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评
陈学明
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体系，包括议会制、普选制、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这种政治体制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有其进步意义。问题在于，时至今日，这种政治制度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仍然具有进步意义吗？它是富人的专利品，还是能为所有人民群众所用？对此，西方的左翼思想家尽管不可能作出十分深刻和正确的回答，但透过他们对当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评，我们还是可以大致了解到这种民主制度的端倪。
一
福山对西方世界的称颂，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称颂。于是，德里达集中剖析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说：“还有必要指出议会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处于如此少数孤立的状态吗？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称之为西方民主制的东西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功能不良的状态吗？选举的代表制或议会生活并不是惟一－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被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机制所扭曲，但是它在一个极度混乱的公共空间中的动作己越来越艰难，这种混乱不仅是由电视技术的传媒工具、信息与通讯的新节奏以及各种设备和后者所代表的各种势力的速度造成的，而且和因此也是由它们所挪用的各种新模式、它们所产生的事变和事变的幽灵性的新结构造成的。”在这里，德里达不仅指出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正处于“孤立”和“功能不良”的状态，而且认为这种状态不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内在原因——其自身产生的新结构所致。
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实行干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推及整个世界的主要方式。德里达为了揭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的实质，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话语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人权话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只要市场规律、‘外债’、科技、军事和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还在维持着一种实际的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和在人类历史上今天比以往流行范围更广的不平等同样的可怕，那种人权话语就仍将是不合适的，有时甚至是虚伪的，并且无论如何是形式主义的和自相矛盾的”。德里达愤怒地说道，福山等“新福音”的鼓吹者声称地球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人类将永远也不会有暴力、不平等、排斥、饥饿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压迫的影响，这是十分虚伪的。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历史终结的狂欢中欢呼自由民主制的来临，不是庆祝‘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宏大的解放话语的终结，而是让我们永远也不要无视这一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事实的存在，它已经构成了不可胜数的特殊现场：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在绝对数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德里达还提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债务问题之存在，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权。他说：“……所有关于民主的问题，所有论及人权、人类的将来等等普遍性话语的问题，都只会引起一些形式上的、具有正统思想的和虚伪的托词，只要‘外债’还没有以尽可能负责任的、内在一致的和系统的方式正面地看待。借助于这个名字（指 ‘外债’），借助于这一象征性的形象，我们正在指明一般的利益，并且首先是资本的利益，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亦即在全球市场中，这种利益将大多数人置于它的桎梏之下，以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制约着他们。”德里达说得十分清楚，“外债”不除，资本的利益必然将大多数人的利益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实现民主和人权只能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
