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出色的宣传家。在战争年代，他强调枪杆子和笔杆子的重要作用，运用文武两条线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和精力继续关心新闻宣传工作，对通讯社、党报、广播电视等新闻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他的一些指示、批示、讲话和谈话的精神，对于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要求新华社尽快建设成为世界性通讯社
新华社是毛泽东从战争年代就非常重视的新闻宣传机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毛泽东一生对新华社的指示、批示很多，但“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句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它对把新华社建设成世界性通讯社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从战争年代的中共中央机关通讯社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根据中央的要求，新华社在组织上和报道工作上进行了重大变革和调整，实现了向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转变，同时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950年到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华社首次派出大批记者出国采访报道，向全世界传播了在战场上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及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形;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以新华社记者为主要成员的庞大的中国记者团，充分报道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卓越形象和外交魅力;1955年的万隆会议，新华社记者在中国记者团中继续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沈建图等3名记者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中为国捐躯。此外，从1947年5月至1955年10月，新华社已在海外先后建立了香港、伦敦、布拉格、平壤、柏林、莫斯科、新德里、河内、雅加达、华沙等分社和驻外机构。
1955年秋冬，毛泽东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作出指示说：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没有管?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常被要求列席政治局会议等重要会议，毛泽东关于“把地球管起来”的指示就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的。吴冷西曾回忆说：“毛主席提出的‘把地球管起来’，就是要新华社迅速地、充分地把世界各国的情况收集回来，把中国的情况传播出去，就是要求新华社担当起中央的耳目喉舌，从国内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尽快建设成为世界性通讯社。”
毛泽东对于把新华社建设成世界性通讯社的关切之情，还可以从更早一些的事情中看出端倪。
1949年12月至1950年春，毛泽东首次对苏联进行访问，当时新华社在苏联尚未设立分社，中央也没有指示新华社派记者随行采访报道，新华社主要根据塔斯社消息，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进行报道。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新华社每天都给他发去参考材料以供参阅。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答塔斯社记者问》，并嘱新华社照塔斯社稿译发。毛泽东回国后不久，新华社即在莫斯科建立了分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分社。
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样，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他不仅对朝鲜战场的新闻报道多有具体指示，并且亲自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一些稿件。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提出“关于朝鲜消息，塔斯社的一些不关重要的电讯不应转发，新华社应自己派人去采访发电，或在北京根据内部情况自己写电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新华社先后派出50余名记者、编辑前往朝鲜采访，并组建了新华社在国外的第一个总分社——志愿军总分社。
在毛泽东提出要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指示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相继对发展新华社国外事业、建设世界性通讯社问题作出指示。为此，新华社制定了《关于新华社工作中几个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提出了把新华社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讯社之一的具体目标和步骤。接着，新华社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向建成有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段时间，新华社各项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国外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至1965年年底，新华社驻外分社的总数已达51个，并在18个国家聘请了外籍报道员。很多新华社记者走出国门，走上外交和国际新闻报道第一线，在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毛泽东非常重视驻外记者发回的报道，他曾亲自接见新华社驻联邦德国记者王殊，对记者在国外的工作提出表扬。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新华社的参考报道，他经常阅读反映国内情况的《内部参考》，以及主要摘登外电、外报材料的《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等参考刊物，并有很多批示和指示。遇有重大国际事件时，新华社常专门组织人力翻译有关参考材料和重要消息，打出清样及时送中央领导参阅。
1953年1月，毛泽东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征求意见表上填写意见时写道：“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他对《内部参考》等刊物反映的很多问题都给予了具体批示和指示，促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
1957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参考消息》的编辑方针和发行工作。他说：“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参考消息》要总结一下，再行扩大，变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参考消息》先后几次扩大发行，发行量从2000份扩大到几十万份，最后发展到数百万份，成为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1958年毛泽东就《参考资料》在炮击金门报道的编排和标题方面未能跟上形势、领会中央战略意图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参考资料》编辑方针提出了重要意见。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列席了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还派秘书林克来新华社传达他对《参考资料》的指示。围绕毛泽东的批评和指示，新华社向中宣部递交了报告，决定进一步加强《参考资料》编辑工作，并在原翻译部的基础上成立参考资料编辑部。参编部成立后，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发挥参谋作用，参考材料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与增长。
强调以“政治家办报”的精神办好党报
《人民日报》是诞生在战火中的党中央机关报，这个响亮的名字就是由毛泽东确定的，他亲自题写的报名至今仍在使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完成了对旧中国新闻事业清理整顿和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形成了以《人民日报》为首并以共产党机关报为核心的多种报纸并存的报业结构。1959年6月，中央拟调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同时仍兼新华社社长，毛泽东在跟吴冷西谈话时强调了“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报纸工作最重要的指示之一。
1956年到1957年间，毛泽东曾对《人民日报》的反冒进宣传和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的宣传提出严厉批评，在报社掀起了一场风暴。从吴冷西等同志的相关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讲要政治家办报而不是书生办报，主要意思是指办报要多谋善断，不能多谋寡断，也不能多端寡要，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抓住问题的要害。毛泽东对党报工作，特别是对《人民日报》社论非常重视，常亲自给予指导和批评，虽然历史证明有些不一定都正确，但关于如何办好报纸的一些意见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毛泽东曾对吴冷西说：“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毛泽东经常看报纸上的消息和社论，碰到认为写得好的文章就批示由新华社广播、发各地登载或由《人民日报》转载。除亲自撰写一些新闻和社论外，他还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审阅、修改了大量重要稿件，对于如何做好新闻报道、组织刊发哪些重点文章也多有具体批示和意见。他甚至希望辞去国家主席后，能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给《人民日报》写点儿文章。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和吴冷西的谈话中讲到组织大家写评论的问题，其中也谈到了关于报纸评论的写法，他说：“现在大家对报纸的反映比较好，报纸有进步，新闻、评论都有进步，但还要改进，不要满足。评论大家写，各版包干是好办法。总编辑是统帅，要组织大家写，少数人写不行。组织形式，这种‘生产关系’有没有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研究。各部门，各版可以竞赛。写评论要结合情况和政治形势。转变要快。写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政论应该像政论，但并不排斥抒情。”
