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唯心的，是反
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
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
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
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
话说1967年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康生、刘宁一。
威尔科克斯一走进会见厅，就大步上前同毛泽东热烈握手、拥抱，他关切地问道：
“毛主席身体好吗?”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马马虎虎，暂时还死不了，但是不久就要见马克思了。”
宾主落座后，威尔科克斯接着刚才的话题动情地说：
“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让毛主席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吃不消。”
“人总是要死的，你不让我死，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希望毛主席很好地保重身体，要是我不抽烟的话，我一定劝毛主席不要抽烟。”
毛泽东把头一摇，说道：
“这个矛盾不能解决。已经成了习惯，很多年的习惯，要是不抽的话，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从30多岁就开始抽，抽了40多年了。我是学了马克思的，没有学列宁。”
康生插话解释说：
“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都抽烟，就是列宁不抽。”
毛泽东微笑着拿起茶几上的香烟，点燃了，吸了一口，诙谐地说：
“国民党领袖都不抽烟，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都不抽，可是他们都不得好死。孙中山得了癌症，要是他抽烟，也许还不至于得。汪精卫当了汉奸。”
周恩来插话说：
“汪精卫最后也是得了癌症，死在日本。”
毛泽东为他的抽烟理论又有了一个旁证，得意地笑了。可威尔科克斯却依然恳切地坚持说：
“希望毛主席戒烟，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毛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说：
“很多人都劝我不要抽烟，可我偏要抽。抽烟是健康的表现。我有过1年停止抽烟，因为害病，一抽就很不舒服。后来病好了，又抽起来了。将来我见马克思的时候，他会问：‘毛泽东，你抽不抽烟?’”
说完，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谈话切入正题后，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200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
“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
“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来说。”
3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社论中写道：
“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最大的公。”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关于各地夺权情况的谈话中说：
“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
3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的材料》及对材料的批示呈送给毛泽东。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写道：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
《材料》中写道：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查证，刘少奇在1936年3月到北方局后，感觉一直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莫文骅等人不听话，不积极贯彻“一切服从抗日需要”的政策，执行了极“左”路线。4月，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后，把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彭真、林枫安排进领导班子，由林枫作为他的秘书兼任北方局秘书长。刘少奇、林枫在整顿北方局时，让柯庆施靠边站了。柯庆施、李菁玉等人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揭发刘少奇、彭真等人的问题，要求撤销刘少奇的职务。信到陕北后，张闻天给压了下来。由此查出了1936年8月30日刊登在《华北日报》上的《徐子文等反共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友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这篇反共启事是经过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员讨论通过，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后，在报纸上发表的。此后，一直到1937年3月，一共有61人分9批在《华北日版》、《益世报》上刊登了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
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进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工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人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信中还写道：
“希望你们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合作。”
这一天，北京市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吴德陪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吴德在讲话中说：
“这是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为重要的一步。”
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工作由此开始了。
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联。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批外出人员陆续回到了本单位。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围绕“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主流和支流”、“军队支援地方”3个问题发表了讲话，他在“主流和支流”部分的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周恩来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天下午，北京市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人纷纷批判谭震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出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讲了话，他表示：最坚决地支持革命群众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3月20日晚，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以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3月22日，北京市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吴德陪同下到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
3月2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社论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3月23日晚，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做些修改后，批示道：
“看过，写得很好。”
3月24日，周恩来对三支两军干部们说：
“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和林彪3月21日对《青海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作出了《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1、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2、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00余人，甚至向15、16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支枪。4、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有关青海问题。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和释放，并着手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管会。
中央决定：将赵永夫隔离审查，将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张秀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成立，周恩来、江青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3月27日，周恩来在一个会议上插话说：
“到夺权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主要的斗争目标。”
3月27日，毛泽东提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号召学生迅速回校上课，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3月28日晚，周恩来接见水电、煤炭、冶金、物资、林业、计委、纺织等国家机关21个单位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说：
“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缺乏经验。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经验多了。这次夺权是19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2、3、4月看出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5月才能看出个眉目，明年2、3、4月或更长一些时间要看出结果。对干部不要揪来揪去。你们可以约好时间批判他们，批判完了让他们回去，他们还要抓业务。如余秋里、谷牧同志，国务院需要他们工作，中央现在没几个人抓业务。全国正值农忙，工业处于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面的审干，要排排队，解放一些干部到业务生产岗位上去。”
