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
的干部则不闻不问，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
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话说1963年2月11日，毛泽东委派田家英到故宫博物院借阅明清名人书画作品26件。
2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等负责人131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在前两年调整的基础上，再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抓阶级斗争、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开展社会教育运动的做法和经验。
原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视察和了解了11个省的情况，其中，只有湖南、河北两个省，结合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抓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宋任穷、刘建勋两人在报告中都作了检查，说他们在十中全会后没有抓阶级斗争。
会议印发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
这两个报告汇报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在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方面的四清经验。报告说，在县级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区、社两级干部中，有问题的人更多。报告还说，这些活动对于克服管理混乱、纠正部分基层干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兑现年终分配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根据湖南、河北两省总结的“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迅速消声匿迹”，“经过这场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的经验，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他要求各省市的领导要认真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干部和群众。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
2月19日，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
“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来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3年嘛。你看嘛，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4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
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
2月22日晚，在上海休养的江青，到上海红都剧场观看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在中场休息时，江青说：
“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不想惊动剧团，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
其实，江青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戏，那是哈尔滨京剧院在1958年新编的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她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还要好。
后来，江青找到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向他推荐了《红灯记》剧本，建议改编成京剧。林默涵看了剧本以后也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改编。
阿甲原名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他集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阿甲接到江青推荐的剧本后，与翁偶虹合作，共同改编剧本。
再说2月23日晚，正患感冒的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他的卧室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苏共21日来信问题。
尔后，毛泽东又在卧室里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伍修权。毛泽东首先回忆了1949年底到1950初他第一次访苏期间对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发火及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原因，而后说道：
“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目前中苏关系问题上，他对契尔沃尔科说：
“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毛泽东针对苏共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反问道：
“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
他指指周恩来说：
“就是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4月7日回你们2月22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的，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
一连5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43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43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国际会议做准备一事，毛泽东建议说：
“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26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
2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当刘少奇说到苏共中央2月21日的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插话说：
“实际上是因为20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代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这可真是：斯言至今亦惊人，十年之后便成真。美酋朝圣传佳话，毛公谈笑能攻心。
再说刘少奇在会议上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插话说：
“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插话说：
“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2月27日，根据毛泽东在23日晚会见契尔沃尔科时的谈话内容，《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社论中指出了中苏之间的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2月28日，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等文件，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从5号算起，开了24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我们的4篇文章，苏联又是4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3天，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接下来，毛泽东讲到了国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跑了那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湖南，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了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5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
毛泽东问王延春：
“只要5个晚上，是不是这样?”
王延春说：
“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
毛泽东接着说：
“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1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团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物资部门和文教单位(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进行“五反”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的基层逐步展开，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开始了试点工作。
3月1日至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4天连载，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的建议，连载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文章分为8个部分，计11万字。毛泽东在2月间曾对该文进行过多次修改。
早在2月3日，陈伯达将文章的前3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原题目《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在引言中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他还在引言部分的“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语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2月1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修改后的引言清样中，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道：
“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2月17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第8部分初稿上加写了一大段话，不指名地揭露赫鲁晓夫等人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
2月18日，毛泽东对第8部分再做修改，他将这部分的小标题改为《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又用3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2月20日，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8部分，他在批语中写出了少有的满意评价：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毛泽东改文章如此认真，如此严谨，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可是，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网络上却传出了毛著中多数文章是他人代为捉刀的弥天大谎。这正是：
毛公为人改文章，煌煌史书多昭彰。后世有个卖国贼，名叫罗冰早逃亡;
曾言乔木为枪手，代为毛公著篇章。小子只知美元好，信口雌黄吠日光。
再说1963年3月5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苏两党会谈问题的意见，他说：
“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
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的一位班长。他1939年12月30日出生，1959年参军，同年入党。雷锋苦练军事技术.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决心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1960年，王良太下部队调查研究，发现雷锋的先进事迹，就亲自布置培养和搞好雷锋事迹的宣传工作，他还亲自多次找雷锋谈话进行教育培养。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他生前曾多次立功受奖，为表彰他的先进事迹，国防部于1963年1月7日批准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雷锋班”称号。1963年2月23日，共青团中央追认雷锋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3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诺昂.阿马佐纳斯，他向阿马佐纳斯详细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人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意义。他还说：
“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这就是中共中央在第一轮论战中发表的第7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
中共中央在发表的7篇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既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公开点名批评，而且还同意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2月21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并宣布从3月9日起，暂停发表论战文章。
3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一定有些可以当教员的。真的，这不是假话，没有100年到1000年都当学生的道理。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民族的大小。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
3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份材料原来的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在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便将题目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化部党组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写道：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害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
此前，江青曾经看过这份报告，她说：
“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1963年4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详细地阐述了他们的一系列观点，并建议以此信中的观点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起草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稿，全面阐述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1963年4月一个周末(可能是3日)的晚上，空政歌舞团小学员孟锦云第1次来到中南海“春藕斋”的舞厅，和文工团团员们一起陪首长们跳舞。
10点钟，毛泽东来到了舞厅。孟锦云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有机会陪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问：
“你是新来的?”
