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
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话说1966年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第3次接见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了话，他说：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学们，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9月16日，康生看了刘少奇所写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及毛泽东的批示，立即就刘少奇揭发他和中央曾经同意在北京监狱中那些被关押者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绝密的信件，他写道：
“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这就叫：借石打鸟，鸟飞蛋打;见招拆招，一剑封喉。
再说9月19日，毛泽东召见了贺龙，就吴法宪揭发他那封信一事，告诉贺龙说：
“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可是没多久，林彪一伙又煽动人到处张贴“打倒贺龙”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抄了贺龙的家。
有一次，林彪当面对贺龙说：
“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根本不买林彪的帐，回敬道：
“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周恩来为保护贺龙，把他转移到京西山区一个秘密地方居住，让贺龙在这里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究竟谁来接呢?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40年的革命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最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二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有了毛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第4次接见了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张治中、李宗仁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前文已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防止李宗仁受到冲击，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将李宗仁保护起来，送到解放军一家医院疗养。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林彪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开始检红卫兵队伍。
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他们俩人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毛泽东问张治中说：
“红卫兵到你家去了没有?”
张治中说：
“去了。”
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张治中刚从北戴河回到家不到两小时，一群红卫兵就到了他家里，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地不知搜寻什么。张治中质问领头的红卫兵：
“你们凭什么来抄家?”
那红卫兵头目气势汹汹地反问道：
“你是什么人?敢来阻拦?”
张治中也没好气地回答：
“我是什么人，你们去问毛主席去好了。”
那人一听此话，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只好说：
“你等着瞧。”
马上带着人撤走了，一连好久再没见什么动静。后来，张治中才知道，是毛泽东让周恩来采取了保护民主人士的措施;周恩来还让民主人士家里的工作人员，也带上红卫兵袖章，以防来人滋事。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叙述，惊讶地对张治中说道：
“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吗?”
张治中听了毛泽东的话，心里很高兴。回到家里，他把这次谈话津津乐道地讲给大家听。
再说在天安门城楼上，阿沛.阿旺晋美没有想到毛泽东要见他。阿沛.阿旺晋美是由周恩来于9月29日派飞机接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毛泽东问他说：
“你的身体怎么样?”
阿沛.阿旺晋美身边没有带翻译，他还听不大懂汉语。所以，就未能和毛泽东过多交谈。
尔后，毛泽东挽着李宗仁走进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按着他的肩膀坐在沙发的上位，李宗仁推辞说：
“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上位呢!”
毛泽东说：
“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上位。”
他点燃了一支烟，一边喝茶，一边谈起了文化大革命，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还需要加强。”
毛泽东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继续检阅红卫兵队伍。几位记者走了上来，毛泽东紧紧握着李宗仁的手，让摄影师拍照留念。他对李宗仁说：
“请你多保重身体，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的。”
是日晚，天安门前举行了焰火晚会。毛泽东指着广场上的学生，对在他身边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说：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做对。”
天已经很晚了，在天安门上的大部分人都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成员们。毛泽东对大家说：
“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最后一句话，使大家吃了一惊。毛泽东提议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社论中写道：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这篇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在回忆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的背景和过程时说：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66年8月到9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焰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是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
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中央在转发的批语中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10月5日这一天，叶剑英在全军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中央最近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1928年起经过38年的观察(林彪同志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他在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中，特别是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是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岁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目前，他是最优秀、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10月7日，毛泽东的二姑家表侄贺凤生再次来到北京，要见毛泽东。贺凤生已经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毛泽东接见贺凤生时，贺凤生气鼓鼓地头一句话就问：
“主席，听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亲自点燃的?”
“怎么啦?”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
“下面又在骂娘呢。过去是土豪劣绅戴高帽子，如今我这个叫花子出身的贫雇农，也搞了顶高帽子戴到脑壳上了。”
贺凤生一口气说完，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笑了，说：
“你贺凤生还是那样可爱。”
贺凤生说：
“如今硬是乱套了，县委书记看芦苇，吊儿郎当的当司令，你晓得不?”
贺凤生把农村都在背语录、做宝书台、买毛泽东石膏像、大量文物被破坏的情况，一一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说：
“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党政，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就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
毛泽东叹了口气，又感慨地说：
“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没有敢向我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你贺凤生比60年那次来又进步多了。”
贺凤生说：
“我回去以后该干什么呢?”
