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海 强
今年是中日两国建交35周年，也是“中日体育文化交流年”，因此，实在有必要针对战后中日关系六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及经验教训作一个总体思考和深刻检讨。当然，早就有许多“中国主流日本问题专家”发表了一批有关的研究文章，而笔者限于个人学识，在此只能从一个较少人关注的视点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应否谋求与美国“共管日本”？所谓“中美共管日本”，并非一个显性的实有形式，而是一种隐性的战略态势。其立论基础就是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东亚政治格局，中日两国在战后所形成的政治经济真实状况，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力量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
战后中国对日交涉的重大失利
事实上，中国曾经有过两次与美国“共管日本”的历史机遇。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胜利宣告结束。日本投降后，美、苏、中、英等战胜国根据《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决定对日采取“解除日本武装，严惩战犯，肃清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取消日本的殖民地，归还被日本掠夺的亚洲各国的领土；对日作战的盟国必须共同对日缔结和约，不得单独媾和”等处理措施。同时华盛顿会议决定中、苏、英等国也可派军队对日本进行占领，中国因此首次获得了一个与美国“共管日本”的机会。但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一心要打内战，决定取消中国占领军赴日计划，本来已经整装待发的国军第67师却被派往国内战场而全军覆没。其后，美苏冷战登场，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需要，美国公然违背《波茨坦公告》策划单独对日媾和，于1951年8月在排除中国政府参与的情况下与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和约》，扶持日本作为对抗苏中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棋子。如此一来，在各种内外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应有权益逐步被剥夺。
新中国成立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主导的外交政策除了“对苏一边倒”和争取亚非拉国家外，还制定了将美国和日本加以区别对待并采取不同外交手段的策略。在处理对日关系方面始终遵循“以民促官、官民并重；经济先行，以经济交流、文化交往促进政治往来”的指导方针，希望通过日本人民推动日本政府摆脱美国控制争取完全独立，从而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自此，“拉日抗美”即成为新中国处理中日关系的核心政策，并以发展中日民间贸易作为主要手段。这个对日外交政策一以贯之地延续至今，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及中日建交后又演变为“联日制美”。1972年，面对苏联的巨大军事威胁，共同的战略利益促使中美两国打破二十余年的对抗局面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美国的对华新政策不仅震惊了世界，亦使得日本政府遭受了强烈冲击和巨大压力，但由于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日本方面只能屈辱地接受这种既成事实并依据美国的转变调整其对华政策。换言之，历史再次将与美国“共管日本”的机遇给予了中国。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加上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在日本明显有求于中国的大好形势下（田中角荣上台不到三个月就已推动并实现了中日建交，可见其急迫心态），中国方面不仅“大方”放弃战争赔偿，还主动提出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如此等于再次放弃了与美国“共管日本”的历史机遇。至此，国共两党政府先后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中国作为二战中牺牲最巨、损失最大的战胜国竟然没有得到日本一分钱的战争赔偿，这不仅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最令人发指的不公不义，也是现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失利。
中国为何要与美国“共管日本”
由于中国既未出兵占领日本，又未能获得日本对华战争赔偿，等同于白白放弃付出巨大代价后所应得的国际政治权利，从而导致在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中，尤其是对日关系方面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当然，这里面既有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亦受到中国当年贫弱国力的限制。无论如何，由于没有对所有日本战犯以及靖国神社、《君之代》国歌、“太阳丸”国旗等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性符号进行彻底的整肃，在日本社会造成了混淆是非的负面影响。此外，由于日本在事实上只是被美国独家占领，并在美军主导下建立了日本战后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器，于是在日本国民中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日本没有败给中国而仅仅是败给美国的历史错觉。日本国民在战前法西斯军国教育下所形成的对中国的蔑视意识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在受到右翼势力的挑拨下极易旧病复发，对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经常造成严重冲击。
通过客观审察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制约，中国一直未能实现与美国“共管日本”，亦因此在国家及民族利益方面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不论是“拉日抗美”还是“联日制美”，中国方面均未能达成“维护中日友好”所预期的效果和目的，反而为此不断付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中国对日外交战略产生失误的原因为：对于日本崇拜强权、欺软怕硬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性未能透彻了解；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反华、仇华思想的根源和能量未能充分认识；对于美日同盟的现实性和顽固性未能认真对待。事实上，要求日本对华战争赔偿并不在于数额多少，其重大意义在于以正规国际文件的形式坐实了日本的侵华战争罪行，让中国在实质上获得与美国对等的战胜国地位，从而免却今天中日之间纠缠不清的历史争议。如此既可大部消解中国民众郁积已久的对日怨恨，亦可有效消除日本民众蔑视中国的自大心态，这才是促进及维护中日友好的根本之道。有鉴于此，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过于“宽大”乃至“纵容”的对日外交政策虽然获得了一些短期效果，但就国家长远利益而言可谓得不偿失。