1958年9月，毛泽东又和吴冷西谈到新闻评论的写作问题，他说：“你们办报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要下马看花，不要老是走马观花。办报要听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有所谓而发。《大公报》张季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总编辑的应当学习。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但别人好的经验也要学过来。”毛泽东还对报纸的国际评论发表看法说：“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现在对国际问题的意见，有些是感想式的。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
毛泽东还建议地方党政领导多参与当地党报工作。1957年7月他曾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1958年1月他在写给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的信中谈到办好省报问题，说：“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毛泽东提倡新闻工常到地方调研，他在与吴冷西谈到报社工作时说：“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同省委关系要搞好。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一样，都应该向地方学习。”1958年10月，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到基层调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情况。吴冷西把了解到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报纸的理论工作，他说：“《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文章，要学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加强了学术宣传工作，并开辟了《学术研究》专刊，组织了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
重视人民广播和电视事业的发展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是毛泽东1965年9月15日写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题词，也是新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于延安时期，在战火烽烟的考验下不断成长壮大，曾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新华总社口头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并领导全国广播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各大行政区、省和直辖市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广播领导机构，广播事业全部实现国营，并建起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广播电台网。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对于广播报道、建立和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加强广播的电力、确保电台安全播音等，曾作过多次指示。
毛泽东不但要求各级党委要经常把党的宣传方针告诉广播工作人员，他还经常批示将报刊上的好文章及时加以广播，同时又要求报刊及时刊登广播中的好文章，以扩大宣传效果。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阅读、浏览中央报刊时，发现对当前工作有指导价值和普遍意义的消息和文章，经常写信或电话通知胡乔木要求加以广播或要求报纸选登电台的好文章。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谈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时，提出要把“发展农村广播网”列入文化教育规划之内。同年12月底，毛泽东在《征询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把建立有线广播网列为第16条，内容为：“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此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十七条”进行了多次补充和修改，逐步形成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40条，其中的内容包括“从1956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大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以便预防水、旱、风、冻等自然灾害。”经过10多年的建设，1975年时全国农村有92.7%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70%的农户安了广播喇叭，基本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要求。
毛泽东深知广播的重要性，曾再三强调要做好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以确保安全播音。1962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时，曾用手指着正在城楼上转播游行实况的播音员对周恩来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他还以一些国家发生政变都要先夺取广播电台为例，强调指出：广播电台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要重视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同年12月，毛泽东指出：广播电台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各就各位，坚守岗位，正常工作，安全播音。此后，他还多次指示：“广播不能中断，打起仗来不能没有声音了。要准备大打起来，大城市被轰炸，也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毛泽东还对创办电视事业和发展对外广播给予了支持和重视。据曾经担任过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回忆，1954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关于发展文教工作的汇报时就提出要办电视和发展对外广播。
1955年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提出在北京建立电视台的计划。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于1958年5月1日开始试播，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为了让毛泽东能看到电视节目，北京电视台派人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住处，为他安装了一台天津制造的我国第一批生产的“北京牌”17英寸的电视机。1964年12月，毛泽东应邀为北京电视台题写了台标。毛泽东还曾对彩色电视播出、办好少年儿童节目等作出指示。
毛泽东十分关心对外广播事业的发展，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多次询问外国能不能听到我国的对外广播，播音的外语水平怎么样?他在阅读广播工作的简报时，对国外听众来信反映的情况也很注意。
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观点论述
1957年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谈了新闻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之后，他又于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毛泽东在这两次讲话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对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些主要观点。
毛泽东主张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反对教条主义。他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他指出：“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道一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它是想做生意，所以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说：“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毛泽东还在讲话中对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报纸的专业性、新闻的短和软、报纸如何开展批评、新闻的快与慢、如何避免片面性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精神对于当时全国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体来说，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很多论述有其积极和进步的意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中也包含有“左”的方面的内容，给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想泛滥，整个中国陷入严重混乱之中，新闻宣传方面虽然不是没有抵制，但在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掌控和干扰下，总的走向也是亦步亦趋，客观上起到为“左”的错误推波助澜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毛泽东对此也是负有责任的。
回首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有令人欣喜、振奋的成就和经验，也有令人难忘的、必须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的思想和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也影响了一些新闻人的前途命运。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包含着带有时代特色的诸多内容，亟须加以客观分析总结，以更好地推进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编辑黄艳)
(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副主任，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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