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政治伊斯兰对中东北非剧变的解读——以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为例

试析政治伊斯兰对中东北非剧变的解读——以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为例

钱雪梅 　

摘要：政治伊斯兰对当前和未来中东北非政局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主张能否代表和引导大多数民众。伊扎布特提出，中东北非抗议的民众不是想要民主，而是想要伊斯兰制度。皮尤调查显示，穆斯林大多数民众欢迎伊斯兰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这不等于他们完全支持政治伊斯兰的主张，更不等于支持极端主义。穆斯林民众向往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所以北非剧变不是西方式的民主革命。剧变没有改变穆斯林对美国和西方的评价。在中东北非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各种政治伊斯兰力量将长期存在，并在体制之内或之外继续施加影响。

近一年来，各方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增加了新的热点话题：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政治剧变。迄今英语和汉语学术界对这场剧变的解读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政治－经济分析方法。这是学界解读政治事件的经典和传统的方法，具体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方面：（1）探究突发政治事件背后的深层或者结构性根源，把相关国家或者政权在过去几十年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导致的民众不满和抗议，作为政治事件的核心原因，努力揭示突发事件背后的必然性，凸显政治－经济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规律。学者们一再强调，政权专制腐败、任人唯亲，贫富悬殊、失业率高、民众生活困难等问题，是剧变的内在原因；（2）关注剧变中相关主要政治行为体，包括其构成和行为特点，强调特定政治力量在剧变中的作用。比如，外国力量的介入或干预、本国青年一代及其使用的社交网站、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的组织动员等；（3）使用西方政治学有关政治发展的范畴，对剧变进行定性和分析，比如将其描述为民主力量对专制腐败的反抗／革命，是阿拉伯人民的“政治觉醒”，是“阿拉伯民主春天”的来临，是一种进步等等。
这一类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虽然其中某些方法（比如上述第三种）隐藏有不易觉察的话语和价值导向，但依然在较大范围内形成共识。相比较而言，以下两类分析方法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色彩更加分明。
第二，新自由主义方法。建立在所谓“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同埃及剧变之间的相关性，是学者们一再提及的，但它属于上述第一类方法。本文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方法，是指以既定的“民主”观念为标尺，去衡量和评价中东北非剧变进程，寻找其中符合或者不符合“标准”的地方，加以评判。虽然在这个以“民主”为导向和标尺的平台上，有悲观论者，也有乐观论者，而且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其特殊的话语意义，但无论如何，这种方法不仅体现了某种话语霸权的影响，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加入了建设或推广特定话语的努力。突尼斯和埃及分别于2011年7月、9月宣布推迟议会选举时间之后，“未完成／不彻底的革命”成为学术界和西方主流媒体的一个热词。近几个月来，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更成为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指出它试图保存穆巴拉克时代的核心政治体制（比如内政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意图实行“乔装的权威主义统治”。
第三，东方主义方法。这是传统的东方学在中东北非剧变分析中的具体应用，它不仅沿袭了传统东方学对伊斯兰的种种观念和预设，而且还专门聚焦于伊斯兰同中东北非剧变的内在联系，关切剧变之后伊斯兰力量在中东北非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基于对19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和2006年巴勒斯坦选举的记忆，不少人特别担心伊斯兰宗教－政治力量，尤其是激进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或运动“劫持民主”的可能性，关切北非剧变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其可能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反恐局势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这种方法的极端表现形式再现了“伊斯兰恐惧症”。
归根结底，上述三类方法有一个共同点：以“剧变”为中心。其中，新自由主义方法和东方主义方法又更多是从特定的立场出发，在外部对“剧变”进行观察、分析和预测。对于中东北非剧变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走向的分析，仅以“剧变”为中心进行探究可能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另一个角度：了解政治伊斯兰运动／组织对剧变的解读和主张，以及这种解读和主张在穆斯林民众中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政治伊斯兰从来都是多样化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运动可以代表“政治伊斯兰”的全貌。限于篇幅和能力，笔者亦不可能在此对各种政治伊斯兰运动或组织进行逐一陈列分析。本文仅选取伊扎布特（Hizb ut－Tahrir）作为个案，描述它对中东北非剧变的解读和相关主张，分析这些主张与相关国家民意之间的关系。希望以此微观角度的观察，增进对剧变的了解。

