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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腿子领导

综合 · 2020-12-22 · 来源: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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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腿子领导

  写在前面:因为野兽是湖南人的缘故,所以有时候会去《湖南日报》看看八股文(实际上野兽的军事等资料大量来自于官方的报道),结果就看到这么几篇文章。2015年7月间,《湖南日报》集中报道了5个县长和县委书记,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在1960-1970年代任县长和书记,都是大抓农业生产,都喜欢成天蹲在田间地头,看起来像个农民而不是领导,从文中的记叙来看,都没有提到他们搞联产承包的事迹,是不是他们都对这事不积极?野兽一直比较迷糊,一个省级党报,为什么要宣传文革期间的这几个与现在社会和官场格格不入的人?难道是当时的省领导回忆知情生活?

  晒得最黑

  ——记原浏阳县委书记陈再仁

  2015-07-02 湖南日报

  编者按

  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6月3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102名受到表彰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并语重心长地给广大县委书记提了4点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县委书记、县长,他们以自己的严实风范,团结和带领干部群众在经济社会建设中阔步前进,赢得了广泛赞誉。本报特开辟“县委书记、县长的好榜样”专栏,报道5名老干部典型的先进事迹,弘扬他们踏实为民服务的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杨柳青

  通讯员 王梦琳 罗定坤

  头戴草帽,脚蹬草鞋,脖上挂条毛巾,和农民一起犁田、播种、育秧、挑粪……

  30多年前一位县委书记的形象,至今仍深深印在老一辈浏阳人的记忆中。

  陈再仁,1976年至1983年时任浏阳县委书记。他曾当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获评过省劳动模范,被群众称为“焦裕禄式干部”。

  今年“七一”前夕,记者慕名来到浏阳市葛家乡玉潭村陈老家中,感受这名优秀县委书记的风采。已85岁高龄的陈老因伤病腿虽然有点瘸,但精神仍很矍铄,穿着依然是一身粗布衣和老布鞋,皮肤很黑,那是以前在田里常年劳作所晒。

  坐在破旧的布沙发上忆起从前,他说:“干部如果不转变作风,下去和群众同劳动,又怎能了解他们的生活,怎么指导工作?”

  “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

  陈再仁出身农民,13岁就给别人做长工,对农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任县委书记之初,浏阳农村,物资匮乏,粮食紧张,许多家庭吃不饱肚子。

  陈再仁感到痛心。他知道,生产上不去,这样的生活就不会结束。

  “当时每年有大批干部抽调到农村帮助社队工作,但办点有点流于表面。”曾与陈再仁共过事的原浏阳县政协主席罗克崇老人回忆,有的干部点上不见人,成了“办家”干部。

  “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陈再仁说,农业要搞上去,首先从改进干部作风开始。

  1978年,在陈再仁的推动下,“四定一评”的办队岗位责任制出台:要求干部定点办社队,并给干部定任务指标,定劳动天数,定工作要求。然后公社逐月评比,县委逐季检查,年终验收总评。

  陈再仁带头选择了困难最大的花树生产队蹲点。来到花树,他跟群众一起,犁田、播种、育秧、割稻、打谷……清早还会起来捡狗粪,农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连送公粮、卖余粮,他也挑着谷箩,把亲手收获来的稻谷,送到收购站。

  “那时候,只有在田里才能找到陈再仁。” 罗克崇说,当时群众都说,陈书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劳动;哪里有困难,陈书记就到哪里蹲点;陈书记到哪里蹲点,哪里就增产、增收。

  由于经常在田里劳动,陈再仁的皮肤晒得黝黑。不熟悉的人遇见,根本不会想到他是县委书记,还以为是个普通农民。

  陈再仁在花树蹲点的第一年,稻谷产量由上年的7万公斤,增长到11万公斤,人均收入由38元增长到67元。第二年,稻谷产量高达14万公斤,人均收入96元。

  县委书记带了头,对县、区、社三级办队干部影响很大,大家都说,“形势逼人,领导带了头,再不认真干就不行了。”

  在定点社队的帮助下,浏阳县全县农业获得大丰收。

  “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样不切实际的荣誉不要也罢”

  在生产队蹲点,陈再仁不仅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积极推广杂交稻。

  但群众反映:“杂交稻好是好,但我们没那么多肥料,怎么搞?”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购买化肥需要上级给指标,而且“僧多粥少”。