在福山眼里，处于民主体制之下的美国和欧盟国家是当下人类的乐园，是人类向往已久的理想社会模式。德里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都没有达到普遍国家或自由民主国家的完美状态，甚至还没有接近这一状态”，因此，福山用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作为样板，来说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间的天堂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他这样说道：“人们怎么能够忽视今天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以及在欧共体内部所进行的经济大战呢？人们怎么能够对关贸协定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保护主义的综合策略每天都在引起的冲突忽略不计呢？更不用提与日本的经济大战、富国与其余国家之间发生的种种贸易纠纷、贫困化现象、‘外债’的穷凶极恶、《共产党宣言》里也谈过的‘生产过剩的单瘟疫’和在文明社会里发生的‘货币野蛮状态’等等之类了。”德里达认为，只要借助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就不难看清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之中。德里达指出，现实的自由民主制度与福山称道的大相径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因而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本质特性。他说：“现实中自由民主制度的失败，表明了事实与理想本质之间的断裂，但说这种断裂只存在于这些所谓政权的原始形式、神权统治和军事独裁之中，是太轻率了……。这种失败与断裂也先天地由于其定义而成为所有民主、包括最为古老和最为稳定的所谓西方民主的特征。”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能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哈贝马斯希望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在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能否得到坚持和发展？”这就是说，他要人们思考：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全球化的态势下是否还有前途？当然，他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转引霍布斯鲍姆“用晚期浪漫派的笔调”所写下的一段话来表述他对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民主制度前景的看法：“短暂的20世纪结束了，却留下了一堆问题，没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声称能解决这些问题。世纪末的人们在全球性迷雾中为自己开拓出了一条通往第三个千年的道路，他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已经结束了。其余的，他们一无所知。”他指出，最晚从1989年开始，人们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感受到世界已经太平，前途无比光明，人们还是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惊恐与不安之中，还是被一种失望和受挫的情感所笼罩。在他看来，关键在于，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等阶层”的社会环境正日益恶化，而这一“下等阶层”日益恶化的社会处境乃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团结趋势”的根源之所在，“这种不团结的趋势必定会危害到自由的政治文化，而民主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普遍主义的自我理解上面的”。他强调，“多数决定有的只是一种形式正确性，它如果只反映地位下降威胁的阶层对其地位的担忧和捍卫，也就是说，如果只反映右翼民粹主义的观念，就会对程序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构成侵蚀。”
哈贝马斯与德里达一样，也对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当有人问到他如何看待由苏东剧变而来的东西方对抗的结束时，他表示，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但“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哈贝马斯指出，近代思想家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的建立就是历史的终点，马克思却发现这不过是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的这一断言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适用的。他说：“资本主义第一次对于兑现共和主义的关于全体公民平等的许诺，没有加以阻碍，而是使之成为可能。民主的宪政国家确实在如下意义上保障平等：每一个公民拥有同等的机会使用他们的权利”；“然而当看到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眼前默默地增长的时候，不免使人想起 Anatole France的一句话：人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一切人都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在哈贝马斯看来，目前西方的民主的宪政只是保障每一个公民拥有同等的机会使用他们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最后带来的结果便是：一切人都拥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当人们看到无家可归者在眼前默默地增长的时候，也应当像哈贝马斯那样反思一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及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联系。
二
人们总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这种民主最鲜明地体现在新闻自由上。但是在乔姆斯基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新闻媒体有着严格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某一事件在被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必须经过五个层面的“过滤”，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民主”控制。