在地缘政治层面，日本的国土、人口及资源先天决定其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乃至世界强权的资格和潜力，加上身处中、美、俄三大国的地理包围之中，即使后天再如何努力亦难以突围而出；而战败后的日本更加丧失了主权独立的国家地位，成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仆从国。美国则通过掌控日本使其成为遏制中俄的战略棋子，并将其战略前沿推进至西太平洋边缘，据此构筑起美国亚太战略防线和东亚战略布局，获取难以估量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进而掌握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战略主动权。对于美国而言，最理想的战略格局是一方面强力控制日本使之成为美国的战略工具，另一方面利用中国的“拉日”心理借助日本间接钳制中国（美国制日，日本制华），如此则可避免与中国产生直接冲突。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常规军力越强大（当然以不威胁美国利益为限），就越能起到削弱和遏制中国的战略作用；而中国越是单方面“维护中日友好”，就越能加强日本牵制中国的战略作用（‘中国越亲日，日本越反华’）。对于中国而言，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双边关系，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既有摩擦、斗争的一面，也有协调、合作的空间；而中日关系不过是区域性的双边关系，个中区别不言而喻。鉴于美日同盟的历史成因和现实状况，不论中国在主观上亲日与否，日本都只能倒向美国怀抱。因此，中国目前采取单方面促进“中日友好”以求分化美日同盟的“联日制美”策略注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徒劳无功一场空。相反，如果中国能够在经济上逐步削弱日本，在军事上形成绝对优势，亦即造成日本综合国力的总体弱化，那么日本就会由于丧失利用价值而逐渐被美国抛弃。而一个不断弱化的日本就只能逐步加深对中国的依赖，如此“中日友好”才能具有真实的内涵和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必须谋求与美国“共管日本”的根本原因。
中美“共管日本”如何成为可能
笔者认为，既然“联日制美”难以取得成效，那就应该顺势而为，从政治、经济及军事层面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与措施，将中国对日关系调整为“联美制日”，进而在亚太战略层面达到“压日制美”的战略目标。首先，在政治层面，如果日本再度提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中国不必如05年那样正面抵制，只需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担负“维持世界和平及安全”的重大责任，如果一个国家自己领土上还驻扎着外国占领军，如何能够“维护世界和平”？如此即将矛盾转回美日之间，让美国出面拦下日本，日本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企图也就“好梦难圆”。同理，若日本政府继续推动修改由美国一手经办的“和平宪法”，中国则不必理会，只需“提醒”国际社会那是美日两国之间的事。
其次，在军事层面，中国必须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严格监管日本的核武意图，一旦发现蛛丝马迹，即比对朝鲜核问题及伊朗核问题的先例要求国际原子能组织对日本进行核查，同时积极要求美国予以配合，坚决封堵日本追求核武的野心。只要日本不能拥有核武，无论其常规军力如何强大也不足为患。若美国不顾一切公然玩弄双重标准推动日本核武装，中国则一面（最好能够联同俄国）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作为反击，一面应坚决在外交及经济方面打压日本，同时仿照美国政策大力推动国际社会对日实施全面制裁。
最后在经济层面，中日经贸在中日关系里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目前中日经贸“互惠互利、谁也离不开谁”，因为“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而中国则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在事实上，中日两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其实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而形成“同质竞争”。众所周知，日本的经济发展极端依赖海外资源与市场，一旦丧失海外资源与市场，日本经济必然崩溃。在20世纪以前的农业社会时期，中国还可以号称“地大物博”，但进入工业化社会以至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归属于资源短缺型国家；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两头在外”加工出口贸易发展模式，致使今天的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0％以上。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不缺资金和技术，缺的同样是国际的资源与市场，此一状况决定了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必然形成难以“互利”、无法“共赢”的同质竞争局面。同时，如果中国在中日双边经贸里总是扮演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的角色，而让日本总是占据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地位，不仅严重阻碍和窒息了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还会导致中国永远处于“为人打工、替人卖命”的全球经济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在07年2月提出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1年里，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依赖是一条下降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则是一条上升线。显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因素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由衰退低迷转而实现复苏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已有足够条件和实力对日打出具有战略遏制性的“经济牌”。因此，鉴于当前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对华及对美政策，中国方面有必要采取加大限制对日出口资源、逐步收紧对日开放市场、以及与美国联手推动日元升值的经济手段（此前中国已经开始限制稀有金属等战略矿产的对日出口，而身陷次贷危机的美国亦不会愿意看到日本经济再度膨胀），力求抓住日本经济的要害，如此才能达到弱化日本的目的。
结 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加上美国面临军事困境及日本陷于政治困境*，东亚地区的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就为中国谋求实现与美国“共管日本”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日前，虽然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特意把美国作为就任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却难掩日美两国之间日渐突出的各种矛盾与难题。随着德法两国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地位的上升，美欧同盟的复活更加反衬出日本地位的没落。日本驻美大使加藤良三近日表示，日美关系的现状是他“自2001年赴任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亦提出了以“美中”为主轴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构想，预示着日本影响力今后将会不断被削弱。因此，中国对日外交应该化被动为主动，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毫不手软地主动出击，力争在东亚地区促成与美国“共管日本”的战略态势，真正实现“维护中日友好”的战略目标，并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掌握东亚地区的战略主动权，切实有效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及民族利益。
07、11、21、
*注：请参看笔者《日本正在陷入国家战略发展困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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