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日本外相小野寺五典访美，将与美国防长哈格尔会谈。双方会把日本通过解除“集体自卫权”这一重大政策变化，反映到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中去，从而实现两国军事关系的所谓“无缝对接”。
日、美密切军事同盟关系，共同遏制中国“和平崛起”，这似乎完全符合双方的利益：美国可以防止中国挑战它的霸主地位;日本则可成为“正常国家”，并乘机复活军国主义。
军事合作关系，无疑是国家关系之间的一种核心关系;但它又不等于两国关系。日、美军事合作关系实现了“无缝对接”，是否就意味着两国关系真的“牢不可破”了呢?日、美关系真的已成为“一体”，没有“缝隙”了呢?
非也!如果有人真的那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处理人间、国家关系问题上，东方哲学主张以“诚信”为本;西方哲学则主张“尔虞我诈”为我所用，即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19世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名言)。日本人自明治时代“脱亚入欧”后，学到了西方那一套，可谓学生超过了老师，已达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境界。因此，分析日、美之间的关系，不能用东方哲学的眼光去看问题，而必须以西方哲学观念去分析双方的真实意图。
当今的日、美关系，实质上就是“安倍历史观”与“奥巴马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日、美之间不仅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同床异梦”，各有所图;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反目成仇、水火不容!
安倍的军国主义历史观
当今日本安倍的政治观，说白了，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观。这一史观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五条：
——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认为大和民族最优秀，要统治世界，其他民族皆为劣等民族，猪狗不如);
——具有强烈的弱肉强食论(“侵略有理”，开拓“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
——具有强烈的贪婪性、冒险性与残暴性(欲壑难填，以小博大，敢于冒险，以杀人为乐，不择手段地残害人类生命);
——具有强烈的欺骗性(打着维护“国民利益”、“民族利益”的旗号);
——具有强烈的报复精神(不甘失败，随时随地会伺机“出手”)。
日本自二战失败后，被迫无条件投降。然而，以天皇为精神领袖的军国主义体制并未彻底摧毁。政治上，军国主义战犯的罪行未得彻底清算;经济上，军国主义的垄断企业(如三井、三菱等军工企业)并未摧毁;文化上，特别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远未清除。加之战后因“冷战”因素，美国霸权主义重新利用、武装日本，所有这些，都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创造了条件。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仅经过战后20多年的恢复、发展，日本借着“和平宪法”“东风”(省略了庞大的军费;1952年4月蒋介石同日本政府签订所谓《日华和约》，以“以德报怨”为名，放弃了巨额的抗日战争赔款等因素)，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到80年代后期，日本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债权国和外汇储备国(直至2013年终结)。
日本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大国以后，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就不断抬头。1958年起，日本就发生“教科书事件”，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大陆”;1982年，又删去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内阁官员不断地公开参拜供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政坛要人甚至公开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妄称“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80年代起，日本大力增加军费，到1989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仅次美、苏两国，居世界第三位。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政坛的右倾化不断加剧。2001年日本右翼政客小泉纯一郎上台，他多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连续六年推行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使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大肆泛滥真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
小泉内阁以后，安倍、麻生等自民党政客，继承右翼路线，愈演愈烈。及至安倍第二次上台组阁，公然亮出军国主义历史观，主动配合、利用美国霸权主义的“亚洲再平衡”政策，鼓吹“中国威胁论”，竭力激化与中国、韩国的矛盾，大力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安倍的军国主义史观，集中反映在他的言行与政策之中：
1912年底，安倍重新当选为首相后，立即提出要修改“村三谈话”和承认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随即又抛出“侵略无定论”，否认日本侵略历史，令世人瞠目结舌。(否定二战性质，颠倒黑白)
2013年7月7日，也就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敏感的日子里，安倍在电视台节目中，公然声称“各国都对本国历史抱有自豪感”，表示将继续霸占中国领土钓鱼岛，指责中国试图“凭借实力改变现状”。(公然以上世纪30年代的大日本帝国为“荣”，翻《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的案，继续霸占中国领土)
