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份发生在裕元鞋厂数万人的罢工事件表明，我国的劳资矛盾已发展到不容回避的程度，超出了传统的“发展”和“维稳”思维。如何看待和处理，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事件已平息，但劳资矛盾可能进一步政治化，对现有的理论和发展模式构成挑战。
今年4月5日到26日，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代工生产商台湾宝成公司在东莞高埗镇投资的裕元鞋厂，工人因厂方未依法足额缴纳五险一金，进行了历时20天，规模最大时达5万人的罢工。这是近年来工人群体性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劳与资、政府与劳资之间的问题。罢工虽已经平息，但劳资矛盾的新发展以及动态矛盾值得关注。
近年来劳资纠纷突出，2013年全国较大规模的有几十件。此次裕元罢工的直接导因是厂方长期以来对工人的五险一金缴费不足，但从罢工期间工人们的QQ群聊、媒体的报道和对一位裕元工友的访谈，以及近年来深圳、东莞等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中可以看出，引起罢工的原因更为复杂。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从裕元罢工来看，当前我国的劳资矛盾处于什么状态?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维稳的框架下依法处置这次罢工事件，却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
当前我国的劳资矛盾与工人的阶级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商业已基本转变为以资本为主导、通过市场来组织，以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生产方式。到2013年3月底，我国登记注册的1374.88万户企业中，私营企业达到1096.67万户，占近80%，私营企业成为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同时，工人的主体已由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组成，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迫使他们加入城市的产业大军，多数为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佣工人。
裕元罢工是典型的代工私企中劳资矛盾的反映。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以后，出现了很多作为跨国品牌公司产业链末端的代工企业，这类企业中的劳资矛盾较为突出。在整个国际分工的生产链中，品牌公司靠技术和品牌垄断了利润的大头。代工企业本身也受跨国企业的压迫，所获利润有限，只有通过减少成本来获取利润。为此，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来增加利润是其最通常的做法。
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私企社会欠账课题组的报告，长期以来，中国的私企依靠低廉劳动力在全球市场取得竞争优势，很多企业没有对劳动者的超时劳动做出应有的补偿。这种转嫁给劳动者的潜在成本，既是对劳动者的社会欠账，也是私企超额利润的来源。报告指出，2003-2009年中国的私企社会欠账总额估算达到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利润总额的9%，占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GDP的14%。如果去掉这部分利润，私企与国企的利润率大致相当。[1] 近20多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这个群体承受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今天中国的繁荣，不能不看到他们付出的劳动。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却成为弱势群体，仅被看作劳动力“要素”。即便是在国家法律规定他们应有的权益中，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兑现。他们以罢工这种激烈的行动所要争取的，只是法定的权益，以及在劳动中的尊严，是因为在体制内他们没有政治参与和得到利益保护的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崛起，中国形成了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主体是农民工，2013年总量已达26894万，其中31.2%从事制造业，22.4%从事建筑业;其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46.6%。[2]
农民工本身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他们已没有父辈那种基于翻身感而对共产党的热爱，绝大多数也没有经历国企“改制”所带来的挫折和失落。农村有限的土地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使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讨生活，同时也在打工经历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正像一位裕元的工人所说：“我们只想有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然而，多年打工的经历却使他们从满怀希望与热情走向失望。裕元工人在访谈中表示：“我在高埗呆了15年，一直在裕元，说实话，对裕元厂，对高埗镇有很深的感情。”“高埗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裕元厂就像我的家。”“可是，裕元，高埗，你们拿什么来让我爱?很多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在这里了，可是，当他们老无所依，难道他们真的只能活在新闻联播里?”[3]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工人们如此失望?从工人们的劳动环境中可窥一斑。在流水线上作业的正式工人，必须以秒为单位完成某个机械性的动作，承受着极高的工作强度和压力，每一班持续工作10-12小时，工人成为流水线的附着物。有的还必须在高温、有毒的条件下生产。有的企业虽有食堂，但伙食不好，工人吃不吃都得缴伙食费;有的企业还规定了很短的吃饭时间。有的企业规定工人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还必须要有人顶班行(见裕元工人4月19日的微博)。在私企中，为完成生产任务，往往采用非常严苛的管理方式，管理层对工人辱骂、羞辱、惩罚是家常便饭。工人不仅出卖劳动力，而且被剥夺尊严。[4]
参与罢工的工人们持有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热爱党，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也希望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罢工期间，英国BBC来采访，工人一方面觉得这下有救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给祖国丢了脸。工人们在自己的打工经历中强烈地感到：“如果当经济持续发展而工人不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局面。”
裕元这次罢工虽是以企业在社保缴费上的问题为由，但却是多年在工厂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与屈辱，在情绪上的总爆发。选择社保缴费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最具法律正当性，资方难以否认，地方政府也难以用维稳来压制。从整个罢工过程来看，工人们最大的动因是出于长期累积的对资方的强烈不满。此次罢工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策略，具有情绪化的特点。工人们对社会上维权组织的介入是警惕的，意识到其背后有敏感的支持力量。罢工本身因而带有强烈的发泄性特点。
从农村走入城市的这一代工人，大多数还只是为个人利益打拼的个体，有的还怀揣着攒钱自己当老板的梦想。对于在工厂里自身权益受到损害，许多人只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部分工人以跳槽来应对，个别的甚至以自杀来表达自己所受的屈辱。大多数工人对现状只能“忍”，很难形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形成这样一次5万人规模、历时20天的罢工并非易事。
政府依法处理，为什么会失去人心？
纵观整个罢工事件，政府部门力求依法处置，但结果却是从工人们开始对政府部门抱有期望，到最后失去信任。其原因究竟何在?