  “如果不自力更生解决肥料问题,杂交稻难以推广。”陈再仁决定亲自带头挑大粪。

  时任浏阳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周青云老人回忆,陈再仁当年亲手从县委大院的厕所里,把大粪舀出装到桶里。由于没有车,他又自己将粪桶挑到生产队。从县委到花树近13公里路,陈再仁每次挑2担,一担60公斤。他每次是挑一担走一段,再放下转身回去挑另一担,这样交替前进。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的干部们都积极参与挑大粪,肥料问题很快解决,杂交稻也随之大面积推广开来。

  如今,一进入浏阳境内,满目青山叠翠。老同志说,浏阳今天之所以有如此优美的生态环境,“陈再仁有功劳”。

  当时,浏阳每年有8万立方米的木材砍伐任务,每年都超额完成,是全国完成木材砍伐任务先进县。但“先进县”的背后,是原本郁郁葱葱的山头,变得光秃见顶。

  “奖状实际上掩盖的是罪状,遭殃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样不切实际的荣誉不要也罢!”陈再仁难忘“大跃进”时期的教训,对砍伐木材的做法很是反感。他亲自带队到汉高岭栽树,连续栽了5个林场。经过10年育林,基本消灭了黄泥巴山。

  “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不能搞特权”

  陈再仁在位的时候,对干部严,对自己更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群众的眼镜是雪亮的,不能搞特权。”

  他的妻子是农村户口,一直住在老家,还有5个小孩要抚养,家里负担很重。时任省委书记毛致用很关心陈老的家庭情况,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还现场提出要给他妻子解决户口问题,陈再仁不同意。县有关部门已下发了指标通知,也被他压了下去:“把指标让给更符合条件、更困难的人。”

  “我爱人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又没什么特长,大家给她解决户口是看了我是县委书记。”陈老说,他是本地人当干部,更不能以权谋私。直到现在,他爱人依然是农村户口。

  工作上,陈老也坚持朴素的作风。当时浏阳属湘潭管理,给县里分了台“伏尔加”汽车,主要给陈再仁去湘潭开会用。但他坚决不要:“县里老红军去长沙看病都没车坐,我年纪轻轻用什么车?”

  他把车给了老干所,每次开会时则是自己搭班车从浏阳到长沙,再从长沙转车到湘潭。

  虽然对自己苛刻,但陈老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很关照。每年大年三十,陈书记都会陪留在县委食堂的厨师吃完团圆饭再回家。晚上,还会自掏腰包买吃的去看望加班的工作人员。

  “时代前进了,环境变化了,但陈老身上体现的兢兢业业、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大公无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永远不会过时,值得我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陈再仁当年的同事、原浏阳县委办主任熊正炎感慨道。

  跑得最快

  ——汝城原县委书记曾春桃的几个故事

  2015-07-06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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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汝城县委副书记曾春桃(前)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既当指挥员,又当普通劳动者。这是他在龙虎洞水库配套工程工地和民工共同奋战。(资料图片)唐大柏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曹航

  昔时人已没,风范存人间。

  汝城原县委书记曾春桃1930年3月生于安仁县龙市乡,1972年7月任汝城县委副书记,1975年12月任县委书记,1982年9月病逝。

  7月2日至4日,记者赴汝城,采访了曾春桃当年秘书、现年72岁的何宝林,时任司机、现年74岁的朱谷松,以及曾春桃儿子、现年57岁的曾辉。他们深情追忆了曾春桃在汝城任职10年很多感人的故事。

  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谁

  汝城县龙虎洞水库的粼粼波光,曾经见证了曾书记的汗水。

  湖南日报著名摄影家唐大柏先生在博客中,把曾春桃称为“跑得最快的县委副书记”。

  1973年,唐大柏去汝城县龙虎洞水库工地采访,他从车窗里看到一个很热烈的劳动场面,当即停车直奔工地,正好一队队担土民工朝他前方跑来,他一打听,原来大家正在搞劳动竞赛,看谁担得重,跑得快。唐大柏本能地拍下这一难得的瞬间,当他打听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谁时,大家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有位小伙子对他说:“那就是我们的县委副书记,怎么样,帅不帅?”唐大柏连声说:“帅极了!帅极了!有县委副书记带头,难怪工地这样活跃。”