（1）把大多数没有钱的人的东西“过滤”掉。新闻媒体是需要大量投资的，就报纸而言，自由市场的竞争、利润的驱动，造成了一种“越来越强调读者群”的趋势，再加上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成本的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是无法进入新闻媒体这个圈子的。一个事件是不是加以报道以及如何报道，完全取决于掌握媒体的有钱人。反映工人阶级声音的报纸只好退出竞争。乔姆斯基指出，从媒体进入市场以来，集中化和集团化就意味着“持股人、董事们、银行家们关注赢利底线的压力强大无比”。媒体机构“在银行家、机构投资者和大型个体投资者面前，失去了部分本来就有限的自主性”，因而后果必然是“媒体巨人……和公司社会里的主流势力关系日益密切”。
（2）把不能带来大量广告收入的东西“过滤”掉。现在的西方媒体越来越依赖于广告收入，广告商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媒体的生死存亡。具体地说有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一些新闻媒体的形式之所以吸引大批受众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有大量的广告收入；反过来说，广告收入的巨大作用将会越来越助长那些能够吸引大批受众的媒体形式，没有一个电视节目能够在不吸引观众的前提下获得广告支持。“当社会……已经获得极大的进步时”，大众报纸“却退步到旧的文化风格”，“运用一切能够简化感官刺激，掩盖个人人格的东西”。第二，工人阶级和激进媒体受到广告者的政治歧视，“广告看重的是那些有钱购买的人，因此政治歧视已被嵌入到广告配置的结构当中去了”。
（3）把非政府的“非客观”的东西“过滤”掉。媒体打的旗帜是提供可靠的信息。这一点正好被那些政府和大公司所利用。来自政府和大公司的信息总是显得那么可靠，于是媒体就可堂而皇之地作连续的“客观”报道。而正因为已经持有了大量来自政府和大公司的“客观”的信息，新闻媒体也就来个顺水推舟，即不再花钱去寻求真正客观的信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非政府、非大公司的真正客观的信息就被媒体置之度外了。
（4）把不承受压力的东西“过滤”掉。实际上，西方的政府和大的公司对新闻媒体一直在施加压力。面对这些压力，媒体的基本态度就是屈服与迎合。也就是说，媒体只能按照政府和大公司的意愿行事。乔姆斯基认为，在这种压力下，媒体“反映资助者的权力”。而其他大量的信息媒体是不承受压力的，不承受压力的东西反而被置之不理。
（5）把“共产主义”的东西“过滤”掉。乔姆斯基认为，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新闻媒体最有效的“过滤”机制。只要一种东西被视为对国家统治者的财产利益产生了威胁，就把这种东西当作“共产主义的”或“亲共产主义的”加以封杀。这种东西就不可能以客观的形式见之于新闻媒体。乔姆斯基指出，在苏联垮台以后，作为“过滤”机制的“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反独裁国家和敌对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只要一种东西有损于美国统治者的利益，就会被扣上与独裁国家和敌对国家有干系而加以封锁。
在乔姆斯基看来，贯穿于上述五个层次的“过滤”的主线是“媒体服从于国家和公司权力的利益”，国家和大公司相互勾结在一起，共同主导着媒体支持现行权威，限制争论和讨论。那为什么西方的新闻媒体还会给人以民主、自由的印象呢？乔姆斯基认为，这主要在于人们往往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在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媒体、公司和国家统治者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拿商业部门来说，因其规模的不同而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无疑，商业部门中那些最有实力最有权势的成分与国家统治者和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部分商人充分认识到了国家对他们的有用之处，认识到了国家在推动私人积累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怎么不会与政府站到一起呢？与此同时，乔姆斯基又提出，政府官员、媒体与公司精英三者之间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之间会时常出现不一致从而会在媒体上争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被这些争吵所迷惑，以为这些争吵的存在就表明媒体的民主与自由。实际上，所有这些争吵都是围绕着“采取何种最好的措施达到共同的目标”所展开的争吵，根本说明不了媒体是自由的、民主的。
乔姆斯基用以下两个事实来说明美国新闻媒体自我标榜的民主、公正、自由、客观的虚假性。
（1）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一般人都认为，对越南战争的报道充分反映了美国媒体的客观性与自由。当时，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不仅登载支持美国参战的言论，也刊登了不少反对越战的言论。据说媒体因此扭转了美国公众对待战争的态度，从而导致了美国的战败。然而乔姆斯基并不这样看。他强调，在越战当中，媒体整个接近了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的干预是对共产主义侵略的防御。美国的媒体根本就不承认美国侵略了越南，而是认定美国有权干预，在这一点上美国媒体的立场是一致的。随着美国无法快速赢得胜利的事实日益明显，就出现了反对意见。但是，政府和媒体的鸽派人物反对越战并不是反对侵略，并不是建立在对美国打这场战争是无理的认知上，而只是基于经济和生命的代价太高使美国无法承受，反对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其实，当时的美国的媒体也只是在这一限度内允许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是民主、公正与自由吗？