对裕元罢工事件，人社部通过新闻发布会正式表态，认为裕元鞋厂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并向企业发出了《社会保险限期改正指令》，责令企业依法整改。裕元厂承认在社保缴费上存在问题，同意从2014年5月起按照规定缴纳职工的社保费，并考虑到工人的收入在当地较低，每月发放230元生活补贴。对以前欠缴的社保费同意补缴，属于个人缴纳的部分由工人补缴。对此工人仍然不满。因为按照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后，每人每月要承担个人缴纳的400-500元。即使增加230元补贴，工人的实际现金收入仍少于过去，进而提出要求加薪30%，这样方可使工人的平均月收入能达到当地3000元左右的水平。同时，工人认为欠缴社保和公积金责任在企业和政府监管不力，个人补缴部分大部分工人承担不起，应由企业和政府承担。
对于工人的要求，东莞市有关部门分别作出不予支持的答复。从内容上看，政府部门的答复都是依法有据的。在政府部门答复后，裕元工厂也作出了相应答复：补缴社保个人承担部分应由个人承担;不支持员工以未足缴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企业补缴部分不打入个人账户;底薪每年增加30%没有法律依据(工人的要求是一次性增加工资30%);每月支付员工230元生活补贴，但不纳入底薪;愿意将管理粗暴、不尊重员工、伙食差等问题纳入整改;愿意与工人选出代表沟通协商;完善高温津贴发放;希望尽快复工，共创双赢。[5]
但工人们对裕元的答复仍不满意。这种不满，既有对长期受资方压迫的问题未得到政府正面回应的原因，也有受情绪支配的因素。由于没有组织化和较为完整的谈判策略，工人们很难把握收放分寸。随后，在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下，裕元工厂于4月26日实现了复工。尽管工人中对复工有不同的认识，但共同的情绪是被迫的，不满的。不仅对资方，也对当地政府充满不信任。
这次罢工，是工人长期形成的积怨的总爆发，开始工人只是想出一口气，增加一些待遇，但资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个别台干甚至说“大陆人就是贱”，激起工人的强烈义愤。此时因鞋厂处于订单旺季，罢工无疑给资方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在社保问题上明显理亏，所以做出一些让步，但一些台湾媒体一味把责任推给工人;在罢工过程中资方曾悬赏5000-50000元奖励举报者。正是在这种劳资对立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罢工规模越来越大。
作为农民工，他们是“草根”群体，身处办事要付钱、找熟人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没有在直接的体验中确立政府是为他们服务的观念。在这次罢工中，政府和工会对罢工的处置使他们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被认为是资方的保护者，劳资矛盾进一步延伸为劳方与政府的矛盾。这正是这次罢工值得深思的地方。
罢工结束以后，工人们认为：“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政府强力打压，甚至警察封住厂门不让员工出来，到车间强迫工人复工。2.部分工人受前述情况影响，产生悲观、畏惧和失败情绪，觉得反正搞不赢了，捞了230元，见好就收，无奈复工。”“虽然复工了，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怨气。今天大家心里都特别难受，感到很屈辱。表面看来，罢工已平息，但矛盾仍然存在，问题没解决。”
“这次罢工事件是三败俱伤，员工被打压，资方需付出几十亿的补偿和罚款、滞纳金，政府的威信下降。”
“这次罢工的前期，员工还企望政府协调，当工会介入后镇压加剧，员工的幻想都破灭了，这种觉悟会让下次斗争更有力量，至少思想上不再那么软弱。可以说，只是明火被扑灭了，仍有暗藏的火种，下次遇到诱因，可能会更加爆发!而且经过这次的洗礼，下次的罢工，肯定会更有组织性和战斗力!”[6]
为什么政府依法处置，反而会引起工人们的反感呢?问题在于政府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与工人的实际诉求存在很大的差异。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最基本的责任。“发展第一”造就了地方政府更多地站在资本立场，这也是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资方违法监管不力的原因所在。而作为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对罢工的处置依照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思路。从维稳和依法治国的框架来看，东莞政府的处置是符合逻辑的，为什么会失去工人们的信任?
