赶到英坡公社，查看了那一家养猪的实际情况，确实是真实的。宁生感到没有对毛泽东说假话，这才放了心。
1月27日，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成员到了广州白云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陶铸、胡乔木也参加了在白云山的读书活动。
毛泽东和在广州机颈坑疗养院疗养的徐海东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只有几十米，他每次夜间乘车外出，都要司机把汽车从坡上滑到坡下，然后再发动机器。他对司机说：
“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
在此期间，毛泽东收到了别人送给他的一套根据《东周列国志》改编的小人书。他原来是从不看小人书的，这次看了以后，很感兴趣。由此，促使他重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
毛泽东在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成员谈话中说：
“《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没有写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那上面的颠覆活动可多啦。还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的，我也对照了《左传》，完全正确。可让你们的秘书去找这本小人书。”
他还说：
“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毛泽东看小人书一看就是几百本。卫士尹荆山觉得很有趣，便问他说：
“主席，您还迷小人书啊!”
毛泽东说：
“小人书不简单啊，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
毛泽东接着就给尹荆山讲起了赤壁大战的故事，说孙权刘备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曹操的战船和营盘，结果烧出了一个三国鼎立。他又讲了蜀汉和东吴之间彝陵之战的故事，说刘备伐东吴，犯了一个错误，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死在了白帝城。
1960年2月8日，毛泽东在和学习小组成员谈话时说：
“存在是第一性的，观念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观念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笔者注)。说观念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说观念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2月9日，毛泽东在广州终于结束了持续两个月的读书活动。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经邓力群等人整理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2月15日，毛泽东用红色铅笔在宣纸上给罗光禄写了一个便条：
罗光禄同志：
请在今天到广州书店买一本书，叫做《哲学研究》杂志，1959年11月-12月综合号，下午叫我为盼。
毛泽东
15日上午5时
此后，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人订一份《哲学研究》。
2月27日至3月6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4卷文稿正文，同他一起审读的还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1960年3月3日，中共广东省委2月25日发出的关于人民公社工作的5点指示，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指示中说：1、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2、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3、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4、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5、各级党组织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看罢这个文件，立即印发给正在广东的周恩来等人，又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5个问题)，都应当引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3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5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
3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上批示道：
“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
3月4日，毛泽东对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在批示中写道：
“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1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1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
3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和康生等人最后审读完了全部文稿。
3月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在北返途中，专列进入湖南郴州境内。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于明涛奉命到专列上汇报工作。毛泽东问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说：
“你是哪个地区的?”
陈洪新说：
“我是郴州的。”
“哦，郴州，我去过的。郴州有块‘三绝碑’哟，你去看过没有?”
毛泽东所说的“三绝碑”，别说是陈洪新，就连在座的所有人都有点茫然。众人面面相觑，都不做声。毛泽东见陈洪新和其他人没有应答，便说：
“在郴州的苏仙岭上，有一块由北宋文学家秦观作词，苏轼题跋，后由米芾书写的碑刻，人称三绝碑，那可真是三绝啰。”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秦少游很有才华，《踏莎行.郴州旅舍》这首词写得非常好。”
说罢，他朗声吟诵道：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众人闻之无不惊讶，想不到毛泽东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想不到毛泽东不但知道有个“三绝碑”，还晓得这么清楚。只听毛泽东又郑重其事地说：
“那碑可是个好宝贝，要保护好哟!”
毛泽东又对陈洪新说：
“过去郴州是个瘟疫之地，文人骚客多贬谪于此，现在郴州不同了吧?”
陈洪新激动不已，他对毛泽东说：
“现在很好，我在这里工作很安心，我们一定把郴州建设好!”
毛泽东走后，陈洪新等人到处打听“三绝碑”的踪迹，确实无人知晓。后来，陈洪新和单泽周带领地委一班人，终于在苏仙岭一片满是苔藓且为古藤荆棘覆盖的崖壁上，找到了字迹斑斑依稀可辨的“三绝碑”。他们修了一条可直达“三绝碑”的公路，建起护碑亭一座，重拓原迹，树碑一块，新铸秦观铜像，终于恢复了秦观寓居过的“郴州旅舍”原貌。被列为湖南省重点保护文物。
再说毛泽东的专列离开郴州境内后到了衡阳。
3月10日，专列从衡阳到株洲暂停，毛泽东会见地方干部后，驶往长沙。
3月11日晚8点，毛泽东在省委张平化、周惠、胡继宗和长沙市委书记孔安民陪同下，前往长沙汽车电器厂视察。
坐落在长沙烈士陵园旁边的汽车电器厂，热闹非凡，工人们兴冲冲地涌向厂门口，一层又一层地站在厂区大道两边，迎接毛泽东。突然，有人激动地喊道：
“来啦，毛主席来啦!”
毛泽东在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笑盈盈地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在厂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向厂区走去。
毛泽东来到金工车间门口，望了望门上的3个字，慢慢念道：“红旗门。”他赞许地点点头，走进了车间，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十分细心地观察着由冷墩机、铣槽机、搓丝机组成的螺钉生产自动线。厂领导向毛泽东汇报说：
“这是工人们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协同配合，奋战3天建成的我厂第一条生产自动线。”
毛泽东连声说：“好，好!”