  记者在汝城采访,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得到印证。朱谷松说,曾书记个子不高,1.62米的样子,但块头壮实,体重有一百五六十斤,他挑土跑得最快完全是真的。

  外面有个捡粪老头找你

  在汝城,至今流传着“捡粪老头”的故事。说的就是曾春桃。

  当时由于国情国力所限,全县化肥供应紧张。曾春桃总是一个粪筐不离手。村里村外,田间地头,一看到猪粪、牛粪、狗粪等野粪就捡到筐里。

  大坪公社是曾书记的点。1976年夏天的一天清晨,曾书记从堆上村去毛家村找驻村的朱队长研究工作。他提着粪筐,边走边捡粪,走了2公里来到毛家村,问一个老人:“朱队长在吗,麻烦你帮我通报一声。”老人去敲朱队长的门:“朱队长,外面有个捡粪老头找你。”此时朱队长还在床上睡觉,不耐烦地说:“你告诉那个老头,有事以后再来,我还要睡觉!”曾书记只好亲自去敲朱队长的门,朱队长一看“捡粪老头”原来是县委书记,忙一个劲地作检讨。

  从此,“捡粪老头”的“雅号”就此传遍全县。

  被当成是“偷稻草的贼”

  农忙时节,村民为灌溉争水闹矛盾是常事。为解决这个问题,曾书记亲自“巡渠”。所谓“巡渠”,就是沿着水渠走,确保把水赶到最需要的地方。

  1976年夏天,旱情严重。曾书记从龙虎洞水库开始,沿着灌溉渠道往土桥公社走,两天时间硬是把这条长70多公里的渠道走完。

  这天,吃过晚饭,曾书记带着秘书朱谷松“巡渠”。晚上大约9点多钟,他们发现水渠被挖开一个缺口,这是村民在“偷水”。这水本来是要赶往旱情最重的土桥公社的。他们忙从稻田背来大捆大捆的稻草堵塞缺口。正干得起劲时,突然传来“抓贼啊,抓贼啊”的呐喊声。原来村民以为他们在偷稻草。很快,二三十个村民围上来,朱谷松赶忙解释:“这是县委曾书记。”黑暗中,看不真切的村民不相信:“什么真书记假书记,我看你们就是偷稻草的!”正吵得不可开交时,有个大队干部认出了曾书记,才解了围。

  对搞特权的干部不留情面

  对搞特权的干部,曾书记眼里揉不得沙子。

  汝城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谭某调到县建委当主任,用特权弄了一些石灰把自己在县城的房子刷白了,还用水泥板砌了一个洗衣台。曾书记知道后没动声色。

  一天,他召集全县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部门负责人开会,开会之前,他说:“我们这里来了个新领导,我带你们参观一下他的住处。”大家不明就里,只好跟着曾书记走。当来到谭某住处时,大家才弄明白曾书记对谭某利用特权刷墙非常生气。

  谭某脸红一阵青一阵,非常尴尬。

  一年下乡蹲点200多天

  1976年夏,县委组织公社书记进行全县生产大检查,午餐安排在井坡吃食堂。当地公社书记客气,到外面餐馆叫了红烧猪肉、炒鸡蛋、肉炒辣椒等几个菜,放在曾书记那桌。曾书记来火了:“食堂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搞特殊化!”大家说,菜都叫来了,是不是吃掉算了?他坚决拒绝:“你们不把菜退掉,我就不在这里吃饭!”大家只得把菜退回餐馆。

  曾书记这才津津有味地和大家一起吃萝卜、白菜、豆腐汤。吃罢,付了3毛钱、4两粮票。

  曾春桃儿子曾辉告诉记者,父亲一年下乡蹲点在200天以上,除了到长沙、郴州开会,其余时间全部下到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管到公社食堂吃饭还是到农户家中吃,父亲都付钱和粮票,从不白吃。父亲对3个子女讲得最多的话是:“要好好做人,多向群众学习。”

  汝城县委书记方南玲说,曾春桃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和农民一样的质朴无华;他没有郑重承诺,只有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一些人看来,他是有点“土”,但在践行“三严三实”的今天,他的精神和风范却常说常新,时代需要这样的好书记。

  ■短评

  “跑”出鱼水深情

  何淼玲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32年前的9月14日,由于过度操劳,年仅52岁的曾春桃死于急性心肌梗塞。出殡那天,老百姓把灵柩围得水泄不通,送别他们爱戴的好书记。

  32年后的今天,当地干群谈起曾书记,依然深情动容,肃然起敬。

  32年了,他为什么一直活在当地老百姓心中?