一、伊扎布特概略

伊扎布特是“Hizb ut－Tahrir”的音译，意译为“解放党”，又称“伊斯兰解放党”。其创建者、巴勒斯坦人塔齐乌丁•纳布哈尼（Taqiuddin al Nabhani，1909－1977年）原是穆兄会成员，1953年因不满穆兄会太保守、对纳赛尔政权过度软弱的状况，脱离穆兄会，在耶路撒冷成立了伊扎布特。
根据伊扎布特的自述，它是一个以伊斯兰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在乌玛（Ummah）内活动。它的奋斗目标是：复兴已经严重衰落的伊斯兰乌玛，把它从卡菲尔（kufr，异教徒）的各种思想、制度和法律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使乌玛摆脱卡菲尔国家的控制；恢复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恢复乌玛历史上曾为“世界第一国家”的应有位置，进而恢复《古兰经》的统治权威，恢复伊斯兰对人类的指导。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伊扎布特成为当代影响最大的跨国政治伊斯兰组织之一，在40多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当前，它的总部设在安曼，伦敦是其全球新闻中心。苏联解体之后，伊扎布特在中亚地区非常活跃，并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亚利益的重大威胁。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孟加拉、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德国、丹麦等大约40个国家，伊扎布特都遭到取缔或者禁止。
伊扎布特之所以受到许多国家的禁止和取缔，主要在于它直接挑战国家政权和政治秩序，否认民族国家体系和所有现存政体的合法性，试图用新的世界秩序取代现存国际秩序。塔齐乌丁•纳布哈尼明确拒斥当前各种社会政治制度，认为伊斯兰制度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加优越，称伊斯兰国家是所有问题唯一正确可行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当今没有任何国家是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推翻现政权统治，实现解放，是全世界每个穆斯林的神圣义务。为此，伊扎布特号召穆斯林行动起来，推翻现有国家政权，实现全世界穆斯林的统一，建立“哈里发国家”：以哈里发为国家最高领导，以伊斯兰教法为宪法和法律。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伊扎布特谋求夺取政权，改变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属性，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并逐步扩展，最终建立具有世界帝国性质的哈里发国家。
伊扎布特的世界秩序观念是以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为基础，以吉哈德（jihad）为手段，追求哈里发帝国一统天下的目标。在它看来，世界要么是实行伊斯兰统治、贯彻伊斯兰原则的伊斯兰之家（Dar al－lslam），要么是异教徒居住的战争之地（Dar al－Harb），舍此没有第三种状况。穆斯林与异教徒处于交战状态。在哈里发帝国建立起来之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伊斯兰乌玛的敌人，它们总是寻机伤害伊斯兰和穆斯林，在穆斯林中间制造分裂。因此，吉哈德现在是、未来也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直到末日审判；穆斯林处于持续的吉哈德状态，这是把伊斯兰原则传播给世界并使之得以确立的唯一方法。
相应地，伊扎布特拒绝现存的国际法体系，主张国际关系只能遵循沙利亚（shari’a，伊斯兰教法）。由此，任何穆斯林都不得同异教徒签订军事和约或保护协议，不得把自己的事务交由联合国安理会处理或者委托给世界上任何国家，不得服从外国统治；必须建立以沙利亚为唯一准绳的伊斯兰国家（哈里发），它必须主导国际局势，重新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根据伊扎布特2001年的构想，未来的伊斯兰国家将拥有强大的军力：“伊斯兰乌玛将拥有比前超级大国苏联和现存超级大国美国二者相加更强大的潜力和军事力量。伊斯兰乌玛将拥有至少550万常规军，400万预备役部队……至少5000架战斗机，27000辆坦克，拥有机械化部队，拥有达到战略规模数量的驱逐舰、潜艇、各种弹道导弹、常规导弹、非常规导弹（包括热电核弹头），还有能够进行海区和次海区作战能力的海军，并且对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拥有制空权。”