他走到青年钳工刘孝安操作的钻床前，对自动退刀和进刀很感兴趣，只是感觉还需要工人用手送料，就说：
“这是半自动，应该全自动。”
毛泽东从金工车间来到冲压车间，他一边看着16吨的冲床在生产，一边听着有关改进这部冲床的汇报。如今这部冲床实现了自动喂料，工效提高了两倍。他说：
“很好，应该大搞。”
毛泽东看到冲床冲过电枢片的边角余料，一条条、一片片地散落在地上，就弯腰拾起一片，拿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问站在身边的厂长说：
“这些下脚余料还有用吗?”
厂长未加思索说道：
“没有用了。”
毛泽东说：
“不!应该还有用，至少可以回炉。”
他走进总装车间，看了工人们革新的自动线后，问工效提高了多少?厂领导说：提高20倍。他说：“好，很好!”
毛泽东走到一位参加劳动的女绘图员身边，微笑着问：
“你能锉，我也能锉吧?”
说着，他就接过锉刀，锉起感应线圈外壳来。
感应线圈小组一个青年工人想和毛泽东握握手，他发现自己手上沾满了油污，马上缩回了手。毛泽东见他如此，就立即把手伸过去，紧紧地握着他那劳动的双手。
毛泽东要走了，轿车就停在工具车间门口，可是，他坚持不上车，一直步行出厂，一边走，还一边不停地向工人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顺便来到了长沙烈士陵园，观看革命烈士生平展览。省公安厅厅长李强介绍说：
“烈士陵园记有76425位烈士的英名，第一位就是杨开慧烈士。”
毛泽东说：
“你记得这么清楚，谢谢你!”
李强介绍到郭亮烈士时，毛泽东说：
“我知道，他是一位年轻的烈士。”
是日夜晚，毛泽东应邀观看了湘剧团的演出。
3月12日，毛泽东的专列从长沙去江西。他一路巡视过去，在专列上住了3个晚上。
3月18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批示中写道：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1200字的颇具特色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是这样写的：
“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它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麻雀不要打了(提出消灭麻雀及停止消灭麻雀，毛泽东事先都征询过有关专家的意见——笔者注)，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可耻。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
3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内政和司法大臣乌帕德亚亚，中方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潘自力。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同印度有过一些别扭，不要紧，马上就会过去的。我们的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9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我们侵略你们尼泊尔没有?你们尼泊尔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可以订个边界协定，立上界桩，是不是这样?”
“我们同印度吵了1年架，但还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妻之间、兄弟之间都吵架。我们同你们，同缅甸、锡兰、柬埔寨没吵过。真正同我们吵得利害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它占着我们的台湾，还封我们一个‘侵略者’的称号，那我们也封它一个侵略者。我们从来没有侵占过美国一寸土地，檀香山和中国还隔着中途岛，日本我们也没有去侵占过，而美国却侵占着我们的台湾。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成了侵略者?
现在有个国家要同你们‘共同防御’我们，听说你们没有答应。对此我们很高兴。你说过，中印两国关系，由他们自行解决，你们不干涉。印度说我们侵略了你们，你曾发表声明说，没有侵略。”
“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人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代中央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10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已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
毛泽东还满怀着诗人般的激情写道：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他又在批示的最后写道：
“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关于中国在巴工农业展览的展馆深受欢迎的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目叫《关于反华问题》，他写道：
“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24亿3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1949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我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印发到人民公社党委一级，帮助全党干部在国际反华浪潮中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
3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6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中写道：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3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4月上海会议18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常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3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终于到了天津。自从离开广州后，他时行时停，历时15天，沿途与当地省市委负责人和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还有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上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有中南5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3天会，有华东6省1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1、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2、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3、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4、农村人民公社的5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5、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12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笔者注)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和畜牧业要并重。
6、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7、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8、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9、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10、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11、除四害。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给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
12、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13、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14、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15、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16、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17、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我在浙江只讲了15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17个问题。”
3月25日上午，扩大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17个问题。
这天下午，邓小平在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边听边议。关于人民公社的5个问题，毛泽东说：
“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辨证的了。”
关于农业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关于工业问题，讲到1960年钢材分配情况，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得感叹起来，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个一点。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那么多，很少。”
邓小平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他说：
“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它多行，搞托拉斯。”
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
邓小平接着说：
“在3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
“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
毛泽东说：
“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毛泽东说：
“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
毛泽东最后说：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10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
3月25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
“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960年春，中央军委在军委所在地北京三座门召开扩大会议。
这一天晚上，军委会议厅里灯火辉煌，戎装整齐的上百名各路将领，列队静候，等待着最高统帅的接见。
一辆黑色的“吉斯”小轿车，从中南海驶来，戛然停在会议厅门口。车门打开，毛泽东走下车来，迈着稳健的步子，步入会场。将军们见毛泽东来了，立刻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含着微笑，向战友们挥手致意。他悠然说道：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毛泽东环顾一周，指着孙毅说：
“你，姓孙!孙行者。”
孙毅，1904年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他在红军时期即蓄须，后来一直都留着胡子，据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特许。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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