  在汝城采访的这几天,记者找到了答案:因为他做到了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了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一顶泛黄的草帽、一双草绿色解放鞋、一个粪筐,这是曾春桃的“三件宝”。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农民书记”,工地上,他肩挑重担,跑得最快;烈日下,他跑得辛苦,挥汗如雨;一年中,他跑得主动,非常勤快。他有大半的时间在田间地头跑,往群众家里跑。脚板跑起了茧,跑出了和老百姓的鱼水深情;皮肤晒黑了,拉近了和老百姓的距离。

  曾春桃是县委书记的一把尺子,常量量,可以知差距,可以明得失。

  曾春桃是县委书记的一面镜子,常照照,可以正衣冠,可以增正气。

  蹲点最多

  ——追忆安乡县原县长罗贻斌

  2015-07-08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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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贻斌(右一)与农技人员、农民一起,在田间研究水稻生产。 (资料照片)安乡县委宣传部供图

  湖南日报记者 蒙志军 周小雷

  从安乡大桥桥头往西,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边,有一块简朴的墓碑,上面刻着“罗贻斌”的名字。

  每年清明,有很多百姓,自发来到这里怀念安乡县原县长罗贻斌,30多年从未间断。

  一位作家在诗中感怀:“我没有亲见当年相送的场面,没有感染万人挥泪的情感,我只知道在您辞世三十年之后,还有那么多的人把您深深思念。他们用良心和世风的衡器,把您称了一遍又一遍。”

  罗贻斌53岁的人生虽然短暂,却无私奉献了一切。1983年因病去世时,仅留下300元的积蓄,全家仍挤在上世纪60年代搭建的两间茅屋里。

  7月初,记者走近罗贻斌的亲人、生前同事和朋友,追忆一位县长的高洁和一个时代的尊敬。

  “一生功绩怎忘怀,三十三年任苦差”

  罗贻斌做人做事,一如他的外表,坚毅果决。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负责!”

  安乡县委原书记、常德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钦时中评价罗贻斌:他是一个善决策、敢担当的人;有问题找到他,他就有答案、有结果。

  安乡是出名的“水窝子”,千百年饱受洪患之苦。

  1980年7月,安保大垸豆港河段洪水陡涨,近半临洪大堤出现漫溢,20多万亩良田和17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作为县防指总指挥,罗贻斌冷静应对,决策果断:火速调集民工!抢修子堤!挖导浸沟!垸内受渍、无土可取,挖大堤内肩就近取土!确保“水涨一寸,堤高一尺”!

  恶浪拍岸。罗贻斌执意把指挥船停靠在沙眼最多、河浸最重、孱弱颤抖的黄家台堤段。“人在堤在!”他不顾危险,跨上子堤,鼓舞士气。

  7天7夜后,豆港守住了!罗贻斌熬红了双眼,熬瘦了两颊。

  罗贻斌曾八任指挥长,率领干部群众出征各种艰难、险急重大工程。治湖、堵口,他带头冲锋;整治荆江南堤、修筑枝柳铁路,他不辞辛苦;到海南制杂交稻种,他挑水挑粪,赤脚下田。

  罗贻斌下乡蹲点最多。他蹲点的地方很多,最有名的是“罗8队”,即当时的安猷公社孟家洲第8生产队。这里土地不平,水系差乱,粮棉产量不高,群众生活困难。在这里,罗贻斌一蹲多年,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像钉子一样钉在8队。谁要找他,“去‘罗8队’!”

