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都下去搞些调
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你们要下去看看。
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话说在1960年底，一部分省份老百姓的艰难困苦生活已经让毛泽东寝食难安了，可就在此时，他身边也发生了一些让他不高兴的事儿，菊香书屋里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整风活动，由此，引起了后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重大变化。
这次小整风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据高智说，他知道的几件事有：
一名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书房打扫卫生时，他看见书架上有那么多的书，没有给毛泽东打招呼，就拿了1本回去看。毛泽东一生极珍视书籍，在战争年代什么都舍得丢，唯有书籍舍不得丢。这一次，他发现少了书，非常生气，就对这位工作人员发脾气说：
“不懂规矩!”
他又交代汪东兴说：
“不要他在这里干了。”
于是，这位工作人员被送到农场劳动去了。后来，毛泽东问起对这位工作人员的安排情况，当他得知被送到了农场劳动，很不满意，就说：
“他还是个娃娃么，怎么能这样搞呢?”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这位工作人员又被送到了空军，不久入了党，成为了一名部队干部。
还有一件事，叶子龙的老战友请他吃饭，他就常常带上高智等一些人去一道吃。这些事就成了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风。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人际关系。
鉴于这些情况，毛泽东找来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谈话说，他发现身边有老鼠，要求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清除老鼠，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于是，汪东兴就立即召开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开展了小整风活动。
在一次会议上，汪东兴指责一些人说：
“你们到了外地，到处要东西，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样做带来什么影响?”
他又转向高智说：
“高智，你是不是跟武汉的同志要了肥皂?”
高智见汪东兴点到了他的名字，就把事情的原委叙述了一遍。
原来，高智在上半年跟随毛泽东到武汉，听张管理员说厨房的肥皂不够用，就问武汉的负责人，能不能买一点肥皂?那时候供应非常紧张，武汉的负责人听高智这样说，就非常支持。张管理员从他们那里买来了肥皂后，对高智说，别的同志都买了，你不买点?于是，高智也就买了1条。
高智讲完了事情的经过，检讨说：
“向武汉的同志买肥皂时，我没想到政治影响……”
汪东兴依然不依不饶，他要高智提到高度上来认识错误。高智说，我再也提不到什么高度了。汪东兴就狠狠地批了高智一顿。
汪东兴和高智的矛盾，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原来，高智有一次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汪东兴来了，他说要看看毛泽东的文件，高智一口拒绝了。高智心里说：
“主席早有交代，这些文件连江青都不许看，主席批给她的文件她才敢看，不是批给她的她就不敢看。你是警卫局负责人，你怎么能随便看?”
可他嘴上却说：
“杨尚昆主任和叶子龙主任没有交代，我不能给你看。你要看，得有他们的批准。”
汪东兴闻言，一脸愠色，扭头就走了。此后，他俩的矛盾就越来越深，高智一忍再忍。现在，他终于忍不住了，就站起来指着汪东兴说：
“1条肥皂，我提到政治高度，你还叫我提高。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还有菜子油，你为什么送人?还给了我1斤菜子油，你这是啥意思?”
汪东兴见高智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儿，老羞成怒，就指责高智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高智也是又急又气，他大声说：
“你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这是胡说!”
两人争论的这件事起因是，有人起草了一个如何做好毛泽东的秘书、安全保卫工作的文件，征求高智的意见时，高智提出，可以把顺序改改，安全保卫一条放在最后。
汪东兴见高智不认账，就质问他说：
“你为什么提出把安全保卫放在最后，机要秘书为啥不放最后?”
高智也不示弱，他说：
“机要秘书是我的日常工作!”
在小整风中，像这样的争论尽管不少，但是争论归争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小整风之后，毛泽东根据大家谈出来的问题，经统计之后，从他自己的稿费中拿出近万(一说2万余元)元，派专人下去，从天津开始，然后是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一一退赔并道了歉。
此后不久，毛泽东就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到河南、江西调查研究，参加劳动。
再说1960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由罗荣桓出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很不高兴，他不让在报纸上公布这一消息。
后来，罗荣桓出任总政主任后，对林彪那一套学习毛著的提法不以为然。林彪由此耿耿于怀，他指使叶群放出谣言，说林彪在东北的功劳，分了一半给罗荣桓。罗荣桓就此对叶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2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有3项：1、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2、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这个会议一直开到1961年1月13日才结束。毛泽东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先后听取了5次汇报，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12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12月25日午时，毛泽东坐在床上看文件，他小声招呼卫士封耀松说：
“小封啊，我起来吧。”
封耀松就照顾他穿好衣服下了床，坐在沙发上。他望着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实际情况的报告，心情十分沉重，靠在沙发上点燃香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被一团弥漫的烟雾笼罩了。封耀松说：
“主席，我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
毛泽东摇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香烟，划燃火柴。他吸着烟，重新靠在沙发上，说：
“小封啊，你去把叶子龙、李银桥、高智、王敬先、林克和汪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的部分亲属和他身边的7个人，一起围在桌前吃饭。既没有酒，也没有肉，就是几样菜蔬，只是在菜里多放了一点油而已。毛泽东的筷子伸向菜盘，没有夹菜又放下了。他用目光扫视着众人，说：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
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总在上面浮着不好，要经常下去。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们要下去看看。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听者都无声地点着头，神情肃然。毛泽东问道：
“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叶子龙、李银桥表态说愿意下去。高智也说愿意下去。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李银桥，说：
“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地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叶子龙和李银桥说：
“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着封耀松，问道：
“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那好。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6人都下去，哪里最艰苦，就到那里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毛泽东接着讲了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故事，他说，人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不能成大事的。他又讲到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他的排挤，他说：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8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和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别人也吃不下去了，纷纷放下了筷子。
这天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为毛泽东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劝他喝下去，然后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悲凉地说：“全国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着啊!”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铅笔，又给叶子龙7人写了一封信，一共写了3页，他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7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6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讲，如何用药。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做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信阳报告1件，认真一阅。
毛泽东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8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这个时期，毛泽东一改他那豁达开朗的性格，变得寡言少语了。他身边的人，再也很难听到他那乐呵呵的笑声了。
叶子龙一行人临行前，毛泽东找林克谈话，他说：
“你们要过好3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你们下去的同志要组成临时党支部，你担任支部书记。”
林克考虑到在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也有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战士，为了便于做思想工作，他说：
“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书?”