（2）美国媒体对波兰牧师杰西•波比鲁斯科被波兰警察杀害和对拉丁美洲各地区官方参与的100多名宗教工被害的不同态度。前者发生在1984年，杰西•波比鲁斯科是被当时的“敌对国家”杀害的，那时的波兰属于共产主义阵营。后者发生的时间与前者差不多，这100多名牧师是被具有官方背景的人杀害的，受害者中有7位还是美国公民，其中4位妇女是先被强奸后被杀害。乔姆斯基发现，按照文章和新闻的标题、内容篇幅、首页或头条、社论文章等方面的数量标准，美国媒体对前者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后者的关注。对前者的报道，语气是如此激烈与充满愤慨，而对后者的报道，语气又是如此平淡与冷漠。这哪里有民主、客观和公正可言？
乔姆斯基认为，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的实际操作来看，非常明显的是在那里正在实施“思想控制”。而借用新闻媒体来实施“思想控制”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惯用伎俩，其关键步骤就是：“把语言夸张、滥用、曲解，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标。”美国政府精于此道，政府非常了解，“控制新闻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真相’，或者用足以称得上所谓官方的消息铺天盖地地占据版面，从而迫使其他的新闻被推迟或干脆被取消”。这样一来，“不停的重复……就把主义……变成了既成的真理”。美国的新闻媒体也精于此道，他们不仅知道如何无尽地强调某一话题，而且也知道如何用煽动性语言来达到这一目标或那一目标。“对于某一事件解释的不停重复，将使任何挑战现有解释的声音变得微不足道，难以解释。”
面对西方国家的新闻控制，西方的“多元主义传统”常常这样加以辩护：属于“受众”的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有选择的”、“应答的”和“主动的”主体，这就是说，受众者面对新闻导向完全可以选择拒斥或者接受，从而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实施新闻控制，而在于受众者是否接受这种控制。对此，乔姆斯基驳斥说，个体“选择”、“应答”和“主动”，均取决于他的阶级身份。对于个体来说，成为“选择的”、“应答的”和“主动的”有什么意义？用这种说法是揭示不了受众者与媒体之间的真实关系的。真正该提出的问题是，受众中的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使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应答”被媒体所接受？应该说，乔姆斯基的驳斥是十分有力的，问题不在于受众者有没有选择权这一空名，而在于他一旦做出了某种选择，媒体能接受这种选择吗？媒体能反映这种选择吗？媒体能把这种选择报道出来而加以支持吗？在乔姆斯基看来，研究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从思考这些问题入手。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揭露了美国新闻媒体只为富人服务的反民主趋势。麦克切斯尼分析说，根据西方民主体制理论，一个民主社会的新闻媒体，它应当具有这样两种功能：第一，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当权者和期望当权的人的行为进行严格真实的报道，这就是履行监督功能；第二，对当今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和进行广泛客观的阐述。任何一个社会倘若没有能同时兼有这两种功能的新闻媒体业，这个社会就称不上是一个自治民主的社会。按照这样两个标准来衡量，美国的新闻媒体制度是一个令人可悲的失败的例子，美国的新闻媒体对当权者的监督是那么的软弱无力，而对当今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可供大众参考的意见方面又是那么的麻木不仁。麦克切斯尼一针见血地指出，总而言之，美国的媒体制度“所显示的是一种反民主的力量”，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美国的媒体“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主而存在的，而是为少数大公司和投资者们谋得最大利润而存在的”，可以说，它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从而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媒体中看到“我们时代的核心矛盾：多数人的民主权利被少数有权的人的个人私利所破坏”。美国的新闻媒体业自我标榜是“中立的”，“独立于政治影响之外”，而且这一点甚至写进了美国的宪法。但实际情况是，随着印刷出版费用的降低、人口的增长以及作为新闻媒体业的收入的主要来源——广告业的兴起，新闻媒体业逐渐成为一部可以源源不绝地产出利润的机器。这样一来，新闻媒体业也就成了一种商业，从而也就成了只有少数富人才能占有的领地。这些占有新闻媒体业的投资者和经理们在这一非竞争的市场上完全把公众的利益置之度外，而为所欲为地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
纵观美国新闻媒体业的历史和现状，这一行业一旦控制在少数人手中，马上带来三方面不可弥补的缺陷：第一，在新闻选择上，总是把政府官员和著名公众人物的事务作为正当的新闻。报纸常以政界和商界要员的言论作为新闻的导向，这必然使新闻报道带有官方和主流社会的倾向；第二，强调只有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才予以报道，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环境质量等，往往以不具有新闻价值为名排斥在报道的范围之外；第三，悄悄地向读者、听者和观者灌输媒体拥有者、广告商的商业目的，以及对有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有利的价值观。