3月29日，《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篇题目为《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的文章。清华大学是刘少奇派其妻子王光美蹲的点，和四清时的“桃园经验”一样。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在题目的前面加上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句话，再把原标题加上括号。他还在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尔后，又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3月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他说：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本书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抽象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刘少奇写于1939年7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仅在1962年到1966年间，就售出了1500万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
3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在7日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在原稿中写下了两段话：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需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兵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社论中强调说：
“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自此以后，其它各省市自治区、各单位在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就全部以“革命委员会”命名了。
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文章中写道：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群众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拐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对这本书的大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3月3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还发表了由王力和关锋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名义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117号文件：《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文件中还写道：
“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迫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的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江青对117号文件特别重视，她在几次会议上都讲到了这个文件的内容，并且还说：
“毛主席亲自指示制定的这个文件，十分明确地体现了毛主席对革命群众的爱护和保护，彻底纠正了今年2月和3月间全国各地出现的镇压学生和群众革命的错误倾向，这就保证了我们的五光十色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下去。同志们，你们在底下斗，我们也在上面斗呀，这些文件来得不容易呀，我们的斗争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在1954年写给政治局信中的一句话：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文章又写道：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某某等却大唱对台戏。”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但国人一看便心领神会。文中的胡某某，则指的是胡乔木。
4月6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命令》草稿上批示道：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他还在草稿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一句之后，又加上了一段话：
“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己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在军委这个《命令》中，共有10条内容，通常被称为“十条命令”。其主要内容是：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责任。
毛泽东审批了“十条命令”后，在谈话中说：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就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
他在提起刘少奇搞的四清运动《后十条》时，又说：
“63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
4月6日这一天，中南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揪斗了刘少奇。
在此之前，吴德几次给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写了揭发材料，系统地把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所参与的和他所知道的刘少奇、邓小平对北京市运动的指示作了揭发和批判，还表示说：“我决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同时我也要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陈伯达和康生赞扬他说：
“吴德同志新生了!”
4月7日，聂荣臻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对杨成武的看法。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旗帜》的社论。社论中欢欣鼓舞地宣布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的战役开始了。”
这一天，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本书是唯心的，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大会，首都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人都参加了大会。大会批斗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及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人。
4月10日，毛泽东在聂荣臻4月7日的信上批道：
荣臻同志：
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毛泽东
1967年4月10日
4月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批判。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会议上都作了长篇讲话。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批判的指示。
江青在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为人民立新功》，这是一篇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8000多字的讲话稿。江青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做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看着，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
“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这也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呐!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些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目前，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江青讲了《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毛泽东在她的讲话稿中，加上了这样的话：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江青说：
“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
江青所说的大义灭亲，是指陈士榘的儿子参加了“联动”组织，炮打中央文革。他的老婆受人利用侮辱江青并且不知悔改。陈士榘不光管了儿子，还和感情早已疏远的老婆离了婚。他认为老婆传播关于江青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话，是往毛泽东脸上抹黑。毛泽东称赞他是“大义灭亲，立场很好”。江青接着说：
“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来，让他好好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
江青话锋一转，说道：
“少数同志，太过分了。”“‘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对子女，不要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我们要严格地教育他们。”
“要把我们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
“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在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们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鉴于历史的教训，对高干子女一直是非常关注和忧虑的，他早在1965年就对自己的儿女们说过：“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而他准备教育、改造、锻炼那些高干子女的办法就是“总有一天统统把他们赶到农村去。”毛泽东的儿女们都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多少年后，李敏才悟出了“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这句话的深意，她说：“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喇哇喇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有很多事情都在不断地在重复着。人们常说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只要认真地看一看正史，就会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新鲜，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先例，只不过是那些人的名字和事物有所差异而已。可惜人们从来不管历史，从来不想“五世而斩”的古训，只顾朝着自己的利益勇往直前，最终也不过是落一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下场。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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