  “一生功绩怎忘怀,三十三年任苦差”。罗贻斌去世后,一位曾与他共事的老领导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他心里永远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在安乡县安裕公社新安大队,有两间简陋农舍,茅草盖顶、芦苇糊泥作壁。这是罗贻斌的家。

  大队干部看不过去,要给罗贻斌家盖栋砖瓦房,他坚决不同意:“等以后百姓都住上砖瓦房了,我家再修也不迟。”

  同事、领导几次提议要为他妻子办理农转非,他总说:“狂风吹不倒犁尾巴,当农民好。”好几次,农转非的指标都让给了别人,直到罗贻斌去世,妻子仍是农村户口。

  “他心里永远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安乡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必歇说。

  罗贻斌从不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福利。但面对百姓,他就是“及时雨”。他常说:用钱要节约,但该花的钱必须花,而且必须花在百姓身上。

  农民王友强患骨髓炎,命在旦夕,罗贻斌与妻子筹款送到医院;他亲自试验稻稻油三熟制,大力发展油菜生产,结束了安乡百姓“吃棉油”的历史;他顶着“放任资本主义歪风蔓延”的帽子,鼓励农民在秋冬或早晚做砖做瓦、改建住房。

  罗贻斌对干部们常说,心里要时刻装着一个“句号”。“这个‘句号’,是老百姓为我们打的,句号打得圆不圆,就看我们做得好不好。”他经常给大家敲警钟:小洞不补大洞一尺五。一个公社书记的会议,给每个人发了5个橘子。罗贻斌知道后,坚决要大家把橘子退回去。他说:“贪是从馋开始的,吃不够就会拿,拿了小的就会拿大的,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

  “我死后,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1983年6月,罗贻斌被医院确诊患上了肺癌。

  “他的病,是累出来的。”曾在安乡县政府办工作的毕人玉回忆,1983年4月底,罗贻斌已经自我感觉不太好,但仍参加全县农业生产检查,每天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行程近50公里。5月中旬,他到汉寿参加全省湖区防汛工作座谈会后,家都没落就到了大堤上。

  1983年7月,安乡再次遭遇洪水险情。已在长沙住院的罗贻斌,坐立不安,几次让大女儿罗安英打电话回安乡了解水情。直到8月5日,家乡的几个基层干部和农民来到医院,给他带来了战胜洪水的消息,还带来了早稻丰收的喜讯。

  “父亲格外高兴地和他们交谈着那一切。几个同志离开后,父亲久久地站着,情绪激动不能自已,他的脸在抽搐。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父亲痛哭。我知道,父亲在为农民对他的纯朴情感而流泪,在为自己因病再不能和他们同聚田边而伤心。”罗安英说。

  死神的逼近,却让罗贻斌越来越冷静。他硬撑着病躯给县委写信:“无论如何要加强力量,筹集器材,防守危险堤段,搞好防汛抢险……”

  时任县委书记李才鉴来探望时,罗贻斌反复说:“请不要为我再花钱了……”弥留之际,他多次嘱咐家人:“我死后,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30多年后,在罗贻斌小女婿张志初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这些年来,我和妻儿常在清明、春节的时候回安乡祭奠您。每次总见到络绎不绝的人群,也在您的坟前放鞭炮、献花篮、烧冥纸。这些人,我们大都不认识,而他们却都说是您的亲人。”

  ■短评

  甘于吃苦是大爱

  蒙志军

  “一生功绩怎忘怀,三十三年任苦差”,这是罗贻斌的写照。

  各种急难险重的工作,他肯吃苦、冲在前;穿的是粗布衣,骑的是自行车;他从不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福利,直到他去世,妻子仍是农村户口;他一生清廉清苦,身后只留下300元积蓄,和两间上世纪60年代搭建的茅草房。

  有人说罗贻斌,过得这么苦,一点福没享上,这个县官白当了。然而,政声人去后,口碑永相传。30多年过去,他依然像棵常青树,让我们含泪思念。

  但愿斯民衣食足,吾庐独破又何凄。罗贻斌甘于吃苦的精神,其实是一种大爱。这种爱,源于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源于他为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源于他先忧后乐的宽广胸怀。无论斗转星移,罗贻斌留下的精神财富,都是我们前进的永恒动力。

  双脚最勤

  ——记祁东县、常宁县(现常宁市)原县委书记唐盛世

  2015-07-17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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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盛世(左)在常宁县依湖公社翻地。(资料图片)常宁市党史研究室 提供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盛夏烈日,记者来到祁东县,看到洪太林带、洪河林带宛如两条绿色腰带,系在衡邵干旱走廊腹地,库容4000多万立方米的红旗水库、杨家台水库,就像两块碧玉,镶嵌在县域东西两端。当地干部说,创造美景的领头人,是我们祁东的老县委书记唐盛世。