二、伊扎布特对中东北非剧变的解读

伊扎布特密切关注中东北非剧变的态势，2010年底以来表现十分活跃，尤其是在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方面。纵观近一年来伊扎布特网站的相关声明和言论，可以把它对中东北非剧变的解读框架大体归纳如下：
第一，中东北非剧变是必然的，是真主对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离经叛道者的惩罚。这些专制统治者对内实行高压和恐怖统治，压迫穆斯林民众，违反了伊斯兰的公正原则；他们贪污腐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违背了伊斯兰道德，在他们挥金如土的同时，许多民众食不果腹，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对美国、法国等殖民主义列强奴颜婢膝，出卖穆斯林利益和伊斯兰事业，因此，他们必然受到真主的严惩。
第二，“北非革命”是穆斯林的历史机遇；实现真正变革、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突尼斯和埃及的例子证明，人民有能力推翻效力于西方殖民者的腐败统治者。然而，推翻专制统治者可能造成新的政治空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将试图加以利用，通过各种干预手段，继续维护其殖民利益。因此，穆斯林必须团结起来，尽力阻止西方列强对利比亚、叙利亚等穆斯林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保护乌玛的安全，强大的埃及军队必须而且能够承担起解放穆斯林兄弟的尊贵义务。
第三，阿拉伯世界蓬勃兴起的穆斯林反抗活动，其目标不是为了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而是为了推翻专制暴君、终结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结束依附状态，建立伊斯兰国家。这一要求在突尼斯、埃及和班加西的游行队伍中随处可见，但西方媒体对此佯装不知，继续声称“阿拉伯之春”是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误导世界舆论。与此同时，由于语言障碍和反恐语境的限制，在西方媒体的镜头面前，大多数穆斯林要么被少数会说英语的人所代表，要么则是对媒体宣扬的“民主运动”保持沉默。于是，在穆斯林世界出现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想要的是伊斯兰，却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亲民主的力量”。
实际上，伊扎布特对西方式民主一直持否定态度。从纳布哈尼到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都曾经专门论述过，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违背伊斯兰的，坚决反对穆斯林参与民主体制。北非剧变发生后，伊扎布特重申并进一步演绎了西方民主及其价值观同伊斯兰正道之间的根本对立。它宣称，西方式民主主张通过人民的公意来制定法律，要求实行政教分离，这是对安拉权力的根本背叛，因为安拉是唯一的立法者，是绝对的主权者。针对西方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定性，伊扎布特也予以驳斥，提出穆斯林反抗和推翻离经叛道的专制统治者，是一种伊斯兰责任，不是西方所说的民主责任；穆斯林抗议者所想要的是自由公正地选举能代表和保护穆斯林利益、捍卫伊斯兰事业的领导人，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
第四，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变革不是更换统治者，而是在穆斯林土地上一劳永逸地根除异教徒的体制，建立哈里发制度；只有建立哈里发国家，才能解放穆斯林被占领土，实现全世界穆斯林的统一，确保世界公正，实现种族平等，消除贫富差距。只有哈里发制度才是当前变革的唯一正确方向，任何既有民主政府模式都只会带来当代西方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哈里发制度则拥有解决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答案。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盲目地从西方模式中去寻找埃及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未来，就必然误入背叛安拉、选择明显低劣的体制这一双重愚蠢之中。
至此，可以把伊扎布特对中东北非剧变的解读简化为四个要点：（1）背叛伊斯兰是政治剧变的根本原因；（2）穆斯林乌玛必须团结一致，全力防止西方殖民主义的干预；（3）穆斯林抗议的目标不是为了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而是为了建立伊斯兰国家，确立哈里发制度；（4）只有哈里发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所有问题。
分析这四点主张对当下和未来时局的影响力，可以发现：首先，政治剧变已经和正在发生，和所有其他政治事件一样，人们对既有政治现象的根源／成因的解读总是见仁见智，伊扎布特作为一个以伊斯兰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其归因方法与其他政治伊斯兰组织相比，并无二致：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背叛了伊斯兰，灾难是真主的惩罚；其次，有关“穆斯林的事务自己做主”的主张，迄今还没有、也不大可能变成现实；埃及军队并没有起来响应伊扎布特的号召，出兵保护利比亚的兄弟姐妹。相反，西方国家的干预始终都存在，在利比亚他们毫无掩饰，在也门和叙利亚公开活动，埃及军方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没有因为穆巴拉克的倒台而受到影响；再次，有关“哈里发制度是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的主张，和所有其他关于遥远未来世界的美好构想一样，是难以凭空证明或者证伪的乌托邦，目前还看不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迹象和可能性。
因此，伊扎布特对时下和未来中东局势的影响力，关键在于它的第三点主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真实的民意，或者说这一主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动员和引导民众。真正的核心问题是：穆斯林民众究竟想要什么，西方式民主还是伊斯兰制度？
有关西方式民主和伊斯兰制度之间的关系，学界和政界进行探讨和争论的文献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但西方式民主与伊斯兰制度哪个更好、哪个更适合穆斯林国家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等问题，还没有也不大可能有定论。本文直接以相关民调数据作为参照，来分析伊扎布特的第三点主张同民意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能否代表和影响民意，才是衡量乃至决定政治伊斯兰组织能否真实有效地参与建构当前和未来政局的关键。