声称“维护日本基于历史和传统的自豪是我的责任”，在公众场合三呼“天皇万岁!”以恢复昔日“大日本帝国”的“荣耀”为己任。1913年9月25日下午，安倍在纽约发表演讲，居然说“如果大家想把我叫做右翼的军国主义者，那就请便吧”。(不以军国主义为耻，反以为荣)
诚如日本进步人士高桥浩佑所言：安倍的“所作所为都是要复活军国主义，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甚至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其目的是“与他的姥爷岸信介一样，既希望得到美军的保护又不愿意完全屈从于华盛顿”。(高桥浩佑：《安倍晋三的军国主义战略》)
安倍有一个“三年计划”，就是：
第一年，从“被动的和平主义”转向“先发制人战略”的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安倍政府公布倍受争议的保密法(相当于“战时非常法”)，就是其重要的一步;
第二年，修改宪法解释，谋求集体自卫权(即战争发动权)，废除几十年来的武器出口禁令;
第三年，修改宪法第9章，剔除美国强加的和平主义，实现颠覆战后秩序的最终目标。
如今，安倍的三年计划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沿着这条政治路线走下去，日本军国主义必然全面复活，谁也阻止不了它进程。
奥巴马的实用主义外交
美国是典型的“西方国家”，历来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上更是崇尚实用主义外交。到了奥巴马时代，这一实用主义外交更是登峰造极。
实用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原则性，一切以其眼前利益为转移。仅以近代美国对华外交为例，几乎无一时期不体现其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特性。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揭开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其时，美国取得独立仅过一个“甲子”，羽毛未丰，尚无单独侵略中国的能力。但它渴求自身的侵略利益，就跟在英国鸦片贩子屁股后面，干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勾当，捞点实惠。
其后，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严令各国毒贩立即交出鸦片，并要求“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再犯。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不干，仗势“硬顶”;而美国总管士那与荷兰总管番巴臣，为保证其眼前的商务利益，则率先向林钦差“具禀”，保证“以后来船遵谕不带鸦片”。采取机会主义立场，与义律分道扬镳。
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失败。美国立即“凭靠英国的军事胜利。大获其利”。(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1844年7月，美国专使顾盛采用威胁讹诈、软硬兼施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同其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美国竟然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凭着机会主义外交，从中国攫取了英国所获得的，除割地、赔款以外的所有侵略特权;还极大地创新了“领事裁判权”，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在1856——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美国明里扮演了“调停人”角色;暗里则与英、法结盟一起戕害中国，强迫清政府签下了《中美天津条约》，以实用主义的两面手法，捞取了许多侵略权益。
1867年美军单独侵略台湾遭到可耻失败，随后采取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力图从中分得一杯羹。在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的过程中，由美国供给军火，还派船代为运兵，助日侵华。
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表面上是要“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实质上是又一个机会主义的侵略政策。因为1898年正当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租借地”与“势力范围”狂潮时，美国却在忙于“美西战争”，眼看中国的地盘已被瓜分，为“挤”入中国，获求“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这才有了这招“漂亮的一刀”。
1900——1901年美军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同样取得《辛丑条约》中的侵略权益。
一战以后，美国实力得以壮大。它开始要“主宰”亚洲、太平洋的霸权，这就有了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此后，美国一直把主要侵略目标定位在中国，自己虽还无实力独吞，则一直“借力”日本。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北，独占中国野心毕露。然而，美国与英、法等国共同采取“东方绥靖政策”，牺牲中国，壮大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妄图以此牵制、遏制苏联。(西方绥靖政策则是“祸水东引”，出卖捷克等小国利益，纵容纳粹德国进攻苏联)
为此，从1931——1941年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执行着一条“助日侵华”的政策。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国依然故我，反而乘机大做军火生意。
仅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第一年，美国输日作战物资，竟占日本全部消耗92%之多!拿煤油一项来说，日本本国产量仅够所需10%，1937年后三年内所消耗的4，000万吨汽油，竟有70%为美国所供给!美国对日本战略物资的大量供应，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为止，一直源源不绝。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物资的供应，日本的战争机器是根本开动不起来的!