笔者认为，基本原因在于现行的发展模式下，劳资双方的对立关系已是客观现实，“发展和维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地方政府没有找到妥善处理劳资矛盾的立足点。
这次裕元罢工，工人们的认识和态度已经从单纯的劳资矛盾层面上升，认为政府应该站在工人一边，希望政府能够理解工人的立场，帮助工人们建立有尊严、体面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建立“劳资两利”的发展模式。他们并非一味仇富反资，也了解目前外资方办企业对就业的作用，但反对资方无视劳动者权益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罢工工人们既有具体的权益诉求，也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劳资关系。而地方政府还是就事论事地依法处理“群体”事件，回避劳资矛盾。
相比之下，台湾15家劳工团体声援裕元工人罢工;香港劳工界八团体给裕元各代工品牌的公开信，更旗帜鲜明地指出Nike、Adidas、Timberland等这些裕元为之代工的国际品牌公司更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它们是整个国际生产链上获取最大利润的一群，而处于整个生产链尽头的各国工人就是其奴隶，也是唯一受害者。” [7] 因此，工人应补缴的社保费用部分应由裕元和所有向裕元下订单的品牌买家共同承担。
要求国际品牌商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不仅合理合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1993年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大火，导致47名女工死亡和87人受伤，经香港及各国劳工团体多年抗争，多个国际品牌商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2013年孟加拉达卡发生整座厂房倒塌，导致三楼制衣厂千名女工死亡，2400多人受伤，经国际及各国消费者权益组织和劳工团体抗争，多个国际品牌商最终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清醒地、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更多地考虑工人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维稳”，就能意识到自己对资方监管不力的问题，采取必要措施为工人们争取合理的权益，推动建立更合理的劳资关系，营造有利于劳资两利的环境。这才是对我们人民政府的本质要求。
这次罢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工人们形成了“政府和工会不站在自己一边”的观念。目前体制内并没有给一线劳工提供充分有效的参与渠道来表达意见、争取改善自身处境，体制外的抗争成为其唯一的出路。这必然会促使他们情绪性的意识向自觉的阶级意识发展。
现行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牢牢地固定在发展经济上。在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在苏北某县的中心大街上挂着这样横幅，反映了这个时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千中心，万中心，经济建设是中心;千重点，万重点，工业经济是重点;千条线，万条线，招商引资是主线;全员发动抓招商，积蓄后劲谋跨越”。
地方政府还负有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而财力资源主要靠本地财力的增长，最快捷的办法还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政绩考核的关键所在，也因此决定了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体现在对投资企业在税收政策和土地出让价格上的优惠、在环境污染上的迁就、在执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变通”。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激烈，更加剧了这种行为。由此造成了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和劳工合法利益严重受损，成为这种发展模式沉重的社会成本。在私企中，超时加班、劳动条件差、工人不受尊重的现象大量存在，不能按照规定支付报酬和缴付社保基金的现象十分普遍。这都与地方政府对企业违规用工的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甚至放纵的态度有关。
对于企业应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往往网开一面，允许企业以各种名义为工人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只占15.7%、工伤保险28.5%、医疗保险17.6%、失业保险9.1%、生育保险6.6%。[8]有的即使缴纳了，但并未足额缴纳，或拖长工人的实习期少缴，或没有按照实际收入缴，只按最低工资标准缴纳。
总之，现行发展模式决定了地方政府把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力增收放在第一位，造就了我国私人企业采用损害劳工权益来获利的政治环境。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国家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要求越来越明确，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基本的行为逻辑与偏向资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通过牺牲征地农民、工人的权益维持有利于资本投资环境的做法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劳资矛盾发展到今天日益激化的局面，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
裕元工人的这次罢工，和近年来出现的多次规模较大的罢工和劳资冲突，虽然从全局来看，涉及的企业和工人数量还只是一个不大的比例，但是它自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阶级分化和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已经超越了现在使用的改革、发展、维稳这些话语和框架能够包括的范围。
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有的政治体制安排，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政治协商制度，都没有能够较好地把“农民工”这个已经形成、并日益壮大的社会群体包容在内，没有给他们提供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裕元罢工平息了，但劳资矛盾对现有的政策、理论和发展模式构成挑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关系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之根本。
【注释：】
[1]马萨诸塞大学私企欠账课题组：《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私有企业社会欠账问题研究报告》，https://sites.google.com/site/puluoreview。
[2] 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报告》。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3] 工人小邱对裕元工友的访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af420101wdoo.html。
[4]《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参阅文稿》2014年11期。
[5] 东莞政府部门和工会的回复意见、裕元厂的回复意见均见：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6&extra=&page=4。
[6] 见小邱对裕元工友的访谈。
[7] 香港八劳工团体给裕元鞋厂代工品牌的公开信(4月23日)，http://sacom.hk/zh。
[8]参看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载于《经济导刊》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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