毛泽东说：
“你要多学习，要多读书，多为党的事业担重担。”
贺凤生说：
“我一定要多学习，多读毛主席的书。”
“你也学会了拍马屁。不是多读我的书，要多读马列的书。”毛泽东风趣地说：“我看，你还要当几年支部书记。”
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后来，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10月13日，毛泽东对下一次如何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问题，作了批示，他写道：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去。”
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条”、“前十条”和“二十三条”进行。
10月18日，是毛泽东第5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这一次接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安排的与往常不同。周恩来的安排是，毛泽东不上天安门城楼，而是乘坐敞篷车，从八王坟到公主坟，沿北城行车10公里，再到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与红卫兵们直接见面。
早在17日夜里12点开始，人们就纷纷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准备迎接幸福时刻的到来。
4点多钟的和平里，人群已经汇集成海洋。被接见者的队伍，按计划走进各自地段坐下，在解放军战士的带领下，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
18日下午1点，广播里报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到了大北窑，已经到了东直门……”
“毛主席来了!”“是毛主席来了!”
人群中不断地发出欢呼声。
1点20分，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来到了人们眼前。只见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站立在敞篷车上，频频向群众招收致意。道路两旁的群众，顿时语录挥舞，呼声震天。人们的秩序好极了。红卫兵和很多群众都热泪盈眶。毛泽东的车子已经过去了，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
直到晚上，那些被毛泽东接见过的人们在返回途中，还都相互招手致意，他们纷纷高呼：“战友们再见!”
夜幕降临了，一些外地的红卫兵还汇集在天安门前，对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凝望。有的人临走时还幸福地喊着：“毛主席再见!”
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查稿上批示道：
小平同志：
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9页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先后作了检查。刘少奇在检查中说：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做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邓小平在检讨中说：
“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1964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1962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是一点也不冤枉的。在50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压制不同意见的作用，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以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很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在10月份，曾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的王光美也写出了书面检讨，她写道：
“我们对蒯大富同志进行的4次全校性的大会批判时，由于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而发生了3起自杀事件，对死者教师史明远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向他们请罪，对伤者学生朱德义赔礼道歉，并向他请罪。你们有权力控诉我，是我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你们受到了伤害。”
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在东北负责人讲到他们检查自己的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插话说：
“你们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了还能工作吗?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他问刘澜涛说：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答说：
“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他又问李井泉：
“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笔者注)怎么样?”
李井泉回答说：
“开始不大通，会后一般较好。”
毛泽东说：
“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他转向李先念，问道：
“你们今天开得怎么样?”
李先念回答说：
“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
“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
“明天我要出国。”
毛泽东说：
“你也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插话说：
“大权旁落。”
毛泽东说：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做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62年忽然4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4个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6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与彭真不同。”
“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10月24日晚，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稿作了批示，他写道：
即送陈伯达同志，该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有1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3时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写道：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州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讲几句话，两件事。17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我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在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干这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搞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正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一张大字报——北大聂无梓等人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的那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6、7、8、9、10， 5个月不到，时间很短，只几个月，来势凶猛，我也没有料到。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还不到半年。红卫兵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这个文化革命只有5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11月，12月，今年1月、2月、3月、4月、5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3月16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4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谅解。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林彪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
林彪还说：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
10月25日晚上，华灯高照，长安街上行驶着几辆红旗轿车。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驱车赶到钓鱼台，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在他们的汇报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对靶场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感到十分满意，说道：
“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啊!”
他又问聂荣臻：
“还是你去现场主持发射吗?”
聂荣臻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坐飞机去。”
“好，你是一贯打胜仗的，常胜将军嘛。”毛泽东说着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嘛，哪有不冒风险的。”
10月2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题目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他说：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当官做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
“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10月27日9时10秒，中国用导弹发射原子弹的试验获得了成功。9分钟后，罗布泊弹着区发回报告说：“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成功。”
到这一年为止，中国一共爆炸了5颗原子弹。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顺利结束。此后，社会上立即开始张贴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公开喊出了打倒“刘邓路线”、打倒“刘邓司令部”的口号。
陶铸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到处说他是在毛泽东的司令部里工作的，还说他自己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人将这个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连声说：
“他讲这些话也不害臊!他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
欲知陶铸后来的情况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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