三、皮尤的相关民调结果

最近十年来，有关穆斯林民意调查的数据很多，本文选取的主要是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数据。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在此将其全息呈现。就上述问题而言，需要的核心数据包括：（1）穆斯林民众如何看待伊斯兰在政治中的作用？如何看待政治伊斯兰（或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穆斯林民众如何理解和看待民主政体？（3）中东北非剧变是否改善了非西方穆斯林对待西方的总体态度？
根据皮尤发布的相关数据，笔者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穆斯林国家大多数民众一致认为，伊斯兰应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多数穆斯林对伊斯兰迄今所发挥的作用予以积极评价，只有极少数穆斯林反对把国家法律建立在伊斯兰原则和《古兰经》的基础之上。
根据皮尤2010年12月发布的数据，过去五年，除了巴基斯坦以外，越来越多国家的穆斯林民众主张伊斯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在土耳其、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持此观点的民众已经构成压倒性多数（近90%）。
在埃及，有关伊斯兰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大小，支持者与反对者基本上平分秋色，但值得注意的是，如表1所示，在那些认为伊斯兰在政治生活中无关紧要的埃及埃及穆斯林中，80％的人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不利于国家的生存发展；巴基斯坦和约旦的情形也类似。

表l 伊斯兰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的效果评估

认为伊斯兰在政治中发挥重大作用 认为伊斯兰在政治中无足轻重的穆
的穆斯林认为这种状况： 斯林认为这种状况：
好（%） 坏（％） 好（％） 坏（％）
埃及 95 2 2 80
印度尼西亚 95 4 — —
巴基斯坦 88 6 9 79
尼日利亚 88 7 — —
黎巴嫩 72 19 49 42
约旦 53 37 2 91
土耳其 45 38 26 33

有关伊斯兰在政治生活中迄今已有的作用，大多数穆斯林给予了积极评价。在黎巴嫩和土耳其，持消极评价者所占比例较大（将近1／3），但持积极评价的人数依然更多：印尼91%，埃及85%，尼日利亚82%。
伊扎布特等政治伊斯兰组织一贯主张，衡量一个国家体制是否符合伊斯兰原则的关键标尺是以沙利亚为国家宪法和法律。皮尤调查2011年5月发布的数据表明，一半以上的穆斯林赞成把沙利亚作为国家法律的依据之一。如表2所示：在巴基斯坦、约旦和埃及，60％以上的穆斯林认为国家法律应该严格遵循《古兰经》教义，另有16％－27％的民众虽然认为法律不一定要严格遵循《古兰经》教义，但却应该遵循伊斯兰的价值观和原则。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国家，90％以上的穆斯林民众主张，国家法律不能离开伊斯兰原则和基础，只有5％以下的民众反对《古兰经》教义影响国家法律。同样，在土耳其和黎巴嫩，虽然有略超1／3的民众认为《古兰经》教义不应该影响国家法律，但是持相反观点的人依然占多数，分别为53％和56%。

表2 民众对国家法律的宗教基础的看法

（各种观点人群占总数的百分比）
法律应该严格遵 法律应该遵循伊斯兰价值 法律不应该受 未置可否
循《古兰经》 教观和原则，但不一定严格 《古兰经》教义 （％）
义（％） 遵循《古兰经》教义（％） 的影响（％）
巴基斯坦 78 16 2 4
约旦 70 25 3 3
埃及 62 27 5 5
巴勒斯坦 36 30 12 22
印度尼西亚 26 56 14 5
黎巴嫩 20 36 37 7
土耳其 8 45 34 13