孟锦云说：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那里人呀?”
“我是武汉人。”
毛泽东笑着说：
“噢，武汉人，你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么?”
孟锦云避开毛泽东的话头，问：
“嗳，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黄鹤楼?”毛泽东也不正面说他去没去过黄鹤楼，而是吟诵道：“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当毛泽东了解到孟锦云正在学舞蹈时，就问她：
“练功累不累?”
孟锦云说：
“开始练功，累得我真不想再学舞蹈了。您知道，夏天不用说，就是冬天，练功流的汗能把衣服湿透了。”
毛泽东说：
“噢，流那么多汗，可得多喝点糖水，不然可损害身体。”
孟锦云“咳”了一声，说：
“舞蹈是一门残酷的艺术，怕苦怎么行。”
毛泽东说：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流泪’。旧戏班子有这么句话，你知道吗?看来，你们也是这样。”
曾经多次陪同毛泽东跳舞的舞蹈演员邢韵声，有一次看到生活俭朴的毛泽东连一块像样的手表也没有，就将自己的一块新表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小邢呐，你是个大方人，我也不能小气喲。”
他说着从桌上拿起一叠练笔的书稿，说：
“这首《七律.长征》就送给你吧。”
邢韵声欢天喜地的接过毛泽东的诗稿，小心翼翼地放进裙子口袋里，由于口袋太小，诗稿有一截露在外面。毛泽东一看，说：
“噢，这样不行。”
他又拿过诗稿，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诗稿包了起来，再递给邢韵声，说：
“要放好，不要让人家看见。我是作为朋友送你的。大家都没有，你有，人家会嫉妒的。”
后来。毛泽东在客厅里几次请孟锦云、邢韵声一些人吃饭，他在席间总会说一些笑话：
“你们多吃点。人家说：‘人是铁，饭是钢’，我认为，‘人是铁，烟是钢，1次不抽闷得慌’，饭可以不吃，烟可不能不抽噢。”
4月4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起草中共对苏共复信的问题。
钓鱼台的“秀才班子”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的观点。草稿写出后，被毛泽东否定了。他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他说：
“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张燮林和庄则栋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风格截然不同：庄则栋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擅长防守，号称“攻不破的长城”。
4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多次主持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有王力、范若愚参加的写作小组重新起草的对苏共的复信稿，参加讨论的有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
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讨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稿。
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个有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此前，毛泽东已经收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书记们写的20件报告，他看完以后，觉得对农村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摸清了。
毛泽东指定由彭真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文件;后来让陈伯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文件定名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对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4月10日的报告和河南刘建勋4月15日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份，河南省委报告一份，都可供各地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2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2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20几天时间，就训练了15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150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它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8日。
5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来自友好国家、友好政府的代表团，欢迎你们。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独立的或没有独立正在斗争中的人民。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非洲有多少人口?两亿吧!还有拉丁美洲两亿人口、亚洲十几亿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你们也不是孤立的。你们来中国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是十分欢迎你们的。
你们的党(几内亚民主党——笔者注)是很好的党，是一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纲领的党，领导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党。我们感到同你们是很接近的，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们不捣我们的鬼，我们也不捣你们的鬼。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
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经江青和上海的柯庆施组织、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执笔撰写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了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所写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5月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草稿提出了一些指导性修改意见，又提出了一些有关“四清”、“五反”方面的意见;尔后和大家一起进餐。
毛泽东把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上的反修斗争同时展开，精神上是异常亢奋的，所以他举杯祝酒说：
“让我们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他接着又说：
“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5月8日，毛泽东向与会者印发了湖南的报告;又向全党推荐了河南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和湖北《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以及湖南《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个材料，他在批语中写道：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彭真汇报了他们前一天晚上讨论的情况，说文件没有写好，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
“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
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
“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7个材料我都看了。”
彭真汇报说，对阶级斗争的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深入。毛泽东说：
“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里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有人说，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有人说到整党问题，毛泽东说：
“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毛泽东又说：
“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
5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是要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还想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就征求将要离去的各中央局书记的意见，他说：
“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
大家都说愿意留下来等周恩来。接下来的几天，大家主要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稿。
5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为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一个1300多字的“浙江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其中写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做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5月10日、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先后在4个改写稿上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其中在《决定》草案的第10条里加写了一句名言：“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又将他撰写的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放在《决定》草案的前边。他写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5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一次谈话中说到了柳宗元，他说：
“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与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10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5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
周恩来对《决定》草案中所讲到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提法提出了疑问，他说：
