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变动中的世界，变动中的想象(对谈人：板垣雄三、张承志)
10月16日晚七点，在上海外滩美术馆，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中东研究者板垣雄三先生与中国著名的思想者、作家张承志先生，对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对谈伊始，张承志先生称，能与伊斯兰问题方面的研究大家板垣先生在一起会谈，让他感到高兴又惶恐，但是能让日本与中国关心伊斯兰教和伊斯兰问题的人可以坐在一起，让人们正视、关心伊斯兰教问题，他感到更高兴。
首先，张承志先生对此次《心灵史》募捐，救助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行动进行了介绍。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讲述的是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哲合忍耶教的教派史和文化史。此书一出，毁誉参半。张承志对这版的《心灵史》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时的《心灵史》还很不成熟，“只不过是一个年轻人的感性抒情”，因此，他用了20年的时间在各处穆斯林的土地上奔走，花费了将近三年来对《心灵史》进行了修改和重写，他极其审慎的对待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他甚至认为一点点的偏差都像罪过一样不能容忍。修改后《心灵史》，重写和删除的部分占了文章的三分之一。不过，新版的《心灵史》无法按照正常途径出版，也不能和读者见面。这反而促成了限量版的募捐行动这个想法的诞生。最后，此书的出版走了非常“特殊的道路”，就是说要打造成“印成数量非常少的，但是最豪华最特殊的书”。封面是用真牛皮制成，其上镶有纯银的花纹，意味“创造者和创造者的倒影”，书内以《古兰经》中的花纹做成的矢量图做了装饰，印制精美考究。张承志用这750本豪华精装版的《心灵史》，成功募捐来10万美元。由于数额较大，而巴勒斯坦地区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使得钱财的运输变得极其困难，经过几番周转曲折，才将募款顺利带到巴勒斯坦，“手交手”地给到了难民们的手上。
张承志和他的同行者们走访了黎巴嫩的5个 难民营和村庄。因“巴勒斯坦人们的脸上有一种莫名的尊严”，张承志和他的团队极其重视给予助款的方式——以极其谦卑的态度，将捐款亲手交到需要他们的人手上，而绝不能让他们觉得这是在接受施舍，以免折辱了他们的尊严，或让他们曲解了救助的目的和诚意。
在谈话中，张承志向在座的观众展示了行进途中的种种宝贵的照片，照片中反映出来的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心情沉重，但是同时也深刻的感受到，张承志描述的巴勒斯坦人的那份“神秘的尊严”，及孩子们的天真乐观、生机勃勃。
张承志的发言完毕后，已经82岁的板垣先生庄重而不失幽默地和观众们说，因为张承志先生的壮举让他深受震撼和感动，所以他决定要站立着发言，只是，如果他实在力有不逮，希望观众们能够原谅他。板垣先生提到，他为张承志先生能够顺利的前往中东，与那里的人们进行心灵的交流，并且平安回到国内感到高兴。他同时也为中国的朋友感到高兴，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张先生一个人的事情，这是中国人向世界传递信息的——中国站在世界的中间，不仅面向东方，同时面向世界——这样的大事和大信息，他对此感到钦佩和尊敬。
随后他历数了伊斯兰文明的发端与发展史，认为从世界史的角度、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伊斯兰的文明的扩展，是最早的一个文明史的发端。14世纪的时候摩洛哥有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这样的旅行家，从西往东旅行，最终也达到了中国。跟美国的全球化比起来，伊斯兰文明的全球化，更早，更文明，也更能被人所接受。而如今，在中国，有像张承志先生这样的人，与伊本·白图泰相反，从东往西，进行了旅行，他们的旅行，不是掠夺型的旅行，而是文明的交流的旅行。
板垣先生继而指出，日本对如今的巴勒斯坦问题也负有历史责任。在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三国联盟会议上，为了保护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得以实现不受阻碍，作为交换，日本默许了英法等战胜国把当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进行分割的做法，即对围绕巴勒斯坦周围的范围进行了硬性的分割，同时也同意了英法战胜国出于赎罪的心理在巴勒斯坦旁边建立犹太教的国家的做法。从历史上来看，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是和睦的相处的。但是欧洲人，为了补偿在历史上长期受他们迫害的以色列人，于是在巴勒斯坦旁边划了一个区域，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来赎他们历史上犯下的罪，而所有的苦果则皆由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承担。