实用主义哲学教人只顾眼前利益，而不会辩证的从本质上认识事物。美国和西方的政客只看到社会主义苏联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但却看不懂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本质(社会主义国家不靠掠夺而发展，不需要掠夺殖民地，不需要同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却被德、日法西斯“反苏”、“反共”表象所迷惑，一心搞“绥靖”(牺牲他国利益，姑息、纵容法西斯主义侵略势力)，满以为只要满足了它们的侵略欲望，它们就会去进攻苏联。殊不知，无论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它们都有两个特性：
一是：欲壑难填，侵略扩张野心永不满足，且在行动上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与疯狂性;
二是：欺软怕硬，这是所有的反动势力的共性。它们在行动的时候，总是“柿子先挑软的捏!”
严酷的历史经验是，美国与西方政客这种“目光短视”的实用主义外交，其最后结果只能是：
养虎为患，自搬石头自砸脚。他们以“损人”的动机出发，却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1942年12月7日，美国人终于尝到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滋味。太平洋舰队基本丧失，死伤美军近5000余人。罗斯福大梦方醒!大叫：“国耻!”这才改变了对华的政策——中美结盟，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
偷袭珍珠港事件还会重演吗?
1945年9月2日，日本军国主义失败，被迫无条件投降。
出于称霸世界的需要，战后，美、英西方的外交政策，重又回到“反苏”、“反共”的实用主义基点上。
于是，美国抛弃了抗战时期支持国共合作，支持中国走民主政治的道路;相反，推行了一条扶植蒋介石独裁政权，支持它发动“反共”内战，干起了杀害数百万中国人的罪恶勾当。
于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采取重新武装日本、敌视中国的基本政策。
┄┄
几经较量，社会主义新中国岿然屹立，且越来越强。直至1972年，还是出于实用主义需要，才有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才有1979年中美建交。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因扩张过度，出现盛极而衰的征兆。奥巴马上台后，面对中国日益兴起与自身日益衰落的国力，不得不采取了所谓“巧实力”外交，推出“重返亚洲”后又改称“亚洲再平衡”政策，实质还是实用主义的“反华”遏制政策。
其实，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它根本不需要、也不存在与美国“争霸”的问题。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就再三声明：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永不称霸!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美国政客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促使它始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时时害怕中国的发展会取它而代之。这就是奥巴马政府，为什么会一直对中国采取言不由衷的两面政策的真正原因。
美国政府一面要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利;另一方面，又竭力以各种手段进行遏制。特别是采取支持日本部分复活军国主义，唆使日本与其亚洲盟国利用“领土问题”集体反华，说到底，还是为了削弱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确保自己的霸权无虞。然而，美国政府这种挑动日本军国主义反华的做法，是极端危险的。
东方哲人毛泽东说得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
以奥巴马为代表的美国政客似乎非常自信，总认为，部分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如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为美国的政策服务的，是“可控”的。这实际上是奥巴马等美国政客们在政治上的一种幼稚，是无视历史经验的结果。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答曰：军国主义历史观是也。
军国主义历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神主牌”，是它们的命根子。
如果日本能够自觉地废除“天皇制”;能自觉地砸掉“靖国神社”;能自觉地清算明治以来的对外侵略罪行(从殖民朝鲜半岛到侵略中国，以至侵略亚洲其他邻国);能自觉履行《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向中国归还钓鱼岛，让冲绳复国;能自觉诚恳地向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道歉、悔罪(从制造“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731’部队活体细菌试验”、“毒气弹、细菌弹杀人”);能自觉地维护《和平宪法》，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能自觉地制订法律，规定“美化军国主义战犯、侵略罪行者”的言行，一概入罪┄┄这才叫放弃、清除了军国主义史观。
试问：当今日本能做到这些吗?不可能。
相反，既然安倍等日本右翼政客全盘继承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史观，他们正在以当年的“大日本帝国”的侵略、扩张历史为荣哩!他们正在狂呼“天皇万岁!”他们正在虔诚地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们正在竭力否定一切以往的侵略罪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部侵略历史呢!日本右翼正在控诉美军的“东京大轰炸”!正在控诉罗斯福总统居然下令对广岛、长崎扔原子弹呢!