“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李井泉建议说：
“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
毛泽东说：
“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问：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
毛泽东说：
“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5月12日一清早，毛泽东又召集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他说：
“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后来在5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此时，毛泽东又全力投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的复信。
在5月19日稿上，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在关于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问题上，他写道：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
毛泽东将这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最后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此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从5月下旬起，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征求他们对复信稿的意见。同时，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对复信稿讨论几天。
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杭州会议制订的“前十条”，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批分期地有步骤地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进行新“五反”运动，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开展。
5月26日，毛泽东给张干写了一封亲笔信。
1963年5月间，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被调到核工业部，任政治部组织部长。
1963年6月1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起草对苏共复信稿的经过，他说：
“这个文件，原来21条，后来一改，变成22条，23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3段，成了25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6月10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复信稿，并决定将署为6月14日的复信稿于6月15日交给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进行广播。
6月15日，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毛泽东指导、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当面交给了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
这个《建议》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有不少地方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原话。《建议》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6月17日，中国国内各主要报刊全文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建议，指责复信中“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6月19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18日的声明。
这天晚上，毛泽东决定将苏共声明于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写道：
“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6月25日、28日、29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有关问题。
6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将要发表的声明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196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将于7月5日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声明还责成中共代表团要坚持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7月4日，苏共中央针对中共中央7月1日的声明，再次发表声明，公布了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还表示要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意见。
7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一个简短、但措词强硬的声明。
7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7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配合两党会谈，由《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拟定题目的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7月14日，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出人意料地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逐条辩驳，并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就不可避免地挑起了两党之间新一轮的公开论战。苏共中央的这一封《公开信》，是由几个人分头在一天一夜之中，草草写出来的。所以，《公开信》中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成体统。这就为后来中共中央对其批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决定，中共要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将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并再一次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让群众去分辨;他说：
“什么叫孤立?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孤立。”
毛泽东在审阅声明稿时，加上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广播苏共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称苏共的这一封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
7月19日，中共中央以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说：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
这一天，中共方面的邓小平奉命向苏方的苏斯洛夫提出两党会谈暂时休会的建议。
7月20日，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双方决定休会。双方在两党会谈的公报中宣布说：“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一个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
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北京西郊机场上红旗如海，锣鼓喧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及首都各界5000人迎接中共代表团归国。毛泽东夸奖邓小平“反修有功”。他还说：
“目前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成员开议，讨论如何全面开展批驳苏共中央公开信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写文章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其他负责人转到抓工业方面去。
后来从9月6日开始，一直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经过中共中央常委讨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称“九评”。这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条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详情容后细述。
7月25日，美、英、苏3国代表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原来，在苏共与中共两党会谈的同时，从7月15日开始，苏联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与美英两国政府代表也举行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个条约很自然地使人想到了苏联要和美英勾结在一起，企图垄断核武器，阻止正在研究核装置的中国拥有核武器。
7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一连3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经毛泽东审定的一个声明，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应该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这正是：叛徒色厉内荏，阴计频施，造谣耍奸假马列;
领袖正气浩然，寸步不让，有理有节真英雄。
就在毛泽东全身心地指挥一班子人马进行反修反帝的时候，在他的家里也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原来在1963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用一辆平板车，拉着一家3口的全部家当，搬出生活了14年的爸爸的家，开始了他们的独立生活。毛泽东说，他以后每个月要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30元钱，资助女儿、女婿。
李敏和孔令华的儿子是去年出生的，毛泽东和孔从洲为给孙子起名，还都费了一番心思。毛泽东提出了几个原则：一是虎、豹、彪，二是杨、柳、松，三是牛、马、羊，一律不用。可以用马、恩、列、斯名字中的字，但不许用毛泽东名字中的字。孔从洲说，用马字不好排字，用恩字与他人有重，列、斯又都不适合人们的习惯，就用列宁的“宁”字吧。毛泽东知道了亲家的意思后，就说：“好，就叫他长大继承我们的事业吧。这叫后继有人，就叫孔继宁吧!”