  唐盛世1928年出生在祁阳,1955年至1965年先后担任祁东县县长、县委书记,1972年至1977年在常宁县(现常宁市)任县委书记,后来分别在衡阳行署、零陵行署任专员,1990年退休于零陵地委书记任上。

  每在一个地方,他都把改变当地贫穷面貌、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当成施政根本,心窝贴在百姓身上,深得群众拥护爱戴。

  县委书记当得好不好,要看百姓家坛坛罐罐里的东西是多了还是少了

  “祁东是衡邵干旱走廊中心区,唐盛世把能不能改变祁东干旱面貌,作为当好县委书记的衡量标准。”今年79岁、原祁东县农委主任刘尚勇说,唐书记在祁东的贡献,最大在农业方面。

  从1958年开始,唐盛世带领祁东干部群众苦干实干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到1960年底,全县竣工运行水库89座,其中包括红旗水库、杨家台水库在内的中型水库5座,小一型、小二型水库84座,有效库容9150万立方米,灌溉稻田28万多亩,造林几十万亩,形成洪太、洪河两大林带,过去难以看到双季稻的祁东,从此双季稻普及率达80%至90%,成为当时湘南地区最出粮的两个县之一。

  7月5日,在永州市老干部活动室,已87岁高龄的唐盛世,正精神矍铄地练习书法。与记者聊起当年当县委书记时一桩桩往事,唐老说,县委书记当得好不好,看老百姓家坛坛罐罐里的东西多了还是少了,增多了就当好了;少了,没有了就当得不好。

  只要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就要敢于担责,大胆去干

  最让刘尚勇刻骨铭心的,是一次陪唐书记的经历,从中他感到只要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唐盛世就敢于担责,大胆去干。

  1960年冬天,刘尚勇有一次陪唐书记到祁东县洪桥公社白云大队检查工作,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座谈会,研究如何度过第二年夏荒。开始,群众有顾虑不敢讲话,唐书记鼓励他们想到哪里讲到那里,不做笔记,讲错了也没关系。大家就讲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吃大锅饭,做多做少一个样,没积极性。种植春收作物,希望划小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种多少、收多少都是自己的,大家积极性肯定高得多。

  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才结束,唐书记认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想法切合实际,是渡过难关的管用之举。他对公社干部表态:你们就这么干,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回到县委,他立即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春收作物生产工作,统一思想。县委最后决定在全县推开白云大队做法,春收作物生产队种,生产队得,大队、公社、区、县都不要。结果,第二年开春,蚕豆、豌豆、小麦、蔬菜种得漫山遍野,没有空地。

  不久,一位省委主要领导到祁东检查工作,走在洪桥、白云桥等地山冈田垄,看到到处绿油油的,一派生机盎然,越看越高兴,不禁脱口赞道“登高一望,心情舒畅”。

  刘尚勇说:“改变大队核算,在当时还是挺冒政治风险的,但唐书记并未‘爱惜羽毛’,他的政治品质多么难能可贵啊!”

  要离实际最近,莫过于用脚丈量,每年200多天与百姓面对面

  因为家庭贫苦,唐盛世只读了3年书,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从本地干部中培养成长起来的县委书记。

  他告诉记者,在实际工作中他体悟到,县委书记不好当,难就难在不但要会“开处方”还要会“打针”,既要是优秀的医生还要是出色的护士。光坐在办公室批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只会浮在半空中,离实际远得很,要离实际最近,莫过于用脚丈量、用眼审视、调查研究。

  祁东、常宁的干部每每提到唐书记,无不讲到他两只脚最勤快,除了开会研究工作,很少呆在办公室,而是下乡了解实情,面对面解决问题,平均每年200多天在乡下,公社、大队就是他的指挥所,田间地头成了他的办公桌。

  原常宁市政协主席郭晃春对唐盛世下乡“三不”规矩至今印象深刻:不坐车沿马路检查,不先听干部汇报,不先在会上作指示。越偏僻的地方越去,山边走山路,水边蹚水路,就是不走大路。一个人在大队、生产队走完、看完、问完,再到区、公社进行交流指导,区、公社干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来,也不知道他从哪里下来,没法投机取巧,只能埋头把工作做实、做好。

