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中国工人的维权举措夸大为“罢工潮”！
——中国工人的罢工自由再也不能在中国宪法中堂皇缺位
子 烎
高盛顾问董事胡祖六先生，不愧是跨国资本的代言人，他比西方国家政府首脑更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问题中“与罢工潮相比汇率问题无足轻重”。可是，我怎么感到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夸张，中国有罢工潮吗？胡祖六们是不是想要中国政府在“维稳”的旗号下，把中国工人的个别“维权”举措扼杀在萌芽之中？
这些资本代言人担忧什么呢？不就是跨国资本在中国劳动力产品低成本、低价优势的丧失，而以投资重点投向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地相要挟，阻遏中国劳动生产率、产品价值和整个社会产出消费价值提升吗？！
是的，考虑到出口业对中国财政收入贡献率高达50%以上的事实，考虑到今年1月到5月中国财政收入高达3.5万亿，预计到今年年底的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而近年来，中国财政税收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的同时，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并不快这样的事实，胡祖六们呼吁中国“政府、社会、包括全民、学术界”一起来维护他所谓的“更多人”的低水平低就业，以确保中国作为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的“低成本基地”，这种企图把跨国资本的利益，与中国政府利益捆在一起，甚至“绑架”中国政府的做法（之嫌），确实是聪明过人！
一方面也许某些企业确实是政府不当公共政策的受害者（让人感觉企业没有给员工发放更多的工资带来的生存迥迫，而加薪当然会造成提高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乐得不用为自己不当的公共政策引起的不良经济后果（比如多印钞票造成通涨和物价上涨，偷偷拿走了人们的财富）负责，只要继续以“维稳”或“为更多人提供就业”和“保增长”为由压制住工人的维权举措就万事大吉了！
但是，我相信中国人民政府的行为，绝不会跟着胡祖六们的指挥棒转！因为明眼人谁都知道，“提高工资，可能会使得一些纯粹成本导向盈利的企业转移生产基地”，但是，也会使得一大部分底层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增加，进而增加国内消费市场的容量，增加国内消费者的价格承受能力，使得国内生产商从恶性低价竞争的羊肠小道，奔向以创造价值为主导的阳光大道上来。迫使更多的企业和资本扩大和关注研发，增加产能，提高产品的价值和企业的价值，从而提高整个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我同意这样的评估结果：“这种吸引力的意义在于国内市场容量增加，产品利润率的增加，而不是作为一个低成本基地来吸引企业投资和增加工作岗位。”
任何政府——不管叫什么名称——都无权为了保护对于一国出口至关重要的投资方利益，而要求本国工人在收入差距巨大、生活成本升高、工作时间漫长而休息时间较短等问题上做出让步。政府如果意识到罢工有蔓延的苗头，也不应当对罢工采取压制、隐瞒，而应当是疏导，更应当调整国家的分配制度和公共政策，让全体公民享受国民待遇，分享社会财富，协调劳资关系。
对于那些因为中国工人采取了一点维权举措，不是去积极处理和寻找自身原因，而是夸大事实，并以寻求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威胁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自己要滚蛋就滚蛋好了！
如果说刚刚结束文革后的1982年，中国宪法没有规定公民有罢工的自由确有其一定的道理，那么，当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遍布国中的今天，中国公民依旧没有罢工维权的自由吗？中国工人仍然唯有任人宰割的命运吗？中国只能做低级经济增长和“GDP增长率”的奴隶吗？有良知、有历史感的人们都来回答吧！
如果中国工人的维权举措，必须在“跳楼”或“罢工”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滾滾诸公，行行好，还是让他们享有“罢工维权”的自由和尊严吧！
与时俱进的口号，在中国已经喊快二十年了，从1982年到未来2012年正好三十年了，中国共产党18大也将在这一年召开。中国工人的罢工自由这一条，再也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堂皇缺位了，中国该修宪了！
因为，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中国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产业结构都要升级换代了！这是17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中国要以生态文明建设来超越西方传入的工商文明形态，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上来。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要发生历史性的转变。2012年，还是中华民族结束宗法帝国，开创现代民族共和国一百年，中华民族历经三个世纪一百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历史课题也该全面落到实处——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那一天开始到GDP全球第三这一刻就已然解决，接下来要集中力量解决的就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问题，亦即中国全体国民的人权、事权、物权问题！
