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八卷 乱云飞渡）第337章

‘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

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

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话说1967年7月14日中午，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住在“百花二号”。陪同人员中还有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韩爱晶、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没想到在武汉航空测绘学院门口就被群众认了出来。测绘学院的群众组织立刻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猜测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

7月14日晚9点零8分，南巡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内。毛泽东下了车，看到迎面墙上的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他摇摇头，对杨成武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杨成武立即去见住在“百花一号”的周恩来，向周恩来报告了一路上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都一一询问了一遍。他听完杨成武的汇报，说：

“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说：

“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周恩来说：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呢？”

“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

杨成武回到“梅岭一号”住处，立即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告诫他们说：

“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纰漏，我找谁算账。”

从7月15日开始，周恩来、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每天上午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级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原来早在1967年1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00多人到了武汉，首先支持“百万雄师”，对“钢工总”进行了批判。他们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要彻底砸烂工人总部。” 

不久，武汉的“钢工总”在2月8日发出了一个“二•八”声明。

这时候，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等人首先找到了陈再道，对陈再道说：

“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工总’的声明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武汉军区和广大的解放军，指向广大的干部，他们的大方向错了。‘ 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陈再道问到：

“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林杰？”

谭厚兰说：

“是的。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的代表时，就明确地说：‘二•八’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社论相违背的。”

此后，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八声明》的大字报。2月18日，陈再道等人也以武汉军区名义发出了一个《二.一八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及其所属组织。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逮捕了这一派的组织头头朱鸿霞等人；同时宣布坚决支持“百万雄师”。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的形势立刻出现了大反复，“钢工总”、“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笔者注），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

后来陈再道在谈话中回忆了这一个时期的情形，他说：“徐向前跟我说：‘毛主席如果只是依靠那些秀才们，一定要亡党亡国。江青他们怎么能掌握领导权呢？’我说：‘不是还有林彪同志吗？’徐向前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要让他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坚持不了多久，他没有周总理的精力。其他的人就难说了。你别看现在有的人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究竟想的什么，你能知道？有的人就是千方百计地培植个人的势力，搞个人的山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徐帅讲了以后，我们也讨论了，这可是大事呀，都在为中国的命运耽心，这就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镇压工总那一派的事件。我们以军区名义发出《二.一八公告》，不能说没有受谭厚兰的影响。现在就看的更清楚了，就是林杰这些人派来的。当时我们想，都是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你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们军区到底该支持哪一个组织呢？实在是叫人伤脑筋的事情。支持谁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工总反对解放军，打击一大片，我们根据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指示，取缔了这个组织，抓了他们的几个头头，这就惹下了麻烦。”

7月17日早晨，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吃过早饭，对两天来一直忙于在长江上看水的杨成武说：

“今天你也参加汇报会，去听听。”

周恩来、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来到“梅岭一号”，杨成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几天？”

毛泽东将贴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指头拎起来，轻轻抖动，不无抱怨地说：

“1百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生气了，他整天听到的是安全问题，都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可他一路上一个也没遇上，就说：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

杨成武说：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问：

“要推后几天？”

“或许要一个星期。”

“那好吧，只好如此了。”

周恩来赞许地看了杨成武一眼，走到毛泽东身边坐下。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也陆续来了。毛泽东吸着烟，望着谢富治问：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你还讲了话？”

谢富治说：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非常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他在听了回答后，又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问省会和主要城市有没有相当于京津沪卫戍区的独立师，问张国华等人有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他还说：“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插话说：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说：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有人插话说：

“群众抢枪是个大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毛泽东说：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意思是谭震林式的人物——笔者注），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

毛泽东以拿着烟的手，指着郑维山说：

“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支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有1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了。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

谢富治根据这两天摸底的情况，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毛泽东说：

“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要打到。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笔者注）都不要打倒。”

谢富治说，湖北省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毛泽东说：

“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谢富治请示毛泽东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

“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规。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毛泽东最后说：

“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1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7月18日，毛泽东已经听了3天的汇报，经过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该对湖北问题下结论了，他决定晚上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7月18日晚上8点钟，周恩来引着陈再道、钟汉华走进“梅岭一号”客厅。毛泽东的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张春桥、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周恩来说：

“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了。”

“嗯，你们好啊。”

毛泽东说着，依然坐在沙发上，向陈再道、钟汉华伸出手。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向毛泽东立正敬礼，然后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指指沙发说：

“坐，坐这里。”

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坐到毛泽东身边，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神态十分拘谨。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

“你们怎么样啊？”他首先问道，又开玩笑地对陈再道说：“你这个陈司令，真利害呀，抓了那么多的人，把工总打成反动组织，我可是没有你这个胆子。蒋介石在这里镇压过工人，你也要步人家的后尘呀。”

陈再道急忙说：

“主席，我错了，我们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毛泽东“呵呵”一笑，点着烟吸了一口，说：

“这有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方向路线错误。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你就承认个路线错误嘛。”