  当年在祁东县委办当机要干事的李元昇讲到,1961年秋天,有一次,他陪唐书记下乡,到祁东县蒋家桥公社检查双抢工作,在一处二岸田边,唐盛世发现有扯出扔在岸上的红薯苗,便问正在劳作的社员怎么回事,社员告诉他,这里缺水,种晚稻没收成,收完早稻以后便种上了红薯,但公社干部搞强迫命令,非要种晚稻不可,还将红薯苗拔出扔掉。

  唐书记听完,代表县委向社员表示歉意,批评公社干部的做法错了。当天晚上,他在蒋家桥公社召开干部会议,纠正拔苗改种错误做法,不准向下搞强迫命令,工作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还要求公社党委向农民作检讨,将会议精神写成材料报县委,通报全县,引以为戒。

  ■短评

  为官有为重在担责

  陈勇

  唐盛世在两个县当了十几年县委书记,平均每年200多天在乡下,样子像个农民,如此辛苦,图个啥?图的是干事创业,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在他任上,干旱缺水的祁东变成了当时湘南地区最出粮的两个县之一,原来位于全省13个后进县之一的常宁成为了全国第一批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时空跨越几十年以后,记者在他工作的地方采访,当地干部群众竞相赞美唐书记“是个干了事的人”。记者以为,一个退位这么多年的干部,还在当地留下好的口碑,这是对为官有为的最高褒奖!

  为官有为,必须具有担当精神,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对群众生产生活困难,要主动担责、竭尽所能帮助解决。

  唐盛世就是为官有为的标杆,他尚实干、抑空谈,重决策,更重落实,扑下身子勤接地气,一心为党工作,为民解难。

  老百姓欢迎这种敢担当、有作为的好干部。

  穿得最土

  ——邵东县原县委书记刘中心纪事

  2020-07-14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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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原邵东县委书记刘中心(左二)在火厂坪公社龙兴大队听石山造田情况介绍。(资料照片) 唐大柏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朱文硕

  一件补了又补的中山装,一条常年沾着泥水的土布裤子,一双旧胶鞋,这是他最常穿着在身的“行头”。

  虽然已逝去17年,但他的事迹和精神,依旧被邵阳很多干部群众所传颂。

  他叫刘中心,1965年至1975年先后担任邵东县委副书记、书记。

  7月7日至8日,记者在邵东走访刘中心的同事和亲属,与他们一同追忆这位备受人民爱戴的老书记。

  穿得比普通农民还土气

  在唐贤甫的记忆中,刘中心没有穿过新衣服,所穿的一直是那身旧衣物,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

  时任县委办干部的唐贤甫,当年经常跟刘中心一同下基层、走公社。他告诉记者,在公社食堂吃饭时,刘中心从不找人招待。“基本上也没人会主动招呼他,因为他穿得差,下去工作经常被当成普通农民。”

  曾赴邵东采访的著名摄影家、湖南日报记者唐大柏称他为“穿得最土的县委书记”。1973年,唐大柏前往邵东火厂坪公社采访“农业学大寨”时,在田野里遇到了在公社现场指挥改造乱石山的刘中心。面对眼前这位留着很深的头发和胡子,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肩上挂着一个黄色旧挎包,衣服和鞋子上还有很多黄泥浆,看得出刚从工地下来的县委书记,唐大柏赶紧用相机定格了他当时的身影。

  “在我的镜头中,他打扮得比当地普通农民还土气。”唐大柏在回忆当年采访的博文中这样写道。

  熟悉刘中心的同事都知道,他是个典型的邵阳汉子,喜欢喝酒,也能喝酒。但他工作中却滴酒不沾,也不接受任何吃请。这个原则,他直到1978年升任邵阳地委书记以后,也未曾改变。

  一次,刘中心连续在几个县区调研了一个星期,各地都在吃工作餐时把酒准备好了,但他硬是不许上酒,更没喝一滴酒。回到家后,酒瘾难耐的刘中心拿出自己“珍藏”的家乡米酒,邀来秘书和司机一起过过瘾。

  原邵阳地委机关司机王许华至今仍记得那顿酒,喝的是廉价米酒,吃的是嚼不烂的卤豆干,让他不禁为这位地委书记感到心酸。

  不少人曾问刘中心:当个书记这么辛苦,下级请喝点酒又有什么问题?刘中心的回答是:“爱好是爱好,原则是原则,分不清就不要当干部。”

