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话说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上了火车，向着北京飞驰，到了丰台火车站又换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
下午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林彪代表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有幸作为第一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地回响着，回想着……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主席，我受叶剑英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百万红卫兵。
毛泽东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检阅开始了，这位73岁的老人，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地抓着麦克风，喊道：
“同志们万岁!”
11月12日，刘少奇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徐向前在讲话中说：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在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问题。
原来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此后，上海市委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等人在10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车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下。这天下午，请愿工人们在被困的卸货场上卧轨拦车，致使沪宁交通中断了近31个小时。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要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解劝工作;又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这件事。
张春桥到上海后，在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们进行了座谈，他了解了工人们的要求和上海工人们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情况，马上表态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张春桥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就这样，“安亭事件”顺利解决了。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张春桥回到北京后，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陶铸说：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毛泽东听张春桥说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他已经被感染了，笑着说：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11月22日，周恩来、李富春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提出了3点意见，他说：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966年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连续两天第8次接见红卫兵。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接见200多万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狂热的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我累了，走吧。”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说：
“你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说：
“不，我不累。”
说罢，他又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江青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江青在讲话中说：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还说：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12月5日，北京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宣告成立。他们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自我保护的力量，与矛头指向走资派的造反派红卫兵相抗衡。他们怀着对父辈遭受“批斗”的仇恨，反对中央文革，喊出了“打倒三司”、“油炸江青”等口号。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交企业如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当着刘少奇的面说：
“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中写道：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写道：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12月15日，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于是，“首都红卫兵第3司令部”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找到在清华大学的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为了让他们揭发刘少奇，就叫着他们的小名问道：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原来，刘涛和弟弟刘允真是刘少奇和他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少奇的第4、第5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
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其中说到刘少奇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
后来，刘少奇就此事解释说：
“我虽然结过5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他在和扬力的谈话中说：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说：
“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毛泽东所说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大字报，是指刘建勋于8月19日在郑州大学宣读的致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他支持郑州大学党言川等学生少数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
12月26日，中国第1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是日晚，毛泽东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约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最近时期出现的新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按照惯例是4菜一汤，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唯一破例的是每人面前又上了一小碗面条。毛泽东见饭菜上齐了，就举起酒杯，对大家说：
“祝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这才是：帷幄运筹，壮怀激烈，易水悲歌岂能比?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决定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进行军训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训。毛泽东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于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他们都是高干子弟。
原来，以这些高干子弟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他写道：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欲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言是否准确，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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