安倍的军国主义历史观与奥巴马的实用主义外交，犹如两个从不同基点(日要复活军国主义，美要“亚洲再平衡”)出发，在当前一个“反华”的共同点上短暂相交;再稍往前，即会脱离这一交点，日、美之间关系必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必然会出现“发散性”的运动，两者关系定会越走越远。
道理很简单，安倍的历史观是要从根本上翻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案，要做“正常国家”，要求恢复往日军国主义的行动自由，彻底改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奥巴马尽管奉行实用主义外交，可以把昨天的“敌人”，当作今天的“盟友”，但要他从根本上否定美国在二战中的反法西斯立场，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日、美之间在历史观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谁愿后退呢?日本，还是美国?谁也不会后退。这就是日、美之间的死结。
日本军国主义一旦复活，对美国来讲，是不是“可控”?这其实主要还不是一个理论探讨问题，更不是美国人的“自我感觉”的问题;它主要的是由日本的实际行为来决定。
所谓“可控”，说穿了，就“听话”。也就是说，美国能否让日本完全“听美国人的话”。日本究竟是不是“听美国人”的呢?事实是，有时听，有时不听;在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非本质问题时，它可以听;当事关日本军国主义本质问题时，则根本就不听。现随手举上几例：
例一：2013年12月26日，安倍根本不理会美国政府通过多个渠道(包括副总统拜登访日时的告诫)反复力劝，最终还是以“日本首相”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奥巴马政府在恼怒之下，不得不改变美国在“参拜”问题上一贯的“模糊”立场，先在当天通过驻日使馆，对此举表示“失望”;30日，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又在谈话中对安倍的参拜，再次表达“失望”。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涉及军国主义历史观的问题上，安倍政府是不会听美国的。那怕奥巴马跳也好，叫也好。日本政府是不会理会的。
例二： 1991年12月，在世界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曾就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并于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以发表谈话形式。代表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的痛苦与伤害，表示由衷道歉。以后，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日本政界一再出现否定强征慰安妇的言论。为此，2007年，美国众院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以正式、明确的方式承认“慰安妇”问题，就这一问题道歉，并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但是日本根本不予理睬。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又扬言要改变“河野谈话”，再一次遭到美国的反对。为此，美国高官一再出面表态;今年1月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又把“慰安妇”议题收入国会法案，敦促日本政府正视这一问题并道歉。
可是安倍政府仍我行我素。6月20日，安倍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认定“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受到韩国政府影响;同时声称，在谈话的起草过程中，没有就关键证据——受害“慰安妇”证言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实际上仍间接地否定了“河野谈话”。
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凡在涉及军国主义历史观的问题上，安倍政府是不会听美国的。那怕奥巴马跳也好，叫也好。日本政府是不会理会的。
既然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既然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客，只要在涉及有关军国主义史观的问题上根本不会理会美国的意见，不会“听美国人的话”，那么，奥巴马的“可控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中，又具有极大的贪婪性、冒险性与报复性因素，那么，当日本军国主义完全复活时，21世纪新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还能避免吗?
只要美国政府不愿改变“反华”实用主义外交，看来美国人再次挨“揍”的结局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安倍历史观“蜜月”奥巴马实用主义外交的必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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