  被群众错当成“田把式”

  上世纪70年代,邵东主要经济工作以农业为主。

  当时,刘中心一个星期有四五天都往田间地头跑。邵东县文史办副主任申喜平告诉记者,当时的县委大院里流传着一句话:“办公室里找不到刘书记的人,哪里有中心工作他就在哪里。”

  一次,在九龙岭公社的稻田边,看到社员们浸种育秧的方法不对,刘中心挽起裤腿就下到田里,手把手地教了起来。

  有社员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农民“扮相”的人问:“你哪个公社的,何噶古噶(为什么这么)里手咯?”

  得知这位“田把式”居然是县委书记,社员们又是惊讶又是欣喜,纷纷围上来请教农业技术,“专家书记”的外号不胫而走。

  当时,我国南方正在推广双季稻,然而由于种双季稻比种单季稻需要多付出近一倍的劳动,邵东不少群众不愿意改种,还发生了偷偷将双季稻种子换成单季稻种子的情况。

  为了说服群众种双季稻,刘中心几乎跑遍了所有乡镇。一次,他带领工作人员一路步行一路查访,走到黑田铺公社,正巧碰上一起偷换种子的事件,公社主任要把种子换回去,群众不肯,双方僵持不下。刘中心见状,赶紧从人群中挤了进去,大声说:“大家听我讲一句!”

  接着,刘中心笑眯眯地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种双季稻付出劳动多,但收获更多,一亩能增产几百斤……直白朴实的一番话,把大家都说服了。

  “他是‘专家书记’刘中心,肯定不得哄人的。”人群中有眼尖的,认出了人是县委书记,大家就更信服了。

  在刘中心和各级干部苦口婆心的宣传、劝说下,越来越多的群众改种了双季稻,全县粮食连年增产。像这般带头实干、攻坚克难,是刘中心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他在地委书记任上,提出“把荒山变为银行,把大地变为粮仓,从地下挖出宝藏,叫江河发出电光,加快步伐建设邵阳”,带领干部群众披肝沥胆艰苦奋斗,使随后几年成为邵阳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

  一辈子存款付不起丧葬费

  穿得最土,也是因为刘中心很“小气”。

  “在邵东县工作时,我家经常入不敷出,需要借钱来维持,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是刘中心的妻子汤国英追忆丈夫时,写下的文字。

  汤国英的描述中,丈夫“小气”到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掉,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然而,“小气”的刘中心却有很大方的时候:他总带头给希望工程捐款;当得知有一个患病孤儿生活困难,他还自己掏钱负担了孩子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开支……

  这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加拮据,但刘中心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不能利用职权谋私利,不能收受任何人的钱物。”

  令人唏嘘的是,1998年9月,刘中心去世后,殡仪馆各种费用加起来需要付7000多元,而妻子汤国英取出全部存款才不到6000元钱。这件事让许多邵阳市委的干部和老同志感动不已,大家自发凑钱补上了刘中心的丧葬费。

  “真正的典型经得起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检验。”邵东县委书记黎仁寅说,刘中心书记是“三严三实”的好教材、好范本,他一心为民、带头实干、严于律己的精神,是一笔值得永世传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

  ■短评

  “穿得最土”

  是一种价值掂量

  冒蕞

  刘中心常挂在嘴上的那句“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被他用实际行动坚守了一生。

  生活上,一身最土的装束,一杯廉价的米酒,他不觉得苦,反而分外满足。工作上,他总是冲到一线实干,总是站在老百姓身边,孜孜不倦地追着中心工作跑。甘守清贫,他也不以权谋私,始终是廉洁自律的楷模。再苦再难,他也心系人民,让一方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份坚守,源自刘中心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在他内心的天平上,个人的得失轻若无物,群众的忧乐重如泰山。

  经济在发展,生活条件在改善,那一份“穿得最土”的清贫已然远去,然而“穿得最土”背后那种艰苦奋斗、实干为民的精神,那种把群众的福祉、把工作的成效、把党员干部应该恪守的原则看得比个人得失重上百倍的价值掂量,却应被永久地坚守和传承下去。党在任何时期都需要这种与群众心连心的质朴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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