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研究项目2007年在埃及、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印尼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它的结论是：“总体而言，大约3／4的受访者同意应努力严格执行沙利亚，努力‘让伊斯兰国家免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2／3的受访者甚至希望‘把所有的伊斯兰国家统一成为单一的伊斯兰国家或者哈里发’。”另据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005年8月的调查，在叙利亚，赞成把沙利亚作为立法源泉之一的穆斯林也占一半以上。
第二，政治伊斯兰组织和运动被西方主流话语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调查显示，穆斯林民众对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像“伊斯兰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那样，有大致统一的认知，而是见仁见智。除了黎巴嫩以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基本势均力敌。但与当今学界流行的某些“常识”不尽相同的是：首先，在相关国家普通穆斯林民众的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现代主义”之间并不总是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冲突。其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并不限于社会底层和贫困人群，相反，在中产阶级乃至高收入群体中，有更大比例的人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支持“原教旨主义”绝不等于支持极端主义，穆斯林民众也关切并反对极端主义的破坏性作用。
表3显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相关国家的群众基础。可以看出，在支持还是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问题上，除黎巴嫩外，其他国家基本没有出现一边倒的状况，即便是在巴基斯坦、印尼和土耳其，虽然两个群体的规模相差10个百分点以上，但是双方都没有构成简单多数。

表3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支持率（％）

更同情伊斯兰原 更同情反对伊斯兰原 都支持 都反对 未选择
教旨主义者 教旨主义的人
巴基斯坦 14 18 3 10 25
巴勒斯坦 37 28 14 17 5
约旦 36 37 11 15 2
埃及 31 30 11 15 14
土耳其 24 45 4 14 14
以色列 23 27 20 21 9
印度尼西亚 18 36 5 18 23
黎巴嫩 3 94 0 2 1

人们习惯以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现代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二者没有共通之处，必然处处相互为敌。实际上，现实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之间并不总是构成剑拔弩张之势，在穆斯林社会，这两大思想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斗争和冲突不是时时处处显而易见的。表4的数据表明，在黎巴嫩和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现代主义”之间的张力较为突出，多数受访者都认识到它的存在，在巴基斯坦、印尼和尼日利亚，约有40%的人意识到这种斗争，在埃及，认为存在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人不足1／3，约旦则仅为1／5。

表4 现代派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感知到斗争的人（％） 其中，认同于……的人（％）
现代派 原教旨主义者
黎巴嫩 53 84 15
土耳其 52 74 1l
巴基斯坦 44 61 28
印度尼西亚 42 54 33
尼日利亚 42 39 58
埃及 31 27 59
约旦 20 48 38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究竟是谁感知或者觉察到这种张力和斗争？从表4可知，在黎巴嫩、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和约旦，认为有矛盾的多数人认同现代主义，而在埃及和尼日利亚，感知到矛盾的人则多支持或同情“原教旨主义”。结合相关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和近年的政治局势，便不难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大思想流派在各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已有的力量对比，以及双方对当前政治机遇的态度及其上升／下降趋势，同时还可以识别出两大思想主张在民众中得以立足的根基所在。
人们一般以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组织或者极端思想的群众基础主要是社会底层和贫困者，因为穷则思变。但依据皮尤2011年4月在埃及的调查，首先，“原教旨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规模大体类似，都不足人口的1／3；其次，在“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和同情者中，只有20％来自低收入阶层，其余70％来自中高收入群体。在低收人群体内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同情支持者比反对者少15个百分点；而在中高收入群体中则是相反的态势。

表5 埃及低收入阶层较少支持“原教旨主义”

总数（％） 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者（％）高收入阶层（％）
赞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31 20 35 35
反对原教旨主义 30 35 29 25
两者都赞同 11 15 9 9
两者都反对 15 22 13 10
不知道 14 8 14 21