是时候了，中国复制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也该转变为展示中国人的思想力，发挥自主创新、示范创新作用的新时代了；笛卡尔、培根、伽利略们开创的近代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应当转变为当代生态主义思维方式；现今一切经济学、政治学的硬道理，都将纳入生态学的共生价值观的航道！
2010年6月29日
胡祖六：与罢工潮相比汇率问题无足轻重
http://finance.qq.com/a/20100628/003053.htm
【《财经》记者 陈君】虽然多伦多G20峰会前，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沸沸扬扬，G20峰会上，也会是一个焦点。许多人都在担忧，汇率的升值对中国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但与汇率升值的短期影响相比，近期出现的罢工潮对中国经济和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要大很多，罢工潮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趋势。
26日下午，在上海举办的“2010陆家嘴论坛”上，资深经济学家、高盛顾问董事胡祖六在接受《财经》杂志记者专访时作上述表示。
胡祖六指出，如果汇率短时期大幅升值，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短期对出口企业竞争力有一定影响。但是，决定长期竞争力的不是汇率，而是劳动力成本结构和生产效率的改善。如果本身竞争力不够，光靠人为的压低汇率，这难以为继，没有靠廉价货币变成出口大国的。中国变成出口大国也不是靠廉价货币，靠的是改革开放和生产效率不断的提升。
胡祖六认为，现在的劳工罢工潮，对中国竞争力是最有负面影响的，远远超过汇率改革或升值的影响。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的世界工厂，吸引这么多外资、台资来中国，有三个因素：第一，中国有一批非常有纪律、受过良好教育、有素质又低成本的劳工队伍；第二，比较好的基础设施；第三，潜在的、辽阔的国内市场。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成为出口大国。
当前，中国在农村还有很多富余劳动力，是个充分就业不足的国家，劳资关系变得比较紧张，罢工潮不断发生，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种趋势。胡祖六呼吁，政府、社会、包括全民、学术界，还是要关注更多人要有就业，有就业才能消灭贫困，这么多人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把工资提高，会让更多人不能就业。
未来十年，像鸿海、本田这样的企业，还能否像过去十年那样，在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开拓、投资，将产业重点设到中国，胡祖六觉得将不可定论。胡祖六透露，目前罢工潮出现的时点上，他所接触的跨国公司，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将未来的投资重点投向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不会像过去那样，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如果外资不来中国，不来参与整个产业的提升，带来技术和新的产品，中国怎么会有竞争力，人民币再便宜，中国产品也出口不了。
胡祖六强调，中国经济的未来，以及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的关键，是要有和谐的劳资关系，不能通过政府短期政策来提高劳工成本。中国要避免使经商环境和投资环境不利的变化。这些关系经济基本面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汇率问题与之相比，无足轻重。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与政府倡导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化经济分不开。那时，对外资的投资是铺着红地毯来迎接，有非常良好的环境。同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变得比较好，中国的技术工人很多是中学毕业，数学、英语、学习能力都很强，对待工作十分勤奋，这是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韩国、台湾、新加坡的崛起，都是靠有技能的、勤奋的劳工队伍。现在中国在人均GDP4000美元的格局下，就把这个优势丧失了，非常危险。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的心态不好，希望政府多花钱、享受很好的福利、消费又不想储蓄、不勤奋工作，致使国家马上面临债务违约的危机。政府一紧缩，工人就上街抗议。以希腊为鉴，中国不能出现纵容劳资紧张关系的趋向，更不能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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