麦克斯切尼回顾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新闻媒体所经历的两个阶段，认为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美国的新闻媒体的基本特征都是反民主的。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时期，美国的新闻记者表面上都有比较独立的新闻报道权，但这种权力实际上是虚假的。那个时期在职业新闻领域里，存在着一个普遍认可的原则，那就是：仅占美国人口的1一2％的、控制着大部分资本并且管理着最大的机构的美国的显贵们，只要他们在某一问题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那么就应当以此作为既定事实来加以报道。例如，这些美国的显贵们可能对某些具体的细节问题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致同意美国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强其军事和资本的利益，于是美国的新闻媒体就大肆宣扬美国有权侵略它想侵略的国家。再如，“自由市场”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美国的显贵们都认为是有联系的，于是美国的新闻媒体就把市场概念的传播看作和民主概念的传播一样重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新闻媒体连这种表面上的自主权也不要了。新闻媒体的职业自主终于成了一个空壳。由于政府放松了所有权的管理和新技术的运用，大型媒体联合体在经济运作上已成为可能。当今的美国，七八家大公司主宰着美国的新闻媒体业。另外大约还有15家左右的公司和这七八家大公司一起构成了美国的新闻体制。大商业集团想从新闻媒体业中获取像他们在电影、音乐等娱乐业中所获取的一样多的利润，于是他们就采取种种手段来促使新闻媒体业更加适合广告商和母公司的要求，这些手段包括：解雇新闻记者、关闭某些编辑部门、使用更多免费的公共关系素材、偏重报道高层消费者和投资者感兴趣的新闻等。从这里，美国的新闻媒体已走上了赤裸裸的反民主道路。
美国的新闻媒体的反民主本质主要体现在其只为少数富人服务，而完全不顾广大穷人呼声这一点上。在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的新闻媒体已沦为美国少数富人向穷人进行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麦克斯切尼用详尽的事实对此加以说明。
在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发行量中等以上的报纸都有专职负责劳工报道的记者，有的甚至有几个专职记者。“如今，整个新闻业也才有不超过10个负责报道这方面问题的专职记者，特别是有关工人阶级经济问题的报道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与此相反，在过去的20年中，新闻报道越来越定位于只占人口 1／2或1/3 的富人身上，这就非常自然地形成了所谓的主流新闻和商业新闻。”近期美国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在整个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里，占 60％的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降低或没有发生变化，而富人的财富和收入却迅速上升。到1998年止，如果不把房屋拥有权计算在内，占人口 10％的富人拥有全国净值的76％，而这其中的一半多净值归最富的1％的人所有。处于底层的60％的人口只拥有极小部分的财富。美国的新闻媒体对这些穷人完全熟视无睹，而把报道集中在少数富人身上，“在新闻材料筛选及加工中带有阶级偏见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押囚犯的比率在加速增长。美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而囚犯人数占世界囚犯人数的25％。这其中近90％的囚犯是因非暴力原因关押的，而且这些囚犯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社会底层。其实并不是穷人比富人犯罪更多，而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对穷人不利。正因为美国的监狱中关押的是这样一些为媒体拥有者、广告商、记者和高消费层的消费者尽量想避免接触的人，从而新闻报道也就很少光顾他们。穷人，特别是在押的穷人已从富人的视线消失了，“也几乎从媒体中消失了”。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以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举行的会议。与对小约翰•肯尼迪飞机失事的不分昼夜的全方位报道相比，美国的新闻媒体对上述示威活动的报道非常苍白和微不足道。即使有一些报道，也都集中在对示威活动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的揭露上。当然也出现了极个别的公正报道这些示威活动的文章，但它们完全被淹没在了大量为资本主义叫好的文章之中。美国新闻媒体的屁股究竟坐在哪里这不是看得非常清楚吗？
麦克切斯尼认为，对于美国新闻媒体的反民主本质，实际上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心知肚明的。正因为如此，他作为一个左翼思想家，从不指望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能反映他的观点，因为即使反映了也因遭歪曲而变得无意义了。有人提出，随着国际互联网的联合媒体制度的产生，可以改变这种局面。麦克切斯尼奉劝善良的人们不要对此抱有幻想。他说：“在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仍然是被那些媒体联合体的拥有者们所掌握着。这些人的权力不仅仅只是基于技术的能力，而且来自于政治上的权力和经济上的能力。”他强调，如果美国的新闻媒体体系“仍然是一个由作为美国金融业象征的华尔街和作为美国广告业象征的麦迪逊大街所掌握的体制，或者是由媒体拥有者所掌握的体制”，那么，“我们就无法想象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