该项调查结果还表明，低收入阶层对穆兄会的支持率相对较低，只有26％的人表示非常喜欢这个组织，而持相同态度的人在中等收入阶层中占41％，在高收入阶层中占4%。埃及另一个十分活跃但相对世俗的组织“四月六日运动”（April 6 Movement）在不同收入阶层中的支持率也大体类似，分别是：低收入群体57％；中等收入群体71％，高收入群体80％。这一结构足以让我们重新更审慎地思考政治变革的主力、“政治反抗”的成因和未来。
不过，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等于支持极端主义；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人们也把极端主义看作是一种威胁。，除了土耳其以外，其他国家60％以上的民－众对极端主义的总体态势表示担心，在黎巴嫩、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埃及，大多数民众对自己国内的极端主义感到忧虑，这实际上反映了近期这几个国家政局动荡的一个重要侧面。据调查，穆斯林对极端主义的普遍担心在于其暴力性。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人们格外担心极端主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
第三，在皮尤调查的穆斯林国家中，民众普遍认为，民主比其他政府形式更好。中东北非剧变令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感到兴奋，并进一步强化了多数穆斯林对民主的认同。不过，与西方媒体和学者更多强调选举程序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穆斯林把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作为民主最重要的元素；在民主良政与经济强盛之间，大多数民众更倾向于后者。
这种状况在情理之中。伊斯兰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信仰，“穆斯林皆为兄弟”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上全球化所提供的各种资讯便利，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民众对中东北非剧变保持密切关注，而且绝大多数穆斯林对剧变感到兴奋。皮尤的同一项调查还发现，在阿拉伯国家，许多民众乐观地期待或者相信，剧变将导向更多民主，但是以色列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
皮尤2010－2011年的追踪调查显示，穆斯林民众对民主政体的认同较为普遍，大多数民众认为民主优越于其他政府形式，巴基斯坦在这方面例外：民众对扎尔达里政府的失望，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民主体制的评价。根据调查，剧变进一步强化了某些国家穆斯林对民主的认同，埃及穆斯林对民主的好评程度从2010年的59％上升到2011年的71％，不过在土耳其，认为民主体制好过其他政体的穆斯林民众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2010年的76％降为66％。

表6 对民主的看法

民主优越于所有其 在某些情况下，非民 政府体制对我 未置可否
他政府体制（%） 主政府更可欲（％） 无关紧要（％） （%）
黎巴嫩 81 10 6 3
约旦 72 19 8 2
埃及 71 17 10 3
土耳其 66 21 3 10
巴勒斯坦地区 64 23 11 3
印尼 58 16 20 6
巴基斯坦 46 19 17 18

在政治学领域，“民主”是公认的“麻烦词汇”，有关民主的内涵和本质，自古以来便争议不断。穆斯林民众对这个概念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在绝大多数受访者看来，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是民主内涵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
不仅如此，当穆斯林被进一步要求在“经济强盛”同“民主政体”之间作出唯一选择时，大多数民众选择了前者。换言之，穆斯林普遍认为，“经济强大”比“民主政体”更重要，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当然，土耳其穆斯林看起来更相信制度的重要性，这反映出土耳其现代以来与其他穆斯林国家在立国基础、政治体制和理念方面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土耳其近年来不俗的经济表现有关。2010年土耳其经济增长率为8.9％，成为世界第17大经济体。前不久，美国克林顿国务卿明确表示，强大的民主体制将有助于土耳其经济发展。
再结合剧变之前和时下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形势，可以看出，穆斯林民众希望通过“民主”达到怎样的目标；同时也可以发现，中东北非政治剧变的现实目标及穆斯林民众观念中的“民主”，同西方媒体与政治家的描述之间，存在怎样的差距。值得一提的是，多达71％的穆斯林强调政治稳定在“民主政体”中的优先性，这反映了民众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同时也透露出他们对政局动荡的担忧和焦虑。
实际上，如何克服动荡，实现政治稳定，并不是专属于中东北非和穆斯林世界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共有乃至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2011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主题即是《冲突、安全与发展》。在国际学术界，有关民主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话题。一生致力于此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现代化进程孕育着不稳定，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政治发展的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政治稳定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条件；现代民主是西方的产物，在非西方社会实践和推行民主化必须要考虑文化因素，否则可能引起包括文明冲突在内的各种问题。
但知易行难，尤其是身处复杂的国际社会之中。如何超越路径依赖，在民主与稳定之间实现平衡，同时尽快实现经济发展，将是剧变之后相关国家及其新政权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第四，被西方媒体描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北非剧变，没有改变穆斯林对西方的评价，也没有改变西方人对穆斯林的印象。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伊斯兰同西方关系不好，这种关系状态自然会制约西方民主体制在穆斯林社会的示范效应和软实力影响。
当下和未来延续并可能加深双方隔阂的一个敏感问题是，穆斯林国家该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如前所述，穆斯林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是当前最紧迫的需求。原则上，西方也认为穆斯林国家应该努力发展经济。但是，在如何实现经济发展这一重要问题上，西方和穆斯林却存在明显分歧，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确定：是哪些主要因素阻碍了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此，在受访穆斯林民众中，53％的人说美国和西方政策是穆斯林国家经济落后的首要原因，86％的西方民众则不以为然。将近1／3的西方人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穆斯林国家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但88%的穆斯林民众反对这一观点。（参见表7）当然，在涉及经济发展技术层面的问题时，双方也有某些基本共识：教育缺乏、政府腐败和民主缺位等问题是造成穆斯林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但是，即便我们不再深究双方对于民主、腐败的定义是多么不同，仅仅是观察双方对西方政策的后果、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的不同认识和评价，便不难预见，未来有关中东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和道路的争论，很容易转变为观念和价值之争。