陈再道说：

“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毛泽东说：

“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陈再道说：

“我坚决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要坚决改正。你让我给军区的同志们做一下工作，我保证转好弯子。”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这好，你比蒋介石进步，懂得改正错误。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

陈再道赶紧说：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作检讨。”

毛泽东说着瞅瞅陈再道和谢富治有点小动作，就疑惑地“嗯”了一声。陈再道指着谢富治说：

“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

谢富治向毛泽东解释说：

“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

陈再道争辩说：

“主席问我，我不讲啊？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

毛泽东看着陈再道抿嘴笑笑，接着陈再道前边的话说：

“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1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了。你们没有那么厉害。湖北比河南、江西，还没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因为冲击得厉害，2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取缔了些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了，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河南还在打。”

毛泽东吮吮嘴唇，接着说：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3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都是工人，这一派就这么左，那一派就那么右？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问他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招待所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是否能够合起来？将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

周恩来插话说：

“后来推迟了3个月。”

“不必忙，世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说罢，又指指陈再道说：“不是打倒。‘三新’就那么利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绞死、油炸，逐步升级，全线出击喲。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懂政治。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3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现在主要是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怎样做就怎么说。讲出来有好处。要人家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广大的干部战士也是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毛泽东转对谢富治、王力说：

“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是，主席。”

谢富治、王力立即表态。毛泽东又对他俩说：

“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4.14’，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毛泽东还说：

“1967年的7、8、9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否取得关键性胜利的时刻。从地区看，现在已有7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的有8个省市，包括安徽。安徽的问题前一段也是阶级斗争很激烈。中央决定一个省一个省地来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或决议，还有内蒙古、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和甘肃，以上共15个省市。今年还有差不多半年，经过努力，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还能解决10个单位，那么今年25个单位的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决定下来。困难问题基本解决，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嘛。我到了各地都喜欢问大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看看群众是否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嘛。这次革命是一次反复辟的大预演，很有好处。中国的地盘很大，就是乱也乱不大，天下大乱那是极而言之的话。但是这次运动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在家庭里都展开辩论了。”

他说到这里，又转对陈再道说：

“你们家几派？你大概是一言堂吧？一言堂可是不好呀！”

       毛泽东接着说：

“群众发动得这样广泛，是历次运动都没有的。整个形势很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次教育干部，我们发明了办学习班的方法，就是把干部们请到北京来，学习路线和政策，这个方法很好。军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取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好的形势。当然，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在部分省军区、部分县市的人民武装部的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这也不奇怪。我到一地，都要问一问他们究竟是怎么犯错误的，为什么犯错误？我看，最重要的一条是军队干部没有经验，没有教育，这是根本的一条。因为没有帮助，没有训练，所以要进行训练。像今天这样的会，各个省市都可以到北京来开。当然，就是开了会，也不一定完全思想通，回去还会有反复。所以，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训练。用这种开会学习的方法，对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这个方法是肯定了的。犯了错误的来学习，没有犯错误的也要来学习，一块讨论，总结经验，不只是军队干部这样，地方干部也应该这样。对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也要办一些学习班，帮助提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普遍地受到教育。我们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些同志犯了错误，一时想不通，还是让他多想想。这些干部想通了，还是好同志。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打人、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还是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内部的矛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得到提高。

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打人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你们需要研究一下。依我看，这里有个正确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一个无非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地对待干部，对待群众。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碰到战士还是经常的，一当了营长就和战士距离远了。从一个老百姓看，当一个连长那就是很大的官了，这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好传统要继承下来。现在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注意。”

毛泽东有点累了，身子往后一仰，说：

“章伯森、刘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过去，我就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

谢富治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消息：

“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批斗。”

原来这一天，各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在首都中南海的西门口，召开了要将刘少奇揪出来批斗的誓师大会。毛泽东说：

“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200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

他说着，用手扶着沙发站了起来，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

“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已经10点钟了，毛泽东结束了这次谈话。他破例送陈再道、钟汉华出门，向走廊里的几名服务员招招手，笑着说：

“都过来。”

然后指着陈再道对服务员们说：

“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他的。和你们司令员握握手，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

几个服务员纷纷和毛泽东握手，又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笑着说：

“不打倒了。”

周恩来就要回北京了，他问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文革搞了1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我在延安就说过，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

周恩来说：

“在象鼻子沟。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毛泽东说：

“你们要保护好贺龙。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杨成武说：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

后来，也就是在1967年夏，林彪一伙打探到了贺龙在京西山区的住所，背着毛泽东、周恩来，加紧对贺龙进行迫害。贺龙在给他女儿的信中说：“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此是后事。

再说7月19日上午，谢富治和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向武汉部队一些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和要释放“工总”那些群众头头的指示。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立时在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代表团的这一指示，还把斗争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等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将要爆发了。

欲知武汉事态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再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全5册共十卷，417万字。

只收工本费20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