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4章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
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
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话说1976年3月5日，新华社报道了关于向雷锋学习的情况。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这个新闻时删去了原报道中关于周恩来的题词，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和不满。
3月5日，南京出现了声讨上海《文汇报》和“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
3月10日，毛泽东在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3月2日讲话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12省讲话。”
此前，江青给华国锋写信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她还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
毛泽东在华国锋的报告上批示：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禁止各地进京上访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各地要劝阻学生进京，要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大辩论和大批判。
3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对没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恋恋不舍，奉为至宝，而对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却看不惯。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迫不及待的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据陈永贵回忆毛泽东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时的情况，他说：“毛主席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岗位上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是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得了吗?’我回答说：‘只要有毛主席的领导，完全可以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楞住了，没敢回答。”
3月25日，南京出现了声讨上海《文汇报》和“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
3月30日，王洪文在和《人民日报》社的一名负责人谈话说：
“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1976年4月1日，毛泽东圈阅了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中写道：
1、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2、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3、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4、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是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没有让邓小平、叶剑英参加。会议提议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4月3日，清明节就要到了，北京一些人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献上花圈、诗词，或者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
4月3日晚上，胡耀邦由人陪着从北京饭店来到邓小平的客房里，邓小平早已在那里等候着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说道：
“参加者并不多。”
胡耀邦说：
“是的，但是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数目。在需要了结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现在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说：
“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呢?”
胡耀邦说：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帖耳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说：
“他说翻案不得人心。”
胡耀邦说：
“你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话要注意呢。”邓小平说：“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见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有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都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
邓小平并没有说出他的另一种担心。
“就这些。”邓小平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点燃了。火苗子呼呼的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的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借悼念周恩来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中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首自由体诗是这样写的：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在聚集的人群中，也有极少数人为邓小平喊冤，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
4月4日晚上，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华国锋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
吴德说：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74年到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与会者都认为：“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
据吴德回忆说：“当时，政治局会议研究的时候，我汇报了从1976年3月下旬以来，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当时王洪文就问我：‘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我说：‘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华国锋连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
姚文元在4月4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晚上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进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的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且说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公安部门于4月5日凌晨出动几百辆卡车，清理广场上的几万个花圈、标语。一些激进对抗者，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抓了起来。
4月5日凌晨5点，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和4日晚上政治局会议的情形和决定，他说：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那些人在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聚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直接攻击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的‘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毛远新接着将昨晚政治局会议的报告递给毛泽东。他还汇报说：从今日凌晨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
毛泽东圈阅了报告，他还说：
“天下已定。”
毛泽东没有料到，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事态。原来在4月5日清晨，一些群众看到花圈、标语没有了，就更加激愤了。消息一传开，很快就有几十余万人集聚在广场上，一部分人还高呼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新贴出的一首五言诗，是这样写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很多人还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有人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火烧指挥部小楼。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面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大危险。救火车前往救火时，也受到了人们的围攻打砸。
公安人员和一些不法分子之间发生了冲突。
一份由姚文元整理并加了按语的《情况汇编》很快就出来了，姚文元在按语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震怒了!
4月5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吴德回忆说，毛远新拿着毛泽东的几个批示条子传达，其中毛泽东说：
“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4月5日下午，叶剑英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叶剑英几次要下车看一看，都被陪同的人劝阻了。
此时，有人拿着流传甚广的《总理遗嘱》，问叶剑英是真是假?叶剑英明明知道是假的，可他却一言不发。
下午2时，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首都民兵介入事件。由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劝告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
是日晚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反复播放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中说：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蒙蔽。”
吴德回忆说：“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讲话，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我出面宣读的。但是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七言八语，就形成了我的讲话稿大纲。那时尽管大家对张春桥、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华国锋尤其积极。”
姚文元则在4月5日日记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的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某某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的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从视窗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们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且说4月5日晚8时，首都民兵奉命出动。9时半，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战士，手持木棍、皮带，清场广场，他们没有带任何刀枪武器。现场抓捕38人。整个天安门事件前后一共抓捕了388人，无一人死亡。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领导人的汇报，与会者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会议决定：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予以公开报道。
4月6日清晨，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
上午11时，毛泽东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道：
“士气大振，好，好，好。”
这天下午，江青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她走到毛泽东的床前，对毛泽东说：
“我来这儿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在一旁的张玉凤，观察着毛泽东的表情，她见毛泽东看了看江青，没有说话。
毛泽东看了简报，就派秘书到天安门去了解情况。秘书回来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后来，汪东兴受政治局委托，去问邓小平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
“我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邓小平是“当代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7日上午，毛远新根据姚文元编写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
毛泽东肯定了政治局采取的措施，他掰着手指头，归纳说：
“这次，1、首都，2、天安门，3、烧、打。这3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他还叮嘱说：
“小平不参加。你们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毛泽东在审视名单时，指着叶剑英的名字说：
“叶不找。”
他又说：
“华国锋任总理。”
吴德在回忆中说：“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促使毛主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势力全部打下去。他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华国锋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关键性的一仗。’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的话，现在就看得十分清楚了吧?”
胡耀邦在后来回忆中说出的一段话，为邓小平自复出到再一次被打倒这一场斗争，作出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注脚。他说：“邓小平站出来后，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我好好的体会了他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鼓励我继续和他们斗。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担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人的呀。我问小平：‘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小平说：‘可以，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的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小平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的一系列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搞下去。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决定撤销了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曾经对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没有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气魄。他的确是个伟人。’”
4月7日下午，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在把邓小平赶出去的同时，选定了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作的补充指示说：
“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会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的讨论纪要上，批示道：
“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通过了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第二个决议中这样写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在回忆中说：“王稼祥通过长期的斗争和考验，也了解毛泽东的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义之争，而绝对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解放和重用邓小平，但始终对邓小平留有余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正胸怀。”
4月7日晚8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在同一时刻播出了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两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还播出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及吴德的广播讲话。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1938年6月，苏铸参加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改名为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起，华国锋先后任山西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交城县委书记、晋绥8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初，华国锋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长，随军南下。1949年2月，任湖南省湘阴县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此后华国锋的情况，本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一部分。他从1952年起，先后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1954年，任湘潭地委书记。1956年3月，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长。1957年8月，任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7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业工作。1959年9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夏，毛泽东前往长沙，华国锋参与安排了毛泽东的故乡之行。在随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作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受到批判斗争。会后，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后，毛泽东每次到湖南，总是有华国锋陪伴在侧。1967年7月以后，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九大”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1970年12月，华国锋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代理主任。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外，兼任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73年7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8月，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主抓农业工作。1975年1月，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十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与江青等人矛盾尖锐，多次交锋。毛泽东既对江青等人予以批评，同时也不满意邓小平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此时的华国锋既与江青等人没有瓜葛，又不具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那样深的资历，作为毛泽东亲自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他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自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华国锋一直是着意培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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