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
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话说1966年5月16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反复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对文化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运动的步骤、政策等各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毛泽东在审定修改《通知》的过程中，写上了至关重要的几段话，他写道：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艺术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中共中央同时还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李作鹏在几十年后回忆说：“1966年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那上面所点的揭发者，才是真正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中共中央在批转的报告上加了按语，按语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这个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同志的4个主要发言，罗瑞卿3月12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我所说的这些，才是给罗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
5月16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戚本禹在文章中有一段批判廖沫沙的文字，他写道：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骨的话 ‘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社会上散发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批判过?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譃”》，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诬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诬蔑，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1963年5月6日，梁壁辉(即俞铭潢)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上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强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假洋鬼子、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毛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人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权来改变，靠夺权来巩固，靠夺权来发展。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他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这几个月中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61次政变，搞成了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
“从我国历史上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3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4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
“这些历史上的发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便被赫鲁晓夫颠覆了。”
“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来，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非这两杆子不可，所以，值得我们注意。”“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彪还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
林彪的讲话被批准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中央在文件中称林彪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还赞扬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5月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和戚本禹来到中南海田家英家中，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说：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3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由戚本禹同志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问：
“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安子文说：
“统统交!”
戚本禹问田家英：
“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哪里吗?”
田家英说：没有。接下来，田家英开始向戚本禹交接，戚本禹一样一样做着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边看着。5点多，安子文、王力先走了。田家英和戚本禹一直到天黑才交接完毕。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永福堂”住宅图书室里两排书架之间上吊自杀身亡，结束了他44岁的生命。他留下的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5月23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说：
“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此前，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刘少奇还宣布：
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职务。
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
这次会议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然后由康生飞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
江青特意走到彭真面前，一本正经地问道：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这可是你自己跳出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啊。不过，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解决，不留下任何隐患。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认认真真地交代问题，把炮制“二月提纲”的过程写清楚。”
彭真在此时此刻虽然不能反唇相讥，却是满腔仇恨，把江青说的每一个字都铭刻在心里。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对李雪峰说：
“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说明中写道：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其妻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与中央唱对台戏;反对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态度与彭真相一致。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再说康生到杭州汇报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问题的讨论情况，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10条，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也插了许多话。
康生立即飞回北京，把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刘少奇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这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综合在一起，由王力执笔写成一篇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其内容依然分为10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里，有许多精彩的段落都是源自毛泽东的话。仅摘录两段如下：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此后，社会上出现了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口号。
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1937年投奔延安)、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教师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杨克明、李醒尘7人，因对北京市委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等人传达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在校内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大字报中写道：
北京大学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革命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大字报中列举了北京大学党委一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认为他们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负隅顽抗、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大字报中提出：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
这张大字报刚刚贴出来，北京大学党委对聂元梓7人立即组织了反击，半天之内，北京大学学生和教师在全校贴出了1500张大字报与之辩论，声势之大反应之强烈，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他的夫人曹轶欧亲自去看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曹轶欧来到北京大学，让她的秘书把这张大字报抄了回去。康生和陈伯达看了聂元梓7人大字报后，认为这张大字报是符合中央精神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给予支持。
5月25日晚上，陈伯达和康生分别给李雪峰打电话，让他去北京大学处理一下围绕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所出现的争论问题。李雪峰说：
“我去不好吧，我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还没有向群众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
陈伯达说：
“你应该去，去了给大家讲一讲嘛!”
于是，李雪峰就带了十几个华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点左右赶到了北大。他们一到学校，就被师生们团团围住了。李雪峰召开了师生大会，他在会上说：
“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大字报无论如何不能上街，这样影响很不好。你们可以在饭厅门口搭个棚子专门贴大字报嘛。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行的!”
5月26日，刘少奇主持的历时23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毛泽东事先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宣告闭幕。
此后，康生、陈伯达乘飞机抵达杭州，将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
他们又把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和北京大学的情形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康生、陈伯达回到北京，向刘少奇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对聂元梓7人大字报的评价和指示。
事后，刘少奇问李雪峰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他感到很突然，就说：
“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还有什么可讲的?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会把这张大字报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耽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如果全国都这么折腾，实际上就是天下大乱。”
刘少奇激动地说：
“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于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 王任重 刘志坚 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 尹达 王力 关锋 戚本禹 穆欣 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4大区参加的成员(4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此时，毛泽东的亲人们都离开了中南海菊香书屋：前边已经讲过，李敏和丈夫孔令华早已在1963年搬出了中南海居住。毛岸青仍然住在医院，他的爱人邵华在北京大学学习。两个年龄最小的李讷和毛远新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革命工作。
李讷是在1965年夏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化名萧力，吃住都在报社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讷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成为报社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她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出入各名牌大学，把摸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泽东汇报。
毛远新是在1965年夏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防空导弹3营1连当兵。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他按照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母校参加运动的规定，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江青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后不久，年近53岁的她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了。
绿树浓荫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钓鱼台因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1958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10周年10大建筑之一。国宾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50年代末开始，讨伐修正主义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着几座办公楼。
江青在11号楼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墙壁上挂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她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去中南海见一见毛泽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欲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后来的运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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