赛义德则指出，美国的新闻媒体反复鼓噪的是这样两个主题：第一，美国社会是一个创新的社会；第二，美国政治生活是民主实践的直接体现。他以1991年美国国家艺术馆题为“作为西方的美国”的展览为例来说明美国的“民主实践”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展览是由政府资助的。这个展览用其展品将对西部的征服和将它并入美国的过程变成了一曲颂歌，把征服的实际过程和对土著美洲以及环境的破坏掩盖掉了或浪漫化了。只是由于在19世纪美国绘画作品中有印第安人的形象，由于有印第安人形象的作品与其他作品挂在同一面墙上，由于在旁边还附有描述印第安人在白人手中被贬低的解说，就惹恼了美国国会议员。他们认为这种不爱国的或不够美国化的歪曲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一个作为政府资助的展览，更不能展出这样的东西。而美国的专家、教授和记者们也纷纷发表言论，认为这是对美国“惟一性”的中伤。赛义德借此评论说：“美国作为一个由多种文化组成的移民国家，它的公共话语的受控制却比其他任何国家来得严厉，它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国家表现成一尘不染，要更紧密地围绕在一个天真、胜利铁幕下的主流话语的周围。这种把事物美化和简单化的行径使美国脱离了其他的社会和人民，也因此而使自己倍加孤立。”美国所实施的文化战争充分暴露出其推崇的民主的虚假性。赛义德说，在美国，“可以使任何人说任何话，但是，所说的一切或是被吸入到主流中，或是被排斥到边缘上去”。
在赛义德看来，美国政府所说的民主实际上是推行文化控制，而其借助于文化来控制国内，进而征服世界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实行如此大规模的干预，并且能得逞。正因为美国的这种文化政策得逞了，其外交政策也得逞了。“外交政策的行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从而也就史无前例地可以免于公众的监督。”公众无法逃避新闻媒体的控制，加上有效的意识形态的配合，“使得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帝国主义态度保持了连续性”。“美国政策获得了与其宗旨完全吻合的主流文化的支持：支持那些专制的民心尽失的政权，支持对敢于抵抗美国盟国的殖民地反抗力量的暴力行为施加更大的暴力，支持对合理的民族主义采取持久不变的敌对态度。”
赛义德认为，当今在西方世界特别在美国有一句非常流行的日号，即“使世界更加民主”。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建立世界新秩序为名，来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野心，这是当年追求统治全球的宗主国曾使用的伎俩，而当今的美帝国主义再次祭起了这一“法宝”。他强调，面对“使世界更加民主”这一口号，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这一口号所表达的是“帝国主义式的仁慈”，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欺骗性和伪善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企图在这一口号下实现自己的霸权的野心最终是必然要破产的。他反复陈说的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下述几层含义都值得人们回味：当今的华盛顿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决策者都持有帝国主义式的仁慈——“使世界更加民主”：这一愿望是必然要失败的；而如今美国政府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尚未认识到，它还将继续把这一愿望强加给全世界：这一愿望之所以必然失败，关键在于这一愿望是其出于本性伪造出来的。
阿明也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核心内容是，宣扬他们所干的这些征服和扩张行径是为了民主，所以要揭露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本质，关键在于要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究竟给民主带来什么。他强调，对发展而言，民主是绝对必要的方面。但他同时提请人们注意，把民主视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似乎只是最近才被广为接受。以前，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东方国家或者南方国家，民主都被认为是“奢侈品”。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阶级普遍接受的信条是，只有在解决了社会物质问题以后，民主才会到来。美国正是根据这一信条，为其支持拉丁美洲军事独裁者辩护。但是现在这一信条一夜之间被颠倒过来了。现在世界各地，官方几乎每天都在谈论民主问题，那些渴望获取援助的国家，往往以拥有民主合格证书作为从富裕的大国获取援助的“条件”。
认为只有在解决了社会物质问题以后才能享受民主肯定是错误的，民主是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获取民主？阿明认为，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到处宣扬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与民主天然一致的观点，似乎它们推行全球化，即把西方的市场制度推及整个世界，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民主，而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西方的市场制度也就是接受民主。阿明所致力于驳斥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在他看来，只有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才能认清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实质，进而认清西方国家热衷于全球化，向全世界推行市场制度的实质不是要输出民主，而是要实施霸权主义。