表7 穆斯林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

穆斯林民众（％） 西方民众（％）
美国和西方政策 53 14
政府腐败 49 54
缺乏民主 42 50
教育缺乏 36 36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12 32

当然，西方和伊斯兰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体，而是多样化的群体，相互之间交错共存。与此同时，有诸多迹象表明，这两大类群体之间在文化心理和感情上的边界线依然清晰可见，而且边界线两侧的群体对对方都有大体相似的负面看法。这种凝聚着集体历史记忆的观念必然影响着他们的现实选择和对未来的偏好，实际上，这类观念一直影响着穆斯林国家的民众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评价和态度。伊扎布特对本•阿里、穆巴拉克等被推翻政权首脑与西方关系的抨击，在民众中不乏赞同和回应者。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舆论或者“民意”的影响力也不会完全消失。
穆斯林民众对伊斯兰制度的好感有信仰作为深厚根基，它使得绝大多数穆斯林可以在不了解“伊斯兰制度”具体内涵的情况下，而乐于接受它。但原产于古希腊、盛行于欧美的“民主”却不太一样，不可能像“伊斯兰制度”那样，在穆斯林社会中得到无条件的拥护和支持。尽管近年来在欧洲、美国和穆斯林世界，有不少学者努力试图寻找和证明伊斯兰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通性，但对普通的穆斯林大众来说，他们更多是通过现有真实的“民主国家”来认识了解民主的。观念形态的“民主”在穆斯林社会中是否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归根结底有赖于具体的“民主国家”和“民主体制”的形象。
在这方面，当今民主国家似乎没有给穆斯林提供多少正面的信息，暂且不说巴基斯坦的民主实践，只看自诩为“民主自由样板”的美国。皮尤过去三年的追踪调查显示，中东北非剧变没有改变美国在穆斯林国家民众心中的形象：除了印尼穆斯林明显亲美以外（占一半以上），其他大多数穆斯林民众对美国的评价总体上以负面居多，且人数不断增加。在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2011年有将近90％的民众表示不喜欢美国，增加了6－8个百分点。2010－2011年，喜欢美国的穆斯林民众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略有增加，但只占受访者的1／5以下。

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广大普通穆斯林民众未见得都赞同政治伊斯兰的主张，但是，中东北非剧变也不是西方式的民主革命，很难说是西方价值观和民主的胜利。当然，美国等西方国家近期内不大可能放弃其继续在中东推销西方式民主的努力；借助于国际机制和政治经济压力等手段，这种努力还可能在局部见效，但是，要在中东地区完全移植或者复制西方式民主，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二，伊斯兰作为信仰和文化土壤、近现代欧洲殖民主义对亚非人民的掠夺和压迫、现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相关国家半个世纪来的政策失误、社会发展同民众现实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全球化的深度发展等元素，都构成了政治伊斯兰的生命力源泉。基于此，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各种政治伊斯兰力量必将继续存在和发展，积极参与当下和未来的政治进程，在体制之内或者之外，积极动员和引导民意，继续对相关国家政治进程施加影响。
第三，与西方式的民主及其价值观相比，政治伊斯兰的某些主张可能更贴近穆斯林民众的现实和感情需求，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伊斯兰就能够主导未来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发展。在突尼斯最近举行的选举中，有112个政党角逐议席，但伊扎布特没有获准参选。实际上，无论政治伊斯兰组织提出多么具有吸引力的纲领和政治主张，作为一个政治行为体，其主观愿望与实际能力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除了是否代表或赢得民意、能否动员和掌握民众之外，构成这一客观环境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全球伊斯兰复兴、反恐语境、各国政府的政策、与其他政党／宗教力量的竞争合作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变量。因此，要全面了解一个政治伊斯兰组织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影响力，还需要对各种变量加以综合分析，全面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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