毛泽东说：
“你是否怕承担责任呢?”
林克说：
“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看你行，就这样定了。”
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了13个人，林克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担任支书，由他担任副支书，毛泽东表示同意。行前，毛泽东还特意同13个人合影留念。
林克一行人到了河南，河南省委没有让他们到饿死了人的重灾区信阳专区，而是安排他们去了情况稍好一点的许昌专区。
这正是：老圃无芝民墨面，浮夸共产天下先。毛公忧民派“钦差”，竖子故技敢欺天。
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他插话说：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它财产等，凡是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4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意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一桌，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天傍晚，王鹤滨一家4口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此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毛泽东刚起床不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接待了王鹤滨一家人。
王敬先是一个个头瘦小的人，他的面部黝黑，有两只大眼睛，一看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告诉王鹤滨说：
“毛主席刚刚吃过晚饭，他说不陪你们了，叫你们吃好饭后，再去看他。”
王敬先说完，就去陪毛泽东到紫光阁参加辞旧迎新晚会。
李银桥领着王鹤滨一家来到小会客室里。王鹤滨不住地打量着已经改建过的房舍，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了双层玻璃，感觉不但宽敞多了，而且灯光也格外明亮。李银桥介绍说：
“修缮这些房屋时，没有经过主席同意，趁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才修缮了这所房屋。主席回来后，一见就大发脾气，拒绝在这新改建的房子里居住和办公。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住在了中南海游泳池附近的房子里，以示抗议。”
李银桥所说的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因在游泳池旁，人们就通称为“游泳池”。游泳池旁的房屋分室内室外2个，毛泽东就住在游泳池之侧的室内。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王鹤滨听着李银桥的叙述，回忆着毛泽东那极为简朴的住所和办公室的房子。那时，对毛泽东来说虽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他却一直喜欢那样的明清建筑物。
说话间厨师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李银桥把饭菜提了进来，他一边在餐桌上摆着饭菜，一边解释说：
“主席指示不要给他吃猪肉，等经济好转了再吃。所以，你们来了也没有准备猪肉给你们吃。你们可要吃饱啊!饭后，我带你们去看主席。”
说罢，他便走出了小会客室。王鹤滨感到咽喉有些梗塞了，他心想：毛主席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得太过分了，我们的国家再困难，也能有他吃的猪肉啊!王鹤滨吃着饭，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饭后，李银桥把王鹤滨一家带到了晚会的会场。这个会场是靠近中南海北门的一处不大的平房，在紫光阁的西侧，游泳池的北侧。由于会场比较小，所以参加的人员也不多。
毛泽东看到王鹤滨一家很高兴，和他们一一握手，还热情地邀请王鹤滨的爱人叶阿莉跳舞。一曲终了，毛泽东坐下来，招呼王鹤滨坐在他身边。他侧头看着王鹤滨，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比你在的时候还好吧!”
“很好!主席。”
王鹤滨说罢，打量着毛泽东：看上去他确实很健康，身体瘦了些，正合乎健康的要求，去掉些臃肿，显得精神了。毛泽东见王鹤滨高兴地观察着他，又满面春光地说：
“肉少吃了点，加上经常游泳，体重跌去了几公斤，但精神很好。”
王鹤滨也说：
“主席，游泳是个很好的体育活动，它能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到锻炼。”
毛泽东听了王鹤滨回答，也加重语气说：
“游泳对身体的益处很大。”
1961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他的卧室谈《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序文的修改问题。毛泽东说：
“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底的方向去做，这就前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能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吞吞，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必须从实际出发。”
“去年秋季，中央对情况不明，不了解，纠正得不彻底。这次会议如果在去年春天开就好了。我们做工作要有3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去年虽然开了几次会，但反映的问题不那么集中，情况不那么明了，决心不那么大，方法也不大对头。”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情况明决心大，解决问题的措施也比较有力。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后，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了在农村工作的具体政策，其主要是：
为减少货币投放和市场压力，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帐，要分作两步走，即在两年内完成。
1961年拿出10亿元，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62年提高棉花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国家拿出25亿元作为退赔补贴;允许适当发展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大集体下要有小自由。
社员的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12条紧急指示信“规定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贸易要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应放开农村集市贸易，不要过多地加以限制。
1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还听取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见到了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你只要认识问题，改了就好。”
舒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被撤职的。柯庆施在山东干部会议上宣布，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接任。舒同到千佛山休养。
舒同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后来，舒同于1963年被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八届九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制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此期间，陶铸见到了参加会议的黄克诚，他劝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一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后来，黄克诚思之再三，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列主义理论高度认识问题等等。
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庐山会议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社有企业，大办铁路。但怎么能大办?而这次会议上情况逐渐明了，决心逐渐大了。当然也有参差不齐。有的同志说，搞‘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这句话不好听，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我们是马列主义者。用平调的办法，建立社有、公有经济，这是剥夺农民。国有经济用不等价或降价收购农民的东西，也就是剥削了农民。”
毛泽东再次强调说：
“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央不少领导人都下到基层做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也纷纷到基层做调查研究。不久，县委的领导人也都下基层了。
欲知八届九中全会后各级领导调查研究的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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