板垣先生总结道，对于目前中东地区的问题，日本也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巴勒斯坦，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受到最多最复杂的迫害的地方。以色列是在一个欧洲赎罪心理下才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但如果欧洲真的要赎罪，就不应该让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来为他们的罪孽负责，真正的“正义”也由此被践踏。板垣先生发出质问，为什么巴勒斯坦要提欧洲承担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赎罪?他认为，目前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迫害所进行的斗争，往往会染上宗教和民族的记号，世界将巴勒斯坦人很容易地判定为恐怖势力。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正义”可言。他认为整个巴勒斯坦的问题已经集合了世界上所有的不正义和不公平，已经成为一个中心的参照物。而张承志先生，看破了这样的问题的本质，进行积极的关注的和帮助，这让他重新认识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将在国际上发生的作用，他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与不公平、不正义斗争的工程。
随后，张承志先生讲述了一个日本人的故事，他在自己的国土内，与巴勒斯坦的同志们一起，抗议压迫的壮举。每年巴勒斯坦的土地日(3月30日)，这位先生都会在东京日辟谷公园的海鸥广场进行一个人的抗议斗争。到了最后一年，即2002年3月30日，他在海鸥广场中的一棵橄榄树下，自焚抗议，在身体忍受灼痛的时候，仍紧紧怀抱着一面巴勒斯坦的国旗。这样的国际主义的仁心，让他深受震撼。张承志先生继而为大家讲述板垣先生所做的事。在1982年贝鲁特的大屠杀发生时，板垣雄三曾与友人一起发起了一场反抗性的人民国际法庭审判，通过这样一场模拟法庭，对当时的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进行了一次人民审判。他希望板垣先生能详细谈谈这个故事。
板垣先是介绍了当时大屠杀发生的历史背景。而在贝鲁特的大屠杀的五个月之后，他与两位友人在东京组织了国际法庭，邀请了在当时世界上有良知的国际法专家、医学专家、对这个事情有了解的学者，和国际型的陪审团，做了那次审判。他同时提到，这样的国际民主法庭，不仅只有他们在日本组织的那次，在马来西亚也曾有过，他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与世界上的非正义的势力进行一场对决，并且将这件事作为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样。
之后张承志先生提出：怎么和伊斯兰世界打交道，怎么看待伊斯兰世界，是如今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而中国现在对这种情况简直是出于无知的状态。(这一对无知的批评，立即引起了在场者的同感。)所以，他希望板垣先生能为听众们介绍一下他在2000年9月号的《世界》杂志中，与一位日本记者的对谈。这一期杂志的专辑主题是《伊斯兰，我的邻人们》，对谈的内容是日本和伊斯兰世界自近代以来交往和日本如何与伊斯兰相交的问题。
板垣先生回答道，他认为，伊斯兰世界百年以前对日本有着微妙的好感，这种好感其实是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的。20世纪初，日本战胜了欧洲的一部分——一直欺压伊斯兰的俄国，这使得伊斯兰世界对日本这个国家感到非常的新奇和敬佩。当时的印度人、塔塔尔人甚至跑到日本建立了面向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来传播这个新的世界。而同一时期，埃及诗人的诗《日本的少女》也被收入在小学课本中，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非常著名的诗。
但显然，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错误，这种尊敬和好感其实是建立在一个误解的基础上的，因为日俄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亚洲人光辉的解放战争的这样一个过程。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朝鲜作为他的殖民地，而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日本加入的是“列强的俱乐部”。就近来说的话，海湾战争之后，日本承担了五分之一的军事费用，而小布什所倡导的反恐力量，日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之后，伊斯兰世界对日本的认识慢慢发生了改变。
板垣先生认为，100年前由误解而来的莫名好感，是因为伊斯兰人民与亚洲人民并没有建立共识。所以他建议中国人、亚洲人应该睁大双眼，看看我们的邻人，他们的现状，他们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携起手来共同进步。他更指出，中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国家，不止是领土，还有各种不同的民族和人。因此，伊斯兰问题不是中国外部的问题，而是本身就根植在中国的内部的一个问题。
至此，王晓明教授作为主持人提出，张承志先生此次募捐行为的最大贡献，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正面信息，不仅为我们打开了面向伊斯兰世界的窗户，更让我们理解到，要与所有被压迫者联系起来，共同抵抗世界上的不公平不正义的行为。之后，王晓明教授宣布，余下的一些时间，开放给在场的观众，进行交流和讨论。在场的观众们踊跃发言与提问，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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