阿明指出，民主原先只是给那些既是公民又是企业家的人的权利。也就是说，只有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才拥有民主的权利。但后来民主权利向其他公民扩展了。这一扩展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结果，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体现。恰恰相反，这些权利是该制度的受害者逐渐赢得的，是他们向该制度斗争的结果。但必须看到，民主权利的扩展必然带来这样一个严重问题：作为该制度的受害者的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市场为他们准备的命运之间的矛盾通过民主投票表现出来了，这使得该制度出现了不稳定甚至爆炸的危险。至少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和可能性，即受到质疑的市场不得不服从于社会意志，而这与资本利润最大化是不一致的。换句话说，对一部分人（资本家）而言存在风险，而对另一部分人（工人公民）而言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即市场受到调控而不是严格按照市场单方面的逻辑运作。这说明，市场与民主非但不一致而且还存在着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改变市场的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准则，以适应由民主显示出来的社会意志，或者把民主形式化和虚无化。阿明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主要偏向于前者，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市场经济，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实际上已转向后者，即通过强化市场来掏空民主。阿明指出，现在的实际情形是，“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从表面看，你拥有民主，你可以以你所喜欢的方式自由投票，但实际上这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你的命运决定于他处，决定于议会之外，决定于市场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完全从属于市场，市场越是强大，市场越是形式化。在一切由市场决定的社会里，民主又有什么用呢？阿明斩钉截铁地指出：“从一开始，民主与市场‘天然’一致的理论就包含着危险。它假定一个社会与它自身是协调的，这个社会不存在矛盾，就像一些所谓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但是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已经产生了空前规模的不平等。市场与民主一致的理论今天只是纯粹的教条，是虚构政治学的一种学说。”他呼吁人们“再也不能接受被普遍宣传的所谓民主与资本主义一致的观念”，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资本主义推行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潜藏着专制主义”。
阿明还要人们充分认识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另一核心，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害以及与民主的相互关系。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在前现代社会中，这一矛盾是通过社会对个人的否定和驯服而克服的。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里，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了：现代性通过个人的权利来表明自身，这种权利甚至是与社会相对抗的。阿明强调，不能太看高这一颠倒，实际上这一颠倒只是解放的前提条件。关键在于，它同时也释放了个人之间互相争斗的潜能。资本主义伦理观的要旨是崇尚“竞争万岁，让强者获得胜利”。这种伦理观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如果没有限制性因素，那么个人权利这种单方面的意识形态就会产生恐怖和专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是通向民主，而是直达专制。只是这种专制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主义，阿明把它称为“软专制主义”。他指出：“‘软’专制主义正是美国的一贯特征。”
阿明这里所做出的两个基本判断，即“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是通向民主，而是直达专制”，值得深思。
戴维•施韦卡特指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原先对民主的追求没有对自由的追求那么迫切，因为他们一直担心大众会利用其民主的权利去冲击富人的财产。在他们看来，财产是自由的防波堤。他们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还能负担得起一人一票的选举吗？我们是如临深渊呀！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却陷入了“民主狂热”之中，他们看到了民主对于倾覆共产主义具有号召力，并且大力宣扬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与民主制度相容。施韦卡特则要推翻这种观点，力图证明“认为民主只能在资本主义下才能运作，这种观点经不起检验”，强调“自由放任主义和民主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头政治制度。从表面上看，这一制度会让所有的问题都进入民主的程序加以决定，实际上许多问题都会被从自由讨论的领域中剔除。由于资本家具有控制权，从而他们不会把涉及经济变迁等重大问题放到民主的程序之中，他们试图“从投票箱中排除出去的基本议题，亦即他们用抽象努力把它变得晦涩难解的议题，就是总会引起他们深度恐惧的问题”。施韦卡特注意到，资本主义辩护者对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的推崇主要是对其选举制的推崇，于是他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选举制是不是真正体现了民主。他指出，这种民主选举真正要做到民主，其选民必须是独立自主的选民，而选民要做到独立自主，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成员必须获得对将要通过政治程序决定的议题相当了解，并在贡献他们的解决方案时保持合理的积极性；第二，一定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有特权”的少数人阶级。“简单地说，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选民非常了解情况并表现积极，而且不会被少数特权阶级限制言论。”