李敏离开爸爸的家以后，开始自己动手做饭，米饭焖不好，不是米多水少夹生了，就是米少水多成了粥。蒸馒头更是个大问题。后来，他们就干脆到食堂买主食，自己在家做一点菜。
李敏在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去看爸爸，她在爸爸的卧室门口见到了爸爸。叫了一声“爸爸!”，就扑进了爸爸的怀里。毛泽东也紧紧地搂着女儿，用温厚的大手抚摩着女儿的肩头，说：
“娇娃，爸爸想你呀!”
“爸爸，我也想您，想您……”
李敏坐在爸爸身边，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她知道爸爸不喜欢爱哭爱掉泪的孩子。毛泽东望着女儿的脸，又摸摸女儿的手，许久不说一句话。后来，毛泽东问起女儿的衣食住行，李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爸。当她说起做饭的情形，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笑了，他说：
“我的娇娃可比你妈妈当年有水平，没得出洋相哟!”
接着，毛泽东就给女儿讲起了她母亲贺子珍1929年6月在龙岩北山，如何将燕窝连毛一块儿煮了招待朱德的故事。逗得李敏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敏再一次回到中南海时，毛泽东高兴地望着女儿笑，上下打量着她。
“坐。坐。”
毛泽东让着女儿。李敏边坐边问道：
“您看什么呀?”
“看看我的娇娃长大了没有?看看我的娇娃长本事了没有?”
毛泽东依然笑着。李敏也挺高兴地报告爸爸说：
“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炒菜。”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靠我不行。靠自己的双手什么都能办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说罢，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在建军节这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
早在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驻守上海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8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官兵学习“好八连”。
毛泽东看到“好八连”的事迹后，非常高兴，他挥笔写下了《八连颂》，其词云：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8月上旬，河北省中部开始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海河流域不少河流堤防相继漫溢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数百里以内一片汪洋。这场洪水使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
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派出副总理李先念，到灾情最严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农村了解情况，增调粮食，保证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毛泽东在此后的7个月里，先后3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毛泽东问得很详细，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样?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人口有多少?
毛泽东还指示说：你们要做好宣传工作，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表扬一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运粮、运煤、运菜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
8月7日，毛泽东会见了留法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和肯尼亚作家代表团及其它非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在非洲、亚洲和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
他向非洲朋友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接着说道：
“可以证明，人民革命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是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正义斗争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主持。”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它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30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10%。我深信，在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8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8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一边，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8月30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了阿尔及利亚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外交、新闻委员会委员马格拉威.穆罕默德率领的新闻代表团。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的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
“可以证明，人民的革命是能够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亚非来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何等作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一卷中已经叙述了毛泽东在少年时期以及他在和湖南一师的同学、朋友们组织新民学会时，就已经把“改造世界”、“改造中国”作为他的奋斗目标了。只是由于当时他自身条件的限制，后来才不得不把“改造中国”放在了第一位。自那以后，毛泽东就开始了他31年的改造中国和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及战争的漫长征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在经过了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和积极探索，把一个一穷二白、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之后，毛泽东一方面致力于国内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一方面继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之后，继续以其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把注意力放在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他的革命目标之明确、之持久、之顽强，是中国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如何一位领导人都无法比拟的。
由于中国人有数千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古训，所以许多人对于毛泽东一生中援助、甚至是无偿援助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解放事业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也难怪至今还有一些人把雷锋一类的人物看做是“傻子”了。请看一看马克思、列宁的传记吧，他们在穷困潦倒、放逐奔波之际，何尝不是想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呢?人类的思想品质应当是不断进化的，而不应当是退化的。如果世界上的人们都来个人人为己，各扫门前雪，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倘若再有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助纣为虐、欺凌弱小，那岂不是与中国老百姓所说的“人爱唱旦的，狗咬讨饭的”一般无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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