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日本安倍政府提交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最终版本。2天后，在东京市中心地区，一名日本男子以自焚的方式，抗议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然而，在遭到强烈反对的情况下，7月1日，安倍政府仍然以内阁决议形式调整对宪法的解释，部分解除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今年是“七七抗战”(亦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77周年，在标识中国全面抗战的重大历史节点，梳理学界对77年前那一重大历史事变的研究成果，对认识安倍政府的政治走向，当不无益处。
七七抗战研究：中国的正义性不容置疑
中日史学界关于“七七事变”的研究，大致始于1980年代中期，并且一直是中日历史研究的重点。上世纪末期，胡德坤、曲家源、李云汉、荣维木等学者发表了大量相关著作和文章。日本学者关于“七七事变”的研究著作也相当多。
不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祝彦表示，关于这段历史，中日双方学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有一部分日本学者，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寻找有利于证明自己“合法”与“正义”的历史依据，甚至得出否认战争侵略性的结论，从而掩盖历史真相。
1990年代以来，抗战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跨界”、共同研究的特点。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还和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并组织相关纪念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6—2009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起、开展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2010年1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公布了阶段性研究报告，涉及“七七事变”等重要历史问题，并发布了中方的表述：此事件作为个案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从历史演变过程看，它的发生又有必然性。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有史料为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特聘编审荣维木介绍，日本早就制定了“蚕食”和“鲸吞”的侵华战略。史学界经常提到的田中奏折，其真实性虽然有待确认，但是1890年第一次帝国会议的相关史料，明确记录了日本提出的“大陆政策”，即主张要占领朝鲜、满蒙地区乃至全中国、全世界。1927年东方会议的相关史料，也明确记录了日本当时发布的侵华“战略”。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安井三吉在其著作《卢沟桥事件》中，谴责了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的侵略行为。书中明确表示，正如中国人常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的侵华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中日历史研究：以细节掩饰战争性质纯属枉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认为，“七七事变”的历史转折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日本侵华史的角度看，它是日本从局部侵华战争到全面侵华战争的转折点;从中国抗战史的角度看，它是中国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转折点。此后的八年抗战期间，每到这个重要的日子，中国都会有多种纪念活动，以唤起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
近年来，围绕“七七事变”的概念，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以臧运祜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相较于‘事变’这个表述，‘抗战’的表述确实能更好地概括和反映历史问题的本质。但是，历史研究也需要考虑约定俗成的因素”。臧运祜解释说：“‘七七事变’的说法，在八年抗战时期的历史文献中被大量使用;‘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也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和绝大多数学术论著中被使用。”因此，学者们认为，“七七事变”依然是有效的历史概念。
中国学者早已注意到，日本学者在研究“卢沟桥事变”时，热衷于对各种难解之“谜”进行解析与推测，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有些日本学者甚至提出，如果不弄清“一个士兵为什么失踪”、“谁打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就永远是个“谜”。部分日本学者进一步为日本推脱罪责，完全否认日本侵华的历史必然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桂芳对此表示反对，她强调：“所谓的对‘第一枪之谜’的纠结，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这一枪是打响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有权进行正当的自卫。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才是最值得强调和反省的。”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经盛鸿还注意到，日本学者在进行近现代历史研究时，往往过分在意中方公布的战争受害人数是否准确、有何依据。他认为，“一些日本学者过分强调对所谓细节的调查，其研究结论偏离了对其侵略本质的认识。”
显然，以芝麻掩盖西瓜，以精心挑选的所谓历史细节来转移人们对历史本质与焦点的关注，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认识的方法问题，而且直接关涉正义与非正义，不能不让人警觉到此类人物是否别有用心、另有目的。
以史为鉴：为了和平必须弄清历史是非
学者注意到，当前中日关系处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最困难的时期。究其根源，除了日本政府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挑起事端外，其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是重要的催化剂。中日关系友好发展，需要正视历史，以史为鉴。
学者表示，从“七七事变”开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来又发展为太平洋战争，企图以此构筑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但最终难逃崩溃与投降的失败命运。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日本永远记取。
以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曾指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在这一伟大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巨大的牺牲。荣维木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在战争初期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英勇作战之外，还广泛开辟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牵制日军的重要战略作用。
臧运祜表示，“中国在今年初开始的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明年即将到来的抗战和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以及中国政府设立的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和抗战胜利纪念日，都表明了中国人民希望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地发展中日关系的愿望。”
“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主流，我们要抓住机遇，发展和强大自己。”史桂芳说，和平年代的中日交往更需要大智慧，要承认社会进步和发展，以史为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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