可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个条件都不可能满足。因为多头政治不是民主制，所以自由放任主义从来也没有满足过第一个条件。至于第二个条件，只要看一下那些有钱的生意人在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可知道能否满足。那些有钱人，由于他们拥有财富，从而他们可为政治竞选提供很多经费，而且在代表特殊利益方面，他们也组织得很好，他们接近政府官员特别容易，而且往往在政府上层有代言人。这就是说，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下，“财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提高让正式的民主程序反映有钱人利益的可能性”。施韦卡特非常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自由放任主义（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政府只有将实业阶层的利益视为特权，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用大实话来说，有利于实业阶层的就是有利于国家的，实业阶层一感冒，其他人都得跟着咳嗽。”
施韦卡特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确实是一种注重于民主的制度，那么它的对外政策也应贯彻这一民主的原则，但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反共高于民主的对外政策。施韦卡特以20世纪在国际上发生的铁一般的事实来说明，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真的是一种民主的制度的话，它就不会这样做了：不会出于反对革命的需要而于1918年出兵俄国；不会如此看好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也不会如此蓄意地支持希特勒的“经济复苏”计划；不会支持中非和中美洲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家长式独裁统治；不会支持中国蒋介石的腐败统治；不会支持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企图重新控制印度支那的举动；不会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裂朝鲜或者南方极右势力上台，因而可能避免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会在1953年发动推翻伊朗政府并扶持伊朗国王上台；不会在1954年策划破坏危地马拉的民主进程，并在当地以及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鼓励推行军事统治；不会反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因而有可能避免越南战争；不会反对南非黑人解放斗争；1965年，当印度尼西亚军队夺取了政权并大肆屠杀了10多万“共产主义分子”时，不会站出来粉饰太平；不会支持和纵容20世纪60－70年代，在南非大部分地区建立的空前野蛮的军事统治；不会抱着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不放，从1972年开始，直到1986年他日薄西山；20世纪70年代，尼加拉瓜、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区推翻了人民憎恨的统治者或者殖民政权，不会在这个时候资助反对初生的民选政府的血腥暴乱运动；不会至今念念不忘颠覆古巴这个拉丁美洲惟一消灭了饥饿和无家可归现象的国家。施韦卡特认为，上述远远没有囊括全部，但列举的这些已足以说明，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真的奉行民主的话，那么20世纪的世界将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我们评述了7位西方左翼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评，这7位思想家，均被公认为是当今在思想学术界执牛耳的思想大师。在浩如烟海的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著作中，我们之所以只选择了这7位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只是为了突出他们的批判的权威性。我们希望人们看了他们的论述，能自然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连这些思想大师也如此看待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一制度难道还值得我们高唱赞歌、亦步亦趋地加以效法吗？这些思想大师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批判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集中揭露这种民主制度的所说的民主的虚假性，集中揭露这种民主制度只为少数富人和统治者服务的本质。他们在批判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同时，深怀着对真正能为极大多数服务的，即不是作为富人和统治者专利的民主的憧憬。当今我们中国人民渴望民主，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民主的制度，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时，千万不能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作为楷模，而只能部分吸收其真正有益的东西。这是我们原原本本地把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批评介绍给大家的深刻用意之所在。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8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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