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作为历史上唯一崛起的世俗文明，在西式话语霸权和世界宗教文明体系下，中国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在快速崛起阶段，无法借助公共外交消除人家的担心——人们对日益增长的实力天然敏感，并伴随不安全感。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不能因噎废食，陷入硬-软实力的二元对立，而在于让增长的中国实力更具世界性，因而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所心悦诚服，最终实现中西方的相互包容。
【关键词】中国 外交 悖论
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悖论”这个课题——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甚至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为何能够实现经济三十余年超常增长?中国模式挑战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的中国悖论之一。“对我们而言，中国是一个洲”，比利时一位男爵曾这样对笔者说。在欧洲人看来，中国就如罗马帝国未解体。历史上，帝国的解体总是导致民族国家的独立：一战结束后的奥匈帝国，二战结束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冷战结束后的苏联帝国，莫不如此。按照民族国家观，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意识与身份认同。对“中华民族”这种超越传统民族观的身份，西方人更是难以理解。这些都是中国外交需要切实回答好的问题。中国外交面临西式话语霸权，因而呈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悖论。
悖论一：他者化悖论——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将被别人去表达
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19世纪的法国农民：“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实际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新闻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表达的，并且被英语媒体所主导。中国享有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却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这使得中国往往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困境。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侧重“崛起”，致使我们想当然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
正如中国人的外国观其实是其中国观的折射一样，外国人如何认识中国，也是基于“镜像原理”加以类比和想象的。只有你的表达能力足够强，抵消其类比可能和想象空间，才能随着我们的意志建构自身形象，否则，就成为他者的想象。中国如何有效表达自己?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针对不同国度，针对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平衡状况，中国公共外交应该分门别类，顺势而为，追求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推行巧公共外交。
悖论二：异化悖论——类比容易理解，但异化；不类比，又无法理解
当中国尝试自我表达又如何?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指出，“民族彼此之间的理解也像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一样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创造的关于对方的图景去理解对方，具有深入观察的眼力的个人是很少的、少见的”。这一点，对于中国公共外交更突出。中国概念太中国化，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也因此，很难把中国的政治语言翻译成他国语言。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典型悖论。
与此相关的又一个问题是，文化相似的国家更容易接受本国，还是文化差异大的国度更为本国所吸引?即所谓自然界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法则是否适用于公共外交?针对人际交往也有“由于了解而分手，不了解而走到一起”现象，中国公共外交是创造差异性还是共通性?文化差异、价值共通是公共外交致胜法宝，毕竟人们对文化差异大的国度更感兴趣，但更认同价值相通的国家。这样，传统中华文化传播不应成为中国公共外交重点，因为早已成为吸引力——无论与中国文化差异大还是共性强的国家都认可中华文化，但不能与今天中国身份和形象划等号。中国公共外交应该追求基于共享价值的认同，并将共享价值转化为人类共同价值，即从和而不同向殊途同归演变。对像美国这样的具有强烈宗教情结、希望中国皈依之的公共外交对象，我国公共外交目标更要实现从理解、宽容到认可、认同转变。
悖论三：实力与形象的悖论——崛起的硬实力往往导致软实力受损
中国的崛起，在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现在中国一言一行，国际社会不说洗耳恭听，也是十分在意。那么，中国能自主表达又如何?欧洲人长期希望规范中国，近年希望日益落空，于是在欧洲流行的看法是“我搞不定你，所以你是威胁;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你更是威胁”。换言之，中国能自主表达自己，也未必能如愿改变欧洲人的中国观，因为后者是欧洲人欧洲观的折射;对于像美国宗教情结浓重的国家，中国的形象与其实力往往成反比。正如亨利·卢斯基金会副主席特瑞·罗茲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外向发展的潜力时，美国的中国形象则趋于负面。”
作为历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崛起，在西式话语霸权和世界宗教文明体系下，中国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的境地。在快速崛起阶段，无法借助公共外交消除人家的担心——人们对日益增长的实力天然敏感，并伴随不安全感。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不能因噎废食，陷入硬-软实力的二元对立，而在于让增长的中国实力更具世界性，因而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所心悦诚服，最终实现中西方的相互包容。
不表达、不能自主表达、能自主表达，均面临悖论，这就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处境。从根源上说，这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现实-未来”困境。中国公共外交做得再好，中国在国际形象上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主要的障碍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历史记忆，比如，中国的邻国印度、朝鲜和越南仍然深深地受到朝贡体系的影响;二是基于现实顾虑，比如，中国近年走进非洲，被欧洲视为侵入其“后院”，被美国视为破坏其以对外援助治理世界的挑衅之举;三是基于未来担忧，比如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说、中国如一战前的德国等。总之，中国力量存在本身就是威胁，何况这种力量以一种他们无法把握的方式在快速增长。
以崛起为目标的大战略存在三大问题
对中国崛起的中外认识反差往往会导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矛盾言论在国际社会的流行，同时也体现出崛起视角的局限性。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以崛起为旨趣的大战略存在三大问题：
其一，全球影响与地域文化。换言之，传统文化、现代化如何包容“全球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经”文化而非“送经”文化，不足以支撑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历史上，我们只有“西天取经”的故事或“万国来朝”的壮举，很少有传教士精神，即便郑和七下西洋，也只是传播皇恩浩荡，并未积极输出中国观念。现在的“孔子学院”积极走出去是一种大胆尝试，但孔子是一种万世师表的象征，绝非儒教教主。中国世俗文化的内敛性是我们公共外交缺乏积极进取心的重要制约。相比，美国商业扩张是以传教士为铺路石的，其公共外交具有浓厚的“天定命运”情结，因而不仅为外交官所践行，甚至为普通民众所传播。
其二，内政为大，外交为小。内陆型文明、独特的政治体制使我们养成了以内政为主轴的执政理念。在当前社会某些问题突出的阶段，更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统筹内政与开展外交这两个大局如何积极协调，这在外交上形成我们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二分法思维。“战略机遇期”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国无战争基础之上的，它担忧的是西方遏制中国的发展，将我们与西方对立起来，我们应该从内心确立与西方可以在更大层面实现相互包容的殊途同归观。
其三，为了赶超，不怕拖延。基于“外交是内政延续”的观念，将国内发展的线性进化论思想搬到外交层面，有可能会拖延国内改革的进程，其目标将陷入只是赢得发展的战略机遇，以便尽快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这种以赶超为目标证明、以后发优势为依托的GDP线性发展模式将遭遇愈来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呼吁中国确立现代世界观与国家观，改变线性进化思维与历史经验论，实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模式。
笔者认为，种种崛起问题都是思维问题的折射。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和提纲挈领之术。以崛起为旨趣的中国战略研究，追求的只是术、力、法等低层境界，局限于自我实现、历史对比与横向比较。其实，当今中国之态势，岂能“崛起”一言以蔽之?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崛起承载三重使命：其一为国强;其二为民富;其三为文明复兴。国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虽大踏步前进，然而总体上仍是大而不强，可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民富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文明复兴，虽初露端倪，但仍要摆脱以西方思维审视中国的惯性，塑造真正的多元世界。
(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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